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克立夫

委员会将向议会提议，于8月30日，星期五，执行韦斯特教授死刑。

你的忠诚的

S·伍德

也就是说，在听证尚未结束之前，委员会已经决定否决被告方的申请。这纸短柬被史学家们认为是乔恩·克立夫涉嫌“派克曼计划”及“策划­阴­谋的罪证”。

二是，社会上曾流传过一份所谓的“由普特南牧师笔录的韦斯特教授自白”，称韦斯特教授在“自白”中承认，他于1849年11月23日与派克曼博士在化学实验室里因债务发生口角时，失手误伤了对方，凶器就是那根为实验课“木材的­性­质”做准备的木棍。几乎在《波士顿旅游者报》登出“自白”的当天，其他报纸便以文中数处明显的破绽而一口咬定“这是一场骗局”。后来有证据证明，这场“骗局”的导演者正是几位公诉方的成员和派克曼博士的儿子、律师小乔治·F·派克曼。

1850年8月30日凌晨，夜空刚刚透出一点天光，便有人群开始聚集在列维利街监狱的刑场。到上午9点，刑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波士顿警察完全失去了控制。

9点25分，一支小小的队列从监狱方向缓缓走过来，穿过刑场，登上绞刑台。狱卒安德鲁扶住囚犯的胳膊，警官强恩·埃维雷斯伸手整理好罩在囚犯头上的黑­色­头套，这才转向众人——

“现在，本人以马萨诸塞州的名义，奉马萨诸塞州之命令，对人犯约翰·崴特·韦斯特行刑。愿上帝保佑马萨诸塞州！”

随着一声令人直酸到牙根儿的金属摩擦声，犯人脚底下的活动踏板被猛地抽掉，身子便铅锤般地骤然跌落了8英尺半（合26米），又在空中戛然而止。几秒钟后，放了一个很响的屁，两条腿一阵抽搐，而后渐趋笔直。

尸体在风中荡悠了正好半小时，10点零5分，埃维雷斯警官割断绳索。

据《波士顿旅游者报》报道：“尸体被装进一副极粗劣的棺材……全身上下没有一点走形，看上去与熟睡无异。只有变成酱紫­色­的肌肤显示出，韦斯特教授死于非命。”

稍后，哈佛大学图书管理员兼历史学家乔恩·思伯黎听韦斯特教授的好友亨利·隆斐洛教授说起，那天早晨，临刑之前，他和哈佛大学校长加尔德·斯巴克斯一起到了韦斯特教授那间6乘8英尺的空徒四壁的牢房。整个过程中，教授闭口不谈他自己的事，“只滔滔不绝地述说他那位早逝的唯一的儿子”。

隆斐洛教授言毕一声长叹：“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律师们说，要想了解一个人，最简单也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看一看这个人的私人物品细目表。

以下便是韦斯特夫人赫丽叶向萨伏克地区遗嘱检验法庭提交的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全部个人财产：化学仪器若­干­，矿石收藏若­干­，各类名目书籍几百册，科学论文660篇，音乐文献几百份，长笛一支，钢琴曲谱102页（没有钢琴），坛装酒满满一地窖，和与约纳斯·崴萨先生签署的花园街22号住房租赁合同（年租金200美元）一份。

自韦斯特教授被捕之后，尽管他的两个女儿玛莉安和赫丽叶分别找了份教授绘画和音乐的工作，家里一直是入不敷出，全靠朋友们接济。教授被处死后，周遭的人们再次慷慨解囊。据主持这项工作的威廉·阿勃顿先生说，替韦斯特家募捐并不难，他曾有一次半天就募到了4000多美元。到1850年9月底，韦斯特母女一共收到各类捐款2万多美元，相当于教授生前10余年的工资。据说其中有500美元是派克曼博士的###依丽莎捐赠的。

三年后，1853年10月，教授夫人赫丽叶·韦斯特因积郁成疾，久病而逝。这时，也叫赫丽叶·韦斯特的三女儿已经出嫁，玛莉安·韦斯特遂带着最小的妹妹凯瑟琳远渡重洋，到亚速尔群岛的法雅尔投奔了她们的姐姐莎拉。约翰·韦斯特教授是家中的独子，从此，韦斯特家族的这一支便从波士顿的版图上抹掉了。

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如愿以偿，获得了派克曼家族的3000美元赏金。

也是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再次造访波士顿时，专程前往哈佛大学医学院查看了本案的“现场”。

时光泻过100多年。1961年，位于波士顿以西40余英里的沃瑟斯特，一幢当地人称为“霍亚故居”的巨宅中珍藏的大量“历史文献”被它的继承人捐献给了“马萨诸塞州州史协会”。一个世纪以前，这栋房子曾经属于名叫艾伯纳·霍亚和乔基·霍亚的两兄弟。艾伯纳是当地有名的律师，后来又做过法官。乔基是“19世纪下半叶马萨诸塞州杰出的国会参议员”。兄弟俩生前与约翰·韦斯特教授的辩护律师爱德华·索耶尔过往甚密，堪称至交。

断肢之谜(23)

州史协会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对霍亚兄弟留下的各种“历史文献”整理分类，并于1970年发现了爱德华·索耶尔的遗物，内有韦斯特教授在狱中亲笔写给他的律师们的笔记、备忘录，甚至条子，等等，共计194页，合称“韦斯特手记”，可以算做是教授未能有机会呈交法庭的书面证词。事实上，1850年4月底，韦斯特教授曾上书当时的州长乔治·布里格陈述冤情，其中提到“我准备了一份详尽的材料……但接受了律师们的忠告，保持沉默。因此，那份文件也……不曾予以公布。”

爱德华·索耶尔终身保留着“韦斯特手记”，但据说是有碍于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协议，也终身不曾透露手记的内容。爱德华去世后，艾伯纳·霍亚法官代表律师协会出面帮助料理了后事。没有史料说明这份手记最后是如何辗转到达霍亚兄弟的手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兄弟俩都有“收集珍贵历史文献的癖好”。乔基·霍亚在晚年退出政坛后，曾担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及美国文物爱好者协会会长。霍亚法官和霍亚参议员于1895年和1904年相继逝世于“霍亚故居”。

手记一开头，约翰·韦斯特教授巨细无遗地陈述了他从1849年11月23日——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之日——至11月30日——他本人被捕之日的行踪。文中列出了时间地点，给出了他见过或见过他的所有“可能的证人”的姓名。其中不少细节与包括他三个女儿在内的其他证人的证词相符。

有学者们将手记中的叙述与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在法庭上的证词逐字对照，认为其出入之大，远不是仅以“记忆误差”就能解释的。

比如11月23日，派克曼博士失踪的那个星期五，伊弗任说：“那天下午……大约5点半钟，我在厨房里听见有人从后面的楼梯上下来，走出去一看，是韦斯特教授，手里擎着一支点燃的蜡烛。”

而另一位证人、药剂师约瑟夫·基德尔说：“星期五，23日，5点左右，或者差一刻5点，教授到我店里买了一些香水。我非常肯定是那天……我有账单为证。”韦斯特教授的女儿们则说：“23日，星期五，父亲下午回家时正好赶上吃茶点的时间，应该是在6点以前。”这些证词佐证了韦斯特教授在手记中的说法——也是他当初对警方的说法——于3点左右离开实验室，到附近的布莱翰餐馆就餐。饭后搭乘公共马车回家，途中在一家商店耽搁了一会儿，到家时大约5点半，云云。

再如同一天晚上10点过，伊弗任说韦斯特教授的门“从里面闩上了”，但不少人证实，韦斯特夫­妇­那时正在邻居崔德威尔教授家与朋友们聚会。同样，后者也与教授自己的说法一致。

又如星期天，11月24日，伊弗任在证词中说：“傍晚，我正站在葛洛福北街和卡乎尔先生聊派克曼博士失踪的事，韦斯特教授来了。他劈头便问：‘利托菲尔德先生，上星期的后半周，你有没有见到过派克曼博士？’……”但教授手记上的说法却是，他从派克曼神甫府上回来的时间是4点左右，然后，4点45分到5点00分，到邻居培奇家，5点15分，回家，吃晚饭。

还有星期三，11月28日早晨，伊弗任的证词是“我于是趴在地上，把脸紧贴着地板，从门底的缝儿往里瞧，但我最多只能看到他的膝盖”。而根据“韦斯特手记”，教授当时正跟他的女儿们一起吃早餐。韦斯特家的三女儿赫丽叶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星期三，我们一起吃过早饭，父亲就去了花园。他在那里呆了一个上午。”

等等等等。

在这一星期中的至少七八个时间段里，伊弗任或者说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门反锁，或者听见教授在实验室里面，或者他与教授在医学院内某处相遇或交谈，都有其他证人的证词或教授本人的手记将韦斯特教授置身于远离哈佛医学院的另一个地方。

韦斯特教授在其手记中毫不掩饰他对那位杂役的怀疑，毫不隐瞒他认为是伊弗任·利托菲尔德将那些人体断肢放进了他的化学实验室——且不论那些断肢是否是派克曼博士的遗骸，也不论派克曼博士是否为伊弗任·利托菲尔德所杀。

手记中的文字组织得不是很有条理，有的只是只言片语，不成整句。看得出来，教授当时不过是将脑子里冒出的想法随笔记下，想到哪写到哪。现摘录几段如下。

伊弗任是一个“盗墓贼”，而且已经在这一行当活跃多年，先是在老医学院，后来又在新医学院。

问问他，去年夏天他弄进了多少尸体，后来又因为臭气熏天而不得不扔掉？一具尸体卖多少钱？通常25美元。大部分尸体是他从纽约到波士顿的铁路上弄来的——有时候木桶破裂，露出里面的尸体，他就去把它们弄了来，切下头部，把身子卖给医学院。问问伊弗任他掘开维勒家的墓地偷尸体，后来被人发现的事。前不久他还卖过一具废尸——经反复解剖六星期的尸体。他告诉买主随便出个价就可以把尸体扛走。在老医学院的时候，每当废尸窖里的尸体堆满时，洛伦兹博士就会付他200美元让他把废尸处理掉。伊弗任从新罕布什尔州偷过一个女孩的尸体。J·C·华伦博士可以证明伊弗任是如何从罗克斯堡搞尸体的。还有小沙缪尔·派克曼博士，他知道要想用25美元从伊弗任手里买一具尸体有多困难。伊弗任切下尸体的头，5美元卖给学生们。后来，那个新罕布什尔女孩的家人跑来把尸体要回去了，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问问伊弗任去年夏天他搞来了多少尸体。说200具也不算夸张。

断肢之谜(24)

在我的实验室里面和底下发现的尸体完全有可能是他弄来医学院出售的——伊弗任通常是在晚上卖给学生尸体，这样就看不太清楚尸体的成­色­——而且可能是用麻袋装进来的（通常如此）……解剖实验室里有专门的装置处理血迹，将血冲洗到盐水里。若是在那里留下什么痕迹也不会被人怀疑。

假如我要藏一些人体断肢，绝对不敢扔进马桶里，因为那是警方最可能搜查的地方。伊弗任知道我卫生间的钥匙挂在哪里。他也完全可以从楼上实验室的楼梯下来，他有那道门的钥匙，也有楼上实验室讲台后面那道门的钥匙，他可以在我的实验室里轻而易举地做任何事情。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现卫生间的门打开了，而我明明记得是锁上了的……

伊弗任在11月23日，星期五和星期一之间清理过我实验室里的垃圾。如果上了锁，他是怎么进去的？

被告方律师爱德华·索耶尔在收到韦斯特教授的手记后，并没有采纳教授的建议传唤以上证人，也没有在交叉取证时向伊弗任·利托菲尔德提问盗卖尸体的事，因为伊弗任在医学院里除了负责打扫清洁等杂役外，还另有一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任务，就是为他的雇主提供人体标本。这在那个年代的医学界业内其实算不上是什么秘密，凡是搞解剖的地方都必须有自己的“进货”渠道，甚至设专人专司此职。所以，伊弗任常常与一些盗墓贼们打交道，从这个特殊的黑市上买来死人卖给医学院，并从中略取小利。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官方和警方对这个非法行当睁一眼闭一眼，任其在夜幕下猖獗肆行。伊弗任自己也不时地充当盗墓贼，比如教授手记中提到的那几件勾当。

所以，爱德华·索耶尔的顾虑不无道理。如果端到了台面上或法庭上，哈佛医学院解剖的尸体恐怕没有哪一具是来路正当的。试想，本案发生之前，医学院已经在民众中有一些“声名狼藉”了，后来又偏偏是在那里发现了“受害者”的残骸。如果再将从黑市上倒尸体的“丑闻”捅将出来，哈佛医学院真的有可能被一把火烧成灰烬。

爱德华·索耶尔此举显然是保全了医学院，甚至整个哈佛大学的名誉，但律师和校方是否就此进行过接触却无从考证。

此外，医学院也让伊弗任负责将他弄来的尸体收拾处理­干­净备用。不少尸体需要按照任课教授的要求在事先切割肢解，那也是勤杂工的职责。据估算，他每年大约要进行这类的“­操­作”百次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伊弗任·利托菲尔德也称得上是一位解剖或肢解高手，虽然其刀法不一定非常专业规范。请看“韦斯特手记”的下一段：

20多年来，我从没解剖过一具尸体。伊弗任倒总是有机会看人家解剖。他的职责之一是在课后缝合尸体，包括华伦博士的课、解剖实验课和福尔莫斯教授的课。他至少看见过上千具尸体被解剖，以及在人体内部的各种实验。而且，这些年来，他也自己肢解尸体，或帮助别人做解剖。他完全算得上是一位专家。他懂得如何切开关节和胸骨，也知道如何防止血液流淌。

…………

伊弗任也定购过氢氧化钾——不是为我——他无疑认为他可以用氢氧化钾销毁人体残肢——肯定是星期一那天——我那段时间根本就不用氢氧化钾——除了有时候用一点点化学家所说的“分析纯氢氧化钾”，那种有火漆封口包装的。我一般是从布鲁特-卡辛-史蒂文公司定购。“工业纯氢氧化钾”或“常用氢氧化钾”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纯度极差。我的实验室里只有很少一点“工业纯氢氧化钾”，还有就是经酒­精­提纯的“分析纯氢氧化钾”，密封在小瓶子里，非常贵。小瓶子现在还在那儿。一个化学家不会使用氢氧化钾——那是碱。而应该用相反的——酸。

伊弗任知道我从来就是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准备实验课，或做研究，等等——他知道这一点，所以可以任由他编派无论什么。

伊弗任在28日，星期二那天，对瓦尔博士说，假如他能得到那一大笔赏金，他就心满意足了。

韦斯特教授还在手记中就公诉方证人们提到的一些其他细节做了说明。譬如，关于火­鸡­：“邮递员萨汶先生和他的兄弟知道，我在每个感恩节和圣诞节都送人火­鸡­。我还给过伊弗任在马松尼剧场看演出的票，他去了。”

关于带斑点的毛巾、擦手的布卷和断肢上的绳子：“那些毛巾和布卷一直就在我的实验室里，伊弗任唾手可得。绳子也是。伊弗任定期收走我实验室里的毛巾，由利托菲尔德太太洗­干­净了送回来。”

关于连身工作服：“工作服现在在我家里。我经常把它带回家去做园子时穿。这就像匠役们的工装，从来不洗的。”

关于鞣皮：“我在一年前就向伏勒街50号的绕司伟克先生定购了鞣皮——为了摸索一种新的鞣革法。我一直催着邮递员萨汶把鞣皮送过来，但他说他需要大马车。他是在27日送来的，把口袋都卸在我的实验室门外。伊弗任把它们搬进来，装进茶叶箱里。我搬不动那些口袋，太重了。”

关于茶叶箱：“茶叶箱是萨汶在去年9月送来的，因为我暑假中用不着那些个化学试剂和玻璃器皿。伊弗任把它放在了角落里当家具。我从来没有动过它。这件事木匠巴尔先生可以作证。”

断肢之谜(25)

关于血液等：“伊弗任以前替我弄过好几次血液，还有人体标本。”

但是，在这份手记里读不到关于两张欠款条的解释。

如果爱德华·索耶尔，以及他的搭档普利尼·梅里克，采用了“韦斯特手记”，结果会是如何？这也许是一个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但以现代“法学实践”或“庭审技巧”的标准，撇开倒卖尸体的事不说，当年本案的被告方律师至少在两个关键之处忽略——有人以为是故意回避了伊弗任·利托菲尔德证词中的致命弱点：

第一，发现人体断肢的“现场”是医学院里离利托菲尔德家住处最近的实验室，伊弗任不仅有钥匙可以进入“现场”，而且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他就生活和工作在“现场”附近，“作案”的机会应该说是比任何人都多。

第二，伊弗任声称，他在11月23日，星期五晚上，就试图进入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但当时还没有人知道派克曼博士失踪的事。伊弗任还说，从11月25日，星期日起，他就开始怀疑韦斯特教授谋杀，而那个时候，连派克曼博士的家人们还不曾想到博士已经死亡。譬如在罗伯特·肖26日发布的启事中只提到乔治·派克曼有“可能因某种突发­性­的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悬赏征求尸体是在那以后的事。

就连公诉方自己的律师也看出了其中的破绽。州检察长乔恩·克立夫去世之后，人们在他关于本案的庭审日志中读到了这样的话：

他为什么要说星期五晚上就想进韦斯特的实验室？这将会降低他自己的可信度。

栽赃韦斯特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先把尸体藏匿在尽可能合适的地方，再向当局举报。

…………

如果派克曼博士在医学院里被害，他的尸体一直就没有离开过那栋楼，但最后被送进了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藏匿或销毁，则韦斯特或伊弗任，一定隐瞒了什么秘密。

…………

除了韦斯特教授——如果不考虑伊弗任的话没有人可能杀派克曼博士，因为在过去的四个月里，没有任何指向“第三者”的新线索出现。

派克曼是在医学院外面被杀，而后带进韦斯特教授实验室的吗？若果真如此，其目的便只能是三者之一：藏匿、销毁或栽赃。

根据韦斯特教授自己的说法，作案者不是他就是伊弗任：

“除了勤杂工，没有人能进我的实验室。”以及“他们为什么不问问利托菲尔德，他有解剖室的钥匙。”

这最后的两句令克立夫检察长印象深刻的话是韦斯特教授在被捕时说的，当时德拉斯塔·柯拉普探长只告诉教授“我们”已经在化学实验室里找到了尸体，并未提到伊弗任·利托菲尔德的名字。

乔恩·克立夫认为，伊弗任杀害或参与杀害派克曼博士的想法也是一种“合理的假设”。他写道：

利托菲尔德在星期五那天有什么样的作案机会？

墙壁发烫，他的脸都能感觉到热气——但他翻窗进去后，发现火已经快灭了——这可能吗？

为什么在搜查排污管道时，他不从卫生间的马桶口下去，而要到地下室凿穿五层墙？

…………

谁能告诉我答案？！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文中一直没有提到案子的名称。

这桩令人瞩目的案子在历史上曾有过很多种叫法。官方或法律文件上的名称照例是刻板而准确的“马萨诸塞州诉约翰·崴特·韦斯特”案。而当时的媒体用的则是意思比较明确，文字也相对规范的“约翰·韦斯特教授杀人焚尸案”。但在一般人的口头语中，就简化成了重点突出且颇能渲染气氛的“哈佛谋杀案”，因为对老百姓们而言，谁杀了谁其实并不重要，本案的卖点只在于，案子发生在哈佛这样的世界级高等学府。

然而，直到现在，哈佛大学和法学界的不少人士仍将其称之为“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案”，因为按照这些思维缜密作风严谨的学者们的观点，本案中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只有一个——那便是乔治·派克曼博士的失踪。

也有人说，波士顿的“婆罗门”们拒不承认谋杀，是因为这桩案子向世人昭示出，上流社会的正人君子们也有捉襟见肘，打肿脸充胖子，也有催债逼账，为了钱反目成仇，也参与非法勾当、黑市交易，甚至策划­阴­谋，玩弄诡计。总而言之，这桩案子曾使他们名誉尽丧，斯文扫地。用研究本案的专家之一、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辛马的话说：“使整个上流社会失去了贞­操­。”

随机目标(1)

上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人们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关于谋杀、关于抢劫、关于绑架、关于卡普利黑手党家族等的种种报道。1924年，在5月21日之前，该市凶杀案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50起，平均一天一起。然而，是日发生的勃比·范克斯绑架案却在市民中引起了少有的轰动。

勃比是雅各布和弗萝拉·范克斯夫­妇­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今年14岁。绑架案人质的家庭大多非常富有，范克斯家也不例外。雅各布·范克斯是芝加哥房地产大亨，还跟人合开过一家钟表公司。范克斯家住在芝加哥市中心与著名的芝加哥大学之间一片名叫肯伍德的街区，在那里的爱黎司路5052号拥有一幢黄砖楼房。肯伍德可谓当地犹太裔中的百万富翁住宅区，譬如范克斯家斜对过的洛易家，其男主人为全美当时最大的连锁百货商店瑟尔丝公司的副总裁，据说两家还沾着点远亲。而北面不远处的里奥普家，则经营着自己的家族工业莫利斯纸坊。范克斯一家在这个富豪区中过着安静，甚至有点封闭的生活，很少与邻里们交往，也几乎从不在任何社交场合露面。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们全家放弃犹太教后，皈依了基督教；二是雅各布在发迹之前，曾在几家赌场附近开过一家当铺，靠着赌徒们的噩运日进斗金。尽管已时隔多年，这种不上台面的买卖至今仍为商界的同仁们和邻居中的银行家、律师、医生等所不齿。

5月21日是一个星期三，直到下午6点半，勃比还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讲明原由，雅各布和弗萝拉都有些着急。和往常一样，为父的觉得生气，做母亲的则不免担心。弗萝拉开始给勃比的朋友和同学们打电话，有的孩子告诉她，勃比放学以后在­棒­球比赛中当裁判，因为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争执，球赛结束之前，勃比就已先行离开了。雅各布则挨个儿询问家里的人，勃比的哥哥杰克说，他也许在洛易家打网球吧。洛易家的网球场虽然筑有围栏，但从不上锁，邻居们可以自由出入。洛易先生很有些谦谦君子的风范，在周末人多的时候，他坚持要求自家的孩子们也必须排队等候。勃比的网球打得不错，偶尔也会和洛易家18岁的儿子理查德挥上两场。雅各布于是出门，朝马路对面的洛易家走去，但网球场空无一人。回来的路上，雅各布下意识地向北张望。三个街区之外便是勃比上学的哈佛学校，那是一所费用不菲的男子贵族学校，收的全是阔佬家的公子哥儿们。已是春末夏初，爱黎司路上绿­阴­覆顶，枝繁叶茂，所以从雅各布当时的位置实际上是看不见哈佛中学的。

墙上的挂钟敲了七下，雅各布满腹的火气也渐渐被担心所代替。女佣进来问可不可以开饭了，范克斯夫人说再等一等。雅各布又到附近的街区走了一遭，仍不见小儿子的踪影，回来说不等了，咱们先吃吧。他此时已是火气全消，只剩下了担心，但仍安慰妻子说，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吃过晚饭，雅各布打电话给他的好友和律师沙缪尔·伊托逊，沙缪尔在9点钟左右抵达范克斯府上。范克斯夫­妇­和律师讨论了一阵，又分析了一阵，沙缪尔说，该不会被锁在学校的教学楼里了吧？他们又打了几个电话。不一会儿，哈佛学校的体育老师托马斯·施格曼闻讯赶到，三个男人便一起去了学校。

学校大楼的前门已经上锁，他们又转到侧面，发现地下室的一扇窗户敞开着，就翻了进去，一面说，如果我们能够这么轻而易举地进去，里面的人也应该能够出来。话是这么说，三个人还是叫着勃比的名字，搜遍了楼上楼下，但是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范克斯家的电话铃响了。那时的电话是两件套，听筒和话筒各是各的。弗萝拉把听筒凑近耳朵，听见线的另一端一个男子的声音说找范克斯先生，弗萝拉对着话筒说范克斯先生出去了，不在。

“你们的儿子被绑架了。”那个声音说，“他现在很好。明天早晨你们会接到更多的消息。”

“你是谁？”范克斯夫人问，全身不自觉地颤抖。

“约翰逊。”

“你们想­干­什么？”范克斯夫人叫道，“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没有回答，对方已经挂断了。弗萝拉一阵晕眩，昏倒在地。

雅各布和沙缪尔回来后听说了这通电话，律师马上与电话公司联系，要求监控所有的来电。他俩在一楼的书房里争论了很久要不要报警，一直到凌晨两点，沙缪尔说他在警署里有信得过的熟人，可以告诉他们保守秘密，雅各布才同意一起去一趟市中心的警察分署。

沙缪尔的两位熟人都不在，但雅各布和沙缪尔后来还是非正式地向一位值班中士讲了大致的情况。也就是说，只在口头上说了说，没有作正式的填表登记。值班中士同意保密，答应不向任何人说起。

第二天，5月22日，上午9时许，一位名叫托尼·曼考斯基的波兰移民正沿着蜿蜒于沃夫湖畔茅草地间的一条小路，向南面的小镇赫季奇走去。托尼刚刚在玉米加工厂下了夜班，准备回家之前先到赫季奇取修理的手表。

沃夫湖地处芝加哥东南，距离市中心约15英里。湖面很大，方圆一到两英里，但与一英里外的密执安湖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沃夫湖也是两州的分界线，湖西是芝加哥所属的伊利诺伊州，湖东是印第安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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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

小路顺着湖岸拐了个弯，便是与一条水渠平行的一段。水渠连接着沃夫湖和西面的海德湖，在流到与南北走向的宾夕法尼亚单轨铁道交叉的地方，通过一个涵洞转入铁轨底下的­阴­沟。

走着走着，托尼·曼考斯基突然站下了。他以为自己花了眼，于是又踱到涵洞前细看。这时，他听见一阵哐当哐当的机械声，两辆小型巡道车正沿宾夕法尼亚铁道自北向南而来。托尼奔上铁路，用波兰语大声疾呼。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话，但他惊恐万状的神情却让车上的人明白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巡道车上的四个人是保罗·科尔夫工长和他的铁路信号工们，他们正在进行每天上午例行的巡回检查。保罗跳下车一边跟着托尼走，一边朝他指点的方向看去。

“我的上帝！”保罗叫道。

“怎么回事？”车上的人问，一面也相跟着跳下车来。

“好像有人淹死了。”死者倒栽在涵洞口的管道里，两只脚跷在外面。保罗跳进齐膝深的水中，他的同伴们和托尼一起相帮着，把尸体拖出来放到了地面上。

死者是一个男孩子，赤身­祼­体，面部和身体其他部分的肤­色­不同，已经变成了棕灰­色­。

有人从巡道车上取来一张防雨用的帆布，保罗·科尔夫吩咐他的手下把尸体抬到车上，自己则在涵洞和水渠的周围查看。他本来是想找一找有没有孩子的衣物，没有，只在地上捡到一副眼镜。

