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1440或1445年前后，在尼古拉斯·罗林的帮助下，好人菲利普能够开始我所指的统一行政管理的伟大工作。第戎、里尔、根特的宫庭达到繁华的顶点，依靠的是举办盛大的宴会以及波耐特（Ponant）大公所发出的东征的誓言。然而，在高原和平原地区，那儿是默兹和摩泽尔发源之地，却仍缺乏这些。人们期待兰开斯特家族交出香槟地区，但自1429年起，这块土地属于查理七世。通过在阿拉斯与他的王室表兄签订和平条约，菲利普表明他将关注在洛林和阿尔萨斯的东部的土地，这一地区既不安宁又非常分散。哈布斯堡家族拥有沿莱茵河的一些土地，而安茹家族正在进入洛林的公爵领地。这不会有什么困难。

不幸的是，瓦卢瓦国王们最终克服了这些问题并估计到了危险。他们开始­干­涉司法程序，支持在南锡的安茹家族的勒内，并且警告哈布斯堡皇帝腓特烈三世。随着1463年查理七世的去世和好人菲利普的退位，这种情形改变了，后者在三年后（1468年）年死去。一方面是狡猾、焦虑，但尽管如此仍算头脑清醒的路易十一，另一方面是很快以鲁莽闻名的查理，一个痴迷的幻想家，一个轻率、傲慢而又特别具活力的人。公爵进攻路易十一并给他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家庭的、封地的和经济的。他从自已的大胆勇敢中获利，甚至强迫路易十一观看反叛的列日人被摧毁，以一个微笑来掩藏致命的侮辱。他接着于1469年买下了上阿尔萨斯，并在南锡建立要塞之前，从陷入困境的公爵勒内二世那里获得了一条穿过洛林的自由通道。1473年，当他在特里尔得到皇帝关于继承权，或者说至少是一顶王冠的承诺时，他认为已达到目的。但腓特烈到夜里就溜走了，同时，鲁莽者的妹夫英国国王爱德华被收买，据推测是他使路易十一分了心。洛林被激怒了，萨沃伊站了起来，瓦卢瓦家族的影响到处可见。查理不知所措，1476年，他进军瑞士，试图令自己解脱：他的大军1476年秋天受到瑞士粗笨的军队的重击，在格罕松（Granson）和莫拉（Morat）被摧毁，而他曾希望轻而易举就能打败瑞士军队。接着他又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试图在隆冬从重新安顿在南锡的勒内二世手中再夺回这个城市。1477年1月5日，他最后的军队停在这个城市面前，两天后，这个鲁莽者的*­祼­的被鞭打过的尸体在一条冰冻的水沟里被发现。根据科明尼斯的记载，这一消息被火速带给了路易，路易为此高兴万分。

路易的这种兴奋当然既粗鄙又不明智，尽管反抗很快就被击溃。佛兰芒人强加给查理唯一的女儿玛丽（Marie）“一个大特权”，这恢复了他们的自信，而路易占领了勃艮第、皮卡第和阿图瓦。但这次他行动太快了，更确切地说，一百多年来公爵的成就不是一个空壳。在北方，瓦卢瓦王朝受到顽强的反抗。玛丽自己求诸于嫁给德皇之子，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连，他于1493年成为皇帝。危险从各处萌生：在法国，玛丽的女儿玛格丽特被希望或许能嫁给国王查理七世，但结果却是玛格丽特的兄弟美男子菲利普娶了西班牙的女继承人。1500年，他们的儿子查理在根特出生。

勃艮第的威胁的确被转移了，但代之而起的是西班牙的危险：法国永远失去了佛兰德斯。法国人希望至少阻挡住哈布斯堡家族控制帝国，帝国被马克西米连——根特的查理的老祖父——所占据。哈布斯堡家族驻扎在位于莱茵河和默兹河口的孔泰，并出现在西班牙、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所以，1519年皇帝死时，最不可能的讨价还价发生了。查理通过厚颜无耻的贿赂胜了弗兰西斯一世，在十九岁时成为查理五世,后者没有提出足够高的报价。一个新欧洲诞生了，这是勃艮第公爵的梦想与瓦卢瓦国王的无能造成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

