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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书包网 > 俄罗斯小说 > 七

个卢布。

“他怎么死的?”我问酿酒师傅娘子。

“喝酒醉死的,老爷!”

“他埋在哪里?”

“就在村子边上,挨着他老伴的坟。”

“带我到他坟上去看看行吗?”

“­干­吗不行?喂!万卡!你跟猫崽玩得也够了,来!领这位老爷上坟地去,把站长的坟指给他看。”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个遍身褴褛的红头发独眼龙小孩跑到我面前,他马上带我去坟地。

“你认得过世的老站长吗?”路上我问他。

“怎么不认得?他教我削哨子。有的时候他从酒店走出来(祝他早进天国!)我们跟在他背后,口里叫:‘老爷爷!老爷爷!给几个核桃吧!’他就把核桃分给我们吃。他老是跟我们玩。”

“过路的旅客记得他吗?”

“如今旅客少了。陪审官有时也拐弯到这儿来,可他从不问死人。夏天里有个太太来过,她问起老站长,也上坟地来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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驿站长 普希金(5)

“怎么样的太太呢?”我好奇地问。

“挺好看的一位太太,”小孩回答,“她坐六匹马拉的车来的,带了三个小少爷、一个­奶­妈、一只哈巴狗。人家告诉她,老站长死了,她就哭起来,对她的小崽子说:‘你们好生坐着,我到坟上去一下就来。’我走上前去愿意给她领路,可太太说:‘我自己认得路。’她还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哩!——多好的一位太太呀!……”

我们到了坟地,那是一块光秃秃的地方,没有围栅,立了许多十字架,没有一棵树。我平生从没见过如此凄凉的墓地。

“这就是老站长的坟。”小孩对我说,他跳上一个砂堆,砂堆上埋了个黑黑的十字架,上头钉了个铜圣像。

“那位太太也来过这儿吗?”我问。

“来过,”万卡回答,“我远远地望着她。她倒下去躺了好久。后来她回到村子里,叫来神父,给了他钱,坐车就走了。她还给了我一个五戈比的银币哩!——多好的一位太太呀!”

我也给了这小孩五戈比,不再后悔这次旅行了,花掉的七个卢布也不觉得可惜了。

【作者简介】普希金(1799~1837),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

普希金的创作极为丰富,其抒情诗内容之广泛在俄国诗歌史上前无古人,既有政治抒情诗《致恰达耶夫》(1818)、《自由颂》(1817)、《致西伯利亚的囚徒》(1827)等,也有大量爱情诗和田园诗,如《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1825)和《我又重新造访》(1835)等。普希金一生创作了12部叙事长诗,其中最主要的是《鲁斯兰和柳德米拉》(1820)、《高加索的俘虏》(1822)、《青铜骑士》(1833)等。普希金剧作不多,最重要的是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此外,他还创作了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31)、散文体小说《别尔金小说集》(1831)及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

作为民族意识的体现者,普希金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俄罗斯人民要求民族尊严、国家独立、社会进步的愿望和心声。普希金的优秀作品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他的抒情诗内容丰富、感情深挚、形式灵活、结构­精­巧、韵律优美。他的散文及小说情节集中、结构严整、描写生动简练。

普希金的创作对俄国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高尔基称之为“一切开端的开端”。

【专家点评】《驿站长》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开山之作。整篇小说通过作者虚构的人物别尔金三次访问驿站,描写了驿站长一生悲惨的命运。

驿站长维林长久过着被侮辱被欺压的生活,他生命中唯一的安慰和幸福是女儿冬尼娅,然而这仅有的幸福也被过路的军官明斯基夺走了。作者通过维林四次寻女,逐步展示了贵族军官的凶暴和社会的不公,揭示了小人物惶惶不可终日处境的社会原因:是他们卑下无权的地位,是统治者的骄横暴虐,是专制农奴制度的反动黑暗。

普希金塑造人物简洁鲜明,但并不单薄。小说中维林扔掉明斯基的钞票,后又回去寻找的细节,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深刻地展现出来。同时,对明斯基的描绘也没有止于花花公子的形象,毕竟他对冬尼娅没有始乱终弃。

小说结尾,冬尼娅回来了。这个美丽、勤劳的姑娘,这个维林视为珍宝的女儿,是来求得父亲的谅解,是来弥补心灵的愧疚,可面对的却是老人凄凉的坟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这是何等的创痛,又是何等的无奈与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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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1)

在厅里……不过,还是不要说出是哪一个厅为好。没有比各种官厅、团队、办事处,总之是各种官员,更气势汹汹的了。如今,每一个个别的人都认为,冒犯他就是冒犯了整个的阶层。据说,不久之前,有一位县警察署长,我记不清是哪一个县的了,上递一张呈文,其中清楚地陈述,国家法纪式微,他的神圣的名字被无端亵渎。他在呈文之后附上一大卷奇闻轶事作为佐证,那里每隔10页就出现一次县警察署长的名字,不少地方甚至说他总是醉态醺然。因而,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妨把这里就要说到的厅称为某厅为好。总之,是在某个厅里有这么一个官员就是;此人说不上相貌出众,矮矮的个子,脸上有些麻点,头发浅红棕­色­,看样子眼力不济,脑门上有些秃顶,两边脸颊上布满了皱纹,脸­色­就像是患有痔疾一样呈灰黄|­色­……有什么法子呢?这都要怪彼得堡的气候。至于说到官衔(因为我们这里一张口就得说明官衔),那么他是所谓一辈子的九等文官,各式各样的作家们都有一种值得称道的习惯,就是欺压那些不会撕咬反抗的人,大家知道,他们对于九等文官之类的小官吏也是极尽调侃和揶揄之能事的。这个官员姓巴什马奇金。从这个字眼可以看出,这姓氏跟“鞋”有些渊源①;然而,它是什么时候,何年何月,怎么从“鞋”这个词儿演变而成的,则无从查考了。他的父亲、祖父、甚至内弟乃至巴什马奇金一家人都穿长统靴子,每年只换两、三次鞋掌。他的名字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读者或许会觉得这名字有些古怪,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决不是刻意想出来的,而是客观情势所使然,无论如何不能起别的名字,只能是这么个叫法。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在5月23日凌晨前出世的。他那已故的母亲,一位官员的妻子和贤惠的­妇­人,打算像样地给婴儿受洗取名。她那时还躺在正对着门的床上,右首站着教父,一个出名的好人,在参政院当股长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叶罗什金,而教母则是一位警察署长的妻子,品德十分高尚的­妇­人,名叫阿丽娜·谢苗诺芙娜·别洛勃留什柯娃②。人们送上3个名字,任产­妇­挑选一个:莫基亚、索西亚或者就用受难圣徒霍兹达扎特。“不行,”已故的母亲当时暗暗想道,“这些名字太平常了。”为了让她称心如意,大家把日历翻到另一页上;又出现了3个名字:特里菲利、杜拉和瓦拉哈西。“这真是罪孽,”母亲说,“尽是这样的名字;我真的还从来没听说过呢。就是叫瓦拉哈特或者瓦鲁赫,倒也还过得去,可是偏又来什么特里菲利和瓦拉哈西。”又翻了一页——上面写着:帕夫西卡希和瓦赫齐西。“算了吧,我看,”母亲说道,“看来他就是这个命。既然是这样,就叫他父亲的名字好了。父亲叫阿卡基,儿子也叫阿卡基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是这么个来历③。孩子受洗了,这时他哭了起来,做出一脸怪相,仿佛他早知道以后要当九等文官似的。总之,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提到这件事,为的是让读者们知道,这完全是事出有因,而另取别的名字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什么时候,何年何月到厅里当差的,是什么人帮着安排的,那就谁也记不起来了。无论换了多少任厅长和各级上司,他总是坐在老地方,还是老样子,­干­着老差事,仍然是一个抄抄写写的官儿,以至于人们后来都相信,他显然是现在这样一副模样,穿着制服,头上谢顶,降生到人世上来的,他在厅里一点也不受尊重。当他走过的时候,门卫不仅不站起身来,而且也不正眼瞧他一眼,犹如一只普通的苍蝇飞过接待室一样。上司们对待他既无情又专横。一个副股长居然把公文直接捅到他的鼻子底下,甚至连“请抄写一下”、“这里有一件挺有意思的案子”或者高雅官厅中常用的客套话都懒得说一句。而他呢,只望一眼公文,便接过来,也不管是谁塞给的,有没有权力支使他。他一接过公文,立刻就动手抄写。年轻的官员们极尽官场中卖弄聪明之能事,嘲笑和打趣他,当着面大讲有关他的种种瞎编的故事;说他跟房东老太太——一个年已70的老太婆有私情,说那女人总是打他,还问他们俩什么时候办喜事,又把纸片撒在他的头上,说是雪花飞舞。然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却一言不发,仿佛他面前什么人也没有似的;这样的逗笑甚至也没有影响他的工作:虽然在一阵阵打扰之中,他也不会抄错一个字。只有当玩笑实在开得过了头,碰到了他的胳膊,妨碍他­干­事儿的时候,他才嘟囔一句:“别打扰我,你们­干­吗跟我过不去?”他这话语和声音里透出一种莫名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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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2)

其中包含着一种惹人怜悯的怨艾,所以,有一个刚来不久的年轻人本来也想学样,恣意打趣他,忽然却打住了话头,好像被刺了一下似的,从此他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变了样子,与以前大不一样。一种不寻常的力量使他跟刚熟识的同事们疏远起来,而他本来是把他们看作是体面的绅士的。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遇到开心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个个子矮小、脑门秃顶的小官吏和他那让人揪心的话语:“别打扰我,你们­干­吗跟我过不去?”——从这句令人揪心裂肺的话里可以听出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我是你的兄弟嘛。”可怜的年轻人掩面而叹,后来在一生中曾有多少次不寒而栗,因为他发现人的身上竟然夹裹着如此之多的残忍,在文质彬彬、富有教养的绅士的外表下,天哪,甚至在人们公认为高尚和正派的人的身上居然掩藏如此之多的残暴和粗野……

未必在别的地方还能找到这样忠于职守的人了。只说他尽心尽责是不够的——不,他对这份差使是情有独钟。他于抄抄写写之中似乎看到了一个多彩而舒心的世界。一种洋洋自得之情洋溢在他的脸上;有几个字母尤其令他心醉,一写到它们便难以自持:小声笑着,眨眨眼睛,撇着嘴­唇­,只要看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就能看出他描画的是什么字母。倘若按其勤勉尽职来论功行赏的话,他本人也会大感意外,准够得上当个五等文官了;然而,正如他的那些爱挖苦人的同事们说的那样,他当差多年,却只挣得一枚小领章④和身下的痔疮。话又说回来,也不能说对他完全漠不关心。有一位厅长是个善心人,看他服务多年也想予以褒奖,吩咐给他一些比抄抄写写更重要的事情­干­­干­;也就是把一件已办好的公事拟一封公函,送到另一个官厅去;事情十分简单,只要改写一下封面的标题和把动词的第一人称的形式改为第三人称⑤就行了。没料到他­干­起来却十分吃力,浑身冒汗,连连擦拭脑门上的汗珠,终于说道:“不行,还是让我抄抄写写的好。”

从此以后,他只能永远­干­抄写的差使了。对他来说,似乎除了抄写公文之外,其余的事儿一概不存在。他一点也不讲究穿着:一套制服不是绿­色­的,而是棕红带白的颜­色­。衣服领子又窄又矮,以至于脖子虽然不长,却从领口伸出来,显得特别的颀长难看,就像是在俄国的外国商贩几十人聚成一堆,头顶着摇头晃脑的石膏制成的小猫⑥的脖颈一样。而且总是有点儿什么东西粘在他的制服上:或者是一小截­干­草,或者是一小段线头;再说,他还有一种特别的本领,每次走在街上,正当别人从窗口扔下乱七八糟的东西时,他就恰好赶上,于是他的帽子总有西瓜和香瓜皮之类的污秽之物点缀其上。

他一辈子从不留心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和变化,大家知道,他的同事——一个年轻的官员,却是目光锐利,从不放过街上的一点动静,甚至可以看清对面人行道上有人的裤子套带⑦脱开了,——然后脸上露出一丝调皮的笑意。

然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即便是眼盯着什么,他看见的也只是一行行写得­干­净、匀称的字体,除非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匹马头来,伸到他的肩头上,鼻孔里呼出一阵风直冲脸颊,他才会回过神来:原来已不再埋头在字里行间,而是走在街道中间。回到家里,他立刻坐到桌旁,匆忙地喝着菜汤,啃着一块夹葱的牛­肉­,食而不知其味,连同苍蝇和老天爷此刻送到嘴边的所有东西一块儿吃下去。觉得肚子填饱了,就从桌旁站起来,拿出墨水瓶来,开始抄写带回家来的公文。要是没有公文要抄写,他就自得其乐地有意给自己抄下一份副本,特别是当公文的妙处不在于文笔优美,而在于它是呈送给一位新人或者权贵的时候。

当彼得堡灰暗的天空夜幕低垂,所有的官员各人根据自己的薪俸和个人的癖好而饱餐了一顿的时候,当厅里鹅毛笔沙沙响动、忙忙碌碌、­干­完了自己和别人的必要的事务以及好事者又自愿多­干­了一些事情而一切都停息下来了的时候,当官员们都忙着自寻乐趣以打发剩余时光的时候:有的人手脚麻利,直奔剧院;有的人去逛大街,以便仔细欣赏那形形­色­­色­的女帽;有的人则去赴晚会——对着一位长得俊俏、被一小群官员捧为明星的少女说着绵绵软语来消磨时光;有的人——这是司空见惯的——则­干­脆到四楼或者三楼的同事家里去,那里有两间小房,外带一间前室或者厨房,摆着一些时髦的玩意儿,一盏灯或者经过省吃俭用、放弃游乐才换得来的工艺品,——总之一句话,即便是这个时刻,当所有的官员各自去到朋友的小屋里玩起了惠斯特牌⑧,就着便宜的面包不时地呷茶品茗,含着长烟袋吞云吐雾,一边发牌一边讲着从俄国人不能不与之往来的上流社会听来的种种流言蜚语,甚至当无话可说之时又翻出那永远说不厌的趣闻来说一遍,据说是城防司令接到禀报,说是法尔康⑨雕塑的纪念像的马⑩尾巴被人砍掉了——总之,即便是大家都竭力去寻欢作乐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从不找个地方去消遣。谁也说不上什么时候在晚上遇见过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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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3)

他尽情地抄写够了,就躺下睡觉,一想到明天就暗自微笑:老天爷明天又会赐给他什么东西抄写呢?一个年俸400卢布、对自己的命运心安理得的人,就这样平静地打发着日子,或许本来可以活到垂暮之年,可是人的生活道路总是多灾多难,不仅九等文官,就是三等、四等、七等文官和各式各样的顾问官,乃至徒具虚名、从不理事的官员都概莫能外。

在彼得堡,所有年俸400卢布左右的人都有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北国的寒冷天气。尽管也有人说,寒冷对于健康是大有裨益的。早晨8点多钟,正是满街走着去厅里上班的人们的时候,它就开始大发­淫­威,不分青红皂白,一个劲地直刺着大家的鼻子,可怜的官员们简直不知道把鼻子藏到哪里去才好。在这个时刻,即便是高官显贵也冻得脑门发痛,眼泪汪汪,可怜的九等文官有时就只能束手待毙了。唯一能想出来的办法,就只有穿着薄薄的外套尽快地跑过五、六条街道,然后在门房里使劲地跺一顿脚,直到所有在路上冻僵了的办事能力和才­干­全都恢复过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近来已开始觉得背脊和肩膀冷得怪难受的,尽管他总竭力尽可能快地跑过那一段应有的距离。他到底琢磨出来了,莫非是毛病出在他的外套上。回家之后,他仔细查看了一下外套,发现有两三处地方,恰好是在背部和肩膀上,果然只剩下一层稀麻布了;呢子磨得透了风,连衬里也已破烂不堪。要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也早已成了官员们的笑柄;它连“外套”这个高雅的名字也已不复存在,都管它叫罩衫。真的,它的样式变得古怪了:衣领一年比一年小了,因为它用来做了别的部位的补丁。这缝补又不像是出于裁缝的手艺,实在是又笨拙又难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决定把外套送到裁缝彼得罗维奇那里去,他就住在沿后边楼梯上去的四层楼上,尽管是个独眼龙,一脸麻子,可是修补起官员们和其他各式人等的裤子和燕尾服来倒也相当的熟练,——不用说,那是要在他没有喝醉和脑子里没有想别的念头的时候。说到这个裁缝,当然不该喧宾夺主,可如今是这么个规矩,讲故事非得把每个人物的­性­格说个一清二楚不可,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也只好在这里把彼得罗维奇提出来说一说。起初,他的名字就简单地叫格里戈利,是一个地主老爷家的农奴;自从领了自由证书,每到节日,起初是每逢大的节日,总要喝一顿,到后来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日历上印着一个十字的宗教日子就都喝得醉眼,——打这个时候起,就改名为彼得罗维奇了。从这方面来说,他是信守祖辈传下来的习俗的,就是跟老婆吵嘴骂架,也是满嘴“土婆子”和“德国娘们”。

既然我们提到他的老婆,那么关于她也得说上几句;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知之不多,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一个老婆,总是戴着包发帽,而不围头巾;然而说到她的姿­色­,那她就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至少可以说,只有一些近卫军士兵才会从包发帽底下去偷偷望她一眼,然后翘翘胡子,发出一阵特别的嘘声。

通往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老实说吧,全是水渍渍的,污水横流,还有一股子熏人眼睛的酒味儿,大家知道,彼得堡的幢幢楼房的后边楼梯都免不了这种味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边上楼一边猜想彼得罗维奇准会漫天要价,暗暗拿定主意最多只给两个卢布。房门是开着的,因为女主人正在烹鱼,弄得厨房里尽是烟雾,连那些乱爬的蟑螂也看不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连女主人也不曾发现,就径自走进房去,只见彼得罗维奇端坐在一张没有上过漆的大木桌上,盘着腿,俨然像土耳其总督的样子。两只脚按照坐着­干­活的裁缝的习惯光着脚丫子。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十分熟悉的那只大拇指,上面长着像龟壳似的又厚又硬的怪指甲。彼得罗维奇的脖子上吊着桄子丝线和棉线,膝盖上垫着一件破衣裳。他捏着针头认针已有两、三分钟了,一直没穿上,所以,望着昏暗和线头十分生气,低声地埋怨说:“穿不上,恶婆娘;把我害苦了,你这骗子手!”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觉得挺扫兴的,因为他来得不是时候,正碰上彼得罗维奇的气头上:他就喜欢挑彼得罗维奇喝得有点醉醺醺的,或者像他老婆说的那样“这独眼鬼喝饱了猫尿”的时候上门来定做活儿。每逢这种时候,彼得罗维奇通常都很好说话,痛痛快快地答应,甚至每次都又是鞠躬又是道谢。事后,尽管他的老婆总会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说她的丈夫喝醉了,所以要价太便宜了,不过,只要再添上10个戈比,事情也就了结了。可眼前彼得罗维奇看样子没有喝酒,所以十分固执,不好说话,鬼知道他会怎么张口要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心里明白了,像俗话说的,正想打退堂鼓,可是已经不便抽身后退了。彼得罗维奇眯着一只独眼紧盯着他,于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得开口说道:“你好,彼得罗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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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4)

“向您问好,先生。”彼得罗维奇说道,斜瞟了一眼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双手,想要看看送来的是什么活计。

“我求你来了,彼得罗维奇,那个……”

要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起话来,总是夹杂着不少前置词、副词、甚至不少毫无意义的语气词。倘若是一件棘手的事儿呢,那么他竟会有一句话也说不全的习惯,因此经常是开口说什么:“这事儿,说实在的,很那个……”随后便没有下文了,而他也忘了要说什么了,还以为事情说妥了呢。

“什么事呀?”彼得罗维奇说,同时,用那只独眼仔细打量他身上的制服,从领口到袖子、背脊、后襟和扣眼一一看过,——全都十分眼熟,因为这是他亲手缝制的。裁缝都有这样的习惯,见面的头一件事便是仔细看看你穿的衣服。

“我是为那个……彼得罗维奇……是外套,呢子……你瞧,别的地方都还挺结实的,就是落上了点灰,看上去好像是旧了,其实还是新的,只是有个地方有点那个……在背上,还有这个肩膀上磨破了点儿,就是这个肩膀上有点儿——你瞧,就这点儿活。倒不怎么费事……”

彼得罗维奇拿过罩衫,先放在桌上摊开来,打量了许久,摇摇头,伸手到窗台上去取一只圆形的鼻烟壶,那上面印着一位不知姓名的将军的画像,因为头脸被手指捅破了,后来就­干­脆贴上了一块四方形的破纸片儿。彼得罗维奇闻了闻鼻烟,双手把罩衫抻开,对着亮光细看一番,又摇摇头。随后,他把衬里翻了过来,又摇摇头,再次打开贴有将军像和纸片儿的鼻烟壶盖,捏了一撮烟丝塞到鼻子里,关上盖子,把鼻烟壶藏好,最后说道:“不行了,没法子补了:这衣服太糟了!”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听这话,心里不禁格登了一下。

“怎么没法补呢,彼得罗维奇?”他几乎像孩子似的央求说,“只不过肩膀上磨破了点儿,你这儿有小块布料……”

“小块布料倒是可以找一找,也找得到,”彼得罗维奇说,“可是补不上嘛:全都朽了,只要一用针——底子就破了。”

“破了不要紧,你就马上打个补丁得了。”

“补丁往哪儿打呀,没地方下针脚嘛,实在太破了。说得好听这是呢子,可风一吹就成碎片片了。”

“喂,你就给补一补吧。怎么会呢,说真的,那个……”

“不行,”彼得罗维奇断然地说,“简直没办法。这衣服根本不行了。您不如等天寒地冻时把它改做包脚布吧,因为穿袜子不保暖。袜子是德国佬为了多捞钱想出来的玩意儿(彼得罗维奇喜欢一有机会就挖苦一下德国人);看来,您得做一件新外套啦。”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听要做“新”外套,两眼顿时发黑,屋里所有的东西在他眼前成了一片混沌。他分明看见的只是彼得罗维奇的鼻烟壶盖上那脸上贴着纸片的将军。

“怎么,要做新的?”他仍然像是在梦中似的,说道,“我可没有钱呀。”

“可不,得做一件新的了,”彼得罗维奇神志安然地说,一点也不表示同情。

“那么,做一件新的,它那个……”

“您是说要多少钱?”

