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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包网 > 晚清危局中的曾国藩 > 2.奏折写作的方便法门(2)

2.奏折写作的方便法门(2)

咸丰五、六年间,曾氏感叹“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获江督之位后,湘军局面为之开阔,曾国藩手下幕僚多聚集有文章高手,但草拟之事仍然不可以放心交办,他时常感叹要找到好的奏折起草的人才最为难得,除了需要有渊博的学识之外,还要求有一定的从政经验,熟悉公文程式。有的人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遇有称心的草奏人才,本可放心交办,但“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到同治四、五年间,曾国藩­精­力日衰,目光逾退,仍旧“沿此旧习”。由于眼疾,特别是从直隶回江督任后,眼蒙厉害,看文件写字“深以为苦”,奏折不得不令人代作,有时甚至到了“除家书外,他处无一亲笔”。但即便如此,称心幕僚甚至左宗棠等人拟来的奏折,曾氏都必须亲自过目修改,然后才能发出。遇“其最要者,犹不假人”。这就是从心理上高度重视奏折,不能视之为小事一桩。

胡林翼在世之时,两人达成默契,凡有奏折上呈朝廷,必先相互通气,协商,然后再分别上奏,防止对同一件事,两人的叙述不同,看法不同,导致朝廷不必要的猜忌。这一做法不仅收到了增进信任,英雄联手之效,而且加强湘军将领的内部团结。

后来,左宗棠部下察知天京克复后,幼天王并没有死,而是趁乱逃出城去,立即将此事上奏朝廷。虽然同时也抄了一份给曾国藩,但当曾氏知悉之后,为时已晚。因为曾国藩此前已上奏朝廷,说幼天王已死。

由于左宗棠事先并没有与曾氏商量或者告知,这样一来,就给朝廷一个严重的口实,认为曾国藩是在谎报军情和战功,这在当时属于欺君之罪,后果不堪设想。

正是因为左宗棠没有像胡林翼那样,遇事事先通气,导致给人以湘军内部不和的印象,同时也给曾氏兄弟及湘军将领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曾国藩对此非常气愤,这也是他疏远左宗棠的根本原因。

若不是曾国藩后来妥为圆说,朝廷才没有深究,但朝廷对老九的态度明显表现出不满。

所以,当老九位居督抚之后,曾国藩反复叮嘱他,遇事上奏前一定要与阿兄商量。除了他对老九的­性­格不放心外,更主要的是,一方面兄弟必须同心,互相通气,一旦有事,有个照料;一方面可以替老九出出主意,盘算最佳对策。

同治二年发生李泰国事,朝廷征求各位督抚的意见。曾国荃欲上疏陈述以“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由拒绝接收李泰国的船队。上奏前,将自己的想法告知阿兄。曾国藩收到他的信后,就告诉他这样的陈奏不妥。并教他不妨直接陈述实情:

“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

同时,曾国藩还教之汇报的艺术,不能以为朝廷可欺,汇报一定要讲究一个“诚”字。他说:“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欺蒙宣宗。逮文宗朝已不能欺,今则更不宜欺矣。”要以实情剀切入告。

曾国藩目睹道光末年各地督抚假冒军功,瞒报军情,谎报战况的歪风,导致时局不可收拾的局面,又亲历咸丰一朝自己的种种遭遇,以及领略到同治时两宫太后的­精­明,多次提醒老九不能无视历史教训与现实。

此外,曾国藩有时还问及帮老九办理奏折的人选问题。在攻打南京最关键的时候,曾国藩甚至把自己最得力的心腹幕僚、办奏折的高手赵烈文派往老九的身边,以供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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