“两个德意志”的诞生

如果延续四个世纪的帝国没有完全解体，不论是1519年不光彩的讨价还价，还是勃艮第公爵们较早的努力，都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当然，历史上的德意志人是不可替代的，正如今天的巴伐利亚人、莱茵人、萨克森人，或真正的普鲁士人。在奥斯曼土耳其、撒利克国王以及红胡子腓特烈时代，许多公爵领地和侯爵领地（他们被称作斯塔姆St?mme）宣称自己属于独特的民族和习俗群体。但集合在一起，借助于帝国威望，就形成了一个德意志，一个帝国，几乎是一个德国，这远比一个西班牙或一个法国更名符其实。共同的语言，通常情况下相同的反应，有助于整体联系：显然，西部的法兰克语音受到了卡佩王朝的影响，而东部斯拉夫则受到波兰的影响，但中部从莱茵河到奥得河（Oder），从波罗的海到勃伦纳山口（Brener），则形成了一个实体。

就是这一实体在14世纪特别是15世纪发生了巨变。可以轻易地将这归罪于统治者的软弱，但实际情况是，既然建立一个王朝不可能，肯定就是相反的情形了。皇帝是些苍白无力的人物，因为他们被选择如此。首先他们属于以卢森堡、波西米亚和奥地利这些离帝国很远的地方为基地的家族。这些统治者既不荒唐可笑，也不愚笨无能，有时候他们也想强化自己的力量，并尽力去实现，比如西济斯孟德就召集康斯坦茨会议。但由于既不能依靠王侯，甚至也不能依靠教会，他们缺乏行动的手段。他们常常忙于自己微不足道的东部遗产，我想起腓特烈三世如何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奥地利而不是帝国。这意味着溃败是完全的，它促使权力错位、解体。

这种错位在同样归因于15世纪德国经济的扩张。矿山、织物、小麦和信贷维系着他们起初的优势，这样由于缺乏总体上的规范和障碍，每种商业或制造业领域的活动都外溢进入相应的地区或政治范畴。350个“自治区”切割了帝国的肌体，有的可能很小，但无论规模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的统治者拥有自己的牧师、自己的议会、自己的首府、法庭、雇佣军、骑士、自己的市场甚至自己的货币。这种情形不应解释为明显的衰败迹象，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德国，仍给帝王的野心留有足够的空间与边界。

作为欧洲的主要部分之一，帝国统一的计划逐步形成了，一个集团或邻国的欲望可能得以实践。第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腓特烈二世统治之后，德国城镇几乎享有完全的自由：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同盟和莱茵同盟的城镇，以及紧随其后，曾在1380年前后反对查理四世的有节制的征税要求的士瓦本同盟（Swabian League）的城镇，全都享受到了事实上的独立。15世纪末这种状况停止了，这时的同盟已经解体，受英国人的步步紧逼、甚至卡斯蒂尔与斯堪的纳维亚王国独立要求的威胁，汉萨同盟处于防守状态。1472年之后，荷兰人走进了商业史，他们获得了丹麦人的准许，又在松设置了关税，以限制汉萨同盟进入北海。1478年，莫斯科大公关闭了设在诺夫哥罗德的面向德国人的市场。对城镇的这些打击发生在奥格斯堡、纽伦堡、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集市和工业生产以及货币市场的全面发展之时，无疑这要比邻近的意大利更须归因于商人对城市管理的日益厌恶。他们喜欢规劝和影响统治者甚于管理自己城镇的事务。

皇权的软弱及城镇的无­精­打采使得诸候们自由统治。“勃艮第”的例子，后来又发生在西班牙，接着是奥地利，这无疑是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的重要事实。1519年查理五世的继位给德国政治引入了一种新的因素，即使是已被皇帝们放弃一个多世纪的意大利事务，也重新占据突出位置。其它势力也都准备就绪：法国有自己的诉求，不是针对帝国的皇冠，因为弗朗西斯一世的选侯资格更多的是一种劝阻而非实质，法国想要的是莱茵河西部的整个地区，这成为旧制度的君主们及其后的帝国的目标。中世纪末端迈出了第一步，却是用尽了从卡佩王朝传到瓦卢瓦王朝的所有技巧与圆滑，而瓦卢瓦王朝通常更­性­急。他们瞄准了洛林，法国国王已经在那里的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安排了自己的人，对大公的王位也安排了他的安茹的亲戚；他在巴鲁瓦（Barrois）建立要塞，到处都是他的货币和代理商。自弗兰西斯一世开始，这里成为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发生直接冲突的地区之一。