“是的。”

“那得花150多卢布,”彼得罗维奇说道,同时意味深长地撇撇嘴­唇­。他非常喜欢装腔作势,喜欢突然来那么一招令人尴尬,然后斜睨着对方受窘的那副样子。

“150多卢布做一件外套!”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禁喊出声来,也许是生平头一遭这么大喊,因为他向来说话都是小声小气的。

“可不,”彼得罗维奇说,“那还得看是做什么样的外套。要是安上一个貂皮领子,又给风帽衬个绸里子的话,那就非200卢布不可。”

“彼得罗维奇,求求你,”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恳求说,不再听彼得罗维奇说的话,也不理会他的装腔作势的表情,“想法子给补一补吧,只要还能对付着穿就行。”

“那不行,花了工夫还不说,又白糟蹋钱,”彼得罗维奇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听了这番话,只好走了出来,心情十分沮丧。而彼得罗维奇呢,在他走了之后,还站了好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撇着嘴,没有动手­干­活,因为他挺得意的:既保持了自己的体面,又没有作践裁缝的手艺。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到大街上,犹似还在梦境中一样。“这事儿竟会是这样,”他自言自语说,“我真是没想到结果会那个……”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瞧真是的!落得这么个结果,而我真的一点也没有料到会是这样。”接着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说道:“真是的!这真的是一点没料到,那个……这事儿怎么也……落到这步!”说完,他没有回家去,却糊里糊涂地朝相反方向走了。在路上,一个扫烟囱的工人将半边脏身子蹭了他一下,把他的一个肩膀弄得又脏又黑;一大把石灰又从正在动工兴建的楼房屋顶上洒落到他的身上。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直到他撞在一个把斧钺放在身旁,正从角形烟盒里把鼻烟倒在长满老趼子的手里的岗警身上,他才回过神来,因为那岗警说:“你­干­吗钻到人家的鼻子底下来了,难道你不会走人行道吗?”这时,他才回过头看了看,转身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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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5)

这时他才集中思绪,清楚而真切地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再是没头没脑,而是深明事理和开诚布公地跟自己商量起来,犹如跟一位可以倾心交谈的明智的友人谈心一样。“唔,不行,”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说,“这时候不该去找彼得罗维奇:他这会儿那个……看来是老婆揍了他一顿。我不如礼拜天早晨去找他:过了礼拜六晚上,他准会是歪斜着眼和睡意的,会要喝点醒脑子的酒,而老婆不会给他钱,在这个时候我把10戈比那个……塞在他的手里,他准会好说话些,那么外套就那个……”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跟自个儿这么盘算着,­精­神为之一振,终于等到了下一个礼拜天,远远便看见彼得罗维奇的老婆出门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趁机去找他。彼得罗维奇过了礼拜六之后,果然眼睛歪斜得厉害,耷拉着脑袋,直瞪着地板,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然而,尽管如此,当他明白了来意之后,仿佛是魔鬼推搡了他一把似的。“不行,”他说,“您做一件新的吧。”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立刻塞给他10戈比钱。“承蒙好意,先生,我可以为您的健康喝上一杯,”彼得罗维奇说道,“不过,那件旧外套您就别费事了:它压根儿不管用了。我一定给您好好地缝一件新的,咱们一言为定。”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还想求他修补一下,可是彼得罗维奇没有听完就说道:“我一定给您做一件新的,这您就放心好了,我一定尽力而为。甚至可以做成一种时兴的式样:衣领就用镀银的钩扣好了。”

至此,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算是明白了,不做一件新外套是不行了,立刻便垂头丧气了。真的,哪里有钱来做新外套呀?当然,多少可以指望以后的节日的一点赏钱,可是这些钱早就有了用场。要做一条新裤,付清靴匠给旧靴子钉上新靴头的旧账,还要向女裁缝定做三件衬衫和两件不便形诸文字的贴身内衣——总之一句话,这些钱都会要开销掉;即便是厅长大开恩典,赏的不是40卢布,而是45卢布或者50卢布,那也所剩无几,用来做外套不过是杯水车薪。当然,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有一种鬼才知道怎么漫天要价的怪脾气,连他的老婆也忍不住大声嚷嚷起来:“你是疯了不成,笨蛋!有的时候不要钱也接活­干­,这会儿又鬼使神差张口要大价钱,连你自个儿也不值呀。”当然,他也知道只要给80卢布,彼得罗维奇也肯接这个活;不过,到哪儿去弄到这80卢布的钱呢?如果只需要一半,那还可以凑凑看:一半还勉强凑得齐;甚至还可能超过一点儿;可是,到哪儿去弄那一半呢?……不过,读者首先得要知道,那40卢布是怎么凑齐的。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个习惯,每花掉1个卢布,就往一只上了锁、盖上挖了窟窿眼的小箱子里塞一枚半戈比的铜币。

每过半年,他就查一查积攒下来的铜币有多少,然后把它们换成小银币。他坚持这样做好些年了,因而这几年手里已攒下了40多卢布。这样,手头上就有了一半的钱;可是,还有那另外的一半怎么凑呢?到哪儿去弄另外的40卢布呢?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想来想去,打定主意要减少平日的开销,至少一年之内必须这么做:晚上不再喝茶,夜里不再点烛,如果要办什么事,就到女房东房里去,借她的灯光用用;走在大街上,踩着铺有石子和石板的路面,要尽量放轻脚步和小心在意,几乎踮着脚尖走路,这样鞋掌就不会磨得太快;交给洗衣­妇­洗的内衣,尽量少洗几次,为了不至于穿得太脏,那就每天回到家里,立刻脱下来,只穿一件年代已久还依然完好的棉布长衫。说句实话,这样节衣缩食,他起初也觉得挺难熬的,不过,后来也就习惯成自然;他甚至习惯了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但是,他可以从­精­神上得到慰藉,因为他可以一心想着那件梦寐以求的新外套。打这个时候起,似乎他的生命本身也变得充实些了,仿佛他娶妻成了家,仿佛有了一个人陪伴着他,仿佛他不再是孑然一身,而是有一个可爱的伴侣愿意跟着他共度人生之旅,——这个伴侣不是别的什么人,就是那件絮着厚厚的棉花、衬着结实耐穿的里子的外套。

他变得有生气些了,甚至­性­格也坚强多了,就像是一个抱定了宗旨和认准了目标的人一样。原来疑虑重重,优柔寡断——总之,一切犹豫不决、捉摸不定的特点都从他的脸上、举动上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他的眼里时而闪耀着光芒,脑海里甚至还冒出一些大胆而果敢的想法:真的,配上个貂皮领子怎么样?他老是默默想着这件事,差不多神思恍惚起来。有一次,正在抄写公文,差一点抄错了,几乎失声喊了一句“哎呀”,赶紧画了个十字。他每个月至少到彼得罗维奇家去一次,商量外套的事,在什么地方买呢子,买什么样的颜­色­的,价钱多少,虽说有些忧心忡忡,但总是满意而归,因为他心想,到时候一旦布料备齐,外套不就成了么。事情的进展居然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厅长赏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是40卢布,也不是45卢布,而是整整60卢布,真是令人大喜过望;不知他是否有先见之明,早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需做一件外套,或者是事有凑巧,不过,这么一来,他就多出20卢布来了。事情不就要水到渠成了么。只苦熬了两、三个月,稍微挨了点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果真就攒下了80卢布左右的一笔钱。本来一向相当平静的心,开始怦怦跳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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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6)

他当天便约了彼得罗维奇到布店去。买了一块质地很不错的呢子——倒也不奇怪,因为半年来他们反复斟酌过这件事,几乎每个月都去布店打听价钱;所以,连彼得罗维奇也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呢子了。他们又挑了一块细棉布做衬里,又厚又密,用彼得罗维奇的话来说,比绸子还强些,就是看上去也又漂亮又有光泽。貂皮领子倒是没有买,因为价钱实在太贵;就挑了店里一块顶好的猫皮,远远看上去还像是貂皮呢。彼得罗维奇忙活了两个星期才把外套做好,因为绗线要花许多工夫,要不然外套早就做好了。彼得罗维奇要了12卢布的工钱——少一个子儿也不行;全都是用丝线缝制的,而且是两行细密的针脚,后来彼得罗维奇又把每一行针脚用牙咬了一遍,挤压出各种图纹来。这是……说不清是哪一天了,不过,兴许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生中最激动的一个日子,彼得罗维奇终于把外套送上门来了。他是一大早送来的,恰好是就要到厅里去上班的时刻。外套送来得太巧了,因为已经是天寒地冻的时节,眼看就要越来越冷了。彼得罗维奇把外套赶出来了,真是一个好裁缝。他的脸上分明摆出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还从来不曾见到过。他似乎充分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大事,忽然表明了只会换换里衬、补补窟窿的裁缝同巧做新衣的能手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他从带来的手帕里取出外套;手帕是刚从洗衣­妇­那儿拿来的,他把手帕折好,放到口袋里备用。他取出了外套,颇为得意地瞧了瞧,两手擎着,十分灵巧地披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肩头上;接着拽了拽,又用手在背后往下抻了抻;然后让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披着,稍稍敞开前襟。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想要伸进袖子去试试;彼得罗维奇帮他穿好袖子——结果,穿上袖子也挺合适的。总之一句话,这外套果然是不大不小,刚好合身。彼得罗维奇也不放过机会表白说,因为没有挂牌,又地处小街上,加之跟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又是老熟人,所以,他要的工钱才这么便宜;要是在涅瓦大街上,光是工钱就得要75卢布。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想跟彼得罗维奇做无谓的争辩,而且他也怕听见彼得罗维奇胡吹乱喊的唬人的大价码。他付清了钱,道了谢,立刻穿上新外套到厅里去了。

彼得罗维奇也紧随在后走了出来,站在街头,打远处望着那件外套好一会儿,然后又故意踅到旁边,穿过一条弯曲的胡同,绕到前面的大街上,从另一个方面,也就是从正面再瞧瞧自己缝制的外套。这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路行来,兴致勃勃,喜不自胜。他分分秒秒都感觉得到身上穿了一件新外套,甚至有好几回因为暗暗得意而笑了起来。真的,这件新衣有两大好处:一是暖和,二是好看。他信步而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厅里;他在门房里脱下外套,前后左右又端详了一遍,然后托付给门卫特别照管。不知怎么的,厅里的人一下子全都知道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穿了一件新外套,那件旧罩衫已经不见啦。大家立刻跑到门房里来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新外套。纷纷向他道喜,祝贺,起初他只是微笑作答,后来竟弄得不好意思起来。等到大伙儿围上来,七嘴八舌地说,既然穿了新外套,就得请客,至少也该办一个晚会,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简直惘然失措,不知怎么办和该怎么应付和推托才好。过了几分钟,他才涨红着脸,颇为天真地解释说,这一点也不是新外套,只是样子像新的,其实是一件旧外套。最后,有一位官员,还是一位副股长吧,大概为了表明自己压根儿不是傲慢之徒,甚至跟下属也挺融洽的,便解围说:“这么办吧,我来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做东,举办一次晚会,请诸位来舍间喝杯茶:今天碰巧也是我的命名日呢。”不用说,官员们立刻向副股长表示祝贺,并且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本想借故推辞,可是拗不过大家的劝说,说这样做有失礼貌,会丢面子,于是他也不好拒绝了。其实,他后来还是挺高兴的,因为他想起来了,这么一来,他就有机会穿上新外套去逛一逛,即便是晚上也好嘛。这一天对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说,宛如是最盛大的节日。他乐不可支地回到家里,脱下外套,十分爱惜地挂在墙上,又一次把呢子和里衬欣赏一番,然后特地把那件四处开绽的旧罩衫拿来做了一番比较。他望了望旧罩衫,自己也不禁笑出声来:真是天差地别!后来,在吃午饭的时候,当他一想起那件旧罩衫的样子,还久久地暗自发笑。他高高兴兴地吃过午饭,饭后没再抄写,也没有公文要抄写,悠闲自在地躺在床上直到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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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7)

随后,他没有多耽搁,穿好衣服,披上外套,便出门去了。那位请客做东的官员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可惜我们说不清楚;我们的记­性­实在太不争气,彼得堡所有的地方、街道、楼房在脑子里全都成了一团乱麻,实在难以从中理出个头绪来。不管怎么说,至少有一点是不会错的,就是那个官员是住在城里最好的地方,——所以,跟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住处不会挨得很近。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首先得要走过几条空旷无人、灯光昏暗的街道,不过,朝那个官员的住处越走越近,街道就渐渐热闹起来,人烟也稠密些,灯光也明亮多了。路上人来人往的,时而可见衣着华丽的淑女和身披海狸皮领子的男子,赶着装有木栅栏和钉着镀金铜钉的雪橇的载货马车夫倒不多见,——相反,头戴深红­色­的天鹅绒帽子、驾着上了漆的铺着熊皮褥子的雪橇的神气的车夫却不时地迎面而来,还有装饰一新的轿式马车的轮子轧轧地辗着雪地,疾迅地掠过街道。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望着这一切都挺新奇。他已有好多年晚上足不出户了。他好奇地站在一家商店灯火通明的窗前,望着一幅美人图:那美人脱下鞋子,露出一只好看的纤足,而她的身后则有一位长着络腮胡子和­唇­下短尖小胡子的男子探头张望。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摇摇头,笑了笑,然后又走自己的路。他笑什么呢?是否因为他看见了一种十分陌生、然而人人都保持着相通的感觉的东西呢,抑或是他像别的官员一样怀有同样的念头:“唔,这些法国佬!不用说,他们一旦想要那个,那么就真的那个……”说不定连这样的念头也没有呢——要知道总不能钻进人的心灵里去,探悉他的种种心思吧。他终于来到了副股长的住处。副股长的日子过得挺阔气的:楼梯上点着灯笼,住宅在二层楼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走进前厅,一眼看见地板上一排排的套鞋。在套鞋的中间,就在屋子的正中央,一只茶炊呼呼响着,喷着一团团的热气。墙上挂满了外套和披风,其中有的是镶有海狸皮领子或者天鹅绒翻领的。隔墙传来一片喧闹声和说话声,当房门打开,一个仆人端着摆满空杯子、凝|­乳­罐和面包­干­小筐的托盘出来时,哄闹之声便忽然变得清楚而响亮。显然,官员们早就聚齐了,喝过了第一杯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亲自挂好外套,走进屋子里,眼前倏然出现烛光、官员、烟斗、牌桌,一阵四面传来的急速的谈话声和椅子移动的嘈杂声,乱哄哄地直扑他的耳鼓。他站在屋子中间,十分尴尬,踟蹰不前,不知如何是好。不过,大家已经发现他,欢叫着迎上前来,立刻又涌到前厅里去仔细端详他的外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虽然多少有些难为情,不过,他到底是个实心人,看见大伙儿都夸他的外套,也禁不住高兴起来。随后,大家自然又撇下了他和外套,照例回到惠斯特牌桌旁。吵吵嚷嚷,人声鼎沸,这么一大群人——这一切都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觉得有些怪诞。他简直就不知道怎么办,手足无措,整个身子不知往哪儿搁才好;最后,他挨着玩牌的人坐了下来,看着玩牌,瞧瞧这人的脸,又望望那人的表情,不多久他就呵欠连天,觉得索然无味,尤其是因为早就到了他平日习惯就寝的时刻。他打算跟主人告辞,可是大家不让他走,并且说添置了新衣,一定得喝一盅香槟酒。一个钟头之后,晚餐上桌了,有凉拌菜、冷盘小牛­肉­、­肉­馅饼、甜点心和香槟酒。大家逼着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喝了两盅酒,之后他就觉得屋子里变得开心多了,然而他还是忘不了已经12点钟,早该回去了。为了避免主人的挽留,他悄悄走出屋子,在前厅里找到了外套(遗憾的是外套掉在地上了),抖了抖,拈掉那上面的绒毛,披在肩上,下楼来到了街上。街上依然亮着灯光。几家小铺子,那是仆人们和各种下人常呆在里面的俱乐部,店门洞开着,而另几家铺子则已关上了店门,却从门缝里漏出了一道长长的亮光,表明还有人聚在里面,或许是女仆们或者几个听差还在那里说短道长,搬弄是非,而主人们却茫然不知他们的去向。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路走着,兴高采烈,忽然间无缘无故地跟在一个女士的后面跑了起来,那女士像闪电似的在身旁一晃而过,玉体的各个部位都充满了非凡的活力。不过,他立刻就停了下来,仍旧像原先那样缓步而行,连自己也对刚才不知哪来的一股子活泼劲儿感到诧异。

过了不久,那几条空旷无人的街道便横陈在他的眼前,它们本来在白天也不大热闹,更不用说夜晚了。眼前它们显得更加冷清和死寂:街灯闪闪烁烁,变得稀少了——显然,是公家的灯油太少了;接着是一座座木头房子、栅栏;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满街的积雪闪着亮光,还有一间间护窗板紧闭的低矮的茅舍沉入梦乡,显得凄凉而幽暗。他渐渐走到了街道被偌大的广场隔断的地方,只见对面有几幢隐约可见的房屋,而广场上则是一片空荡荡的,令人发怵。

远处,天知道在什么地方,隐约可见岗亭的一点火光,那岗亭就恍如远在天边一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份兴冲冲的劲头到这时已是冷了一大半。他走上广场,不禁感到心里悚然,仿佛他的心已预感到了不祥之兆。他回头望了望,又环顾四周:恰似处在茫茫大海中一样。“不,最好是别去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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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8)

他暗想道,闭着眼走去,当他睁开眼来想要知道是否走到广场的尽头时,忽然一眼瞧见面前,几乎就在鼻子跟前,站着几个满脸胡髭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也分辨不出来。他两眼发黑,心里咚咚直跳。“这不是我的外套吗?!”——其中的一个人嗓门像打雷似的喊道,一把揪住他的衣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想要喊“救命”,另一个人把一只像官员的脑袋一般大小的拳头伸到他的嘴边,说道:“你喊试试!”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觉得有人扒下他的外套,踹了他一脚,他就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里,再也不省人事了。过了一会儿,他苏醒了,站起身来,可是不见了人影。他觉得露天里冷飕飕的,外套不见了,便开始喊叫起来,可是喊声似乎不大乐意传到广场四周的边上去。他满腔悲愤,一个劲地喊叫,接着拔腿跑了起来,一直穿过广场,朝岗亭奔去,岗亭旁边站着一个岗警,倚着斧钺似乎在好奇地张望,想要知道有人­干­吗叫叫喊喊地从远处跑过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跑近前去,气喘吁吁地大声嚷道,说他只顾睡觉,什么也不管,居然没有看见有人抢劫。岗警回答说,他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两个人在广场中间让他站住了,还以为是他的朋友呢;叫他不要在这里骂骂咧咧,不如明天去找巡长,巡长会把抢劫外套的人查出来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跑回家里,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两鬓和后脑勺上本来就留下不多的一点头发,如今一片乱蓬蓬的;腰间、胸口和整条裤子全都沾满了雪。房东老太太听见一阵可怕的敲门声,赶忙跳下床来,趿着一只鞋子跑去开门,为了谨慎起见,还用一只手掩着胸口的衬衫;可是,刚打开门,一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样狼狈,便不由地倒退几步。等到他详细讲了事情的经过,她两手向上一拍,说要直接去找警察署长,巡长光会哄人,空口答应,就会糊弄人;不如直接去找警察署长,她甚至跟他面熟呢,因为有个名叫安娜的芬兰女人,曾在她家里当过厨娘,如今在警察署长家当了保姆,还说她常常见到警察署长乘车打这房子跟前经过,他每个礼拜天都要上教堂去祷告,同时又高高兴兴地瞧着所有的人,所以,从这些事儿看来,他会是一个好人。听了这番开导之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神情沮丧地踱进自己的房里,他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凡是多少能够替别人设身处地想一想的人是可以想见的。清晨起来,他很早便去见警察署长;不过,人家答复说,署长大人还在睡觉;他十点钟去了,又说还没起来;他十一点钟再去,说是署长大人已不在家里;吃午饭时又去了,——可是文书们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一定要问个清楚,是不是紧急的公事,出了什么事情。终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生平头一回想要显示一下个­性­,不容分辩地说,他要亲自见警察署长本人,并且说他们无权拦阻他,要是他告起状来,他们就会有好受的。

文书们听了也不敢硬顶着,有人就去请警察署长出来。警察署长对于外套被抢一事的态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他不去注意这桩案子的关键之处,倒是一个劲地盘问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了:为什么他这么晚才回家?是否去过什么不三不四的地方和到过什么不清不白的人家?问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很难为情,只好走了出来,也不知道外套被抢的案子能否得到适当的处置。他一整天都没有去上班(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第二天,他去了,脸­色­苍白,又穿着那件破旧而更显得寒酸的罩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讲述了外套被抢的前后情形,虽然有些官员仍然不放过机会把他嘲笑一番。但是毕竟让许多人动了恻隐之心。当即有人决定为他募捐,可是募得的钱却寥寥无几,因为官员们在这之前已有了许多的开销,诸如订购厅长的画像,又按照局长的提议买了他的朋友写的一本书,——所以,募捐所得就十分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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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9)

其中有人出于同情,觉得至少也得出出主意,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助一臂之力,就建议他说,不要去找巡长,因为即便是巡长为了讨得上司的欢心,会想方设法把那件外套找到,可是,倘若他拿不出合情合理的证据,证明那件外套确实是他的,那么外套就会一直押在警察署里。那就不如去求见一位大人物,那个大人物只要跟有关人士关照和交涉一下,事情就好办多了。没有办法,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好下决心去见那个大人物。这位大人物到底身居何种要职,直到如今仍然无人知晓。须知这个大人物是不久前才成为大人物的,而在这之前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然而,就是他现在的职位与别人的更为显赫的职位相比也还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总会有这样一种人,在别人看来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他却当成了不起的大事。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抬高自己的身价,比方说吧,他立下这么个规矩,当他来办公的时候,下属官员就得站在楼梯上迎候;任何人不可擅自去见他,务必按严格的手续办事:十四等文官报请十二等文官,十二等文官再报请九等文官或者转呈有关的官员,这样逐级呈报,案卷最后呈送到他手上。在神圣的罗斯国土上,一切都争相仿效,每个官员都模仿和扮着自己上司的派头。据说,居然有这样一位九等文官,奉派去一个不大的办事处当主任,立刻给自己隔出一间特别的房间,称之为“办公室”,门口还站着几个身穿镶有红领子和金银边饰的制服的办事员,他们紧握住房门的把手,替来访的客人开门,虽然“办公室”里只勉强放得下一张普通的办公桌。大人物接见的派头和举止神气而威严,但也不太繁缛。他的这套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必须严厉。“严厉,严厉,再严厉,”——这话他平时总不离口,说到最后时还要意味深长地看一眼对方的表情。其实,这么做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整个办事处的管理机构就只有10个官员,他们本来就处于诚惶诚恐之中了;远远见他来了,便放下公事,笔直地站着,恭候着上司走过房间。他平日跟下属谈话总是声­色­俱厉,几乎总离不开三句话:“您怎么敢这样?您知道是跟谁在说话吗?您明白站在您面前的是谁吗?”话又说回来,他到底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善待同事,也肯帮忙,只不过是将军头衔使他忘乎所以。他获得将军的头衔后,变糊涂了,离开了做人的正道,简直是不知道怎么为人处世了。他跟地位不相上下的人在一起,倒是好好的,一个挺不错的人,从各方面看甚至也不愚蠢;可是,一旦处身于哪怕只是官阶比他低一等的人群中,那么他就变得十分可厌:一言不发,那副派头也实在可怜,特别是因为他自己也觉察到了本来是可以非常之好地消遣一番的。他的眼里有时也透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凑到一起参加有趣的交谈,可是他一想到这样做可能太过分、过于亲昵和有失体面,只好作罢。由于诸多的考虑,他只得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偶尔哼那么一两声,因而博得了“­干­巴巴的人”的雅号。我们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求见的就是这样一个大人物,来得实在不是时候,对于他本人很不相宜,而对于大人物又再合适不过了。这位大人物正好在办公室里,兴致勃勃地跟一个多年不见、最近才邂逅的旧时老友和童年伙伴谈得起劲。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一个叫巴什马奇金的人求见。他十分生硬地问道:“是什么人?”回答说:“一个官员。”——“噢!让他等着,现在没有工夫,”——大人物说道。这里得说明一下,这位大人物分明是说了一个谎:他有的是工夫,跟朋友在谈天说地,早就把什么事儿都扯到了,因为侃得太多而长时间地无话可说了,只是一边相互轻拍着大腿,一边说:“是这样的,伊凡·阿勃拉莫维奇!”——“可不是嘛,斯杰潘·瓦尔拉莫维奇!”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吩咐那个官员等着,好让他的朋友——一个早就赋闲在家、久居乡间的人看看:官员们在他的前厅里候见得要等上多长时间。最后,谈得兴尽了,而且无言相对也够腻烦了,坐在椅背可以折叠的颇为舒适的圈椅里又抽了一支雪茄,他终于似乎是忽然想起来了,便对手里拿着公文站在门边等着报告事情的秘书说:“对了,好像那儿还有个官员在等着吧;要他进来吧。”他看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副恭顺的样子,穿着一件破旧的制服,朝他突然转过身来,开口问道:“您有什么公­干­?”——声调简单而生硬,这是他在得到现在这个职位和将军头衔之前一个星期,特意关在房里,对着镜子预先学会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早就心里惶然,有些手足无措,使劲转动着不大听从使唤的舌头,嗫嗫嚅嚅,比平时又添了许多“这个”、“那个”的赘词,说是他原来有一件崭新的外套,如今被人惨无人道地抢走了,他来求见大人,希望大人能出面讲讲那个,跟警察总监或者别的什么人交涉一下,把外套找回来。将军不知什么缘故,竟觉得这样求见是太不成规矩了。

“怎么,先生,”他仍然十分生硬地问道,“您不懂规矩么?您到什么地方来了?您不知道怎么办事情的吗?这种事情,您得先送个呈文到办事处来;然后经过股长、科长,再呈报给秘书,最后由秘书转呈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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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10)

“可是,大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竭力鼓起仅有的一点勇气说道,同时已经感到浑身大汗淋漓了,“大人,我冒昧地来打扰您,是因为秘书们那个……靠不住……”

“什么,什么,您说什么?”大人物嚷道。“您怎么敢如此放肆?您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年轻人竟敢如此肆无忌惮,犯上作乱!”

