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对文章看得颇重，他们眼中的文章与我们现在把一切文字的东西称为文章不同，诗词曲赋是独立于文章之外的，故考科举，很长时间是诗赋、策论各考各的，不相混淆。策论就是文章。策论主要就是培养考察考生未来的行政能力的。

如果把策论用在给皇帝写报告，那就可以称作奏折。

同治二年三月，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仍办金陵军务。曾老九此时有了单衔上奏的权力，故阿兄曾国藩首先给这个毫无官场经验的老弟提点的就是要重视奏折的写作，他说：“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工夫。”

奏折为什么是作臣子的最要紧之事呢？曾国藩没有详说。

其实我们更早就听曹丕说过：“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巧之盛事”，他所说的文章就主要指奏折一类。曹丕论文不仅是以才子的身份，更是以帝王的身份，站在国家政务的高度来论的。

古代受交通条件的限制，皇帝不可能随时微服私访来考察大臣，大臣也不可能随时随地晋见皇帝，进一次京师是很难的，有的人在外做官，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未能进京。因此，奏折就成了那个时候大臣与皇帝沟通的唯一渠道，大臣将自己所要经管以及所发生的政经大事只有通过奏折来向皇帝禀报，皇帝则通过对奏折的批复传达旨意，大臣再按照皇帝在奏折中的批复来办理执行。既然是唯一渠道，做大臣的能不高度重视吗？

相应的，皇帝日理万机，他想知道自己手下的大臣哪一些能­干­，有经天纬地之才；哪一些庸庸碌碌，纯粹是在混日子，也主要是从大臣的奏折中来考察来分析，奏折成了皇帝考察大臣行政能力、忠诚程度的主要渠道。因此，朝廷、皇帝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看奏折，以处理奏折的多寡来判断某个皇帝是否勤于政事。大臣也无不把写给皇帝的奏折看作是展示自己才华和领导能力的机会，因此，李密的一道《陈情表》，谁看了都会感动流涕，也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万世孝亲的美名；诸葛亮一道《出师表》，谁看了都会感慨唏嘘，由此也形成了诸葛万世忠诚的历史形象。

能写好奏折的人，往往也具备了办事之才。如曾国藩能从奏折的草拟中发现李鸿章不同于常人的才­干­；从李元度给他洋洋洒洒的文章中发现他卓越的谋略；胡林翼翰林出身做到湖北巡抚时，还要跟别人比试比试写奏折的高低；左宗棠经邦济世的才­干­主要还是靠在骆秉章的幕中练就的。

总之，古来大臣反映社情民意、建言献策，靠的是奏折；展示自己才­干­，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重视和赏识，靠的是奏折；汇报办事进程、处理结果，请示下一步工作，靠的是奏折；检讨批评监督同僚，同时申述他人对自己的批评指摘，靠的是奏折；提出自己的创意，抒发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嘉许朝廷或他人的功绩，批评朝政、劝谏皇帝，靠的都是奏折。

曾国藩告诉九弟，目下好奏章多出于浙江、上海和湖南。就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有高手在，此时的闽浙总督是左宗棠、江苏巡抚是李鸿章、湖南有郭嵩焘，至于两江总督署内更是天下人才渊薮，四大高手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这曾门四弟子都是当时乃至后世所推重的才子。

曾国藩对奏折的重视程度也是罕见的。早在京城时做官时，他就因连上五疏而在士林中声誉大著，奠定了他的海内人望。而在上疏前后还多次与好友刘蓉等人通信，商谈上疏事宜，至为慎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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