1854年，也就是刚加入湘军不久，胡即升任四川按察使，旋改湖北按察使；1855年升布政使，两个月后升湖北巡抚。而曾国藩仍然原地踏步，级别甚至一度从正二品降为三品，而且始终只是一个空头名号，没有地方实职。

1．权力就是越想要越得不到的东西（5）

有人说，朝中重臣多是满人，对汉人历来有防范之心。那么，胡林翼就不是汉人吗？防范曾国藩这个汉人合情合理的话，那么不防范胡林翼就怎么也说不过去。

这其中奥妙，估计与胡林翼的世家关系这一背景有关。在京城，胡林翼既有父亲胡达源的故交，亦有岳父前任江督陶澍的旧友。而曾国藩在京的关系除了师生之谊外，别无他人。朝廷出于匹夫登高，应者云集的顾忌，不授予曾国藩实权，为什么对他此时的部属却没有这个顾忌呢？我想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曾国藩的身世，朝中无人说话。

曾国藩长时间的虚悬客寄，使他已看出是朝中没有人支持自己。相反，若不是朝中有人从中阻梗，他怎么可能反复申述的地方实职朝廷偏偏吝给呢？

曾国藩于1857年丢下江西那个烂摊子，以父丧为名跑回湘乡，廷旨仅准假三月，随即迭次催促，命其重返江西前线，而所给之职，仍是“署理兵部侍郎”。曾国藩于是只好公开要权，于六月六日连上二摺，一是开兵部侍郎之缺，二要“位任巡抚”，否则便坚不出山。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顾江西军事的困境，仍然不肯答应他的请求，令人颇为不解。难道朝廷真的就怕曾国藩一人？此时的胡林翼手下亦有重兵。咸丰五、六年间，在曾国藩的指挥下，罗泽南、李续宾等湘军主要将领都在援师湖北，不久杨岳斌所率水师亦被派往胡林翼身边。在曾国藩委军奔丧期间，胡林翼成为湘军实际上的领袖，难道朝廷就不怕胡林翼？而且，在曾国藩退居幕后的这一年多里，湘军在江西的局面反而有了很大的改观。

后来，胡林翼借口浙江危急，奏请起用曾国藩督师赴援，朝廷仍然不许，而命胡林翼亲往浙江，这更令人不解。究竟是何原因使得朝廷对曾国藩如此忌惮？难道朝廷能够预知曾国藩一定会成功？

胡林翼托词整顿槽粮，没有从命，为曾国藩的再出留下伏笔。咸丰八年五月，胡林冀巧妙设计东征之策，援浙一路，显然非曾国藩莫属，朝廷只好再次起用曾国藩办理浙江军务。

然而，复出后的曾国藩仍然只是一兵部侍郎虚衔，曾国藩也只是朝廷眼中的“消防队”大队长，时而援浙，时而救闽，时而赴川。反正哪里“着火”，朝廷就派他去哪里。

明眼人此时都能看到胡林翼于湘军的作用。胡林翼也在竭力策划为曾国藩谋一地方督抚。他们借朝廷以“消防队”视之的情形，先是谋安徽、继而谋四川。咸丰九年五月，胡林翼借石达开逼近四川之机，给湖广总督官文写了一封长达3000字的密信，列举了8大理由，诱说官文密荐曾国藩取代新任川督黄宗汉。信中，胡林翼不惜­肉­麻地吹捧官文之“心术德量”可比陶澎、林则徐，又以陶澎密保林则徐相比拟，最后直接要求官文在密摺中须“­精­心结撰”，“尤以必得总督为要”。可是朝廷看了官文的官摺，仍然不肯授予曾国藩川督之职，只是令其率军入川。

这样一个结果更不利于曾国藩。胡林翼又随即怂恿官文具奏，再上留曾图皖之计，曾国藩这才免于入川作战。

咸丰十年夏，杭州、常州、苏州相继落入太平军手中，朝廷四顾无人，只得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逾月实授，又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带兵七年，艰苦备尝，终于熬出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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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1）

和获江督之前曾国藩苦苦谋权不同，获江督之后的曾国藩，办事顺手，功勋颇著，权力也越来越大。

咸丰死后，同治即位，在两宫太后的垂帘听政下，曾国藩的处境发生了根本变化。

不仅曾氏的要求基本予以满足，连他对部下的保举，也基本上是照单全办，而且还让他节制四省，东南半壁江山尽在曾氏掌握。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皇帝就不再害怕而防范曾国藩这个汉人了呢？

