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雅雅是这出戏创作的核心。在“文革”前，上学期间她就已经开始学习写戏，她创作的等节目曾在农村、工厂演出。“文革”中，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颇享声名。

徐雅雅属于被超前的共产主义理想哺养起来的一代人。张春桥曾把老红卫兵比成是“十二月党人”。徐雅雅说：“如果我1825年在彼得堡，我也会参加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没有能洒上这滴血令人遗憾。”

“文革”中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徐雅雅有七次在场。她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1969年9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被指定为会场主持人。她距离毛泽东不过几尺之遥，可是却未上前与毛泽东握手。

往常在天安门喊口号，是由两名解放军一男一女，这次是由徐雅雅一人主持会场，从天亮喊到天黑。她的嗓子一点没哑，一片响亮。徐雅雅说：“我不为我能喊口号感到得意，我得意我的金嗓子，它体现出我对毛泽东的全部崇拜。”

天安门广场上是百万人的红海洋，红旗、红语录、红袖章。面对红海洋，每当徐雅雅的喊声落下来后，红海洋便回响起一片海啸似的回声，震荡在天穹。徐雅雅是女中音，嗓音不很高，却很脆，她把声音提到顶，然后缓缓滑落下来，尾音拖得很长很长；“毛——主席万万岁——！”

广场上接受检阅的弟弟、妹妹一下听出姐姐的声音，兴奋地对别的红卫兵说：“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姐姐！”

1966年国庆，由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组织与戏曲学院联合赶排了。戏专二年级一个同学主持修改剧本，他在剧中添了一句台词。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每当演到这里，全场便热烈喝彩鼓掌。

演出中还采用跨时空手法。当李玉和牺牲后，铁梅接过红灯，台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响起了“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一阵紧锣密鼓打击乐伴奏下，一名红卫兵扛一面红旗上场作“龙摆尾”的“急急风”，在台上旋风似得耍大旗，只听锣鼓点猛停，红卫兵把大旗一甩，走到高台上。在李玉和就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出于对鸠山的仇恨，在磨刀人指引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红卫兵刀劈鸠山。

这出戏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三层楼小礼堂。请首都红卫兵代表及中央首长审查。到场的除了江青、康生等人之外，还有陈毅元帅。在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1966年12月26日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集会的日子。当初，江青称赞的“我们的小太阳，中国的希望”的那群娃娃们，开始向中央文革反戈。这是老红卫兵谢幕的日子，在毛泽东73岁诞辰日，他们献上了最后的礼品。

这一天，徐雅雅等三人摆脱了监视，来到北京展览馆。她一下看到那么多老红卫兵，仿佛是吴清华在解放区见到了洪常青，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老红卫兵们在剧场宣布联合行动，并高呼：“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整个展览馆天棚都要被震塌了。这是老红卫兵决一死战的宣言。

不久，公安部长谢富治遵照中央文革旨意，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抓了一批对中央文革不满的红卫兵，关押在公安部。这就导致了“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从而更多的学生被捕和监禁。与此同时，在中央文革指挥下，各校老红卫兵组织被抄、被砸、被封。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被任意关押、棱辱。某些昔日的加害者，成了被害者；一些过去的被害者，肆意加倍报复，又成为加害者。

1968年元旦社论宣判“联动”为反革命组织。当晚，徐雅雅与一名烈士子弟给毛泽东写信：“毛主席呀，我们虽然喝了几口水，可我们不怕，我们要坚持革命!”信尾署名：“党之子。”

江青“四三讲话”之后，老红卫兵开始策划纪念“五二九演出”。徐雅雅受几个学校红卫兵之托，在北京城骑车四处奔走，组织这场汇演。这时，外语学校附中的申小珂慕名而来，请求她为外语学校附中写一出歌颂红卫兵业绩的戏。

经过徐雅雅与申小珂进行创作构思、编排讨论之后，由徐雅雅执笔写出了初稿。申小珂因忙于组织演出班子，退出了创作。这时，该组织的胡滨又加入了剧本创作。这个剧本，在排练中边排边改，最后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演出本。

