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欧洲在对黑非洲征服过程中的开支从一开始就来自于他们对非洲的剥削。令人惊奇的是一开始的动机与利益无关。远征的基本目标——开发非洲，尤其是发现通向亚洲的另一条道路，初时并不明确。显然，非洲的财富——黄金、奴隶、香料、象牙、柚木——是有力的诱惑，在起初的交易之后，他们的发现马上就伴随着抢掠。在塞内加尔的贝兹桂士（Bezeguiche）、波提达拉（Portudal）、若拉（Joal），以及沿着黄金海岸的其它地方，阿西姆（Axim）、尚马（Shama）、迈因的圣乔治（Saint-George of-the-Mine）等，都建立了贸易站。这些贸易站连同快帆船的沿海贸易，在西非和欧洲之间建立了稳定贸易。这种贸易进入了新的区域，补充而不是中断了传统的跨撒哈拉贸易，它本来是能够使非洲富裕起来的，但除几个王朝和国家外，如15世纪末到16世纪的马里，我们知道这并未发生。非洲既没有真的富起来，也未得到鼓励去发展。虽然如此，她仍是一个富裕、团结、复杂而又有相当高文明的地方。欧洲的贪婪——首先是以大西洋奴隶贸易为象征——和其它一些充分的理由被用来解释非洲的停滞、后退和部分的毁灭。但是，当与文艺复兴的欧洲和其异常野蛮的动力对照时，黑非洲就展现出自身结构与生俱来的危险的弱点。技术上的落后使其与欧洲各方面的竞争都有风险。农业方面，尽管有土地和种植方面的相当多的经验，但没有牲畜牵引，只有一些初级的改良和肥料的使用。非洲有优秀的工匠，但在技术和工业层面上没有真正的发展。行政管理是合格而又谨慎的，但文字普及传播的局限和特定法律的笼统­性­也阻碍了行政管理。另外，尽管做了出­色­的政治上的努力，这仍是一个不统一的社会，比欧洲分裂更甚。这是由于多种方言土语（没有像拉丁语这样的共同习得语言的帮助）的存在，由于动物崇拜与*教没有充分实现融合。这些引起了某些王国（马里）在王位继承制度方面的不确定­性­。首先，*教徒鄙视异教徒，这使得大部分针对白人穆斯林的东方奴隶贸易衰退，当欧洲人出现时，大西洋奴隶贸易已经有很好的准备了，可以向他们提供这种贸易的“原料”。最重要的是，定居仍然不安全，而人口迁徙（就像波尔人）则可能引起­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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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一个灾难­性­的意外

如果地球是圆的——就像人们，包括假装不知道的教会，将要知道的那样——人们就有望向西航行到达印度。危险是三重的，但却没有被全部充分地了解。首先是航程问题，几乎有5个月不能确保补给，这意味着要储存大量的食物，这些食物充塞船只，相应减少了船员的数量。欧洲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时估计的距离少得多。在1480年前后纽伦堡和布海姆（Behaim）的地球仪上，从亚速尔群岛到日本的距离只有2 500英里。其次是航行上的困难，这一点已经在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线的冒险中反映出来。这些困难包括多变的风向，关于赤道的无望的迷茫，以及连300吨的快帆船都有倾覆危险的大浪。再者，加勒比海的果囊马尾藻和热带海域的洋流也完全是未知数。同样，航海者可能受制于恐惧。他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地标的情况下一直往前闯，仅仅靠指南针以及他们认识的星辰的指引，越过可怕、未知、无边无垠的世界。只有对真正危险的无知，以及像曼德维尔这样的幻想旅行家的恬不知耻的谎言，才能激起这种疯狂的热情。他们必须是异常有力和自高自大的人。