斯堪的纳维亚觉醒了。荷兰人试图­干­涉丹麦，这让汉萨同盟忧心。但德国人没看到其他地方的危险，在一个有大量的伐木工和猎人、资源尚未开发的国家——瑞典。15世纪瑞士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这时人们没有能认识到瑞典将在17世纪如法炮制。从1490年开始，他们集中­精­力摆脱丹麦人的控制，这使得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和二世（ChristianⅠand Ⅱ）卷入代价高昂的*，1520年以可怕的名字“血浴”被人们记住。在这一过程中，汉萨势力被彻底消灭，1494年被逐出松及瑞典和丹麦的城镇；1512年被迫在马尔默（Malmo）和平协议中放弃他们的特权。尽管丹麦人和俄罗斯人首先从汉萨同盟的消失中获利，但瑞典人的机会就要来了。

另外，帝国自身的重组正在进行，这对决定宗教改革的范围将是极为重要的；那时强有力的统治者占据的位置仍在影响着德国。这样的统治者包括哈布斯堡家族、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he Wittelsbachs）、萨克森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霍亨索伦新从士瓦本来，西济斯孟德于1415年将勃兰登堡边境地区托付给他们，他们控制了卢萨斯（Lusace），以及在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的属地（被波兰人打败的条顿骑士团很高兴能在1455年被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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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一块被共管的土地

意大利是一个贪欲恣行、不受拘制的地方。这一点已不新鲜，甚至可视为传统。意大利提供了太多伟大的历史记忆，太多商品，太多耀眼的城镇，太多充满诱惑力的宫廷和太多艺术与智慧。拜占庭时代已过去，帝王们已退出历史舞台，两三个已没有特权的教皇迷茫失落。尽管如此，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初期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亮点。这是美第奇、热那亚大帆船和佛罗林取胜的年代。但在整个半岛，却找不到能够指挥所有这些属于自身优势的潜力与财富的权威。意大利南部地区（大致指罗马所在纬度以南地区，包括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被一分为二：在那不勒斯，王后乔安娜二世（Queen Joanna Ⅱ），一个冷酷无情的女疯子，使关于安茹王朝的扭曲记忆永久留存在人们心中；而在西西里则是阿拉贡国王。这种双重管理有利于西班牙。尽管遭到“国王勒内”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反对，1443年，他控制了那不勒斯。但这是意大利的软弱部分。仅有的持续­性­和破坏­性­的后果是被驱逐的安茹王朝保留了对这里的权利，并在1481年，当他们的家族消失时，将这移交给瓦卢瓦家族。至于教皇，自1438年起，最终重新安置在罗马拉丁贵族的废墟上，现在如同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其本地特权足够强大，这使他能够说服中部和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城市共和国和统治者，在1454年于洛迪达成二十五年的和平。这些城市及统治者包括费拉拉的埃斯特，曼托瓦的贡扎加（Gonzaga of Mantua），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米兰的弗朗西斯科·斯福扎，甚至自私自利的威尼斯。

我们不应被这种感人的和谐所蒙骗，因为其主要动机是让人产生一种既无能又危险的感觉。城市没有了高效的民兵组织或有献身­精­神的执政官；商人们对共和制冷漠之至，他们中的文艺事业的资助者则感到自己是国际化的。因此，种种野心意愿都可以在这个半岛的周边及其体内繁荣一时。正是由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人向罗马推进，由于查理七世试图恢复热那亚，由于法国皇太子路易派军反对米兰，而安茹的勒内正越过阿尔卑斯山，意大利人紧密团结起来了。只有土耳其人缺席，他们在进攻奥托朗托（Otranto）海峡和德国人，而腓特烈三世则降驾罗马加冕（1452年）。一旦这些危险消失，意大利人又恢复了争吵，外国人也卷入其中。1462年，安茹王朝对那不勒斯进行了一次新的无效的尝试。教皇与佛罗伦萨之间爆发了一次争斗，其间科西莫的重孙之一尤里亚诺（Giuliano）于1478年死去，路易十一与萨沃伊，接着与米兰（1475年）结成紧密的联盟。大胆查理对阿尔卑斯山通道形成威胁，而威尼斯的政策像天气一样多变。这种千变万化的情形没有什么结果，缺乏任何决定­性­的特­色­与影响，不值得审视。他们是意大利历史的烟雾，透过这些烟雾，我们依稀看见戴着皇冠的教皇、见利忘义的雇佣兵队长、被刺的统治者、鲜血和庆典。