难道仅仅是因为换了一个皇帝的缘故吗？

显然不尽是。曾国藩遭遇的变化，其实正是朝中政治角斗的反映。

这里有一个人物，本书中一直没有提到，他就是穆彰阿。

穆彰阿（1782～1856），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嘉庆十年（180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历任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尔后深受道光帝的信任，由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两署漕运总督，继授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1828年授军机大臣，蝉联十年，十年后又升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凡二十余年。1836年由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

《清史稿》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有人则说他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

1838年，曾国藩参加进士考试，穆彰阿即为总裁，曾国藩即成为穆的门生；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穆彰阿为总考官。自此，曾国藩与穆彰阿的关系开始亲近。曾国藩也因此得以依人而起。

然而，1850年，道光帝驾崩，咸丰即位，帝师杜受田等乘时而起，穆党应声而倒。

杜受田（1788～1852），字芝农，清滨州旧城里人。咸丰皇帝之师。家世显赫，久有“书香官宦门第，进士多人之家”，“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之称。

道光三年杜受田会试第一，殿试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后为山西学政。道光十五年特召进京，直上书房，作道光第四子奕詝老师。后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实录馆总裁。咸丰即位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道光一共有九个儿子，长子奕纬，因为读书时不满师傅，曾威言恫吓说，等我做了皇帝，就要把老师杀掉。道光得知后，气得一脚把他踢伤，最后因伤重而死。第二子、第三子奕纲、奕继早夭。第四子奕詝即咸丰，师傅杜受田。第五子奕誴，过继给敦格亲王为嗣。第六子奕，师傅为卓秉恬。其他几子都年幼。因此，在可供选择的继承人中就只有四子奕詝和第六子奕。

两个儿子都各有特点，两兄弟关系也还不错，因为咸丰的母亲早死，为奕訢之母养大，并视为亲生儿子对待。

道光帝拿不定主意立谁为太子，曾先后几次试他们的才­干­。

一次是命各位皇子到南苑打猎，奕訢颇有武艺，所获猎物最多，咸丰却一箭未发。道光问其缘故，咸丰答道：“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一技之长与诸兄弟争高低。”春天正是鸟兽万物孕育的时候，不忍伤生，也不愿望用这样的方式与弟弟们竞争高下。道光一听，非常高兴，这真是帝王者应有的仁厚风度啊！书包 网 想看书来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2）

这其实就是杜受田传授给咸丰的“藏拙示仁”法。

一次是在道光重病之际，传召兄弟二人入对问策。二人先去请教师傅。奕訢的师傅卓秉恬才华出众，他告诉奕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告诉咸丰：“若陈条时政，论智力、口才根本比不上六爷，只有一策：皇上若自言病老，将不久于人世，你只管俯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二人分别依计而行。道光帝最终被老四所感动，对身边的大臣说：“皇四子仁孝，可当大任。”

这则是杜受田传授的“藏拙示孝”之计。果然，道光二十六年，老四奕詝最终被秘密立储，道光三十年，奕詝登基做了皇帝，年号“咸丰”。

咸丰即位后，感激老师的拥戴之恩，任命杜受田为吏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遇事言听计从，奉若生父。1852年杜受田死，咸丰亲自带领两班大臣前往祭奠，并追赠杜受田为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杜受田是清朝二百多年第一个被谥为“文正”的汉人，且没有经过内阁的票拟，由皇帝直接旨定。

杜受田与穆彰阿面和心不和，咸丰即位后不久，穆彰阿即被借故予以革职永不叙用，谕旨中指责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其心­阴­险，实不可问！”圣旨下达后，据说“天下称快”。

作为跟“穆党”有师生关系的曾国藩此时已离开京城，故而似未受到牵连和影响。

但杜受田死后，体仁阁大学士祁隽藻获得咸丰的信任，用人之策皇帝多有问及。而祁大学士显然是与杜受田站在一起的。故而才有“匹夫登高”一说提醒年轻的皇帝。

祁隽藻，号春浦，四朝老臣，三代帝师，属于曾国藩的师长辈，在京时曾国藩与之有过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所以，在曾国藩因上疏得罪皇帝之时，是祁大学士等人出面求情使之免于处分。

终咸丰一朝，曾国藩既远离京师，音讯难通，过去在京城里建立起来的关系，随着时势的变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朝中的权力斗争，曾国藩自然心知肚明。在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曾国藩不能也不敢贸然结交，弄不好，只会做替罪羊，被人利用。

