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流行绿军挎，日瓦也有一个，为了避免跟别人的弄混，像个小学生似的用钢笔在书包带上写上名字：zhiwago。他深爱《日瓦戈医生》，爱屋及乌，深深体会到俄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俄国的一切颇有好感，具体表现便是薪水虽不丰足，却去外贸商店买鱼子酱罐头吃。“里根夫人南希跟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聊天，南希说，美国人民生活很幸福，吃汉堡包，看好莱坞电影，听摇滚乐。”日瓦喜欢讲这个故事，“赖莎说，我们苏联人嘛，只是吃吃鱼子酱，看看芭蕾舞，听听柴可夫斯基。”至于赖莎的回击能否体现苏联人民的生活真相，他才不管呢。对于苏联的崩溃是否跟特权阶级吃了太多的鱼子酱有关，日瓦也认为，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

我的印象是，日瓦比较单纯，对政治不敏感。瓦文与他截然相反，野心勃勃而且极有主见。

有天晚上，我们在化纤地毯上席地而坐，日瓦说：“有一次我坐火车，是夜车，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忽然之间，火车广播开始放音乐，居然是《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拉拉之歌》，我一下子就??望着窗外，听着熟悉的旋律，我想着拉拉的命运，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

他说得笑嘻嘻的，我们也跟着笑嘻嘻的，但是内心深受感动。《日瓦戈医生》是感人至深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一九六五年大卫·里恩版的电影，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一九九三年，证券市场元年，在圆石城这样一个只有基本生活的地方，竟能在一间小屋里遇到一个人谈起内心的诗与孤寂，何尝不是好事。对小说中的虚拟人物怀有某种真挚的爱，我也感同身受。

作为斯坦和斯基，我们有时到这儿吃饭。吃完了饭大家就聊聊天。扯淡居多，偶尔也谈谈思想、艺术、历史等等。后来者可能认为那是谈论这种话题的好年代，或者以一种势利的眼光，认定这种谈话做作可笑。其实都不然。年代是一回事，人是另一回事，在任何年代都会有人谈起活­色­生香的话题却令人厌烦，也会有人谈论严肃话题而妙趣横生。瓦文和日瓦就是后一种人。

他们做的饭菜也好吃。有一道砂锅豆腐煲，瓦文最擅长，秋天，买来价格便宜的指甲大的螃蟹，在被叫作“肚脐”的那个地方十字剪开，投进豆腐汤里，滋味鲜美。配搭馒头，我们享受这清淡的美食。我比他们小六岁，认识上要幼稚得多，不免把他们附会为熟稔生活艺术一类的人物。

有一天，我们正坐着，进来一个人，一头扑倒在瓦文的床上，无比舒服地哼唧起来。瓦文说：“你丫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人把脑袋在枕头下钻来钻去，赖唧唧地说：“我­操­你丫还有没有人­性­，这还快？俩礼拜了都，在那边度日如年啊我，天天想着你们。我可算回到组织怀抱了。”

这就是嘉措，在省外办工作，刚从朝鲜回来。他单独住一间宿舍，独处无聊，便把三二九当作度假别墅，常来常往。瓦文向我们介绍：“这是嘉措，全名仓央嘉措。”嘉措生­性­风流，瘦脸，鼻子又窄又挺，人中也长，貌似狐狸。一双桃花眼，眼光流动不居，正是所谓“眼是水波横”。

有几次，嘉措带我们去参加领事馆的文化活动。我们很少跟外国人做“官方接触”，不免觉得是新鲜事一桩。在日本领事馆看过一次茶道表演，我看得津津有味，瓦文、日瓦和嘉措却说，日本人就爱装神弄鬼。日本副领事来跟我们打招呼，汉语说得极好，日瓦笑嘻嘻地说：“你，日本人。”副领事带着外交官的笑容说：“对，我日本人。”这人走了之后，日瓦说；“他，日—本人。”另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听美国领事馆的音乐会，本以为是爵士乐一类，不料却颇为古雅，在美国式的青翠草坪上，四个音乐学院的女孩表演弦乐四重奏，舒伯特的《冬之旅》。拉中提琴的女孩颇为美貌，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

音乐这东西颇有魔力，让人拥有超凡拔俗之态，那美­色­仿佛融化进声音之中，与女舞蹈演员们刻苦雕塑过的身段的优美又有不同。嘉措径自在这个女孩面前的草坪上坐下来。瓦文说：“这孙子又犯病了。”日瓦说：“又有好人家的姑娘要倒霉了。”那个女孩顾自演奏着，皱起了眉头。不过我猜，一旦交谈起来，她便会发现嘉措颇为风雅，对音乐也算内行。那时大家的生活甚是贫乏，嘉措却过着堪称奢靡的日子，每天晚上，倘若不与什么萍水相逢的有夫之­妇­幽会，也不去三二九凑热闹，便窝在自己的狭小宿舍里啜饮着陪同省领导出国时带回的威士忌或者金酒，读着《韦氏大词典》，连听几个小时国外带回的黑胶唱片—外交战线心不在焉的小战士的便利、孤独与乐趣。如今，他就这么坐在离乐队半米远的草地上，趁演奏间隙，跟那个女孩搭着讪。果然，十分钟后，那女孩虽然仍然面露厌烦之­色­，却已经跟他有问有答起来。

茶叙时间，嘉措对我戏谑地说：“这些女孩，与其给洋人玩，不如给我玩。你以为洋人是省油的灯？不过我跟她搭讪，也不全是为了耍流氓，我确实喜欢舒伯特，他是真正的天才，非常细致入微，在运用音乐语言的灵敏度方面，我以为无人能及舒伯特。”说罢，取了蛋糕，送给那女孩。

对于漂亮女孩该由哪国人来玩以及舒伯特的灵敏度，我均无从置喙，只能在他身后点头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