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走廊停住。

墙上挂着几幅不错的水彩画，以及很多夫妻俩各自的毕业照。还有一张是两人的彩­色­合影：背景是海边，他们靠着一排饱经侵蚀的木桩，裤脚卷上小腿，海风吹拂着发丝，他们的脸被晒得通红。她生前面容娟秀，金发闪耀，五官细致，浅笑迷人。她从布朗大学毕业，然后进入哈佛医学院。她丈夫之前在哈佛念大学。他们一定是在那里认识的，很显然，他比她年轻。

她，洛丽·彼得森，毕业于布朗大学和哈佛大学，聪慧过人，三十岁，即将实现心中的梦想。经过至少八年的奋斗，终于通过行医训练，正式成为医生。但在一个勒杀凶手享受了几分钟变态的欢愉后，这一切都化作乌有。

马里诺碰了碰我的胳膊肘。

我转过身，他要我注意左前方打开的门。

“他是这样进来的。”他说。

这是一个贴着白瓷砖和灰蓝壁纸的小房间，有马桶、洗脸台和一个草编的洗衣篮。马桶上方的窗户大开，清凉潮湿的空气从那个深黑的方块涌入，吹动了浆硬的白窗帘。窗外漆黑浓密的树上，知了卖力地叫着。

“纱窗被割开了。”马里诺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它顶在屋后。窗下有野餐桌凳。看来他把桌凳拉过去，踩着爬了进来。”

我扫视地板、洗脸台和马桶的上端，没有看到泥土、污迹或脚印。不过从我站的地方，很难确定到底有没有，我可不愿意冒任何可能破坏证据的风险踏进去。

“这扇窗锁了吗？”我问。

“不像。其他窗户倒是都锁好了，我们已经查过。看来她没费神检查这扇。其实在所有窗子里，这扇最危险，接近地面，又位于后方，万一出了事也没人会看到，比卧室的窗户更理想。如果凶手手脚利落，她根本听不到他在割纱窗，然后远远地从走廊的另一端爬进来。”

“门呢？她丈夫进来时是锁上的吗？”

“他说是。”

“那么凶手进出于同一个地方。”我下了结论。

“很可能。好个身手­干­净的畜生，你说呢？”他紧紧抓住门框，身体前倾但没有踏进去。“这里看不出什么究竟，可能他擦过了，所以没在马桶或地板上留下任何痕迹。雨已经下了一整天。”他停在我身上的目光宛如铁板一块，看不出任何信息。“他的脚应该是湿的，可能还沾了泥。”

我猜不透马里诺。他这人很难懂，我一直无法断定他到底是城府极深，还是只是反应迟缓。如果我可以选择，他正是我要避开的那种警探—一个自以为是的老大，绝无沟通的可能。他快五十了，满脸风霜，长而稀薄的头发从脑壳较低的一边分线，然后梳过去遮盖光秃的部分。他至少有六英尺高，多年来灌下的波本威士忌和啤酒造就了他的啤酒肚。经过多年夏天的汗水浸润，他脖子上那条不合潮流的红蓝条纹宽领带已经油腻不堪。马里诺是电影里的那种硬汉—一个庸俗、粗鲁的警探，家里可能养了只满嘴脏话的鹦鹉当宠物，更别提那满桌的《人物》杂志。

我来到走廊尽头，停在主卧室外边。突然间，我的内心深处像被掏挖一空。

一个采指纹的警官正忙着在所有物件表面撒上一层黑粉，另一个警官则在巨细靡遗地录像。

洛丽·彼得森躺在床上，蓝白相间的毯子从床头垂落。上面那层被单被踢开，拢在脚下，压在她身体下的床单上角则被拉松，露出下面的床垫，枕头挤在她头部的右边。在这摆着光滑橡木家具的中产阶级卧室里，散发出一股不受­干­扰的文明气息，然而就在这种气息的环绕下，那张床仿佛处在暴风雨的旋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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