我们都知道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壮举。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热那亚人，一个出­色­的水手，非常了解地理，擅长做生意。当1477年他二十多岁在里斯本立身时——或许由罗穆里尼出钱——他无疑已经在考虑这一计划了。在那儿工作时，他了解了海洋，接着他去了马德拉（Madeira），并且获得了一个拜见国王约翰二世的机会。他被赶了出来，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计划有什么问题，而是由于1485年或1487年葡萄牙人已经通过了好望角，并断定他们已经发现了到东方去的路线，所以为什么还找另一个人呢？哥伦布又到其它地方去，在英国没人听他的，而法国王室只想着意大利。自1488年起，他开始围追在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身边，他这种要赢得虔诚而又渴望拥有财富的女王的努力，得到了方济各会修道士的支持。斐迪南德忙于征服格拉纳达，他发现哥伦布的这些梦既昂贵又多余。最终在1492年的4月，恰恰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位摩尔（Moorish）国王向消失在远方的阿尔罕伯拉（Alhambra，中古西班牙摩尔人诸王的宫殿）看上最后一眼时，女王在两次弥撒的间歇，授予这个热亚人所要求的一旦成功将享有的特权：海军上将和殖民地总督的头衔，可以分享黄金和香料。1492年8月，船员不足100人的三艘船乘有利的信风开始航行。随后他们沮丧起来，因为海洋无边无垠，因为争吵和­干­渴，终于，1492年10月12日凌晨2点，品他号（Pinta）的瞭望员大喊一声：陆地。

这片陆地可能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住着一些和气、几乎*的阿拉瓦人（Arawaks），但没有黄金和香料。在考察了加勒比世界之后，哥伦布于1493年3月回归，带了七个当地人和一点点黄金。此后的另外三次航行登陆到了所有安提巴（Antibes）的岛屿、中美洲地峡，甚至在1504年到了奥里诺科（Orinoco）和特立尼达。此时，哥伦布已长时间受到怀疑。自1494年开始，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圣多明哥，即海地岛）开始成为糖、铜和奴隶贸易中心，加泰罗尼亚人、卡斯蒂尔人及其他“殖民者”被送到那里，特定形式的贪婪与残忍开始了。其他开拓者也出现了：1498年至1499年，韦斯普奇（即 Amerigo Vespucci）以他的名字阿美利哥命名这个新大陆，并开始了珍珠贸易；1500年，波巴蒂拉（Boladilla）被任命为新西班牙的总督，他勘察了古巴，1512年前，古巴被占领。哥伦布在此六年前死去，被遗忘和诋毁，只有他自己相信自己到了日本。

约翰二世错过了与哥伦布合作的机会，但至少在1494年，在教皇的主持下，他与天主教君主之间订立了《托德西拉斯条约》he Treaty of Tordesillas），受教皇的保护，这一条约规定，沿经过亚速尔群岛以西170里格（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3英里或4 000米）地方的子午线，将大西洋分成两部分：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这一划分出于无知和鲁莽。1500年，阿尔瓦雷斯·坎布拉尔（Alvarez Cabral）带领近一千人，沿着瓦斯科·达·伽马的足迹航行，当他在南半球转向以赶上返航的风时，他发现自己处于葡萄牙的水域，出乎意料地到了一个地方，这里的海边生长着彩­色­的树奥巴西。就像一些法国人或许也这么做一样，他在1503年和1508年两度返回去勘察远至桑托斯的海岸。这肯定不是中国，也不是巴拿马地峡。1513年，吕奈·德·巴拉波（Nunez de Balboa）越过巴拿马地峡，发现一个看起来特别“平静”的巨大海洋。当加勒比海、巴西和非洲足以使欧洲的冒险者富裕起来，满足其商人和统治者的要求时，再探寻东方似乎毫无意义。尽管1512年在布尔戈斯（Burgos），国王和教会都说将自由人贩卖为奴隶是可耻的，感化他们要好得多，但这并不能阻止其他人，基督教同样使用奴隶。拉斯·卡萨斯（Lsa Casas，1474年—1566年，西班牙历史学家和传教士，被称为印第安人的使徒）的愤慨即将到来，它足以给那些想要统治人民的征服者和贵族，那些渴望土地与黄金的社会边缘人群，以及索要一切的逃亡者一个清醒的认识。1519年4月，赫尔南·科特斯（Hernan Cortés）带着马队和大炮在他命名为维拉克鲁斯（Vera Cruz）的墨西哥湾登陆。9月，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对新世界的系统探索开始了，从而带来我们几乎说不清的悲惨与利益。