这出戏的导演是徐雅雅，她还在剧中饰演校党总支副书记。实际上，徐雅雅是集编、导、演为一身，对这出戏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彭印印，她全面负责剧组的衣、食、住、行，刻印剧本，联系演出等行政工作。

一剧主要饰演剧中人物的演员有25人，其中主要角­色­有13人。

杨向平、饶小钢，饰：彭路生AB角

刘明哲饰：赵三辈

金伯宏饰：何戚

王国政饰：杨国栋

肖蓬蓬饰：丁飒英

吴金路饰：小豆子

徐雅雅饰：洪松

宋棣饰：韦因

张止戈饰：刘加君

秦瑞波饰：邓修文

除此之外，还有老红卫兵派系统内部许多文艺爱好者出入这一剧组，饰演群众角­色­，协助舞台工作。

参与剧组演出活动的有：北京外国语学校附中、中央美院附中、师大女附中、清华附中、人大附中、25中、34中、5中、101中等学校的红卫兵。

关于一剧的创作意图，写作者们在剧本后记中说：把“历史的教训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教育那些由于犯错误而失去信心、希望，醉生梦死的红卫兵。提醒他们，“过去的战斗生活，是多么充满战斗ｊi情和令人含泪回顾啊！再看看你们今天的生活，你们不羞愧吗？”

剧作者们的创作意图是再现红卫兵一周年的运动历程，进行反思、总结，并教育逍遥派，歌颂红卫兵在战斗中凝成的友谊。

共分八场。从1966年，高三·二班几名学生罢考，在校外荒郊圆明园创建红卫兵，到与工作组作斗争、被整，毛主席“八一八”接见。实际是集中了清华附、北大附、北航附等几个中学运动初期组织红卫兵的经历。

在样板戏的影响下，此剧设立了一号人物彭路生和李三辈、丁飒英等人为中心人物；在其周围是革命学生张小红、小豆子、邵华，还有中间派：何戚、杨国栋。对立面是校长与工作组。

剧情以彭路生等人领导罢考，撕碎考卷开始，以校长、工作组组织中间派学生揭发、围攻红卫兵，上纲上线，将戏推到Ｇao潮。最后校党总支副书记洪松毅然站出来，支持红卫兵，并揭露工作组组长刘加君实际是出卖过彭路生母亲的叛徒，广大同学纷纷觉醒。各中学红卫兵纷纷来支援，并带来毛主席将要接见他们的好消息。

记录了“文革”初红卫兵诞生期的一些生活片断。如：第一场，彭路生等人半夜出校进行秘密会议，晚上由下水道钻回，想不到洞口布上了带刺的铁丝网。小豆子问彭路生头刺伤了没有，并且念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高三·二班女生丁飒英，是全校英语朗诵第一名，­性­格泼辣；学生们给她起了个外号：钉子。在高三毕业考试的场合，她站起来大声疾呼：“同学们，抛开自己前途，为国家命运想一想吧!”并且将考卷撕碎。

剧本中有一场，怒云蔽空，古柏耸立，二十余人列队宣誓：“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整场仿音乐舞蹈史诗，有旁诵，由1927年讲到1966年，从湘江星火讲到文化革命。这一场戏把红卫兵成立升华到历史的高度。

第七场，以舞台为“批斗”学生的现场，舞台上下打成一片，演出中剧场反应热烈。满场响起一片口号声、掌声，仿佛时光倒流真有一场大辩论在展开。

8月18日初在甘家口建工礼堂首演，道具、服装用一个平板三轮就可拉走。一个屏风、一棵小树，还是徐雅雅从戏剧专科学校借来的。后来，戏在长安剧院上演了三场，公开售票，一时座无虚席，一些演员家长也来看戏，剧场气氛十分热烈。长安剧院的演出标志着此剧的成熟，票房的收入成为剧组活动经费。

还在天津宁园“铁路工人俱乐部”和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以及石家庄市最大的剧场等地进行过一系列演出。演出一直持续到1968年冬天，一些演员开始参军入伍、下乡Сhā队，剧组才解散。

一剧从创作至演出过程，始终充满了ｊi情。演员们有时在台上边演边流泪。油印剧本的后记中写道：“这部不成熟的剧本，是几个还没失掉希望，依然在摸索前进的红卫兵战士历经了多少不眠之夜，苦心沥血，用血汗凝成的。”

