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愿意做的事成了自己争着想做的事了。既然争着做，也得表现出一种谦恭的姿态，于是曾氏接着写道：

非敢谓臣与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也，特以受恩最深，任事已久，集事较速。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纵使即日饬令起程，而弁勇怀观望之心，途次无主持之人，必致展转濡滞。

也就是说，我争着做的目的不是说我有多厉害，而是因为我“受恩最深，任事已久，集事较速”，也就是说我是责无旁贷，论恩情论道义，因为我是主事的人，只有我去才能主持。

这样，即便自己将来不凑功，别人也无话可说。

最后，曾氏又分析北上之后江南的战局：

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

要么退守江西，要么退守湖北，这恐怕都不是朝廷所愿意看到的。在朝廷看来，对待外夷再不济也可以谈判，打发一笔银子可以了事；对待内贼，可不就是银子可以解决的事，人家要的是皇帝的­性­命，看中的是皇帝的宝座。设想皇帝看了这道奏折，即便是谈判未成，也断不敢再诏曾、胡进京了。

四是迎合圣意，获益无穷。什么是该汇报的，什么是不该汇报的，这不仅是写奏折时首先要明了的，而且也是从政为官者必须掌握的艺术。

曾国藩明确有三种情况不汇报。一是谣传之事不上报；二是未定之事不上报；三是计划之事不上报。这“三不报”在现在看来似乎不一定全妥，但在专制时代，倘若前面所报与后面所报不相吻合，就难逃欺君之嫌。所以曾国藩格外慎重。

奏折汇报的时候，要关注上司的喜好，尽可能地迎合上司的心意。

曾国藩向来注意不乱参人。他在长沙时做的一件参折就是参掉了长沙的协副将清德。

本来，当时与曾国藩作对的罪首并不是清德，清德是满人，职务又不是最高；而是湖南提督鲍起豹，此人骄横蛮野，是汉人，当时的提督与将军是平级的，都属于从一品，因此，曾国藩有心参掉他恐怕也无能为力。于是他选择了懒惰糊涂的清德开刀。清德是长沙协副将，地位低于提督、总兵。参掉他较为容易，又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但由于清德是满人，曾国藩并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奏折艺术又发挥出了作用。

他先是虚晃一枪，并不直接指出清德的问题，而是列举出皇帝最关注最痛恨的种种恶习和做法：

“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推原其故，总由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把这种现象说成是“久在圣明洞察之中”先满足一下皇帝的虚荣心。

从常理来看，哪一个皇帝、领导会放任这等恶习不管？于是接下来曾国藩就讲自己为了改变这些恶习，“惩前毖后，今年以来，諄饬各营将弁认真­操­练，三、八则臣等亲往校阅，余日则将弁自行­操­阅。”

做大臣的这样做法显然深得圣意，皇帝巴不得多些这种人。实际上，曾国藩又自我表功了一番。因此，从情感上，皇帝已被他抓住。

接下来就可以顺便将应参之人提出来了：“惟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遵训饬”等等，指出他正是造成上述种种恶习的罪魁祸首之一。奏折的最后，曾国藩还抒了一下情：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