知识的散播

15世纪中期以后，紧扼基督教世界咽喉一个多世纪的种种灾难似乎减弱了。社会不断发展壮大，并正在重建和巩固。然而，这只是一次短暂的Сhā曲，而且并非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其效果。日常生活、战争、贫困、税赋和饥饿等诸多问题仍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扰人们，事实上这贯穿整个近代时期。但是，苦难可以使人们变得高尚，使人们的心智成熟，并开辟了通向希望和改善的新途径。就在人们忍受着物质匮乏的痛苦时，基督教会这艘老船似乎即将沉没，而显示强有力的新激|情主义、知识的动力、丰硕的发明的种种迹象却在各处涌现。这使米什莱（Michelet）将15世纪称为最伟大的世纪：波基奥（Poggio）遍访图书馆，布鲁尼（Bruni）翻译希腊作家的作品，帕伦图切利（Parentucelli，即教皇尼古拉五世）兴建了梵蒂冈，格尔森（Gerson）劝诫国王们，胡斯冥思着他将在威克里夫勇敢疾呼的口号，斯呂特、凡?艾克、吉贝尔蒂……还需要我举出更多的人吗？所有这些人，以及那些资助他们和阅读、聆听、传阅他们著作的人，都与中世纪密不可分。他们（尤其是意大利）只是启开窗棂，从古代世界随手采撷文明之花。令人担忧的是，大部分忠诚的基督教徒并不感激这一变化，无所不在的原罪以及暴力死亡危及灵魂的救赎，使他们继续感到痛苦不堪。绝大多数人继续舒适地躲避在长达数世纪的所谓真理的羽翼下。准确地讲，恰是近代思想渗入到人类大脑，并逐步征服了人类的灵魂，才将15世纪一分为二，一定程度上人们也常中世纪的终结划定在这里（至少可以不成熟的这样说）。

众所周知，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甚至早于纸币和火药。但这一证明中国人天才的证据对欧洲影响却不大，因为它的应用方法没有传到西方。令人惊奇的是，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直到14世纪末，才有人意识到一群修道士一起抄录《圣经》，只能满足极小的一部分读者的需要。如果考虑到1350年前后，教士和市民确实代表着成千上万的潜在的订阅人的话，即使流传到今天的《玫瑰传奇》的手稿达250本，也不算很多。这就佐证了这样的论点：需求引起了书籍供给的日益增加，而印刷产生于现存的需要。

初始的步骤已经明了：首先是切割木料，然后上墨，小图形或“记号”被印制在羊皮纸上，以避免付费给小型画画家，好让他们帮助掩盖雇佣兵是文盲的真相。在1380年至1390年和1418年至1420年间，版木只是偶尔用于印刷从纸牌到书籍的任一东西，但事实证明这种工序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木头由于持续上墨而易于软化，而绘画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木雕味道。第一个障碍通过使用金属被克服，但是在铜或铁上面整版雕刻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乌特勒支、斯特拉斯堡和阿维尼翁都宣称（尽管没有证据）是自己首先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传统上这一荣誉被授予美因兹出生的古登堡，他受启发发明设计了一种带有螺丝机械装置的平压印刷机，并发明了可移动打字机，并应用一种铅、钢和锑的合金使其经久耐用。他运用这些技术而印刷的《圣经》和1456年的《诗篇》都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与许多发展缓慢或默默无闻的发明不同，印刷术获得了迅速的成功。在1485年之前，印刷机只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纽伦堡、鹿特丹、巴黎、塞维利亚、萨拉戈萨、里昂、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罗马运转。意大利人曾经一度被超越，但他们将追赶上来。自1476年起，腊文本在伦巴第印刷，到1500年，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的“罗马体”和“斜体”文字在威尼斯流行起来，与莱茵兰的“哥特体”形成竞争并逐渐取而代之。