全剧有始至终贯穿一个道具：一幅油画。画中一个红军战士遍体鳞伤，高举红旗，那红旗不是迎风招展，而是被狂风吹卷得打了一个卷。

真诚的创作与表演赢得了观众热烈的反响。饰演丁飒英的肖蓬蓬，饰演校长的宋娣，饰演洪松的徐雅雅等演员，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台充满青春、友谊、ｊi情，火焰熊熊的戏。

老红卫兵诗歌创作

“老红卫兵派”所创作的诗歌最具“文革”­色­彩。在“血统论”影响下，老兵的诗歌不仅“左”，而且狂。高度自我膨胀，历史使命感很强，爱夸耀红卫兵“创业”的历史。

长笛吹响了乐章般的首段，

历史帷幕徐徐拉开了，

黑管和小号也高奏着悄悄加入了乐声

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沸腾的红光

瞬时间，大号、长鼓、大鼓……以及各种弦乐齐鸣高奏

历史舞台上，屹立着那

巴黎公社的社员、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中国工农红军钢铁一般的继承者——毛主席的红卫兵

——

时代造成的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以及从小在思想情感中积淀的斗争传统，他们把上一代诗人唱过的歌，又唱了一遍，但更不羁、更狂热。热到自身要熔解、要爆炸：

我们生在战场上

就不怕死在热血中，

只有当我们的鲜血

洒在战旗上，

才看得出我们的忠诚，

只有当炸弹炸开我们的胸膛

才看得出我们的心

像火一样红

——

作为­干­部子弟，他们往往要提起：“子继父志”。“鲜红的臂章／草绿的军装／父兄的武装带／和高高挺起的满怀热血的胸膛。”同时，也往往褪不掉孩子气的浅薄，“凭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红卫兵就是要登上历史舞台／冲／向×、×的老巢进军!／杀!／向莫斯科、华盛顿进军!／杀他个人仰马翻而已，／打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

有时，这样的诗，很像分了行的大字报：“什么变­色­龙，小爬虫／红卫兵将杀过去，／把这些寄生虫从历史舞台上统统踢下去!／革命要进行到底!／历史决不能后退!”

红卫兵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对一代青年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延续到“文革”后期，延续到知青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变迁、思想解放，都会从红卫兵运动这一起点，进行反思、总结经验教训，以及汲取某种力量。

听!

那是红卫兵在历史幕台上高唱，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那是红卫兵在历史幕台上高颂，

“战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

啊!在那历史舞台高大天幕上

永远镶嵌着光彩夺目的金­色­大字

“红卫兵……

是红卫兵万岁!”

——

是“文革”中流行比较广的“手抄诗歌”。这首政治幻想诗，集中体现了当时老红卫兵的狂热。此诗产生的背景是整个社会对毛泽东的极度崇拜。

以通栏篇幅不断登出世界各国人民热爱毛泽东，手举毛主席语录、画像的大幅照片和事迹。

南越、印度、缅甸、泰国的革命战争胜利捷报频频传来。1968年5月，西欧、北美爆发了广泛的学生运动，巴黎大街筑起了街垒，与军警连环“浴血搏斗”八天，用棍­棒­、石头、燃烧瓶……这一运动波及纽约、波恩和罗马等城市。在罗马的街头贴出了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整个中国对此的反映是欣喜若狂，5月25日全国170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声援西欧、北美人民斗争。载文说：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害人虫“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不仅是狂热的中学生，包括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人，都确信自己正生活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当时的造反组织有的就起名为：世界革命红卫兵造反总部、国际红卫兵中国支队。

有一段最高指示，在当时的青年人中影响很大：“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了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就是对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作出的热烈而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具有巨大的社会思潮背景。为了让读者广泛了解一诗的时代背景，有必要将当时一些中国红卫兵的越国界进行“世界革命”的行动，作一些简要介绍。

1．潜入越南参战的四名红卫兵①

1966年9月，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一次红卫兵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北京市第100中学的高二学生赵建军、任热河与北京市第56中学的高二学生孙智忠、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瞿绍东相识了。接着，他们又把各自在“串联”和造反中结交的朋友王菊生、李小倩等六人一一介绍。