大人物似乎没有留意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已经年过半百了。因此,如果他还可以称为年轻人的话,那么除非是相对来说,就是跟七十岁的人比较而言。

“您知道跟谁在说话吗?您明白站在您面前的是谁吗?你懂不懂,懂不懂?我问您呢。”

这时,他跺了跺脚,直着嗓门喊叫说,即使不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别的人也会心惊­肉­跳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悚然一惊,一个趔趄,浑身抖个不停,再也站立不稳:要不是门卫立刻跑过来扶住他,他管保摔倒在地了;他几乎是直挺挺地被人抬了出去。而大人物看到效果竟然大大超出意外,十分得意,想到自己的一席话又居然让人失去知觉,更是陶然欲醉,于是斜着眼瞅瞅朋友,想要看看他的反应如何,他不无欣喜地看见朋友一副怔呆的样子,连他也受了一顿惊吓。

是怎么下楼的,又是怎么来到了街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点也记不清了。他感到手和腿都僵直不灵。他有生以来还不曾被将军如此严厉地申斥过,而且还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将军呢。他顶着满街怒号的风雪,张着嘴往前走去,辨不清哪儿是人行道;寒风凛冽,按照彼得堡的常规,从四面八方、从各个胡同里朝他吹来。不多一会儿,他就着凉了,咽喉红肿起来,好不容易走到家里,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他全身肿胀,倒在床上。饱受一顿申斥有时竟会有如此厉害的后果!第二天,他高烧不退。由于彼得堡气候的慷慨的推波助澜,病情的发展比预料的要快得多。等到大夫来到之后,摸摸脉搏,已是无能为力了,只好开了一个热敷的处方,这只不过是为了让病人得到一点医护的善待罢了;不过,大夫立刻又宣布说,病人一天半之后定然会灵魂出窍。接着,他转过身对女房东说:“老大娘,您就别再耽搁了,给他订一口松木棺材吧,因为橡木的太贵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否听明白了这些判词,倘是听明白了,是否感到震惊,他是否对自己的苦难一生感到惋惜——这一切都无从知道了,因为他一直处在妄谵和高烧之中。一幕幕的情景,一个比一个更离奇荒诞,不停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忽而看见了彼得罗维奇,请他做一件装有捕捉窃贼的机关的外套,他总觉得窃贼就躲藏在床底下,于是他一刻不停地呼唤房东太太来把藏在被窝里的贼揪出去;忽而他在问人家,­干­吗要把那件旧罩衫挂在他的面前,说他已经有了一件新外套;忽而他又觉得站在将军跟前,一边听着好一顿申斥,一边又连声说:“对不起,大人!”终于,他破口大骂起来,说了一连串最难听的话,以至于房东太太也连连画着十字,那是她有生以来也从未听过的脏话,特别是这些脏话又紧跟在“大人”这个称呼之后说出来的,到后来他说的尽是胡话,再也无法听明白了;只能猜到这些胡言乱语和纷乱如麻的思绪,翻来覆去总是念叨着那件外套的事。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终于咽了气。他住的房间和用过的东西都没有封存起来,因为一来他没有继承人,二来身后的遗物也屈指可数:只有一束鹅毛笔,一刀公文白纸,三双袜子,两三粒裤子上脱落的扣子以及那件读者已经熟知的旧罩衫。这些东西落到谁的手里了,只有上帝知道:老实说,连讲故事的人也不想去过问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被拉了出去,埋葬了。而彼得堡少了一个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依然故我,就像是从来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似的。一个无依无靠、无亲无故、无人理睬,甚至连博物学家也不屑一顾的生命之躯消失不见了,——而博物学家本来是从不放过一只普通的苍蝇,总要用大头钉穿起来,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一番的;一个对官员们的嘲笑总是逆来顺受、没有成就一桩不寻常的事业、便进了坟墓的生命之躯消失不见了,然而在他的生命行将结束之前,外套这个光明的使者曾倏然一现,使他的可怜的生命瞬间活跃起来,紧接着灾难又猝然降临到他的头上,犹如人世间的君王和一切统治者都难逃厄运一样……他死后过了几天,厅里打发了一个门卫来到他的住处,那是奉命来催他去上班的;上司传唤他去;然而,门卫只好空手而归,禀报说他再也不能来上班了,当人们都追问“为什么”时,便说道:“因为他已经死了,大前天下葬的。”这样一来,厅里的人都知道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死讯,第二天他的座位上已经坐着一个新来的官员,身材要高得多,写起字来不再是直体笔法,而是偏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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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11)

可是谁又能想象得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注定在死后还要沸沸扬扬地闹腾一阵子,仿佛是要对他那默默无闻的一生做些补偿呢。然而,终究是事出有因,我们这个可悲的故事出乎意外地生出一个荒诞不经的结尾。忽然之间,一个传闻在彼得堡城里不胫而走,据说夜里常有一个死去的官员在卡林金桥头和那附近一带地方出没无常,他在寻找被人扒去的外套,借口衣服被窃而不问官职大小和身份高低,一律扒去人们身上的猫皮、海狸皮、棉絮、浣熊皮、狐皮、熊皮制成的各式外套,——总之,凡是人们为了遮身蔽体而想出来的一切毛皮和皮革都照扒不误。厅里的一个官员亲眼见过那个亡魂,立刻认出那就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可是,他禁不住毛骨悚然,拔腿就跑,所以没有能够仔细看清楚,只看见那亡魂从远处摇晃着指头吓唬他。

状纸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都说夜里外套被扒走了,不仅九等文官,还有七等文官的背脊和肩膀都饱受风寒之苦。警察署发布了一道命令,无论是死是活,务必将亡魂捉拿归案,严惩不贷,以儆效尤,而且差一点就手到擒来了。确切点说,某个街区的岗警在基柳什金胡同里,当那亡魂正要从一个吹长笛的退职乐师身上扒去一件面绒粗毛呢外套时,当场揪住了那亡魂的衣领。岗警一把抓住领口之后,大声招呼其他两位同事,请他们抓住不要放开,而自己则抽出手来到靴筒里取鼻烟盒,让一生中冻伤过六次的鼻子稍微提提神;可是,准是烟丝味儿太浓烈了,连亡魂也受不了。那岗警刚用手指掩住右鼻孔,左鼻孔还没有来得及把半撮烟丝吸进去,那亡魂便打了一个大喷嚏,溅了他们一头一脸,迷了眼睛。等到他们伸着拳头揉揉眼睛的时候,那亡魂早已逃之夭夭,他们甚至不知道到底抓住他没有。从此岗警们一谈起亡魂就心惊­肉­跳,即便是活人装扮的也不敢去捉了,只是远远地吆喝着:“喂,走你的路吧!”于是,那死去的官员甚至在卡林金桥以外的地方也出没无常了,致使所有胆小的人都饱受惊吓。可是,我们却把那位大人物给忘了,其实,他才真正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本来是真实的故事生出一个离奇结尾的缘由。首先,平心而论,那位大人物在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挨了一顿臭骂而离去后不久,就有点懊悔不及了。他可是不乏同情之心的;他的心里怀有许多善良的感情,虽然官衔时常不让它们表露出来。前来拜访的老友刚走出他的办公室,他就想起了可怜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从这以后,几乎每天他的眼前都会浮现因为受不了严词痛斥而脸孔苍白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样子。一想起这事便惶然不安,所以,过了大约一个星期,他决心派一个官员去探听一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怎么样了,要不要真的给予一些帮助;当他接到禀报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害了一场热病,猝然死去了,他感到十分震惊,备受良心的责备,整天郁闷不乐。为了排遣愁怀和忘掉不快,他到一位朋友家里去赴晚会,在那里找到一大群同事,而最为难得的是,在座的差不多都是同一官阶的人,所以,他十分泰然,无拘无束。这对于调适他的心绪起到了奇妙的作用。他舒展自如,亲切交谈,热情和蔼——总之,十分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夜晚。晚餐时,他喝了两、三杯香槟酒,——众所周知,酒是一种挺不错的助兴之物。香槟酒引发了他的兴致,要去办些刻不容缓的事情,譬如说吧:他决定暂不回家,而要驱车去探望一位过从甚密的卡罗琳娜·伊凡诺芙娜,那是一位似乎是德国血统的太太,他们之间交情甚笃。应该说明的是,这位大人物已不年轻了,是个好丈夫,又是受人敬重的家长。他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已经在官厅里当差,还有一个秀丽可人的十六岁的女儿,长着一只稍稍隆起却十分好看的鼻子,儿女们每天走近前去一边吻着他的手,一边说:“你好,爸爸”。他的妻子风韵犹存,长得一点也不难看,先让他吻吻手,然后转过手来再亲亲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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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12)

然而,这位大人物虽然满足于家庭的温馨,可也认为在城里的另一个地方交个往来亲密的女友倒也不违礼仪。其实,这位女友一点也不比他的妻子好看和年轻;然而,人世间总有一些难猜的谜,其中的是非曲直可不由我们来评断。且说大人物下了楼,坐上雪橇,对车夫说:“到卡罗琳娜·伊凡诺芙娜家去”,而他自己则惬意地裹在暖和的外套里,依然处在俄国人视为极致的一种十分愉悦的心境之中,就是说,你没有一点儿心事,可是种种念头却纷至沓来,一个比一个更使你欢快,甚至也用不着费力去追寻。他十分快意地回忆起晚会上所有令人开心的细节,引起一小群人哈哈大笑的俏皮话;他甚至可以把它们低声重复出来,觉得它们仍然像刚才一样好笑,所以他自然也就从心眼里感到可笑。可是,一阵阵寒风袭来,不时打扰着他,天知道那风是从哪儿、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刮了起来,刺得脸难受,朝他抛撒着团团雪块,把外套的领子吹得如同风帆一样鼓胀起来,要不就刹那间以一种神奇的力量把衣领盖到了他的头上,因而总要忙不迭地从衣领中挣脱出来,猛然间,大人物觉得有人紧紧揪住了他的衣领。他扭头一看,发现是一个身材不高、身穿破旧制服的人,并且不无惊恐地认出他正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官员的脸孔苍白如纸,完全是一副死人的模样。然而,当大人物看见那死人咧开大嘴,朝他哈出一阵可怕的墓|­茓­冷气时,他魂飞魄散,惊恐万状,只听得死人一迭连声地说:“哼!到底找到你了!我到底那个,揪住你的领子了!我要你的外套!你不想法子找回我的外套,还痛骂我一顿,——现在把外套给我!”可怜的大人物差不多吓了个半死。无论他在官厅里和下属面前如何­性­情暴戾,也尽管人们看一眼他那英武的样子和体态都会说:“嗬,好一副模样!”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像许多相貌魁梧的人一样,万分惊骇,以至于并非无缘无故地担心突然发病。他甚至于自己赶紧脱下外套,然后对车夫怪声喊道:“快点儿回家去!”车夫一听见平时在紧要时刻发出的喊声,就知道必然伴随着一下十分有力的动作,立即把脑袋缩进肩膀里以防万一,一挥鞭子,马车便箭也似的飞奔起来。过了六、七分钟,大人物已经来到了自家的大门前。他脸­色­苍白,惊魂未定,没有了外套,也没有去探望卡罗琳娜·伊凡诺芙娜,而是回到了家里,勉强地挨到自己的房里,心慌意乱地熬过了一夜,所以第二天早晨喝茶时,女儿直白地对他说:“你今天脸­色­好难看的,爸爸。”而他默然无语,无论对谁都没有说起昨夜去过什么地方,打算到哪儿去,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太大了。他甚至很少对下属张口闭口说:“您怎么敢如此放肆?您明白站在您面前的是谁吗?”之类的话了;即使偶尔要说,那么也要先弄清事实真相才说。然而,尤其不寻常的是,死去的官员从此不再出现了:显然,他穿上将军的外套正好合身;至少任何地方都不曾听说从人们身上扒走外套的传闻了。不过,许多­精­力旺盛和爱管闲事的好事之徒却不肯安静下来,常常说起死去的官员仍然在城里的偏远地段出没无常。的确,柯洛姆纳的一个岗警亲眼看见幽灵是从一幢房子的后面走出来的;可是,他生­性­有些懦弱,所以,有一次,一头普通的半大小猪从一家私宅里撒腿跑了出来,把他撞倒在地,引起周围的车夫一阵哄笑,他还因为受了这场侮弄而罚他们每人出一个铜币的烟钱呢,——总之,他懦弱无能,也就不敢前去拦住那幽灵,只是在暗处一直跟着他往前走去,直到后来,那幽灵忽然转过头来,停下问道:“你要­干­什么?”——并且伸出了连活人也没有的大拳头。岗警回答说:“不­干­什么”,立刻掉头折了回去。然而,那幽灵的个子已经变得高多了,蓄起了大把的胡子,迈开大步,似乎是朝奥布霍夫桥那边去了,随后便完全隐没在幽暗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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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套 果戈理(13)

【作者简介】果戈理(1809~1852),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

他的作品有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米尔格拉德》(1835),《彼得堡故事》(1842),戏剧《钦差大臣》(1836),长篇小说《死魂灵》(1842)等。

果戈理的写作风格多变,从最初的浪漫主义,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过渡期,再到严谨的批判现实主义,直至晚期陷入神秘主义和东正教。

果戈理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尤其显著,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

【专家点评】小说《外套》主要写了一名小公务员费尽心思攒钱买了件新外套,却又被人抢走,不幸郁郁而终的故事。

主人公姓巴什马奇金,这是俄语中“鞋子”的意思,暗示了他卑微的社会地位;名字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意思是“父亲的儿子”,暗示了他是一个世世代代如此的一类人中的一个。他们被社会压迫,胆小怕事,安于现状,心灵麻木,逆来顺受。

然而作者并不是一般­性­地表达对小人物的同情,相反他是用喜剧手法来写悲剧。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包含了喜剧的因素,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因一系列喜剧化的细节掩面而笑,但读完全篇却不禁要为主人公悲惨的遭遇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在悲喜交集的阅读过程中读者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审美感受。

结尾处的鬼魂复仇,看似荒诞却蕴含着对俄国社会黑暗现实的隐喻,和作者对觉醒了的“小人物”反抗压迫、申冤复仇的期望。

果戈理的作品影响深远。在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无数俄国杰出作家的创作中都可以发现他的影子,以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们都是从《外套》里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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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1)

这是七月里的晴明的一天,只有天气稳定的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日子。从清早起天­色­就明朗;朝霞不像火一样燃烧,而散布着柔和的红晕。太阳——不像炎热的旱天那样火辣辣的,不像暴风雨前那样暗红­色­的,却显得明净清澈,灿烂可爱——从一片狭长的云底下宁静地浮出来,发出清爽的光辉,沉浸在淡紫­色­的云雾中。舒展着的白云上面的细边,发出像小蛇一般的闪光,这光彩好像炼过的银子。……但是忽然又迸出动摇不定的光线来,——于是愉快地、庄严地、飞也似的升起那雄伟的发光体来。到了正午时候,往往出现许多有柔软的白边的、金灰­色­的、圆而高的云块。这些云块好像许多岛屿,散布在无边地泛滥的河流中,周围环绕着纯青­色­的、极其清澈的支流,它们停留在原地,差不多一动也不动;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这些云块互相移近,紧挨在一起,它们中间的青天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它们本身也像天空一样是蔚蓝­色­的,因为它们都浸透了光和热。天边的颜­色­是朦胧的、淡紫­色­的,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四周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地方暗沉沉,没有一个地方酝酿着雷雨;只是有的地方挂着浅蓝­色­的带子:这便是正在洒着不易看出的细雨。傍晚,这些云块消失了;其中最后一批像烟气一样游移不定而略带黑­色­的云块,映着落日形成了玫瑰­色­的团块;在太阳像升起时一样宁静地落下去的地方,鲜红­色­的光辉短暂地照临着渐渐昏黑的大地,太白星像有人小心地擎着走的蜡烛一般悄悄地闪烁着出现在这上面。在这些日子,一切­色­彩都柔和起来,明净而并不鲜艳;一切都带着一种动人的温柔感。在这些日子,天气有时热得厉害,有时田野的斜坡上甚至闷热;但是风把郁积的热气吹散,赶走,旋风——是天气稳定不变的确实的征候——形成高高的白­色­柱子,沿着道路,穿过耕地游移着。在­干­燥而清净的空气中,散布着苦艾、割了的黑麦和荞麦的气味;甚至在入夜以前一小时还感觉不到一点湿气。这种天气是农人割麦所盼望的天气……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我有一次到图拉省契伦县去打松­鸡­。我找到并打落了很多野味;装得满满的猎袋毫不容情地压痛我的肩膀,然而一直等到晚霞消失,寒冷的影子开始凝集并散布在虽然不再受到夕阳照耀却还是很明亮的空气中的时候,我才决心回家去。我用迅速的脚步穿过了一片长长的灌木丛,爬上小丘,一看,并不是我意料中那片熟悉的、右面有一个橡树林而远处有一所低矮的白­色­教堂的平原,却是完全不同的、我所不认识的地方。我的脚下伸展着一个狭小的山谷;正对面峭壁似的矗立着一片茂密的白杨树林。我疑惑地站住了,回头一望……“啊呀!”我想,“我完全走错了路,太偏右了。”我对这错误自己觉得吃惊,急忙走下小丘。一种不愉快的、凝滞的湿气立刻包围了我,仿佛我走进了地窖里似的;山谷底上的高高的茂盛的草全部是潮湿的;形成平坦的白茫茫的一片;在这上面走路有些害怕。我赶快走到另一边,向左拐弯,沿着白杨树林走去。蝙蝠已经在白杨树林的静息的树梢上飞翔着,神秘地在薄暗的天空中盘旋着,颤动着;一只迟归的小鹞鹰在高空中敏捷地一直飞过,赶回自己的巢里去了。“好,我只要走到那一头,”我心里想,“立刻就有路了,可是我走了一俄里光景的冤枉路!”

我终于走到了树林的尽头,然而那里并没有路:有一些未曾刈草的低矮的灌木丛辽阔地展现在我面前,在它们后面,远远地望得见一片荒凉的原野。我又站定了。“怎么有这样怪的事?……我走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就回想这一天之内怎样取路,走过些什么地方……“哈!这原来是巴拉兴灌木丛!”最后我叫起来,“一点也不错!那边大概是新杰叶夫小树林。……我怎么走到了这地方?走得这么远?……奇怪!现在又得向右走了。”

我拐向右面,穿过灌木丛去。这时候夜­色­像­阴­霾一般迫近起来,浓重起来;仿佛黑暗随着夜气同时从各方面升起,甚至从高处流下来。我发现了一条崎岖的、杂草丛生的小路;我就沿着这条路走去,一面用心地向前探望。四周的一切很快地黑暗起来,寂静起来,只有鹌鹑偶然啼叫。一只小小的夜鸟展着柔软的翅膀,悄然无声地低低飞翔着,几乎碰撞了我,连忙惊慌地潜向一旁去了。我走出了灌木丛,沿着田塍走去。现在我分辨起远处的事物来很困难了:四周的田野朦胧地发白;田野的那面,­阴­沉的黑暗形成巨大的团块升起来,越来越迫近了。我的脚步声在凝滞的空气中发出钝重的回声。苍白的天空又发出蓝­色­,——但这回是夜天的蓝­色­了。星星在天空中闪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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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2)

我起先认为小树林的,原来是一个黑暗的圆形的丘陵。“我到底走到什么地方来了?”我出声地重复说一遍,第三次站定了,疑问地看看我那只在所有的四足动物中绝顶聪明的英国种斑黄猎狗强卡。但是这四足动物中最聪明的家伙只是摇着尾巴,没­精­打采地眨眨疲倦的眼睛,并没有给我任何有用的忠告。我对它觉得惭愧起来,就拼命地向前迈进,仿佛恍然明白了应该往哪里去似的。我绕过丘陵,来到了一片不很深的、周围耕种过的凹地里。一种奇怪的感觉立刻支配了我。这凹地形状很像一只边缘倾斜的正确的锅子;凹地底上矗立着几块很大的白石头——它们仿佛是爬到这地方来开秘密会议的,——这里面那么沉寂、荒凉,天空那么平坦地、凄凉地挂在它上面,竟使得我的心郁结起来。有一只小野兽在石头中间微弱地、悲哀地尖叫了一声。我连忙回身跑上丘陵去。在这以前,我一直没有失去找寻归路的希望;但是到了这时候,我终于确信我已经完全迷路,就绝不再想去辨认几乎完全沉浸在朦胧中的附近的地方,只管靠着星辰的帮助,一直信步走去。……我困难地拖着两条腿,这样走了约半小时。我觉得有生以来没有到过这样荒凉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看得见一点火光,听得见一点声响。一个平坦的山坡更换了另一个,原野无穷尽地连接着原野,灌木丛仿佛突然从地下升起在我的鼻子前面。我一直走着,已经打算在什么地方野宿到早晨了,突然走到了一个可怕的深渊上。

我连忙缩回了跨出去的脚,通过黑夜的微微透明的朦胧之­色­,看见下面很低的地方有一片大平原。一条宽阔的河流做半圆形向前流去,围绕着这平原;河水的钢铁一般的反光有时模糊地闪烁着,指示着河流的经行。我所站着的小山冈突然低落,几乎形成垂直的峭壁;它的庞大的轮廓黑沉沉地突出在苍茫的虚空中,就在我的下面,在这峭壁和平原所做成的角里,在静止的像黑镜一般的一段河流旁边,在小山冈的陡坡下面,有两堆火相并地发出红焰,冒着烟气。火堆周围有几个人蠢动着,影子摇晃着,有时清楚地映出一个小小的、鬈发的头的前半面来……

我终于认清楚了我所来到的地方。这草原就是我们附近一带有名的所谓白净草原。……但回家是决不可能的了,尤其是在夜里;两腿已经疲劳得发软。我决心到火堆那里去,加入我所认为家畜贩子的人群中,直等到天亮。我顺利地走到了下面,但是我的手还没有放开我所攀援的最后一根树枝,忽然两只高大的、长毛蓬松的白狗凶狠地吠着向我冲过来。火堆旁边传来孩子的响亮的声音;两三个男孩子很快地从地上站起来。我答应了他们的诘问的喊声。他们跑到我这里来,立刻叫回了正在特别吃惊于我的突然出现的两只狗,我就走到他们那里。

我把坐在火堆周围的人认为是家畜贩子,原来是弄错了。他们只是附近村庄上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在我们那里,当炎热的夏天,人们往往在夜间把马赶到原野上来吃草,因为白天苍蝇和牛虻使它们不得安宁。把马群在日暮之前赶出来,在天亮的时候赶回去,是农家孩子们的一件大乐事。他们不戴帽子,穿着旧的短皮袄,坐在最活泼的驽马上,愉快地叫喊着,手舞足蹈地向前飞驰,高高地颠动,大声地欢笑。轻微的尘埃形成黄|­色­的柱子升起来,沿着道路疾驰;整齐的马蹄声远远地传布开去,马儿竖起了耳朵奔跑;当头飞驰着一匹棕黄|­色­的乱毛马,这马竖起尾巴,不绝地换着步调,凌乱的鬃毛上带着牛蒡种子。

我告诉孩子们,说我是迷了路的,就坐在他们旁边了。他们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接着静默了一会儿,让出点位置来。我们略微谈了些话。我就躺在一株被啃光了的小灌木底下,开始向四周眺望。这景象很奇妙:火堆周围有一个圆形的、淡红­色­的光圈在颤动着,仿佛被黑暗阻住而停滞在那里的样子;火焰炽烈起来,有时向这光圈外面投­射­出急速的反光;火光的尖细的舌头舐一舐光秃秃的柳树枝条,一下子就消失了;接着,尖锐的长长的黑影突然侵入,一直达到火的地方:黑暗在和光明斗争了。有的时候,当火焰较弱而光圈缩小的时候,在迫近过来的黑暗中突然现出一个有弯曲的白鼻梁的枣红­色­马头,或是一个纯白的马头,迅速地嚼着长长的草,注意地、迟钝地向我们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立刻不见了。只听见它继续咀嚼和打响鼻的声音。从光明的地方,难于看出黑暗中的情状,所以附近的一切都好像遮着一重几近于黑­色­的帷幕;但是在远处靠近天际的地方,可以隐约地看见丘陵和树林的长长的影子。黑暗而纯洁的天空显示出无限神秘的壮丽,庄严地、高远无极地笼罩在我们上面。吸取这种特殊的、醉人的新鲜气味——俄罗斯夏夜的气味,使人胸中感到一种愉快的紧缩。四周几乎听不见一点儿声响。只是有时在近旁的河里突然响出大鱼拨水的声音,岸边的芦苇被飘来的波浪微微冲击着,发出低弱的瑟瑟声。……只有火轻轻地哔哔地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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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3)

孩子们围绕火堆坐着;曾经想吃掉我的那两只狗也坐在这里。它们对于我的在场,很久不能容忍,瞌睡胧地眯着眼睛,斜望着火堆,有时带着极度的自尊心而吼叫;起初是吼叫,后来略带哀鸣,仿佛在惋惜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孩子共有五人:费嘉、巴夫路霞、伊柳霞、科斯佳和凡尼亚。(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了他们的名字,现在就想要介绍读者和他们相识。)

第一个,最年长的,是费嘉,看来大约有十四岁。这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孩子,相貌漂亮、清秀而略觉小巧,长着一头淡黄|­色­的鬈发,眼睛明亮,经常做半愉快、半不经心的微笑。从各种特征上看来,他是属于富裕的家庭的,到原野上来并不是为了生活关系,却只是为了娱乐。他穿着一件镶黄边的印花布衬衫,披着一件小小的新上衣,这上衣几乎要从他的狭小的肩膀上滑下来的样子;浅蓝­色­的腰带上挂着一个小梳子。他那双低统子的靴子正是他自己的,而不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孩子巴夫路霞长着一头蓬松的黑发,眼睛灰­色­,颧骨宽阔,面孔苍白而有麻点,嘴巴很大,但是生得端正,头非常大,正如人们所谓像啤酒锅,身体矮壮而粗拙。这孩子并不漂亮,——这是无可疑义的!——然而我还是喜欢他:他的眼光非常聪明而正直,而且他的声音很有力量。他的服装并不讲究,只是普通的麻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而已。第三人伊柳霞相貌很平凡:钩鼻子,长面孔,眼睛眯紧,脸上表现出一种迟钝的、病态的忧虑;他那紧闭的嘴­唇­一动也不动,蹙紧的眉头从不展开,——他仿佛为了怕火而一直眯着眼睛。他那黄|­色­而几近于白的头发形成尖尖的涡鬈,突出在戴得很低的小毡帽下面,他常常用两手把这小毡帽拉到耳朵上来。他穿着新草鞋,裹着包脚布;一根粗绳子在他身上围绕三匝,­精­密地束住他那整洁的黑­色­长袍。他和巴夫路霞看来都不出十二岁。第四人科斯佳是一个年约十岁的孩子,他那沉思的、悲伤的眼光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的脸庞不大,瘦削而有雀斑,下巴尖尖的,像松鼠一样;嘴­唇­不大看得出;然而他那双乌黑的、水汪汪的大眼睛给人以异样的印象;这双眼睛似乎想表达什么意思,可是语言(至少他的语言)却表达不出来。他的身材矮小,体格虚弱,穿得十分贫苦。最后一人凡尼亚,我起初竟没有注意到:他躺在地上,安静地伏在一条凹凸不平的席子底下,只是偶尔从席子底下伸出他那淡褐­色­鬈发的头来。这孩子至多不过七岁。

我就这样躺在一旁的灌木底下眺望这些孩子们。有一堆火上面挂着一只小锅子;锅子里煮着马铃薯。巴夫路霞照看着它,正在跪着用一条木片伸进沸腾的水里去试探。费嘉躺着,把头支在一条胳膊肘上,敞开着上衣的衣襟。伊柳霞坐在科斯佳旁边,老是紧张地眯住眼睛。科斯佳略微低下头,向远方的某处眺望。凡尼亚在他的席子底下一动也不动。我假装睡着了。孩子们渐渐地又谈起话来了。

起初他们谈着闲天,谈这样,谈那样,谈明天的工作,谈马;可是突然费嘉转向伊柳霞,仿佛重新继续中断了的话头似的问他:

“喂,那么你真的看见过家神①吗?”