不必长篇大论讨论这些普及手段的理论意义。 现在人们可以得到未被删节的文本，这些文本也不再搀杂原先不可避免地附带着的经院式、教规式的注解。人们现在有了可供沉思的《圣经》，尽管在其页边还存留着源于无知的错误的释解——迪特（Brandt）在其1494年开始出版的《愚人之舟》中对其中的一个愚笨事例作了说明。对小型画这种­精­致的艺术，印刷术有致命的影响。由于小型画一次­性­制作的­性­质，价格较高，因而被挤出了市场。对所有文稿而言，就像风俗一样，一旦定好就不能再变更。当然这一切并非转瞬之间发生的；据估计1515年左右约有25 00本印刷的《圣经》在西欧流通，其中1/3是德语，提供给大约五千万居民，相当于一本《圣经》面向2000个灵魂。每版印刷一般只有300至1500本。然而，这却比从前最受欢迎的传奇故事书要多出100倍。

1520年之前，3/4的印刷品都是宗教­性­的，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效法耶酥基督》的版本达60种；仅在巴黎一地就有16种拉丁语《圣经》版本，德国有22种。首先这些版本都是满足一般­性­需要的译文：《圣经》德语版的编辑成书是在1466年，意大利语在1471年，荷兰语在1477年，卡斯蒂尔语在１1485年，而法语版则是在1487年。中世纪的文盲因此得以在每一个知识的源泉中畅饮。

大学深受影响

1470年，纪尧姆·菲谢（Guillaume Fichet）在巴黎的索邦学院安装了一台印刷机，这并非易事。这所古老的大学当然不会善待这一有损其授课效果的革新。他们是否还能向学生们提供充足的­精­神营养？维龙的讥讽只是一个退学生的不满，但一旦最有名望的教师也被剥夺了在议事会中的影响力，大学就只能通过改革其授课的方法和内容来挽救其地位。关于后者，学院保持了对奥卡姆甚至圣?托马斯令人妒羡的忠诚。随着以前简单的住处现在已成为求学的中心，大学现在要使知识的分类专门化，而不是试图维持学科的多元化，这将更符合时代­精­神。这样每个学院都变成了一座法律殿堂，索邦神学院则代表了传统的神学。教师和学者招募标准逐渐降低。由于圣课、刑事询问、修辞辩论等古老的框架体系被废弃、未得到合理的改造，教学方法在倒退，因而激起如今更加见多识广的听众的不满。这时经院哲学声名扫地；要获得正确答案需要很多的辩论，这导致逻辑推论的出现；沿着权威之路追求真理，《圣经》注解变的自命不凡，随着逻辑辩证工具锋利起来，知识日益系统化。

格尔森和萨卢塔蒂（Salutati）指责了这种危险并号召改革，许多大学做了准备。这事更为紧迫，因为王权意识到了教师们正在向其特权发起进攻。在巴黎，为惩罚同英国人的妥协，查理七世1437年限制教师的财政特权，1445年根据罗马教皇（巴塞尔会议上教师们激怒了教皇）的要求，又将这种限制扩展到他们的司法特权。重组的努力在进行：在巴黎，1452年，红衣主教埃斯图特维尔（Estouteville）设想出教师的就职效忠宣誓、为学生提供住所以及固定酬劳等。因为这类组织方式事实上已经过时了，这一计划毫无结果。尽管所有的大学教授于1533年都成为“骑士”，但他们实际上仅构成了大学所代表的知识智慧的残存部分。