信号工们怀疑托尼·曼考斯基与死者有什么关系，于是也将他推上巡道车，一行五人——如果算上那位不明身份的死者一共是六个人——继续向南行驶。到了赫季奇，他们停下来给警察打电话，然后根据值班警员的指示，就地等候。

就在他们等着的时候，保罗·科尔夫从兜里掏出那副眼镜。那是一副在当时看来算得上很讲究的眼镜，圆形的镜片，深­色­的玳瑁框架。保罗试着把眼镜架到自己的鼻梁上，眯缝着眼儿四下里张望，觉得昏花。另一位信号工瓦尔特·尼特拿过去，见眼镜上有些泥，便从自己的工装口袋里抽出一张大手帕擦拭，然后再戴上。虽然小了点，但还合适。保罗·科尔夫说：“那你就收着吧。”

前来接收尸体的警察中有一位懂得波兰语的，他毫不费劲地记下了托尼·曼考斯基的证词。死者的头部有一些伤口，警察们问是不是从涵洞里拖出来时划破的。信号工们和保罗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警察们于是开始教训他们不该在报警之前擅自挪动尸体，破坏现场。又问还有别的什么发现吗？保罗·科尔夫想起来了，说还有一副眼镜。在哪儿？瓦尔特·尼特收着呢。

瓦尔特·尼特很不情愿地拿出眼镜。警察看了看，一面在本子上记了几个字，然后把眼镜Сhā进自己的警服口袋里。事后瓦尔特抱怨保罗说：“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有一副眼镜？”

警察们将尸体直接送到133街和休斯顿路交界处的奥利尼沙卡殡仪馆，老板的太太奥利尼沙卡夫人接待了他们。在有关文件上签完字后，警察把那副眼镜也一并交给了她，说这是死者的遗物。奥利尼沙卡夫人把眼镜放在了尸体的头边。

这时候，距离殡仪馆北面约10英里处的范克斯家门铃响了，一位邮递员送来一封特邮专递信。雅各布·范克斯匆匆撕开信封，抽出两张用打字机打成的信纸：

亲爱的先生：

时至此刻，你应该不再怀疑你的儿子已经遭绑架。首先请允许我们告诉你，他目前一切尚好而且安全。只要你能够严格地遵循我们在这封信里的指示，以及我们今后将要给你下达的其他指示，你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他会受到任何伤害。然而，倘若你在执行这些指示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哪怕只是非常些微的偏差，则我们对你的惩罚就将是他的死亡。

1.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你绝对不可以与警方或私人侦探取得联系。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那就让他们去进行自己的调查，而你绝对不可以向他们提及这封信。

2.在今天中午之前准备好1万美元，其货币单位为：面值20美元的2000，面值50美元的8000。所有钞票都必须是已经使用过的旧币。任何在赎金中夹入新币或暗作记号的企图，都将使整个交换计划流产。

3.请将赎金装在一只大号的雪茄盒子里，如果没有的话，一只比较结实的厚纸板盒子也行。盒子外面再用白纸包裹。包装纸的所有缝隙都必须用火漆封口。

4.按以上指示准备好赎金后，请于1点钟开始在家里等候。注意不要有人使用电话。

我们将向你下达进一步的行动指示。

再警告一遍，这是一笔非常严肃的交易。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在执行上述指示时出现任何误差，则我们对你的威胁就将变成实际的行动。

然而，如果你能严格按照这封信的指示办事，我们保证，在收到赎金后6小时，你的儿子将会安然无恙地回到你身边。

你的忠诚的

乔治·约翰逊

GKR

范克斯夫人弗萝拉读完信后再次昏厥。雅各布赶紧派用人去请大夫，一面又打电话给律师沙缪尔·伊托逊。沙缪尔告诉他马上去银行取钱，自己则到警署里找熟人。

范克斯先生开车到了市中心的银行，照绑匪信中的要求取了钱。后来的《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写到这一段时，加进了一些颇具戏剧­性­的描述：“年轻的银行职员惊讶地注视着眼前这位疲惫而憔悴的长者，放下手中窸窣作响的新票，伸手去取那些磨得已经毛了边的旧币。等顾客转身离去后，小职员才冲着他的背影无奈地摇摇头。”

随机目标(3)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24岁的青年记者詹姆斯·缪罗伊走进主编的办公室。“我们刚刚得到一条可靠的消息，说沙缪尔·伊托逊手里有一桩尚未报警的绑架案。”主编说：“去，把这个故事给挖出来。”

但是沙缪尔不愿意透露，说是出于人质安全的考虑。詹姆斯就赖在伊托逊事务所里软磨硬泡。等到他第一千次承诺保密之后，沙缪尔才告诉他，是范克斯家的小公子被人绑了票。

当雅各布·范克斯得知摁门铃的竟是一位记者，顿时火冒三丈。此刻，他真是恨透了这些无孔不入的包打听们，到了这种人命关天的时候，居然还敢为了编撰一条小小的消息哗众取宠，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他撵走，雅各布对用人下令道。

不多时，用人又回来了。我撵不走他，先生。他问你是让他进来和你们一起等呢，还是让他坐在马路牙子上等？他说请你想一想，假如绑匪刚好开车从这里经过，看见你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蹲着一位西装革履的家伙，会是什么结果。

这时，《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又收到了一则信息，赫季奇的沃夫湖畔发现了一名溺水而死的小男孩，年龄与勃比·范克斯相仿。更重要的是，目前尚“身份不明”。主编立时便派了另一位年轻记者阿尔文·格斯坦前往奥利尼沙卡殡仪馆调查，并很快有了消息。“从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很可能和范克斯家的小少爷是同一个孩子。”主编在电话上对阿尔文说，“詹姆斯已经进到了范克斯家里。你打电话过去，把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话再对他讲一遍，看他有什么法子能撺掇范克斯家的人亲自去殡仪馆鉴认。”

阿尔文·格斯坦把电话打到范克斯府上时，其实还不到1点钟，但雅各布·范克斯仍狠狠地瞪了詹姆斯一眼。阿尔文告诉詹姆斯，殡仪馆里的小男孩大约10岁或11岁，身高5英尺，体重100磅左右，戴玳瑁边眼镜。

抑或是根本不愿意考虑绑匪已经撕票这一令人难以接受的可能­性­，雅各布听完詹姆斯的话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不不，那不是勃比。”雅各布一口咬定。第一，勃比比那孩子大；第二，勃比没那么重。最重要的，勃比不戴眼镜。雅各布没有讲出口的话是，他不相信绑匪会在收到赎金之前对孩子下毒手，这太不合乎情理了。按照一般的常识，绑架的目的都是为了勒索。绑匪决不会愚蠢到将人质撕票后塞进一个什么涵洞里，再回过头来问家属要钱。

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绑匪没有打来电话。下午两点半，沙缪尔·伊托逊以律师的身份替雅各布做了个主，决定还是让勃比的叔叔埃得温和詹姆斯·缪罗伊一起去一趟殡仪馆：“可能不是勃比，但看看总是不妨碍的。”

3点，范克斯家里的电话铃终于响了，离得最近的沙缪尔一把抓起听筒。对方根本不问这边接电话的是何许人，开口就说：“我是约翰逊。我派了一辆出租车来接你。请在东63街1465号的药铺下车。”

沙缪尔说：“等一等，我让范克斯先生来听电话。”

“约翰逊”又将同样的内容向雅各布复述了一遍。也许是心情太紧张的缘故，雅各布挂断电话立即就忘了药铺的地址。他问沙缪尔，律师说他也没有记住号码，只有个印象仿佛是在63街上。两个人四目相对，不知该如何是好。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雅各布一把抓过了听筒，他以为是绑匪打回来的。不是，是埃得温，从殡仪馆里打来的。埃得温说他看见了那个孩子。孩子不是别人，正是勃比·范克斯。

现在，赫季奇警署面对的就不再是溺水或事故，而是一起绑架谋杀案了。爱德华·安迪逊警长马上传来托尼·曼考斯基和铁道信号工们，让他们带路直奔发现尸体的现场。安迪逊警长一路上气哼哼的，埋怨托尼他们不该把尸体从涵洞中弄出来。现如今这案子变成了一桩要案，但现场和尸体都已经面目全非，这不是存心给我们添乱吗？

涵洞四周是湖泊、树林和空旷的原野，最近的住户也在至少一英里以外。警察们以涵洞为圆心四散开来，仔细地搜寻每一寸地面，但大都空手而归。

警方的兴师动众招来了三三两两好奇的路人。办案人员乘机向他们打听，头天晚上是否有人听见什么奇怪的声响，或看到任何可疑的迹象。只有一个人说，他在半夜12点40分从福特汽车装配厂下班回家时，看见三个人沿着铁路线边走边说话，因为隔得远，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后来那三个人就在黑暗中消失了。爱德华·安迪逊警长认真地记下了那三个嫌疑分子的形体装束等，但很快便发现，这只不过是在此后的数日里，警方收到的若­干­无关线索中的第一条。

3点30分，一辆黄|­色­出租汽车停在了范克斯家门口，应声开门的女佣说，她不认为这栋房子里有谁叫了出租车。司机忙问这里是不是爱黎司路5052号？雅各布·范克斯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女佣让他稍等。不一会儿，沙缪尔·伊托逊出来了。

“是谁派你来的？”

“一位范克斯先生打电话来要的车。”

“你知道去哪儿吗？”

“范克斯先生没有讲去哪儿，只说在这个地址接他。”

沙缪尔回到书房时，雅各布正在犹豫，他是否还是应该跟着出租车走一趟？沙缪尔劝道，孩子既然已经不在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去冒这个险。再说，我们谁也不知道那个药铺的地址。

随机目标(4)

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公开化后的第一个标志，是爱黎司路5052号那幢黄砖豪宅的周围顿时记者云集。雅各布·范克斯当即代表全家人宣布，悬赏5000美元缉拿凶犯。不久，芝加哥市警署署长摩根·柯林斯也宣布，在范克斯赏金的基础上再追加1000美元。芝加哥地区两家一直较着劲的大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也在当地的两份小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和《晚间美国人》之后，先后跻身于这一焦点新闻，并分别表示愿意出资5000美元，购买有关绑匪的独家消息。

次日，芝加哥市警署和库克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在新近落成的德拉克饭店组成临时联合总指挥部，协调双方有关本案的事务。柯林斯署长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此案为“本市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恶­性­犯罪案件”，并称“我们必须而且一定会缉拿凶犯归案”。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则指定他最得力的助理，也是沙缪尔·伊托逊的侄子勃梯·克劳逊主持本案。据说勃梯在星期五下午接手此案后打电话给他的太太，简单地讲述了案情，说他今天可能会晚几个小时回家。结果，他直到十天以后方才与太太再次见面。

也是在这十天里头，芝加哥的街头巷尾，餐馆酒吧，人们对勃比·范克斯命案议论纷纷，猜测纷纷，似乎每一位芝加哥人都自有一套解释案情的理论。有人说，绑匪的目的是诈财，一般不会轻易撕票，所以勃比·范克斯应该是在作案过程中的意外死亡。也有人说，凶犯手段恶劣，显然是报复，估计当年雅各布·范克斯开当铺时得罪下了什么人物。更多的人则认为，案犯可能误杀了孩子，而后佯装绑架，布下迷魂阵以麻痹警方。还有一些人推断，作案人可能是那些在刚刚结束的­棒­球比赛中和勃比发生了争执的孩子们，他们本来只是想教训他一顿，结果失手打出了人命。

警方派出了数百人，在沃夫湖、哈佛学校及其他一些可疑地点周围展开大规模搜查，同时与各方面的专家取得联系，请他们分别对目前仅有的几件物证进行鉴定甄别。

首先是来自眼镜行业的专家们仔细查看了保罗·科尔夫在涵洞附近拾得的那副眼镜。眼镜较小，推测应该是为女人所有。两边架子的末端有被牙齿反复咀嚼的痕迹，说明眼镜的主人经常有些神经质。警方将眼镜依次送到各个店铺，请求商家们协助查阅店里的验光及售货记录，以确定该眼镜的买主。

笔迹专家们反复研究了赎金索取信信封上手书的收信人姓名地址，认为其书写者当属书写流利之辈，但为了掩人耳目，而故意将字写得歪歪扭扭的。

至于赎金索取信本身的文笔，则显示出深厚的英文功底。警方曾由此推断其作者应该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但后来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发现，在同年5月3日出版的《侦探故事》杂志上，一篇题为《绑架辛迪加》（辛迪加——syndicate，意即联合行动组织）的小说中，绑匪留给人质家属的信与范克斯家收到的赎金索取信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让警方颇费周折的是绑匪所使用的打字机。根据同一份赎金索取信上的打字样品，专家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些人断言是科罗那牌，另一些人则相信是昂德武牌。只有一点是口径一致的：那是一架手提式，而非台式打字机。最后，一位来自皇家打字机公司的工程师H·P·沙顿作出了权威­性­的结论：绑匪使用的是一台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而且，这位专家进一步指出，此人对这项工作非常生疏。“当一位熟练的打字者击键时，对所有的字母皆着力均匀。而写这封信的人，或者是对该系统不甚熟悉，或者只用了两根指头，以至于信上有的字母敲得太重，纸都快被打穿了，另一些则非常轻，让人感受到一种犹豫和不确定。”

星期五上午，《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詹姆斯·缪罗伊和阿尔文·格斯坦一起去了住在肯伍德的一户富有的家具商哈特曼家里。据警方透露的情报，哈特曼家9岁的儿子，也是哈佛学校学生的鄂尔文，是在绑架案发生之前最后看见勃比·范克斯活着的人。星期三下午，勃比从­棒­球比赛中退出后离开学校时，鄂尔文也正要回家。两个人住家的方向是相同的。小男孩记得，勃比当时就走在他前面100英尺左右。鄂尔文跟着勃比先横穿马路到了爱黎司路路西，再向南跨过48街。这时候，他看见一辆往北行驶的深蓝­色­文顿牌轿车左转进了48街。那辆车在48街调了头，回到爱黎司路，这次是朝着南面开。鄂尔文又走了几步，瞥见路边人家花圃里的郁金香开得正盛，便饶有兴味地停下来观看。等鄂尔文抬起头时，前面的勃比不见了，只有那辆深蓝­色­文顿还在继续南行。小男孩说，他既没看见勃比上车，也没看见车上有人下来，但是前后不过一分钟，勃比就消失了。

从哈特曼家出来已是中午时分，因为报社主编没有派给他们具体的任务，两位年轻记者便信步来到阿尔文的母校芝加哥大学。他们在午餐桌上遇见了阿尔文的两个熟人，《晚间美国人》报驻芝加哥大学见习记者，也是该校学生的豪尔·梅耶和理查德·洛易。

此理查德·洛易便是住在范克斯家斜对过，与范克斯家沾着远亲，而且和勃比·范克斯打过网球的那位理查德·洛易。但他的同学们不一定知道这些。理查德在大学里的赫赫名气，在于他年仅18岁，已然做了一年的研究生，一名真正的少年天才。理查德自幼聪敏过人，智力卓绝，在小学里曾连跳数级。12岁初中毕业后，进入肯伍德社区内与哈佛学校齐名的另一所名校——芝加哥大学附属中学。两年以后，便当上了芝加哥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为了逃避家庭的管教，理查德在大学三年级时转学去了位于安纳勃的密执安大学，又用两年时间修完全部大学课程，成为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毕业生。从去年秋天开始，理查德重返芝加哥大学，念欧美历史的研究生。现在又突然说厌倦了历史，准备过完暑假就去法学院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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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5)

理查德·洛易兴趣广泛，关心时事，对社会上的新闻或热门话题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他又是一位社交能手，频频参加学生中的各项活动。而且热心，肯出力跑腿儿，又舍得花钱，跟谁都能自来熟，在学生中颇有人缘。

这时候，理查德·洛易又成了四个人的中心。他的脑子里好像装了不止一个关于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的理论，他说他不以为绑匪会在药铺里和范克斯先生见面，而只会留下一些指示，让范克斯先生带着赎金去下一个地点。

“绑匪绝对不会在热闹的地方约什么人见面，”理查德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常识。”

众人首肯称是。

理查德越发兴致勃勃：“我们何不一起到63街上的几个药铺转悠转悠，看有没有哪家店里曾收到过给范克斯先生的留言。”

这正中詹姆斯和阿尔文的下怀。问题是，两位记者都没有车，理查德因为离家近，也没开车。三个人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犹疑不决的豪尔·梅耶，他今天开的是他家老爷子的车。豪尔并非对案子不感兴趣，但他的报社并没有分派他报道此案，而且，期终考试近在眉睫，他本打算利用今天下午好好地复习。再说，还下着雨。

最后，众人终于说动了豪尔。三位记者加上理查德·洛易，一行四人开车到了63街靠近密执安湖的最西端，一个叫做石岛的去处。从这里开始，由西往东，挨家调查。

在黑石路和63街的交叉处，理查德和豪尔走进西南角的一家药铺，门面上方的牌子上写着：凡德波格与罗斯，这便是这家药铺的店名了。

理查德和豪尔叫住一位正在扫地的黑人店员，问昨天下午是否曾有人打过电话来找一位范克斯先生。不错，店员马上说，一共来过两通电话，他接了第一个，坡斯·凡德波格，本店的店主兼药剂师，接了第二个。但是职工中没有叫范克斯的，他们又问了当时在店里的顾客，也没有这个范克斯先生。

理查德兴奋异常：“找到了！”他冲到车里叫来詹姆斯和阿尔文，“找到了！你们看，我说过我们能找到的。这就是经常阅读侦探小说的结果！”理查德是很迷侦探小说和犯罪文学的。

三位记者忙开了。他们给各自的报社打电话，给警方打电话，又给电话公司打电话。不幸的是，电话公司无法查找那两通电话的来源。

等警察们抵达了凡德波格与罗斯药店，四位年轻人又匆匆离去，他们要赶到位于东47街上的福尔司殡仪馆参加警方和法医们关于验尸结果的新闻发布会。星期四下午，勃比·范克斯的尸体已经移到了这里。路上，詹姆斯·缪罗伊和理查德·洛易坐在后车座，是詹姆斯提起的话头。他说我听人讲，你和范克斯家是近邻，你能不能告诉我，勃比是怎样的一个孩子？比方说，在遭人绑架时，他会不会很激烈地挣扎、反抗等等？理查德注视着窗外，想了想，头也不回地答道：“这么跟你说吧，假如我是一个凶手，假如我要想杀一个人，那么，像勃比·范克斯这样的小兔崽子就将是我的第一人选。”

根据法医们的报告，勃比·范克斯的左右额头上各有一道很深的伤口，后脑部有几处青肿。揭开头皮后发现，额头上的伤口深及骨头，后脑大面积淤血。勃比的脸和右肩以下至大腿处有数处擦伤，估计案犯曾将尸体在极粗糙的地面上拖行。至于其面部变­色­的原由，据初步鉴定，是因为被泼上了带刺激­性­的化学溶液。经解剖，尸体内部从上呼吸道以下直至肺管均已变­色­，说明勃比的死因除了头部创伤外，还有窒息。或者凶手捂住了他的嘴，或者是用手帕之类的物件勒住了咽喉处。法医们指出，被害者没有遭受其他虐待或折磨的迹象。

警方和报界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如雪片般飞来的举报和投诉。一位电话接线员称，她曾在施达特大道上见到过一位戴那种深­色­玳瑁框眼镜的女人。一名某政府机构的办事员报告说，他在星期三那天乘公共汽车从67街经过时，瞥见一辆擦身而过的灰­色­文顿牌轿车中有两个人形趴在车内的地板上。还有一位­妇­女说，是日晚上8时许，她在113街和密执安路看见了一辆灰­色­文顿，开车的是一个女人，后座上竖立放着一大捆东西。

据报道，在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发生后的一周内，芝加哥市几乎所有灰­色­文顿牌轿车的车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警察们的­骚­扰。约瑟夫·科隆不但开一辆灰­色­文顿牌轿车，而且戴玳瑁眼镜。当他第三次被警方拘捕，又第三次被无罪释放后，对聚集在警署门口的记者们愤怒地说：“今天回去以后，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车漆成红颜­色­，或­干­脆卖掉。没办法，我必须得戴眼镜。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换掉这副该死的玳瑁镜架。”“这一切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另一位灰­色­文顿车的车主阿道夫·帕裴兹则相对超然：“我早就料到了他们会找我的麻烦。”

一天夜里，警方接到的举报说，有人在芝加哥城北看见一位开灰­色­文顿牌轿车的男人，从另一辆车的司机手中取走了一台打字机。大批警探立即抄袭了那一带，并根据举报者提供的车牌号码很快抓到了嫌疑人——一位打字机修理工。

警方也收到不少后来证明是骗局的字条和信件。比如一封寄往范克斯家的匿名恐吓信，威胁要绑架他们的大女儿约瑟芬。警察们据此相信，本案的作案人真的是在报复范克斯家。

随机目标(6)

再如有人在涵洞附近扔下一张条，上书：“亲爱的警察们：赶快找到我，我有危险，赶快！”下面的落款是“勃比·范克斯”。

又如葬礼那天，范克斯夫人弗萝拉收到一束虎斑百合，Сhā在花丛中的卡片上写着“自约翰逊先生”。警方后来循踪查到了城南一家花店，店主形容那位高个儿男­性­顾客有30多岁光景，戴玳瑁眼镜。

摩根·柯林斯署长也接到过一封信：

我是绑架并杀害勃比·范克斯的案犯。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决定自杀。我非常抱歉曾­干­下了那样一桩伤天害理的勾当。

一名罪人

事后警方曾遍查当时的自杀者，没有发现任何人与该绑架谋杀案有关。

办案人员调查的重点是哈佛学校的教职员工们。很快，便有三名教员被捕，包括星期三晚上和雅各布·范克斯、沙缪尔·伊托逊一起翻墙进学校寻找勃比的体育老师托马斯·施格曼。因为勃比的脸上被泼洒了化学试剂，该校的化学老师也被列为本案嫌疑人之一。

据警方分析，作案人应该对发现尸体的沃夫湖一带比较熟悉，遂派专人走访了湖西北岸伊戈司树林的管理人，打听平时都有些什么样的人经常光顾此地。在管理人提供的名单中，有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年轻鸟禽学家，他就是住在范克斯家北面仅三个街区之遥的里奥普家的小儿子纳森。

里奥普家堪称当地的望族。纳森的父亲老纳森曾经营过大湖区船运业，还在新墨西哥州的矿业和密执安州的冶铜业中占有不小的股份。后因在一场商业官司中败诉，倾其家产盘下了当时已颇具规模的莫利斯纸坊。纳森的一位舅舅位居伊利诺伊州银行家协会主席，另一位舅舅是犹太人联合慈善会的创始人。里奥普家还有两位有名的姑父，其中之一因曾在23岁时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银行而蜚声金融界，另一位是内陆钢铁公司的继承人。

纳森·里奥普是家里三个儿子中最年幼者，现年19岁。因为里奥普夫人弗萝伦丝体弱多病，在怀孕期间一直卧床不起，纳森从一生下来体质就差，但人却是少见的聪明。据他的婴儿日志记载，纳森四个月即开口说话，长大以后也是语言方面的天才，十几岁就已经掌握了15种外语，包括一些很冷僻的语言，如古希腊语、拉丁语、夏威夷土语、梵语等等。除了英语之外，他至少还可以用5种不同的语言流利自如地与人对话。纳森小时候上的也是哈佛学校，其间跳过两级，15岁便进入芝加哥大学。后来曾转学密执安大学安纳勃分校就学一年，而后又回到芝大。纳森只用了三年时间便修完全部大学课程，现在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准备秋季开学以后，即去东部的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

纳森的两位哥哥均比他年长10岁左右。纳森自幼­性­格孤僻，又因多病而少运动，便对昆虫及鸟类生出了兴趣。数年下来，收集制作的各种鸟类标本占据了里奥普家三楼的一大间屋子，他本人也因对该学科颇有研究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年轻鸟禽学家，经常利用课余和周末参加鸟禽学者们的各种活动，其中之一，便是带领上自然科学课的中学生们到野外观察鸟类。

星期天，5月25日，上午11点，两名警员来到里奥普家时，纳森还没起床。经用人通报，纳森穿着睡袍走进了客厅。“不错，我经常去沃夫湖一带打鸟，因为我持有市政府特批的许可证。”纳森说，“但是我现在不能跟你们去警署，我约了12点和女朋友一起吃午饭。”

警员们保证时间不会很长，中午以前一定将他送回来。

在警署的办公室里，托马斯·沃尔菲上尉很客气地询问纳森·里奥普是否戴眼镜，纳森说他偶尔戴，沃尔菲上尉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又问他是否还知道别的经常去沃夫湖的人，尤其是戴眼镜者。纳森讲了几个名字，然后执笔书写了如下的证词：

在过去的六年中，我经常去108街和F路（即沃夫湖附近——笔者注）一带，今年一共去过五六次，最近的两次是5月17日星期六和5月18日星期天。5月17日那天，我和乔治·路易斯开车穿过树林，然后沿沃夫湖东岸向南，一直到126街，再返回。我们在2点半左右到达，5点钟左右离开。

星期天，5月18日，看完鸟后，我和西尼·斯坦、乔治·路易斯开车沿公路穿过树林，直到沃夫湖和海德湖之间的梅斯棚房，那时是6点30分或6点45分。然后向东步行到冰屋，再折转到铁道，于7点20分或7点30分时原路返回。

所有这些旅行的目的都是为了观察鸟类。

四天之后，5月29日，星期四，又有两名警探到里奥普府上要求见纳森。这一次，是库克地区检察长罗伯特·科罗派来的人。

当初向各路兵马分派任务时，罗伯特·科罗让他的另一名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负责查找那副玳瑁眼镜的来源。约瑟夫带着眼镜遍访各商家，奥蒙·珂宜光学公司很容易地认出该眼镜是他们的产品，因为镜片的角上有一个小小的不甚明显的菱形标志。

这副眼镜的处方或度数是十分常见的，玳瑁框架在那时亦比较普遍。它的唯一独特之处在于，连接镜框和镜架的折叶，或绞链，是纽约布鲁克林巴博瑙光学公司的产品，而奥蒙·珂宜是巴博瑙在芝加哥地区的独家代理商。

随机目标(7)

奥蒙·珂宜公司在瓦芭希北街分店的经理嘉可夫·温司顿逐张查阅了全公司的共计54万份出货记录，发现只有三副眼镜用的是巴博瑙光学公司出品的框架折叶。第一副卖给了一名律师。警方调查的结果，此人正在欧洲出差，离开芝加哥已经四周有余。在1924年，欧洲与美洲之间尚无空中航线，来往皆靠海路。第二位买主是一位年过五旬的老­妇­人。第三张单子上的名字便是这位纳森·里奥普，日期：1923年11月，价格：1150美元。据给纳森·里奥普验光的眼科大夫阿米尔·杜思齐后来说，纳森当时主诉的症状是视力疲劳诱发的偏头痛，杜思齐大夫遂为他配了这副眼镜，在阅读时使用。

