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不胜寒之“寒”在哪里？

在曾国藩看来，这个“寒”主要来自世俗文法和官场恶习以及自身缺憾。

就世俗文法言，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关于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一般人都受古代兵法的影响和熏陶，讲求“兵贵神速”。太平军从广西到南京，其声势之大，速度之快，遗害之深，都让举国震惊，大家都不曾想到这样一支叛军竟然能持续十余年之久，民众受苦极深，朝廷日夜不安，都寄希望于曾国藩，以求速战速决，快速平定内乱，还朝廷以安静，还民众以生机，这都在情在理。

然而，作为局外人自然不知局中人之苦。面对人数众多，力量数倍于湘军之敌，曾国藩有自己的苦衷，同时他对战局也有着较常人清醒的认识，那就是短期内断无易平之理。加上他的­性­格行事谨慎，因而，曾国藩抱定了稳打稳扎、不轻率出战的信念，他的一个著名的战术就是围城打援，不以一城一地之得失为衡，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为要。

因此，曾国藩与朝野清议在观念上就形成鲜明的对比，时间一长，耗费巨大，很多官员都苦于备战备饷，对曾国藩颇有微言，朝廷也常常给予巨大压力。可以说曾国藩无时不处于焦虑状态。

如朝中著名的主战派代表尹杏农就曾两次写信给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

这种世俗清议表面对曾国藩没有多大影响，但其实，这种舆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对他构成直接的威胁，朝廷迫于舆论的压力往往就会选择将其作为“替罪羊”。

此之谓“寒”。

就官场恶习而言，主要就是人心难测。曾国藩所深恶痛绝的“文臣取巧，武臣退缩”就是当时官场最大的恶习。如果说它最大的问题是危害家国安全，其次则是破坏人心。这种人为了自保，或者为了利益，什么样的损人利己之事都是可以做出来的，像曾国藩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往往就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此之谓“寒”。

再次，居高位者，权最大，位最高，责最重，理应为国除忧，为民解难。然而，往往因为德薄才疏，有负君恩民望，这样一来，朝野中那些正直之士势必也会把矛头对准自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类似的，很多人一做高官，就忘了修德进业，举手投足之间极容易导致伤人害理之事，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权位所在，一言之是非，即他人之荣辱予夺系焉。”特别是对自己身边的人或与己有关的人，更容易造成伤害。比如，曾国藩刚开始对保举部属实行不妄不滥的原则，但由此导致人心不附；后受人启发，对有功之人尽心保举，然而，有些被保举之人要么反被人参劾，要么不以为恩反以为仇。不保不行，保也不行，真是两难！此之谓“寒”。

曾国藩多次强调他居高官之“寒”：

吾辈所最宜畏惧敬慎者,第一则以方寸为严师,其次则左右近习之人,又其次乃畏清议。

明白了高处不胜寒的“寒”之所在及其根源，就懂得了做高官之道。这就是曾国藩之所以能居官不败的一个重要经验。

如何来避开这些令人畏惧的寒心之事，保持居官不败？

首要的经验还是保持一颗敬畏谨慎的心。此即曾国藩所说的以方寸为严师。方寸就是指心。临事方寸不乱，有敬有畏，就不至于骄纵放诞。不放纵自己的心，就不得罪、不伤害他人之心。曾国藩反复劝教诸弟，要有战略头脑，天下事当从大处着眼。做高官就更不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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