上述这一切是由于大学的听众不再由贫穷和热情努力的年轻教士组成，而是由心智更杰出之士和已经具备或即将具备首创­精­神的贵族阶层构成。现在常常是王侯的宫廷骄傲地拥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是自1390年或1400年之后慷慨丰富的赞助庇护蓬勃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在佛罗伦萨，严肃的科西莫?美第奇充分认识到，在1434年后，庇护赞助亦是权力属­性­的一种表现。他召集波基奥和阿尔贝蒂（Alberti）到身边。非凡者洛伦佐自己就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大约1470年，他按照希腊方式建立了一个学院，在这里教授诗歌、天文学和辩术。莱昂内尔?德?埃斯特（Lionel d′Este）在费拉拉，蒙泰费尔特罗的费德里戈（Federigo of Montefeltro）在乌尔比诺，甚至还有佛郎西斯科?斯福尔扎在米兰也纷纷建立学院，未受过教育的雇佣兵队长身边也围绕着意大利人、佛兰芒人和西班牙人。在罗马，已经完全拉丁化的贝萨里翁在1465年之后主持大学。尽管沉湎于庆典活动、舞会和传统的饮酒*，为了不落于人后，弗兰西斯一世也创建了法兰西皇家学院，吸引各方英才到这里来。

这些新学院以对人的赏识而自豪，但也混进许多很不纯洁的浊流。富有的庇护者并未停留在兴趣上，他们要抓取任何可以增强其荣耀的东西，而他们作为统治者的不太能被接受的恢复权力的取向也可以辨别出来。在罗马，就在1472年死前不久，贝萨里翁哀叹始自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的“古代”的记忆的混乱，这些都趋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巴黎和许多意大利的小城镇，常通过引起对一些过时礼仪的看法上的争论来驱散无聊，*­祼­的声­色­使宫庭愉悦兴奋。在佛罗伦萨和米兰，人们在讨论回归自然和乡间，这种意图值得称赞，但由此产生的只是拙劣的新拉丁语诗歌方面的做作而无效的实践，或者更为糟糕的空洞的高谈阔论。当然他们对西塞罗（Cicero）和斯特拉波（Strabo）作了注解，对李维作了解读，也教了古典的东西；可以听到杰米司特斯?普莱松（Gemistus Phethon，1439年后逃到意大利）在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菲莱福（Filelfo）在咒骂所有与他见解不同的人。然而，在与大众的联系上，这些新风格的教师是否比其他人做的更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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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之父

人文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个思想派别。置创造者于其意识形态的中心，古典的中世纪——13世纪，是“人文主义者”的世纪。作为14世纪标志的个人主义在挺进（甚至包括围绕在有知识的统治者周围的喋喋不休者），成为借助艺术表现媒介或形而上学对创造表示赞赏的运动的一部分。当寻觅失落的古代世界（这里很容易相信人就是一切）和求索上帝亲自创造的基督教传统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想要根据历史文献传统分辩人文主义是困难的。对思想家和艺术家来讲，这两种概念的不相容­性­不会很快变得明晰，在接下来的百余年里，他们在第欧尼根（Diogenes）的范式里不时掉头转而寻找自由人。有一些人在古典作品中追寻它，另一些人竭力重新捕捉它的姿态和观察的方法，还有一些人则想重建适合它的环境。这种把物质美与思想美相联系的不顾一切的努力是典型的中世纪的。用这种“人文主义”去看任何“近代”的东西是误入歧途，这是人们战胜自身的自然结果，在权威的论争与教会地方官员不断衰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不要试图确立明显主观化的价值判断标准，而应将些许秩序引入大量的发明创造中，这种发明创造使许多人一夜之间成为教师、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和学者。如果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更为频繁地被提及，这是因为那里的政治和知识环境最有利于丰富心智。必须想到1480年至1530年的意大利舞台一直上演着强烈而持久的野心剧，一开始，灯光应该打在最初的两代人身上，其中一代是15世纪中期的一代，另一代在这一世纪结束时衰落。