但这些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到这个世纪的末端发展成为严肃的事情。就在这时，教皇英诺森八世以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理论上的王冠继承人的身份，自行召见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到意大利实施一些命令，并摆脱阿拉贡人，这很像他的继位者路易十二，宣称有权继承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he Viscontis）的宝座。1494年瓦卢瓦王朝越过阿尔卑斯山，标志着近代战争和外交史的开始。阿拉贡的斐迪南已在两年前征服那不勒斯，没有他的帮助，他的表兄国王费兰特（Ferrante）就不能够再控制那不勒斯。在罗马，丧失信誉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能使意大利人重新和解；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破产了；在米兰，鲁德维克·斯福扎失去了控制能力，而威尼斯仍然是威尼斯。从此，意大利不过是法国、德国、西班牙为之进行长达三个世纪的争斗的肥美的猎物。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新生的帝国主义力量冲突的故事提出来讨论，因为如同在帕维亚或罗马之劫停止叙述不合理一样，在马里亚纳（Marignan）停止也不合理。意大利一直走在其它国家前面，这方面则走的更远。当近代欧洲的诸多特点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内部比较清晰地出现的时候，如果说英国、莱茵河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稍稍落后，意大利在1500年时已经置身近代世界了。

面向世界开放

“大发现”决不是近代历史独有的特征。如果将中世纪与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igator）或维斯科·达·伽马分开，或者将他们视作疯子、最好的幻想家——不管怎样，哥伦布现在仍被这样看待——人们就不能理解任何与中世纪的成就有关的问题。当然，这个热那亚水手向西航行时所说的“跃入未知世界”，本身是一种将两个时期分开的象征­性­姿态。我们一点都意识不到其重要后果吗？哥伦布的冒险只不过引来一个世纪的成百上千次的其它冒险，而其自身则是一个无法预见的大胆举动。然而我们必须在欧洲向边界以外的渗透、殖民地、奴隶贸易、鲜血等前面停下来，此前的一切属于中世纪，也只能由中世纪来解释。

为什么发现新大陆？

尽管对亚洲、非洲我们能连篇累赎谈论很多，但这种现象的确有些“奇异”，我们将试图追踪其基本特征。这种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拓展欧洲势力范围的行动恰恰成为了中世纪末期的标志。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人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似乎头晕目眩，或许在这个向他们敞开大门的世界面前感到害怕。对检视这些初始行动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我们这些看到了结果的人来讲，这种一小部分人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内对新大陆的征服，与斯拉夫世界的驯服，*的边缘化或者是希腊世界的终结一样耳熟能详并且理所当然。周边世界和财富这次同样也置于西欧的处置之下。

