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从前我们城里发布通告的流行办法，不像今天这样在教堂里由牧师在讲道之后代念，而是在市政厅敞开的窗口上，由市府的秘书当众高声宣读，而在这之前，钟楼上将鸣钟半小时。我家正好住在市政厅对面，所以每当钟声响起，便看见小孩子们和一班游手好闲的人聚到市政厅的窗下，或者站在市政厅地窖酒馆前的台阶上。宣布一个人破产的方式也如此，所以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做法本身也当成了一件坏事，使‘敲某某人的钟’变成了一句咒骂人的俗语。过去我自己有时也漫不经心地去听听，可现在，一想到那钟声就不寒而栗，生怕它会给我本已一蹶不振的父亲以心灵上的痛击。

“他悄悄告诉我，他已就这事请求一位要好的市参议向市长疏通。这位市参议是一位好心肠的牛皮匠，向我父亲打包票说，这次宣布他破产时一定不敲钟。可我却从可靠方面打听到，这张包票靠不住。因此我一方面既让父亲继续相信这无害的谎言，另一方面却极力劝说他，让他到那天和我去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到乡下一位亲戚家里去。然而父亲苦笑了笑，回答说，他在自己的船完全沉没之前绝不离开。忧惧之中，我突然想起我家的拱顶地窖靠里边隔出的那间小库房来，在那里头，是从来听不见钟声的。我便据此情况定下一个计策，而且也成功地说动了父亲，让他和我一起去开一张库存存货的清单，好使法院的人日后来点收财产那个难堪的手续简短一些。

“当那可悲的时刻到来时，我和父亲早已在地窖中做起自己的工作来了。父亲将货物归类，我则就着灯光把他口授的数字写在一张纸上。有几次，我似乎听见远远地传来了嗡嗡的钟声，便故意提高嗓门儿讲这讲那，直弄得木桶和货箱推来搬去发出巨响，把所有从外界侵入的声音都吞噬掉。事情看来十分顺利，父亲也­干­得异常专心。可谁知突然之间，我听见外面地窖的门开了，我已记不起为了什么事，我们的老女仆来叫我，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阵清脆的钟声。父亲侧耳听着，手中的货箱掉到了地上。

“‘这耻辱的钟声啊！’他长叹一声，便无力地倚靠在墙上。‘真逃不脱啊！’——但转眼间，我还没来得及讲一句话，他便站起身，冲出库房，沿着楼梯嗵嗵嗵地跑到地窖外面去了。我随即也跑上去，先在写字间里没寻着他，最后到起坐间里才发现他正两手相握着站在大开着的窗前。这当儿钟声停了，在对面晨光朗照的市政厅，有三扇窗户被推开来，市府的差役把一个个红绒坐垫放在靠窗的长椅上。同时，市政厅前那些石阶的铁栏杆上，已经爬满一大群半大的顽童。父亲呆呆地立着，两眼紧张地盯着对面。我轻言细语地想劝他走开，可他不听我的。

“‘你甭管，孩子，’他说，‘这事跟我有关，我必须听听。’”就这样，他留了下来。一会儿，头戴扑了白粉的假发的市府老秘书，出现在当中的一扇窗前，当他旁边的两位市议员在红绒坐垫上把身子靠好以后，他便拉长自己那尖嗓子，宣读起他双手捧在眼前的判决书来。在春日的宁静气氛中，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灌进了我们的耳鼓。当父亲听见自己的名字和姓氏回荡在市集广场上空的一刹那，我看见他的身子猛地震动了一下。可他仍然坚持着听完了，然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他那只祖传的金表放到了桌上。

“‘它也属于抵押品，’父亲说，‘锁进钱箱去吧，明天好一块儿加封。’”第二天，法院来人查封财产，父亲已起不了床，他夜里中风了。几个月后，我们住的宅子也卖了，我用一辆从医院借来的轮椅车，把父亲推到了郊外新租下的一间小房中。在那儿，他还活了九年，这个瘫痪了的身心交瘁的人。他在身体好时也帮人写写算算，但主要的家用却要靠我这双手去挣。不过后来，他倒是怀着上帝一定会怜悯他的坚强信念，在我的怀抱里平平静静地死去了。——他死后，我到了一些好人的家里，也就是令祖父府上。“我年老的女友不再吱声。我却想到了哈勒。”这么说，“我问她，”你后来从未得到一点儿你那位年轻朋友的消息啰？“”一点儿没有，孩子。“她回答。”你知道吗，汉森，“我说，”我不喜欢你那个哈勒，他这人说话不算话！“她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你可不能这么讲，孩子。我了解他，再说除去死亡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也可能叫人身不由己啊。好啦，咱们回房去吧，你的帽子还在那儿，马上就该吃午饭了。“我们锁上那空荡荡的典礼厅，循来路往回走。这次那个”瞅得见幽灵“的人没开门，我们只听见他在门里边的沙土地上一拖一拖的踱步声。