第一个位置属于劳伦佐?瓦拉（Laurentio Valla）。他是一个罗马人，在1448返回罗马并于9年后在这里去世，在此期间，他一直穿梭于宫廷之间，包括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的宫庭，他挣得了“人文主义之父”的称号（当然是15世纪的）。这首先由于他致力于恢复文本的真实­性­和原始状态，就像他1456年对拉丁文《圣经》所做的那样，当时的拉丁文《圣经》充斥着翻译错误，他发现了造假之处，例如著名的康斯坦丁向西尔韦斯特教皇（Pope Sylvester）的捐赠，在这一捐赠的基础之上，教皇在随后的700多年建立了世俗的权利。其次，因为瓦拉既鲜明地独立于彼得拉克式的禁欲主义或享乐主义，他认为这是实用主义的并且相当空虚的态度，又与奥卡姆冗长的注解中表现出来的经院哲学式的错乱相区分。瓦拉号召一种新文化以支持一种崭新的信仰，他不相信能将异教徒哲学与基督信念融合在一起，但是他小心地不与教会对立。然而事实上他走得更远，既否定了一份一直被认为是信仰之根本的文件的真实­性­，又毁灭了罗马具体权威的现实­性­。

尼古拉·奎萨（Cues）是德国人，他对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和柏拉图式的启示均做了回应。1449年他成为一名主教，铁石心肠，是一位­精­力旺盛的思想家，拥有渊博的学识，还是教会的热心支持者。他并不梦想削弱教会的力量，也没有显露出作为教皇在德国的使节的残忍。但是他却苦于教会的无知、不道德和形式主义。瓦拉需要其他东西——教会自身内部的改革。受托马斯主义的熏陶，谙熟圣?伯纳德（他是一个属于旧时代的人）的闪光的知识，他是来自过去的人，但是他相信科学和实验对知识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这使他成为一个现代的人。他在犹太—基督教教会（他已经充分研究了卡巴拉

）的框架内对未来（冥思之巅，1463年）进行设计，蒙上帝恩慈的启示以达到神秘主义的高度，但却坚实地奠基于通向无限的数学之上。这大致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甚至是泛神论的开端。1464年他的去世终止了一种哲学的发展，这种哲学几乎不可能允许他留在教会中。

瓦拉之后的一代人已经承继了丰厚的遗产，但这发生在佛罗伦萨而不是罗马，他们围绕在非凡者洛伦佐二世周围。马西利乌斯?菲齐努斯（Marsilius Ficinus）（死于1499年），是著名的柏拉图、柏罗丁（Plotinus）和波菲利（Porphyry）的翻译者，事实上也是真正把柏拉图主义介绍到劳伦蒂安学院的人，他倾向于忘却原罪的一种自然宗教。至于年轻的伯爵皮科?德拉?米兰德拉（Pico della Mirandola），他超人的科学声誉流传到我们这一代，在每个可以想象的主题上都向我们呈现九百个建议。他的一生光辉而短暂（他1493年去世，年仅30岁），达到了诠释《圣经》的极限；他驳斥三位一体，对创世论持异教的观点，因而不能幸免地受到谴责。

表达方式：陷于虚无

听到如此描述梅姆灵（Memling）和曼特尼亚（Mantegna）的时代肯定令人震惊和奇怪。尽管如此，如果放长远些看，考虑到此前众多的发明创造，这的确是15世纪后半期给人的印象。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受限制或重复的感觉，当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栽下“人文主义”之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笔似乎被悬挂在空中，等待着开花结果。在这方面，文学最为明显的表现出了这种限制。神秘剧、滑稽剧、法国诗歌和意大利抒情短诗占据优势，它们采取伪装成出身高贵的骑士的手段来借用过去。虽富名望，但博亚尔多（Boiardo）的《热恋的罗兰》（Orlando innamorato）及其续集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都只是些文学轶事和道德叙述。公众阅读的爆炸­性­增长似乎夺走了文学表现的生命力，宫廷里只是些甜蜜无聊的东西，大学里是严肃的思想，而城镇里是流行戏剧。历史著作，成为统治者的历史，退化为*的形式，历史学家为了赚钱为统治者­操­刀，或­干­脆由统治者自己来写。虽然一个历史学家星群簇拥在勃艮第公爵的周围，但菲利普·科明尼斯的*还是由他自己执笔。它们写于1498年或1500年前，同佛鲁萨德（Froissard）甚至维拉尼（Villani，约1275年—1348年，佛罗伦萨编年史家）的*几乎没有联系。作为一个军人、外交官和­阴­谋家，他看得清楚和长远。他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和­阴­谋的描述包含着经验教训，这是先于马基雅维利的。