一些资质条件是必须的。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在中世纪早期有所接触之外，美洲是片未知的土地。正如我们所知，在哥伦布之前的基督教或*教世界的地图上都找不到她。*的地理学家计算出中国与马格里布相距16 000公里，这是个合理的估计，而他们相信这条路必须经过日本。至于基督教世界的地理学者，随着商用地图，或航海指南，以及平面球体图的出现，他们的认知大大前进了一步，不论他们是像托斯卡纳里oscanelli）那样的意大利人，还是像马丁·波海姆（Martin Behaim）那样的德国人，他们相信托勒密和古代人的计算，得出这段距离不超过4 000公里。这种差别至关重要，但在当时这没什么关系，美洲仍是个未知数，亚洲几个世纪以来与欧洲和*世界的历史纵横交织。虽对亚洲知之甚少，但至少自从希腊化时期，她已被很好地认识了。她代表着宝石、香料、丝绸和一个特殊的世界，*旅行者苏里曼（Suleyman）、阿布·扎义德（Abu Zayd）、伊本·科德布（Ibn Kordadbeh）、马苏迪（Mas’udi）在14世纪前已经访问和描述过。如同马可·波罗所见证的，通过这些人，欧洲确实了解了一些情况，甚至像季风或绿洲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基本信息。基督教世界没有渗透这么远；圣路易派到可汗那儿去的方济各会的修士在蒙古平原中部遇到了一些“巴黎人”和“马赛人”，这些人属于边缘未被同化者，就像在中国的小聂斯托里（Nestorian）教徒区一样，本身是东方人。在北京、广州和印度，马可波罗只见到*人和一些犹太人。再者，当他1295年返回威尼斯口述他的*时，没有人相信他。因而，亚洲仍保留一种消失的伊甸园的形象，那里可能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传说中的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中古东方国王兼祭司）统治，基督教世界希望亚洲成为从背后进攻*的同盟。人们知道到达那里的道路：从小亚细亚或地中海东部诸国出发走商旅队之路；从霍尔木兹海峡（Ormuz）或亚丁（Aden）走海路。到13世纪末，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穆斯林关卡提高了欧洲宫庭喜爱的所有产品的价格，要摆脱关卡的筘制，就必须到亚洲去。非洲是另外一种情形。汉诺（Hanno）周航记及其它古老的叙述只存在于记忆中。她是一片有黄金和奴隶的土地，但基督教王国长期以来满足于柏柏尔人、埃及人，以及马格里布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所供应的黄金，与非洲没多少联系。显然，他们是在埃塞俄比亚寻找祭司王约翰，跟踪流传在尼罗河或圣地的关于莫桑比克、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王国以及津巴布韦、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的神秘的传说。但是渗透到穆斯林世界的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将巴马科（Bambuk）和塞内加尔，甚至埃及苏丹的科普特（Coptic）领导者们与地中海隔开，似乎完全是一种假设。就连安茹的查理都没有考虑它。

所以直到１４世纪初，地理上的好奇之心还不活跃，具体的优势也不太明显，还不足以摧毁这些独立世界的隔绝状态。但我们不应忘记亚洲的吸引力和神秘的非洲是怎样影响基督徒的潜意识的。

拯救野蛮人？

可以采用另一种视角。伊本· 巴图塔（Ibn Battuta）的作品在欧洲为人所知吗？1325年到1354年间不知疲倦的朝圣客穿过和描述过所有这些国家吗？是他们启发了曼德维尔的约翰（John of Mandeville，死于1372年，14世纪英国作家，著有《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内容多取材于百科全书及他人的游记，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无从确证）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吗？这个约翰没有离开过巴黎，却把亚洲描述得那么详尽，以致直到这个世纪的中期，人们仍然相信他所讲的。总之，欧洲认为这些世界充满未被救赎的灵魂。卡拉科茹姆（Karakorum，古代蒙古帝国旧都）的聂斯托里教士们，接着是像1287年来到欧洲的拉班·索玛（Rabban ?auma ）那样的东方教士，鼓励传教阶层怜悯这些灵魂。使这些异教徒皈依是传教士的责任，至少要援助东方的基督教徒。加泰罗尼亚人拉蒙·吕尔（Ramon Llull）的伟大计划就是以传教代替十字军东征。这类尝试被组织过：1291年，被留下来挑战婆罗门和蒙特卡维诺的约翰（John Montecorvino）的方济各教士——波代诺内的奥多瑞科（Odorico of Pordenone）被任命为“北京大主教”。由于“蒙古和平”，教士们直至1320年或1325年，都能够旅行到远东。他们对非洲兴趣不大：圣弗兰西斯第一个考虑这个大陆，1219年派了两个发誓献身的男修道士到马格里布。大约在1220年，一个由名叫佩德罗（Pedro）的葡萄牙人率领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在马拉喀什被逮捕，但他们可能不是去改变人的宗教信仰的。

1340年至1355年之后，通往亚洲的道路被关闭，传教工作突然结束。乌克兰的蒙古人逮捕了传教士；明朝中国紧握宗教权力；*教在德里取胜。1402年，西班牙人克拉维乔（Cl*ijo）设法到了打败了土耳其人的帖木尔那里，想弄清帖木尔的意图。他发现是一个穆斯林而不是“上帝的惩罚”在解决他的问题；同时，图卢兹的伊萨尔盖（Ysalguier of Toulouse）如何将一个皈依的黑人王子从加奥带到加隆河畔当然只是一个传奇。黑人或黄种人接受洗礼的时刻肯定还没到来。