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并不知道托马斯·沃尔菲上尉已经在星期天找纳森·里奥普谈过话。两位警探于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到达里奥普家时，纳森已穿戴整齐正准备出门，他应该在3点钟带芝加哥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们到野外上鸟类观察课。警探们说，那课恐怕得往后延一延了，仍是非常客气又不容商量地要求纳森马上给学校打电话告假。看得出来纳森很不乐意，但还是照办了。

警探们问纳森是否戴眼镜，纳森说他曾经戴过，但已经好久不戴了。

“是丢了吗？”警探们问。

“不是。”

“那眼镜在你身上吗？”

“不在，但我肯定是在家里的某个地方。”

警探们便也不再往下追问了。

考虑到纳森·里奥普的家庭背景——里奥普家族的任何一丁点儿小事都会被炒成社会新闻，更何况是由警方出面向其家族中人调查一桩要案了——科罗检察长决定把谈话的地点改在拉撒尔酒店，以避开无处不在的记者们。

科罗检察长拿出那副在现场发现的玳瑁眼镜，问纳森这是不是他的。“看起来很像我的那副，”小伙子说，“假如我不知道我的眼镜就在家里，很可能会把这一副误当作是我的了。”

“你的眼镜在家里吗？”

“是的。”

科罗检察长又问了一些问题，看看实在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决定，还是让纳森把他的那副眼镜找出来，这样大家就都没话可说了。

科罗检察长派了三名警探跟着纳森回去，应声开门的是里奥普家的大儿子、29岁的迈克。迈克听弟弟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兄弟俩便开始找眼镜。到后来，家里所有的人连同三名警探全都过来帮忙，但那副眼镜还是不知去向。迈克于是说：“他们发现尸体的那一片，不就是你们经常去看鸟的地方吗？也许你不小心把眼镜丢在那里了。”

纳森说完全可能。

迈克建议应该与律师联系，他提到沙缪尔·伊托逊。沙缪尔也住在肯伍德，和里奥普家很熟。他是看着纳森从小长大的。

沙缪尔正在范克斯府上。迈克与他电话联系后，便带着纳森和三名警探一起去了。纳森说他此前从没来过范克斯家，也不认识他们家的勃比，今天是第一次见到范克斯先生。

沙缪尔·伊托逊显然不认为纳森·里奥普会和那起绑架谋杀案有关，但“这件事情必须尽快澄清”，他对里奥普兄弟说，然后告诉三位警探，他今后将会以律师的身份过问此事，“请转告科罗先生，如果他要采取任何行动，请事先通知我。”

迈克陪着众警探和弟弟一起回到拉撒尔酒店。办案人员们继续盘问纳森，迈克则始终等在休息室里。

现在，纳森已经不否认铁道信号工长保罗·科尔夫在涵洞旁捡到的就是他的眼镜。他又重复了一遍星期天对托马斯·沃尔菲上尉说过的那些话，他曾在绑架谋杀案发生前三天到过沃夫湖附近，只不过讲得更加详细罢了。

警探们问，既然你有好几个月都不戴眼镜了，为什么还随身带着它？纳森说，我就是懒，眼镜放进衣兜里就随它去了，再不会想到要把它拿出来收好。假如这套西服要送出去­干­洗，我或许会记得把它取出来。但是像这种在野外粗穿的衣服，有时候一年半载也难得洗一次。

警探们问：“你记不记得是怎样丢掉眼镜的？”纳森说，可能在他绊跤的时候，眼镜便从胸前的衣袋里掉出来了。

“你什么时候绊的跤？”警探们追问道，“星期六还是星期天？”

“一般来讲，我的记忆力是不错的。”纳森答曰，“但是我确实记不起是星期六或星期天在他们捡到眼镜的那个地方摔的跤，不过算来应该是星期六。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讲过的吗？那天我们看见了三只费拉尔鸟，我想打下一只来做标本，所以换上了橡胶靴子。那双靴子又大又笨重，而且不合脚，故而跌倒的可能­性­比较大。”

警探们把眼镜递给纳森，请他揣进胸前的衣袋里，示范他是如何跌倒，眼镜又是如何掉出来的。纳森往前一扑，双手撑地，眼镜并没有掉出来。又试了几遍其他的姿势，还是掉不出来。

警探们让纳森将外套脱掉，放在地上，再倒提着捡起来。这一次，眼镜掉在了地毯上。

但这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纳森·里奥普完全可能是在与绑架谋杀案毫无关系的一次野外活动中丢失了眼镜。也就是说，办案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查的结果，只是否定了他们手里仅有的一件现场物证。

也许是不甘心吧，几位警探并没有就此放纳森走人，而是开始了进一步的盘查，询问他案发当日，即5月21日，星期三，从下午到晚上的全部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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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8)

纳森先说他记不清了。那只不过是寻寻常常的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再说这段时间一直忙于应付考试，实在是难以记起那一天的每时每刻自己都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或和什么人在一起。

警探们不着急，他们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耐心。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好好回忆回忆，他们启发道，那一天并不是那么久远，才刚刚过去八天，也就一个星期多一点儿。要不咱们再从头开始，想一想星期三你都上了些什么课，再一点一点地往后捋，这就比较容易了吧。

纳森面现难­色­，他说他其实是记得的。如果只是他一个人的事也就罢了，他早招了，但是因为涉及到了另外一个人，他总不好出卖朋友吧。

那个人是理查德·洛易。

纳森·里奥普说，星期三下午没课，他和理查德先在费尔茨烧烤店吃了午饭，然后开着纳森的红­色­威利骑士牌轿车去林肯公园看鸟，顺路买了一瓶杜松子酒和一瓶威士忌。他们喝得很高兴，但是谁也不曾醉。理查德的父亲是不允许他喝酒的，他怕家里人从他的气息中闻出了酒味，决定吃了晚饭再回去，两个好朋友便一起去了爱黎司路和53街交界处的椰子园餐厅。晚饭以后，两个人又沿着63街兜风，想找两个“没事可­干­的姑娘”玩玩，很快就找到了。他们叫了两个女孩子上车，一路开到杰克逊公园。“我们在公园里找地方坐下来喝酒。但是没和那两个姑娘谈成，她们很不上道，我们就打发她们走了，然后我们也各自回家了。”

警察们开始就这一段话细细地盘问。那两个女孩儿叫什么名字？纳森说一个叫爱德娜，一个叫梅怡，但是不知道她们的姓。长得什么样？20岁左右，个儿不高。你们具体是在什么地点诳她们上车的？什么时间？姑娘们说她们可以跟你们走多远？你们接吻了吗？她们在什么地方和你们分的手？什么时间？你们到过林肯公园里的哪些去处？看见了什么样的鸟？晚饭吃了些什么？喝了些什么？你和洛易先生又是什么时候分手的？你送他到家是什么时间？你自己是几时到家的？当时家里都有谁？那两个姑娘叫什么来着，你能不能再说一遍？你肯定她们没有提起她们姓什么？……

周而复始的问题，越来越详尽也越来越广泛的问题。纳森表现得非常合作，回答了警探们关于他的家世，他的经历，他的业余爱好，他的朋友熟人等等的询问，以及——

不错，我有一台打字机，汉梦德牌，多功能的，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当然，那是台式的。多年前曾经有一台手提式的，科罗那牌。在那之前还有过一台奥利弗牌的。我打字非常熟练。是的，我完全可以打出那封赎金索取信来。

是的，我在报纸上读到了那封赎金索取信，文笔相当不错。但不一定非得是大学生，有的高中生也可能写出那样漂亮的文章来。你是问我吗？毫无疑问，我也能写出类似的信。不错，我注意到作者使用了一些法学术语，但那并不能说明他在这方面有多丰厚的学问。

不，我并不认识勃比·范克斯，但听说过他的家庭。勃比这孩子大概不喜欢鸟，否则我会认识他的。哈佛学校对鸟类感兴趣的学生都上过我的课。

不错，我同意你们的观点，绑匪应该对那一带很熟悉，否则不会黑灯瞎地还能找到那个涵洞。

是的，我在报纸上看见了眼镜的照片，但在今天以前，丝毫不曾想过那会是我的眼镜。

…………

夜深了，警探们改变战术，轮番问话，一个人在里面问，两个人在外面歇着，只有纳森·里奥普毫无倦意。警察们背地里议论说，看来做学问的人都是夜猫子，越到晚上越­精­神。

检察长罗伯特·科罗一直没有露面，但也一直没有离开拉撒尔酒店。他在另一间屋子里坐镇指挥。

当纳森·里奥普提到他的汉梦德牌多功能打字机时，科罗检察长马上派人和迈克·里奥普一起回到里奥普家，不但取来了打字机，还顺带进行了一番搜查。在三楼纳森的鸟类标本室里，办案人员找到了一大罐乙醚——一种强效麻醉剂，一瓶士的宁和一瓶砒霜。尽管都是些带刺激­性­的有毒化学物品，但说到底，也是鸟类研究者的必备工具，很难讲就一定与绑架撕票案有关。在纳森书房的书架上，有一本罗伯特·史蒂文森写的小说《人质》。侦探们还拿走了几张纳森的打字样品和书写样品，以及一只有奥蒙·珂宜光学公司标记的皮革眼镜盒。在纳森的红­色­威利骑士牌轿车中，他们发现了一团用绳子捆绑得很结实的报纸和几张列车时刻表。

在此之前，科罗检察长还派人“请”来了理查德·洛易，由检察长本人亲自问话。

5月30日，星期五。《晚间美国人》报记者豪尔·梅耶在早晨7点钟被电话铃吵醒，主编命令他马上去洛易家——赶快！自从上次在凡德波格与罗斯药店成功地查找出绑匪打给范克斯先生的电话后，报社便派了豪尔报道本案。这样的殊荣并不是每一名见习记者都能享受到的。

豪尔到达洛易家时，正巧看见理查德从马蒙斯牌警车上下来。“嘿，豪尔，”理查德仍一如往常般地打着招呼，“你知道的，我一直想坐一坐马蒙斯，今天总算是如愿以偿了。”

警察们是带着搜查令来的。豪尔以记者特有的本事，缠上了一位穿中士警服的汉子。“这两个孩子麻烦大了，”中士说，“他们讲的故事全都对不上号。”中士告诉豪尔，理查德说，他在星期三下午吃过晚饭就跟纳森拜拜了。但是纳森说，他们还在一起找了两个妓汝。

随机目标(9)

以豪尔的看法，这正好就是他这两位朋友各自的作风。纳森·里奥普比较老实，有什么说什么，而理查德·洛易喜欢讲究点绅士派头，不屑跟人谈起细节。但最关键的是，豪尔了解纳森和理查德，他相信他的朋友们是无辜的。

豪尔立即驱车前往市中心。这时候，纳森·里奥普已经被带到了地区检察长办公室。警探们允许豪尔与纳森见面。豪尔告诉他的朋友，理查德想不起来星期三晚上发生的事了。纳森说，你就对他说，我已经把两个女孩子的事都招了，他自会明白的。

警方搜查完毕洛易家后，把理查德带到了警察总署。豪尔很下了一番功夫，通过他父亲在警署里的熟人才总算见到了理查德。果然，理查德明白纳森的意思。现在，两个人的供词基本一致了。

与此同时，另外两名记者，《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詹姆斯·缪罗伊和阿尔文·格斯坦也在展开他们自己的调查。

他们打听到纳森·里奥普参加了一个法学院研究生们自发组成的研讨会，每周一次的聚会基本上都是在里奥普家纳森的书房里。因为纳森打字熟练，又是少数几位拥有自己的打字机者之一，所以由他当场或事后打出每周的简报分发给大家。

星期五上午9点半，阿尔文找到该研讨会的一名成员亚诺得·马尔门。不错，亚诺得说，每次我们聚会时，纳森都坐在他的书桌前，用汉梦德牌打字机作记录。亚诺得很爽快地找出几份简报，阿尔文随手翻了翻，发现其中几页的字体跟别的不一样。亚诺得说，那是2月初的一次，因为需要查阅一些参考资料，所以将聚会的地点临时改在学校图书馆一楼。亚诺得记得纳森当时坐在窗户旁的卡片桌前，用的是一台手提式打字机。

阿尔文几乎压抑不住他的兴奋，立刻通过报社将此线索报告给了检察长办公室。经皇家打字机公司的H·P·沙顿工程师鉴定，研讨会2月初的简报与赎金索取信确实出自同一台打字机。例如两者的字母t，上半部都打得比较重，下半部比较轻，字母m略带倾斜，而字母i则有些扭曲。沙顿工程师解释说，打字机上的每一个键也和人的手指一样，是有“指纹”的。

但是纳森·里奥普拒不承认那是他的打字机，推说一定是另一位研讨会成员带去图书馆的。向其他聚会者调查的结果，谁也不清楚那台手提式打字机究竟是谁的。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再次派人到里奥普家搜查，警探们无功而归。

已经到了星期五晚上9点，办案人员们尽皆垂头丧气。凭着多年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两个孩子一定有问题，然而，几乎所有的证据都站不住脚。眼镜确实是纳森·里奥普的，但他的沃夫湖之行完全可能和案子毫无关系。可以肯定纳森曾经使用过与绑匪同样的打字机，但那台机器又踪影全无。

罗伯特·科罗将他的全班人马召进办公室：“我们得让这两个孩子回家，”他说，“他们的家庭都非常富有，可以请到最好的律师。所以如果我们拿不出像样的证据，就只能放人。”检察长将扣留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的时限定在是夜12点整，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不管这两个孩子是否在我们手里，调查工作还是可以继续进行的嘛。”

这时候，助理检察长勃梯·克劳逊说话了：“我想找里奥普家的司机谈谈。”

“为什么？”罗伯特·科罗问。

“不知道，就是想和他谈谈。”

勃梯派了一名警员去里奥普家请司机史万·英格伦，然后又埋头于其他工作，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直到时近午夜，扣押嫌疑人的期限将至，才又想起这茬儿来。一名警员说：“英格伦先生已经坐在外面等了两个钟头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助理检察长开门见山，问史万·英格伦是否还记得一个星期前的5月21日，星期三，下午发生的事，里奥普家的司机说他记得很清楚。那天午饭后，纳森开车回家时，把他的红­色­威利骑士牌直接停进了车库。纳森对史万说，车闸踩着不舒服，每次刹车都吱嘎作响，要史万给拾掇拾掇。

“所以，他们等你修好了闸，才又开车出去的，是吗？”勃梯·克劳逊问。

“哦，不是。”司机说，“我修了整整一下午。他们开的是另一辆车。”

助理检察长立时双目圆睁。纳森和理查德说，他们那天是开着纳森的威利骑士轿车接走了两位姑娘，但眼前这位司机说，那辆车根本就停在自家的车库里！“你确定没有记错日子？”

“不会错的。那天我太太带孩子去看过大夫，因为他着了凉。”

“你能证明确实是21日吗？”

“我想，我们有大夫的处方。”

英格伦太太在电话上证实，处方上的日期是5月21日。

“他妈的！总算逮住他们了！”科罗检察长听完勃梯·克劳逊的汇报，狠狠地骂了一句。

正在分别审问纳森和理查德的办案人员被叫了出来。几分钟后，当他们再次出现在两名嫌疑人面前时，神情和口气都大变。

警察们对理查德·洛易说，别再跟我们装蒜了，你要是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就赶紧招了吧。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并没有去什么林肯公园看鸟，也没有带着两位姑娘去什么杰克逊公园。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两位姑娘，只有一个小男孩，勃比·范克斯。你们为自己提供的那些不在现场的证明全是谎言，因为那天下午，纳森的红­色­威利骑士牌轿车一直停在他们家的车库里。

随机目标(10)

理查德皱了皱眉头：“谁说的？”

“英格伦。”

刹那间，理查德的脸­色­变成了死灰。他身子往后一仰，倒在椅背上，嘴­唇­动了动，却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警探递过来一杯水，理查德一饮而尽：“我的上帝！他是那样说的吗？”

“是的。”

“混蛋！”

理查德要了一支烟。警探们看得出来，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很难准确地将香烟送到两­唇­之间。半晌，理查德才说，他想见科罗检察长，现在就见。

那时是5月31日，星期六，凌晨1点40分。

凌晨4点，科罗检察长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同样的问话在这里却进行得不太顺利，纳森·里奥普坚称是史万·英格伦搞错了。“我当然记得请他修理车闸的事，但那绝对不是5月21日。”处方签？处方签又能证明什么？

科罗检察长说：“你还是从实招来吧，你的朋友已经都说了。”

纳森笑道：“你当我就那么傻，会相信这种骗小孩子的鬼话？再说，我有什么可招的？”

罗伯特·科罗也笑了。他摘下厚如瓶底的深度近视眼镜，掏出一张手帕仔细地擦拭，而后戴上，目光透过镜片牢牢地盯住纳森：“让我来告诉你有什么可招的。比如说，你们在租车公司租了另外一辆威利骑士，因为你的那辆太红，太招眼儿。比如说，你们用伪造的名字在默尔逊饭店登记住宿。再比如说，你们将车停在茵葛塞路，坐等乔尼·乐文森独自一人回家……你的朋友说了，整个案子都是你一手策划的，勃比·范克斯也是你亲手杀死的。”

纳森·里奥普脸红了，因为愤怒，因为绝望，也因为不知所措。他摁灭一支刚点的香烟，随即又点燃了另一支。他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听着检察长娓娓道出他和他的同案人曾拼命想要保守的秘密。

终于，纳森·里奥普放弃了他最后的那道心理防线。他从凌晨4点20分开始交代，讲了整整一个小时。

理查德·洛易说，至少两个月之前，他们就着手准备这桩绑架谋杀案了。纳森·里奥普说，不对，其实早在去年11月就已经开始策划了。不过两个人的口供中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两位“少年天才”打算联手实施一桩令警方束手无策、永远都不可能破案，而又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大轰动的“完美犯罪”（Perfect Crime）。金钱并不是他们的目的，甚至杀人本身也不是他们的目的。赎金也好，人质也罢，都不过是部署在他们棋盘上的一颗小小的棋子。他们对待这次血腥行动的态度其实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游戏，或者用纳森的话说，设计一套­精­确的化学实验。仅只是那些夜深人静之时，孤灯双影之下的讨论、争执、筹划、安排等等，就足以令他们眉飞­色­舞，兴奋不已了。

纳森和理查德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挑选谁来作为他们的受害者。经过若­干­讨论，他们逐渐拟就了被害人的条件：家庭非常富有，有能力支付大笔的赎金；与他们相识，能够轻而易举地被诱入圈套。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准备好了要撕票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留下一个能认出他们的活口。

他们曾经想过绑架他们的一位父亲，后来之所以摈弃了这一方案，并非有碍于亲情，而是考虑到案发之后，作为“受害者家属”，自己有可能会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故而行动不便，无法继续索取赎金。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否决了绑架理查德9岁的小弟弟托米的计划。

纳森曾提到物­色­一个女孩，在灭口之前，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士兵弓虽暴手无寸铁的法国姑娘那样­奸­污她。可是理查德说不行，因为女孩子们被家人看管得比较严。

他们一度选中了狄克·拉贝尔，不过狄克的父亲非常小气，不一定肯拿出赎金来。他们又考虑过汉林·巴克曼，此人曾造谣说纳森和理查德在搞同­性­恋，杀了他可以解气。但是汉林人高马大，只有一米七三的纳森和刚刚一米八的理查德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比较保险的做法，当然就是绑架一个小孩了。两名案犯提出并深入地研究过不下十名候选人，鄂尔文·哈特曼，乔尼·乐文森等大富翁的子孙们都在此列。最后他们决定，暂不敲定绑架的对象，而是届时见机行事。或者，用他们自己独创的语言：“让被害人自己挑选自己”，“看谁会在最后的一分钟撞到我们的枪口上”。他们需要做的，只是预先确定作案的时间——5月21日下午，和地点——哈佛学校附近。到时候谁是更容易、更方便的目标，谁就是他们的人质。

“所以，”检察长罗伯特·科罗问，“在你们以往的讨论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勃比·范克斯？”

“没有，”纳森答，“也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绑架勃比·范克斯的？”

“就在我们看见他的那一刻——一个完全随机的选择，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

如何获取赎金是他们遇到的第二个难题。两名案犯说，他们曾构思过不下几十种方案，但各有各的美中不足之处。最后敲定的，是让人质的父亲在列车经过某一指定地点时，将装有赎金的盒子从车上扔下来。

为此，纳森和理查德曾在那年年初花了好几个下午，沿着市外的铁道线徒步选点，但后来还是决定在市内进行，以便于迅速隐身。他们看好的地点是位于城南74街的冠军制造公司，一幢地处伊利诺伊中心铁路路东的红砖大厂房。

随机目标(11)

他们用绳子将报纸捆扎成模拟的赎金盒子形状，那便是警探们在纳森的车中看见的报纸团，然后由理查德从火车尾部的平台上扔下，纳森捡到后，再开车到下一站接他的朋友。经反复踩点，他们拟定让人质的父亲在列车经过红砖厂房后数到五，如此一来，盒子将会落在一个相对偏僻却又离74街较近的地方，因而能够尽快地驾车潜逃。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防止对方报警。如果人质的父亲过早地得知赎金的最后交接点，则可能事先通知警方埋伏在那一带。两名案犯设计的程序是，先让那个人到63街的药铺里等电话，电话将指示他在某个垃圾桶找到一只用胶布粘在桶盖底面的信封，再根据信上的指示到火车站的某个电话亭等候。这最后一个电话的钟点必须掐得恰到好处，只给对方留出几分钟的时间，刚好可以赶上某一趟指定的列车。电话还将吩咐他在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找到一张写明如何扔赎金盒子的字条。届时纳森和理查德将会先在一定的距离以外通过望远镜监视和观察，以确保安全。

因为已经打算杀人灭口，如何处理尸体，且又不会在短时间内被人发现并验明身份，是纳森和理查德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那年初春，纳森曾开车带理查德去过沃夫湖畔，他们本来可以在那片人迹罕至之处的随便什么地方挖一个坑将尸体掩埋起来，但或许因为两位阔少爷太懒惰，他们最后选中了涵洞。

还有一个问题是绑架用的车辆。他们当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自己的车，而且纳森的那辆威利骑士太红，太引人注目；理查德不久前刚出过一次车祸，他的车现在还躺在修车铺里。两个人曾考虑过偷一辆车，又觉得风险太大，本身就可能招来警察，所以租车便成了最好的选择。

1924年5月7日，星期三，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发生前两周，两名案犯开车到芝加哥市中心的默尔逊饭店。纳森等在车里，理查德手提一只塞满书籍的旅行箱，用蒙顿·巴拉德的名字登记住宿。下午，两个人来到海德公园州立银行，这次是理查德等在车里，纳森进去用100美元和蒙顿·巴拉德的名字开了一个账户，地址一栏写着“默尔逊饭店”。而后，理查德从同一银行自己的账号上取出400美元现金，两个人再回到默尔逊饭店退房间，并吩咐前台的工作人员说，如有蒙顿·巴拉德先生的信函请替他收好了。

两天后，5月9日，星期五上午，纳森来到位于密执安路的租车公司。他自称蒙顿·巴拉德，某制造商家的推销员，住默尔逊饭店，在海德公园州立银行有一个账户。他想租一辆车，可以先交预付金若­干­。当店员要求顾客提供证明人时，纳森给了他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号码，他知道，理查德正在电话亭里等候。

店员微笑着挂断电话，问纳森是要一辆福特，租金每英里15美分，还是要一辆威利骑士，租金每英里17美分？纳森要了一辆威利骑士，并且很爽快地放下50美元预付金。

当天下午，纳森还回威利骑士时，计程器上显示一共只开了9英里。店员找补给他40多美元的退款，告诉他公司将会尽快把租车卡按照他所填写的地址寄到默尔逊饭店，下次巴拉德先生再要租车时就可以凭卡直接办理，而无需提供任何证明。

接下来要做的，是准备各类信件：寄给人质家属的，贴在垃圾桶上的和放在列车车厢里的。然后，纳森在他的书房里用一台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将书信一一打好待用。

检察长罗伯特·科罗又问了一遍：“你们在什么时候写的那封信？”他指的是寄到范克斯家的那一封。

“案发以前四五天。”纳森答。

“所以，你们当时并不知道谁将是收信人？”

“不知道，只有‘亲爱的先生’。”

转眼到了5月21日，他们计划中的“Big Day（重大日子）”。上午11点下课后，两个人开着纳森的车去了租车公司。他们在几个街区之外停住，理查德留在车里，纳森步行过去。10分钟后，当纳森开着新租来的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经过时，理查德很默契地跟了上去。他们先到35街的克莱摩餐馆吃过午饭，又在附近的商店里买来绳子和盐酸。然后，纳森换回到自己车里，理查德则放下深蓝­色­威利骑士的窗帘。两辆车一前一后驶进里奥普家的大铁门后，纳森把他的那辆红­色­威利骑士交给了史万·英格伦。

纳森和理查德带上早已备好的其他作案用品，开车到杰克逊公园等待学生们放学。在理查德的供词中，他说这时候，纳森用胶布缠好了凿子的刃口。纳森说不对，是理查德缠的。

2点30分，两个人回到哈佛学校附近，在茵葛塞路泊了车。茵葛塞路和哈佛学校中间还隔着一个街区，理查德下车穿过一条小路，走近学校的­操­场，很多孩子放学后都要在那里滞留玩耍。其间，理查德至少和三个人说过话：乔尼·乐文森、一名教员J·T·塞思、和他的小弟弟托米。不久，他听见纳森在街对面吹口哨，意思是要他回去。差不多同时，初中学生的­棒­球比赛开始了，乔尼·乐文森和别的小小孩们被逐出了­操­场，转移到49街一片空地上开始了自己的­棒­球游戏。

纳森认为理查德在学校­操­场呆久了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遂自告奋勇回家取来看鸟用的望远镜，以便于远距离观察。理查德则利用纳森离去这段时间，踱进哈佛学校教学楼对面的小商店，在电话黄页上查找到了乐文森家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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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2)

乐文森家住在两英里开外的40街和湖园路一带，其父是一位著名的律师。9岁的乔尼和洛易家的小儿子托米同上四年级，不久前还去过洛易家参加托米的生日派对。理查德估计，乔尼可能会愿意有人主动开车送他回家的，便顺手在小商店里买了两包泡泡糖。

纳森带着望远镜和理查德会合后，又开车到了49街的空地附近，在茵葛塞路找到一个视野不错的地方停下来，通过望远镜看乔尼们玩球，一边试图从孩子们中挑选其他可能的绑架对象。但最后还是觉得，乔尼·乐文森是他们中间最理想的目标。

大约4点30分，小朋友们还在继续打­棒­球，乔尼和几个孩子结伴而去，而且一去不回。两名案犯等了一会儿，觉得不对，便开车寻找乔尼。他们先在周边的街区转了一圈，又开车到了乐文森家门口，但哪儿哪儿都没有乔尼的影子。

此刻已经是5点刚过，临近吃晚饭的时间。如果纳森和理查德不能尽快地物­色­到一个绑架的对象，并尽快地下手，就只能等到下一次了。而且，天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次。两个人开着车——关于本案的一个重大疑团，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从这以后到底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在开车——沿格林坞路南行，在49街处右拐至爱黎司路，再右拐。这时候，目标出现了。

