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董秋芳先生

本文原为《董秋芳译文选》序言，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恩师董秋芳(冬芬)先生离开我们已经颇有些年头了。我自己到了今天已届耄耋之年，然而年岁越老，对先生的怀念也就越浓烈。这情景，对别人来说，也许有点难解，但对我自己来说，用不着苦心参悟，就是一目了然的。

在我初入世的时候，我们俩走的道路几乎完全一样。他是北大英文系毕业的，因为写了文章，翻译了书，于是成了作家，而当时的逻辑是，是作家就能教国文，于是他就来到了我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当国文教员。我就是他当时的学生。在这之前的一年，日寇占领济南，是我当亡国奴的一年。再前则是山大附设高中的学生。学的是古文，写的是文言文，老师王崑玉先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1928年是我在无意识中飞跃的一年，从《古文观止》、《书经》和《诗经》飞跃到鲁迅和普罗文学，在新文学岸边上迎接我的正是董秋芳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的白话作文竟受到了秋芳先生的激赏，说我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受到赞赏，这本是不虞之誉，我却感到喜悦和兴奋。这样就埋下了我终身写作的种子。除了在德国十年写得很少，“十年浩劫”根本没写之外，我一直写作未辍。我认为，作家是一个高贵的称呼，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区区如不佞者焉能当此称号!我一直不敢以作家自居。然而，写作毕竟成为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有真实感触，则必写为文章，不仅是自己怡悦，也持赠别人。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归功于董先生，我称他为“恩师”，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现在来谈冬芬先生的翻译。就目前中国翻译界来看，翻译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几乎世界各国的所有文学大师的全集都已有了汉文全译本。对外国当前文艺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据我个人的看法，眼前中国翻译界的问题不在量，而在质。努力提高翻译水平，改变求大求全而译文则极不理想的情况，是当务之急。然而在七八十年前鲁迅、董秋芳的时代，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当时译本不多，而且往往只限于几个大国。鲁迅先生完全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发现了中国固有文化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的民族­性­好像也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他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号召，让人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现在看起来，这似乎有偏激之处，然而鲁迅的苦心是一般有识之士可以理解的。他像古希腊神话中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那样，想从外国引进一点火种，以改造我们的民族­性­，对我们的国民进行启蒙教育。他特别重视翻译国际上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国家的处境更与我们的处境接近，从那里取来的火种更能启迪我们。

冬芬先生是鲁迅先生忠实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也绝不是为翻译而翻译，他做翻译工作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目标。他除了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之外，翻译最多的是俄罗斯作家，兼及西班牙、印度、犹太等地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有些是在当时不被重视的，或者由于政治原因而被打入另册的。他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为了拾遗补缺，其真正目的是在盗取天火以济人世之穷。

冬芬先生这些译作都是在解放前完成的，到现在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现在由他的女公子菊仙整理付印，索序于我。这不禁勾起了我那缅怀师恩之幽情，因而不揣谫陋，略陈鄙见如上。是为序。

2000年12月3日

忆念胡也频先生

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脑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动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我有幸是后者中的一个。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60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我当时只有18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时日军刚刚退出了占领一年的济南。国民党的军队开了进来，教育有了改革。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杆石桥来，环境大大地改变了，校内颇有一些新气象。专就国文这一门课程而谈，在一年前读的还是《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籍，现在完全改为读白话文学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教员则由前清的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对于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大孩子来说，顿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大家都兴高采烈了。

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个什么大衙门，崇楼峻阁，雕梁画栋，颇有一点威武富贵的气象。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里面有一个大花园。园子的全盛时期早已成为往事。花坛不修，水池­干­涸，小路上长满了草。但是花木却依然青翠茂密，浓绿扑人眉宇。到了春天、夏天，仍然开满似锦的繁花，把这古园点缀得明丽耀目。枝头、丛中时有鸟鸣声，令人如入幽谷。老师们和学生们有时来园中漫步，各得其乐。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园门口旁边，常见他走过花园到后面的课堂中去上课。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

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儿是违禁的，人们只说“普罗文学”或“现代文学”，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了解。有几本书的作者我记得名叫弗里茨，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个名字。这些书都是译文，非常难懂，据说是从日文转译的俄国书籍。恐怕日文译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转为汉文，只能像“天书”了。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我们这一批年轻的中学生其实并不真懂什么“现代文艺”，更不全懂什么叫“革命”。胡先生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解释。但是我们的热情却是高昂的，高昂得超过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