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奏之事没有新事，但在行文时可以通过陈述自己新的观点而求新。否则，还不如不奏。是故，曾国藩劝诫老九，有了专奏权后，不必急于上奏。

“奏事不必限定一月一次，有所陈则多奏，无所陈则少奏。遇有陈言之时，将军情顺便”。他还告诉老九，自己是半月奏事一次，左宗棠则是一月一次。

考虑到老九资历尚浅，故曾国藩还教他小事不奏，遇有“平日零星报仗及请恤请奖，弟均不必出奏，咨至余处转奏即可也。”这是以免给朝廷留下一种不论大事小事都喜欢上奏的印象，也是一种退让谦恭的姿态。

奏折不患不详明，但患不简洁，俗话说，言多必失。说话如此，更何况白纸黑字的奏折，言多很容易给人以柄。

同治二年七月，预见到金陵迟早克复，曾国藩预先告知老九上奏的事宜。“由弟就近先奏大概情形，折尾声明详细战状，咨由官、曾会奏云云。”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为老弟获得第一个报捷者也即打下金陵第一功的位置，使功不至于落入他人之手。所谓“就近先奏”纯是托辞。曾氏为他奏事考虑如此周详，足见曾氏的汇报艺术之高明。他是把奏折汇报当成领导艺术的重要内容来对待的。

无形之功不宜形诸奏稿。同治二年五月，曾老九攻克各石城，俾二浦速下，扬州、天、六之贼皆回南岸，曾氏认为这里老九的功最大。但是又提醒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片牍，此是谦字之真工夫。所谓君子之所不可及，在人之所不见也。”

可见，奏折艺术讲谦，并不一定体现在语言的谦恭上，更体现在具体的事情上。

三是教他从心理上高度重视奏折，奏折必须亲自经手，“摺片不肯假手于人”。

在长沙初办团练时，有一次，王錱假报战功，被曾国藩察知。但由于当时的奏折由湖南巡抚骆秉章主衔上奏，曾氏不过同署，所以草拟奏折的工作由骆之幕僚左宗棠完成，左宗棠则把王錱谎报的战功也写进奏折里去了，等到送给曾国藩看时，奏折已经发出，曾氏无法挽回。这件事虽然没出问题，但曾国藩由此感受颇深，万一朝廷察觉有谎报战功之举，受处分是其次，曾氏的名声必然受到重挫。况且曾国藩向来反感那些谎报军功的人，此类事情断不允许发生在自己身上。事隔十多年后，曾国藩还曾重提此事，劝告老九写奏折时不可一味依赖幕僚，自己必须亲力亲为，严格把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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