理查德·洛易的供词：

我们瞥见勃比·范克斯在爱黎司路路西的人行道上朝南走着。我们经过他的时候，他刚穿过48街。我们也转进48街，将车掉了个头。

纳森·里奥普的供词：

我们再回到爱黎司路时，发现勃比已经和后面的那个行人拉开了距离，快到49街了。我们在那里将他骗上了车。

勃比·范克斯身后的行人就是9岁的鄂尔文·哈特曼。在此之前，他的名字曾不止一次地被两名案犯提出来讨论过。抑或是匆忙之间他们没有认出他来，抑或是他们认为勃比比鄂尔文更合适作为人质。总之，两名案犯开车经过了正在路旁看郁金香花的小男孩，迫不及待地向他们的受害者逼了过去。

纳森·里奥普的供词：

理查德认识勃比，就叫他过来。……勃比来到车旁，理查德给我们俩作了介绍。理查德说想请他帮个忙。……理查德说，你上车来，我想问你网球拍的事。等他上来后，我就开车沿爱黎司路往南到了50街。理查德问勃比，愿意跟我们转一会儿吗？勃比说没问题。等车一拐过了50街，理查德就用左手捂了勃比的嘴，右手­操­起凿子，在勃比的头上连戳几下。

理查德·洛易的供词：

我当时开着车，纳森坐在后面。我沿爱黎司路往南，和勃比平行。我停车打开车门，对勃比说我可以送他回家，勃比说不用。他正要走开，我又说，我想问你网球拍的事，他就上来了。我开到50街，向东刚一拐弯，纳森就捂住勃比的嘴，用拳头猛击他的头部。

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理查德又补充了几句：“我们最早的计划是用乙醚将他窒息而死，这个点子是纳森想出来的，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他说这种方法快捷简便，又不会留下血迹等等。……我是不懂这些化学的劳什子，但是他懂，对不对？所以你们看，应该是他坐在后座充当刽子手的角­色­。”不过，这对凶犯最终放弃了使用乙醚，而改用绳子勒扼。

在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里，勃比·范克斯顿时鲜血满面，而且昏迷不醒，或已经死亡。他被拖到了车后座，嘴里塞进一大团布团，“一直塞到了喉咙”。因为勃比一动不动，案犯们便没有如事前策划好的，再用绳子勒他。勃比被放倒在地板上，纳森或理查德，继续驱车南行。他们越过州界，抵达印第安纳州境内，停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去处，开始动手扒掉勃比的衣服，为的是不在尸身上留下任何可资辨认其身份的证据。在离开那里之前，两名案犯将勃比的部分衣物，鞋、皮带等等，东一件西一件地随手撒落在四周的荒野里。

此时天­色­尚早，或者说，夜幕尚未降临。纳森和理查德漫无目的地驾着车消磨时间。其间，他们停下来买了几个热狗充作晚餐。

直到天黑透了，两个人才顺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泞小路，开车到了沃夫湖畔。按照预先的计划，用一条毯子裹好尸体，连抬带拖地搬到涵洞处。再将毯子拿掉，在死者的脸上泼了盐酸。纳森换上他那双不合脚的橡胶靴子跳进水渠里。两名案犯齐心协力，把尸体塞进了涵洞中。然后，就着渠水将自己稍事清洗了一番，把所有的物件收进毯子包好，再不慌不忙地离开现场。

纳森回忆说，在此过程中的某一刻，很可能是跳进水渠以前，他曾脱掉外套放在地上。后来收拾现场的时候，理查德将外套倒提着拎起来。估计就在那当儿，眼镜从左胸的口袋里掉了出来。但是理查德说不是他，是纳森自己捡起的外套。

返回的路上，他们先在某商店停下，纳森需要给家里打电话。里奥普先生对儿子说，他的姑姑和姑父正在家里等着他开车送他们回家，纳森答应将尽快赶到。到了下一家商店，两个人从电话黄页上查出范克斯家的地址，当即抄写在赎金索取信的信封上。后来路过一个邮筒时，将这只注明“特邮专递”并已贴足邮资的信封投了进去。然后又根据从黄页上抄下的电话号码，从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到范克斯家。这就是范克斯夫人弗萝拉接到的那通令她晕眩倒地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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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3)

纳森和理查德先去了洛易家，在地下室的壁炉里焚烧掉勃比·范克斯的衣物等。他们本来也打算烧掉那条毯子，但是太大了，塞不进壁炉，又担心烧起来味儿太重，遂将它暂时藏进了园子中温室后面的灌木丛里。两名案犯再用肥皂和水粗粗冲洗了一遍车里的血迹，然后开车到里奥普家。纳森从车库里开出史万·英格伦已经拾掇好了的红­色­威利骑士牌轿车，送姑姑和姑父回家。回来后在客厅里加入到里奥普先生和理查德正在进行的谈话中。快到12点时，里奥普先生自去歇息。两位年轻人又玩了一会儿扑克牌，估摸老头子已经睡熟了，才又开车出去，在格林坞路和49街处扔掉了凿子。

第二天，当雅各布·范克斯收到那封特邮专递的赎金索取信时，纳森和理查德正坐在各自的教室里上课。他们在校园里吃过午饭，理查德先回家取来一副眼镜、一件大衣和他父亲的帽子，两个人再一起去里奥普家洗车。司机史万·英格伦看见他们又是肥皂又是刷子地忙活，问怎么回事？他们说昨天晚上喝高了，吐了一车。史万要帮忙，两个人说不用，这就快完了。史万觉得挺奇怪，因为他从没见过这些孩子们动手做家务，更不要说洗车了。

纳森到楼上自己的卧室里取来早已准备好的各式信件后，案犯们便开车去了那个计划中的垃圾桶。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垃圾桶表面非常油腻，胶布根本就粘不上去。最后，他们只好放弃这一打算，决定跳过垃圾桶，在打到药店的电话中指示范克斯先生直接到火车站待命。

他们要去的下一个地点是市中心的伊利诺伊中心铁路火车站。下车之前，理查德先将自己伪装起来。他戴上眼镜，穿上大衣，将他父亲的帽子低低地扣在头顶上，然后到售票口买了一张“下一趟去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的火车票。售票员告诉他开车时间是下午4点整，还有一个多小时，理查德点点头说他知道。他还知道，因为这一班次的起点站是芝加哥，所以列车已经停在站台上了。理查德检票进站，登上空无一人的列车，从大衣的衣袋里抽出一只信封，放进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

理查德回到候车大厅，在事先约定的电话亭里见到他的朋友时，纳森刚刚挂掉电话。他说他已经通知了范克斯先生，让他带上赎金，坐出租车到63街的药铺里等候进一步的指示。

现在，按照计划，他们应该到67街的一家商店给药铺打电话。途中经过一处报摊时，他们看见了一则不算小的新闻标题，《沃夫湖畔发现不明身份男孩尸体》。理查德在供词中说，他的第一反应是：The game was over（没戏了）！但纳森不这么认为，他争辩说，打电话到药铺问问总是没关系的。第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说，没有这个范克斯先生。他们又换了一家商店，第二个电话打过去，还是没有。至此，两名案犯方才死了心，承认自己­干­了一件“bad job”（不地道的活儿），遂将那辆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送回租车行里还掉。

他们懊恼的只是拿不到赎金，但并不担心警方会追踪寻迹查到他们头上。纳森·里奥普照常上课，照常读书，照常复习考试。他在案发后的第五天，即5月26日的那个星期一，很轻松地通过了他的法学考试，并要求校方将此成绩转呈哈佛大学法学院。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纳森现在每天看报，从不放过任何有关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的消息。

理查德·洛易本来就是一只social animal（社会动物，或社交专家），如今更是活跃异常。他积极参与周围人们关于案子的讨论，往往主动挑起话题。他对案情的解释、推测和分析之准确，之独到，常常令人们刮目，令人们叹服。他很快便和几位报道本案的记者交上了朋友，热心地为他们出谋献策，提供线索，或只是跟在他们的ρi股后面东奔西跑。

理查德讲到这里，科罗检察长打断他的话，提出了一个警方一直关心的问题：你们是如何处理那台打字机的？

理查德说，案发后的那个星期六晚上，他、纳森和另一位朋友，带着各自的女友集体约会，直到午夜过后方散。他与纳森又相约凌晨2点在一家餐馆碰头，处理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两件物证：浸透鲜血的毯子和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理查德随身带去了一把老虎钳，他们先把打字机上的字母键一个一个地钳下来，胡乱撒进杰克逊公园的小河沟里，再绕到公园南面，从一座连接小河沟和密执安湖港湾的公路桥上将打字机扔进了水里，然后开车到城南的73街，把毯子埋在了一个桥墩下面的瓦砾堆里。

真正让两名案犯感到紧张，感到有危险迫近的，是理查德从他的记者朋友们那儿听说，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正带着那副玳瑁边眼镜走访各商家，包括奥蒙·珂宜光学公司。经过了一番“究竟是谁从地上倒提起外套致使眼镜失落”的激烈争吵之后，他们开始为自己编造不在现场的证明。但由于各自的利益，两位同伙人又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正是这种分歧，引起了警方对他们的怀疑。

纳森·里奥普认为，关于两个妓汝的说法是最能令人信服，最无懈可击的。理查德·洛易却不以为然，他不愿意自己被牵扯进去，因为眼镜是纳森的，警察完全可能永远也不会追查到自己，所以，他更倾向于两个人在晚饭后分手的故事。争论的结果，他们达成了一项内部协议。如果警方在一周或七天内找到他们，就使用两个妓汝的版本。如果超过了一周，则以“记不清了”为由，只对警察说他们很快就分手了。

随机目标(14)

但是，这两位“少年天才”在此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细节：这七天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在向警方的交代中，纳森说，他是从5月22日，星期四下午3点30分，即他们打电话到药铺发现没有范克斯先生，而决定全盘放弃时算起。所以当5月29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他被两名警探带到拉撒尔酒店时，刚好不到一周，他便理所当然地在自己的故事中编进了两个姑娘。而理查德的算法，则是从5月21日，星期三下午5点刚过，即勃比·范克斯被掳上车的那一刻。警察将他从家中带走的时间是5月29日，星期四晚上，已经超过了八天。

后来有记者们评论说，尽管二犯在作案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智力和学识上的优势，策划缜密，运筹­精­确，但又由于知识分子的弱点，而锱铢必较，相互推诿，反倒不如那些肚子里没什么墨水的黑帮和其他犯罪团伙的成员来得痛快。这也是使他们整个方案归于流产的原因之一。

早晨6点，检察长罗伯特·科罗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歪斜的领带、皱褶的衬衣和两只黑黑的眼圈，但兴奋与喜悦却溢于言表。检察长扫了一眼黑压压的记者们，大部分和他一样地衣冠不整。他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里守了一宿，其中有詹姆斯·缪罗伊，有阿尔文·格斯坦，也有豪尔·梅耶。他知道还有更多的人也在等候着，芝加哥12家报社的主编们、排字工们、印刷工们，被害人和嫌疑人的家属们，当然，还有千千万万的芝加哥市民们。

“我们已经圆满地破获了勃比·范克斯命案。”科罗检察长宣布道，“凶犯已经在押。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已经主动向警方作了彻底的交代。

“这宗绑架谋杀案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但勃比·范克斯却并非两名案犯事先设定的目标。……”

马上就有记者涌向电话亭。几分钟后，各报的号外首页便送到了印刷厂。据《芝加哥先驱者》报统计，该报号外上市的头10分钟内，即售出10万份。

正如媒体所预料的，芝加哥再一次地轰动了，或者说，震动了。尽管这座大都市的人们已经对谋杀、抢劫、绑架，以及团伙犯罪等等见惯不惊，但两位如此养尊处优、学识渊博，且又前程不可限量的百万富翁之后，竟会为了区区一万美元而似江湖上的草寇蟊贼一般绑架撕票，实乃闻所未闻。更令人万难想象的是，两名案犯在策划和实施过程中的冷酷与冷血，他们挑选和杀害人质就如同“随手从树上扯下一片叶子，再随手将它揉碎”。

乔尼·乐文森的父亲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说：“我和我的妻子不久前曾赴洛易家的晚宴，当时理查德也在那里，他热情、风趣，又细致、周到，一举手一投足都很有绅士气派。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所见到的最优秀的孩子。我对他的供词只有一个评论：难以置信。”

鄂尔文·哈特曼的祖父也有同感：“这两个孩子的手里有那么多的钱可供他们随意支配，怎么还会­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里奥普和洛易两家更是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理查德后来谈到这一点时说：“真正让我感到难受的是我的母亲。无论我怎么跟她解释，说这一切全是真的，但她还是那么固执地、那么一厢情愿地拒不相信她的儿子犯了法。”

据说理查德的母亲、洛易夫人安娜曾登门求见范克斯夫人弗萝拉，以表达她的悲痛、同情和遗憾。毕竟，她们双方都在这场惨案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两度遭到拒绝后，安娜不顾用人们的阻拦，径直闯入范克斯夫人的房间，发现弗萝拉如木头般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散漫的目光痴痴地投向窗外。安娜刚开口向受害人的母亲致歉，弗萝拉便打断了她的话：“勃比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相信。”

勃比的父亲雅各布·范克斯则说：“纳森·里奥普自称是无神论者，那他又当如何解释那副为警方留下线索的眼镜呢？”纳森的母亲弗萝伦丝·里奥普夫人生下了最小的儿子便一病不起，17年后即撒手人寰。纳森悲愤之余，从此不再去教堂。

同日晚，理查德的叔父、芝加哥市教育局局长捷科·洛易在律师本杰明·巴赫拉奇的陪同下，亲自拜访了全美著名刑事案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恳请他出庭为纳森和理查德辩护。理查德的父亲阿尔伯特·洛易本来就年迈体弱，儿子犯事之后更犹如雪上加霜，力所不能支，只得请其弟出马打点。因为当时的芝加哥已是民情激愤，众怒难平，人们纷纷要求对二犯处以极刑。据报道，捷科对克拉任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判他们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我们愿意支付任何的、所有的费用。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绞死他们。”

67岁的克拉任·达偌其貌不扬，大智若愚。多年后，纳森·里奥普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写对克拉任的第一次印象：“那天很暖和，克拉任穿一件薄呢外套。外套是不错的外套，但看上去好像他穿着它睡过一觉。衬衫也是皱巴巴的。而且，他那天的早餐肯定吃了­鸡­蛋，我能看出衣服上的印迹，要么就是没换过衣服。领带胡乱打了个结，歪歪地挂在脖子上。最不修边幅之处是，克拉任不戴帽子，又不曾好好做过头发，所以前面的那一绺老是掉下来耷拉在右眼上。每到此时，老头子便会很不耐烦地用手指将它们顺上去。不管谁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会当他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一个在芝加哥转上一圈就会迷路的乡下人。我当时心里想，他懂得法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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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5)

其实，作为一名法学院学生，纳森对达偌博士这样一位哲学家、作家兼律师早有耳闻，也听人说起过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比如30年前，克拉任曾任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法律顾问，后在几名工会领袖状告公司及联邦政府的案子中毅然辞职，转而为工会领袖们辩护。比如若­干­年来，克拉任曾多次替全美各地请不起律师的穷人们辩护，不取分文，在民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再如克拉任办案时极少作笔记，但却几乎从未在法庭上忘记过任何相关的细节。还有如克拉任的办公室陈设简陋，唯一的装饰只是墙上几幅被他称作“伟人”的画像，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

所以，当这位“民众的代言人”最终同意接受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替被告人出庭，又有传言说聘金高达100万美金时，当即引起了本案的第三次轰动。在当时，百万美元是创历史记录的最高律师费用。人们纷纷议论，说克拉任·达偌博士到底也是­肉­体凡胎，也有见钱眼开的时候。其实克拉任自有他的原则和打算。除却人们加封的那些头衔外，克拉任还是一位博爱主义者，坚信爱能够产生更多的爱，恨也将滋生出更多的恨。克拉任的毕生奋斗目标之一，是彻底废除死刑。在他过去的业绩中，克拉任曾成功地将102名委托人从绞刑架上解救下来。这一次，芝加哥、乃至全美民众的情绪已经被纳森和理查德的罪恶行径激怒到了极点，人们恨不得即刻将两名案犯就地正法。克拉任想试一试，他能不能在这样的民情民愤中，再次救下两条生命——两条年轻的生命。

本案中代表被告方的另一名律师即本杰明·巴赫拉奇，他虽不及克拉任那么名声显赫，但因为接过几桩与黑手党有关的案子，在芝加哥地区也是­妇­孺皆知的。

克拉任·达偌并没能马上见到他的两位委托人。检察长罗伯特·科罗扣下了二犯，并邀请三位心理及­精­神病专家为他们会诊。科罗检察长这次是铁了心要判处他们的死刑，他知道纳森和理查德能够逃避死刑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在法庭上作“无罪”抗辩。他希望他的专家们能够证明，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在作案时神志清醒，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到底是同行，对对手的路数招数都已谙熟于心，克拉任·达偌确实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也必须聘请专家，从被告方的角度对纳森和理查德的­精­神状况进行审视。无奈检察长已经抢先一步，征走了芝加哥地区首屈一指的专家们，克拉任只能到别处另搬高手。

其时，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正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第18届年会，克拉任·达偌遂派本杰明·巴赫拉奇的弟弟华特专程前往，将包括学会主席在内的三名德高望重的专家请到了芝加哥。

日复一日，专家们就身体、心理、­精­神等各个方面，对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检查、测试和评估，还找到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用人们，以及二犯的老师、同学等等了解情况。据说在此过程中，纳森自始至终­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因为他极少有这样的机会跟别人谈论自己，他也很喜欢在各种测试中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理查德则情绪低落，觉得这一切很无聊，很枯燥乏味，甚至有几次，他在测试的过程中就睡着了。

芝加哥的12家媒体仍一如既往地兴奋着，忙碌着。大大小小的版面上充斥着关于纳森和理查德狱中生活的详细报道，他们每天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市民们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两位生长于富贵之乡的膏粱子弟是否过得惯被打入社会另册的日子。理查德倒是很快便和同监的犯人们混熟了，但纳森却迟迟难以进入新的角­色­。每天出庭或与几位专家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如往日般地西服革履。但一踏进监狱的铁门，又必须换回到粗布的囚服。两个人最不习惯的是狱中的伙食，一开始家人们还按顿从各餐馆叫了外卖送进去，后来­干­脆请斯腾餐厅包下他们的一日三餐，并且还在每顿饭的食谱中加进了一包香烟。尽管仍是“禁酒令”时期，但《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泰瑞尔·克鲁姆为了获取对纳森二人的“专访权”，答应在采访时为他们偷带些酒进去。泰瑞尔每天下午到监狱，在腰间的皮带里别上两个4盎司的扁形锡酒壶。纳森或理查德总是迫不及待地先喝­干­了酒，再回答记者的提问。回到牢房后，又开始急切地等待泰瑞尔的下一次采访。

6月中旬，芝加哥地区的意大利黑手党老板阿尔芬斯·卡普利因其在几个月前下令的一桩谋杀案而被迫向警方自首。这条本应十分轰动的消息被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了关于勃比·范克斯命案的大量报道中，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有人说，卡普利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卡普利的案子不久即因一位关键证人的翻供而撤诉。

公诉方和被告方对二犯的会诊结果都是严格保密的。媒介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纷纷聘来自己的专家学者。当地的两家报业巨头，《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则棋高一着，发函至欧洲大陆的奥地利首都维也那，邀请著名医生兼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前来美国，为两名案犯作心理和­性­格分析。《芝加哥论坛报》报出的价格是25万美元，或由弗洛伊德先生随意开价。《芝加哥先驱者》报则表示，愿意接受弗洛伊德的任何要价，又因为大师当时身体欠佳，该报提出将为他的赴美之行在一艘豪华巨轮上包下全部头等舱位。但最终由于健康的原因，年近古稀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推辞了所有的邀请。

随机目标(16)

然而，《芝加哥论坛报》和《芝加哥先驱者》还是使出了吸引读者的奇招。前者请到一位颅相学家，他根据纳森和理查德五官的形状和位置来判断他们的­性­格，并撰文若­干­在该报连载。后者则找来一位星占学家，此人连篇累牍的分析结果表明，两名案犯的佐狄亚克星座标志业已决定了他们成为杀人犯的必然­性­。年轻读者们更感兴趣的是，不少报纸相继开辟的“与纳森和理查德比智力”专栏。据测试，纳森·里奥普的智商为210，理查德·洛易的稍次，亦高达160。煞费苦心的主编们让那些­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专家给两名案犯若­干­智力测试题，再将同样的题目以及他们的得分公布在报纸上，供人们或习作，或消遣，或下注，或竞奖。

不久，报纸上出现了新的阅读热点。有贼人破窗进入克拉任·达偌博士的事务所办公室，盗走被告方专家们长达5万字、将近300页的会诊报告后，高价转卖给各报社。也有人说，这其实是克拉任故意安排的，他希望市民们能有机会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听到故事的另一面。

会诊报告囊括了纳森和理查德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家庭背景，个人履历，童年记忆，学生时代，等等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报告揭示出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并非两名案犯生活中的孤立事件，而是他们若­干­年犯罪生涯的极端和顶点。

据专家们认为，理查德·洛易早在###岁时即开始出现犯罪倾向。他第一次作案是偷了一位邻居家孩子的零花钱，藏在自己玩具房子的屋檐下。“他当时完全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感到惶恐或惴惴不安，反而觉得很兴奋，因为别人都不知道钱的下落，还在屋里翻箱倒柜满世界地找寻，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不久，理查德和另一个男孩在街角处摆摊儿卖柠檬汁，当然也是小孩子的游戏了。他趁着同伴不注意，窃走了玩具收银箱，连同里面的钱一起埋在自家的后院里。从此，理查德养成了顺手牵羊的习惯，而且不管那件东西对自己是否有用。他曾先后偷过他哥哥亚伦的一张面值100美元的债券，表兄的两瓶酒，叔叔的三瓶威士忌。他的得意之作，是有一次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位朋友的贴身口袋中掏出了一只扁形锡酒壶。“还有这条裤子”，理查德指指自己身上，不无炫耀地告诉专家们，他如何在一家乡村俱乐部里发现了一只未上锁的衣帽柜，又如何乘人不备偷出了这条高档的毛料裤子。专家们在报告中写道：“促成他此举的真正原因是偷盗带给他的刺激，至于被盗物品的价值等，倒在其次了。”

理查德果然智商不低，在这些接二连三的偷盗和欺骗中几乎从未失手。只有一次例外，那还是理查德很小的时候，在夏令营里冒领了别人的小甜饼后被戳穿。他当时“觉得特别窝囊，发誓今后一定不要再被人逮住”。

在遇到纳森·里奥普之前，理查德有一位比他大两岁的好朋友，但是在所有的恶作剧中，理查德都是主谋。有一次，他带着那位大男孩从邻居家的窗台上盗走一只银瓶。事先他们曾策划了很久，但在盗得银瓶之后，理查德随手就将它扔进了湖里。

里奥普和洛易两家虽然只隔了三个街区，但因为上的是不同的中小学，纳森和理查德直到1920年秋才相互认识。那时，15岁的纳森刚上大一，比他小七个月的理查德已经是芝加哥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共同的犹太裔背景，相差无几的年龄，特别是，二人皆被师长们誉为“少年天才”，使他们一见如故，相逢恨晚。

纳森也是自小就有盗窃行为，但不及理查德那么经常，那么严重。据专家们的会诊报告：“病人（指纳森——笔者注）记忆中的首次偷盗，是从一位朋友的集邮册里悄悄拿了几枚自己尚缺的邮票（据称曾得到其家庭教师的鼓励）。他同时也收集香烟包装，有一次竟偷窃其兄的领带去跟人换烟盒。当家人问起时，他马上据实承认，毫无掩饰或抵赖之企图，亦无羞愧之意。病人还记得小时候曾从一家希腊餐馆里偷过水果。”

1923年2月，理查德邀请纳森到洛易家在密执安州嘉列沃克的别墅度周末，两人于旅途之中研讨出了一整套在桥牌中作弊的暗号。理查德是不缺朋友的，但纳森却常常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专家们认为，在二人的关系中，理查德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他可以强迫纳森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而纳森却是被动的，因为他离不开理查德，他违心地跟着理查德进行一些犯罪活动，只是为了维持他们之间的友谊。理查德曾带着纳森在芝加哥市中心的一家商店里偷过烟斗，在一家饭店里盗走过一只网球比赛的奖杯。有一次理查德发现，他母亲的密尔博牌轿车钥匙可以开启其他同类型的车辆，便伙同纳森在天黑之后闯入车行偷车，被车行的保安一路追赶，最后被迫弃车而逃，任由那辆车在电线杆子上一头撞毁。纳森跳车后当即找到一个藏身之处，理查德则冲上一辆过路的电车。事后两人会合，改换行头，又回到肇事现场看热闹。就是在那次以后，纳森说他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不愿意再­干­这种得不偿失的冒险勾当。但是不到一个月，又被理查德说服，跟着他第二次盗车。这一次，两个人直接将车开到一家餐馆门口停下，警察跟踪而至，在顾客中询问这辆车是谁开来的，二犯佯作不知，径自吃完饭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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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7)

就像从小偷小摸逐渐发展到偷车，他们的其他犯罪行径也日见升级。理查德和纳森先是打电话到学校­骚­扰老师，后来便发展到了谎报火警、匪警，先是在路上砸车窗和商店的橱窗玻璃，渐次发展到了纵火烧房子。

一次，理查德和纳森打电话到哈佛学校，指名点姓找一位老师。秘书告诉他们那位老师正在上课，理查德坚持说他有非常要紧的事情。等那位老师匆匆赶到办公室，理查德在电话上告诉他：“请把话筒Сhā进你的ρi眼里。”10分钟后，他们又打过去第二通电话要通一位老师，对方说该老师有事不能接听，理查德便留言道：“告诉他现在可以把话筒拔出来了。”

另一次，他们和两位朋友一起在库普-咖里顿饭店吃午饭，席间理查德打电话报警说该饭店失火。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由远而近，两位朋友吓得赶紧躲开，理查德和纳森却若无其事地留在饭店，观看自己导演的闹剧。

专家们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病人（指理查德——笔者注）继续说，有一次他和他的朋友计划烧掉一块空地上的棚子。他们先开着各自的车在五个街区以外停下，病人进入其同伴的车，两个人开车到了空地，在棚子的地板和墙壁上泼洒汽油后纵火。

“他们回到五个街区外的停车处，换乘病人的车再赴火灾现场，使病人能有机会欣赏自己亲手制造的混乱场面，和围观的人群交谈，听他们是否猜得出失火的原因，并提供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法。病人说，他能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理查德·洛易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的这些犯罪活动能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每次作案后，他都会在第二天买回所有的报纸，逐一翻看有没有相关的报道。几经失望之后，理查德决定­干­抢劫。1923年夏，他们计划在一位朋友全家去纽约度假期间洗劫那幢空无一人的房子，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绳索、凿子和左轮手枪等作案工具，但终因一些临时出现的意外而未得逞。

