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缩,致酿今日之大变。
又一次点中了皇帝的痛处!紧紧抓住皇帝最担心、最害怕的问题。
皇帝看了,焉能不生气,焉能听任这种人存在?这里顺便说一句,为什么说清德不遵训饬呢?原来清代武将品级虽高,但地位较文官低,曾国藩虽然只是在籍二品侍郎,却有统筹湖南武官之权。再说,这道奏折是以湖南巡抚骆秉章为首衔上奏的。
同样,后来,曾老九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官文合不来,就一本奏折参了官文。老九也学会了阿兄的奏折艺术,在奏折里紧紧抓住皇帝、太后最为担心也最为忌讳的结党问题大做文章,列举出官文种种结党营私的恶习。结果顺利把他参下,还获得了不少舆论的支持。
五是大事婉争。同治三年三月,当曾国藩在江宁前线战争处于最胶着的时候,军饷问题上却碰上一个十分不顺的事。当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向朝廷上奏要求截留江西厘金。
曾国藩得知此事,反应非常强烈。原因有四:
第一,沈葆桢本是经曾国藩专折保举、起复的,曾氏对他十分器重,于他有恩在先;
第二,沈葆桢此前已有过两次与曾国藩争夺厘金之事发生,曾氏都未曾计较。此次沈葆桢在奏折中竟称曾国藩提用江西厘金是“隔省代谋”,这既不合实际,又让曾国藩想起了多年的虚悬客寄之苦;
第三,沈葆桢所辖江西本就是曾国藩江督所辖地盘,曾国藩取之厘金名正言顺,况且曾是沈之上司,一个巡抚竟敢和顶头上司作对,这将曾氏置于何地?
第四,最关键的还是此时的金陵攻坚战急需饷银,沈葆桢此举无异于从背后Сhā上一刀,一旦饷穷即会引发兵变,不仅战争前景难料,还有性命之虞。
针对这件事,曾国藩马上作出反应,以出乎寻常的严厉口气,向朝廷上了一道三千字的奏折,义正辞严地批评沈的做法:
厘金之起,始于咸丰三年雷以倡办于扬州,专为发逆兵事而设,初非国家经制之款。臣忝督两江,又绾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因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
这已经不再是发牢骚了,而不啻于在皇帝面前当面质问。江西本就是我两江总督治下,怎么成了隔省代谋了呢?曾氏当然理直气壮。
但是,争的结果是朝廷将江西厘金一人一半平分,因为沈葆桢不仅毫无畏惧,而且不惜以辞职相挟,故而朝廷不仅没有追究沈葆桢的不妥做法,反而着意为他留了面子;同时作为补偿,曾国藩另外获得五十万两上海款项。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心有不甘,钱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此风一开,其他各省都纷纷效尤。更主要的还有曾国藩对朝廷看似公道实则公道不明的做法非常不满。因为令曾国藩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部下竟然敢公然与之作对?
这恐只能作一个谜,留给历史学家去做考证了。
著名学者、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把曾国藩奏折称为“晚清天下第一奏折”,诚不虚也,也着实概括出了曾国藩奏折的价值。曾氏奏折确实是凝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官宦经验和从政智慧,而晚清多事之秋,曾氏的奏折又为后人提供了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唐先生从曾氏存世的二千多道奏折中选出最为精粹的四十七篇来加以精心评点,形诸于世,对于后世从政为官者学习借鉴曾氏奏折汇报的艺术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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