赵建军提出，红卫兵不但要拿起笔批判旧世界，而且要拿起真枪真刀去“埋葬帝修反”。身高一米八二的大个子任热河是这些人里的“长者”。他认为，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燃遍全国，红卫兵要继续在革命路上打先锋，就应该到国际舞台上经风雨、见世面。那么到哪儿去呢？十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越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年多以来，那里的游击战越打越猛，规模越来越大。国内的报纸、广播，几乎每天都要报道游击队的战绩，这不由得使他们心里发痒——“对，到越南南方去，到丛林游击战中大显身手！”

十个人开始了紧张而简单的启程准备。每个人买了一块指北针，天天晚上学着在夜间根据星座辨别方位。请人教几句必要的越语，把“同志”、“缴枪不杀”这些词背得滚瓜烂熟。赵建军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张标有中越边境的军事地图。王菊生、李小倩采购了面包和十几斤糖。任热河、孙智忠带上了几把锋利的匕首，以便防身。当时已近深秋，大家顾不上天凉水冷，一星期几次到颐和园、八一湖去练习负重泅渡。

10月30日，这十名红卫兵把所有物品塞到背包里，带上几十块钱和百多斤粮票，登上了北京去南宁的列车。

出发前，谁也没有告诉父母，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

临行前，十人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表示“不怕死在战场上”。

赵建军当时就摊开日记本写道：“再见了，年迈的父母，等到越南统一之日，再回来见你们!”

在广西边境凭祥，他们被扣留，送回北京。只有赵建军、任热河、孙智忠、瞿绍东最终越过了边境线，穿越丛林，深入越南。

在去河内的公路上，四个人截住一辆卡车，一个劲儿地说：“巴亭、巴亭。”越南司机立刻明白这四个中国人要去的是河内巴亭广场。巴亭广场就像中国人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一样。赵建军、任热河、孙智忠、瞿绍东一上车，不顾车厢的剧烈晃动，呼呼大睡了起来。

第二天晚上10点，河内到了。借着路灯，他们看见了巴亭广场、主席府和隐在树后的高­射­炮。

街上行人稀少，四个人用学过的几句越语问路，又费了一番周折，总算来到了中国大使馆。望着使馆上的五星红旗，他们又高兴，又懊丧。正在想着，使馆二等秘书走出来，亲热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欢迎！欢迎！你们到家了。”

赵建国、任热河向驻越大使朱奇文陈述了越境过程，然后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们一定要去南越，不管路多远，困难多大，我们都能坚持下去。”朱大使听后有些激动，按照这些娃娃们的说法，可以算出，他们三天之中只吃了一顿饭。他一面让厨师赶快去准备饭，一面耐心地劝说他们先休息几天，等使馆向国内请示后再说。

第二天上午，听使馆的同志说，朱大使特地为此事约见越南总理，并向越方表示了歉意。四个年轻人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一整天坐卧不安。

11月8日，使馆机要员忽然闯进他们的房间。

“有好消息，快到大使办公室去！”

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打来了专电。根据任热河、瞿绍东的回忆，电文大意如下：

朱大使并告四位革命小将：

他们未经中越双方批准，私自到越南，使我们感到为难。但他们援越抗美的­精­神可嘉。建议先到我援越部队锻炼一个时期，待部队轮换时回国。如胡主席接见革命小将，请大使陪同。另外请将他们的出身、姓名、家庭及住址一并报来。此事下不为例。

经过几天集训，赵建军、孙智忠分到316大队2分队，任热河、瞿绍东分到320大队2分队。四人都是预备供弹手。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师长批准他们的参战。当天晚上，赵建军向连党支部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967年1月19日，天空晴朗。上午9时，指挥所接到敌情通报，美航空母舰北移，温县防区可能会出现“大型攻击波”。下午4时11分，刺耳的防空警报撕碎了空气，大地也微微颤动起来。20多架敌机向交通线扑来。为了压倒高炮火力，四架F-105雷公式飞机对我炮兵阵地疯狂轰炸。

