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床右边的彩块地毯上有件淡黄|­色­的棉布睡袍，从衣领到下摆被一刀割开，这与前面发生过的三个案子相符。靠近门的床边小桌上有部电话，电话线已被生生从墙上扯下。床头两侧的两盏灯都不亮，电线已遭割断。她的手腕被一根电线绑在背后，另一根也如同前三个案子那样结成残忍但很有创意的图案，有一圈绕住她的脖子，穿过她背后那根绑住她手腕的电线，最后紧紧缠住她的脚踝。只要她的膝盖弯曲，绕着她脖子的那一圈就不会收紧；一旦她的腿伸直，不论是因痛苦的自然反应，还是由于杀手压在她身上的重量，那根绕在她脖子上的电线就会立刻收紧，成为致命的套索。

窒息而死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狂喊着索要空气时，那可是非常漫长的几分钟。

“你可以进来了，大夫，”那个拿着录像机的警官说，“我拍完了。” 我看着地面，小心走近床边，把医事包放在地上，取出外科手套戴上。我拿出相机，就尸体的现状照了几张。她的脸扭曲变形，肿得无法辨识，脖子上的套索造成鲜血上涌，使她一脸紫黑，血水从口鼻处冒出，弄脏了床单。她麦秸­色­的金发也一团混乱。她算是高个子，至少有五英尺七英寸，但比起走廊照片里年轻时胖了许多。 她的身体外观很重要，因为这组案子的无固定模式变成了它的模式。四个勒杀案被害人的外表似乎没有相似之处，就连人种也不一样。第三个是个很瘦的黑人女子；第一个则是红发，很胖；第二个一头棕发，很矮。她们的职业也不同，分别是教师、作家和接待员，现在这个则是医生。她们住在城里不同的区域。

我从医事包里拿出一根很长的化学温度计，先量室温，再量她的体温。室温是华氏七十一度，她的体温为九十三点五度。死亡的时间比一般人想象的更难确定，除非有目击证人，或死者的手表当即停摆，否则不可能准确推算。但可以看出，洛丽·彼得森的死亡时间不超过三小时。她的体温每小时降低一两度，身上的小块肌­肉­也开始变得僵硬。

我着手寻找任何可能在去停尸间途中会遭破坏的物证。她皮肤上并没有掉落的头发，但我发现了多种纤维，当然，绝大多数是从被单上掉下来的。我用镊子取了样，其中有些细白，有些则似乎来自某种深蓝或黑­色­的东西。我把它们都装进放证据的小金属盒。最明显的证据是那股麝香的味道，一块类似­干­掉的胶液的透明残余物粘在她双腿的前面和背面。

这组案子里全都检验出Jing液，但以血清学来看，这项证据并没有多少价值。这个凶手和百分之二十的人一样，是所谓的非分泌者。这表示他的血型抗原不能在他的体液如口水、Jing液或汗水里找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血液样本，就无法得知他的血型。

只不过两年前，凶手若具有这种非分泌的特质，必定会对调查造成严重打击。但现在只要警察先抓到嫌犯，取得其生物样本，同时确认其没有同卵双胞胎，用最新引进的DNA测试就可以排除其他所有人，指认凶手。