“不,我没有看见过,他是看不见的,”伊柳霞用嘶哑而微弱的声音回答,这声音同他脸上的表情再适合没有了,“不过我听见过。……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听见。”

“他在你们那儿的什么地方呢?”巴夫路霞问。

“在那个旧的漉纸场②里。”

“难道你们常常到造纸厂里去的?”

“当然常常去的。我和我哥哥阿夫玖希卡是磨纸工人呢。”

“哦,你们是厂里的工人!”

“那么,你怎样听见的呢?”费嘉问。

“是这么一回事。有一次,我和哥哥阿夫玖希卡,还有米海依的费多尔,还有斜眼睛伊凡希卡,还有从红丘来的另一个伊凡希卡,还有伊凡希卡·苏霍路科夫,还有别的伙伴们;我们一共十来个人——整个工作班都在这里了;有一次,我们必须留在漉纸场上过一夜,本来用不着过夜,可是监工纳札罗夫不许我们回家,他说:‘弟兄们,你们何必回家去呢;明天工作很多,弟兄们,你们就别回去了吧。’我们就留下来了,大家睡在一起,阿夫玖希卡说起话来,他说:‘伙伴们,家神来了怎么办?’……阿夫玖希卡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有人在我们头上走动;我们躺在下面,他在上面走,在轮子旁边走。我们听见:他走着走着,他脚底下的板弯曲了,吱吱格格地响;后来他经过我们的头上;忽然水哗啦哗啦地流到轮子上;轮子响了,响了,转动了;可是水宫的闸本来是关好的。我们很奇怪:是谁把闸拔开了,让水流出来;可是轮子转了一会儿,转了一会儿,就停止了。那家伙又走到上面的门边,从扶梯上走下来了,他走的时候好像不慌不忙的样子;扶梯板在他脚底下响得可厉害呢……于是,他走到我们门边来了,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待了一会儿,突然砰的一声,门完全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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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4)

我们吓了一大跳,一看——没有什么……忽然看见一只桶上的格子框动起来,升上去,浸到水里,在空中移来移去,好像有人在洗它,后来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接着,另一只桶上的钩子从钉子上脱落了,又搭上了;后来好像有人走到门口,忽然大声地咳呛起来,好像一只羊,可是声音响亮得很……我们大家吓得挤成一堆,互相往身子底下钻……这一回可真把我们吓坏了!”

“有这样的事!”巴夫路霞说,“他为什么要咳嗽呢?”

“不知道,也许是受了湿气。”

大家静默了一会儿。

“喂,”费嘉问道,“马铃薯煮好了没有?”

巴夫路霞试探了一下。

“没有,还是生的。……听,拨水的声音,”他把脸转向河的方面,接着说,“一定是梭鱼。……瞧那儿有一颗小星落下去了。”

“不,弟兄们,我讲一件事给你们听听,”科斯佳用尖细的声音说起话来,“你们听着,是前几天我听见爸爸在那里讲的。”

“好,我们听着。”费嘉带着鼓励的态度说。

“你们都知道加夫利拉,大村的那个木匠吧?”

“嗯,嗯,知道的。”

“你们可知道,为什么他老是那么不快活,一直不讲话,你们知道吗?他那么不快活为的是:有一回,爸爸说的,有一回,弟兄们啊,他走到树林里去采胡桃。他走到树林里去采胡桃,可就迷了路;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他走着、走着,弟兄们啊,不行!找不到路;这时候已经夜深了。他就在一棵树底下坐下来;他说,让我在这里等天亮吧,——他就坐下来,打瞌睡了。他打起瞌睡来,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他又打磕睡,又叫他了。他再看,再看,看见他前面的树枝上坐着一个人鱼,正在摇摆着身子,叫他走过去;那人鱼自己笑着,笑得要死。……月亮照得很亮,照得可真亮,清清楚楚的,——弟兄们啊,什么都看得见。她叫唤着他,她全身又亮又白,坐在树枝上,好像一条石斑鱼或者一条船鱼,要不然就像一条鲫鱼,也是那样白糊糊、银闪闪的……木匠加夫利拉发呆了,可是,弟兄们啊,那人鱼只管哈哈大笑,老是向他招手,叫他过去。加夫利拉已经站起身来,想要听人鱼的话了,可是,弟兄们啊,准是上帝点明了他,他就在自己身上划了十字。可是他划十字好费力啊,弟兄们,他说他的手简直像石头一样,转不过来。……啊,真不容易啊!……他划了十字以后,弟兄们啊,那人鱼就不笑了,而且忽然哭起来。她哭着哭着,弟兄们啊,就用头发来擦眼睛,她的头发是绿颜­色­的,就跟大麻一样。加夫利拉对她望着、望着,就开始问她:‘林妖,你为什么哭?’那人鱼就对他说:‘你不该划十字,’她说,‘人啊,你应该和我快快乐乐地活到最后的一天;可是现在我哭,我悲伤,因为你划了十字;而且我不单是一个人悲伤,我要你也悲伤到最后的一天。’她说了这话,弟兄们啊,就不见了,加夫利拉马上懂得了怎样从树林里走出去。可是就从那个时候起,他一直不快活了。”

“嗨!”静默了一会儿之后费嘉说,“这个树林里的妖­精­怎么会伤害基督徒的灵魂,他不是没有听她的话吗?”

“就是这么说啊!”科斯佳说,“加夫利拉说的,她的声音那么尖细,那么悲哀,好像癞蛤蟆的声音。”

“你爸爸亲口讲的吗?”费嘉继续说。

“亲口讲的。我躺在高板床③上,全都听见的。”

“真是怪事!他为什么不快活呢?……她一定是喜欢他,才叫他的。”

“啊,还喜欢他哩!”伊柳霞接着说,“说哪里话!她想呵他痒,她就是想这样。她们这些人鱼就爱这一套。”

“这里一定也有人鱼呢。”费嘉说。

“不,”科斯佳回答,“这里是清净宽广的地方。只是一点,河就在旁边。”

大家不再说话了。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冗长的、嘹亮的、像呻吟一般的声音。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夜声,这种声音往往发生在万籁俱寂的时候,升起来,停留在空中,慢慢地散布开去,终于仿佛静息了。倾听起来,好像一点声音也没有,然而还是响着。似乎有人在天边延续不断地叫喊,而另一个人仿佛在树林里用尖细刺耳的笑声来回答他,接着,一阵微弱的咝咝声在河面上掠过。孩子们面面相觑,哆嗦一下……

“神力保佑我们!”伊柳霞轻声说。

“哈哈,你们这些笨家伙!”巴夫路霞喊起来,“怕什么呢?看呀,马铃薯煮熟了。”大家坐到锅子跟前去,开始吃那冒着热气的马铃薯;只有凡尼亚一动也不动。“你怎么了?”巴夫路霞说。

但是他并不从他的席子底下爬出来。锅子立刻空了。

“伙伴们,”伊柳霞开始说,“你们听到过前些时在我们伐尔纳维则地方发生的事吗?”

“是在堤坝上吗?”费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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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5)

“对,对,在堤坝上,在那个冲坏了的堤坝上。那是一个不太平的地方,很不太平,而且又冷僻。周围都是凹地、溪谷,溪谷里常常有蛇。”

“唔,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讲呀……”

“发生了这么一回事。费嘉,你也许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埋葬着一个淹死的人,这人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池塘还很深的时候淹死的;只是他的坟墓现在还看得见,不过也看不大清楚;只是一个土堆。……就在前几天,管家把猎犬夫叶尔米尔叫来,对他说:‘叶尔米尔,到邮局去一趟。’我们那里的叶尔米尔是常常到邮局去的;他把他的狗全都糟蹋死了:狗在他手里不知怎么的都活不长,简直从来没有养活过,不过他是一个很好的猎犬夫,什么都做得好。于是叶尔米尔骑马到邮局去了,可是他在城里耽搁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已经喝醉了。这天夜里很亮,月亮照得明晃晃的。叶尔米尔就骑着马经过堤坝;他一定得走这条路。猎犬夫叶尔米尔走着走着,看见那个淹死的人的坟上有一只小绵羊在那里走来走去,长着一身白­色­的鬈毛,样子挺可爱的。叶尔米尔心里想:‘让我捉住它吧,为什么让它在这里走掉呢。’他就下了马,把它抱在手里了。那只羊倒也没有什么。叶尔米尔就走到马跟前,可是那只马一看见他就直瞪着眼,打着鼻儿,摇着头;但是他把它喝住了,带着小绵羊坐到它身上,继续向前走。他把羊放在自己面前。他对它看,那只羊也直盯着他的眼睛望。猎犬夫叶尔米尔害怕起来,他说,我从来不曾见过羊这样盯住人看;可是也没有什么;他就抚摩它的毛,嘴里说着:‘咩,咩!’那只羊忽然露出牙齿,也向他叫:‘咩,咩’……”

讲故事的人还没有说完这最后一句活,突然两只狗同时站起来,痉挛地吠着,从火边冲出去,消失在黑暗中了。孩子们都害怕得要命。凡尼亚从他的席子底下跳起来。巴夫路霞叫喊着,跟着狗奔去。它们的吠声立刻远起来了。只听见一群受惊的马的慌乱的奔跑声。巴夫路霞大声地叫喊:“阿灰!阿黑……”过了一会儿,吠声静息下去了;巴夫路霞的声音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又过了不多时;孩子们困惑地面面相觑,似乎在等候什么事情发生……突然间传来一匹奔跑的马的脚步声;这马蓦地站定在火堆旁边了,巴夫路霞抓住鬃毛,敏捷地跳下马来。两只狗也跳进了光明的圈子里,立刻坐了下来,吐出了红舌头。

“那边怎么了?怎么一回事?”孩子们问。

“没有什么,”巴夫路霞向马挥一挥手,回答说,“大概是狗嗅到了什么。我想是狼吧。”他淡然地补说一句,用整个胸脯敏捷地呼吸着。

我不由得对巴夫路霞欣赏了一会儿。他在这时候非常可爱。他那不漂亮的脸由于骑着马快跑而充满生气,泛露着刚强的勇气和坚毅的决心。他手里没有一根棍­棒­,在深夜里,能毫不踌躇地独自去赶狼。“多么可爱的孩子!”我望着他,心里这样想。

“你们看见过狼吗?”胆小的科斯佳问。

“这里常常有许多狼,”巴夫路霞回答,“可是它们只有在冬天才扰乱人。”

他又蜷伏在火堆前面了。他坐下去的时候,把手搭在一只狗的毛茸茸的后脑上,那得意的畜生带着感谢的骄傲斜看着巴夫路霞,很久不回转头去。

凡尼亚又钻进席子底下去了。

“伊柳霞,你给我们讲了那么可怕的事,”费嘉说起话来,他是富裕的农人的儿子,所以常常带头说话。(他自己很少说话,仿佛怕降低了自己的身分。)“这两只狗也见鬼地叫起来了。……的确,我听说,你们那个地方是不太平的。”

“伐尔纳维则吗?……还用说吗!当然很不太平!听说有人在那里不止一次看见从前的老爷——故世了的老爷。听说他穿着长裾外套,老是叹着气,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有一回特罗菲梅奇老公公碰见了他,就问他:‘伊凡·伊凡内奇老爷,您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

“他问他?”费嘉吃惊地Сhā嘴说。

“是的,问他。”

“啊,特罗菲梅奇到底胆子大。……唔,那么那个人怎么说呢?”

“他说,‘我寻找断锁草④。’说的声音低沉沉的:‘断锁草。’‘伊凡·伊凡内奇老爷,您要断锁草做什么用啊?’‘压迫我,’他说,‘坟墓压迫我,特罗菲梅奇,我想走出来,走出来……”

“有这种事!”费嘉说,“大概他活得不够。”

“真奇怪!”科斯佳说,“我以为死人只有在荐亡节才看得见呢。”

“死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看见的,”伊柳霞深信不疑地接着说,这个人,据我所见,对于乡村里的一切迷信,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不过在荐亡节,你可以看见这一年里要轮到他死的活人。只要夜里去坐在礼拜堂门口的台阶上,不断地向路上望。在你面前路上走过的人,就是这一年里要死的人。去年我们那里的乌略娜婆婆到礼拜堂门口的台阶上去过。”

“唔,她看见了什么人没有?”科斯佳怀着好奇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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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6)

“可不是。起初她坐了很久很久,没有看见一个人,也听不见什么,……只是好像有一只狗老是在什么地方叫着、叫着。……突然,她看见一个光穿一件衬衫的男孩子在路上走。她仔细一看——是伊凡希卡·费多谢叶夫在那里走……”

“就是春天死去的那个吗?”费嘉Сhā嘴问。

“正是他。他走着,不抬起头来。乌略娜可认出他来了。可是后来她再一看:看见一个女人在走。她仔仔细细地一看,啊呀,天哪!是她自己在路上走,是乌略娜自己。”

“真的是她自己?”费嘉问。

“的确是她自己。”

“怎么呢,她不是没有死吗?”

“一年还没有过完呢。你瞧她:虚弱得不成样子了。”

大家又默不做声了。巴夫路霞丢一把枯枝到火里去。它们在突然迸出的火焰里立刻变黑了,哔哔地爆响,冒出烟气,弯曲起来,烧着的一端翘起来了。火光猛烈地颤抖着,向各方面映­射­,尤其是向上方。忽然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白鸽,一直飞进这光圈里来,周身浴着焰焰的火光,惊惶地在原地盘旋了一会儿,又鼓着翅膀飞去了。

“这鸽子一定是迷失了家,”巴夫路霞说,“现在只得飞着飞着,碰到什么地方,就在那里宿到天亮。”

“喂,巴夫路霞,”科斯佳说,“这是不是一个虔诚的灵魂飞上天去,嗳?”

巴夫路霞又投一把枯枝到火里去。

“也许是的。”最后他说。

“巴夫路霞,我问你,”费嘉开始说,“在你们沙拉莫伏地方也看得见天的预兆⑤吗?”

“就是太阳看不见了,对吗?当然看见的。”

“大概你们也吓坏了吧?”

“不光是我们。我们的老爷,虽然早就对我们说,你们要看见预兆了,可是到了天暗起来的时候,听说他自己也害怕得不得了。在仆人的屋子里,那厨娘一看见天暗起来了,你猜怎么着,她就用炉叉把所有的砂锅瓦罐统统打破在炉灶里了,她说:‘现在谁还要吃,世界的末日到了。’于是汤都流出来了。在我们的村子里,阿哥,还有这样的传说,说是白狼要遍地跑,把人都吃掉,猛禽要飞到,那个脱力希卡⑥要出现了。”

“脱力希卡是什么?”科斯佳问。

“你不知道吗?”伊柳霞热心地接着说,“喂,阿弟,你是哪儿人,连脱力希卡都不知道的?你们村子里都是不懂事的人,真是不懂事的人!脱力希卡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就要来了;他这个人非常奇怪,来了之后捉也捉他不住,对他毫无办法,是这样奇怪的一个人。譬如农人们想捉住他,拿了棍子去追他,把他包围起来,可是他有遮眼之法——他遮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就会自己互相厮打起来。譬如把他关在监狱里,他就要求在勺子里喝点水;等到人家把勺子拿给他,他就钻进勺子里,再也找不到了。要是用镣铐把他锁起来,只要他的手一挣扎,镣铐就掉在地上了。就是这个脱力希卡要走遍乡村和城市;这个脱力希卡,这个狡猾的人,要来诱惑基督教徒了,……唉,可是对他毫无办法。……他是这样一个奇怪而狡猾的人。”

“嗳,是的,”巴夫路霞用他的从容不迫的声音继续说,“是这样一个人。我们那儿的人就是在等他出现。老年人都说,天的预兆一开始出现,脱力希卡就要来了。后来预兆果然出现了。所有的人都走到街上,走到野外,等候事情发生。我们那儿,你们知道,是空旷而自由的地方。大家在那里看,忽然从大村那边的山上来了一个人,样子真特别,头那么奇怪……大家高声喊叫起来:‘啊,脱力希卡来了!啊,脱力希卡来了!’就都向四面八方逃散了!我们的村长爬进了沟里;村长太太把身子卡住在大门底下了,她大声喊叫,把自己的看家狗吓怕了,这狗挣脱了锁链,跳出篱笆,跑到树林里去了;还有库齐卡的父亲道罗菲奇,他跳进燕麦地里,蹲下身子,急忙学起鹌鹑叫来,他说:‘杀人的仇敌对于鸟也许会怜悯的。’大家都吓成这副样子!……哪知道走来的人是我们的箍桶匠华维拉,他新买一只木桶,就把这只空木桶戴在头上了。”

孩子们都笑起来,接着又沉默了一会儿,这是在旷野中谈话的人们所常有的情形。我望望四周:夜­色­庄重而威严;深黄昏的潮湿的凉气变换了午夜的­干­燥的温暖,夜还要长时间像柔软的帐幕一般挂在沉睡的原野上;离开清晨最初的喋喋声、沙沙声和簌簌声,离开黎明的最初的露水,还有许多时间。天上没有月亮。这些日子月亮是升得很迟的。无数金­色­的星星似乎都在竞相闪烁着流向银河方面去。的确,你望着它们,仿佛隐约地感觉到地球在飞速不断地运行。……奇怪的、尖锐而沉痛的叫声,忽然接连两次地从河面上传来,过了一会儿,又在远方反复着……

科斯佳哆嗦了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苍鹭的叫声。”巴夫路霞泰然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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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7)

“苍鹭,”科斯佳重复一遍……“巴夫路霞,我昨天晚上听见的是什么,”他略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也许知道的。”

“你听见些什么?”

“我听见的是这样。我从石岭到沙希基诺去;起初一直在我们的榛树林里走,后来走到了一片草地上——你知道吗,就是溪谷里转一个大弯的地方,那儿不是有一个水坑⑦吗;你知道,坑上还长满了芦苇;我就从这水坑旁边走过,弟兄们啊,忽然听见这水坑里有一只东西呜呜地叫起来,声音悲哀得很,真悲哀:呜——呜……呜——呜……呜——呜!我吓坏了,弟兄们啊!时候已经很晚了,而且声音那么悲惨。我真要哭出来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嗳?”

“前年夏天,有些强盗把守林人阿金淹死在这水坑里了,”巴夫路霞说,“也许是他的魂灵在那里诉苦。”

“原来是这样,弟兄们啊,”科斯佳睁大了他那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这样说。“我原先不知道阿金淹死在这水坑里;要是知道了,还要害怕呢。”

“不过,听人家说,那里有些很小的蛤蟆,”巴夫路霞继续说,“这些蛤蟆叫起来很悲哀。”

“蛤蟆?啊,不,那不是蛤蟆……怎么会是……(苍鹭又在河面上叫了一声。)哎,这家伙!”科斯佳不由地说出,“好像是林妖叫。”

“林妖不会叫的,他是哑巴,”伊柳霞接着说,“他只会拍手,哔哔地响……”

“怎么,你看见过吗,看见过林妖吗?”费嘉用嘲笑的口吻打断了他的话。

“不,没有看见过,千万别让我看见吧;可是别人看见过。前几天我们那儿有一个农人给他迷住了:他领着他走,领着他在树林里走,老是在一块地上打圈子。好容易到了天亮的时候才回到了家里。”

“那么他看见他了吗?”

“看见了。他说很大很大,黑的,遮蔽着身子,好像藏在树背后,不大看得清楚,好像在躲避月亮,一双大眼睛望着,望着,一眨一眨的……”

“啊哟!”费嘉轻轻地哆嗦一下,耸一耸肩膀,这样叫出来,“呸!……”

“这坏东西为什么要生到世界上来?”巴夫路霞说,“真是!”

“不要骂,当心,会给他听见的。”伊柳霞说。

大家又默不做声了。

“看呀,看呀,伙伴们,”忽然传出凡尼亚的幼童的声音,“看天上的星星呀——像蜜蜂那样挤在一起!”

他从席子底下探出他那­嫩­­嫩­的小脸儿来,用小拳头支撑着,慢慢地抬起他那双沉静的大眼睛来。所有的孩子的眼睛都仰望天空,好一会儿不低下来。

“喂,凡尼亚,”费嘉亲切地说,“你的姊姊阿妞特卡身体好吗?”

“身体好的。”凡尼亚回答,他的发音有些模糊不清。

“你跟她说,她为什么不到我们那里来玩?”

“我不知道。”

“你跟她说,叫她来玩。”

“我跟她说吧。”

“你跟她说,我有礼物送给她。”

“你送不送我?”

“也送给你。”

凡尼亚透一口气。

“算了,我不要。你还是送给她吧:她待我们真好。”

凡尼亚又把他的头靠在地上了。巴夫路霞站起来,手里端了那只空锅子。

“你到哪里去?”费嘉问他。

“到河边去打点水,我想喝点水。”

两只狗站起来,跟着他去了。

“当心,别掉在河里了!”伊柳霞在后面喊他。

“他怎么会掉?”费嘉说,“他会留神的。”

“对,他会留神的。可是事情很难说,他弯下身去打水的时候,水怪就会抓住他的手,把他拖下去。后来人家就说:这个人掉在水里了。其实哪里是掉下去的……”他倾听一下,接着说,“听,他钻进芦苇里去了。”

芦苇的确在那里分开来,发出悉索悉索的声音。

“真有这回事吗,”科斯佳问,“说是那个傻子阿库丽娜自从掉在水里之后就发疯了。”

“正是从那时候起的……现在成了什么样子!可是听说,她从前是一个美人呢。水怪把她的相貌弄坏了。它大概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快把她救起来。它就在水底下把她的相貌弄坏了。”

(这个阿库丽娜我也碰见过不止一次。她身上遮着些破衣烂衫,样子瘦得可怕,脸像煤一样黑,目光迷迷糊糊的,牙齿永远露出,她常常一连几小时地在路上的某处踏步,把骨瘦嶙峋的手紧紧地贴在胸前,像笼中的野兽一般慢慢地从这只脚换到那只脚。无论对她说什么,她都不懂,只是有时痉挛地哈哈大笑。)

“听说,”科斯佳继续说,“阿库丽娜因为情人欺骗了她,才跳到河里去的。”

“正是为了这个。”

“你记得华西亚吗?”科斯佳悲哀地接着说。

“哪个华西亚?”费嘉问。

、?小说/\天、堂

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8)

“就是淹死的那个,”科斯佳回答,“就在这条河里。这男小孩可真好!咳,这男小孩真好!他母亲费克丽斯塔才疼爱他呢,才疼爱华西亚呢!她,费克丽斯塔,好像预先感觉到他要在水里遭殃的。夏天,有时候华西亚跟我们小伙伴们一同到河里去洗澡,她就浑身发起抖来。别的女人都没有什么,管自拿了洗衣盆摇摇摆摆地从旁边走过,费克丽斯塔可不,她把洗衣盆放在地上,叫他:‘回来;回来,我的宝贝!啊,回来呀,我的心肝!’天晓得他是怎样淹死的。他在岸边玩儿,他母亲也在那里,在耙­干­草;忽然听见好像有人在水里吐气泡——一看,已经只有华西亚的帽子浮在水面上了。就从这时候起,费克丽斯塔神经错乱了:她常常去躺在她儿子淹死的地方;她躺在那儿,弟兄们啊,还唱起歌来,你们可记得,华西亚常常唱这么一支歌——她也就唱这支歌,她还哭哭啼啼的向上帝诉苦……”

“瞧,巴夫路霞来了。”费嘉说。

巴夫路霞手里拿着盛满水的锅子,走近火堆边来。

“喂,伙伴们,”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始说,“事情不妙呢。”

“什么事?”科斯佳连忙问。

“我听见了华西亚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猛然哆嗦一下。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科斯佳嘟哝地说。

“真的呢。我刚刚向水面上弯下身子去,忽然听见华西亚的声音在叫我,好像是从水底下发出来的:‘巴夫路霞,喂,巴夫路霞,到这儿来。’我退开几步。可还是去打了水。”

“啊呀,天哪!啊呀,天哪!”孩子们划着十字说。

“这是水怪在叫你呀,巴夫路霞,”费嘉说,“我们刚才正在谈他,正在谈华西亚呢。”

“唉,这是不祥之兆。”伊柳霞从容不迫地说。

“唔,没有关系,让它去吧!”巴夫路霞坚决地说,重新坐了下来,“一个人的命运是逃不了的。”

孩子们都安静下来。显然是巴夫路霞的话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他们开始横卧在火堆面前,仿佛准备睡觉了。

“这是什么?”科斯佳突然抬起头来问。

巴夫路霞倾听了一下。

“这是小山鹬飞过发出的叫声。”

“它们飞到哪儿去?”

“飞到一个地方,听说那儿是没有冬天的。”

“有这样的地方吗?”

“有的。”

“很远吗?”