同年11月的一天，理查德和纳森驱车200余英里，回到他们曾经就读的密执安大学安纳勃分校，准备在理查德当年与几个学生合租的一栋房子里行窃。理查德在那里住过两年，对房子的结构和学生们的习惯了如指掌。他们于凌晨时分潜入，盗走了所有能盗走的物件，并不是因为需要，只是想把案子作大，能多少引起一些轰动。那台后来打出了赎金索取信的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就是这次行动的赃物之一。二犯随后来到纳森当年的住处再次作案，因为刚好碰到一位学生起夜，只偷得一架照相机。

1923年11月13日，星期一，《安纳勃时代新闻》报第三版的“当地简讯”栏目里刊登了一则不足50字的消息：“警方正在调查今晨3时至5时发生在瓦西腾瑙街学生宿舍的偷窃案。被盗物品包括手表、现金、打字机、奖章、钢笔等。”

据纳森·里奥普的供词，就是从那时起，两名案犯开始酝酿一桩更大的犯罪活动。

1924年7月21日，星期一，芝加哥万众翘首的“伊利诺伊州人民诉纳森·里奥普及理查德·洛易”案，或按照比较通俗的说法，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在市中心刑事法庭大楼六楼，首席法官约翰·加维利的审判室里开庭。63岁的约翰·加维利已经做了14年法官，他个子不高，满头华发，戴一副金边眼镜，论其外表和气质都更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

被告方首席辩护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今天穿戴得十分整齐，但仍不及他的两位委托人那般华贵潇洒，又因为天热而不停地擦汗——那时的法庭还没有安装空调——左胸衣袋中原本叠得有棱有角的手帕很快就皱巴了。虽然相处不到两个月，纳森·里奥普已经一改他对克拉任的最初印象，对这位法学界的老前辈崇拜得五体投地，而且言必听，计必从。许多年后，纳森甚至在其自传中称颂克拉任是一位英雄，因为在一桩曝光率极高的案子中为两位臭名昭著的杀人犯辩护，是需要有一些敢于“倒行逆施”的勇气的。

克拉任·达偌率先发言。后来有记者在报道中认为，他实际上是抢先发言。克拉任针对当时媒介的猜测和议论指出，他知道，今天上午的听证对被告方来讲是一次机会，他们可以就本案提出任何动议。但是第一，被告方不打算要求“异地审判”，因为他的两位委托人认为，民众对他们的不良印象已经遍及全美，如果他们不能在芝加哥得到“公正裁决”，在别的任何地方也同样得不到。第二，如果公诉方提出将谋杀与绑架分案审理，被告方亦不会有任何异议。

克拉任一口气讲了十几分钟，然后话锋一转：“坦率地说，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认为，两名被告可以或应该被无罪开释。我们相信，他们必须永远地与社会隔绝……在经过缜密的思考和充分的讨论后，我们决定，撤回我方在预审中提出的‘无罪’抗辩，两名被告对被指控的所有罪名均承认‘有罪’。”

“有罪？”克拉任的最后两个字如同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法庭中所有的人，特别是公诉人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尽管他还能够保持镇静，还能在公诉席上正襟危坐。纳森的父亲老纳森·里奥普痴痴地从座椅上站起，茫茫然若有所失。理查德的叔父捷科·洛易则垂头蒙面而泣。只有两名被告神情依旧，仿佛不为所动。与此同时，记者们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将此“爆炸­性­新闻”通报给自己的主编们。

随机目标(18)

事实上，纳森和理查德是在那天早晨刚刚听说，他们的律师希望他们改变抗辩。两个人的兄长、迈克·里奥普和亚伦·洛易，在开庭前几小时才告诉他们，律师事前曾对两家人作过详细的说明，大家经讨论后一致同意，承认“有罪”对两名被告而言是最好的选择，舍此便几乎不可能逃避极刑。

“科罗检察长指控你们二人绑架与谋杀，”克拉任·达偌后来向他的两位委托人解释道，“如果你们仍然坚持‘无罪’抗辩，他就有权要求将两条罪名分案审理，比方说，先审谋杀罪。假如得到的裁决低于死刑，他再回过头来审绑架罪。要避免这种情形只有一个方法——在他提出分案审理，并被获准之前，我方对两项指控均承认‘有罪’。所以，保守秘密是绝对必要的。”

其实，克拉任此举还有一个目的。根据伊利诺伊州法律，如若承认“有罪”，纳森和理查德则有可能免却陪审团审案，而仅由法官一人决断。克拉任认为，这样便能最有效地削弱公众情绪对审判结果的影响。又因为已经有了“有罪”的“裁决”，所以法官要做的，实际上只是为两名被告量刑。而所谓“审判”，也在无形之中变成了与人们的预期大相径庭的“听证”。

如此一来，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历时两月­精­心准备提交法庭的证据，从理论上讲，就与本次法庭辩论没什么关系了，因为所有的那些人证和物证要证明的，是两名被告业已承认的——“有罪”。而被告方的克拉任·达偌则可利用这个机会，在法庭上充分施展才华，抨击死刑，以为他的两名未成年委托人争得苟且人世的机会。

另一方面，假若被告方以纳森和理查德的­精­神状况为由进行“无罪”抗辩，并由12名陪审员裁决他们的命运，在民众中要求处二犯以极刑的呼声如此高涨之时，可以想象，没有哪位陪审员敢斗胆对两名案犯网开一面，否则在审判结束之后，他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的熟人朋友、邻里街坊？就算有某一位陪审员原本是反对死刑的，他也会因为自己不过是陪审团中的一员，最多只承担十二分之一的责任，而聊以自蔚。

然而，仅由法官一人量刑就不同了，他必须对自己的决定负起全部的责任。克拉任·达偌推理道，对纳森和理查德来说，­精­心策划一起谋杀案也许不难，但对法官约翰·加维利而言，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仍作出剥夺两条­性­命的决定，那恐怕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克拉任深信，他了解加维利法官，也知道在他以往主持的案子中，有五桩经陪审团审议的，最后都是以死刑告终。克拉任明白，他劝说纳森和理查德将“无罪”改为“有罪”，实际上也是在赌博，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他能将两位委托人从绞刑架上解救下来。但是至少，约翰·加维利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老法官，他能够在断案时力求独立思考，力保头脑清醒，尽可能不受来自民间和新闻界的影响和­干­扰。“如果现在坐在法官席上的是罗伯特·科罗，”克拉任对本杰明·巴赫拉奇说，“那我恐怕就得另想他法了。”

因为无需挑选陪审团，法官宣布，本案的审理将在两天后的星期三正式开始，而非原定的8月4日。

那天休庭的时候，约翰·加维利法官神情凝重。现在，克拉任将那只“Hot Potato（烫手山芋）”硬塞到了他的手里，迫使他必须在这场官司中独自对被告席上的两名年轻人作出生死决断。加维利法官摇摇头，他不喜欢他目前的这种处境。

约翰·加维利的刑事庭共有300个座位，右侧靠前的30个是为受害者及被告人的家属们预留的，还有200个新闻界的“红票座”（Pink-Ticket Seats），即根据各媒体的申请发放给记者们的“凭票”座位，向公众开放的只有70个。然而，就是这70个座位，亦不可能完全归市民们所有，因为不少没领到“红票”的记者也在天亮之前赶到法庭大楼，夹杂在排队的人群中。1924年是美国法定的总统选举年，此前不久在纽约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参与采访报道的记者达600余名。有当地的报纸调侃说，那600多人现在差不多全都开进了芝加哥。

7月23日，星期三。开庭之前，纳森和理查德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一面心情轻松地和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记者们开着玩笑。

“我听说在前天的报道中，你们中的一些家伙不知道该怎样描述我们的穿着。我不希望你们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对吧？现在，请看着我，”纳森站起身，双手撩开西服的衣襟，“我穿的什么？假如我在这一刻离开法庭，我敢打赌，你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够讲得清楚。所以，请听仔细了。理查德戴的是浅顶软呢帽，暗灰­色­。我的这种呢，叫蓝灰­色­。”纳森嘬起嘴，喷出一串烟圈，“都记下了吗？好……”

“哦，纳森，闭嘴吧，你。”理查德打断纳森的话，两个好朋友乐不可支。

根据惯例，由公诉方的罗伯特·科罗检察长首先致开场白。尽管被告方撤回了“无罪”抗辩，公诉方仍准备按原定方案，向法庭呈交警方已经收集到的证据。

“我方将向法庭证明，纳森·里奥普，现年19岁，和理查德·洛易，现年19岁，都是来自本地富裕而体面的家庭。他们自小便深得父母的溺爱，自小便享有金钱所赋予他们的各种特权。他们在本地最好的私立学校上学，家里还为他们聘请了私人教师。他们和所有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一样，待人接物十分得体，为人处世也十分符合身份。但是有一个例外，他们喜欢赌博，不停地赌博，而且筹码越来越高，高到连他们富有的家庭都无法支付。

随机目标(19)

“我方将向法庭证明，大约在去年的10月或11月，两名被告开始炮制一宗巨大的­阴­谋，其目的是勒索金钱。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谋杀。”

罗伯特·科罗摘下眼镜，掏出一张手帕仔细地擦拭。后来有《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报道说，在整个开场发言中，科罗检察长共擦拭眼镜“50次”。现在，检察长走到靠墙摆放的证据台旁，逐件审视着排列其上的物证：纳森在现场丢失的眼镜，从湖底捞起的残破不全的手提式打字机，深蓝­色­威利骑士牌轿车中被鲜血浸透的脚垫……科罗检察长展开一封信念道：

亲爱的先生：

请马上带着盒子到列车尾部的平台。在你的右边，即铁道的尽东面，你将看到一幢高大的红砖厂房，房顶的水塔上写着“冠军”的字样。等列车完全经过了厂房的南端，你数到五，然后迅速将盒子尽可能远地扔向东面。

切记，这是拯救你儿子的唯一机会。

你的忠诚的

乔治·约翰逊

科罗检察长解释说，警方是在每天下午4点整开往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城的列车上，最后一节车厢的信号箱里找到这封信的。

科罗检察长继续道：“我方将向法庭证明，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地区。然后，待公诉方听证结束，被告方听证结束，而且双方的总结­性­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将以全体伊利诺伊州人民的名义，以母亲们和父亲们的名义，以伊利诺伊州所有孩子们的名义，要求法庭对这两名冷血的、残忍的、邪恶的刽子手处以极刑。”

克拉任·达偌代表被告方的开场发言只有5分钟：“我们将坚持认为，法官大人，这桩惨案，如同所有的杀戮一样，已经非常血腥，非常暴力了。如若再将两名如此年纪的小伙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绞索直至他们咽气，这无疑将只会增添整个事件的血腥与暴力，而不可能让勃比·范克斯死而复生，或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更加和平安定。”

那天休庭之前，公诉方传唤了15名证人。公诉方的策略是，尽可能详尽地、生动地向法庭展示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和所有细节，以加深法官对事件恐怖­性­的印象，达到将两名被告刻画为杀人恶魔的效果。

尽管如一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在其报道中所形容的，“绞索就在他们的头顶上晃悠着”，第二天一早，纳森和理查德仍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对于今天，我们抱有一个巨大的希望，”理查德一本正经地向记者们宣布道，“里奥普先生和我经过长时间的分析和讨论，最后达成了一项共识。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我们衷心期望：今天比他妈昨天凉快。”说罢开怀大笑。

本案庭审期间，共有81位证人为公诉方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勃比·范克斯的父母和叔叔，发现尸体的托尼·曼考斯基与铁路信号工们，参加办案的警方人员和验尸官们，出售给两名被告那些绳子、凿子和盐酸等等的商店职员，以及来自默尔逊饭店、海德公园州立银行、租车公司、凡德波格与罗斯药铺、火车站等处与纳森或理查德打过交道的工作人员们。公诉方不仅想要证明两名被告绑架杀人，还要证明他们在事前曾­精­心部署，以使自己能逃避惩罚，还要证明他们的作案手段十分残忍，而且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毫无悔恨之意。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希望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可以促使约翰·加维利法官作出死刑的判决。

被告方显然明白对手的意图，所以在公诉方的整个取证过程中，克拉任·达偌几乎不作任何交叉提问，以免因重复而加重证词的分量，使人们对具体的案情刻骨铭心。但有一次例外。一位名叫詹姆斯·戈兰的警探作证时，提到他与纳森·里奥普在6月1日晚上的一次谈话：“我问：‘你的律师们将如何为你辩护？’他说：‘这要看我父亲和律师们的意思。如果他们希望我被绞死，我就作无罪抗辩，陪审团自然会判处我死刑。或者呢，我要是想终生监禁，就在一位友好的法官面前承认有罪。”

克拉任闻听此言立即转身紧盯着纳森：“你是这么说的吗？”

“我没有！”纳森低声叫道。

次日，待詹姆斯作证完毕，克拉任开始了他在本案中唯一的一次交叉取证。

“当时在场的还有谁？”

“没有别人，只是我和他。”

…………

“你跟他谈了多久？”

“就一小会儿。”

“有笔录吗？”

“当时没有。”

取证继续进行。詹姆斯·戈兰说，他曾将此次谈话中关于“友好法官”的部分告诉过其他警察、记者、亲友，甚至“大街上的市民们”。

“你还告诉过检察长办公室的其他人吗？”

“是的，我给科罗检察长写过一张条子。”

…………

“就是这张你亲笔写下的条子吗？根据你刚才的证词，这是星期四才写的？”

“是的，先生。”

“也就是说，前天？”即7月24日，被告方撤回“无罪”抗辩之后。克拉任·达偌逼视着警探：“你知道吗，你的这个‘友好法官’的故事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大有恫吓法庭之嫌？”

“我不知道，先生。”詹姆斯·戈兰汗如雨下，但显然不光是因为天气。

随机目标(20)

7月30日，星期三上午，公诉方宣布取证结束。

克拉任·达偌的第一位证人是威廉·崴特博士，美国­精­神病学学会主席。崴特博士在证人席上宣誓后刚刚入座，检察长罗伯特·科罗便振振有词地提出抗议：“当你断案的时候，你并不需要一只显微镜去探究罪犯的大脑，以其神经系统是否有病变来决定他是否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需要的只是事实。譬如，他杀了那个人是否因为此人曾勾引过他的老婆？如果是，则可从轻判决；他杀了那个人是否因为此人曾到处散布谣言对他进行诽谤？如果是，则可从轻判决；他杀了那个人是否因为两个人酒后互戕，如果是，则可从轻判决。然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桩­性­质极其残酷的预谋杀人案。在被告承认‘有罪’，并逃避陪审团审案之后，再引入‘­精­神病抗辩’，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天的辩论。

在本次庭审之前，被告方只能在“无罪”辩护中引入关于其神经不正常的证据，而且必须由陪审团对法庭是否应该采纳或拒绝这些证据作出最后裁决。

正如某记者在报道中所言：“当法庭内的听众们被炎热的暑气，还有双方发言中的那些晦涩难懂的法学术语催眠得昏昏欲睡时，本案被告方的律师们正在力图揭开美国司法史上新的一页。”终于，在约翰·加维利法官的帮助下，他们完成了这一“壮举”——1924年8月1日，星期五上午11点，法官驳回了公诉方的抗议，允许威廉·崴特博士等作为专家证人在本案中出庭。

崴特博士在证词中说：“理查德自小便感觉，他的家人对他多少有些忽略。”当他在14岁进入大学时，同学们都比他大了4到8岁。“他开始摹仿大孩子们喝酒”，以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接受。理查德经常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大人物，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在小时候最喜欢“装扮成牛仔或警察照相”，稍大一点则幻想自己“是一个让人们闻风丧胆的罪犯，一个犯罪团伙的首领”。在因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被捕入狱后，尽管民众对凶犯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但理查德却相信不少年轻人会将他视为英雄。他认为“在铁窗中身着囚服”才是自己一向希望的形象。

“纳森则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他的孤僻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演变为“自我中心”。“但在智慧的外表下，纳森实则十分脆弱”，因此也不像理查德那样“具有犯罪倾向”。

两名被告的共同之处，除了智力、年龄和家庭背景外，还因为他们虽然都在学业上成绩斐然，但就其­性­格和社会经验等等而言，却是“非常的不成熟，甚至幼稚，只相当于正常儿童8到10岁的水平”。尽管纳森和理查德都没有明确地承认过，但崴特博士认为，他们在一群大孩子中间肯定受到过某种形式的欺负，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反社会情绪”。

比如理查德：“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他说他对自己到目前为止的生活非常满意，但生活已经不可能再给予他更多，因为他已经享受到了生活的全部。”“理查德所有那些犯罪活动都是他自我毁灭的一部分。”

这位专家指出，勃比·范克斯命案是两名被告合作的结果，或“他们­性­格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我不能想象单凭纳森自己会萌发出绑架杀人的念头，因为他的个­性­中没有犯罪的因素。我也不能想象理查德独自一人会作下这么轰动的案子，”因为他“是需要观众的。在他的幻觉中，犯罪团伙是他的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纳森是他的观众。”更重要的是，纳森这位观众并不是被动的。他不单是在一旁观看，他也是演员之所以成为演员的理由。往往在演员遭受挫折，准备卸装退场的时候，这位观众便会挺身而出，堵住演员的去路，鼓励、甚至是逼迫着演员将已经开场的戏继续演下去。因此，“在勃比·范克斯命案中，是纳森首先提出编排好不在现场的说辞。当二人得知尸体已被发现，理查德准备罢手时，是纳森坚持要按原定计划打电话到凡德波格与罗斯药铺。”同样，在接受警方审讯的过程中，也是纳森矢口抵赖，顽抗到最后一刻。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交叉取证时问：“以你之所见，博士，你认为是谁动手杀死了勃比·范克斯？”检察长稍事停顿，又加上一句，“他们中的哪一个？”

“我想应该是理查德。尽管他为了减轻自己的罪孽而不愿向当局承认。”事实上，无论是纳森或理查德将凿子戳进勃比·范克斯的额头，从法律的观点，两名案犯都应该承担同等的罪责。威廉·崴特博士继续道：“我没有问。但在为他们作完检查和测试后，我就知道了。或者说，我认为我已经知道了。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但是我并不好奇。”

来自波士顿的韦尔·赫利博士是研究少年犯罪行为的专家，他在本案中也兼主持对纳森和理查德的各种试卷测验。

赫利博士作证说，纳森的默读测验得分是他所见到过的最高分，纳森的记忆力也相当惊人，有过目不忘之能事。赫利博士曾随手写下20个互不相关的单词，纳森看完一遍便能够倒背如流，而且第二天还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赫利博士说，纳森在“实事判断”中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他的得分之低，令我惊讶。”“100分的满分中，他只得了565分，那是12岁孩子的平均水平。或者说，10岁的孩子中有25%的人会比他做得更好。”

随机目标(21)

除此之外，纳森固执己见，对他人非常苛求。“他永远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据纳森的父亲说，他经常会在家里为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而争论不休。”

最让这位­精­神病学家感到震惊的，是纳森的如下论述：“我决定是否杀人，在本质上，和我决定是否在晚饭后吃甜点一样，完全取决于此举能否让我获得享受或满足。”

在谈到理查德时，赫利博士的口气就不一样了。尽管小伙子的智商测验得分高达160，但该专家以为其智力程度只能算中等。赫利博士还注意到理查德时有面部抽搐，语言表达能力欠佳等等。在他的印象中，理查德生­性­懒惰，没有动力，从不想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件事，也很少能够圆满地完成一项工作。但在另一方面，理查德待人接物却颇有风度。比如在狱中接受专家们的面谈时，每到吃午饭的时间，他总是殷勤周到地关照所有的人都点完了菜，最后才点自己的。

赫利博士和被告方的另一位专家伯纳·格鲁克指出，纳森和理查德经常表现出一些有别于常人的言行举止，虽然不能笼统地说他们神经有问题，但正是这些异常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导致了本案的发生。

作为对这一观点的佐证，被告方传唤了纳森和理查德的几位同学朋友。这些年轻人在证人席上谈到理查德的幼稚和神经质，谈到他毫无节制的抽烟喝酒，谈到他在学校因酗酒而受到警告处分，谈到他对所有侦探犯罪类读物的着迷，谈到他在一次新年除夕夜的狂欢中因饮酒过量而晕倒，醒来后逮谁揍谁。理查德的女朋友萝兰琳·那珊说，理查德开车非常野蛮，从不为行人让路，他出过好几次车祸。就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前不久，理查德撞坏了他父亲的豪华礼宾车。萝兰琳讲到有一次理查德去她家，正巧她父母的几位朋友也在那里，理查德就跟小孩子发“人来疯”似的，独自一人在屋子中央跳舞，用手指头摁遍盘子中的每一块巧克力，又将客人们挂在门厅里的帽子挨个儿试戴一遍。还有几次，理查德一到萝兰琳家就开始偷东西，临走的时候又一件一件地放回去，为自己的行动能瞒过众人的耳目而兴奋不已。

就是在这些证人中，记者们发现，雅各布·范克斯收到的那封赎金索取信上，左下角的GKR原来是理查德的另一位女朋友婕梅·K·荏哈德的英文缩写。在一般的公务信函中，这应该是执笔或打字秘书的签名。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证实，婕梅与本案没有关系。

纳森的一位教授谈到，这位聪明的学生特别爱钻牛角尖，经常提出一些稀奇古怪、不着边际的问题。他的同学们则作证说，纳森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奉行实用主义，有用的就是好朋友，没用了就一脚踢掉。能与他长期相处的只有理查德，因为纳森对理查德的态度更像是“恋人”。出庭的专家们证实，纳森与理查德之间确实发生过同­性­恋行为。

被告方也请到了一位本地的专家。在芝加哥西郊挂牌行医的豪洛德·休勃博士指出，两名案犯之所以胆大妄为，犯下如此滔天的大罪，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才华出众，智力超群，警方逮不着他们。

克拉任·达偌的最后两位证人是阿尔伯特·洛易的秘书卡瑟琳·菲茨拉德和纳森的哥哥迈克·里奥普。

卡瑟琳说，她的老板曾授权于她，任何时候只要理查德需要钱，她都可以开给他250美元以内的支票，而无须经得阿尔伯特的同意。科罗检察长在交叉取证时问：“这就是他被惯坏了的原因之一？”卡瑟琳支支吾吾，说以她的身份，不便对此事作出评论。克拉任从被告席上起身道：“我方承认这一点。”

迈克·里奥普在证词中说，纳森每月的零花钱是125美元。此外，如果有其他需要，家里可随时给他更多的钱。事实上，里奥普先生不久前刚刚给了纳森3000美元，让他在今年暑假去欧洲度假。

克拉任·达偌博士在此想要证明的是，以两名被告的经济状况，他们不可能为了图谋钱财而杀人，就像公诉方所指控的那样。

被告方听证结束后，公诉方要求重新取证，以利用这次机会和法官8月1日的新决定传唤他们自己的专家证人。受雇于公诉方的三位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致认为，从总体上讲，纳森和理查德心智健全，­精­神正常。休·派骓克博士指出：“除非我们认为，所有在作案之前­精­心部署周密策划的杀人凶犯全都是神经病，否则很难证明，这两名被告确实有什么神经方面的疾病。”

阿契巴德·丘尔其博士告诉法庭，根据他的观察和诊断结果，理查德在作案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知道他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以及当时的日期、时间等等的一切。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所表现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逻辑推理能力都是一流的，我看不出他的神经有什么毛病”。丘尔其博士补充说，纳森的情况也是如此。

几位公诉方专家的共同结论是，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自小便生活在极其优越的环境，他们富有的家庭为他们提供了锦衣玉食，他们住大房子，开好车，特别是，他们在学业上的卓越表现，使他们自我感觉处处高人一等。他们鄙视周围的人、周围的物和周围的事，进而发展到蔑视所有的规章制度和法律。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与众不同也包括了他们可以不受任何规章制度和法律的约束，或者说，他们过人的聪明才智可以使他们逃避法律的制裁。而这一点，才是导致他们犯罪的根本原因。

随机目标(22)

在被告方交叉取证的过程中，克拉任·达偌博士几次向法官表示，纳森和理查德被捕之后，检察长罗伯特·科罗为了让公诉方的专家们完成他们对两名被告的评估诊断，一再拒绝被告方律师与委托人见面的要求，直至法庭下达命令。克拉任指出：“扣押委托人并强迫他们招供绝对不是执法。”

科罗检察长回答说：“我们并没有强迫他们说话……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一旦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地吹嘘他们筹划的这桩所谓‘完美犯罪’是多么的聪明巧妙，周密细致。”

在克拉任·达偌的追问下，检察长终于恼羞成怒：“我不否认我的行动违反了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而且，只要我还坐在地区检察官这把交椅上，我还将继续这样做。当一个人被控犯罪时，我绝对不会在我们的人找他谈话之前，就打电话告诉他请什么律师。”

克拉任·达偌也火了：“你以为市民们会选举一位公开扬言要违反宪法的人做他们的地区检察官？”众所周知，罗伯特·科罗将在即将到来的11月大选中竞选连任，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中如此不遗余力的原因之一。

克拉任一语中的，媒介也借此大做文章，甚至把这段对话中的画龙点睛之处挑出来，做成报纸上的大幅标题。后来，科罗检察长不得不在法庭上就自己的上述言论作一番“解释”。

在1924年，“蒙然达权利书”尚未问世。直到30年后的6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蒙然达案的裁决中指出，有关当局必须向犯罪嫌疑人通告他们有保持沉默和聘请律师的权利。当记者们就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采访芝加哥著名律师、罗伯特·科罗检察长的侄子威连·科罗时，他承认克拉任·达偌博士在若­干­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先见之明。（“蒙然达权利书”全文见笔者所著《美国8大名案》中《被亵渎的母爱》一文）

8月19日下午，当公诉方的最后一位证人退出法庭之后，约翰·加维利法官宣布总结­性­发言开始。

首位陈词的是助理检察长汤姆斯·马歇尔：“鉴于本案前所未闻的恶劣情节，和作案人前所未闻的残忍手段，公诉方的立场是，对两名被告只可能有一种惩罚，即处以极刑——死刑。”汤姆斯讲了整整一个下午，几乎数遍了历史上所有判绞刑的案例。

另一位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对加维利法官说：“现在在您面前的，是两名最冷血、最残酷而又最懦弱、最卑鄙的罪犯。”他们甚至不曾给被害人勃比·范克斯反抗的机会。“他们从背后袭击勃比，那是一种完全懦夫的做法。”现在，当他们栽到了警方手里，当他们被带到法庭上受审，他们用重金聘来的律师便开始侈谈什么宽容和仁慈。“当他们用拳头在勃比的头部连击四次，又将他拖到车后座用凿子活活地戳死时，他们对勃比表现出了任何的宽容和仁慈吗？法官大人，您难道不觉得，当他们对一个活生生的男孩下了那样的毒手，如今又到法庭上乞求宽容和仁慈，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吗？”