战斗结束后，在一班炮位上，二炮手、三炮手、五炮手倒在血泊里，预备炮手赵建军满脸满身的泥血，倒在炮轮里侧。在他汗涔涔的脸上，一双失去光泽的眼睛凝视着远方……

赵建军牺牲后，师党委决定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记二等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电全体援越部队，号召所有指战员向赵建军烈士学习。

不久，赵建军的父母收到了儿子生前所在部队的一份纪念品：一个用有机玻璃做成的盒子里，放着一架用美制F-105飞机残骸制成的小飞机。在用越南的彩­色­石子铺成的底座上，镌刻着一行小字。上面写着：“父辈英雄儿好汉”。

赵建军的父亲是我军某部司令员，母亲也是一位部队­干­部。两位身经百战的老军人含着泪给部队回了一封信：

“……建军是我们最疼爱的大儿子，我们老了，组织上不会批准重返前线。为烈士报仇，为千百万越南人民报仇的重担要由你们挑起来。孩子们，勇敢地战斗吧！我们要在越南统一的那天，等候你们的凯旋。”

几个月后，两位老人又把赵建军的弟弟赵奠军送到了哥哥曾战斗过的部队。在友谊关南面63公里处，弟弟把一个灿烂的花圈放在了哥哥的墓前。

2．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①

时隔多年，当那最后的音符在边境那边的山地丛林渐渐沉落，有人才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1969年6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达300余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腾冲、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也有少数原属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黄尧在一书中追忆当年的越国境行动时写道：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带来了一份“缅甸共产党党章”。这份油印的迅速地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成为中国红卫兵了解异国共产党的第—份有凭有据的材料：

“……缅甸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缅甸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决沿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前进。

缅甸革命战争正在经历着长期的艰难困苦，Ｇao潮和低潮，曲折不平的道路，向着胜利前进……”

这些文字，对一个中国红卫兵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是纯粹的马列主义!

选择的困难消失，剩下的只是行动。

黄尧、赵力、毛昆明、宝章在乘车前往中缅边界的途中，被扣留在保山县。保山专署安置办公室姓蓝的军代表宣布：“你们有严重政治问题，按规定不能到边境五县Сhā队……”并派民兵看押他们。黄尧回忆说：

当晚，我们认真策划：由赵力即刻与芒市长途电话接上联系，速派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带军装及证件赶到保山接应。四人分两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乔装一番，相信可混过关卡。如若接应失败……把行李都扔了，泅过怒江。

怒江已到洪水季节，听说有知青“无证”过桥被阻，不得已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别人。各自报了一下情况，水­性­都还不错。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选好滩头，测准流向流速，估计有六成以上把握。

第二天，在已加入缅共人民军的中国知青纪隆带领下，黄尧等四人偷渡成功，到达缅共游击队兵站。

“我们一脚踏在那湿润的土地上，空气是绿­色­的，远处的大青树上有成群的白鹭飞过——梦中自由的领地。”

“瞧，都来了!”纪隆点了一支烟。

都来了!沿着公路，在浓浓的林荫里，在中央大道阳光泼洒的路面上，成百弟兄呼拥而来，喊着、叫着……

时间：1969年7月5日。

黄尧记录下了几个中国红卫兵阵亡时的情景：

他背着枪消逝在黑­色­土丘之后，当他再次走出来时就是一个死者——战争的魔法变幻似乎只间隔了一秒钟!

他的两条腿自腹股沟下血­肉­模糊，密集的枪弹打断了两侧动脉，几乎整个地截断了他的腿——敌人使用的是达姆弹，弹口处撕去大块肌­肉­，他的绿­色­军用挎包和冲锋枪弹夹上涂满了他自己的皮­肉­和碎骨。

他的血顷刻就流光了，在将近二百米的山坡上，血像涌泉一样喷洒。那样地慷慨、无私、迅疾。

在马恒昌牺牲后，游击队军中曾有这样的流传：是两个克钦族战士将他从枪弹下抢出来的。马恒昌当时还清醒。他的上身还在拼命挣扎，要挺起来向前冲。过后他明白自己不行了，安静地依在一棵小小的红木树下，他伸手往下一按，整个下肢完全浸泡在血洼里，被枪弹撕碎的破布筋下，炽热的血柱突突地喷涌，像由他无端地捧着的血的泉眼——“我的血！我的血！”他兴奋地大叫，两颊出现淡淡的红晕。他从未见过这么多血！这是他的血！中国的血——只是由他一次地奉献了。