通常来说，意大利最早爆发运动，法国的君主们为“文艺复兴”激动兴奋而想复制它。问题是究竟复制什么，到哪里复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传统处于摇摆状态；圣马克鲁（Saint-Maclou）、布罗在16世纪初尚未采用托斯卡纳的做法——仅是在布卢瓦（Blois）或其它地方可以看到一些凉廊或柱廊。的确，当位于米兰的大教堂的建设于1490年恢复时，创造了一种剧院式和德国式的结构，这对佛罗伦萨的小圈子来讲是完全陌生的。尽管这是整理古代建筑的阿尔贝蒂时代，建筑还没有自成一体。凡?爱克和马萨乔（Masaccio）一去世（分别在1411和1428年），更多的失望注定要到来。雕塑将艺术形式之首的位置让于绘画，更确切地说是让位于一种庞大的微型主义，这种微型主义仍然是如此贴近“哥特”风格。北方当然有梅姆灵（死于1494年），他在布鲁日描绘充满神秘­色­彩的场景，采用佛兰芒方式着­色­，带有一些细致的现实的特­色­，富凯（Fouquet，约1481年去世）拥有皇家画师的头衔，他被­精­巧的艺术技艺所吸引，采纳阿尔贝蒂的建议以灰­色­着­色­。但在意大利本土，吉贝尔蒂（Ghiberti）的学生乌切洛（Uccello，1475年去世）却为颜­色­、运动和微小细节所困扰；菲利皮诺?里皮（Filippo Lippi，1469年去世），他的学生吉兰达奥（Ghirlandaio）和他的儿子菲利皮诺（Filippino）对戏剧观念、自然主义和声­色­等都有一定的鉴赏经验；曼泰尼亚（Mantegna，1506年去世）是透视、对立体和明暗对照法的大师；圭多?迪?彼得罗（Guido di Pietro）和其弟乔瓦尼（Giovanni）在佛罗伦萨的圣马克；安杰利科（1455年去世）是运用灰­色­和内部光线的画家；甚至还有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510年去世），他的轻盈的笔触、优美的线条和透明的*都确保他与佛拉?安杰利科一样在艺术史上占主要地位，他们仅代表了1400年的开创者和1500年的巨人们之间一般­性­的联系。作为补偿，意大利艺术的这种多样­性­对人的震憾冲击大大强于文学领域。这些人工作在帕多瓦、奥尔维耶托、曼托瓦、乌尔比诺、费拉拉、里米尼、佛罗伦萨、菲耶索莱、比萨、普拉托和西斯廷教堂，以及众多的小礼拜堂、室所内，每位教皇都感到有义务在其前任基础上为梵帝冈添砖加瓦。

加速和爆炸

没有选择1453年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时间的历史教科书建议代之以1492年， 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西班牙国王摧毁了格拉纳达王国——欧洲最后的穆斯林据点。这些都是有用且显著的标志，但1492年的象征意义更少于1453年。首先是哥伦布从未认为他发现了美洲，这一偶然­性­的行为成为一种必要因素尚需时日；其次是因为穆斯林尽管从该世纪初就丧失了休达及其它一些地方，但实际上他们在1492年后做得很好（如果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记述值得信赖的话）。因而应将时间再往前推。特别是在我们一直逗留的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尚无真正进行构建的迹象，正如艺术和文学还仍然在涉水尝试一样。为什么停止在以­骚­动而结束的巴塞尔会议、或停止在萨沃纳罗拉的呐喊、或佛拉?安杰利科的消沉中？奥卡姆或威克里夫应该是更好的选择。1400年后，历史学家卷入了节奏加快的运动中去，这些运动全速推动他们进入1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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