攫取财富？

然而，在不排除此后皈依教徒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欧洲人首先是要控制那些来自异域的大宗的产品：糖、胡椒，尤其是欧洲人已开始感到匮乏的黄金。西班牙于1384年，葡萄牙于1385年相继停止了金币的铸造；在意大利，金银的比率攀升至1:12；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新矿平息了更北部地方的“饥荒”，但甚至这种调整对基督教王国都有不健康的影响。公共开支的增长驱使统治者走向战争之路，而战争吞噬了所有赢得的东西。即使14世纪末的贵族没有沉溺于骑士阶层的虚伪娱乐中，或者更实在地说，即使他们克制住了对新的食物的欲望——这种欲望使他们的饮食开支膨胀，使那些供应正告罄的零售商们焦急——他们仍然无法恢复远去的财富。地理的好奇、使异教徒皈依的希望、对黄金的追寻、摆脱租金危机的要求，以及可能已经存在的对自由劳动力的兴趣，所有这些都是增强人们勇气的因素。

事情总是这样，站在一个决定­性­事件的门口，很难区分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究竟是兴趣（如亨利王子，直至他1460年死去都对此事充满兴趣）还是热情（发现的热情在里斯本，接着在拉各斯（Lagos）的阿维兹王朝he *iz Dynasty）涌动）促使葡萄牙在这些事务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这是一个缺乏黄金与工匠，濒临破产边缘的国家的冒险轻率的外逃，是一个慢慢培育的计划，还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另一方面，提供水手和船长的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是出于贪婪投身这种冒险，还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有经验的船员？是因为这种介于波罗的海的缓慢的高弦帆船与脆弱的地中海平底大船之间的小吨位快帆船使得他们可以对抗大洋风暴，他们才敢做这样的冒险？或者，这种新型船在1440年或1445年之后投入使用是由于起初的失败？

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伊比利亚人和意大利人是多么顽强，他们试图通过绕开途经马穆路克埃及的路线的办法，以较低的代价到达亚洲，这意味着要冒险穿越黑非洲。从北到南跨过这个大陆的征程看来很快就放弃了。如同伊本·巴图塔和伊本·卡赫坦（Ibn Khaldun）告诉我们的，黑人帝国当时处于辉煌的中世纪巅峰。努佩国（Nupé，今尼日利亚中西部尼日尔河和卡杜纳合汇合处附近地区）的贝宁艺术，以及廷巴克图或刚果艺术，都是自身成为文明霸主的证据。*的旅行者称赞其公共秩序、奢华的宫庭、马里、卡诺（Kano）、加奥等集市的富庶，哀叹*世界可怜的进步，比不上马格里布的生活水准。伊本· 巴图塔对铁制品的质量、木雕之美、玻璃或铜制品的丰富都赞叹不已。自从途经阿卡特（Agades）和乍得到阿斯旺的道路重新开放以来，这些物品连同奴隶与黄金供应着沿南北或东西轴线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意大利人不可能忽视这一点；约1320年，塔菲拉雷afilalet）有了热那亚人的身影；1350年另有一个热那亚人被认为到了廷巴克图。到这个世纪末，桑海开发了一条从乍得到费赞的线路，这比真的穿过撒哈拉的危险要小。在的黎波里、突尼斯、布日伊和休达做买卖的加泰罗尼亚人、马赛人和比萨人可以劝告其统治者及其他冒险者，要到达刚果帝国，并从这儿再到莫桑比克和印度（他们认为这很近），穿过大沙漠已经不再可能。

