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臣给皇帝的奏折有两种，一种是例行公事的报告，如财政收入开支情况、军营管理训练等，这种报告称题本，先送通政使司，由使司报往内阁，内阁处理后再有选择地呈报皇帝，所以在前期，清廷内阁权力很大，大学士颇受人看重；后来有了军机处，军机处本是在西藏事件中替皇帝处理内廷工作而设立的，为了加强皇权，留下不辙，竟将内阁架空，权力就转移到军机大臣身上，内阁大学士仅有空名，不必到职；例行公事之外的公私大事，则直接向皇帝汇报，这类报告统称奏折。

奏折有时称“疏”，即“陈言而条析疏通，奏书之属也”。还有奏议、奏疏、弹章、奏、片等称呼。我们从清人奏折中多发现有片、密片，片就是清代奏章的附件。因为折是可以折叠起来的，片作为附件，无须折叠。

雍正后期，尤其是在乾隆时期，因奏折成了国家的正式官方文书，就逐渐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清制规定：中央各部院的堂官及科道言官，地方上的文职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将军、都统、提督有权直接向皇帝上奏。除此之外，只有负有特殊使命，相当于皇帝的特使一类人物，在临时授予他单衔上奏的权力后，才可以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

如果既不够级别又不合乎规制之内的人遇有事非要向皇帝直接联系，那么他只有请上述合乎规制的人代写代呈奏折了。因此，我们看到，湘军水师大将彭玉麟受曾国藩保荐升官后，而彭玉麟尽管不愿意要官，但也只得请曾国藩代为上奏谢恩，并上奏请辞官职。

奏折从内容上看有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贺折四类，康熙帝常令其亲信官员及部分督抚大员密奏见闻，以便互相监视和探听民情，遂有密折文书的出现。由于一般奏折须先送内阁阅览票拟后再进呈皇帝裁夺，既费时又易泄密，不利于皇权的加强，密折则一扫此弊，具奏人可派遣专人或通过驿站直接送入内宫，由皇帝亲自拆阅并用朱笔批示，然后再交来人或通过驿站发回原奏人遵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机构或个人转手。既速且密，有利于皇帝个人的专制*。

清朝对奏折的传送也非常重视，首先它要由发折官员派侍从武弁专差护送至京，限定时间送达，遇有紧要公文，则需特快专递了，这时便有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等不同等级的区分，如曾国藩打下南京后，便是用八百里驰奏的形式向朝廷报捷。

官员在向朝廷呈报奏折出发前，就有一个仪式叫拜折，就是在衙门大堂内设香案，将一只用黄缎包裹着的小木箱供于香案，衙门内外戒备森严，僚属们则按品级排列庭中，然后主衔上奏官员穿戴庄严走到庭院中间，面对香案，门外放礼炮三响，鼓乐齐鸣，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捧起木箱，恭敬地交给站立一旁的折差武弁。折差接住，将木箱双手捧过头顶，疾步下堂，走出辕门，此时再鸣炮三响，以示恭送。

而其实此时的木箱中完全是空的，奏折要等仪式结束，衙门内外清静下来，才从衙门后门交给专差带走。

不管这纯是一种礼节仪式，还是出于安全考虑，都足以见出“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违者就会受到处分。

而在京城，朝廷专门设立有办理奏折收发处理的机构，叫奏事处。奏事处有内外之分，内奏事处由太监担当。每天半夜十二点钟，各部院派人将奏折送到东华门外。等东华门打开，这些人随外奏事官员进入，来到景运门内的九卿朝房，将奏折连同本衙门名片一起交给外奏事官（他们由御前侍卫大臣管理，都是从军机处、内务府及各部院的中级官员调充，相当于一个联合办事处）。外奏事官将奏折记录在案，等乾清门打开，由外奏事官将奏折捧进去，交给内奏事官。

这时乾清门外的石栏杆上放着一只白纱灯笼，当这只灯笼从栏杆移到石阶上时，则意味着皇帝对今天奏折的处理意见即将下达。于是各衙门送折者都聚之于门外，叫候旨。不久，内奏事官捧着奏折出来，高呼“接事”。他叫到某衙门的名，该衙门的人就走上前去。内奏事官一边递奏折，一边还要简要传达皇帝的批复，比如“依议”，或者“知道了”，或者“另有旨”。有时是上百道奏折，内奏事官竟然不会搞错。

这是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一书中记载的场面。

皇帝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故称“朱批”。雍正朝以后，奏折经朱批后，在发还具奏人遵行之前，照例要由军机处抄录一份，以供有关衙门传抄执行和存案备查，称为录副奏折。对奏折非常重视的曾国藩也参考了这一方法，将自己所有的奏折文书甚至包括日记书信都叫人录抄一份，集中送到湖南老家保存起来。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