我们回到房中，上午的太阳仍有最后一束光辉­射­进窗户里来。汉森拉开一个小橱的抽屉，取出一只桃花心木的匣儿。匣儿式样虽然老旧，却打磨得光光的，兴许是小木匠早年送给她的一件生日礼物吧。

“这个也得让你瞧瞧，”她边说边打开匣儿。匣中藏着一叠有价证券，持有者的名字全都是：哈勒·延森，本城已故木工师傅哈勒·克里斯蒂安·延森之子。然而，证券签发的日期又都不早于最近十年。

“你怎么得到这些证券的？”我问。她莞尔一笑。“我又没白给人家­干­活儿嘛。”“可签的全不是你的名字呀？”

“那是因为我父亲欠了人家的债，我来代他还呗。再说，我的遗物和所有死在这儿的人一样，都要归养老院的，所以我当即就请人把这些证券签上了哈勒·延森的名字。”在把匣子重新锁进橱子之前，汉森把它放在手上掂了掂。

“宝藏是重新积攒起来啦，”她说，“可幸福呢，那包含在宝藏中的幸福呢？孩子，却一去不复返了。”

汉森说这话时，窗外正飞过一群欢叫的燕子。接着，又有两只扑扑地飞到窗前，唧唧喳喳叫着，落在了窗框上。这是我今年春天看见的头一批燕子。

“你听见那些小贺客了吗，汉森？”我高声喊道，“它们正赶你过生日的时候飞回来啦！”

汉森只点了点头。她那双仍然很美丽的蓝眼睛，凄凄惶惶地望着那些唱歌的小朋友。随后，她双手抚着我的胳膊，慈祥地说：

“去吧，孩子。我感谢大家，感谢他们想到了我。可眼下，我希望一个人待着。”

许多年过去了。一次，在去德国中部旅行后返归故里的途中，我碰见了一个人。那会儿蒸汽时代已经到来。在一个大火车站上，一位白发老人走进了一直只有我独自坐着的车厢小间。他从送行者手中接过一只手提箱，把它推到座位下面，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句“这回咱们算同路啦”，便坐在了我对面的位子上。他讲话时，嘴角周围与褐­色­的眼睛里都现出善良的神情，我简直想说这是一种很招人好感的神情，使你禁不住想要和他倾心交谈。他外表整洁，那褐­色­的呢外套和雪白的领巾尤为显眼。他态度文雅，更令我产生与他亲近的愿望。所以没过一会儿，我俩便开诚相见，彼此诉说起自己的家世来。他告诉我，他是一个钢琴制造师，住在史瓦本邦的一个中等城市里。但我感到奇怪，我这旅伴虽­操­一口南德方言，可我刚才在他手提箱上看见的却是“延森”这个姓，而据我所知，这是一个只在北德人中才有的姓氏。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笑了一笑。“也许我差不多已变成史瓦本人了吧，”他说，“到眼下我住在这个好客的地方已经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还从来没离开过哩。可我的故乡却在北方，所以才有这个姓。”接着，他便说出他出生的那座城市的名字，而且正好就是我的故乡。

“这么讲，我们真是老乡啦，”我叫道，“我也是那儿出生的，眼下正准备回去哩。”

老人拉住我的手，亲亲热热地端详起我的面孔来。“仁慈的主安排得太好了，太好了。”他说，“如果您高兴，咱俩可以同路到底。我打算去的也是咱们的故乡。我希望在那儿和一个人见面——要是上帝允许的话。”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下了火车后，我们还要赶五英里的路，便马上换乘舒适的弹簧马车。时值秋高气爽，我们便把车篷推到了后面。故乡的景物慢慢显现出来，森林消失了。不久，路边上的土埂连同长在上面的树篱也不见了，眼前展开一片没有树木的辽阔平原。我的旅伴凝望着前方，静静地一言不发。

“这样的无边无际，我已经不习惯了啊，”他突然开了口，“你不管朝哪边望去，都似乎望不到头。”说完，又默不作声了。我也不去打扰他。

路程已走了大约一半，公路在穿过一座小村子以后又伸进了旷野里，这时我发觉老人向前探出脑袋，像是在努力搜寻什么似的。接着，他又把手搭在眼睛上挡住阳光，明显地变得焦躁不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