因此，历时七年多，曾国藩一直虚悬客寄，不能一展所愿。

曾国藩自己分析，认为是“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又说：

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只能解释人心不附，却不能解释帝心不乐。至于他自己以京官身份在军中统筹，别人理应对他更加客气。如官文对待那些进京路过湖北的大小官员，都是极力巴结，重礼相送。官文尚且不敢小看京京，为何别人却敢于藐视自己这个京官？这句话其实道尽了曾国藩在朝中的尴尬处境。

曾国藩后来被授予督抚实职，与文庆、肃顺等主张重用汉人的权臣的大力支持关系很大。

“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藻公、彭文敬公尚懵焉不察，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坐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3）

一方面是肃顺等人深知满人不可用，四顾无人；另一方面也与肃顺等人想结好拥有重兵的曾国藩以自重有着莫大的关系。曾国藩未尝不心知肚明，然而他绝不会主动送上门去被人利用。曾国藩奉行的附骥名师而不附庸权贵的信条发挥了作用。

当肃顺等人有意识结好曾国藩时，曾国藩对他们反而相当谨慎。据说，看到江督的谕旨后，曾国藩的幕僚便对他说，这一次任命当与肃大人的帮助有着莫大的关系，按惯例，理应致信表示感谢。

是啊，别人想找机会联络权贵尚不可得，但深深明白朝中有人好做官的曾国藩，却反其道而行之，最终未给肃顺致信。

后来当肃顺被处决并抄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这也是曾氏在同治朝处境好转的一个原因。

身在江南前线，曾国藩不可能不对朝廷大事表示关注，而且反应格外敏感，朝廷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的未来。

因此，咸丰驾崩，一个星期后，曾国藩即从友人的信中获知此消息。这个速度是相当快的了。对此中玄机，胡林翼隐隐担心，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发，湘军江南前线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愈发让他们忧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奕訢和慈禧太后联合发动政变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其初步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一份奏折。他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仔细读来，发现：“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其余都语焉不详。曾国藩看后，为之悚然！

更为奇怪的是，谕旨并没有对事情的原委作出任何解释。相反，有关曾国藩自己新的职务任命则赫然在上：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原来日思夜想而不得的权力，如今来得却是锦上添花，似乎太盛太过了。曾国藩并没有因骤来的大权而高兴，相反，他此时只想着如何减少部分权力。

“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历史上兼大位大权大名者并不多，而且也往往不得善终。历史的教训时时警示着他。

权力这个东西就是这么怪，想当初费尽心机得不到，而如今设法避之也不能。权力就像一道紧箍咒一样，它始终­操­之于他人手里。

因此，避权、避名就成为曾国藩此后不得不着重考虑的问题。如曾国华战死后，老九想奏请在省城为他建立专祠，曾国藩马上劝止：“凡好名当好有实之名，无实则被人讥议，求荣反辱。”

同治二年，曾国藩即决定“于两席（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中辞退一席”，此外，“花未全开月未圆”这样的话语开始经常出现在曾氏的笔下，且曾氏还将自己应得的一品荫生这个名额让给曾老九的长子纪瑞，并不给自己的儿子，一来表示对老九的感谢，二来还是“求阙”。同时着意打压家中的富贵气，一方面不准家人讲排场，一方面劝诫九弟权越重越要注意收敛和退抑。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4）

果然如曾氏所料，虽然权力越来越大，但朝廷对曾国藩的态度却相应地冷起来。

要知道，此时的皇帝名为同治，实则掌握在西太后手里。

这个女人不寻常。第一个例子，同治三年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欲导致曾、沈不和不亲，分而治之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更微妙的是，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曾氏热心支持了，江西争厘的先例一开，其他各省协饷也纷纷停解。

第二个例子，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遵旨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能率先报功。不料，奏折遭到批驳。朝廷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要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帮助老九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到几句赞扬，岂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时，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统帅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想想同治元年，朝廷为了让曾老九早日出湘作战而对他的着意笼络，再想想战后对老九的故意苛求，朝廷的用心已然明了。

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不是摆明了告诉人们，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再想想，打下天下第一功的是曾老九，反过来，朝廷在论功行赏时，对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的封赏一点都不亚于曾老九。然而，对老九的责备却不曾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追查洪秀全的所谓金库，完全是道听途说，无凭无据。曾国藩巧妙应对，朝廷亦无可奈何。然而，审计十年间湘军的各项军费开支，却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于是从军机处发出的一道谕旨即摆在曾国藩面前。