对非洲的打击

这样他们必须扬帆航行。首先是一个驾驶问题，因为尽管来自摩洛哥海岸高空的信风把船吹向西南方向，但回漩的湾流需要特别的­操­纵能力和耐心。开局是不利的，1291年两个热那亚人维瓦尔第（Vivaldi）兄弟远航，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1339年，加那利群岛被勘察，作为未来大西洋的一个停靠港，但当葡萄人牙人杰姆·费瑞（Jaime Ferrer）试图在此登陆时却沉了船，这个地方以后称为里约奥罗（Rio de Oro）。确保对彼特拉克笔下的“幸运岛”——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的占领是必要的。1350年至1402年间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佛罗伦萨人和热那亚的马洛赛洛（Malocello）做了各种尝试，在那里发现了懒散而友好的农民，却没有黄金。1402年，诺曼人约翰·贝当古（John of Béthencourt）占领了加纳利群岛，并向卡斯蒂尔国王宣誓效忠，而马德拉群岛却在1423年前后被葡萄牙占领。在此之前，葡萄牙已经尝试了一次官方行动；1415年皇室的军队占领了休达，这使得他们可以控制加比，这是唯一需要的摩洛哥小麦的一个进出门户。他们考虑过占领摩洛哥吗？诸如1437年丹吉尔angiers，摩洛哥北部港市）的溃败，以及1471年和1515年的新尝试使之成为可能，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

由于有了小吨位快帆船，对湾流越来越熟悉，加纳利和亚速尔成为中继站，以及葡萄牙统治者一贯的支持，欧洲人在海上有了进展。意大利人被由巴斯克人、加利西亚人和阿尔加维（Algarve）人组成的强健的船员取代，这些人乘着快帆船向南驶去。1434年，吉尔·恩斯（Gil Eanes）快速绕过危险的波加多海角（Cape of Bojador）；1444年，丹尼斯·迪亚士（Dinis-Diaz）绕佛德角航行；1446年到了冈比亚；1460年，到了塞拉利昂；1471年，瑟罗·达·科斯塔（Soeiro da Costa）勘察了黄金海岸、象牙海岸，并穿越了赤道，这之后风向改变，引起了恐慌。从那时起，水手们通过在沿岸设置标记来测量他们的航程。1486年，迭戈·康（Diego Cao，葡萄牙航海家和探险家，发现刚果河的第一个欧洲人）启航，他不敢到大陆南端以外的地方，因而将进入印度洋的荣誉拱手让给了第二年航行到那里的巴托勒摩·迪亚士（Bartolomeo Diaz）。迪亚士给了风暴之角一个吉利的名字“好望角”。出了好望角，季风正等待着水手们。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环非洲航行，访问了莫桑比克港口索发拉（Sofala），1498年5月停泊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令他丧气的是迎接他的竟是一个讲卡斯蒂尔语的突尼斯人。

如果这只是驾船环游，一种喜好运动的远征，那么至此已经很不错了。虽然一开始的努力和尝试没有重要的结果，但其意义却要大得多。塞内加尔河湾的阿古因（Arguin）的一个贸易站每年仅能带来25公斤的黄金，而伊本·卡哈登（Ibn Khaldun）却推断每年穿过撒哈拉的黄金有一吨。沿冈比亚或几内亚河岸到金矿也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山脉阻断了道路。那些冒险者如1456年的迭戈·戈麦兹（Diego Gomez）也没带回多少黄金，此外，他们居然惊奇地在那里遇上了一个英国人！索发拉和津巴布韦的黄金当然更容易接近些，1502年瓦斯科·达·伽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贸易站，但距离很远，而且黄金的运输必须经过亚丁，因而要受制于穆斯林。但作为补偿的香料、胡椒、充斥这一时代的食谱的“天堂里的谷物”，以及开始损害欧洲人健康的第一种刺激物可乐果的贸易却是完全成功。1485年以后，费尔南多·波（Fernando Po）获得了沿几内亚湾进行这种贸易的垄断权。1505年，里斯本夺取了威尼斯的统治地位，变成了香料和药物贸易的首都。从黑人那里购买甚至抢夺胡椒只是一种不重要的现象。但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他们造访奴隶市场，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折磨非洲的奴隶贸易开始了。其实早在1444年，航海者亨利已经开始利用快帆船贩卖第一批263个男汝奴隶，在拉各斯上岸，并且主持了接下来的拍卖。据推算，1480年前后，通过阿古因的贸易站卖出的奴隶在800到1 000之间。有一点很清楚：奴隶贩子不仅仅将黑奴卖到欧洲和*世界。我们只有黑人1510年到达圣多明哥（San-Domingo）和1521年到达古巴的证据，但可悲的是这一罪恶的贸易可能开始得更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