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麾下平江勇与恒态微有不同者。他处营官、哨官，各有赏罚生杀之权，其所部士卒，当危险之际，有爱而从之，有畏而从之。尊处大权不在哨官、不在营官，而独在足下一人。哨官欲责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责；欲革一勇，则恐不当尊意而不敢革。营官欲去一哨，既有所惮；欲罚一哨，又有所忌。各勇心目之中，但知有足下，而不复知有营官、哨官。甄录之时，但取平江之人，不用他籍之士；‘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营、哨之权过轻，不得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则无其事也。”

李元度在曾国藩身边历时最长，不可能不知道曾国藩治军之法，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违背曾国藩选拔将官不限地域而立足于基层的做法，只用平江人做将官，实行地域歧视，导致临险则乱，也破坏了湘军的规矩。

六是不听军令：当李世贤围城之时，曾国藩曾指示李元度：“贼若围城，坚守六日，霆营援兵必到”。坚守六天对于任何一支湘军来说，要求都不算很高，况且徽州地理形势也并非不可守。曾国藩事后总结李元度失败的教训时就指出：“必待战（败）之后，始入城而分守之。分布未定，贼已来扑，士气已馁，军械已失，岂复能坚守哉！”李元度倘能严守曾氏教戒与军令，立定脚跟，不浪战以求胜，不侥幸以邀功，面对李世贤的挑战，只要经受其“诱惑”不出战，即可完成守城任务，不至于弄到整个战局不可收拾的地步。

七是怙过饰非，毫无悔意。徽州城破的第二天，在逃亡途中，李元度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中并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相反他首先想到的是推卸责任，强词夺理，他哪里想到曾国藩此时正在替他的安危担心。更有甚者，李元度把逃亡当作游荡，逍遥了大半个月，他才满不在乎的回到祁门大营，而在面见曾国藩时，他依旧不做自我批评，一味避责。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没有表示出一丝悔意。

如此种种，足见曾国藩对李元度的不满，并非全是曾国藩的原因，归根到底完全是李元度自己“前期我负公”的写照。

胡林翼对李元度的评价相对来说更为客观，他对人说：“（李元度）爱才如命，疾恶如仇；而所疾固多恶人，所爱未必才士也”。“李次青正人也，任事一片血诚，笔墨亦敏捷清挺无俗尘，军事参谋可得一当，特未可专以治兵耳。”所恨多恶人，所爱非才士；可为参谋，不可治兵，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元度的弊病所在。

在历经宦海浮沉之后，特别是当曾国藩改变态度之后，李元度仍然不免于他人的弹劾，彼时彼刻他或许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根本问题，于是，才有“前期我负公”的反省。当然，有人会说，“前期我负公”的后半句应是“后期公负我”，但李元度是断断不敢说出这后半句的。不是说他没胆量，也不是说他宽容，而是他不能无视于事实。倒是“雷霆雨露皆春风”一句，真切地道出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死后终于明白了曾国藩三次参劾他的真正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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