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要钱来供养军队、装备船舰。铸币的数量和质量的确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这个问题却由商会掌管，并非依据国王们议定的意愿。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私人与公共利益的联合非常明显。国王像商人或者商人的人质那样行动：商人们的意愿——开矿、铸币重新估值、召开金银比率会议——都成为国王们的动议。围绕着各等级王室的圈子里，经济学思想的贫乏很突出。甚至像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这样的由商人转变而来的王公似乎也对财政事务完全失去了热情。让·博丹（Jean Bodin）超出了时代的局限。在他之前，法国国王身边没有理论家，连一个具备尼古拉斯·奥瑞斯莫（Nicholas Ore*e）那样才能的人都没有。格雷善姆（Gresham，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财务代理人，首先对“劣币逐良币”的现象进行了阐释）还没有诞生，而这样的一些顾问——像大胆查理的迪诺·拉庞迪（Dino Rapondi），路易十二的布里松内（Bri?onne）或者亨利八世的渥尔塞（Wolsey）——也不是专家，他们的经济学视野仅限于在怎样才能不杀­鸡­取卵这类问题上思考彷徨。

我们或许忽视了他们在掌管财富方面的努力。这里重要的是国王和统治者持续确保对所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控制。这方面没有什么革命­性­变化：权力占有者很久以前就开始朝着皇室征税和财政管理的方向努力了，但是尽管大方向相同，步骤及有时候所采用的方式却可能有所不同。统治者一般是尽力获得三个基本的支撑：首先他需要获得广大的、属于自己的领地，以提供个人收入。不能指望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资助公共开支，直到１1480年，甚至法国国王从他私人领地上所获也不超过其全部收入的15％，英国国王的“森林”获利更薄，但这却能够使王室在自己的领地上，在全部侍从的陪伴下，从王宫到城堡，来去自如。所以，国王会尽力增扩他的领地，就像任何一个善于经营的地主一样去购买，有时候是夺取反叛者的土地，这个反叛者可能会被合法地抢劫。我还提到过1523年以后，西班牙军事阶层的地产与王室领地的合并，经由教皇的批准而生效，但实际上自1495年起这种合并一直在进行。五颜六­色­的服装掩饰下的意大利呈现的是完全相同的面貌：美第奇家族的地产，威尼斯议员的地产，斯福扎家族没收来的地产，费拉拉附近的埃斯特家族he Este）地产，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的。与往常一样，国王是惟一受到谴责的对象。

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普遍­性­征税的实施，但由于法国国王的财政大臣惧怕惹怒了商人，在把普遍­性­征税的基础建立在商业*这一问题上小心翼翼，这样就只好牺牲贵族或农民了。我已经解释过普瓦捷的战败是如何在这方面推波助澜的：通过强迫平民、士绅和教会支付年金用作赎金，瓦卢瓦王朝培植了固定税收的思想意识。他们不停地增加这种压力，我们已经能对人头税的压倒­性­的力量有些认识了。狩猎权的出卖，兵役人头税，每里弗尔商品一个苏（百分之五）的间接税，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法国国王高于任何一个相邻国家统治者的财政地位。他的确是一个快乐的统治者，金碧辉煌的宫殿，卢瓦尔河畔矗立的城堡，大大提升了他的特权。不幸的是臣民，他们被压垮了，压垮他们的是恢复足值的货币和“财政正统”，这是凯恩斯派的货币学家所热衷的。对我们来讲，要从思想上根除19世纪胜利的资产阶级反复灌输的观念是困难的：“好国王”带来好财政。查理五世和路易十一——“勇敢者”和“太阳王”让世界和弗朗西斯一世、亨利四世等为之惊奇。在其它地方，事情进行得不是这么快：都铎王朝在艰难地推行贸易税，这时英国商业已经起飞，因而羊毛和铅锭生产越多，征税就越多。大约在1450年以及1487年至1490年，贸易中心城镇对征税的反抗很多。西班牙也有同样的困难：尽管激烈反对封建领主征税，但现在这里是麦斯达，强有力的养羊者协会坚决捍卫自己的特权与免税权。费迪南德德最终被迫转而依靠城镇，指派地方长官去那里监督商业活动并对之征税。书包 网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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