旁听席上，呜咽和叹息之声渐起。雅各布·范克斯终于忍不住站起身来，离开了法庭。

“绞死他们！绞死这两个狼心狗肺的杀人犯！”约瑟夫·萨瓦其最后说，“如果我们不以法律的名义对他们处以极刑，我们便是亵渎了法律。而且，我想对您——尊敬的法官大人说一句出自肺腑的话，如果这两名被告不被绞死，以往历史上所有的那些被绞死的罪犯都会觉得冤枉。”

据说在约瑟夫·萨瓦其发言结束后的休庭期间，纳森·里奥普一改开庭以来向公众展示出的轻松、随便和无所谓，在哥哥迈克面前痛哭失声：“哦，我的上帝！……迈克，你觉得我们真的会被送上绞刑架吗？”

与约瑟夫·萨瓦其的激愤形成鲜明的对比，被告辩护律师本杰明·巴赫拉奇的发言则非常冷静，非常学究气。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向法庭内的听众们讲解当时新兴的弗洛伊德学派对人类­精­神状况的解释，说“­精­神疾病主要是指患者不可能对其所生活的环境，以及此环境中所发生的事件作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处理这类案子需要的是学识与理解，而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在其发言中却只是一味地煽动民众的成见和敌对情绪。

8月22日，星期五下午，当法官约翰·加维利午饭后返回时，发现刑事法庭大楼内外人山人海，几乎万人空巷，他必须左冲右突，才能上到六楼。等他终于进到了自己的审判室，加维利法官愤怒地命令法警立刻关闭大门。

用一位记者显然是比较夸张的说法，半个芝加哥都涌到了这里。人们是想亲耳聆听克拉任·达偌在本案中的总结­性­发言。

2点12分，克拉任·达偌博士站起身来。门外的嘈杂声，窗外的喧哗声，此起彼伏。克拉任讲了不到十句，便无奈地举起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法官大人……”后面的话淹没在新一轮的声浪之中。旁听席上观众们只看见这位大名鼎鼎的律师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加维利法官厉声命令法警必须在十分钟内将整幢楼里的人们全部撤空，并打电话给芝加哥市警署署长摩根·柯林斯请求增援。克拉任·达偌又试了两次，才得以在2点40分左右重新开始。

克拉任首先谈到了勃比·范克斯绑架谋杀案在全美造成的轰动。“当一个案子激起了民愤，舆论纷纷要求严办凶手时，人们只会想到一种惩治方法，那就是死刑，而不会考虑被告所犯具体罪行的轻或重。”

随机目标(23)

克拉任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人们关于“百万美元辩护”的议论。“我们曾公开地告诉过大家，我们在办案的过程中绝不会花高价聘请专家，也不会花高价做其他任何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再次公开地告诉大家，我们信守了这一诺言。”克拉任声称，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酬金标准和公诉方的专家们完全一致。“如果我方在本案中败诉，其缘由将不会是因为钱太少，而是因为钱太多。”克拉任说，如果纳森和理查德是两个穷人家的孩子，则伊利诺伊州的任何一位检察官都不会在他们承认“有罪”之后，再要求法官判处其死刑。

事实上，克拉任·达偌指出，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任何30岁以下的被告在承认“有罪”之后被判处死刑。“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听到的只是以血还血的呼声，我听到的只是被检察长办公室愈煽愈烈的仇恨，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援引那些毫无人­性­可言的原始酷刑，我听到的只是人们不断地敦促法庭将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而无人屑于认真地去考虑本案提供的证据，考虑可资参照的史实，考虑两名被告人的年龄。”

克拉任列举了若­干­统计数据，列举了芝加哥历史上的90例绞刑判决，其中只有三例被告承认“有罪”。而在过去的30年里，“芝加哥共有350人被指控谋杀并承认‘有罪’，其中只有一人被绞死。”“将此人送上绞刑架的那位荣耀无比的检察官，便是我们在本案中的首席公诉人朋友。但是请注意，他的那位‘受害人’已经年满40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听到这里，狠狠地瞪了一眼他的对手。

达偌博士接着说：“在我经手过的案子中，公诉方对案情的形容无一不是‘有史以来最冷血、最恐怖、最凶残、最不可饶恕’等等等等。”“如果是一桩谋杀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血腥的。如果是一起抢劫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如果是一宗策划­阴­谋案，那一定是迄今为止最险恶的。”克拉任直言，以他的经验，勃比·范克斯命案其实算不上十分残酷，虽然凶杀本身是残酷的。“可怜的小勃比实际上并没有太遭罪。从他进到车里开始，所有的一切在15分钟内就全部结束了。”

克拉任·达偌再次分析了公诉方关于二犯“谋取赎金”的作案动机，“这两个从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的孩子，会为了区区一万美元杀人？”“不，这一切不是为了金钱。这一切只是两个孩子毫无意义，毫无目的，毫无用处，也毫无动机可言的恶作剧。”

克拉任历数纳森和理查德作案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他们为了物­色­目标而在哈佛学校附近长时间地逗留，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出他们；他们劫持勃比·范克斯的地点就在范克斯家的视野范围之内，却丝毫没有意识到“四周围任何一扇窗户的后面都可能有眼睛”；他们带着尸体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区穿行将近20英里，甚至停下车来吃晚饭，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一丁点儿的差错，一丁点儿的疏忽，一丁点儿的事故，甚至一丁点儿的霉运，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交通违章，都可能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所有的这一切为了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我所能想到的，只有《李尔王》中那个傻瓜的疯狂举动，可以与我的两位委托人相媲美。”事后，他们又跟朋友、记者，甚至警察大肆谈论此案。“没有人相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做出如此蠢事。对所有这一切的唯一解释只能是，他们的神经出了问题。”“他们在本案中自始至终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正常人的行为。”

“当本案从头到尾所有的细节都一一呈报法庭之后，公诉方的立场依然是，如果不绞死这两名被告，整个宇宙都会塌陷。我必须指出，在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对死刑如此狂热的推崇，尽管此前曾有过上千宗比本案恐怖不知多少倍的、动机险恶的凶杀案。是的，以前已经有过了上千宗，今后也许还会有上千宗，无论这两个孩子是被绞死，还是坐牢。如果绞死他们可以阻止未来更多的谋杀，我或许会亲手将他们送上绞刑架。事实上，如果杀一真的能够儆百，我会赞同所有的死刑，只要被绞死的人不是我自己。但是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那些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会发生，就像它们曾经发生过一样，至少就这个话题而言。”

“我们的法律中写进了考虑减刑的变通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年龄。为什么？”达偌博士环顾四周，而后自问自答，“很简单，因为孩子们不可能对生活对社会作出和成年人一样的判断和决定。”

“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都知道孩子们的头脑中充满了幻想，我们都知道他们生活在梦一样的世界，我们都知道在孩子们的世界中，并非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也知道很多孩子们不懂得珍惜，不懂得感激，不懂得尊敬，不懂得负责任。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幼稚，还需要成年人的引导。因为他们自己还很弱小，还需要成年人的保护。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就是这样的两个孩子，一个18岁，一个19岁（克拉任在这里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理查德·洛易的生日是6月，他刚刚满了19岁。也有一种解释说，克拉任指的是他们作案时的年龄——笔者注）。法律尚不允许他们签订合同，不允许他们未经父母同意私自结婚，不允许他们投票选举，为什么？因为他们还不成熟，还不具备可靠的判断能力，因此，也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在1924年，参加投票的法定年龄是21岁。

随机目标(24)

“我不能想象，像这样的两个孩子，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醒来，换上一套­干­净的囚服，走上绞刑台。在那里，他们被蒙上双眼，捆缚手脚，推到活动踏板上。绞索徐徐地降下来，绕过他们的脖颈，在后面打一个结。然后，行刑者一摁机关，脚底的踏板便被抽掉。我不能想象，他们在空中坠落，又陡然被绕在脖子上的绞索止住。”

“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死刑：火烧、水煮、凌迟、分尸等等。在英国，罪犯是被吊在十字路口，让所有的人们都能看得到。……一个小偷被绞死了，结果在围观的人群中，更多的人被掏了钱包。一个杀人犯被绞死了，结果有人在前往观看绞刑的途中或回家的路上被人杀害。”

“历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死刑，我们生活的社会因此而变得安全和平了吗？”克拉任·达偌悲哀地摇摇头，“没有。”

“这三个月以来，我就像是一个人站在海边，竭尽全力想要抵挡住铺天而来的大潮。我盼望着风能够停息，海能够平静。我相信它们终究会的。顺便说一句，请大家不要误解了我这个比喻的意思。我知道，在这场官司中，最简单，也最能迎合民意的做法，就是对我的委托人处以极刑。一些没有头脑的男人和女人们会为这样的判决鼓掌，一些心胸狭窄或生­性­残忍的人会为这样的判决喝彩。但是，在芝加哥，以及比芝加哥更宽更广的土地上，还有无数的父母们，无数心地善良的、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他们看到的不光是这两个不幸的孩子，还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邻居的孩子，以及后代中成千上万的孩子。或许有一天，那些孩子们也会站在纳森和理查德今天的位置上。”

“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现在正处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您可以把这两个孩子送上绞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绞索，直至他们停止呼吸。但是，假如您这样做了，您便是将您的脸转向了过去。……您也可以拯救他们，同时也拯救了现在和今后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孩子们，拯救了那些心地善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人们。我祈求未来，祈求有一天，仇恨和残忍不再占据人们的心灵。那时候，人们将学会如何去分辨和判断，如何去理解和信任。那时候，人们将懂得，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地值得挽救。那时候，人们将懂得，仁爱与宽恕是人类灵魂的最高境界。”

克拉任·达偌讲了整整三天。当他说完时，法庭中的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包括约翰·加维利法官。

在后来的年代里，许多法学教授要求学生们熟读达偌博士的这篇总结­性­发言。

1924年9月10日，星期三，法官约翰·加维利早晨5点半就起来了，6点以前吃过早饭后，由两名警员陪同在公寓的附近散了步。听证结束后的十几天里，约翰·加维利收到了不少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的威胁说，如果法官不判处二犯死刑，他就要炸毁法庭大楼。有的则宣称，如果法官胆敢将二人送上绞刑架，他就将会被电缆线活活勒死。一天，法官出门参加一个葬礼，有人打电话到公寓通知加维利夫人说她丈夫被刺，等老太太匆匆赶到葬礼上，发现法官安然无恙。从此，加维利夫­妇­掐断了电话线，摩根·柯林斯署长为刑事法庭大楼增派了50名警察，为法官安排了保镖，还在他们夫­妇­住的公寓楼派了持枪门卫。

8点15分，约翰·加维利法官的车在一前一后两辆警车的护送下驶向刑事法庭大楼。当他步入法庭时，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以及里奥普家人和洛易家人们，已经齐齐地等在了那里。缺席的只有被害者家属，范克斯先生曾在事前通知法庭，说他们更愿意留在家里。

在法官宣布他的决定之前，他问两名被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纳森和理查德都摇头表示没有。

加维利法官在发言中指出，毫无疑问，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指控之绑架谋杀罪成立，公诉方向法庭提供的大量人证物证，以及两名被告自己的供词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在综合分析了双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和相关的诊断报告之后，法官不认为纳森或理查德患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或神经病，尽管他们的一些行为有异于常人。法官说，目前还没有针对这类案子的具体法律条文，但他同意克拉任·达偌博士的观点，两名被告的年龄尚小，尚不适合被判处死刑hey are just too young to get the death penalty）。

“本庭在量刑时选择了监禁，而非死刑，其主要的考虑，是基于两名被告的年龄。……这并不意味着，本庭将不在今后的任何案子中使用死刑，或一概地反对死刑。但本庭确信，他有权拒绝对尚未成年者判处死刑。”

加维利法官严肃地看着纳森和理查德：“在伊利诺伊州的历史上，只有两起未成年者被处以极刑的案例。本庭不希望由他亲手将那个数字增加一倍。”在那两例中，被告方做的是“无罪”辩护。

后来，纳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幽默道：“早知如此，我们就不需要聘请那些专家证人了，甚至连律师也不用，只消将出生证交给法官就行了。”

约翰·加维利法官最后宣布：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谋杀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无期徒刑。

对两名被告所犯之绑架罪，本庭依法判处他们有期徒刑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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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25)

34年后，这一判决赫然出现在纳森·里奥普自传的封面，书名就叫《终生监禁加99年》（Life Plus 99 Years）。

记者们在庭审结束后的第一个发现是，约翰·加维利法官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周之后才知道，他和他的妻子都住进了医院。据说加维利夫人是因为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审理期间受到过度的惊吓，至于法官本人，他在出院后递交给刑事法庭的辞呈中说：“在过去的六年里，由本人主持审理的六桩大案中，有三名被告被判处死刑，两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本人的健康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有关方面根据他的请求，将加维利法官调到了民事法庭，而且只主持离婚判决。约翰·加维利法官于1939年8月去世，享年78岁。

克拉任·达偌博士后来又在名噪一时的所谓“猴子案”中免费为21岁的青年教师约翰·施柯普辩护，此人因在田纳西州一所学校的课堂上宣扬达尔文的进化论而被捕。克拉任·达偌博士于1938年3月13日去世，享年81岁。

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接踵而至的连任竞选中如愿以偿，1928年离任后又回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他曾在1940年被选举进入民主党在伊利诺伊州的执行委员会。罗伯特·科罗于1958年1月去世，享年78岁。

1924年12月，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和摩根·柯林斯署长联合宣布了本案中赏金的分配。各家报纸在案发初期拿出的资金仅用于购买独家新闻，所以，可供警、检两方支配的实际上只有范克斯家的5000美元和柯林斯署长后来追加的1000美元。

在总共6000美元的赏金中，《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两名记者詹姆斯·缪罗伊和阿尔文·格斯坦各获得1500美元。他们后来又因为在本案中的贡献而被授予当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那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首次获奖。

发现小勃比尸体的波兰移民托尼·曼考斯基得到了850美元，拾得眼镜的保罗·科尔夫工长获750美元，其余三名铁道信号工各300美元。

最后的500美元发给了一位名叫勃纳德·亨特的巡夜人。5月22日，案发第二天的凌晨1点30分左右，勃纳德看见一辆车沿格林坞路南行，在快到49街处慢了下来。车后座上的一名男子将身子探出车外，扔了一件什么东西。勃纳德马上走过去，借着昏暗的街灯在地上摸索了很久，终于在路边­干­涸的水沟里找到一把带血的凿子。

15名警、检方的有功人员获得了上峰的口头表扬。同时受到表扬的还有福兰克·布莱尔，在杰克逊公园附近的小河沟里找到那台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的潜水员和嘉可夫·温司顿，奥蒙·珂宜光学公司某分店的经理。事后，该公司总裁奥蒙·珂宜亲自写信给报社表示不满。信中认为，嘉可夫·温司顿前后花了整整36小时，查阅了所有54万张单据才找出了眼镜的买主，该雇员理应获得比口头表扬更高的奖赏。

判刑次日，1924年9月11日，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被递解到地处芝加哥西南远郊的约利埃州立监狱，开始了他们的铁窗生涯。入狱第一年，两个人都生了一年的病。有一段时间，外界传言说理查德真的疯了。一年之后，他们习惯了在水泥台子上睡觉，习惯了在桶里大小便，习惯了被关禁闭时只有水和面包的一日三餐。1931年，纳森和理查德携手开办了监狱学校，为其他犯人教授不同题目不同层次的课程，后来又创办了狱中图书馆。

1936年1月26日中午，理查德在监狱的澡堂里被同监犯人基米·德袭击。当时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澡堂里只有理查德和基米两个人。理查德身受重伤，血流如注。狱方以最快的速度召集到了10名医生，但终究未能挽救他的­性­命。三小时后，理查德·洛易死在了手术台上，年仅30岁。

理查德是被剃刀活活割死的，他的身上一共有50多处刀伤，最深、也最长的一处从左耳下方划过脖子，几乎割断了他的咽喉。纳森后来在《终生监禁加99年》一书中写道：“他的全身上下，身体和四肢，到处都是伤口。他身上最大片的完整皮肤还不足六英寸。”而且，在理查德咽气后数小时，其尸体一经挪动，仍流血不止。

基米·德说，他杀死理查德是正当防卫，因为理查德企图对他­性­­骚­扰。但同监的其他犯人却反映，基米其实早就对理查德怀恨在心。当时的监狱发给犯人们的月津贴是每人3美元，洛易家每月给狱中的儿子寄去50美元，理查德便拿了这些钱收买人心，其间不免厚此薄彼，也就招来了一些人的嫉恨。基米其人形容猥琐，行为下作，虽然常常为了几个钱上赶着巴结，但理查德很不愿意理睬他。天长日久，便酿成了祸端。因为证据不足，基米·德最后被无罪开释。

理查德死后，纳森的日子更加难熬。他在监狱里又学了12种语言，选修了不少医学方面的函授课程，包括当时很时新的X光技术，并写完了自传。1953年，纳森·里奥普依法申请假释被驳回。四年之后，纳森再次申请，并写信给当时的伊利诺伊州州长。这一次，假释委员会投票通过了他的请求。

据说罗伯特·科罗检察长在临终之前转变了他对纳森·里奥普的强硬态度，并准备写信给假释委员会替纳森请愿，但终因健康的缘故，未能成就。

1958年3月13日，一个风平浪静而又春寒料峭的早晨，杰克逊公园一座没有名字的桥上聚集了大约四五十人。20年前的这一天，克拉任·达偌博士谢世。后来，他的骨灰就是从这座桥上洒进了下面的湖水里。湖水经过一条小河与不远处的密执安湖汇合。克拉任·达偌的传记作者亚瑟·韦伯代表众人将一只花环抛向湖中。那天的湖面实在是太平静了，花环在原处滞留良久，才非常缓慢、非常不情愿地依依而去。

随机目标(26)

几乎同一个时刻，在距离杰克逊公园西南约35英里的约利埃，52岁的纳森·里奥普跨出了州立监狱的大铁门，自1924年5月29日，罗伯特·科罗检察长的两名警探将他“请”到拉撒尔酒店后，第一次获得自由。纳森那天穿的是请监狱里的裁缝们缝制的蓝­色­西服和花呢大衣，口袋中揣了一共639美元。根据由他亲笔签名的现金收讫单，其中有狱方发给被释放人员的公共汽车交通费1美元，和出狱后第一周的食宿费25美元，还有613美元是纳森自己在狱中的积蓄。

据几天后《时代周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计算，从那把罪恶的凿子Сhā进勃比·范克斯的头颅，到纳森·里奥普离开监狱的高墙，已经过去了33年275天又18小时。

纳森在监狱门口向等候在那里的几十名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为了躲避媒体的滋扰，纳森出狱的第二天，即在家人们的安排下飞往波多黎各，从此再没有回过美国本土。他先在一所医院的X光室工作了两年，同时就读于波多黎各大学并获取了一个硕士学位，而后到该校教书及从事医学研究，其间还出版过一本《波多黎各鸟类》。1961年，纳森娶了当地一位医生的###，原巴尔的摩市民政部工作人员楚迪·德奎尔达女士为妻。10年后，1971年8月30日，纳森·里奥普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终年67岁。

小城故事(1)

安妮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是在她14岁那一年。邻居家一个女孩子患了一种神秘的不治之症，几星期后便撒手人寰。安妮和那个女孩子并不是十分熟悉，她们相互认识是因为上的同一所中学。一时间，街坊、同学，似乎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有的说，那病说来就来，防不胜防。有的说，那病绝对没治，谁染上都只有死路一条。有的说，就连医生和专家们也不知道那病缘于何物，或来自何处。那种绝症的名称便是白血病，也叫血癌。

21年后的1971年，安妮已经成了安德森夫人，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她再次听到的“白血病”这三个字，是医生对她儿子病情的诊断。

吉米·安德森是安妮和乔尔斯的小儿子。那年一月，他和他的哥哥姐姐同时病倒，而且具有相同的感冒症状：咳嗽，流鼻涕，低烧。几天后，两个大孩子基本痊愈了，但三岁的吉米却始终不见好转。他脸­色­苍白，身上出现好几块紫血斑，而且胃口越来越差，体力也越来越差，到后来只能终日卧床。安妮和乔尔斯把孩子带到了当地医院的唐纳德·麦克林大夫那里。

吉米的情形使麦克林大夫十分不安。苍白，紫斑和低烧不断，这都是血液病变的临床症状。麦克林大夫怀疑到了白血病，但他没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安德森夫­妇­，因为白血病非常罕见，每年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低于十万分之四。那天是星期六，麦克林大夫仍安排实验室在当天下午化验吉米的血样。“等结果出来就清楚了，”他对安妮和乔尔斯说，“四点以后给我打电话。”

当乔尔斯·安德森依言拨通医生的电话时，麦克林大夫的声音显得异常沉重：“恐怕你儿子的血液出了问题。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试验才能做结论。”仍旧只字未提白血病。麦克林大夫说，他已经为吉米·安德森预约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主任约翰·杜鲁门大夫，时间是两天后的星期一上午。

马萨诸塞总医院是波士顿地区最大的医院。杜鲁门主任为吉米·安德森做了骨髓穿刺化验，发现其中枯萎状白血球（blast cell）的比例高达32%。这类白血球分裂繁衍极快，但还等不及充分地发展和成熟便业已开始枯败萎缩。毫无疑问，吉米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那天下午，安妮·安德森和丈夫一起坐在杜鲁门主任的办公室里。她记得那天特冷，从窗玻璃斜­射­进来的阳光显得特别刺眼。当听到那令她极其恐怖的“白血病”三个字时，安妮觉得她的心脏猛地抽紧，之后，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已不复存在，只有飘浮在阳光中的尘埃在她眼前不停地飞舞旋转。杜鲁门主任的声音变得非常遥远，仿佛从太空深处徐徐传来。

杜鲁门主任说，今后的四周至关重要，他将要对吉米实施药物和化学综合治疗。病情好转的把握相当大，但也有10%的几率发生意外。最大的危险其实并不在白血病本身，而是来自任何可能的感染，因为化学疗法在杀死血液和骨髓中的癌细胞的同时，也将大大降低肌体的免疫能力。随便一点小小的疾病，哪怕只是非常轻微的感冒，也可能致命。

杜鲁门主任说，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时，儿童白血病还是一种完完全全的不治之症，小患者们一般在诊断后数周内死亡。最近的两年里，白血病的治疗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药物和化学的综合治疗法也称圣尤德疗法，是由位于田纳西州的曼菲斯市圣尤德儿童医院研究而成的。如果吉米·安德森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一个月的疗程，他在今后五年里存活的可能­性­将高于50%。

至于病因，杜鲁门主任坦诚地说，他不是很清楚。有研究者发现，核辐­射­和某些化学物质，如苯等，导致急­性­骨髓细胞白血病，但那和吉米的情况不是一回事。因为已经证实某些动物，如猫、牛、鸟等所患的白血病是由病毒引起，一些研究者也正在试图找出人类白血病与病毒的联系。

安德森家居住的小城名叫沃伯恩，地处波士顿以北约12英里，人口36万。沃伯恩历史上以鞣皮制革著称，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北战争前后曾拥有过20多家皮革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多数皮革厂在外国同行的激烈竞争下倒闭。到20世纪60年代末，只有位于城东阿波卓纳河西岸的J·J·瑞勒厂还在生产皮革。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沃伯恩市有关当局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和93号高速公路之间规划开发了一片空地，命名为“工业公园”。那片50多公顷的区域里除了几家制造业小厂外，还有联合第一服装厂和跨国公司W·R·格拉斯新建的一座食品机械厂。

安德森家是在1965年搬来沃伯恩的。在这之前，他们住在波士顿一套小小的公寓房里。安妮儿时的好友卡·格莱和她的丈夫在沃伯恩买下了一栋房子，他们喜欢那儿离波士顿不远，又能尽情地享受本应属于乡间的原野、山林和河流。安德森夫­妇­去格莱家玩过几次，便认定沃伯恩也是他们理想的安家之处。

安妮和乔尔斯挑选的房子在城东南的派茵街社区附近，阿波卓纳河流到了这一带变得比较宽阔起来。那年2月，当吉米·安德森从马萨诸塞总医院掉光了头发回到沃伯恩后，邻居们带了各种各样的慰问品前来看望。一位­妇­女告诉安妮，在她居住的格里格街上，有两家人家的孩子也患了白血病。其中拿戈尔家的儿子在化学治疗后恢复得还算不错，但是另一个男孩，佐纳家的迈克，却一直是病病恹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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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

安妮·安德森和那两位母亲通过几次话，又见过几次面。她思前想后，怎么也不能说服自己这三起发生在方圆不到半英里之内的病例只是偶然的巧合。她和周围的人们谈，和约翰·杜鲁门主任谈，但众人只是礼貌地倾听、点头，谁也没有认真考虑她的想法。

如此悠悠地过了两年多，1973年6月，沃伯恩城东南的又一个小男孩被送进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的儿童血液病科。2岁半的凯文·卡恩和他的父母以及三个哥哥姐姐住在亨利路，从他家的后门越过沼泽地便可看见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派茵街和安德森家在橘子街的红砖平房。杜鲁门主任对凯文的诊断和吉米·安德森一模一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安妮·安德森是从卡·格莱那里听到凯文·卡恩的。那年暑假，卡14岁的儿子揽了一份每天早晨在亨利路送报纸的活儿。安妮记得卡在电话上说：“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

挂断电话，安妮找出一本笔记本，开始写她的第一份患者名单。她详细地记下孩子们的姓名、地址、年龄和生病的大致时间，她再次思索这四个孩子之间到底有什么共通之处。“他们吸入的空气和喝下的水是一样的。”多年后，安妮·安德森对律师们说，“水质一直很差。我当时以为里面会有什么病毒，和白血病有关的病毒。那水喝上去怪怪的，看上去怪怪的，闻起来也是怪怪的。到了夏天就更糟糕了，根本就没法儿喝。每个周末我母亲从桑蒙维尔过来串门，我都请她捎点儿水过来，大约三夸脱（约合35升——笔者注），那就是我们喝的水。其他的时候，只要能用比如咖啡的味道，或者橙汁的味道压过水里的怪味，我们就用自来水。水很厉害，毁坏了我们的洗碗机，整个门全被腐蚀了，关都没法儿关，只好换一扇新的。里面盛盘碟的筐子也锈得不成样子。厨房和卫生间水槽底下的管道总是漏水。所有的自来水管都关不严，一直在滴滴答答地滴水。我们往往是这儿的毛病还没有修好，那儿又开始坏了。”

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们见面总爱谈论天气一样，安妮的街坊们见面时总是在谈论水。而且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他们对水质仍旧是束手无策，就像对天气一样。

1961年，当卡·格莱一家人搬到沃伯恩时，水还是好好的。到1965年安德森家搬来的时候，味道就变了。记得在沃伯恩的第一个夏天，安妮问卡：“你是不是也觉出了水的味道不对？还是我自己的味觉出了问题？”

后来人们想起，水质的变化始于1964年10月，沃伯恩市新钻的G号水井正式启用的时候。在这之前，沃伯恩一共有六口老井，分布在城市的中西部，按英文字母从A到F排序。随着人口的增长，原有六口老井的水不够用了，有关部门便决定在城东北阿波卓纳河东岸，J·J·瑞勒皮革厂和“工业公园”之间凿了这口G号井。三年后，当夏季供水再次成为沃伯恩市的一大难题时，与G号井相距仅300英尺的H号井也破土动工，并于当年投入使用。

