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我忆念难忘的是在我八十岁诞辰庆祝会上，我同国璋兄的会面。人生八十，寿登耄耋，庆祝一下，未可厚非。但自谓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而校系两级竟举办了这样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大会在电教大厅举行。本来只能容四百多人的地方，竟到了五六百人。多年不见的毕业老同学都从四面八方来到燕园，向我表示祝贺。我的家乡的书记也不远千里来了。澳门的一些朋友也来了。我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最让我感动的是接近米寿的冯至先生来了；我的老友，身体虚弱、疾病缠身的吴组缃兄也坐着轮椅来了。我既高兴，又忐忑不安，感动得我手忙脚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又实在出我意料，国璋兄也带着一个大花篮来了。我们一见面，仿佛有什么暗中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不禁同时伸出了双臂，拥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种方式在当前的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可我们为什么竟同时伸出了双臂呢?中国古人说：“诚于中，形于外。”在我们两人的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寻常的感情，一种“贵相知心”的感情。在当时那一种场合下，自然而然地爆发了出来，我们只能互相拥抱了。

在我漫长的一生中，那一次祝寿会是空前的，是我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我周旋在男女老少五六百人的人流中，我眼前仿佛是一个春天的乐园，每一个人的笑容都幻化成一朵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当我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心中一时激动，眼泪真欲夺眶而出，片刻沉默，简直说不出话来。此情此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已年届耄耋，生活的时间既长，到的地方又多。我曾到过三十来个国家，有的国家我曾到过五六次之多，本来应该广交天下朋友，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我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是数目并不太多。我自己检查，我天生是一个内向的人，我自谓是­性­情中人。在当今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造化小儿仿佛想跟我开玩笑，他让时势硬把我“炒”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每当盛大场合，绅士淑女，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照­射­牛斗。我看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周旋其中，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我内心真有些羡煞愧煞。我局促在一隅，手足无所措，总默祷苍天，希望盛会早散，还我自由。这样的人而欲广交朋友，岂不等于骆驼想钻针眼吗?

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决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最后也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反观我同国璋兄的关系，情况却完全不同。我们并不在一个学校工作，见面的次数相对说来并不是太多。我们好像真是一见如故，一见倾心，没有费多少周折。我们也都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我们终于成了朋友，成了知己的朋友。难道真如佛家所说的那样人与人之间有缘分吗?

了解了我在上面说的这个过程，就能够知道，国璋的逝世对我的心灵是多么大的打击。我们俩都是唯物主义者，不信有什么来生，有什么天堂。能够有来生和天堂的信仰，也不是坏事，至少心灵可以得到点安慰。但是，我办不到。我相信我们都只有一次生命，一别便永远不能再会。可是，如果退一步想，在仅有的一次生命中，我们居然能够相逢，而且成了朋友，这难道不能算是最高的幸福吗?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有人劝我不要去。我心里想的却是，即使我不能走，我爬也要爬到八宝山。这最后一面我无论如何也要见的。当我看到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我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从此人天暌隔，再无相见之日了。呜呼，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1994年9月24日

悼念马石江同志

上个月的某一天，蔚秋来告诉我：马石江同志走了。这并不出我意料，因为他患的是在一般人眼中的不治之症，而且已病入膏肓，所以才转沪治疗。但我总相信古人的一句话：“天佑善人。”石江绝对是善人，他应当得到上天的福佑，转危为安的。然而事实竟不是如此，他终于离开我们走了。这消息对我来说，宛如晴空霹雳，打得我一时目瞪口呆，眼眶里溢满了泪水，强忍住没有流出来，而是流向内心的深处，其痛苦实非言语所能表达的。

这并不是没有理由或根据的。我同石江经历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年岁也不同，我长他十几岁，但是我们却一见如故，没有经过什么周折，没有经过什么互相考验，我们一下就成了朋友，而且是亲密的知心的朋友。我甚至于每一想到“马石江”这三个字，他那朴实无华的衣着，诚悫淳良的笑容，立即浮现在我眼前，使我心里感到无量的温暖，久久不能自已。

这也并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的。这理由和根据，就在石江本人身上。他对祖国无限热爱，对教育事业无限忠诚，对青年学生无限爱护，对朋友无限诚恳，对同事无限亲切，对工作无限投入。我虽驽陋，对这几个“无限”也一直在向往着，也不能说一点没有做到，但是，同石江比起来，则宛如小巫见大巫，瞠乎后矣。石江之所以对我有这样强烈的吸引力，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在上面几个“无限”中，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对青年学生的无限爱护。首先，我们要对中国当前的青年学生做一个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估。不能否认，在欧风美雨强烈地吹拂浇淋下，有一些青年变成了“新人类”或“新新人类”，同老一代的代沟日益加阔加深。可是这样的青年只占极少数。就连这一些极少数的青年，同广大的青年一样，并没有忘记和背叛中国几千年知识分子(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做父兄的，在学校做教师或领导工作的，甚至我们的行政当局，对青年学生只有教育爱护之责，其他的行动都是不恰当的。青年毕竟是我们伟大祖国未来希望之所寄，我们万不能自己毁灭自己的未来。在这一点上，石江同广大教师的态度都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他虽然因此遭受诬陷，受到了党的纪律处分；但是，真理毕竟会胜利的，我们党的领导毕竟是英明的，今天的马石江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优秀党员。这给了我极大的安慰，也带给了我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极大的希望。石江可以瞑目矣。

石江赴沪就医前，我同蔚秋商量，无论如何要去看他一看，但为她所阻。听说，在临行前，他也坚持要来我家辞别，也为家人所阻，未果。我原期望，奇迹能够出现，等石江病愈返京后，我们再晤面。谁知这个期望终于落了空，我们未能见一面，他就先走了。我再三暗诵苏东坡的词句：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也不过是聊以自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