“很远很远,在暖海的那边。”

科斯佳透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自从我来到孩子们的地方,已经过了三个多钟头了。月亮终于升起来了;我没有立刻注意到它,因为它只是细细的一弯。这没有月光的夜晚似乎仍旧像以前一样壮丽。但是不久以前还高高地挂在天心的许多星,已经倾斜到大地的黑沉沉的一边去了;四周的一切全都肃静无声了,正像将近黎明的时候一切都肃静的样子:一切都沉浸在黎明前的寂静的酣睡中。空气中已经没有强烈的气味,其中似乎重又散布着湿气。多么短促的夏夜!孩子们的谈话和火同时停息了。连狗也打起瞌睡来了;在微弱而幽暗的星光下,我看得出马也在低着头休息了……轻微的倦意支配了我;倦意又转变为瞌睡。

一阵清风从我脸上拂过。我睁开眼睛:天­色­已经破晓。还没有一个地方泛出朝霞的红晕,但是东方已经发白了。四周一切都看得见了,虽然很模糊。灰白­色­的天空亮起来,蓝起来,寒气也加重了;星星有时闪着微光,有时消失了;地上潮湿起来,树叶出汗了,有的地方传来活动的声音,微弱的晨风已经在地面上游移。我的身体用轻微而愉快的颤抖来响应它。我迅速地站起身来,走到孩子们那边。他们都像死了一样地睡在微熏的火堆周围;只有巴夫路霞抬起身子,向我凝神注视一下。

我向他点点头,沿着烟雾茫茫的河边回家去了。我还没有走得两俄里,在我的周围,在广阔而濡湿的草地上,在前面那些发绿的小丘上,从树林到树林,在后面漫长的尘埃道上,在闪闪发亮的染红的灌木丛上,在薄雾底下隐隐地发蓝的河面上——都流注了清新如燃的晨光,起初是鲜红的,后来是大红的、金黄|­色­的……一切都蠢动了,觉醒了,歌唱了,喧哗了,说话了。到处都有大滴的露珠像辉煌的金刚石一般发出红光;清澄而明朗的、仿佛也被早晨的凉气冲洗过的钟声迎面传来,忽然一群休息过的马由那些熟悉的孩子们赶着,从我旁边疾驰过去……

遗憾得很,我必须附说一句:巴夫路霞就在这一年内死了。他不是淹死的,是坠马而死的。可惜,这个出­色­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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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净草原 屠格涅夫(9)

、彼得堡大学就读,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长期周游西欧各国。1847~1852年发表了《猎人笔记》,揭露农奴主的残暴和农奴的悲惨生活,因此被放逐。在监禁中写成的中篇小说《木木》表现了对农奴制的抗议。早期诗作有《帕拉莎》、《地主》,其他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烟》、《Chu女地》,中篇小说《阿霞》、《多余人的日记》等,还有剧本《村中一月》和散文诗等。他善于写景,擅长塑造少女形象,风格清新,富于抒情,被列宁誉为俄国的语言大师。

【专家点评】《白净草原》选自屠格涅夫的成名作《猎人笔记》。《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作品以一个猎人的行猎为线索,刻画了地主、管家、磨房主­妇­、城镇医生、贵族知识分子、农奴、农家孩子等众多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展现了农奴制背景下外省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貌。

《猎人笔记》最吸引人的就是它对俄罗斯大地自然景物出­色­的描绘。作为一个对祖国有着深厚感情的作家,屠格涅夫以其敏锐的感觉、­精­细的文字写出了俄罗斯土地的芳香。无论是日月星辰、天空白云,还是树木草原、禽兽虫鱼,在他神奇的画笔下无不诗意盎然,情味无穷。屠格涅夫说过:善于用艺术工具来表现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真正气质,是每一个艺术家的最大幸福。这些细致的描写充分表现出屠格涅夫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家对自然的热爱,也是对人生,对一切事物的关爱。

在美丽的大自然的景­色­中,生活的人应该是幸福而欢乐的,屠格涅夫确实也描写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地追求和向往。但不容回避的是,如此美景之中,更多发生的却是种种悲剧,屠格涅夫在这里其实是用含蓄的笔法,表达了对农奴制度的无言控诉。别林斯基评价该作品“从一个前人所不曾有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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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小偷 陀思妥耶夫斯基(1)

一天早晨,我正要出门去办公的时候,阿格拉费娜,我的厨娘、洗衣­妇­和女管家进屋来找我。我感到意外的是,她竟然和我攀谈起来。

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妇­女,素来沉默寡言,每天除了说两句中午准备什么饭菜的话之外,六年来她几乎没有多说过一句话。至少我没有听她说过什么别的话。

“先生,我有件事求您,”她突然说,“您把小间租出去多好。”

“哪个小间?”

“就是厨房旁边的。不就是那个小间么。”

“为什么要租出去?”

“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人住进来。不就是为这个嘛。”

“谁想租它?”

“谁想租?房客想租呗。当然有人。”

“我的天,那儿连床都放不下,太挤。谁能住在那儿?”

“­干­吗住在那儿!只要有个地方睡就行,他就住在窗台上。”

“哪个窗台?”

“不就是那个窗台,您怎么不知道!过道的窗台。他可以坐在那儿,可以缝衣服或做别的活计。也许还能坐在椅子上呢。他有一把椅子,还有张桌子,什么都有。”

“他究竟是谁呀?”

“是一个饱经世故的好人。我打算给他做饭。房钱饭钱加在一起,我一个月只要他三个银卢布……”

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有个中年人说服了阿格拉费娜,或者说,怂恿她让他住进厨房里来,当搭伙的房客。阿格拉费娜一想起什么就非办到不可;要不然,我知道,她就会叫我不得安宁。每逢有什么事不合她心意,她立刻沉思默想起来,闷闷不乐,而且这种状态要持续两三个星期。这期间,饭菜便做得不好吃,换洗衣服记不清数,地板也擦不­干­净,总之会出现一大堆恼人的事儿。我早就看出,这个不爱讲话的­妇­女缺乏主见,不可能有自个儿的主意。可是,一旦她那简单的头脑里偶然形成了某种类似思想、主意的东西,那就必须照办,否则在一段时间内她在­精­神上就痛苦万分。所以我这个十分珍惜自己安宁的人,便马上同意了。

“他总得有个证件,护照或是别的什么吧?”

“那还用说!当然是有的。他是个见过世面的老好人;答应付三个卢布。”

第二天,我简陋的单身汉住宅里就来了一位新房客;我并没有怨言,反而暗自感到高兴。一般说来我深居简出,完全是个隐士。我几乎没有一个熟人,也很少上街。我幽居十年,自然习惯于孤独生活。但如果再这么生活十年、十五年或更长时间,仍然同那个阿格拉费娜朝夕相处,成天蜷缩在单身汉住宅里——当然这种前景就太无聊了!因此眼前能多个老实人往来——真是上苍的恩赐!

阿格拉费娜没有说谎,我的房客果然是个阅历很深的人。从护照看他是退役军人,其实我无需瞧护照,只消瞟他一眼就能从外表判断出来。识别这点是不难的。我的房客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在他的同伙中算是个好人。我们相处得倒挺和睦。最叫人惬意的是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有时爱讲讲他生活中的各种遭遇。我的日子一向过得枯燥乏味,碰到这么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是很值得庆幸的。有一次他向我讲了个故事,给人的印象颇深。这个故事是怎么讲起的呢?

有一天我独自留在家中,阿斯塔菲和阿格拉费娜都出去办事去了。突然我听见有人走进隔壁屋里,而且我觉着是个生人;我走出去:果然前屋里站着一个陌生人,身材矮小,虽已是寒冷的深秋时分,他还穿着一件单礼服。

“你有什么事?”

“我找一位姓亚历山大罗夫的公务员;他住这儿吗?”

“没有这个人,老弟;再见吧。”

“怎么看院子的人说他住这儿呢,”来访者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朝门口溜去。

“快走吧,老弟;别呆在这儿。”

翌日午饭后,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在让我试他给我改的一件上衣,这时又有人进了过道。我把门打开了一条缝。

只见昨天的那位先生当着我的面泰然自若地从衣架上取下我的紧身大衣,夹到腋下就从屋里出去了。阿格拉费娜一直眼睁睁地看着他,惊奇得张口结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保护那件大衣。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跟着骗子追了出去,十分钟以后他气喘吁吁地空手而归。那人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哎,倒霉事儿,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幸亏把外套给咱们留下了!要不,可叫人没法办了,这个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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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小偷 陀思妥耶夫斯基(2)

可是刚才发生的一切叫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惊愣成那样,我瞧着他,竟把被盗的事都忘了。他怎么也恢复不过来,老放下手中的活计,一次又一次地讲起出事的经过,说他当时站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两步远的地方有人把紧身大衣摘走了,而且又怎么也抓不住那个家伙。一会儿他又坐下做活;接着又把活儿扔下,后来我看见他出去找看院子的人唠叨,怪他没有尽到职责,所以院子里才出了这种事情。过了一阵子,他又回来骂起阿格拉费娜。过后又坐下做活,自己嘟哝了好久,讲述出事的情形,说他当时就站在这儿,而我在这儿,就这么眼看着两步远的地方有人把大衣拿走了,等等。总之,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虽然是个­干­活能手,但却很婆婆妈妈,好管闲事。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们被愚弄了!”晚上我对他说,一边递给他一杯茶,想逗他再讲起丢失大衣的故事来解解闷。由于他反复讲,而且讲的那么认真,所以很逗人好笑。

“先生,是被愚弄了!连旁观者也很生气,太可恶了,虽然丢的并不是我的衣服。我看世上再没有比小偷更坏的了。有的人也占你的便宜,但这个却偷你的劳动、血汗和时光……呸,丑恶极了!我说都不愿说了,真气人。先生,您怎么不可惜自己的东西呢?”

“可惜呀,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情愿东西烂掉也比给小偷强,真不愿意这样。”

“谁愿意这样!不过小偷和小偷也不一样……先生,我碰见过一个诚实的小偷。”

“诚实的小偷!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怎么小偷还会诚实呢?”

“先生,您说得对!怎么小偷还会诚实呢,这不可能。我只是想说,看来他是个诚实的人,但偷了东西。非常可怜。”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那是怎么回事?”

“先生,这事大约发生在两年前。当时我有整整一年没有差事,当时还住在老地方,结交了一个十分潦倒的人。在小酒馆认识的。他是个贪杯好­色­之徒、寄生虫,从前在什么地方任过职,但早就因酗酒被开除了,是个没有自尊心的人!穿得破烂不堪!有时你会觉得他外套下面不知有没有衬衫;什么东西一到手,就拿去喝光了。但他倒不爱闹事;­性­情温顺,和蔼善良,也不好求人,总感到有些惭愧似的。你眼看着这个可怜虫馋酒馋得要命,于是就递给他一杯。哎,我就这么同他认识了,或者说他就缠上了我……怎么说都无所谓。那是怎样的一个人呀!像条小狗,你上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而我们只是一面之交,这人真没有出息!起初只求进来住一宵——好吧,让他进来了;我看他有身份证,人也还可以!然后第二天也让他过了夜,可是第三天他又来了,在窗台上坐了一整天;又留下过夜。唉,我想他是缠上我了:你不仅要给他吃喝,而且还要供他住宿——我这个穷人倒要养个食客了。在我之前,他常常到一个公务员家里去,缠住他,两人总在一起喝酒;后来那个人成了酒鬼,由于什么不顺心的事气死了。而这一位名叫叶梅利亚,或者叶梅利扬·伊里奇。我想呀想了好久:拿他怎么办呢?赶走他又不好意思,觉得怪可怜的。我的天,这个不可救药的人确实够可怜的!他总是沉默不语,也不求人,自个儿坐着一动不动,但像条小狗老瞅着你的眼睛。想不到酗酒可以把人毁成这个样子!我暗自想过,我要对他说:叶梅利扬努什卡,请离开吧;你在我这儿无事可做;你找错了人;连我自己都快没有吃的了,怎能养活你呢?我坐着又想了想:要是我果真这么对他说,他会怎样呢?哎,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一听见我的话,就会久久地望着我,坐着一动不动,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等领悟到是什么意思,他就会从窗台上站起,提起他的包袱,我现在就像亲眼看见一样,提起他那个随身携带的破旧的红方格包袱,里面包的是什么谁也不得而知,然后他会整理一下他那件外套,让人看出他穿得又体面又暖和,一个窟窿也没露出来——好一个文雅先生!然后他去打开门,眼泪汪汪地朝楼下走去。唉,我又感到可怜他了!总不能叫人没有出路……接着我又想,我自身又怎么样呢!我思量道:何必着急,叶梅利亚,反正你在我这儿呆不长;我不久就要搬走,到时候你找不着我了。先生,我们真的搬走了;当时亚历山大·费利波维奇老爷(他已经去世,祝他早日进入天堂)说过:阿斯塔菲,我非常满意你,我们全家还要从乡下回来的,我忘不了你,还要雇你的。那时候我在他家当管家——老爷待人不错,但就在那一年病逝了。唉,等他老人家安葬完毕,我带着自己的积蓄,不多一点钱,打算去过几天安静日子,于是搬到一个老太太家里,租了一个角落。她屋里也只有一个角落是空的。她当过保姆,现在一个人过日子,领点儿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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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小偷 陀思妥耶夫斯基(3)

好,我想道:亲爱的叶梅利亚,再见吧,你找不到我了!可是,先生,您想象得到吗?有一天我晚上回家(到熟人家串门回来),一眼便看见叶梅利亚,他安稳地坐在我的木箱上,方格包袱放在身边,仍然穿着那件大衣,正耐心等候着我呢……他无事可做,还向老太婆要了一本教堂里的书,颠倒着拿在手里。他到底找着了!我无可奈何地垂下双手。哎,我想,真是没有办法,——当初为什么不把他撵走?我直截了当地问:‘你带护照了吗,叶梅利亚?’

先生,我立即坐下考虑起来;这个流浪汉会给我招来很多麻烦吗?想了想,觉得有点麻烦也不打紧。我也知道他是要吃饭的。哎,早晨给他点面包,如果想吃得香甜些,就买几根葱,午饭也是葱就面包;晚上还是葱、克瓦斯①,或外加一小块面包,如果他想吃的话。赶上有菜汤,我们两人便会吃得饱饱的。我胃口并不大,而酒鬼,大家都知道,是不怎么吃东西的:有酒就行。我估计,他会因为酗酒把我弄得狼狈不堪。但是,先生,我头脑里又出现了另一个念头,总是摆脱不掉。要是叶梅利亚果真走了,我也不会高兴的……我决心当他的恩人,让他躲过罪恶的死亡,教他戒酒!我想,你先别走,听我说:哎,得了,叶梅利亚,留下吧,不过你在我这儿得争口气,要听话!

我也想过:我要教他学会做点什么活儿,但不能马上开始教。先让他散散心,叶梅利亚,我要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才能。先生,因为不管做什么事总要有能耐才行。经过暗中观察,我发现:叶梅利亚,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先生,我一开始就好心好意地说:叶梅利扬·伊里奇,你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瞧你这副样子,振作起来吧。

‘再不能游手好闲了!瞧,你一身破破烂烂,说得不好听,你的大衣可以用来做筛子了;多不好呵!也该知道体面。’他一直低头坐着听我数说着,完全无动于衷。先生,叫我怎么办呢!人到了这个地步,喝酒喝得连舌头都转动不了,一句像样的话也说不出来。你说东他说西!他听我说了好久,然后叹了一口气。

‘­干­吗唉声叹气的,叶梅利扬·伊里奇?’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别担心。今天有两个婆娘在街上打架,一个把另一个手中的一篮酸果蔓不小心打翻了。’

‘哦,又怎么啦?’

‘另一个便故意把她篮子里的酸果蔓也打翻了,还用脚踩了踩呢。’

‘哦,叶梅利扬·伊里奇,又怎么啦?’

‘是呀,没什么,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不过说说罢了。’

我心想:‘没什么,不过说说罢了。唉呀!叶梅利亚,叶梅留什卡!你把脑袋都喝没了!’

‘有个老爷在豌豆街或是花园街丢了一张钞票。一个乡巴佬看见便说:我真走运;另一个乡巴佬看见也说:不,我才走运呢,我比你早看见了……’

‘后来呢,叶梅利扬·伊里奇?’

‘两个乡巴佬打了起来,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警察赶来,拾起钞票,还给了老爷,而且吓唬说,要把他们两个抓去关禁闭。’

‘哦,又怎么啦,叶梅利亚,说这些有什么用呢?’

‘是的,我随便说说。周围的人都笑了,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唉,叶梅利亚!周围的人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把自己的灵魂贱卖了。叶梅利扬·伊里奇,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

‘说什么,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找点活儿做吧,真该找了。我说过一百次了,你得可怜可怜自己!’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找什么活儿做呢?我简直不晓得能做什么活儿,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谁也不要我的。’

‘叶梅利亚,你这人贪杯,所以别人把你辞退了!’

‘可是今天账房把跑堂的弗拉斯叫去了,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我说,叶梅利亚,为什么叫他去呢?’

‘这我不知道,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就是说那儿需要这么办呗,所以把他叫去了……’

我心里想:‘唉,叶梅利亚,你和我都完蛋了,我们有罪,上帝在惩罚我们!’哎,先生,您说说看,拿这种人怎么办呵!

不过他这个人也够狡猾的!他老听我说,听久了,也许听腻了,一见我在发火,便拿着大衣溜了——谁也不知他的去向!在外边溜达一天,傍晚又醉醺醺地回来了。谁给他酒喝,哪来的钱,只有天知道,这也算不上是我的过错……

‘我说,叶梅利扬·伊里奇,你要倒霉的!听我的话吧,别再喝了!下次再醉着回来,就在楼梯上睡吧。不许你进屋!’

他听完我的嘱咐之后,呆坐了一两天,第三天又溜了。我等了又等,不见他回来!说实在的,我心里有点害怕,而且他也怪可怜的。我想,我对他太凶了!是我把他撵走了。不幸的人,他上哪儿去了?我的天,可能失踪的,天黑了也没回来。第二天清早我到过道去,一看他竟然睡在那里。头枕在小台阶上,身子平躺着,都快冻僵了。

‘叶梅利亚,你怎么啦?上帝保佑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前两天您生气了,心情不好,说要叫我在过道里睡觉,所以我不敢进去,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就在这里躺下了……’

我又是气愤又是可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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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小偷 陀思妥耶夫斯基(4)

‘喂,我说,叶梅利亚,你最好找个别的差事吧。何必看着楼梯!’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还有什么别的差事可做呢?’

‘我说(气得要命!),你真是不可救药,你学学做裁缝总行吧。瞧你这件大衣!全是窟窿不说,还用它打扫楼梯呢。拿根针把窟窿好好补补。哎,你个酒鬼!’

“先生,经我这么一说,他果然拿起了针;其实我只不过对他说着玩的,但是他胆怯了,便拿起了针。他撂下大衣就穿起针来。我直盯着他;哎,还是那个老样儿,两眼布满血丝,眼角挂着眼屎;双手发颤,怎么也控制不住!穿针穿了半天——线老进不去;他使劲眨巴着眼睛:一忽儿把线吮湿,一忽儿又搓捻一番——还是穿不上!他把双手一甩,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嗨,叶梅利亚,你受累了!要是当着众人的面,这下可把脸丢尽了。你真老实,我只不过说着玩,责备你一下罢了……得了,愿上帝保佑你,别惹是生非,老实坐着吧,不要再出丑,不要在楼道里过夜,不要给我丢脸……’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那我做什么好呢;我自己知道,我一天到晚醉醺醺的,什么也­干­不了!……我的……恩人,叫您白­操­心了……’

这时他的发青的嘴­唇­突然颤动起来,一颗泪珠顺着惨白的面颊往下流,在他没有刮过的小胡须上晃荡。我的叶梅利亚失声痛哭起来,一道道泪水直往下淌……我的爹啊!顿时我心如刀割。

‘唉,我完全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动感情!谁又能想到!谁又能猜到呢……不,我觉得,叶梅利亚,要是我压根不管你,你就会像块破布那样毁了!’

喏,先生,讲到这里还有什么可唠叨的呢!总之,这是桩渺小和无聊的事儿,不值一谈。也就是说,先生,可以这么讲,为了这种事您连两个破铜钱也不会给的,而我却愿意献出许多金钱,如果我有的话,只求不发生这种事就好了!先生,我从前有一条裤子,优质的蓝底方格的裤子,漂亮极了。是一位外地来的地主向我订做的,但后来不要了,嫌瘦了;这件东西就留在我手里。我想:这可是件值钱的东西!在小市上或许能卖五个卢布,要不我就用它给彼得堡的先生们改做两条衬裤,剩下的布料还够我做件坎肩的。您知道,我们穷哥儿们什么都能对付!而这时叶梅利亚正碰上难熬的日子,我发现他一连三天滴酒不沾,困倦无神,一副可怜相,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哎,我想:伙计,要么你身上一文不剩,要么你真的浪子回头,听信良言,决心改邪归正了。先生,情况就是如此;又正逢过节,我去做通宵祈祷,可是回家一看——我的叶梅利亚醉醺醺地坐在窗台上摇来摇去。我想,哎,伙计,你又来这一套!后来我不知为什么去开木箱子。打开一看,裤子不见了!……东找西寻,还是没有!什么都翻遍了,仍然无影无踪,我急坏了!跑去找老婆子,责骂了一通,错怪了人,但对叶梅利亚却丝毫没有怀疑,虽然他喝醉了傻坐在那里就是一种罪证!我那老婆子说:‘没有的事,先生,上帝保佑,我要裤子­干­什么,能穿它吗?前不久我的裙子还被您的好伙伴拿走了呢……喏,反正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问:‘有谁在这里呆过,有谁来过?’她说:‘谁也没有来过;先生,我倒一直在这儿的。叶梅利扬·伊里奇出去过,以后又回来了;瞧,不是坐在那儿吗!去问他吧。’我说:‘叶梅利亚,你因为什么需要拿了我的新紧身裤没有?就是地主订做的那条,还记得吗?’他说:‘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没有,我没拿过。’

这才怪呢!我又找起来,找来找去——还是没有!而叶梅利亚坐在那儿只管晃着身子。先生,我就这么面对他蹲着,俯身看着木箱,我突然用眼角看了他一眼……嘿,我觉着心中怒火升起,满脸通红。叶梅利亚突然也看了我一眼。

‘不,’他说,‘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没拿过您的裤子,唉……您或许这么想,可是我没拿。’

‘那怎么会不见了呢,叶梅利扬·伊里奇?’

‘不知道,’他说,‘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根本没看见。’

‘叶梅利扬·伊里奇,这么说,裤子是长翅膀飞了?’

‘或许就是这样吧,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我蹲着听他说完了,站起来走到窗前,点上油灯,又坐下来缝衣服。我在给楼下的小官吏改一件背心。但我恼火透了,心里烦闷。即使把柜里的衣服全生了炉子,也要好受得多。看来叶梅利亚也觉出我真发火了。先生,如果一个人心里有鬼,他老早就能预感到灾难的降临,就像天上的飞鸟能预感到风暴的到来一样。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叶梅利亚说(可是细嗓子在颤抖),‘今天安季普·普罗霍雷奇,就是那个医士,同马车夫的老婆结婚,马车夫不久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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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小偷 陀思妥耶夫斯基(5)

我瞅他一眼,狠狠地瞅了一眼……叶梅利亚明白了。我看见他站起来走到床前,在床周围摸索着什么东西。我静候着——他忙了半天,不停地自言自语:‘真的没有了,这鬼东西能跑到哪儿去呢!’我等着看他下一步做什么;只见叶梅利亚跪着往床底下爬。我忍不住了。

‘叶梅利扬·伊里奇,你­干­吗在地上爬呢?’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看看有没有裤子,或许丢在哪儿了。’

‘先生(我气得对他用起尊称来),先生,您何必为我这么个普普通通的穷人费神呢;白磨了您的膝盖!’

‘这对我没什么,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或许找一找就能找到的。’

‘哼!……我说,叶梅利扬·伊里奇,你听我说!’

‘什么,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是你偷走了吧!我这样款待你,你却偷我骗我,是吗?’先生,他跪在地上,在我面前爬来爬去,真把人气坏了。

‘不是我偷的……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他仍然趴在床底下,又躺了许久;后来终于爬了出来。我看他脸­色­苍白得如同一块白布。他欠身向我靠拢,坐到窗台上呆了十来分钟。

‘不是我呀,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叶梅利亚蓦地站起来,神情可怕地向我逼近。如今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眼前一样。

他说,‘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没有动过您的裤子。’

叶梅利亚全身发抖,用颤栗的手指戳着胸脯,细嗓子也在发抖,先生,弄得我自己也胆怯起来,身子好像同窗框紧粘在一起了。

‘哎,我说,叶梅利扬·伊里奇,随您的便吧。要是我这个笨人说您说错了,就请多加原谅。裤子丢了就随它去吧;没有那条裤子我们也能过活,谢谢上帝,我们都有两只手,但不会去偷窃的……也不会向别的穷哥儿们求乞;我们能挣钱养活自己……’

叶梅利亚听完我的话,在我面前站了半天又坐下了。整个晚上他就这样坐着不动;我都睡着了,他仍在原地坐着。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发现他躺在光地板上,身子蜷缩在那件大衣里;他做的事太丢人,所以没有上床睡觉。哎,先生,从那时起我就讨厌他,开头还恨他呢。这就像亲生儿子把我偷了一样,使我伤心极了。我想,叶梅利亚啊叶梅利亚!可是,先生,叶梅利亚连续两个星期一个劲儿地喝酒,像疯了一样,成天恍恍惚惚。他一早出去,很晚才回来,两个星期我都没听他说过一句话。看来痛苦在咬啮他的心,要么是在故意折磨自己。后来他一下子不喝了,看样子把什么都喝光了,他又坐到窗台上。我记得他不声不响地坐了三天三夜;忽然我看见他在哭泣。先生,就这么坐着哭呀!他像口枯井一样,连他自己也觉不出在簌簌掉泪。先生,眼看一个成年人,而且像叶梅利亚这样的老人在伤心地哭泣,谁心里能不难过呢。

‘叶梅利亚,你怎么啦?’我说。

他全身一抖。我也战栗了一下。自那次以后我是第一回同他说话。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上帝保佑,叶梅利亚,让一切都过去吧。你怎么像只猫头鹰似的老坐着?’我又可怜起他来。

‘是呀,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不是指那个。我想找个活儿做,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找什么样的活儿呢,叶梅利扬·伊里奇?’