1967年夏天，马萨诸塞州卫生部下令关闭G号井和H号井，理由是，“自从两井启用以来，自来水中的细菌含量一直超标”。经市政府再三交涉，州卫生部最后同意他们继续使用这两口井，条件是，必须长期对井水进行氯化处理，即加入漂白剂。

从G号井和H号井抽出的水虽然进入了沃伯恩市的整个供水系统，但主要是供应城东。氯化处理在1968年4月正式开始实施，那年的春夏两季，市政府不断收到市民们关于水质的投诉。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称“水的气味闻上去和纯漂白剂完全一样”。而市政府的工程师们却反反复复地告诉居民们，水的质量肯定没有问题，作为饮用水绝对安全。

但是，市民们更相信由自己的感官得出的结论，他们在1969年春天组成了专门的委员会，以敦促市长下决心永久­性­地关闭G、H二井。请愿书于是年8月递上去，10月，当夏季的供水高峰期过去之后，市长关闭了两口井。次年春夏之交，工程师们再次开井取水，市民们再次投诉请愿……从此，G号井和H号井时开时关，陷入了似乎永无休止的循环往复。

1975年9月，吉米·安德森旧病复发，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安妮每天到病房陪伴，也时常在那里过夜。那是11月的一个不合时宜的温暖傍晚，安妮独自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注视着窗外暮­色­笼罩着的波士顿。一位老­妇­人从近旁的病房踱出来，满脸凄凉。她也在窗前站下，目光也注视着窗外，不知是对安妮还是对自己喃喃而语：“刚才一个孩子死了，白血病。”

安妮没有答腔，甚至没有移动目光。她太累了，心力交瘁。她自己的吉米也正在死于白血病，使她无暇顾及别人的感情，也无力施舍同情和眼泪。

老­妇­人并未注意到安妮的冷淡，继续着自己的絮叨：一个小男孩，其实还只是一个婴儿。没有任何先兆，突然就病了。听说他家住在沃伯恩，姓里莱。

1976年10月，安妮·安德森从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那里听说，冬娜·卡能4岁的儿子罗比被新英格兰医学中心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冬娜家住在城北，那里的水质也不好，但比城东强多了。冬娜家一向不宽裕，吃不起现成的牛­奶­果汁和其他饮料，冬娜就买来大袋大筒的­奶­粉和浓缩果汁等，回家用水兑了喂儿子。有时水里的怪味实在太重，孩子不吃，冬娜就放到炉子上热一热，去去味儿。罗比自小体质就差，磨人不说，家里还欠了一ρi股的医药费。丈夫卡尔先是三天两头地不着家，后来­干­脆十天半个月才回来一次，不久就和冬娜离了。

小城故事(3)

从此，安妮和冬娜常来常往，相互交流经验和心得。更多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坐在一起，守护着彼此的病孩子，给对方送去无言的支持，也从对方获取心灵上的慰藉。

1979年春，沃伯恩警署奉命调查一起乱扔垃圾废料案。一夜之间，184桶工业废料突然出现在离G号井和H号井北面不足半英里的“工业公园”附近。虽然警方始终没有抓到乱扔废料者，也没有查到废料的具体来源，但案子报到了马萨诸塞州环境部，工作人员马上赶赴现场，对包括G、H二井在内的周围环境进行取样分析。

5月22日，分析结果送到了负责东北地区的州环境部执行主任基拉德·麦科尔的办公桌上。10分钟后，麦科尔主任让秘书接通了沃伯恩市政府的工程师，他在电话上亲自下令立即关闭G号井和H号井。两口井水均已被严重污染，其中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商业上叫做TCE，一种用于溶解油类和脂肪的工业溶剂，以及较低浓度的其他四种污染物，包括四氯乙烯，另一种工业溶剂。这两种溶剂都被国家环保署列为“可能的”致癌物。

安妮·安德森并没有特别地在意刊登在《沃伯恩每日时报》上的关闭G、H二井的消息。文章花了大量的篇幅敦促市民们在即将到来的夏季厉行节水，因为市长已严令禁止各家各户洗车浇园子。记者在文中只含糊其辞地提到了一句“­性­质不明的污染物”。

基拉德·麦科尔主任亲临沃伯恩查看那184桶工业废料。在此之前他已经听说，桶里装的都是已变质失效的聚氨酯树脂，其成分与两井中的污染物全无­干­系。那TCE，或三氯乙烯，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市政府有一位工程师名叫托马斯·摩宁，住在城东的伍德街，距G、H二井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当麦科尔主任和他闲聊时，托马斯谈到了他的邻居图梅一家。图梅家的三个孩子长期患皮疹，每年要往医院的皮肤科跑好几趟，而且不管用什么药都不见效果。图梅夫人玛丽怀疑是水的问题，因为他们家的水管被腐蚀得很厉害，总漏。

1979年8月，G号井和H号井关闭后三个月，图梅家最大的孩子——其实是老二，老大已于几年前丧身车祸——10岁的派特病倒了。和当年的吉米·安德森一样，当地医生查出他的血液有问题，便将他送到了马萨诸塞总医院。约翰·杜鲁门主任为他做了骨髓穿刺化验，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慢­性­骨髓细胞白血病，所有白血病种类中最为致命者。

那年9月10日，安妮·安德森接到卡·格莱的电话，卡只在电话上说了一句：“快看今天的报纸。”《沃伯恩每日时报》头版的大标题是《城北发现砒霜池》。一位名叫查理·瑞恩的年轻记者报道说，今年7月，一支施工队在一片已关闭多年的化工厂废墟上挖掘出了一处废品池。池深五英尺，面积一公顷。池内的污染物包括大剂量的砷（砒霜）、铅、铬和微量的其他重金属。当年，这家名叫麦瑞·马克的化工厂除了生产制革用的化工品外，也生产以砒霜为基体的杀虫剂。废品池里还有皮革厂扔弃的动物皮毛和残骸等物。文章说，专家们认为，极微量的砷便可能致癌，而金属铬则历来被认定与肺癌和呼吸道癌有关系。文章说，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些有毒物品是否已经污染了一英里以南的G号井和H号井，但有确切消息称，两井的关闭是因为：“水中含有高浓度的三氯乙烯，或TCE，一种工业溶剂。”

三一圣公会教堂的布鲁斯·扬格牧师也看到了这篇报道。他后来回忆说：“就在那一刻，安妮·安德森这些年来跟我说起过的那些话显现出了真正的意义。”安妮一直认为，孩子们的白血病源于那可疑的自来水。她先是在家里和丈夫说，日久天长，乔尔斯听腻了，他很不耐烦地打断安妮的话，说这么多专家学者都搞不清楚的问题，你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家庭­妇­女凭什么妄下结论？安妮只得去找好脾气的扬格牧师说。

第二天，扬格牧师打电话给安妮，说他拟好了一个计划，准备在《沃伯恩每日时报》上刊登一则广告，请所有在过去的15年里有孩子被诊断为白血病的家长到三一圣公会教堂参加一个调查­性­的会议。G号井启用于1964年，到现在正好15年。三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有30多人来到圣公会教堂开会。扬格牧师向与会者们分发了一份由马萨诸塞总医院的一名护士帮助起草的关于白血病的问卷。调查结果，一共有12起儿童白血病例。扬格牧师买来一张沃伯恩地图，按12处地址画上记号。12个孩子中有8人家住沃伯恩城东，彼此间最多不过半英里的距离，其中6人在派茵街附近，差不多就是隔壁邻居。

扬格牧师带着这张地图到马萨诸塞总医院登门拜访约翰·杜鲁门主任。牧师问：“15年中出现12起病例——也许还有更多——这算不算‘异常高发区’？”

杜鲁门主任答：“毫无疑问。”

其时，查理·瑞恩又在《沃伯恩每日时报》头版刊登了一篇调查文章。据披露，州卫生部的统计数据表明，70年代中期，沃伯恩死于癌症的人数在五年内上升了17%，其中以白血病为最高，肾癌其次。但是，文章说：“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证明，癌症发病率的剧增是否与城北发现的含毒废料有关。”

布鲁斯·扬格牧师读完这篇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沃伯恩每日时报》，告诉查理·瑞恩他和安妮·安德森关于儿童白血病“异常高发区”的发现。1979年12月12日，查理·瑞恩发表了第三篇头版调查文章《找寻儿童白血病的答案》。

小城故事(4)

与此同时，约翰·杜鲁门主任也将“异常高发区”的发现报告到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全国疾病防治中心，该中心遂派出专家，与马萨诸塞州卫生部联合组团，到沃伯恩的市民中，特别是那12个患者家庭，进行调查研究。

不久，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之邀，安妮·安德森与布鲁斯·扬格牧师专程前往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国会参议院的“公共事务与环境委员会”作证。安妮在她简短的发言中说：“我们为自己的孩子担心，也为朋友、熟人和其他的孩子们担心。我们的左邻右舍无一不生活在每时每刻的恐惧之中。”安妮的最后一句话被印成大号铅字，当作了第二天《波士顿环球报》的新闻标题。

冬娜·卡能在沃伯恩只认识一位律师，就是当年替她办理离婚的律师。1980年7月，冬娜接到律师的电话。当时，冬娜的儿子罗比已经病入膏肓，律师问冬娜可曾考虑过通过法律程序为孩子讨个公道，冬娜说不曾。律师说他自己并不十分­精­通伤亡索赔，但是如果冬娜有兴趣，不妨找波士顿的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试试。

冬娜拿不定主意。按照一般的常识，打官司总是牵扯到一大笔法律费用，以冬娜的处境，她是连想都不敢去想。冬娜找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牧师说，向律师咨询咨询应该不要紧的。

冬娜于是往里德—缪里根事务所打了电话。一周后，乔·缪里根开着他的白­色­卡迪拉克如约来到沃伯恩的三一圣公会教堂。扬格牧师给他看了那张地图，给他讲了和约翰·杜鲁门主任的会晤，以及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进行的调查。“12例白血病和被污染的饮用水，”乔·缪里根后来说，“这样的案子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是，告谁？向谁去讨赔偿？扬格牧师说，国家环保署正在着手调查污染物的来源，等他们的报告出来，一切都自会清楚了。

乔·缪里根离开时带走了扬格牧师收集的有关报刊剪集，并请牧师安排他与患者家属见面。

扬格牧师让安妮·安德森去通知那10个家庭。但由于各自的原因，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和律师打交道。

在8月底的见面会上，乔·缪里根向众人介绍了他自己和他的事务所，更多的时候，则是在倾听大家的议论。其间有人问到了费用，乔说，同意请他的事务所做代理的家属将会签署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律师的报酬为赔偿额的三分之一。但在收到赔偿以前，家属们不必付钱，也不必支付办案所需的任何花费。

到9月底，一共有五家人家在合同上签了字——安德森、卡能、佐纳、卡恩和图梅。

12月22日，吉米·安德森病情恶化，安妮打电话向沃伯恩消防队要急救车送吉米去马萨诸塞总医院。当工作人员把孩子放上担架时，一位消防队员问安妮：“你儿子的大夫是约翰·杜鲁门主任吗？”

安妮很诧异：“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也得了白血病，他是杜鲁门主任的病人。”

安妮不记得曾经在那些会议上见过他，便问：“你是？”

“乔恩·里莱。”

想起来了。那是五年前的那个11月的傍晚，吉米第二次住进马萨诸塞总医院的时候。一位老­妇­人在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告诉安妮，一个名叫迈可·里莱的小男孩刚刚死了。

不到一个月，1981年1月18日，星期天，14岁的吉米·安德森在极度的病痛中停止了呼吸。此前一天，一位当班的护士在她的工作日记中写道：“母亲一直陪伴在这里。呣子俩都显得疲惫不堪。吉米问：为什么偏偏是我？”

在此之前，乔尔斯因为不堪家庭的重负，已经与安妮呣子分居。

同年年底，在熬过了­精­疲力竭的五年之后，冬娜家9岁的罗比·卡能也离开了人世。

又过了一年，一个6月的下午，冬娜·卡能提着一桶牛­奶­到戴摩拉超市退货。她那天早晨刚买的­奶­，中午打开却发现已经变了质。

另一位在“顾客服务处”柜台前排队的男人手里也拎了一桶同样的­奶­。男人大约30来岁，一脸憔悴。他和冬娜相互看看，笑道：“­奶­坏了？”

冬娜点点头。

男人又说：“说实话，我现在还真没工夫对付这种差事。我刚刚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陪儿子。”

“非常抱歉。”冬娜说，“他怎么了？”

“白血病。”

两个人站在超市门口谈了半个多小时。男人名叫理查德·奥费诺，卡车司机。他的儿子嘉洛德今年刚3岁。奥费诺家也住在派茵街附近，离安德森家只消步行三分钟。临别时，冬娜说：“如果你什么时候想找人聊聊，可以给我打电话。”

三个月后，冬娜听说，嘉洛德·奥费诺死了。

那是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奥费诺夫人劳拉打电话给嘉洛德就诊的波士顿儿童医院，告诉值班护士说嘉洛德一直在昏睡，叫都叫不醒，她很担心。护士问孩子发不发烧，劳拉说不。护士说不必担心，“明天一早送过来就是了。”

星期一早晨，劳拉还是叫不醒嘉洛德。她伸手试了试儿子的鼻息，已经非常非常微弱。夫妻俩慌了，他们赶紧开车沿93号高速公路朝波士顿疾驰而去。快到桑蒙维尔的时候，怀抱着嘉洛德的劳拉突然惊慌失措地叫起来：“哦，上帝！我觉得他好像已经没气儿了。”理查德把车停靠在路边，开始嘴对嘴地给儿子做人工呼吸，但是已经太晚了。

小城故事(5)

上中学的时候，简恩·希莱曼从不曾想过要学法律，尽管父亲说他合适当律师，因为他特别擅长于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在马萨诸塞大学，简恩读的是哲学。1972年毕业后和一位女同学结了婚，然后一起去了罗得岛州，妻子在那里的一所学校念研究生。哲学系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简恩开始向研究生们兜售人寿保险。因为口才好，半年就卖出去了将近一百万美元的保险，但他还是不喜欢这份工作。适逢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丑闻被媒体爆炒，简恩索­性­呆在家里，天天守着电视机看国会的调查听证。三个月看下来，便对法律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又在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做了一阵，接触到了一些民事官司，简恩更觉得自己应该朝这个方面发展。这时候，他们夫妻感情已经开始恶化，年轻人又容易头脑发热，吵了两架就闹离婚。简恩遂离开罗得岛，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法学院。

从法学院出来，简恩先在华盛顿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工作了小一年，专办与联邦通讯委员会有关的案子，处理诸如电话公司的违章­操­作和与客户的纠纷等等。他生­性­讨厌与政府部门的官僚打交道，也不耐烦只给那些名律师们打下手­干­杂活儿，连在法庭上说句话的机会也捞不着，便想着要自己开事务所，接案子。大城市里僧多粥少，简恩决定先到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开始自己的事业。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几个州转了一圈下来，简恩最后落脚在了一个叫做纽勃利港的渔村。

事务所开张一年多，简恩·希莱曼只接到了一些诸如遗嘱、离婚、酒后肇事之类的案子，而且入不敷出。正当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作出了正确的人生选择时，洛尔·伊顿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洛尔说，他的独生子，3岁的斯图尔特，五年前淹死在他家近旁的一个废弃的石料坑里。那天是星期六，他和妻子都在制鞋厂上早班，就请了孩子的祖母临时过来照管。祖孙俩在后院玩了一会儿，老太太进厨房拿点东西，出来孩子就没影儿了。后来在石料坑里找到时，斯图尔特脸朝下浮在一汪脏水中。石料坑是一个建筑公司施工后留下的，经过一个雨季就成了水凼。孩子出事的第二天，那家建筑公司派来几辆推土机把坑给填平了。伊顿家已经请过一位律师，律师也向法院递过状纸，但是没有任何结果。不久，老太太便过世了。几年来，洛尔不时地给律师打电话，最后一次律师劝他算了，说老太太一死，没了目击者，案子就更难办了。但洛尔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简恩·希莱曼接了这个案子。这是他接到的第一桩“真正”的案子，需要录证词、请证人、上法庭，需要挑选陪审团、对对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还需要准备开场发言和总结­性­发言，等等等等。简恩雇来摄影师乘直升机从空中拍摄肇事现场的图片，又根据当地报社提供的线索，从外州找到出事当天曾到现场采访过的记者，还请了医生和土木工程师等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到七个月后正式开庭时，简恩已经为本案花费了15万多美元，而且拖欠了数月的房租和秘书的工资。

简恩在开场发言中指责建筑公司渎职，没有在施工结束后及时填平石料坑，或修筑篱笆将水凼围起来，或竖立昭示牌告诫人们小心。被告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律师，根本就没把|­乳­臭未­干­的简恩放在眼里，他一上来甚至矢口否认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坑。八天的诉讼下来，当简恩提交了一件又一件的证据，传唤了一个又一个的证人之后，对方妥协了。庭审的最后一天，法官将双方律师召到法官席前，说被告方提出调停，表示愿意支付75万美元的赔偿金以了结此案。简恩说他需要征求一下委托人的意见。

在法庭外的楼道里，一位工作人员把简恩叫到一旁，忠告道：“一个醉鬼把车开进了人家的园子，撞死人家的小孩，才赔了2万。75万不少了。”

但是，在经过了大半年的辛勤工作后，简恩·希莱曼着实想听听陪审团的裁决。他如实地告诉了伊顿夫­妇­对方的提议，然后说：“我感觉我能赢。”

洛尔说：“我们听你的。”

双方的总结­性­发言在午饭前结束。当陪审员们在审议室进行审议时，简恩在楼道里来回踱步，紧张得吃不下饭。陪审团只用了1小时15分钟便向法庭送回了他们的裁决：25万美元赔偿，外加5万美元利息！按协议，简恩提成三分之一。

简恩用这10万美元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给秘书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又去裁缝铺里定做了几身像样的西服。简恩觉得自己已经具备了重返大都市的条件，遂向波士顿的几家专事个人伤病赔偿案的律师事务所发出了求职信，其中就有里德-缪里根。但是一连数月都没有人搭理他。

就在简恩等着的时候，碰上了一桩大案子。一位纽勃利港商人开着他新买的单引擎飞机“派普箭”号，带着三个朋友去大西洋赌城度周末，回来的路上就出事了。飞机一头栽进纽约长岛的海滩，四个人无一生还。其中一位女士不久前刚离婚，4岁的儿子跟了前夫。孩子的爸爸与简恩的秘书在酒吧里邂逅，聊起这件事，说他准备请一位律师代表儿子向保险公司索赔。

“我的老板就刚好是你所需要的律师。”简恩的秘书说。

简恩·希莱曼正开始着手这件案子，便接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说收到了他的求职信，问简恩是否愿意到波士顿一叙。

小城故事(6)

接待简恩的是事务所的大老板巴瑞·里德。他把简恩带到培根山庄一家极高档的意大利餐馆，这里经常有州长、市长和各界社会名流出入。在跟着侍者穿过厅堂时，巴瑞不时地停下来与熟人握手、寒暄。巴瑞正在他名气的巅峰，他写的一部小说《裁决》刚被好莱坞改拍成电影，50多岁的巴瑞本人也长得不亚于一位电影明星，依然健硕的身材，依然浓密的波浪式鬈发。电影在波士顿拍摄期间，当地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巴瑞在司法界和文艺界的种种传奇。现在，他又跟简恩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这些故事。简恩心里纳闷，这位老板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

两个钟头过去了。签单的时候，巴瑞·里德仿佛突然想起一样，说哦，那起飞机失事案中有两名遇难者的家属刚和我们签了约。“派普箭”的主人生前为乘客投保了上百万美元，只要我们能证明他在出事之前有违章­操­作，保险公司就得付七位数字的赔偿金。听说还有一位家属委托了你？我看咱们这么办，孩子。你把案子转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会付给你一笔不菲的报酬。你就等着拿钱，什么事也不用做。你可以去忙你手头别的案子。

“我手头没有别的案子。”简恩·希莱曼很固执地说，“如果你真有兴趣，咱们可以合作。”

两人又争执了一番，见简恩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巴瑞·里德说：“OK，你搬到我的事务所办公。我让他们在会议室里给你挪出个角落。”

简恩·希莱曼开始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上班。巴瑞·里德在路过会议室时会不时地探头看一眼“孩子”在做什么。通常在巴瑞上班时，“孩子”早已经到了，在巴瑞下班时，“孩子”还没有走的意思。偶尔，“孩子”也会消失几天，回来时总是兴高采烈地向巴瑞炫耀他的新发现。就这样，简恩从大西洋城的赌场带回了商人的信用卡收据，证明在星期天晚上6点驾机起飞之前，他一直在喝酒，从纽约的肯尼迪机场调控中心带回了失事前的通话录音，说明商人当时已经丧失了判断力，调控员指示他右转时，他却向左转，他马上道歉说：“I am sorry。”然后就是一片尖叫声，然后，“派普箭”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过了三个月，案子递进了法院。保险公司接到法院的通知后立即打电话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双方谈判的结果，被告方同意按最高投保额付赔。

巴瑞·里德对这个结局非常满意，他告诉他的合伙人乔·缪里根：“这孩子就像一只猎犬，一旦咬住了猎物，打死都不松口。”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乔·缪里根在下班前邀请简恩·希莱曼到附近的酒吧喝一盅。两个人端了酒在角落的火车厢里坐定，乔对简恩说：“我们还有很多不错的案子。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希望由你来办。”

第二天，一只文件夹放在了简恩在会议室的“办公桌”上。文件不厚，不足一英寸。封面上写着：沃伯恩案。

简恩·希莱曼第一次到沃伯恩时，距五家人家与乔·缪里根签订合同已经八个月。会晤的地点安排在安德森家里。吉米刚刚病故不久，安妮看上去苍白而憔悴。简恩花了两个多钟头向他的委托人们解释说，几个月工作下来，他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提起诉讼。他已经查阅了所有能够弄到手的有关资料，包括不久前全国疾病防治中心与州卫生部联合提交的调查报告，但是，一、没有人确切地知道G号井和H号井中污染物的来源，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被告方应该是谁；二、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那些污染物会导致白血病。

简恩离开安德森家时心里充满了内疚。在开车回波士顿的路上，简恩总忆起理查德·图梅说的一句话：“我们打这场官司不是为了钱，我们只是要讨个说法。这么多的孩子病了，死了，却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简恩想，你说得很对，但我实在是爱莫能助。这个案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庞大了，太复杂了，也太昂贵了。我力所不能及。

在这之前，乔·缪里根已经指示秘书将安妮·安德森和冬娜·卡能的电话转给简恩·希莱曼。很快，留言条叠成了高高的一摞。简恩强迫自己不去看它们，也不去想它们，强迫自己若无其事地埋头于其他的案子。

一个秋天的下午，安妮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拧开车里的收音机。WRKO台的主持人请来了两位律师作为嘉宾，回答听众的提问。安妮把收音机开在那儿，也没有认真去听，但突然，她听到了简恩·希莱曼的声音。其时，安妮刚刚拐进一家超市的停车场，又匆匆忙忙地退出来，以允许驾驶的最快速度直驰家中。安妮推开房门，冲进厨房，抓起墙上的电话。

“我想问希莱曼先生一个问题。”安妮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请讲。”主持人的声音。

“如果律师不回你的电话，你该怎么办？”

“等等，”简恩·希莱曼说，“我知道这个声音。是安妮吗？”

“简恩，我给你打了无数个电话，但从来找不到你。”

简恩当即答应，明天一定给安妮去电话。

根据马萨诸塞州法律，个人伤亡赔偿案的原告方从事发之日起三年内若不提起诉讼，便算做自动放弃。按官方的算法，沃伯恩案的起始日期为1979年5月22日，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那天。

小城故事(7)

转眼到了1982年，简恩·希莱曼知道他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打算放弃，就得亲自去沃伯恩对委托人们当面说清楚。如果准备起诉，则必须在5月22日之前把状纸递到法庭。

简恩选择了前者。

2月的一天，简恩·希莱曼来到布鲁斯·扬格牧师的三一圣公会教堂，这是他与患者家属们的第二次会晤。“也是最后一次会晤。”简恩对自己说。

临来之前，他在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兼好友凯文·康威问：“当你从沃伯恩回来时，所有有关沃伯恩的档案都可以封存入库了，是吗？”简恩点点头，说：“是。”凯文一直在规劝简恩放弃沃伯恩案，他形容沃伯恩案就像一个“无底黑洞”，无论扔进去多少钱都几乎见不到任何动静。

简恩向他的委托人们重复了一遍上次讲过的那些话：没有被告人，没有科学证据……“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答案。”然后又说起了斯图尔特·伊顿的案子。那么简单的一个案子尚花去了简恩七个月的时间和一万五千多美元。简恩无奈地摇摇头，说你们的案子确实太棘手了。

众人无语，等着律师起身与他们握手言别。这时候，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扬格牧师说话了：“假如我告诉你我能弄到一笔钱呢？”

简恩心想，一场诉讼的花销可不是靠教堂的募捐和义卖就能筹到的。

扬格牧师继续说，就在那天下午，他接到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办公室的电话，一个新成立的民间法律机构——律师公益协会——获得了一笔赞助基金，想请参议员办公室替他们寻找一个有代表­性­的环境污染方面的案子，肯尼迪参议员便想到了沃伯恩。参议员的秘书当即安排扬格牧师和律师公益协会执行主席安东尼·罗思曼的三方电话联席会议。一切都没有问题，安东尼说，但是，他不能Сhā手别的律师正在办理的案子。

这简直是天作的巧合！简恩·希莱曼详细地询问了电话会议的细节，告诉众委托人他将尽快与安东尼·罗思曼取得联系，向对方表明他的合作意向。

安东尼·罗思曼40多岁，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卡特政权期间曾任司法部有害物品处处长，其经验之丰富自不待言。简恩与安东尼一拍即合。两个人通话的第二天，安东尼即从华盛顿飞抵波士顿。双方讲定各自承担一半的花销，律师公益协会拿三分之二的报酬，另外三分之一归简恩和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安东尼还指派他的一名助手专事查阅收集与本案相关的污染物的科学及医学资料，安东尼自己则通过关系获得了尚未正式定稿的国家环保署关于沃伯恩污染物来源的调查报告，其中列举了G号井和H号井周围方圆一英里内的几家工厂，但是对污染物的具体来源并未作明确的结论。

安东尼又请来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地下水污染及有害物品研究专家乔治·平德尔。平德尔教授对各种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后认为，井水中的三氯乙烯，即TCE，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位于两井北面的W·R·格拉斯公司食品机械厂，二是阿波卓纳河西岸一块属于J·J·瑞勒皮革厂的约15公顷的空地。J·J·瑞勒的母公司即总部设在芝加哥的比却斯集团，它和W·R·格拉斯当时都在全美500强公司中名列前茅。也就是说，它们都非常有钱。