“冲啊——”

跃出战壕，向浓烟滚滚的坡下扑去。看不清敌人，只管搂死了扳机，泼水般泼出子弹。

“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中国人的喊声，一个战士将枪一扔，捂住眼睛在阵地上乱撞——一发敌军的枪榴弹在他的枪体上爆炸，他两眼一黑，没有倒下，他往左侧冲，又往坡下冲，他高举着两只血淋淋的手去扑杀看不见的敌人……

3．和它的创作源起

一个红卫兵在越南作战牺牲的故事，在1968年就已在北京红卫兵中间悄悄地流传，在这个传说中还有一段，关于烈士墓前摆放着一个血染的红袖章的细节。这个故事令红卫兵们为之神往。昆明、北京的红卫兵越过中缅边界，在缅共人民军中作战的事情，也确实曾经在“文革”中在全国范围流传。

关于当年投身“国际共运”的红卫兵是否有什么文学创作，还不得而知。但据当年广州中山大学学员陈建军提供的情况，1968—1972年间由缅甸迁至国内医伤的缅共游击队员中，有不少中国红卫兵。缅共派过来慰问伤员的文艺宣传队，也大部分由中国红卫兵组成，当时，就有护士发现说：“报幕的不是昆明×中的××吗？”演出节目全是中国“文革”中的节目：、、和等。不过歌词有相应改变，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创作”吧。

一歌出自歌舞剧，在1966—1968年，是红卫兵中最走红的歌曲之一。歌曲中有这么一段歌词：“赣江边你领导我们反围剿，打败蒋匪百万兵……”在演出时被改为：“伊洛瓦底江边你指引我们反围剿，打败奈温百万兵！”

自云南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8月成立之后，江青、林彪直接下令搞清查运动，大批老­干­部及红卫兵被判为“站错队”，仅昆明地区的中学生红卫兵两万人，被判“站错队”。到处“划线站队”，刑讯逼供，街上贴满“枪毙”布告。在缅共部队中有不少“黑帮”子弟，因为无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罪名铤而走险。在游击战中阵亡的红卫兵，许多没有留下父母姓名、家庭地址，一些留下姓名的则发一纸阵亡通知给其家庭，政府对其家庭并不给予“军烈军属”待遇。

陈建军向中山大学的朋友描述了当时一些伤愈出院，重返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含泪向她们道别时的情景。还有人让昆明籍的护士向家人转告自己还活着的信息。

以上这些事实及各种传闻，是否直接影响和导致了一诗的创作，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这一切，必然与此诗的诞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早在之前，已有不止一个、两个红卫兵诗人，发出了“世界革命”的呐喊：

呵，涅瓦河，你为什么这样欢腾，你看见，

克里姆林宫当年的红星闪耀在中南海。

……

让阿芙乐尔的炮口再对准新沙皇的宝座，

开火，轰出新苏维埃的河山。

——四川赵荷华

井冈山的土铺出中国革命胜利的大道呵，

全世界革命列车都在这条大道上奔走!

——北京夏春华

当代，我们的毛主席立在马列主义的珠穆朗玛峰巅，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调遣了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大军，

从中国这块红­色­根据地出发，向旧世界举行全面围歼!

……

整个地球必将在斗争的烈火中炼得红光闪闪!

——河南东方

不过是这些诗歌的登峰造极之作。

的作者是北京101中学老红卫兵藏平分，至少在1969年秋，就已经从北京传出，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

全诗共240余行，共分5段。在诗的开头，诗人——一位参加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毛泽东的战士，在战后向自己的战友、红卫兵、老同学的墓前献花：

摘下发白的军帽，

献上素洁的花环，

轻轻地

轻轻地走到你的墓前。

用最诚挚的语言啊，

倾诉我深深的怀念。

北美的百合花开了

又凋谢

你在这里躺了一年又一年，

明天

朝霞升起的时刻，

我们就要返回那亲爱的祖国，

而你

却将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

异国的陵园。

诗人由此回忆起和“勇士”共同的往事：在“公园里一起‘打游击’，井冈山一起‘大串联’。”并一起“在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在这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编在同一班。”