‘随便什么活儿。或许像我从前那样的职务;我已经去求过费多谢伊·伊万诺维奇……我叫您生气了,这很不好,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只要一有事做,这也许能成功,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就要报答您的一切,伙食费也一定交齐。’

‘不用说这些,叶梅利亚,不用说了;哎,有点过错也过去了!去它的!让我们和从前一样过日子吧。’

‘不,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也许您心里还有疙瘩……我确实没有动过您的裤子……’

‘哎,就依你的吧;上帝保佑,叶梅利亚!’

‘不,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现在很清楚,我已经不再是您的房客了。请原谅我,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我说,怎么了,叶梅利扬·伊里奇,谁欺侮你了,谁把你往外撵呢,难道是我吗?’

‘不是,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觉得这样住在您这儿不像话……我最好离开……’

这么说,他是非常气愤,所以没完没了地老提这件事。我看着他,他真的站起来,把大衣往肩上一披。

‘你这上哪儿去,叶梅利扬·伊里奇?你用脑子想想,你怎么啦,能上哪儿去呢?’

‘不,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别了,不用留我(他啜泣着);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要避开犯罪的事。您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还不是老样子!你简直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你一个人会毁掉的,叶梅利扬·伊里奇。’

‘不,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您现在出门总把箱子锁上。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一看见这个就流泪……不,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您最好让我走吧,请宽恕我,我和您住在一起,尽惹您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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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小偷 陀思妥耶夫斯基(6)

先生,有什么办法呢?他就这样走了。我等了一天,以为他晚上会回来——可是没回来!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回来。我心里害怕起来,辗转不安,弄得我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睡。这个人真把我弄得毫无办法了!第四天我出去找他,走遍了所有酒店!四处张望、打听——也没找到,叶梅利扬努什卡不见了,我心想:‘或许你已经失去了你那不幸的脑袋,也可能酒后倒在篱下死去,像块朽木躺在那儿。’我半死不活地回到家里,决定第二天还去找他。我责怪自己,我怎么能让他这个愚蠢的人随意离开我呢。可是我发现:第五天(正赶上过节)天刚亮的时候,门就吱吱地响了。只见叶梅利亚走了进来:蓬首垢面,骨瘦如柴,脸­色­发青,像在街上过过夜似的。他脱下大衣,坐到我跟前的箱子上,直望着我。我很高兴,但心里也更加痛苦。先生,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是我犯了什么罪过,老实说,我宁愿像条狗那样死去也不再回来。但叶梅利亚回来了!哎,眼看一个人落到此种地步,自然叫人难过。于是我就亲切地对待他、安慰他。我说:‘哎,叶梅利扬努什卡,你回来了我很高兴。你再晚来一步,我今天又要到各个酒馆去找你了。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奋。’

‘真吃过了吗?瞧,兄弟,昨天剩下的一点菜汤,煮过牛­肉­的!不是空汤;这儿是葱和面包。我说,你吃吧,对身体有好处。’

我把汤递给他;我发觉这人可能有三天没吃东西了——他吃起来简直是狼吞虎咽呀。也就是说,是饥饿把他赶到我这儿来了。看着他那副可怜相,我不禁怜爱起他来。我想,我到小酒馆去跑一趟,给他捎点回来,让他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就此一次,下不为例!叶梅利扬努什卡,我再不恨你了!我把酒带回来了。我说,‘叶梅利扬·伊里奇,让我们为节日­干­杯。想喝吗?太好了。’

他把手伸了过来,那么贪婪地伸过来,已经接过去,可是又停住;他等了片刻;我见他握住杯子,送向嘴边,酒洒到了袖口上。已经碰到­唇­边了,可是立刻又放回桌上。

‘怎么啦,叶梅利扬努什卡?’

‘没什么;我心里想说……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不喝点儿吗?’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再也不喝了,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怎么,你是完全戒了,叶梅利亚,或者只是今天不喝?’

他没做声。隔一会儿我见他把头搁到手上。

‘你怎么啦,叶梅利亚,是生病了吗?’

‘是的,不太舒服,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我把他扶上了床。一看,真的不妙:头发烧,全身像生热病似的打战。我在他身旁守了一天;晚上情况变得更坏。我把黄油和葱同克瓦斯拌在一起,再加了点面包。然后我说:‘喝点面包渣汤吧,这样可以好些!’他直摇头,说:‘不,我今天不吃饭了,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我给他沏了茶,把老婆子也忙得­精­疲力尽——但一点不见好。唉,我想,真糟糕!第三天一大早我去找大夫。我认识一位名叫科斯托普拉伏夫的医生。我早先在鲍索米亚金老爷家做事时就同他相识,他给我瞧过病。他来了之后看了看,说:‘情况不好。本来已经用不着叫我来的。唉,只能给点药粉吃吃。’我没有让他服药粉,以为大夫只是说着玩的;转眼到了第五天。

先生,他躺在我面前奄奄一息。我坐在窗台上,手里做着针线活。老婆子生起了炉子。我们都默不做声。先生,为了这个酒鬼我的心都快碎了,仿佛我在给亲生儿子送终似的。我知道叶梅利亚现在仍望着我,我早上还看见:他硬撑着想说什么话,但又不敢说。后来我又瞧了瞧他;这个可怜的人两眼满含着不可言状的痛苦,他一直望着我,我还发现:我一瞧他,他就垂下眼睛。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怎么了,叶梅利亚?’

‘要是把我那件大衣拿到市上去卖,能给不少钱吧,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唉,我说,不晓得能给多少。也许能给三个卢布,叶梅利扬·伊里奇。’

倘若真的送去,谁也不会出什么价钱的,反而会遭到嘲笑,这种倒霉的破烂还拿来卖。刚才我那么回答,也只是由于了解这个人的怪脾气,说着安慰安慰他罢了。

‘我也是这么想,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会出三个银卢布的;是呢子大衣呀,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呢子货,三个卢布不太贱了吗?’

‘不知道,’我说,‘叶梅利扬·伊里奇;如果你愿意送去,当然一开口可以要三个卢布。’

叶梅利亚沉默一会儿,又喊道: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还有什么事,’我问,‘叶梅利扬努什卡?’

‘请您在我死后把这件大衣卖了,葬我的时候也用不着它,我这么躺着就行。那是件值钱的东西,对您也许还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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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小偷 陀思妥耶夫斯基(7)

先生,顿时我的心都揪了起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临终前的痛苦已攫住他了。我们都不做声。这样过了一小时。我又瞧了瞧他:他老望着我,但一碰到我的视线就垂下两眼。

‘我说,您不想喝点水吗,叶梅利扬·伊里奇?’

‘行,上帝保佑,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我把水递过去,他喝了一点儿。

‘多谢您了,’他说,‘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还需要什么吗,叶梅利扬努什卡?’

‘不,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什么也不需要;我想说……’

‘说什么?’

‘这个……’

‘这个什么,叶梅留什卡?’

‘那条裤子……这个……是我从您那儿拿走的……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唉,我说,上帝宽恕你,叶梅利扬努什卡,你这个不幸的人,多不幸呵!安息吧……’先生,我自己也喘不过气来,眼泪忍不住涌了出来;我掉过身子呆了一会儿。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我眼看着叶梅利亚想对我说什么。他自己抬起身子,使着劲,嘴­唇­翕动着……突然他满脸通红,望着我……我突然看见:他脸­色­又开始变白,越来越白;一下子就完全消瘦下去;他把头往后一仰,吐了一口气,这样就归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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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小偷 陀思妥耶夫斯基(8)

【作者简介】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19世纪俄国乃至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出身于一个军医家庭,早年就读于彼得堡中央工程学校,毕业后短期任职随即专心从事创作。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棗书信体中篇小说《穷人》问世,诗人涅克拉索夫惊呼:新的果戈理出现了。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有《双重人格》、《女房东》、《白夜》等一系列作品发表。184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因此获罪,被判死刑,临刑前突然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十年流放生涯结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惊人的毅力重返文坛,发表了《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不朽巨著。

【专家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于其他俄国文豪可以衣食无忧潜心创作,他卖文为生、四处举债、长期贫困。这决定了他的作品往往都是在仓促急迫之中完成,语言显得并不­精­妙考究。然而,正是长期的底层生活,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最下层“被侮辱与损害的”人有真正刻骨地体会。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心理分析,尤其是对人物病态心理和犯罪心理的分析。他将人物灵魂深处的激烈搏斗,形而上的思辨和对宗教情怀的依恋紧密结合在一起完美呈现给读者,为此他有时甚至诉诸非理­性­的直觉和意识流手法,因此被欧美不少现代主义者奉为前驱。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思想的评价,历来非常具有争议­性­,特别是他的宗教哲学指向。但对他在艺术方面难以企及的成就,同时代的和后来的无数名家几乎都予以肯定和赞颂。高尔基在严厉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观点的同时,一再称他是“最伟大的天才”,并说“就表现力而言,可能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

《诚实的小偷》是一篇特写­性­的短篇。整篇作品以转述和对话构成,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爱用的方式。它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不同层次人物的心理:叙述者(写笔记的不知名的作者)、房客阿斯塔菲·伊凡诺维奇、酗酒的叶梅利扬·伊里奇,当然还包括阿格拉菲娜,甚至还有只是短暂出现的小偷。

小人物的主题再次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对象。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在底层社会生活的人,而小说的焦点是一个酗酒的老人,一个在卑污的生活中无可挽回地堕落,却最终没有失掉善的人。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个原本善良老实的人,也撒谎甚至偷窃呢?是贫困?酗酒吗?而这又是什么导致的呢?又是什么让他无力自拔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追问社会、追问人­性­,每个读者也在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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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1)

在法院大厦里,当梅尔文斯基案审讯暂停时,法官和检察官都聚集在伊凡·叶果罗维奇·谢贝克办公室里,谈论着闹得满城风雨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情绪激动,认为此案不属本院审理范围;伊凡·叶果罗维奇坚持相反意见;彼得·伊凡内奇一开始就没加入争论,始终不过问这事,而翻阅着刚送来的《公报》。

“诸位!”他说,“伊凡·伊里奇死了。”

“真的吗?”

“喏,您看吧!”他对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同时把那份散发出油墨味的刚出版的公报递给他。

公报上印着一则带黑框的讣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高洛文娜沉痛哀告亲友,先夫伊凡·伊里奇·高洛文法官于1882年2月4日逝世。兹订于礼拜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凡·伊里奇是在座几位先生的同事,大家都喜欢他。他病了几个礼拜,据说患的是不治之症。他生病以来职位还给他保留着,但大家早就推测过,他死后将由阿历克谢耶夫接替,而阿列克谢耶夫的位置则将由文尼科夫或施塔别尔接替。因此,一听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办公室里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对他们本人和亲友在职位调动和升迁上会有什么影响。

“这下子我很可能弄到施塔别尔或文尼科夫的位置,”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这个位置早就说好给我了,而这样一提升,我就可以在车马费之外每年净增加八百卢布收入。”

“这下子我可以申请把内弟从卡卢加调来,”彼得·伊凡内奇想。“妻子一定会很高兴的。如今她可不能再说我不关心她家的人了。”

“我早就想到,他这一病恐怕起不来了,”彼得·伊凡内奇说。“真可怜!”

“他究竟害的是什么病啊?”

“几个医生都说不准。或者说,各有各的说法。我最后一次看见他,还以为他会好起来呢。”

“自从过节以来我就没有去看过他,去是一直想去的。”

“那么,他有财产吗?”

“他妻子手里大概有一点,但很有限。”

“是啊,应该去看看她。他们住得太远。”

“从您那儿去是很远。您到什么地方去都很远。”

“嘿,我住在河对岸,他总是有意见,”彼得·伊凡内奇笑眯眯地瞧着谢贝克,说。大家又说了一通城市太大、市内各区距离太远之类的话,然后回到法庭上。

伊凡·伊里奇的死讯使每个人不由得推测,人事上会因此发生什么更动,同时照例使认识他的人都暗自庆幸:“还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嘿,他死了,可我没有死,”人人都这样想,或者有这样的感觉。伊凡·伊里奇的知交,他的所谓朋友,都同时不由自主地想,这下子他们得遵循习俗,参加丧礼,慰问遗孀了。

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凡内奇是伊凡·伊里奇最知己的朋友。

彼得·伊凡内奇跟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同过学,自认为受过伊凡·伊里奇的恩惠。

午饭时,彼得·伊凡内奇把伊凡·伊里奇的死讯告诉了妻子,同时讲了争取把内弟调到本区的想法。饭后他不休息,就穿上礼服,乘车到伊凡·伊里奇家去。

伊凡·伊里奇家门口停着一辆自备轿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前厅衣帽架旁的墙上,靠着带穗子和擦得闪闪发亮的金银饰带的棺盖。两位穿黑衣的太太在这里脱去皮外套。其中一位是伊凡·伊里奇的姐姐,彼得·伊凡内奇认识她;另一位没有见过面。彼得·伊凡内奇的同事施瓦尔茨从楼上下来,一看见他进门,就站住向他使了个眼­色­,仿佛说:“伊凡·伊里奇真没出息,咱们可不至于如此。”

施瓦尔茨脸上留着英国式络腮胡子,瘦长的身体穿着礼服,照例表现出一种典雅庄重的气派,但这同他天生的顽皮­性­格不协调,因此显得很滑稽。彼得·伊凡内奇心里有这样的感觉。

彼得·伊凡内奇让太太们先走,自己慢吞吞地跟着她们上楼。施瓦尔茨在楼梯顶上站住,没有下来。彼得·伊凡内奇懂得施瓦尔茨的用意:他想跟他约定,今晚到什么地方去打桥牌。太太们上楼向孀­妇­屋里走去;施瓦尔茨却一本正经地抿着厚嘴­唇­,眼睛里露出戏谑的神气,挤挤眉向彼得·伊凡内奇示意,死人在右边房间。

彼得·伊凡内奇进去时照例有点困惑,不知做什么好。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逢到这种场合,画十字总是不会错的。至于要不要同时鞠躬,他可没有把握,因此选择了折衷办法:他走进屋里,动手画十字,同时微微点头,好像在鞠躬。在画十字和点头时,他向屋子里偷偷环顾了一下。有两个青年和一个中学生,大概是伊凡·伊里奇的侄儿,一面画十字,一面从屋子里出来。一个老­妇­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一个眉毛弯得出奇的女人在对她低声说话。诵经士身穿法衣,­精­神饱满,神态严峻,大声念着什么,脸上现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充当餐室侍仆的庄稼汉盖拉西姆蹑手蹑脚地从彼得·伊凡内奇面前走过,把什么东西撒在地板上。彼得·伊凡内奇一看见这情景,立刻闻到淡淡的腐尸臭。他上次探望伊凡·伊里奇时,在书房里看到过这个庄稼汉。当时他在护理伊凡·伊里奇,伊凡·伊里奇特别喜爱他。彼得·伊凡内奇一直画着十字,向棺材、诵经士和屋角桌上的圣像微微鞠躬。后来,他觉得十字已画得够了,就停下来打量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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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2)

死人躺在那里,也像一般死人那样,显得特别沉重,僵硬的四肢陷在棺材衬垫里,脑袋高高地靠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高高隆起,半秃的两鬓凹进去,高耸的鼻子仿佛压迫着上­唇­。同彼得·伊凡内奇上次看见他时相比,他的模样大变了,身体更瘦了,但他的脸也像一般死人那样,比生前好看,显得端庄。脸上的神态似乎表示,他已尽了责任,而且尽得很周到。此外,那神态还在责备活人或者提醒他们什么事。彼得·伊凡内奇却觉得没有什么事需要提醒他,至少没有事跟他有关系。他心里有点不快,就又匆匆画了个十字——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十字画得太快,未免有点失礼——转身往门口走去。施瓦尔茨宽宽地叉开两腿站在穿堂里等他,双手在背后玩弄着大礼帽。彼得·伊凡内奇瞧了瞧服饰雅致、模样顽皮可笑的施瓦尔茨,顿时­精­神振作起来。他知道施瓦尔茨­性­格开朗,不会受这里哀伤气氛的影响。他那副神气仿佛表示:伊凡·伊里奇的丧事绝没有理由破坏他们的例会,也就是说不能妨碍他们今天晚上就拆开一副新牌,在仆人点亮的四支新蜡烛照耀下打牌。总之,这次丧事不能影响他们今晚快乐的聚会。他就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从旁边走过的彼得·伊凡内奇,并建议今晚到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打牌。不过,彼得·伊凡内奇今天显然没有打牌的运气。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同几位太太从内室出来了。她个儿矮胖,尽管她千方百计要自己消瘦,可是肩膀以下的部分却一个劲儿向横里发展。她穿一身黑衣,头上包一块花边头巾,眉毛像站在棺材旁那个女人一样弯得出奇。她把她们送到灵堂门口,说:

“马上要做丧事礼拜了,你们请进。”

施瓦尔茨微微点头站住,显得犹豫不决,是不是接受这个邀请。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认出彼得·伊凡内奇,叹了一口气,走到他紧跟前,握住他的手说:

“我知道您是伊凡·伊里奇的知心朋友……”她说到这里对他瞧瞧,等待他听了这话后做出相应的反应。

彼得·伊凡内奇知道,既然刚才应该画十字,那么这会儿就得握手,叹气,说一句:“真是想不到!”他就这样做了。做了以后,他发觉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现在那边还没有开始,您来一下,我有话要跟您说,”孀­妇­说。“您扶着我。”

彼得·伊凡内奇伸出手臂挽住她,他们向内室走去。经过施瓦尔茨身边时,施瓦尔茨失望地向彼得·伊凡内奇使了个眼­色­。“唉,牌打不成了!要是我们另外找到搭档,您可别怪我们。要是您能脱身,五人一起玩也行,”他那淘气的目光仿佛在这么说。

彼得·伊凡内奇更深沉更悲伤地叹了口气,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便感激地捏了捏他的手臂。他们走进灯光暗淡、挂着玫瑰红花布窗帘的客厅,在桌旁坐下来:她坐在沙发上,彼得·伊凡内奇坐在弹簧损坏、凳面凹陷的矮沙发凳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想叫他换一把椅子坐,可是觉得此刻说这些话不得体,就作罢了。彼得·伊凡内奇坐到沙发凳上时,想起伊凡·伊里奇当年装饰这客厅时曾同他商量,最后决定用这种带绿叶的玫瑰红花布做窗帘和沙发套。客厅里摆满家具杂物,孀­妇­走过时,她那件黑斗篷的黑花边在雕花桌上挂住了。彼得·伊凡内奇欠起身,想帮她解开斗篷,沙发凳一摆脱负担,里面的弹簧立刻蹦起来,往他身上弹。孀­妇­自己解开斗篷,彼得·伊凡内奇又坐下来,把跳动的弹簧重新压下去。但孀­妇­没有把斗篷完全解开,彼得·伊凡内奇又欠起身,弹簧又往上蹦,还噔地响了一声。等这一切都过去了,她拿出一块洁净的麻纱手绢,哭起来。斗篷钩住和沙发凳的弹簧蹦跳这些Сhā曲使彼得·伊凡内奇冷静下来,他皱紧眉头坐着。这当儿,伊凡·伊里奇的男仆索科洛夫走进来,把这种尴尬局面打破了。他报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她指定的那块坟地要价两百卢布。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止住哭,可怜巴巴地瞟了一眼彼得·伊凡内奇,用法语说她的日子很难过。彼得·伊凡内奇默默地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深信她说的是实话。

“您请抽烟,”她用宽宏大量而又极其悲痛的语气说,然后同索科洛夫谈坟地的价钱。彼得·伊凡内奇一面吸烟,一面听她怎样详细询问坟地的价格,最后决定买哪一块。谈完坟地,她又吩咐索科洛夫去请唱诗班。索科洛夫走了。

“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料理,”她对彼得·伊凡内奇说,把桌上的照相簿挪到一边。接着发现烟灰快掉到桌上,连忙把烟灰碟推到彼得·伊凡内奇面前,嘴里说:“要是说我悲伤得不能做事,那未免有点做作。相反,现在只有为他的后事多­操­点心,我才感到安慰……至少可以排遣点悲伤。”她掏出手绢,又要哭,但突然勉强忍住,打起­精­神,镇静地说:

“我有点事要跟您谈谈。”

彼得·伊凡内奇点点头,不让他身下蠢蠢欲动的沙发弹簧再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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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3)

“最后几天他真是难受。”

“非常难受吗?”彼得·伊凡内奇问。

“唉,太可怕了!他不停地叫嚷,不是一连几分钟,而是一连几个钟头。三天三夜嚷个不停。实在叫人受不了。我真不懂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道门都听得见他的叫声。唉,我这是怎么熬过来的哟!”

“当时他神志清醒吗?”彼得·伊凡内奇问。

“清醒,”她喃喃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清醒。他在临终前一刻钟跟我们告了别,还叫我们把伏洛嘉带开。”

彼得·伊凡内奇想到,他多么熟识的这个人,原先是个快乐的孩子,小学生,后来成了他的同事,最后竟受到这样的折磨。尽管他觉得自己和这个女人都有点做作,但想到这一点,心里却十分恐惧。他又看见那个前额和那个压住嘴­唇­的鼻子,不禁感到不寒而栗。

“三天三夜极度的痛苦,然后死去。这种情况也可能随时落到我的头上,”他想,刹那间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他自己也不知怎的,一种常有的想法很快就使他镇静下来:“这种事只有伊凡·伊里奇会碰上,我可决不会碰上。这种事不应该也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他想到这些,心情忧郁,但施瓦尔茨分明向他做过暗示,他不该有这种心情。彼得·伊凡内奇思考了一下,镇静下来,详细询问伊凡·伊里奇临终前的情况,仿佛这种事故只会发生在伊凡·伊里奇身上,可决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在谈了一通伊凡·伊里奇­肉­体上所受非人痛苦的情况以后(这种痛苦,彼得·伊凡内奇是从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神经所受的影响上领会的),孀­妇­显然认为该转到正题上了。

“唉,彼得·伊凡内奇,真是难受,真是太难受了,太难受了,”她又哭起来。

彼得·伊凡内奇叹着气,等她擦去鼻涕眼泪,才说:“真是想不到……”

接着她又说起来,说到了显然是她找他来的主要问题。她问他丈夫去世后怎样向政府申请抚恤金。她装作向彼得·伊凡内奇请教,怎样领取赡养费,不过他看出,因丈夫去世她可以向政府弄到多少钱,这事她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比他知道得还清楚。她不过是想知道。可不可以通过什么办法弄到更多的钱。彼得·伊凡内奇竭力思索,想到几种办法,但最后只是出于礼节骂了一通政府的吝啬,说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钱了。于是她叹了一口气,显然要摆脱这位来客。他理会了,就按灭香烟,站起身,同孀­妇­握了握手,走到前厅。

餐厅里摆着伊凡·伊里奇十分得意地从旧货店买来的大钟。彼得·伊凡内奇在那里遇见神父和几个来参加丧事礼拜的客人,还看见一位熟识的美丽小姐,就是伊凡·伊里奇的女儿。她穿一身黑衣,腰身本来很苗条,如今似乎变得更苗条了。她的神态忧郁、冷淡,甚至还有点愤慨。她向彼得·伊凡内奇鞠躬,但那副神气显出仿佛他有什么过错似的。女儿后面站着一个同样面带愠­色­的青年。彼得·伊凡内奇认识他是法院侦审官,家里很有几个钱,而且听说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凡内奇沮丧地向他们点点头,正要往死人房间走去,这时楼梯下出现了在中学念书的儿子。这孩子活脱就是年轻时的伊凡·伊里奇。彼得·伊凡内奇记得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念书时就是这个模样。这孩子眼睛里含着泪水,神态也像那些十三四岁的愣小子。他一看见彼得·伊凡内奇,就忧郁而害臊地皱起眉头。彼得·伊凡内奇向他点点头,走进灵堂。丧事礼拜开始了:又是蜡烛,又是呻吟,又是神香,又是眼泪,又是啜泣。彼得·伊凡内奇皱紧眉头站着,眼睛瞅着自己的双脚。他一眼也不看死人,直到礼拜结束他的心情都没有受悲伤气氛的影响,并且第一个走出灵堂。前厅里一个人也没有。充任餐厅侍仆的庄稼汉盖拉西姆从灵堂奔出来,用他那双强壮的手臂努力在一排外套中间翻寻着,终于把彼得·伊凡内奇的外套找出来,递给他。

“嗯,盖拉西姆老弟,你说呢?”彼得·伊凡内奇想说句话应酬一下。“可怜不可怜哪?”