这一下就在湘军将士中间炸开了锅。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不给利权，由我募捐抽厘，七拼八揍，任由自生自灭，好不容易勉强应付开支。如今时间拉得这么长，这一笔烂账，请问如何报销？

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位湘军骨­干­，随即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清君侧”。此议幸被曾国藩压下，紧接着朝廷似乎也明白了此事极为不妥，下旨免予审计。

在曾国藩与朝廷来往的文件里，这些事都被平平淡淡地记过，谁知道隐藏在文字里的风波又有多大。

2．权力就是越害怕就越跟着你的东西（5）

这些事情的出现更加增强了曾国藩求退的想法。

第一，在各种奏疏中，曾国藩以极尽谦恭顺从的语句，努力打消朝廷的顾虑；并反复规劝老九制怒制忿，尤其是不要公开自己的情绪。

第二，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之事即行解决。

这一未雨绸缪的做法，既解决了战后一件头等大事，也去除了压在曾氏兄弟心上一块巨石，搬下这块巨石也等于去掉压在朝廷头上的重压。

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一万五千万人，这样的速度，这样的姿态，怎么不让朝廷放心。

第三，天京攻破，红旗报捷，曾国藩将湖广总督官文列于奏疏之首，做了一个天大的人情。

第四，曾国荃确有急功好利的毛病，因此也导致他“老饕之名满天下”，朝廷从对他优抚变为对他最不放心，于是要他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很清楚朝廷的用意，于是只好委屈老九，以病情严重为由（事实也如此），奏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

又不出所料，曾国藩1864年9月27日上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大概是觉得这样做有点过意不去，朝廷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安慰。

不想，曾老九却不似其兄，他没有官场的历练，针对朝廷这样对待他这位天下第一功臣，难以慰怀。就在曾国藩移驻江宁当天，当着满堂宾客，老九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既惧又窘。出于对老九的关爱，也是为了抚慰老九的不平，在老九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致贺之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老九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不由得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老九带着满腹委屉和怨愤返回湖南。

第五，吃一堑长一智，有过上述教训之后，曾国藩一再嘱咐老九不要轻易出山，时局再紧张，都不必*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三年。很多朋友也多奉劝他暂缓出山。同时，素知九弟好打不平，曾国藩特意叮嘱他千万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

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老九情绪有了很大变化。因此，当朝廷诏他出任山西巡抚时，他坚辞不受。稍后又诏他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正奉命北上剿捻的曾国藩认为这一任命于己有利，力促老九出山任事：否则，会被他人疑为装腔作势，摆功臣架子。在这种情况下，老九才再度出山。

第六，接下来的剿捻十分不顺，惹来人们的质疑和议论很多。是曾国藩军事上无能吗？其实不然，后来，李鸿章代替他主持剿捻大计，仍然采用的是曾氏的部署。这表明，是人们太过求速了。

为了缓和舆论对自己的指责，曾国藩再次决定自动解除兵权。

然而，此时去权又是一大关节。因为此时，他并不是以两江总督的身份来奉旨剿捻的，如果要自动解除兵权的话，是免掉自己剿捻之责呢还是连政务也一并免掉呢？如果只免前一责，显然是摞担子；如果是二者皆免，则会让朝廷怀疑他别有用心。因为而曾氏的本意不过是想解除兵权，让朝廷放心，那么解除兵权后，曾氏何去何从？回江督之位？曾氏绝对不会自己提出来。回乡做平民？朝廷如何放心？进京？自己害怕做京官的苦处。如何做到不让朝廷怀疑他摞担子，又不怀疑他另有图谋，这是曾国藩必须考虑到的。

因此，虽然朝廷下旨让他回江督任上，他打定主意退职的曾国藩不愿回任。曾氏采取的方针是绝不轻言去就。因此，他拟了一个自认为最佳的折中办法，一边自动解除兵柄，将兵权移交给李鸿章；一边奏请留在大营做散员（相当于“巡视员”一类非邻导职务），继续效力。

接下来的事表明曾氏的做法是明智的。一来朝廷需要快速解决近在京畿的祸患，二来将曾氏这样一个要员留在营中，那么新来的大臣如何指挥？于是，朝廷坚持要他回江督，曾国藩只好不得已回江督之任。

曾国藩如此用破机心，恐怕是他当初要权时所想不到的吧。

权力就是这样一种着实让人着迷，同时又着实让人害怕的东西。无权定难办事，权大易遭不测。曾国藩的一生就是体察着这一权力的定义，把权力当成事业的舞台，而不是把它当护身的宝符。因而，他一生也实践着这样一句信条：

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困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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