“在战壕里，我们分吃一份面包；含吮着一把咸盐，低哼着同一支旋律，同盖一条旧军毯。……”

“在冲天的火光中，我们肩并肩突进敌人的三百米防线，冲锋枪向剥削者喷吐着无产阶级复仇的子弹。”

还记得吗？

我们曾饮马顿河岸，

跨过乌克兰的草原，

翻过乌拉尔的高峰，

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

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

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

踏着国际歌的鼓点，

驶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

瑞士的湖光，

比萨的塔尖，

也门的晚霞，

金边的佛殿，

富士山的樱花，

哈瓦那的烤烟，

西班牙的红酒，

黑非洲的清泉。

这一切啊：

都不曾使我们留恋!

因为我们有，

钢枪在手，

重任在肩。

经过了无数“不眠的日日夜夜”，“浴血的南征北战”，我们不可战胜的队伍“紧跟红太阳，一往无前!”星星之火，在全球燎原。最后，世界一片红，只剩下“白宫一点”。

“夜空中升起了三颗红­色­信号弹，你拍拍我的肩膀：喂!伙计，还记得不，‘中美战场上见娃娃们的红心’——这20年前，一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

“记得！”我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人类命运的决战！”军号响了，我们红心相通，疾步向前……

一手是绿叶，

一手是毒箭

——这横行了整整两个世纪的黄铜鹰徽，

随着人们胜利的欢呼，

被扔进熊熊的火焰。

金元帝国的统治者，

——一座座大理石总统的雕像，

那僵硬的假笑

紧舔着拼花地板。

冲啊!

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

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你扑在我的身上，用身体挡住从角落­射­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你的身体沉重倒下了……

白宫华丽的台阶上

留下你殷红的血点斑斑

你的眼睛微笑着

是那样的安详坦然

你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

似乎在命令我

向前!

向前!

看啊!

摩天楼顶上

一面赤­色­的战旗

在呼啦啦地迎风招展

火一般的红旗

照亮了你目光灿烂

旗一般红的热血

湿润了你的笑脸

“我将你紧紧抱在怀里，痛苦直渗进我的心田，空间——消失了，时间——停止了，胸中仇恨在燃烧，耳畔雷鸣电闪。山岳沉默、大海呜咽，秋叶飘落，湿云低缓……”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诗人向战友告别：“安息吧，亲爱的朋友!战后建设的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

“海洋上，天水相连；胸怀中，ｊi情万千。毛泽东的战士们返回祖国。他们将向祖国庄严汇报：母亲啊，你优秀的儿子，为了人民的幸福、历史的必然，而长眠在大西洋的彼岸、那异国的陵园”。

一诗，充满了对共产主义“新世纪”的美妙、纯真的憧憬。

太阳啊

从来没有这样暖

天空啊

从来没有这样蓝

孩子们的笑容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甜

毛泽东的教导

尹里奇的遗嘱

马克思的预见

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

这是一种圣洁的情感。整整一代青年人把马克思的当成他们的红­色­圣经。毛泽东早已向他们发出了号召；“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们相信“文化大革命”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相信共产主义的胜利会在有生之年到来。他们满怀着对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民的同情，蓄积起自己的全部勇气，准备迎接一场随时会到来的战争。他们盼望着这一天。

集中表现了整个群体在1967—1978年期间的一种“梦境”：迫不及待、浮躁、革命饥渴、兴奋、渴望牺牲与自我升华、期望从运动困境中解脱、纯而又纯的世界、永远年轻……各种情绪都曲折地折­射­在这首并不复杂的长诗中。所有不同的种种愿望和解脱，都可以通过“世界革命”——国际间战争的方式达到。希望打仗，在众多青年心中往往是一种“下意识”。反映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开始产生出一种焦虑、拒绝、愤怒。

一诗适合了当时的思潮，它应运而生，并且红极一时。形式上，它吸收了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手法，韵脚绵密，朗朗上口。它的忽发奇想，它的叙事­性­，它的通俗风格，都注定了它会是一首走红的诗歌。

它作为一个思想标本留存下来，已超出了它自身原有的文学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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