“这是上帝的意思!我们都要到那里去的,”盖拉西姆露出一排洁白整齐的庄稼汉的牙齿,说,接着就像在紧张地­干­活那样猛地推开门,大声呼喊马车夫,把彼得·伊凡内奇送上车,又奔回台阶上,仿佛在考虑还有些什么事要做。

在闻过神香、尸体和石碳酸的臭味以后,彼得·伊凡内奇特别爽快地吸了一大口新鲜空气。

“上哪儿,老爷?”马车夫问。

“不晚。还可以到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去一下。”

彼得·伊凡内奇就去了。果然,他到的时候,第一局牌刚结束,因此他就顺当地成了第五名赌客。

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极其普通、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可怕。

他是个法官,去世时才四十五岁。他父亲是彼得堡一名官员,曾在好几个政府机关任职,虽不能胜任某些要职,但凭着他的资格和身份,从没被逐出官场,因此总能弄到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和六千到一万卢布的有名有实的年俸,并一直享受到晚年。

伊里亚·叶斐莫维奇·高洛文就是这样一个多余机关里的多余的三等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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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4)

他有三个儿子。伊凡·伊里奇排行第二。老大像他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不过在另一个机关,也快到领­干­薪的年龄。老三没有出息。他在几个地方都败坏了名声,眼下在铁路上供职。父亲也好,两位哥哥也好,特别是两位嫂子,不仅不愿同他见面,而且非万不得已从不想到有他这样一个兄弟。姐姐嫁给了格列夫男爵,他同他岳父一样是彼得堡的官员。伊凡·伊里奇是所谓家里的佼佼者①。他不像老大那样冷淡古板,也不像老三那样放荡不羁。他介于他们之间:聪明,活泼,乐观,文雅。他跟弟弟一起在法学院念过书。老三没有毕业,念到五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伊凡·伊里奇则毕了业,而且成绩优良。他在法学院里就显示了后来终生具备的特点:能­干­,乐观,厚道,随和,但又能严格履行自认为应尽的责任,而他心目中的责任就是达官贵人所公认的职责。他从小不会巴结拍马,成年后还是不善于阿谀奉承,但从青年时代起就像飞蛾扑火那样追随上层人士,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接受他们的人生观,并同他们交朋友。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热情在他身上消失得­干­­干­净净。他开始迷恋声­色­,追逐功名,最后发展到了自由放纵的地步。不过,他的本­性­还能使他保持一定分寸,不至于过分逾越常规。

在法学院里,他认为自己的有些行为很卑劣,因此很嫌恶自己。但后来看到地位比他高的人都在那样­干­,而且并不认为卑劣,他也就不以为意,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即使想到也无动于衷。

伊凡·伊里奇在法学院毕业,获得十等文官官衔,从父亲手里领到治装费,在著名的沙尔玛裁缝铺里定制了服装,表坠上挂一块《高瞻远瞩》②的纪念章,向导师和任校董的亲王辞了行,跟同学们在唐农大饭店欢宴话别,带着从最高级商店买来的时式手提箱、衬衣、西服、剃刀、梳妆用品和旅行毛毯,走马上任,当了省长特派员。这个官职是他父亲替他谋得的。

伊凡·伊里奇到了外省,很快就像在法学院那样过得称心如意。他奉公守法,兢兢业业,生活得欢快而又不失体统。他有时奉命到各县视察,待人接物稳重得体,对上待下恰如其分,不贪赃枉法,而且总能圆满完成上司交下的差事,主要是处理好分裂派教徒事件。

他虽然年轻放荡,但处理公务却异常审慎,甚至可以说是铁面无私;在社交场中,他活泼风趣而又和蔼有礼,正像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是他们家的常客——称赞他的那样,是个好小子③。

他同省里一位死缠住他这个风流法学家的太太有暧昧关系;还同一个女裁缝私通;有时同巡察的副官们狂饮欢宴,饭后还去花街柳巷寻欢作乐。他奉承上级长官,甚至长官夫人,手法高明,无懈可击,从未引起非议,人家至多说一句法国谚语:年轻时放荡在所难免。④这一切他都­干­得体体面面,嘴里说的又是法国话,主要则是因为他跻身在最上层,容易博得达官显贵的青睐。

伊凡·伊里奇就这样­干­了五年。接着他的工作调动了,因为成立了新的司法机关,需要新的官员。

于是伊凡·伊里奇就调任这样的新职。

伊凡·伊里奇被推荐任法院侦讯官的职务,他接受了,虽然这位置在另一个省里,因此他得放弃原有的各种关系,另起炉灶,重新结交朋友。朋友们给伊凡·伊里奇饯行,同他一起摄影,还赠给他一个银烟盒留念。他就走马上任去了。

伊凡·伊里奇当法院侦讯官同样循规蹈矩⑤,公私分明,并且像做特派员一样受到普遍尊敬。对伊凡·伊里奇来说,侦讯官的工作比原来的工作有趣得多,迷人得多。以前他感到扬扬得意的是,身穿­精­工缝制的文官制服,昂首阔步地经过战战兢兢等待接见的来访者和对他羡慕不止的官员们面前,一直走进长官办公室,并且跟长官一起喝茶吸烟;但那时直接听命于他的人,只有县警察局长和分裂派教徒,而且要在他奉命出差的时候。他对待他们总是客客气气,使他们感到,他尽管­操­着生杀大权,却平易近人,毫无架子。那个时候,这样直接听命于他的人不多。如今伊凡·伊里奇当上法院侦讯官,他懂得就连达官贵人的命运也都­操­在他手里,他只要在公文上批几句,不论哪个要人都将成为被告或证人来到他面前,并且得站着回答他的问题,如果他不请他坐下的话。伊凡·伊里奇从不滥用权力,相反总是不露锋芒,而这种权力的意识和适当用权的技术,就成了他担任新职后最感兴趣的事。从事这项新职,也就是说审查工作,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一种本领,能排除一切与本案无关的情节,使各种错综复杂的案情在公文上表现得简单明了,不带丝毫个人意见,完全符合公文要求。这是一项新的工作,而伊凡·伊里奇则属于第一批执行1864年新法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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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5)

自从在新地方5讯官以来,伊凡·伊里奇结交了一批新朋友,建立了一些新关系,获得了新的社会地位,并多少采取了新作风。他在省里同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却周旋于司法界头面人物和豪门巨富之间,对当局稍表不满,发表温和的自由主义言论和开明观点。此外,伊凡·伊里奇就任新职后仍旧讲究服饰,注意仪表,只是不再刮去下巴颏上的胡子而听其自然生长。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过得很愉快。他跟一批反对省长的人关系很好;薪俸比以前优厚;他逢场作戏,打打纸牌,以增添乐趣。他头脑聪敏,很会打牌,因此常常赢钱。

伊凡·伊里奇在新地方任职两年后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米海尔。她是伊凡·伊里奇出入的圈子里最迷人最伶俐最出­色­的姑娘。伊凡·伊里奇在公余之暇,找点消遣,其中包括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戏谑调情。

伊凡·伊里奇任特派员时常常跳舞,但当上侦讯官后就难得跳了。如今他跳舞只是为了要显示,尽管他身为侦讯官和五等文官,跳舞水平可决不比别人差。这样,有时晚会将近结束,他就请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一起跳舞,主要借这种机会去征服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凡·伊里奇并没有明确想到要结婚,但既然人家姑娘爱上了他,他就问自己:“是啊,那么何不就结婚呢?”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出身望族,长得不错,而且小有家产。伊凡·伊里奇可以指望找到一个更出­色­的配偶,但这个配偶也不错。伊凡·伊里奇自己有薪俸收入,他希望她也有同样多的进款。她出身名门,生得又温柔美丽,很有教养。说伊凡·伊里奇同她结婚,是因为爱上这位小姐,并且发觉她的人生观同他一致,那不符合事实。说他结婚,是因为在他的圈子里大家都赞成这门婚事,那同样不符合事实。伊凡·伊里奇结婚是出于双重考虑:娶这样一位妻子是幸福的,而达官贵人们又都赞成这门亲事。

伊凡·伊里奇就这样结了婚。

在准备结婚和婚后初期,夫妻恩爱,妻子尚未怀孕,再加上崭新的家具,崭新的餐具,崭新的衣服,日子过得很美满。伊凡·伊里奇认为他原来的生活轻松愉快而又高尚体面,并且受到上流社会的赞许,如今结婚不仅不会损害这种生活,而且使它更加美满。但在妻子怀孕几个月后,出现了一种痛苦难堪而有失体统的新局面,那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而且怎么也无法摆脱。

伊凡·伊里奇认为妻子完全出于任­性­⑥,破坏快乐体面的生活,莫名其妙地动辄猜疑,要求他更加体贴她。不论什么事她都横加挑剔,动不动就对他大吵大闹。

起初伊凡·伊里奇想继续用快乐体面的人生态度来排除烦恼。他不管妻子的情绪,照旧高高兴兴地过日子:请朋友到家里来打牌,自己上俱乐部或者到朋友家串门子。可是有一次妻子气势汹汹对他破口大骂。这以后只要他稍不顺她的意,她就把他臭骂一顿,显然非把他制服不可,也就是说要他安守在家里,并且像她一样唉声叹气,无病呻吟,这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心惊胆战。他懂得了,夫­妇­生活,至少是他同妻子的生活,并不能始终维持快乐和体面,相反,常常会损害这样的气氛,因此必须设法防范。伊凡·伊里奇借口公务繁忙,来对付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他发现这种办法很有效,因此常用它来保卫自己的独立天地。

孩子生后,喂养很费事,常常发生这样那样的麻烦,不是婴儿害病就是做母亲的害病,有时是真病,有时是假病。不管怎样,伊凡·伊里奇都得照顾,尽管他对这些事一窍不通。而伊凡·伊里奇保卫自己独立天地、不受家庭­干­扰的欲望却越来越强烈。

妻子的脾气越来越暴躁,要求越来越苛刻,伊凡·伊里奇也越来越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公务上。他更加喜爱官职,醉心功名。

不久,在结婚一年后,伊凡·伊里奇懂得了,夫­妇­生活虽然也有一些好处,但却是一种很复杂很痛苦的事。而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过一种受社会赞许的体面生活,必须像做官一样建立适当的关系。

伊凡·伊里奇就给自己建立了这样的夫­妇­关系。他对家庭生活的要求,只是能吃到家常便饭,生活上有照料和过床笫生活,而这些都是她能向他提供的。他主要的要求是维持社会所公认的体面的夫­妇­关系。此外,他就自寻欢乐,获得了欢乐也就心满意足。要是家里遇到不愉快,他就立刻逃到公务活动的独立天地里去,并在那里自得其乐。

伊凡·伊里奇当侦讯官,声誉显赫,三年后就升任副检察官。新的官职、重要的地位、控诉和拘捕任何人的权力、当众的演说、辉煌的功绩——这一切使伊凡·伊里奇更加官迷心窍。

孩子一个个生下来。妻子变得越来越乖戾,越来越易怒,但伊凡·伊里奇确立的家庭关系几乎不受妻子脾气的影响。

伊凡·伊里奇在这个城市里任职七年,接着被调到另一个省里当检察官。他们搬了家,手头的钱不多,妻子又不喜欢那新地方。薪俸尽管比原来多,但生活程度高,再说又死了两个孩子,因此伊凡·伊里奇就感到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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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6)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搬到新地方后,不论遇到什么麻烦,总要责怪丈夫。夫­妇­间不论谈什么事,尤其是谈教育孩子问题,总会联想到以前的不和,引起新的争吵。夫­妇­俩如今难得有恩爱的时刻,即使有,也是很短暂的。他们在爱情的小岛上临时停泊一下,不久又会掉进互相敌视的汪洋大海,彼此冷若冰霜。要是伊凡·伊里奇认为家庭生活不该如此,他准会对这种冷漠感到伤心,不过他不仅认为这样的局面是正常的,而且正是他所企求的。他的目标就是要尽量摆脱家庭生活的烦恼,而表面上又要装得若无其事,保持体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尽量少同家人待在一起,如果不得已必须这样做,也总是竭力找有旁人在场的机会。不过,伊凡·伊里奇这样过日子,主要靠的是他有公务。他把全部生活乐趣都集中在官场的天地里。而这种乐趣支配了他的整个身心。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对任何人都­操­有生杀大权,每次走进法庭和遇到下属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气派(即使只是表面的),在上司与下属之间周旋的本领,尤其是自觉高明的办事能力——这一切都使他扬扬得意,再加上跟同事们谈天、宴会和打牌,他的生活就显得很充实。总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过得合乎他的愿望:快乐而体面。

就这样他又过了七年。大女儿已经十六岁,另外又死了一个孩子,只剩下一个男孩在中学念书。这个孩子是引起夫­妇­争吵的一大因素。伊凡·伊里奇要送他读法学院,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却偏把他送进普通中学。女儿在家里学习,成绩良好;儿子学得也不错。

伊凡·伊里奇婚后就这样过了十七年的光­阴­。现在他已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他推辞了几次工作上的调动,一心想找个更称心的职司,不料出了一种不愉快的事,把他生活的安宁给破坏了。伊凡·伊里奇想谋取大学城首席法官的位置,但被戈佩捷足先得。伊凡·伊里奇十分生气,提出责问,同戈佩吵嘴,又冒犯顶头上司;他从此受冷遇,下一次任命也没有他的份。

这是1880年,也是伊凡·伊里奇一生中最倒霉的年头。他一方面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又被人家遗忘。他觉得人家待他极不公平,人家却认为对他已仁至义尽。就连父亲都认为无须再帮助他了。他觉得大家都把他抛弃了,并认为他有三千五百卢布年俸已很不错,甚至可说是十分幸福了。人家待他这么不公平,妻子经常责骂他,家里入不敷出,开始负债。这种情况当然谈不上正常,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今年夏天,伊凡·伊里奇为了节省开支,同妻子一起到内弟乡下度假。

在乡下不做事,伊凡·伊里奇第一次不仅感到无聊,而且觉得十分愁闷。他认定无法这样过活,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伊凡·伊里奇不能入睡,在露台上踱了个通宵,决定上彼得堡奔走一番,争取调到其他部门工作,以惩罚他们,惩罚那些不会赏识他才能的人。

第二天早晨,他不顾妻子和内弟的劝阻,乘车上彼得堡。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弄到一个年俸五千卢布的位置。他不再计较是哪个机关,是哪个派别和哪种工作。他只要一个位置,年俸五千卢布的位置,不论政府机关、银行、铁路、玛丽皇后御用机关,甚至海关都行,但一定要有五千卢布收入,一定要离开那个不会赏识他才能的机关。

伊凡·伊里奇此行取得了意外收获。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头等车厢里上来一个熟人,名叫伊林。伊林告诉他库尔斯克省刚接到电报,部里最近人事上有重大变动,彼得·伊凡内奇的位置将由伊凡·谢苗内奇接任。

这次调动,除了对国家有一定影响外,对伊凡·伊里奇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起用了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和他的朋友扎哈尔·伊凡内奇。这对他伊凡·伊里奇极其有利,因为扎哈尔·伊凡内奇是伊凡·伊里奇的同学,又是他的好朋友。

在莫斯科,这个消息得到了证实。伊凡·伊里奇来到彼得堡,找到了扎哈尔·伊凡内奇,后者答应给他在原来的司法部里谋一个好差事。

一星期后,他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

“扎哈尔接替米勒,我申请后即可提升。”

伊凡·伊里奇通过这次人事调动在他的旧部里获得意外任命:比同事高两级,年俸五千,再加调差费三千五百。伊凡·伊里奇消除了对原来对头和整个机关的怨气,感到十分得意。

伊凡·伊里奇回到乡下,兴高采烈。他好久没有这样快活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也很高兴,夫­妇­俩变得和好了。伊凡·伊里奇讲到他在彼得堡怎样受祝贺,原来的对头怎样厚着脸皮巴结他,怎样羡慕他的地位,特别讲到他在彼得堡怎样受人尊敬。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听着他讲,装出相信的样子,也不打岔,心里却盘算着怎样到新地去重新安排生活。伊凡·伊里奇高兴地看到,她的想法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一度坎坷的生活重又变得快乐而体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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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7)

伊凡·伊里奇只回家几天。九月十日他就得走马上任。此外,他还得在新地方安顿下来,把家具什物从省里运去,再要添置和定做许多新东西。总之,要根据他同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几乎一致的想法把新居布置好。

现在,一切都进行得称心如意,他同妻子又意气相投。他们俩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像现在这样投契,除了婚后头几年,还不曾有过。伊凡·伊里奇想把家眷随身带走,可是姐姐和姐夫⑦对伊凡·伊里奇一家忽然十分亲热,弄得伊凡·伊里奇只好独自先走。

伊凡·伊里奇走了,事业上一帆风顺,同妻子言归于好,这两件事互为因果,使他心情愉快。他找到一座­精­美的住宅,恰合夫­妇­俩的心意,高大宽敞的老式客厅、豪华舒适的书房、妻子的房间、女儿的房间、儿子的书房,一切像是为他们特意设计的。伊凡·伊里奇亲自布置房间,选择墙纸,添置家具——从旧货店买来的,式样特别古雅,定制了沙发套和窗帘。房子布置得越来越漂亮,符合他的理想。他布置到一半,发觉比他希望的更美。他相信,等全部完工,将更加富丽堂皇,而决不会流于庸俗。临睡前,他想象他的前厅将是什么样子。他瞧着没有布置好的客厅,仿佛看到壁炉、屏风、古董架、散放着的小椅子、墙上的挂盘和铜器都已安放得井井有条。他想到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跟他有同样的爱好,看到这种排场,准会大吃一惊,不禁暗暗高兴。她们一定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气派。他特别得意的是买到一些价廉物美的古董,使整座房子显得格外豪华。他在信里故意把情况说得差一些,这样她们一看到就会更加惊讶。他热衷于装饰新居,就连心爱的公务都不那么感兴趣了。有时法院开庭,他也心不在焉:他在考虑究竟用什么样的窗帘顶檐,直的还是拱的。他对这事兴致勃勃,亲自动手安放家具,重新挂上窗帘。有一次他爬到梯子上,指点愚笨的沙发裁缝怎样挂窗帘,一不留神失足掉下来,但他是个强壮而灵活的汉子,立刻站住了,只是腰部撞在窗框上。伤处痛了一阵,不久就好了。这一时期,伊凡·伊里奇觉得自己特别快乐和健康。他写信说:“我感到自己仿佛年轻了十五岁。”他原想到九月底把房子布置好,结果拖到十月半。不过,房子布置得十分雅致——不仅他自己这么认为,凡是看到的人都这么说。

其实,房子里的摆设无非是那种不太富裕、却一味模仿富裕人家的小康之家的气派,千篇一律地尽是花缎、红木家具、盆花、地毯、古铜器、发亮铜器,等等。一定阶级的人总是拿这些东西来表示他们一定的身份。伊凡·伊里奇家里的摆设同人家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引不起人家的注意,但他却扬扬自得,以为与众不同。他到车站去接家眷,把他们带到装修一新的寓所里,系白领带的男仆打开摆满鲜花的前厅,他们走进客厅、书房,高兴得欢呼起来。他领他们到各处观看,得意扬扬地听着他们的称赞,容光焕发,感到十分幸福。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随便问到他是怎么摔跤的,他就笑着做给他们看,他怎样从梯子上掉下来,把沙发裁缝吓坏了。

“幸亏我练过体­操­。要是换了别人,准会摔坏的,可我只在这儿撞了一下,摸摸有点疼,但已经好多了,只是有点青肿。”

就这样他们在新居开始生活,并且也像一般人移居到新地方那样,觉得还少一个房间,收入虽然增加,但还嫌钱少——少这么五百卢布。不过总的来说,他们感到称心如意了。最初他们过得特别愉快,房子还没有完全布置好,需要再买些什么,定制些什么,有些东西需要搬动,有些东西需要调整。尽管夫­妇­之间有时意见分歧,但两人对新的生活都很满意,而且有许多事要做,因此没有发生大的争吵。等一切都安排舒齐,他们开始感到有点空虚,但当时还需要结交一批新朋友,培养新习惯,因此生活还是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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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8)

伊凡·伊里奇上午在法院办公,下午回家吃饭,开头一个时期情绪很好,虽然为房子的事有时也有点烦恼。(例如,他发现桌布或沙发面子上有污点,窗帘系带断了,就会发脾气,因为看到他煞费苦心置办的东西被损坏,心里难过。)不过,伊凡·伊里奇的生活还是过得合乎他的理想:轻松、愉快而体面。他每天早晨九时起床,喝咖啡,看报,然后穿上制服去法院。那儿已为他准备好“轭”,让他一到就套到身上:接见来访者,处理诉讼有关的问题,主持诉讼案件,出席公开庭和预备庭。他必须排除各种外来­干­预,免得妨碍诉讼程序,同时严禁徇私枉法,严格依法办事。要是有人想探听什么事,而这事不属伊凡·伊里奇主管,他就不能同这人发生任何关系,但要是这人有正式公文,上面写明事由,那么伊凡·伊里奇就会根据法律许可的范围尽力办去,并且办得不违反人情,也就是说面子上过得去。但只要公事一结束,其他关系也就结束了。分清法律和人情,这种本领伊凡·伊里奇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凭着天赋的才能和长期的经验,他有时故意把法律和人情混淆起来。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做,那是因为他自信总有能力划清两者的界限,如果需要的话。伊凡·伊里奇办这种事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简直可说是得心应手。在休庭时,他吸烟、喝茶,随便谈谈政治、社会新闻和纸牌,而谈得最多的还是官场中的任命。然后,他好像第一小提琴手,出­色­地演奏完毕,疲劳地乘车回家。回到家里,发现母女俩出去了,有时在接待客人,儿子上学了,有时在跟补课教师复习功课。一切都井井有条。饭后要是没有客来,伊凡·伊里奇就看些当时流行的书籍。晚上,他坐下来处理公事:批阅文件,查看法典,核对证词。他­干­这些,既不感到无聊,也不觉得有趣。要是有机会打牌,那么处理公事就感到无聊;要是没有机会打牌,那么处理公事总比独自闲坐或者跟妻子面面相对要好得多。伊凡·伊里奇喜欢举行便宴,邀请有权有势的先生夫人参加。这种消遣跟其他同样身份的人没有差别,犹如他的客厅跟人家的客厅没有差别一样。

他们家里还举行过一次舞会。舞会办得很好,伊凡·伊里奇心情愉快,可惜最后为蛋糕糖果的事同妻子大闹了一场。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有她的打算,但伊凡·伊里奇坚持要到最高级糖果铺去买糕点,结果买了许多蛋糕。争吵就是由于蛋糕太多吃不完,而糖果铺的账却高达四十五卢布引起的。争吵很激烈,闹得很不愉快。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骂他:“傻瓜,低能。”伊凡·伊里奇气得双手抱住脑袋,恨恨地说出离婚之类的话来。不过,晚会本身还是很快活的,前来参加的都是社会名流。伊凡·伊里奇同特鲁峰诺娃公爵夫人跳舞。特鲁峰诺娃公爵夫人的姐姐就是著名的“消灭苦难会”的创办人。身居要职的乐趣在于自尊心的满足,社会活动的乐趣在于虚荣心的满足,但伊凡·伊里奇的真正乐趣却在于打牌。他认为,不管生活上遇到什么烦恼,那像蜡烛一样驱除黑暗的最大乐趣,就是同几个规规矩矩的好搭档坐下来一起打牌,而且一定要四人一起(五人一起打就很难有结果,虽然得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认认真真地打(要是顺手的话),然后吃点夜宵,喝一大杯葡萄酒。打过牌以后睡觉,尤其是稍微赢一点钱(赢得太多也不好),伊凡·伊里奇觉得特别愉快。

他们就这样过着日子。他们家的来客都是达官贵人,有的地位显赫,有的年少英俊。

夫妻和女儿待人的态度完全一致。凡是满脸堆笑、投奔到他们那间墙上装饰着日本盘子的客厅来的潦倒亲友,他们都加以排斥。不久,这些寒酸的亲友不再上门,高洛文家的来客就限于达官贵人。年轻人纷纷追求丽莎,其中包括彼特利歇夫。那是德米特里·伊凡内奇·彼特利歇夫的儿子,又是他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侦讯官。他也在热烈地追求丽莎,弄得伊凡·伊里奇已在跟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商量:要不要让他们一起坐三驾马车,或者举办一次堂会看看表演。他们就这样过着日子:一切都称心如意,没有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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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9)

家里人个个身体健康。只有伊凡·伊里奇有时说,他嘴里有一种怪味,左腹有点不舒服,但不能说有病。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逐渐增长,虽还没有转变为疼痛,但他经常感到腰部发涨,情绪恶劣。他的心情越来越坏,影响了全家快乐而体面的生活。夫­妇­吵嘴的事越来越多,轻松愉快的气氛消失了,体面也很难维持。争吵更加频繁,夫­妇­之间相安无事的日子少得就像汪洋大海里的小岛。

如今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丈夫脾气难弄,那倒不是没有理由的。她说话喜欢夸张,往往夸张地说,他的脾气一直很坏,要不是她心地善良,这二十年可真没法忍受。的确,现在争吵总是由伊凡·伊里奇引起的。他吃饭总要发脾气,往往从吃汤开始。他一会儿发现碗碟有裂痕,一会儿批评饭菜烧得不好吃,一会儿责备儿子吃饭把臂肘搁在桌上,一会儿批评女儿的发式不正派。而罪魁祸首总是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起初向他回敬,也对他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但有两三次他一开始吃饭就勃然大怒。她明白了,这是一种由进食而引起的病态,就克制自己,不再还嘴,只是催他快吃。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认为自己的忍让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美德。她认定丈夫脾气极坏,给她的生活带来不幸。她开始可怜自己。她越是可怜自己,就越是憎恨丈夫。她巴不得他早点死,但又觉得不能这样想,因为他一死就没有薪俸了。而这一点却使她更加恨他。她认为自己不幸极了,因为就连他的死都不能拯救她。她变得很容易发脾气,但又强忍着,而她这样勉强忍住脾气,却使他的脾气变得更坏。

有一次夫妻争吵,伊凡·伊里奇特别不讲理。事后他解释说,他确实脾气暴躁,但这是由于病的缘故。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就对他说,既然有病,就得治疗,要他去请教一位名医。

他乘车去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一切都照章办理。又是等待,又是医生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这种样子他是很熟悉的,就跟他自己在法庭上一样,——又是叩诊,又是听诊,又是各种不问也知道的多余问题,又是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气,仿佛在说:“你一旦落到我手里,就得听我摆布。我知道该怎么办,对付每个病人都是这样的。”一切都同法庭上一样。医生对待他的神气,就如他在法庭上对待被告那样。

医生说,如此这般的症状表明您有如此这般的病,但要是化验不能证明如此这般的病,那就得假定您有如此这般的病。要是假定有如此这般的病,那么……等等。对伊凡·伊里奇来说,只有一个问题是重要的:他的病有没有危险?但医生对这个不合时宜的问题置之不理。从医生的观点来说,这问题没有意思,不值得讨论;存在的问题只是估计一下可能­性­:是游走肾,还是慢­性­盲肠炎。这里不存在伊凡·伊里奇的生死问题,只存在游走肾和盲肠炎之间的争执。在伊凡·伊里奇看来,医生已明确认定是盲肠炎,但又保留说,等小便化验后可以得到新的资料,到那时再做进一步诊断。这一切,就跟伊凡·伊里奇上千次振振有词地对被告宣布罪状一模一样。医生也是那么得意扬扬,甚至从眼镜上方瞧了一眼被告,振振有词地做了结论。从医生的结论中伊凡·伊里奇断定,情况严重,对医生或其他人都无所谓,可是对他却非同小可。这结论对伊凡·伊里奇是个沉重的打击,使他十分怜悯自己,同时十分憎恨那遇到如此严重问题却无动于衷的医生。

不过他什么也没有说,就站起来,把钱往桌上一放,叹了一口气说:

“也许我们病人常向您提些不该问的问题,”他说。“一般说来,这病是不是有危险?”