马里诺走进卧室，紧贴在我身后。

“那浴室的窗子，”他边说边看着尸体，“嗯，据她丈夫说，”他一弯拇指指向厨房，“没关的理由是他上个星期打开了它。” 我静静地听着。

“他说他们很少用那间浴室，除非有朋友来。看来他上周末换了纱窗，说做完后可能忘记锁上，那间浴室整个星期都没人用过。而她……”他再朝尸体望了一眼，“没理由想去关，她以为一定锁上了。”他停了一下。“奇怪的是那凶手好像只试了那扇，没关的那扇，其他纱窗都没有被割开。” “房子后面有几扇窗？”我问。 “三扇。厨房一扇，那间浴室一扇，在这里的浴室一扇。” “所有的窗都有滑动窗框，最上面有栓？” “没错。” “这表示，如果你在外面拿手电筒照窗栓，或许可以看到上锁了没有，是不是？” “说不定。”那种平板、毫不友善的眼神又出现了。“但你得爬高才行，从地面上看不到。” “你提到有野餐桌凳。”我提醒他。 “问题是后院那天杀的地奇软无比，如果那家伙拿了椅子到其他窗户下，然后站在椅子上看，椅子腿应该在草地上留下痕迹才对。我派了几个人去外面查看，另外两扇窗下一点痕迹也没有，看起来凶手压根儿没有走近那里，他应该径直就去了走廊尽头的那扇窗。” “那扇窗会不会留了一道缝，所以凶手就一路走了过去？” 马里诺让了我一招：“嗨，都有可能。不过如果有道缝，说不定上周她也会注意到。”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后见之明很容易。但大多数人并不会费心留意家里的各种琐碎细节，特别是那种很少用到的房间。 在那扇可以望到街头且挂了窗帘的窗户下，有些让人震惊的东西摆在桌上，它们在提醒我：洛丽·彼得森和我是同行。《外科原理》和《多兰》杂志等数本医学期刊散放在记事簿上。鹅颈状铜灯下有两张软盘，标签上用签字笔简明地写着日期“6/1”，又注明“Ⅰ”与“Ⅱ”。软盘是最常见的可以用在IBM兼容电脑上的那种，上面可能有洛丽在弗吉尼亚医学院工作的资料，医学院里有许多电脑可供学生和医生使用，但他们家里似乎没有个人电脑。 屋角的衣柜与窗户间有一把椅子，上面整整齐齐地堆了一叠衣服，外加一条白­色­棉质长裤、红白相间的短袖上衣和内衣。这些衣服微微起皱，看上去像是穿了一天后随手搭在椅子上。有时候我太累时，也懒得把衣服挂起来。 我迅速审视衣橱间与浴室。大致说来，主卧还算整洁，丝毫没有被搅乱。所有迹象显示，捣毁这间房间或下手抢劫并不在凶手的计划中。 马里诺注视着在进行鉴定的警官，他们正打开衣柜的抽屉。 “关于她丈夫，你还知道些什么？”我问。 “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生，周一到周五住在夏洛茨维尔，星期五回家过周末，星期天晚上再回夏洛茨维尔。” “他念什么？” “他说是文学，”马里诺回答，眼睛四处张望，就是不看我，“在念博士学位。” “哪一科？” “文学。”他又说了一遍，慢慢咀嚼每个字母。 “哪种文学？” 他棕­色­的眼睛终于毫不留情地停在我身上。 “他说是美国文学，不过给我的印象是他真正的兴趣在戏剧。看来他现在就已经参加演出。我想他说的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他演过不少戏，有电影在附近开拍时也会在里面轧个小角­色­。还拍过电视广告。” 进行鉴定的警官们停了下来。其中一个转过身，手里的刷子停在半空中。 马里诺指着桌上的软盘大声宣布，声音洪亮得保证每个人都听得到：“看来我们最好检查那里面有什么，说不定是他正在写的剧本，嗯？” “我们可以在我办公室看，我们有几台IBM兼容的个人电脑。”我建议道。 “个人电脑，”他慢吞吞地说，“哼，可打败了我的打字机。皇家牌，标准型，黑匣子般的块头，黏糊糊的键盘，拉拉杂杂的一堆。” 一个警官从衣柜最下层抽屉里的一叠毛衣下面抽出一样东西来—一把长刃的野外求生刀，刀把上配有指南针，刀鞘上有个小袋子装着小磨刀石。他小心地尽量不多碰触，把它装到一个放证物的塑料袋里。 在同一个抽屉里找出了一盒保险套。我向马里诺指出这不寻常，因为就我在卧室所见，洛丽用口服避孕药。 马里诺和其他警官果然开始往坏处想。 我脱了手套，塞进医事包。“你们可以动她了。”我说。 这些家伙不约而同地转过身，好像忽然才记起，在搅乱翻倒的床中央有个被杀的女人。她的嘴被往后扯，痛苦似乎从牙齿间传出，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细缝，茫然地往上瞪视。 有人用无线电通知救护车，几分钟后，两个身着蓝­色­连身衣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前来。他们在担架上面铺了­干­净的白布，把它紧紧顶住床。 在我的指挥下，洛丽·彼得森被搬上担架，用床单包好。那几双戴了手套的手都没有碰到她的皮肤。她被轻轻放上担架，床单也用别针别了起来，以确保没有失落或增加任何细微的证据。尼龙搭扣被扯开再封住那个如白­色­蚕茧般的物件时，发出像撕裂的响声。 马里诺跟着我走出卧室。他说要陪我走到车前，我不免感到惊讶。 我们来到楼下，马特·彼得森站在那里。他形容憔悴，目光呆滞绝望地瞪着我，向我索求只有我可以给他的东西—希望和安慰，对他保证他的妻子死于一瞬间，没受什么罪，死后才被绑起来*。但我对他无话可说。马里诺带着我穿过客厅，走出房门。 在红蓝灯光闪烁的背景下，房子前院被电视台的摄影灯照得通明。那些魂不守舍的调度员断断续续的对话声正努力对抗轰隆隆的引擎声，雨丝开始悄悄透过薄雾洒了下来。 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的记者无所不在，他们不耐烦地等着尸体从前阶抬下，然后滑进救护车车厢。一帮电视台的人站在街上，一个身段利落、穿着风衣的女子正对着麦克风说话。她绷着脸，严肃地对着一架磨人的摄像机，为星期六晚间新闻录下犯罪现场实况报道。 比尔·鲍尔斯，弗吉尼亚州检察官，刚好赶到，正准备下车。他看来有些茫然，还没睡醒，一心要逃开那些记者。他还不清楚情况，也就无话可说。我不知道谁通知了他，可能就是马里诺。这时警察到处巡视，好几个人拿着强光手电对着草地没头没脑地乱照，还有些人靠着他们的白­色­巡逻车聚在一起说话。鲍尔斯拉起防风夹克的拉链，看到我时微一点头，匆匆上了走道。 警察局长和一个警官坐在一部没有标志、亮着照明灯的浅灰褐­色­车内。他们脸­色­惨白，正点着头同记者艾比·特恩布尔交谈，她从敞开的车窗外向他们提问。我们一走上街，她就尾随而至。 马里诺一翻手把她打发了。“嘿，无可奉告。”他用那种“滚你妈的”的声调说。 他的回答让人­精­神一振，几乎有种安慰的作用。 “这真是糟透了！”马里诺一脸憎厌，在身上摸索着找烟，“上帝！简直就像定期上演的戏码。” 马里诺替我打开车门，清凉的雨丝落在我的脸上。我发动车子时，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心开车，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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