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家都玩扑克牌，但只有张大卫才算得上沉迷赌博，每隔一段时间便像中了魔法一般，没日没夜地与各系各宿舍的人在扑克牌局上殊死搏斗。此人不修边幅，蓄了两年的络腮胡子，直到大三开学才剃个­精­光，大家这才发现他长了一个英俊到不露出来简直是对自己犯罪的下巴。可是下巴­干­净了，整个人依旧脏兮兮的样子。他跟我讲过他小时候的事。他爸爸是镇上的兽医兼屠夫，早前人工授­精­还不普遍之时，公牛一跳上母牛的背，他要帮他爸爸拉起母牛的尾巴，随后根据公牛­肛­门的波动来判断是否She­精­。驴子的情况与此相仿。杀猪的时候，他自称，也曾勇敢地把猪摔倒在地。他虽不是特别擅长讲故事，但是声情并茂，张牙舞爪，气氛造得十足，好似天底下最惊心动魄的事莫过于此。他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勇气深表钦佩，声称自己如果生在清朝，一定会被册封为“巴图鲁”，也就是勇士。

这位巴图鲁也有脆弱的一面。一旦赌输了最后几张饭票，他就会趿拉着拖鞋，穿着短裤，在秋风之中瑟瑟发抖。人家问，大卫，怎么不去吃饭？他说，病了。人家如果不问，他也主动跟人说，我病了。这种把戏颇有效果，真有女生买了热粥和榨菜来照顾他。我们都觉得这些女生姿­色­平庸。张大卫却不在乎。这时候，他倒好似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捧着心口，楚楚可怜。见此奇景之后，无论谁讥笑剧社是个银样蜡枪头，没人会演戏，我都会持相反意见。

张大卫毕业之后去了本地的一家杂志社，渐渐地与总编有些矛盾，那总编也未必成心使坏，也可能有玉不琢不成器的心思。当然，说到底还是给小鞋穿。厚黑之学，驭人之术，如此之类。

这一天，杂志社下了班，大家一起去吃清水火锅。所谓清水火锅就是在煤气炉上支个铝盆，清水中漂着少许葱段、­干­辣椒、花椒之类，拿羊­肉­和菜直接开涮，物美价廉。吃到一半，总编说要一盘茼蒿，张大卫说，不要茼蒿，要大白菜。总编说，大白菜有什么好吃的？要茼蒿。路线斗争就从这儿开始了。张大卫说，就要大白菜！如是反复几次。总编说，小张，你怎么回事，一盘茼蒿你跟我犟什么？怎么这么不成熟呢？张大卫说，这根本就不是茼蒿的事！总编黑下脸来，一桌同事也不知道怎么和稀泥。张大卫愤怒至极，摘下为了这份工作特意配的黑框眼镜，奋力摔在地上，指着总编的鼻子说：去你妈的，老子不­干­了！说罢，气昂昂地走了。饭桌上一片死寂。总编沉默了片刻，说，在座的各位，表个态吧，我这个当总编的该怎么当？

这就是民意调查了。各位自然说要严肃处理。就此铁板钉钉，张大卫的这份工作彻底没了。

有诗赞曰：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茼蒿人。

若没有这么一出，以张大卫的聪明灵活，事业成功并终老圆石城，其实大有可能。此后他百事不顺，一气之下，考去了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由此这位巴图鲁也影响了我此后的人生。

“怎么这么没劲呢？”上学时张大卫输了牌局之后常这么说。这样一来，我们都喜欢去省歌舞团大院五号楼三二九室玩，就再自然不过了。在这个“没劲”的世界上，五号楼三二九却是一个可以读读瓦文的《匈奴史》，尝尝嘉措的朝鲜香烟和日瓦的俄罗斯黑鱼子酱—谁曾想到，眨眼之间，苏联已经解体了—听听田丽为大家挑选的入门级舒伯特和勋伯格的地方。

通过张大卫，我进入了他的朋友圈子，果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也都属于逗趣的一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年轻人的生活就像正襟危坐在桌子前，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儿。桌子上空空如也。轰轰烈烈的一九八零年代画下了错愕的句号，海子死了，星星画展已是陈迹，文艺热潮曾是挪亚大洪水一般的存在，如今缩回到了自己的河床中去。政治动荡过了，中国在国际上面临困局，经济试图恢复活力，却步履维艰，如汽车在湿滑的泥地里徒然地吼叫着，只落得个泥点四溅。那是一个空白的时代。倘若说一九八零年代如同雾中风景，让人看不清楚路标，一九九零年代初就像明亮的汪洋大海，水平如镜，波澜不兴，可憾的是无一丝帆影。

直到我读大四之时，海面下才隐隐震动起来。那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经济重新起飞的时期。证券市场一开，举国为之疯狂。校园里，《鹿港小镇》之类的老牌金曲立刻过气了。风气变了。《红太阳》一类的磁带声势浩大地再次流行起来。前一年你可以在街头听到五花八门的音乐，后一年你也可以听到很多。一九九三年夹在这两年中间，没有什么音乐，除了《红太阳》。这盒磁带就像除草剂，把其他音乐禾苗斩尽杀绝了。股票认购证的价钱则翻了无数倍。总之这一年只有两种风景，这边是证券市场，那边是《红太阳》。倒爷、大妈、闲人、谨小慎微的­干­部，觑准机会的各­色­人等，潮水般涌入股市，脑中兀自盘旋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