医生用一只眼睛从眼镜上方狠狠地瞪了他一下,仿佛在说:被告,你说话要是越出规定的范围,我将不得不命令把你带出法庭。

“我已把该说的话都对您说了,”医生说。“别的,等化验结果出来了再说。”医生结束道。

伊凡·伊里奇慢吞吞地走出诊所,垂头丧气地坐上雪橇回家。一路上他反复分析医生的话,竭力把难懂的医学用语翻译成普通的话,想从中找出问题的答案:“我的病严重?十分严重?或者还不要紧?”他觉得医生所有的话,都表示病情严重。伊凡·伊里奇觉得街上的一切都是­阴­郁的:马车夫是­阴­郁的,房子是­阴­郁的,路上行人是­阴­郁的,小铺子是­阴­郁的。他身上的疼痛一秒钟也没有停止,听了医生模棱两可的话后就觉得越发厉害。伊凡·伊里奇如今更加心情沉重地忍受着身上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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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10)

他回到家里,给妻子讲了看病的经过。妻子听着。他讲到一半,女儿戴着帽子进来,准备同母亲一起出去。女儿勉强坐下来听他讲这无聊的事,但她听得不耐烦了,母亲也没有听完他的话。

“哦,我很高兴,”妻子说,“今后你一定要准时吃药。把药方给我,我叫盖拉西姆到药房去抓药。”说完她就去换衣服。

妻子在屋子里时,他不敢大声喘气,等她走了,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好吧,”伊凡·伊里奇说。“也许真的还不要紧……”

他听医生的话,服药,养病。验过小便后,医生又改了药方。不过,小便化验结果和临床症状之间有矛盾。不知怎的,医生说的与实际情况不符。也许是医生疏忽了,也许是撒谎,也许有什么事瞒着他。不过伊凡·伊里奇还是照医生的话养病,最初心里感到安慰。

伊凡·伊里奇看过病后,努力执行医生的指示,讲卫生,服药,注意疼痛和大小便。现在他最关心的是疾病和健康。人家一谈到病人、死亡、复原,特别是谈到跟他相似的病,他表面上装作镇定,其实全神贯注地听着,有时提些问题,把听到的情况同自己的病做着比较。

疼痛没有减轻,但伊凡·伊里奇强迫自己认为好一点了。没有事惹他生气,他还能欺骗自己。要是同妻子发生争吵,公务上不顺利,打牌输钱,他立刻感到病情严重。以前遇到挫折他总是希望时来运转,打牌顺手,获得大满贯,因此还能忍受。可是现在每次遇到挫折,他都会悲观绝望,丧失信心。他对自己说:“唉,我刚刚有点好转,药物刚刚见效,就遇到这倒霉的事……”于是他恨那种倒霉事,恨给他带来不幸并要置他于死命的人。他明白这种愤怒在危害他的生命,但他无法自制。照理他应该明白,他这样怨天尤人只会使病情加重,因此遇到不愉快的事,不应该放在心上,可是他的行为正好相反。他说,他需要安宁,并且特别警惕破坏安宁的事。只要他的安宁稍稍遇到破坏,他就大发雷霆。他读医书,向医生请教,结果有害无益。情况是逐渐恶化的,因此拿今天同昨天比较,差别似乎并不大,他还能聊以自蔚,但同医生一商量,就觉得病情在不断恶化,而且发展得很快。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请教医生。

这个月里他又找了一位名医。这位名医的话,简直同原来那位一模一样,但问题的提法不同。请教这位名医,只增加伊凡·伊里奇的疑虑和恐惧。另外有位医生,是他朋友的朋友,也很出名。这位医生对他的病做了完全不同的诊断。尽管保证他能康复,但提出的问题和假设却使伊凡·伊里奇更加疑虑。一个提倡顺势疗法的医生又做了另一种诊断,给了不同的药,伊凡·伊里奇偷偷地服了一个礼拜。可是,一礼拜后并没有见效,伊凡·伊里奇对原来的疗法丧失了信心,对这种新疗法也丧失了信心,于是越发沮丧了。有一次,一位熟识的太太给他介绍圣像疗法。伊凡·伊里奇勉强听着,并相信她的话。但这事使他不寒而栗。“难道我真的那样神经衰弱吗?”他自言自语。“废话!真是荒唐,这样神经过敏要不得,应该选定一个医生,听他的话好好疗养。就这么办。这下子主意定了。我不再胡思乱想,我要严格遵照这种疗法,坚持到夏天。到那时会见效的。别再犹豫不决了!”这话说说容易,实行起来可难了。腰痛在折磨他,越来越厉害,一刻也不停。他觉得嘴里的味道越来越难受,还有一股恶臭从嘴里出来,胃口越来越差,体力越来越弱。他不能欺骗自己:他身上出现了一种空前严重的情况。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明白,周围的人谁也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他们总以为天下太平,一切如旧。这一点使伊凡·伊里奇觉得格外难受。家里人,尤其是妻子和女儿,热衷于社交活动。他看到,她们什么也不明白,还埋怨他情绪不好,难以伺候,仿佛还是他不对似的。他看出,尽管她们嘴里没说,他已成了她们的累赘,妻子对他的病已有定见,不管他说什么或做什么,她的态度都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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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11)

“不瞒您说,”她对熟人说,“伊凡·伊里奇也像一切老实人那样,不能认真遵照医生的话养病。今天他听医生的话服药,吃东西;明天我一疏忽,他就忘记吃药,还吃鳇鱼(那是医生禁止的),而且坐下来打牌,一打就打到深夜一点钟。”

“哼,几时有过这种事?”伊凡·伊里奇恼怒地说。“总共在彼得·伊凡内奇家打过一次。”

“昨天不是跟谢贝克一起打过吗?”

“反正我痛得睡不着……”

“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就永远好不了,还要折磨我们。”

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向人家也向伊凡·伊里奇本人说,他生病主要是他自己不好,给她这个做妻子的带来痛苦。伊凡·伊里奇觉得她有这样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但心里总感到难受。

在法院里,伊凡·伊里奇发现或者心里感到人家对他抱着奇怪的态度:一会儿,人家把他看作一个不久将把位置空出来的人;一会儿,朋友们不怀恶意地嘲笑他神经过敏,因为他自认为有一种神秘可怕的东西,在不断吮吸他的­精­神,硬把他往那儿拉。朋友们觉得这事挺好玩,就拿来取笑他。尤其是施瓦尔茨说话诙谐生动而又装得彬彬有礼,使伊凡·伊里奇想起十年前他自己的模样,因而格外生气。

来了几个朋友,坐下来打牌。他拿出一副新牌,洗了洗,发了牌。他把红方块跟红方块叠在一起,总共七张。他的搭档说:没有王牌,给了他两张红方块。还指望什么呢?快乐,兴奋,得了大满贯。伊凡·伊里奇突然又感到那种抽痛,嘴里又有那股味道。他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赢得大满贯而高兴,未免太荒唐了。

他瞧着他的搭档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看他怎样用厚实的手掌拍着桌子,客客气气地不去抓一墩牌,却把它推给伊凡·伊里奇,使他一举手就能享受赢牌的乐趣。“他是不是以为我身子虚得手都伸不出去了?”伊凡·伊里奇想,忘记了王牌,却用更大的王牌去压搭档的牌,结果少了三墩牌,失去了大满贯。最可怕的是他看见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脸­色­十分痛苦,却表现得若无其事。他怎么能若无其事,这一点想想也可怕。

大家看出他很痛苦,对他说:“要是您累了,我们就不打了。您休息一会儿吧。”休息?不,他一点也不累,可以把一圈牌打完。大家闷闷不乐,谁也不开口。伊凡·伊里奇觉得是他害得大家这样闷闷不乐,但又无法改变这种气氛。客人们吃过晚饭,各自走散了。伊凡·伊里奇独自留在家里,意识到他的生命遭到了毒害,还毒害了别人的生命,这种毒不仅没有减轻,而且越来越深地渗透到他的全身。

他常常带着这样的思想,再加上­肉­体上的疼痛和恐惧躺到床上,疼得大半夜不能合眼。可是天一亮又得起来,穿好衣服,乘车上法院,说话,批公文,要是不上班待在家里,那么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小时都得活受罪。而且,在这样的生死边缘上,他只能独自默默地忍受,没有一个人了解他,也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光景。新年前夕,他的内弟来到他们城里,住在他们家。那天,伊凡·伊里奇上法院尚未回家。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上街买东西去了。伊凡·伊里奇回到家里,走进书房,看见内弟体格强壮,脸­色­红润,正在打开手提箱。他听见伊凡·伊里奇的脚步声,抬起头,默默地对他瞧了一会儿。他的眼神向伊凡·伊里奇说明了问题。内弟张大嘴,正要喔唷一声叫出来,但立刻忍住了。这个动作证实了一切。

“怎么,我的样子变了吗?”

“是的……有点变。”

接着,不管伊凡·伊里奇怎样想使内弟再谈谈他的模样,内弟却绝口不提。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一回来,内弟就到她屋里去了。伊凡·伊里奇锁上房门,去照镜子,先照正面,再照侧面。他拿起同妻子合拍的照片,拿它同镜子里的自己做着比较。变化很大。然后他把双臂露到肘部,打量了一番,才放下袖子,在软榻上坐下来,脸­色­变得漆黑。

“别这样,别这样,”他对自己说,霍地站起来,走到写字台边,打开卷宗,开始批阅公文,可是脑子里进不去。他打开门,走到前厅。客厅的门关着。他踮着脚走到门边,侧着耳朵听。

“不,你说得过分了,”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

“怎么过分?你没发觉,他已经像个死人了。你看看他的眼睛,没有一点光。他这是怎么搞的?”

“谁也不知道。尼古拉耶夫(一位医生)说如此这般,可我不知道。列谢季茨基(就是名医)说的正好相反……”

伊凡·伊里奇回到自己屋里,躺下来想:“肾,游走肾。”他回忆起医生们对他说过的话,肾脏怎样离开原位而游走。他竭力在想象中捕捉这个肾脏,不让它游走,把它固定下来。这事看上去轻而易举。“不,我还是去找找彼得·伊凡内奇(那个有医生朋友的朋友)。”他打了铃,吩咐套车,准备出去。

“你上哪儿去,约翰?”妻子露出异常忧愁和矫揉造作的贤惠神情问。

这种矫揉造作的贤惠使他生气。他­阴­沉着脸对她瞅了一眼。

“我去找彼得·伊凡内奇。”

他去找这个有医生朋友的朋友。然后跟他一起到医生家去。他遇见医生,跟他谈了好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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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12)

医生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对他的病做了分析,他全听懂了。

盲肠里有点毛病,有点小毛病。全会好的。只要加强一个器官的功能,减少另一个器官的活动,多吸收一点,就会好的。吃饭时,他晚到了一点。吃过饭,他兴致勃勃地谈了一通,但好一阵不能定下心来做事。最后他回到书房,立刻动手工作。他批阅公文,处理公事,但心里念念不忘有一件要事被耽误了。等公事完毕,他才记起那件事就是盲肠的毛病。但他故作镇定,走到客厅喝茶。那里有几个客人,正在说话,弹琴,唱歌。他得意的未来女婿、法院侦讯官也在座。据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说,伊凡·伊里奇那天晚上过得比谁都快活,其实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盲肠的毛病被耽误了。十一点钟他向大家告辞,回自己屋里去。自从生病以来,他就独自睡在书房里。他走进屋里,脱去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说,但没有看,却想着心事。他想象盲肠被治愈了。通过吸收,排泄,功能恢复正常。“对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他自言自语。“只要补养补养身体就好了。”他想到了药,支起身来,服了药,又仰天躺下,仔细体味药物怎样在治病,怎样在制止疼痛。“只要按时服药,避免不良影响就行;我现在已觉得好一点了,好多了。”他按按腰部,按上去不疼了。“是的,不疼了,真的好多了。”他灭了蜡烛,侧身躺下……盲肠在逐渐恢复,逐渐吸收。突然他又感觉到那种熟悉的隐痛,痛得一刻不停,而且很厉害。嘴里又是那种恶臭。他顿时心头发凉,头脑发晕。“天哪!天哪!”他喃喃地说。“又来了,又来了,再也好不了啦!”突然他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哼,盲肠!肾脏!”他自言自语。“问题根本不在盲肠,不在肾脏,而在生和……死。是啊,有过生命,可现在它在溜走,在溜走,而我又留不住它。是啊!何必欺骗自己呢?除了我自己,不是人人都很清楚我快死了吗?问题只在于还有几个礼拜、几天,还是现在就死。原来有过光明,现在却变成一片黑暗。我此刻在这个世界,但不久就要离开!到哪儿去?”他觉得浑身发凉,呼吸停止,只听见心脏在卜卜跳动。

“等我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等我没有了,我将在哪儿?难道真的要死了吗?不,我不愿死。”他霍地跳起来,想点燃蜡烛,用颤动的双手摸索着。蜡烛和烛台被碰翻,落到地上。他又仰天倒在枕头上。“何必呢?反正都一样,”他在黑暗中瞪着一双眼睛,自言自语。“死。是的,死。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想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玩得可乐了。(他听见远处传来喧闹和伴奏声。)他们若无其事,可他们有朝一日也要死的。都是傻瓜!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免不了一死。可他们还乐呢。畜生!”他愤怒得喘不过气来。他痛苦得受不了。难道谁都得受这样的罪吗!他坐起来。

“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我得定下心,从头至尾好好想一想。”他开始思索。“对了,病是这样开始的。先是腰部撞了一下,但过了一两天我还是好好的。稍微有点疼,后来疼得厉害了,后来请医生,后来泄气了,发愁了,后来又请医生,但越来越接近深渊。体力越来越差,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我的身子虚透了,我的眼睛没有光。我要死了,可我还以为是盲肠有病。我想治好盲肠,其实是死神临头了。难道真的要死吗?”他又感到魂飞魄散,呼吸急促。他侧身摸索火柴,用臂肘撑住床几。臂肘撑得发痛,他恼火了,撑得更加使劲,结果把床几推倒了。他绝望得喘不过气来,又仰天倒下,恨不得立刻死去。

这当儿,客人们纷纷走散。普拉斯柯菲雅·费多罗夫娜送他们走。她听见什么东西倒下,走进来。

“你怎么了?”

“没什么,不留神把它撞倒了。”

她走出去,拿着一支蜡烛进来。他躺着,喘息得又重又急,好像刚跑完了几里路,眼睛停滞地瞧着她。

“你怎么了,约翰?”

“没……什么。撞……倒了。”他回答,心里却想:“有什么可说的。她不会明白的。”

她确实不明白。她扶起床几,给他点上蜡烛,又匆匆走掉了:她还得送客。

等她回来,他仍旧仰天躺着,眼睛瞪着天花板。

“你怎么了,更加不舒服吗?”

“是的。”

她摇摇头,坐下来。

“我说,约翰,我们把列歇季茨基请到家里来好吗?”

这就是说,不惜金钱,请那位名医来出诊。他冷笑了一声说:“不用了。”她坐了一会儿,走到他旁边,吻了吻他的前额。

她吻他的时候,他从心底里憎恨她,好容易才忍住不把她推开。

“再见。上帝保佑你好好睡一觉。”

“嗯。”

/.:小``说".

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13)

伊凡·伊里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经常处于绝望中。

他心里明白,他快要死了,但他对这个念头很不习惯,他实在不理解,怎么也不能理解。

他在基捷韦帖尔的逻辑学里读到这样一种三段论法:盖尤斯是人,凡人都要死,因此盖尤斯也要死。他始终认为这个例子只适用于盖尤斯,绝对不适用于他。盖尤斯是人,是个普通人,这个道理完全正确;但他不是盖尤斯,不是个普通人,他永远是个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他原来是小伊凡,有妈妈,有爸爸,有两个兄弟——米嘉和伏洛嘉,有许多玩具,有马车夫,有保姆,后来又有了妹妹卡嘉,还有儿童时代、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喜怒哀乐。难道盖尤斯也闻到过他小伊凡所喜爱的那种花皮球的气味吗?难道盖尤斯也那么吻过妈妈的手,听到过妈妈绸衣褶裥的声吗?难道盖尤斯也曾在法学院里因点心不好吃而闹过事吗?难道盖尤斯也那么谈过恋爱吗?难道益尤斯能像他那样主持审讯吗?

盖尤斯的确是要死的,要他死是正常的,但我是小伊凡,是伊凡·伊里奇,我有我的思想感情,跟他截然不同。我不该死,要不真是太可怕了。

这就是他的心情。

“我要是像盖尤斯那样也要死,那我一定会知道,一定会听到内心的声音,可是我心里没有这样的声音。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明白,我跟盖尤斯完全不同。可是如今呢!”他自言自语。“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发生的,可是偏偏发生了。这是怎么搞的?这事该怎么理解?”

他无法理解,就竭力驱除这个想法,把这个想法看作是虚假、错误和病态的,并且用正确健康的想法来挤掉它。但这不只是思想,而是现实,它出现了,摆在他面前。

他故意想想别的事来排挤这个想法,希望从中找到­精­神上的支持。他试图用原来的一套思路来对抗死的念头。但奇怪得很,以前用这种办法可以抵挡和驱除死的念头,如今却不行。近来,伊凡·伊里奇常常想恢复原来的思绪,以驱除死的念头。有时他对自己说:“我还是去办公吧,我一向靠工作过活。”他摆脱心头的种种疑虑,到法院去。他跟同事们谈话,在法庭上坐下来,照例漫不经心地扫一眼人群,两条­干­瘦的胳膊搁在麻栎椅扶手上,照例侧身凑近旁边的法官,挪过卷宗,同他耳语几句,然后猛地抬起眼睛,挺直身子,说几句老套,宣布开庭。但审讯到一半,腰部不顾正在开庭,突然又抽痛起来。伊凡·伊里奇定下神,竭力不去想它,可是没有用。它又来了,站在他面前,打量着他。他吓得呆若木­鸡­,眼睛里的光也熄灭了。他又自言自语:“难道只有它是真的吗?”同事和下属惊奇而痛心地看到,像他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法官竟然说话颠三倒四,在审讯中出差错。他竭力振作­精­神,定下心来,勉强坚持到庭审结束,闷闷不乐地回家去。他明白,法院开庭也不再能回避他想回避的事,他在审讯时也不能摆脱它。最最糟糕的是,它吸引他,并非要他有什么行动,而只是要他瞧着它,面对面地瞧着它,什么事也不做,难堪地忍受着折磨。

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伊凡·伊里奇寻找另一种屏风来自卫,但另一种屏风也只能暂时保护他,不久又破裂了,或者变得透明了,仿佛它能穿透一切,什么东西也挡不住它。

有一次他走进­精­心布置的客厅——他摔跤的地方,他嘲弄地想,正是为了布置它而献出了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由跌伤引起的,——他发现油漆一新的桌上有被什么东西划过的痕迹。他研究原因,发现那是被照相簿上弯卷的青铜饰边划破的。他拿起他深情地贴上照片的照相簿,对女儿和她那些朋友的粗野很恼火——有的地方撕破了,有的照片被颠倒了。他把照片仔细整理好,把照相簿饰边扳平。

然后他想重新布置,把照相簿改放到盆花旁的角落里。他吩咐仆人请女儿或者妻子来帮忙,可是她们不同意他的想法,反对搬动。他同她们争吵、生气。但这样倒好,因为他可以不再想到它,不再看见它。

不过,当他亲自动手挪动东西的时候,妻子对他说:“啊,让仆人搬吧,你又要糟蹋自己了。”这当儿,它突然又从屏风后面出现,他又看见了它。它的影子一闪,他还希望它能再消失,可是他又注意到自己的腰。腰还是在抽痛。他再也无法把它忘记,它明明在盆花后面瞧着他。“这是­干­什么呀?”

“真的,我为了这窗帘就像冲锋陷阵一样送了命。难道真是这样吗?多可怕而又多么愚蠢哪!这不可能!不可能!但是事实。”

他回到书房里躺下,又同它单独相处。他同它又面面相对,但对它束手无策。他只能瞧着它,浑身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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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14)

伊凡·伊里奇生病第三个月的情况怎样,很难说,因为病情是逐步发展的,不易察觉。但妻子也好,女儿也好,儿子也好,佣人也好,朋友也好,医生也好,主要是他自己,都知道,大家唯一关心的事是,他的位置是不是快空出来,活着的人能不能解除由于他存在而招惹的麻烦,他自己是不是快摆脱痛苦。

他的睡眠越来越少;医生给他服鸦片,注­射­吗啡,但都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沉沉中所感到的麻木,起初使他稍微好过些,但不久又感到同样痛苦,甚至比清醒时更不好受。

家里人遵照医生的指示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但他觉得这种饭菜越来越没有滋味,越来越倒胃口。

为他大便也做了特殊的安排。每次大便他都觉得很痛苦,因为不清洁,不体面,有臭味,还得麻烦别人帮忙。

不过,在这件不愉快的事上,伊凡·伊里奇倒也得到一种安慰。每次大便总是由男仆盖拉西姆伺候。

盖拉西姆是个年轻的庄稼汉,衣着整洁,容光焕发,因为长期吃城里伙食长得格外强壮。他­性­格开朗,总是乐呵呵的。开头这个整洁的小伙子身穿俄罗斯民族服,做着这种不体面的事,总使伊凡·伊里奇感到困窘。

有一次,他从便盆上起来,无力拉上裤子,就倒在沙发上。他看见自己皮包骨头的大腿,不禁心惊胆战。

盖拉西姆脚登散发着柏油味的大皮靴,身上系着­干­净的麻布围裙,穿着­干­净的印花布衬衫,卷起袖子,露出年轻强壮的胳膊,带着清新的冬天空气走进来。他目光避开伊凡·伊里奇,竭力抑制着从焕发的容光中表现出来的生的欢乐,免得病人见了不高兴,走到便盆旁。

“盖拉西姆,”伊凡·伊里奇有气无力地叫道。

盖拉西姆打了个哆嗦,显然害怕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慌忙把他那张刚开始长胡子的淳朴善良而又青春洋溢的脸转过来对着病人。

“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我想,你做这事一定很不好受。你要原谅我,我是没有办法。”

“哦,老爷,好说。”盖拉西姆闪亮眼睛,露出一排洁白健康的牙齿。“那算得了什么?您有病嘛,老爷。”

他用他那双强壮的手熟练地做着做惯的事,轻悄地走了出去。过了五分钟,又那么轻悄地走回来。

伊凡·伊里奇一直那么坐在沙发上。

“盖拉西姆,”当盖拉西姆把洗­干­净的便盆放回原处时,伊凡·伊里奇说,“请你帮帮我,你过来。”盖拉西姆走过去。“你搀我一把。我自己爬不起来,德米特里被我派出去了。”

盖拉西姆走过去。他用他那双强壮的手,也像走路一样轻松、利索而温柔地把主人抱起来,一只手扶住他,另一只手给他拉上裤子,想让他坐下。但伊凡·伊里奇要求把他扶到长沙发上。盖拉西姆一点也不费劲,稳稳当当地把他抱到长沙发上坐下。

“谢谢。你真行,­干­得真轻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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