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在路途往返之际，已历月余，此时城下之盟已订，北上之事即不了了之。

与此相反，胡林翼于九月初五日接到命荆州将军都兴阿率部人卫之旨，当日便致书都兴阿，嘱其掉头改赴京都，称“能早到一日，可早纤圣主一日之优”，并保证供应军饷，专人负责，此外还主动提出鲍军亦可归其统辖。这便与曾国藩的按兵不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曾国藩关心的是分兵北征，南方战局受损，胡林翼则认为，“此事不容计较利害”，“惟大义之所趋”，因而批评曾国藩“不能以吴楚安危为念”。朝廷并没有调曾入京，也决不会调曾北上，对此曾、胡都十分清楚。但是曾国藩一方面以请旨入卫作缓兵之计，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向胡林翼、左宗棠甚至向曾国荃表白，作出勤王姿态。对于曾国藩以此种办法应付朝廷，胡林翼大为不满，忍不住给自己原先的幕僚阎敬铭、严树森等人写信流露出指责，称“涤帅一议附上。涤帅必不北援，此议亦南宋人之议论多而成功少也。实则涤帅必不入卫，何劳拟议！”

从这里又可看出，胡林翼考虑的是顺从朝廷，不管朝廷的决策对不对、有用无用，以解决眼下朝廷的燃眉之急为先，不顾其他；而曾国藩考虑的更加深远，考虑问题首先看有效无效，权衡轻重利弊，再谋举动。要说忠诚，谁能说胡林翼和曾国藩哪一个更忠？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替朝廷从长远大局考虑吗？

应该说，曾国藩这一招“按兵请旨”之计，表面上是与皇帝虚与委蛇，实则决策有方。

朝廷调鲍超北上，显然是既看到了东南战局的要紧处，却又只顾自家­性­命安危；既已有决心和议，又何必劳师动众北上勤王？矛盾之处重重。而曾国藩请求朝廷在胡、曾二人中简派一人北上，表面上是表示对北上的重视，对皇帝的忠诚，实则又是以拖延时间来对付朝廷的荒谬主张。按兵请旨，可收数效之功：一可为安庆战事赢得最为宝贵的缓冲时间，正如他在家书中说“不必多兵，但吾与润帅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职著”，至于北援“有济无济，听之可也”，确实是这样，倘若和议成功，北援既非必要，又大损东南战局；倘若和议不成，仅靠曾、胡及其湘军，仍然是难以取胜，更何况东南还有一个虎视的太平军。清廷是绝无能力两面作战，同时开辟对内对外两个战场的。二是一往一返，至少需一月，这一月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是曾国藩早已预料到的。无非是表示对朝廷的态度而已。

至此，我们也可以发觉，胡林翼为何深得朝廷信用、短时间里权利兼收，而曾国藩却长时间客寄虚悬了。个中奥妙尽在一个人的骨子里。

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还如是胡林翼与官文的关系。官文是满洲旗人，虽然才具平庸，然而，却颇受朝廷的重用，官文在吴文镕死后担任湖广总督长达十余年。胡林翼也于第二年代理湖北巡抚，两人关系“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胡林翼对官文“假手幕友家丁”的做法非常反感，常恨其贪腐无能，诸事掣肘。为此，胡林翼打算向朝廷参他一本。

但在与幕僚阎敬铭商量时，阎立即劝阻。胡林翼认为正值湘军筹饷举步艰难之际，官文反而花钱如泥沙，而身为总督，动辄乖谬，这样的人不去只恐误国家大事。阎则反认为，参掉一个官文，并不见得局面会改观。因为有清一代历朝都不让汉人掌兵权。尤其是湖北这样一个居天下要冲，劲兵良将会聚之地，朝廷怎么可能不让满洲亲信掌握呢？而历来督抚之间的争斗，不管能不能胜，即便能胜，谁又能保证继任者会比官文好呢？官文的好处恰恰在于“胸无成见，依人而行，况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隶旗籍，为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请。今彼于军事，饷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听，其失抵在私费奢豪耳，然诚于天下大事有济，即岁捐十万金以供给之，未为失计”，这样共事的人，正求之而不得呢？去掉他不是可惜吗？

胡林翼一听，豁然开朗，就决定设用权术结交官文。于是胡林翼一反此前对官文的反感，转而投其所好，每月都以办公经费的名义送官文数千两银子供他奢靡享乐。当胡林翼接到官文为其爱妾举行的生日宴会邀请时，其他湖北官员多半不乐于拍这等马屁，借口不去，胡林翼却欣然赴会，给官文一个意外惊喜。胡林翼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认了官文爱妾做­干­妹，让母亲收下她作­干­女儿。从此结好官文。

此后，官文对胡林翼言听计从，凡事都可以由官文出面上奏朝廷，而朝廷无不批准，湖北军政实际上落入胡林翼之手，“凡吏治、财政、军事、悉听林翼主持，官文画诺而已”。

原先，曾国藩对胡林翼这种曲意迎逢的做法也颇为不屑、反感，当他看到胡林翼的做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后，也深受启发，改变了对官文的态度。以后凡有军功，均首署官文大名，官文坐享其成，官场得意，径被转入满洲正白旗。

与胡林翼不同的是，曾国藩与官文始终保持着距离，类似胡林翼那样曲身待之，曾国藩是做不来的。

同样，胡林翼待下，也是豁得出来的。彭玉麟、杨岳斌都是湘军水师的得力大将，然而，这两人却互不相容，关系发展到有你没有，有我没你的地步。一段时间，二人被派到胡林翼身边，胡林翼得知他们的关系不和，就想办法要来劝和。于是，“乃致书杨公、彭公，请其会商要事。杨公先至，欢谈，而彭公至，杨公即欲出，文忠强止之，彭公见杨公在座，亦欲出，文忠又强止之，两人相对无语。文忠乃命设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请曰：天下糜烂至此，实赖公等协力支撑，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兴之业耶？因泣下沾襟。于是彭、杨二公皆相呼谓曰：吾辈负宫保矣！如再有参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宫保。遂和好如初。

尽管曾国藩有爱才之美誉，然而像胡林翼向部属下跪这样的做法，在曾国藩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这就是两人的差异。

但曾国藩懂得英雄援手，借助他人的力量，而达到事业的成功，这又恰恰是曾氏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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