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的两个兵团，团团乱转，经过东西南北的几度回旋，始终没有找到解放军的主力。他们每天爬山梁，睡野地，啃于粮，有时甚至要挨饿，被拖得­精­疲力倦。­干­部怨言纷起，士兵逃的病的，也日渐增多。他们所到之处，搜粮食，抢东西，不论大村小户，无一幸免。连老百姓家里的锅碗瓢勺，都被他们打碎，纪律之坏，无以复加。在这种情形下；胡宗南迫得把绥德会师的计划推迟，而让董、刘两兵团以四月十日回到皤龙（在延安东北约九十里）去补充粮食。

他们回到幡龙就食之后，又经过四天时间，每一天，前线派出侦察部队，后方派出侦察飞机，出尽办法，仍旧找不到解放军的踪迹。这也并不完全是因为胡宗南的低能，更重要是因为边区军民一心，坚壁清野、封锁消息的功夫做得彻底。

这时候，胡宗南根据他的总部的无线电测向台的侦察结果，判断解放军主力仍在瓦窑堡西南方向。于是，又命令董、刘两兵团集结在蟋龙以西地区，从那里向南向北，．再来一次“扫荡”，企图躯使解放军主力北撤，然后与由榆林方面南下之二十二军，在绥德会师。

四且十三日，董钊和刘戡又率领着九个旅，在皤龙以西地区，铺开几十里宽的正面，刘戡兵团在右，董钊兵团靠左，开始向北“扫荡”。

行动井始的第一天，九十师在最左翼行动，在前进中只遇到解放军小部队的阻击，由于山多路小，一天只前进了三十里。第二天继续向北攻击，便遭遇到解放军在厂大正面上逐次阻击。董钊因为在各师正面上都发现了解放军正规部队，判断可能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立即发出通报，而各师行动谨慎，并规定每小时用无线电话机互相联络一次。

各师对于董钊的规定反应不一，比方九十师师长陈武，就以极骄傲的口气对其参谋长说：“这下子可把共匪的主力部队兜住了。咱们为寻找共匪主力，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现在好容易追上了，却说胆怯起来，为了取得联络，每小时停顿一板，这要耽误多少时间！这不是故意放走共匪的主力部队，要它跑掉吗？真他妈的令人恼火！这样的胆小鬼，还能同共产党打仗！”

可是活犹未了，在前方山头上已有几梭子机枪打了过来，在前面的五十一师六十一旅也传来报告说：该旅遇到共军强有力的阻击，前进困难，而处于右翼的董兵团第一师，行动比九十师更迟缓，故九十师也不敢突出过远。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搞了一天，只前进了二十里，比前一天的速度，说减了三分之一。

第三天，董兵团继续北进，速度和第二天差不多。第四天，亦即四月十六日，下行四时左右，九十师进至凉水（瓦窑堡西南）东北约二十里左右，据报当面解放军分向以西、以北地区撤去。胡宗南即命令原来留驻瓦窑堡之七十六师的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向南出击，以策应该兵团南北夹击解放军主力部队。

该旅奉命向南，行抵羊马河（永坪西北、幡龙东北）附近，便遭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解放军的突袭，立即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经过数小时的激战，该旅四千多人，完全被歼，旅长麦宗禹亦当场被俘。到此为止，胡军在侵占延安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已有两个旅被歼，两个旅长被活捉了。当麦宗禹的一三五旅遭受解放军突袭时，胡宗南曾令刘戡兵团设法援救，刘戡即令其最右翼的整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派队驰援。其时，钟师的一六五旅与一三五旅只隔着两个山头，相距不远。但解碑军对于胡军这一着早有准备，决定加以阻击，一六五旅拼死拼活地才夺得了一个山头，又遇到另一座山头的解放军的阻击，一山胜似一山难，一六五旅想再爬过去，却无论如何达不到目的。该旅旅长李日基不断地受到上级的申斥，但始终无法完成任务。原来，吸引董、刘两兵团九个旅北进的，只是解放军的一小部分兵力，在羊马河围歼一三五旅的，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胡宗南及其两员大将被解放军牵着鼻子走，要拉就拉，要揍就揍，弄得晕头转向，结果，这一次的所谓“扫荡”，又白白送掉了一个旅。到第五天，董：刘两兵团因为所携粮食已经用完，又垂头丧气地折回幡龙，以解决吃的问题。

一三五旅继三十一旅被歼后，胡军跌过知痛，气焰大杀，已不如过去那样嚣张，士气也随之低落，在官兵之间，畏战厌战的情绪也日渐增长，特别是在下级­干­部心中，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战争究竟要打到何时为止？”至于那些高级将领，虽然仍在高喊“剿共”，但多年来养成的骄慢之气也已消沉下去，表面上虽说不怕“共匪”，心底里实在惧怕“共匪”．同时，对于“胡先生”的指挥，也渐渐失去信心了。

但坐镇在西安的“胡先生”，却还未吸取盲目乱动的教训，一味依靠空军的侦察浮报，和他自己的主观臆断，认定解放军部队已经北撤，并有被迫东渡黄河的企图。

根据这个判断，胡宗南还是决定用南北夹击之法，要二十二军由榆林南下，董、刘两兵团则继续北上，双方在咸（阳）榆(林)公路要点的绥德会师，以迫使解放军东渡。于是，又作出如下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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