5月14日，离起诉的最后期限还差八天，简恩与安东尼代表沃伯恩的一共八户白血病患者及家属——后来又有三家人与事务所签订了合同——向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提起诉讼。为避免路上耽误，简恩亲自将起诉书送到法院。起诉书上说，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下属企业排放的有害化学废液污染了原告的生活用水，其中浓度最高的TCE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可导致一些严重的症状如头晕、厌食、动作不协调，以及肝脏病变和癌症等等”。污染的自来水“造成了该社区的白血病异常高发率，造成了五名儿童的死亡，并损害了其所有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

5月底的一天，比却斯集团派人将沃伯恩案的起诉书送给了波士顿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庭审部主任杰罗·费歇尔。60出头的杰罗瘦小­精­明，脾气古怪，已经灰白的鬈发剪成极短的平头。在过去的20年里，杰罗还一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庭审实践》rial Practice）课。

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占据了国务街60号摩天大楼中的10层，但杰罗却只拥有一间与他身份不相称的小小的办公室。事务所几次提出给他换间大一点的，都被杰罗谢绝了。他用不着大办公室，因为他并不喜欢在办公室里办公，他只是每天早晨来这里取取邮件，听听电话留言，然后就消失在了他的不知哪一处“藏身之地”。其中之一是在21层走廊尽头，一扇大铁门的背后。铁门里面是一间巨大的灯光暗淡的储藏室，这里那里堆放着成箱成架高及天花板的行将销毁的过期资料。杰罗在房间中央用三张桌子拼成了一张大办公桌，桌上的文件堆积如山，甚至蔓延到了旁边的一张沙发上。每当杰罗接到了案子，他就这样孜孜不倦地蜷缩在这些故纸堆中，每小时收费数百美元，每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到目前为止，杰罗·费歇尔一共在法庭上打过60多场官司，绝大部分都赢了。经他手的更多的案子则是在正式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在谈判桌上调停解决。这也难怪，有人讲，民事诉讼的要旨实际上就是双方坐下来谈条件。若能谈成了，至少可以节省一笔上法庭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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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8)

杰罗·费歇尔的手头通常都有三四十个齐头并进的案子，他也有若­干­固定的大公司主顾，比却斯集团便是其中最大、也最富有者。然而这一次，杰罗却没有把沃伯恩案放在眼里。他听说过好几起这种与环境污染有关的伤病索赔案，一开始声势浩大，引人注目，因为都是些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时髦案子，很招记者们的青睐，但到后来却都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不过，既然人家送来了起诉书，总不能不予理睬。杰罗遂派了事务所的一位年轻律师，他从前在哈佛的学生尼尔·雅各布去沃伯恩的J·J·瑞勒皮革厂“跑一趟”。尼尔回来后起草了一份针对起诉书的复函，杰罗·费歇尔匆匆读过一遍之后便OK了。

代表另一方被告W·R·格拉斯公司的，是波士顿佛雷-侯格尔-埃利奥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威廉·契士曼。与杰罗·费歇尔不同，威廉当即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W·R·格拉斯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士要求“全公司自上而下都必须高度重视此案”。公司在纽约的总部于收到法院通知的次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强烈谴责”起诉书中对他们的“不负责任和不公正”的指控。

事实上，W·R·格拉斯并不是第一次卷入类似的纠纷。一年多前，马萨诸塞州的另一个小镇阿克顿也曾状告W·R·格拉斯污染了他们的地下水，但涉及到五个孩子的人命官司就是完完全全另一回事了。而且，沃伯恩案从一开始便引起了媒介广泛的兴趣。就在简恩亲自去法院递交起诉书的第二个星期，《波士顿环球报》即进行了报道。紧接着，当地两家电视台派记者到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专访简恩·希莱曼。对于W·R·格拉斯这样的500强公司来说，真正要命的是，那些触目惊心、极具煽动­性­的大标题足以把本案炒成一桩丑闻。

威廉·契士曼面对沃伯恩案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把这个令人生厌的案子扼杀在萌芽阶段。这是威廉的拿手，也是他在事务所的声誉所在。到目前为止，威廉接手的案子中只有四起上了法庭，因为他总能使用一些聪明的手段迫使原告方撤诉。

威廉很快便了解到，W·R·格拉斯在沃伯恩的食品机械厂始建于1960年，现有职工100多名。该厂生产的食品包装机械——用塑料保鲜膜包装各种­肉­类的机器——只用于W·R·格拉斯内部的几家­肉­类加工厂。

食品机械厂曾于60年代初期定购过一桶55加仑，合250升的TCE，供手工擦拭较小的金属部件之用。工人中可能有人把使用过的溶剂泼洒在了厂房后面的空地上，一次顶多一茶缸。据厂子里的技术人员讲，这样的排放量根本不可能污染半英里外的两眼水井。

在W·R·格拉斯送给威廉的资料中，还有一盘简恩·希莱曼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录像带。屏幕上的简恩两眼直直地盯着摄像镜头，很铿锵有力地说：“首先，我们要求这些公司对患者及其家属给予合理的赔偿，要求他们停止排放化学废料，要求他们治理已经造成的污染。”简恩还说，有证据证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自建厂以来的20多年里，一直在排放未经任何处理的化学废液。

威廉·契士曼看着看着便忍不住地想乐，他觉得这个名叫简恩·希莱曼的年轻人果真是稚­嫩­得很，言谈举止一点儿也不专业，一点儿也没有一个律师应有的派头。威廉想，我要是给这小子一个下马威呢？让他知道知道应当怎样和W·R·格拉斯这样的大公司打交道。威廉于是提笔给简恩和安东尼写了一封咄咄逼人的信：“你们最好现在就撤诉，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敦促有关方面驳回此案。而一旦我们有所行动，你们不仅必须支付我们所有的开销，还必须按照我们的收费标准支付律师费用。”

信发出去了，原告方一直没有回音，法院也没有撤诉的通知。威廉·契士曼等到10月，等来了简恩·希莱曼一份长达52页的问卷。上百个问题囊括了食品机械厂从内部体制到­操­作程序的方方面面，不仅要求被告方律师在30日之内答复，而且所有的答复还必须受到誓言的约束。也就是说，如与事实有出入，则将承担法律责任。

威廉·契士曼当然是无心回答这种愚蠢的问卷了。他按部就班地开始实施已经构想好了的第二步方案，“采取必要的措施”——反起诉。在他起草的《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中，威廉写道：“所有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作为原告的沃伯恩家庭、地下水中发现的污染物和作为被告的两个公司之间有任何关连。”第一，在医学和科学的文献里查找不到有关TCE或自来水中的其他污染物可能导致白血病的依据，这一点在全国疾病防治中心和国家环保署的两份报告中均有明确的陈述。第二，国家环保署的调查报告中并没有将W·R·格拉斯和比却斯集团列为污染物来源。如果这两家权威­性­的国家机构尚无定论，试问简恩·希莱曼和安东尼·罗思曼在起诉书中的结论从何而来？

威廉·契士曼这一动议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程序条例》中的第11款，该款要求杜绝那些“无意义的和不负责任的诉讼”，后者指的就是证据不足的起诉。所以在业内人士中，这类动议一般又称为“第11款动议”。

写完后，威廉·契士曼打电话将动议的内容通知了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的尼尔·雅各布，并请他转告杰罗·费歇尔。在威廉看来，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既然是联合被告，就应该尽可能多地互通情报互相合作。而且威廉对杰罗的名声早有耳闻，有了这样的盟友，无疑又增加了几分胜算。

小城故事(9)

并非所有的沃伯恩白血病患者都是儿童。1980年夏天，35岁的罗伦·加马齐也被诊断出了白血病。罗伦和他的老婆孩子住在派茵街社区，和佐纳家只隔了一个门。罗伦一开始并不知道打官司的事，直到1982年4月，简恩和安东尼准备把案子递到法庭前的一个月，一天晚上，佐纳夫人登门拜访，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到原告方阵营，罗伦说他愿意。

几个月后，秋天，罗伦8岁的儿子央求父亲带他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去看布鲁恩熊队的曲棍球比赛。整个赛季的球票已经全部售出，而罗伦只有两张票。他打听到J·J·瑞勒皮革厂老板杰克·瑞勒手里有两张和他联座的票，便想着要拿出两张紧俏的凯尔特队篮球赛票去和瑞勒先生交换。

罗伦打电话到皮革厂时，杰克·瑞勒正在开会。散会后看到秘书交给他的电话留言，杰克立即认出了罗伦·加马齐的名字。他很奇怪罗伦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找他做这种交易。他对秘书说：“你约个时间请他来一趟。”

罗伦来了。杰克·瑞勒开门见山地说：“告诉我，你为什么一边在起诉我，一边又要跟我换球票？”

“起诉你？”

“不错。”见罗伦满脸的疑惑，杰克又问：“你不是患有白血病吗？”

“是呀。”罗伦更疑惑了，心想瑞勒先生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联名控告J·J·瑞勒皮革厂的几户原告之一。也许你还不知道，J·J·瑞勒皮革厂现在是比却斯集团的一个子公司。”

罗伦·加马齐惊呆了，过了好半天才说：“我只是不希望市政府重新开启那两口水井，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再喝那种脏水，如此而已。”

“那两井该死的水本来就不适合饮用和家用，它们只够工业用水的标准。J·J·瑞勒皮革厂一向都对排放的废料进行了很好的处理和治理，所以你看，周围那么多的皮革厂都关门了，只有我们还在这里。”杰克说着把两张球票递给了罗伦。

待罗伦离去，杰克打电话告诉尼尔·雅各布说：“这家伙连他起诉的对象都不知道，显然是律师在煽动他们闹事。”

几天后，尼尔·雅各布给威廉·契士曼回电话，说杰罗·费歇尔的意思，他们不便参与威廉提出的“第11款动议”，但作为盟友，愿意向威廉提供一个可能有用的情况。尼尔讲述了杰克·瑞勒和罗伦·加马齐交换球票的事，说：“也许可以在你的动议中增加一节‘起诉教唆’。”

“起诉教唆”是指某些律师以花言巧语诱骗不明真相的委托人参与打官司。威廉·契士曼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从理论上讲，杰克和尼尔之间的谈话受律师、委托人保密协议的约束，不得透露给原告方。所以威廉在动议中使用了一些闪烁其辞的文字，诸如：“我们有非常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指控。但受律师-委托人保密协议的约束，目前尚不宜提交法庭”云云。

当法官瓦尔特·司肯纳接到沃伯恩案时，他的案头上还堆积了500多件其他的案子。56岁的司肯纳法官也是从哈佛大学法学院出来的，与大多数的同学和校友一样，毕业后就留在了波士顿。虽然在接手之前，司肯纳法官对分派给他的许多案子知之甚少，但沃伯恩案却是一个例外。他不仅在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本案的消息，还在电视的晚间新闻上看到了简恩·希莱曼答记者问的镜头。

瓦尔特·司肯纳对威廉·契士曼送来的“第11款动议”很有兴趣，因为这是他当法官9年来接到的第一份“第11款动议”，也因为他和其他的法官们一样，长年受诸多“无意义的和不负责任的诉讼”——在同僚之间被叫做“垃圾案件”所累，因而感触颇深。但《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写得太长了，就像佛雷-侯格尔-埃利奥律师事务所起草的其他法律文件一样。司肯纳法官只匆匆地翻过一遍，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起诉教唆”一节。

“第11款动议”使简恩·希莱曼大为光火，他­操­起话筒就和威廉·契士曼吵起来了。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通话。

“简直莫名其妙！什么‘起诉教唆’，那纯粹是对我个人的攻击和诬陷。”简恩嚷嚷道。

“你的那份起诉书才是对我委托人的攻击和诬陷。”威廉的声音显得异常冷静，但却是火上浇油。

“听着，混蛋，你现在就撤消动议。”

“除非你撤消诉讼。”

简恩“砰”地挂断电话，仍兀自气得直喘。凯文·康威从没有见到过他这副德行。“少见的混蛋！”简恩还在嚷嚷，“要是法官听信了他的胡言，我就会被吊销律师执照。”

安东尼·罗思曼专程从华盛顿赶来商量对策，因为司肯纳法官在他下达的指令中明确要求简恩或安东尼在关于“第11款动议”的听证中出庭作证，并接受被告方的交叉取证。

毫无疑问，威廉·契士曼切中了他们的要害，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就在两个人冥思苦想而始终不得其要领之时，凯文·康威出了一个点子，他建议在法庭上转移视线，把法官的注意力引到关于“起诉教唆”的指控上，因为威廉·契士曼没有可以提交法庭的“明枪”，而法官们向来是不喜欢“暗箭”的。

1983年1月6日，星期四，一个­阴­霾的冬日。午饭后，简恩、安东尼和凯文一行三人走进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民事庭，在原告席上坐定。和他们一起到庭的还有事务所的两位老板巴瑞·里德和乔·缪里根，以及五六位同事。被告席上也坐了三个人，简恩都不认识，但他听出了一位40多岁蓄长发者的口音，那是曾和他在电话上交过锋的威廉·契士曼。另外两位，简恩猜想，应该是代表比却斯集团的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了。

小城故事(10)

司肯纳法官先和杰罗打过招呼。他俩的交往始于哈佛大学的学生时代，迄今已30余载。“费歇尔先生，你也对这个案子有兴趣？”

“我代表一方被告。”杰罗欠欠身，又补充一句，“但这并不是我的动议。”

“就我个人而言，”司肯纳法官开始说，“我对‘第11款’兴趣匪浅。事实上，鉴于大量的‘垃圾案件’侵吞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税收，我认为律师们应该更经常地、更充分地使用这一条款。”

简恩起身道：“我想提请法官大人注意动议中的一个章节，在‘起诉教唆’的条目下。契士曼先生称他有‘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指控’。”

“‘起诉教唆’？”司肯纳法官有些迷惑，“是哪位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谈话？”

“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委托人是比却斯集团，J·J·瑞勒皮革厂的母公司。”

果然，法官拿过动议翻阅了一阵，然后说，“我对‘不宜提交法庭’的东西不感兴趣。让我们继续进行‘第11款动议’的听证。”

“但是，法官大人，”简恩还不想就此罢休，“你觉得如果我戴着‘起诉教唆’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罪名，我还有资格代表我的委托人吗？我还有资格站在这里和你说话吗？……在我们继续进行之前，我要求被告方或者公开事实，或者收回指控。”

司肯纳法官叹了一口气：“费歇尔先生，你愿意公开你们和委托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吗？”

“所谓‘具体和直接的证据’是他的措辞，”杰罗·费歇尔指指威廉·契士曼，“不是我的。不过如果法官大人希望的话，我可以再和我的委托人核实一下。”

“你可以在外面的楼道里找到公用电话。”

杰罗耸耸肩。他其实并没有想现在就去核实，但既然法官如是说……杰罗转身缓步离开了法庭。

“好，让我们继续进行‘第11款动议’的听证。”法官又重复了一遍，“这场听证要搞清楚的问题十分简单：原告方到底掌握了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足以对被告方提起起诉？现在请契士曼先生向原告提问。”

威廉·契士曼站起身来，翻开手里的笔记本，就仿佛准备传唤证人一样。

简恩·希莱曼抗议道：“我一旦站到了证人席上，就必须依法回答所有的提问，如此一来，便不可能在本案中作为律师代表我的委托人了。”

“契士曼先生将要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希莱曼先生，并不会影响你继续为你的委托人工作。”

一番争论之后，简恩向法官建议道：“我们可否变通一下，由法官大人你来向我们提同样的问题？”

“契士曼先生，你意下如何？”

威廉·契士曼犹豫片刻，很不情愿地带着他的笔记本朝法官席走去。简恩听见他对司肯纳法官说他的字迹很潦草，两个人接下来就威廉预先拟定的问题讨论了很久。简恩禁不住暗自得意，因为他看得出来，司肯纳法官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果然，法官照着威廉的笔记本提了几个问题后，便问众人在休庭之前还有什么要说的。

“最后一点，”简恩说，“我想费歇尔先生已经和他的委托人谈过了。”

杰罗·费歇尔早就回到了法庭，并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暂时无法提供新的情况，他们都出去吃午饭了。不过我可以再和他们联系。”

两个星期后，瓦尔特·司肯纳法官做出裁决：“原告方的起诉乃基于与本案有关的间接证据，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起诉基础的某些证据尚待发展和收集。因此，本法官裁定，‘第11款动议’不适用于本案，并就此否决被告方《关于不予受理沃伯恩案的动议》。”

此后的一年半里，简恩·希莱曼把沃伯恩案搁在了一边。他很忙，挣了很多钱，他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先是巴瑞·里德揽来了一桩饭店失火案，一位商人在火灾中丧生。简恩主动请缨接了这个案子。他的助手中自然少不了凯文·康威，还有一位新近加盟里德-缪里根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比尔·克诺利。他们聘来全国有名的专家，花了15万美元制作准备在法庭上展示的各种照片、图片和模具模型等等，他们把肇事饭店的律师和保险公司请到一家高级酒店协商调停。三天的谈判结束后，简恩·希莱曼拿到一张面额225万美元的赔偿支票。

巴瑞·里德取走了报酬中的绝大部分，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出席任何一场谈判。余下的不到三分之一由简恩、凯文和比尔三个人分。当《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电话采访时，巴瑞就此案侃侃而谈，把所有的功劳据为己有。

“你至少应该提到我的名字！”简恩读完报道后找到老板的办公室。这场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简恩·希莱曼在里德-缪里根的职业生涯，凯文和比尔也和他一起辞职。

三个人新开张的律师事务所就叫希莱曼-康威-克诺利。他们在联邦法庭大楼附近租下一套办公室，把从饭店失火案中挣来的钱全部投入室内装修和购置高档办公家具。简恩还要求秘书每天向花店定购鲜花。开张那天，100多位同行登门助兴，巴瑞·里德和乔·缪里根也带着他们的夫人们前来祝贺。

除去各种各样的开销和打点，三个人囊中所剩无几。一向谨小慎微­精­打细算的凯文·康威成了事务所的把门人，每一件案子都须先经凯文过目，由他判断胜诉的可能，并决定是否受理。所以一开始，他们只接了一些小案子，大都是病人告医生医院的，收入不多，倒也不愁温饱。但是这种小打小闹根本就不对简恩的脾气，他生­性­喜欢大手笔，玩的就是高投入，高回报，自然也少不了高风险。他盯上了一桩已经被两家大事务所拒绝受理的案子。

小城故事(11)

一位名叫保尔·卡立的年轻人在车祸中受伤后住进医院，医生告诉他只消十天半月便可痊愈，结果保尔在病床上躺了五个多月，出院时成了只能靠轮椅代步的残疾人。

简恩花去了足足半年的时间和20多万美元，总算搞清楚了保尔的案子。保尔在车祸中伤在头部，而后全身严重浮肿，医生给他开了甾醇类药物，这本是治疗浮肿的常规方法，无可非议。但问题是，当浮肿因身体其他部位的感染而加剧，持续不见消退时，医生未能及时对感染作出诊断，只是一味地加大甾醇类药物的剂量，而且连续使用三个星期，大大超过了规定的用药期限。据相关的医学文献报道，大剂量长时间地服用甾醇类药物，将导致骨质疏松败坏，特别是髋骨。

和饭店失火案一样，简恩包下一家高级饭店的会议室，请医院的律师和保险公司坐下来谈判。不出两个回合，原本一毛不拔的保险公司主动提出愿按最高标准支付10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被简恩拒绝了。

消息在业内圈子里传得飞快。有相识的律师们在大街上叫住简恩，问他这一切是否属实。等到被证实后，有人摇头表示惋惜，有人则直言不讳地骂简恩是天字第一号的笨伯。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简恩为区区一桩医疗事故案投入了二十几万美元的风险资金。

保尔·卡立伤残案的庭审一共进行了15天。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当简恩·希莱曼开始他的总结­性­发言时，法庭内座无虚席。和简恩的新老同事同行们一起在旁听席上就座的，还有一位人称“毕特大叔”的银行家，简恩花出去的二十几万美元就是从他那儿借来的。“毕特大叔”的本名叫乔治·甫里格，波士顿银行副总裁。自从简恩拒绝了保险公司的100万美元报价后，毕特大叔茶饭不思，总觉得自己的那一大笔贷款很可能就此打了水漂。

陪审团进到了审议室里。简恩什么事情也­干­不下去，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来到法院，在审议室门外的走廊里坐立不安，如热锅上的蚂蚁。简恩想到了他的声誉和事业，想到了那些在大街上骂他愚蠢的律师们，也想到了保尔·卡立。这时的保尔正坐在轮椅上，和简恩一样苦苦地等候着陪审团的裁决。

第三天下午，审议室那两扇厚重的、似乎将无限期地关闭下去的大木门终于打开了。陪审团认定医生和医院“玩忽职守”，裁决院方赔偿保尔·卡立470万美元！

正当简恩·希莱曼将全副身心投入到卡立伤残案中时，哈佛大学公共健康学院的两位教授完成了对沃伯恩白血病的研究。说起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在1981年春天，安妮·安德森和布鲁斯·扬格牧师应邀参加了公共健康学院的一次研讨会。该学院的摩文·泽拉伦教授听了他们的发言后颇有感触，便和一位同事一起着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

在长达153页的研究报告中，两位教授写道：“综合考虑所有的事实，我们认为可以肯定，G号井和H号井的水污染造成了当地居民中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两井之水与该地区的白血病异常高发率有着必然的联系。”这份报告后来被通称为沃伯恩案中的“哈佛健康报告”。

《波士顿环球报》就此研究发表了题为《沃伯恩白血病与水污染有关》的报道。简恩·希莱曼深知，虽然他们的案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光有“哈佛健康报告”是绝对不够的，他和安东尼·罗思曼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卡立伤残案结案后一星期，简恩还沉浸在名利双收的喜悦之中，便接到威廉·契士曼向法庭提交的第二份动议，《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自从“第11款动议”被否决以来，威廉一直没有闲着。他先是走访了哈佛大学医学院两位世界知名的血液病专家，其中之一的詹姆斯·柬德尔博士新近刚刚完成了他的《血液学教程》一书中的白血病章节。柬德尔博士重新查阅了有关白血病的医学与科学文献，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TCE会引发白血病。当威廉向他们问及国家环保署为何将TCE列为致癌物时，两位专家非常权威地回答说，国家环保署此论的依据得自动物试验。严格地讲，动物试验的结论不可以生搬硬套到人类，因为两者的代谢系统是完全不同的。威廉·契士曼在新的动议中引经据典，并再次敦促司肯纳法官驳回沃伯恩案，“因为TCE导致白血病之说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其实，威廉·契士曼“即速裁决”的真正动机是再清楚不过了。沃伯恩的白血病得到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关注。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像摩文·泽拉伦教授一样的“管闲事者”，还会出现多少类似于“哈佛健康报告”的研究专著？

威廉曾在电话上和杰罗·费歇尔谈起过他草拟的“即速裁决动议”，但是和上次一样，杰罗对此不感兴趣。

收到“即速裁决动议”之后，简恩·希莱曼立即投入了工作。安东尼为他推荐了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免疫学专家亚伦·列维博士。列维博士曾多次在涉及有毒有害物质的案子中作为专家证人在法庭上作证，他对沃伯恩的白血病一案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长期摄入低浓度的TCE可以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使癌细胞得以繁衍与扩张。

这种理论令简恩耳目一新，但有没有具体的方法证明这一论点？列维博士说，他认识哈佛大学的洛博特·科尔文教授，一位免疫病理学家，他的实验室专事长期监测器官移植病人的免疫系统。但是，列维博士警告说，做这种试验非常昂贵，而且，他也并不能确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小城故事(12)

简恩大手一挥，做！他请亚伦·列维博士当即打电话给洛博特·科尔文教授。

科尔文教授知道“哈佛健康报告”，也听说过沃伯恩的白血病案子。他问列维博士想做哪些试验，列维博士答曰，淋巴细胞计数和系列T细胞化验。淋巴细胞计数即检测体液中的白血细胞数量，这种相对简单的试验在一般的实验室里都能做。但系列T细胞化验就比较复杂了。T细胞的学名全称为胸腺产生细胞。所有的T细胞都非常貌似，但生理作用却各不相同。比如T细胞H的功能是鉴别侵入人体的病毒、细菌和癌细胞等，T细胞K负责向这些有害的群体发起攻击，而T细胞S则在有害群体被消灭之后及时抑制T细胞K的行动，以免破坏其他正常细胞。要将人类免疫系统中的所有这些T细胞逐一分辨开来并非一件易事，而且系列T细胞化验指的是一组实验，并非一个单一实验。科尔文教授使用了在当时极为尖端的激光技术。

其后的一周里，作为原告方的所有28名患者家属全都抽取了血样，科尔文教授将每个人的血液化验了两遍。等结果出来了，列维博士对简恩解释道：“简单地说，科尔文认为，这些人的免疫系统中有超乎正常数量的T细胞K，也称杀手T细胞（K即Killer，杀手的意思——笔者注）。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体内存在有致癌物，逼迫其肌体分泌合成出大量的T细胞K，以与这些入侵者对抗。而那些死于白血病的孩子们，则是在这场对抗中被致癌物击倒或拖垮了的牺牲品。”

列维博士还查到了三篇医学文献。第一篇是一份关于­干­洗店的研究报告。­干­洗店也是经常使用TCE的地方。在对330名­干­洗店职工的调查中发现，几种不同癌症的发病率远高于正常人群，而白血病的发病率更高出150%。另外两篇为动物试验论文，其作者认为，TCE破坏了骨髓中的血液再生细胞，从而引起病变。

现在，简恩的手里有了“哈佛健康报告”，有了列维博士的理论，有了科尔文教授的血检结果，还有那三篇相关的医学论文。虽然这一切还远不能称作TCE引发白血病的科学依据，但足以对被告方的“即速裁决动议”发起反击。在简恩向法庭提交的辩护状概要中，亚伦·列维博士亲自执笔写下了一段话：“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井水中的TCE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当地居民一系列严重病变，包括免疫系统功能失调和白血病。”

状纸递上去的第四天，司肯纳法官驳回了威廉·契士曼《关于即速裁决沃伯恩案的动议》。

许多年后，简恩·希莱曼回忆说，如果不是威廉·契士曼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各种动议，他恐怕早就听信凯文·康威的忠告，放弃沃伯恩案了。威廉的那些动议一开始总是搅得他心烦意乱，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其他案子，像无头苍蝇一样满世界地去走访专家，查找资料，在证据日臻完善的同时，也使自己在这个“无底黑洞”中越陷越深。简恩说，他一直到后来才悟出了杰罗·费歇尔的功夫和修炼。倘若威廉也能像老谋深算的杰罗似的，不急不躁，不动声­色­，对案子不闻不问，能不碰就不碰，沃伯恩案最后很有可能就和其他几桩环境污染引起的伤病索赔案一样，历经长年累月的无人问津不死不活之后而自生自灭。

1984年8月，司肯纳法官宣布，暂定在第二年的5月份开庭审理沃伯恩案。

接到消息后，凯文·康威提醒简恩·希莱曼说，虽然他们的事务所在本案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用于验血的数万美元，但是从原则上讲，沃伯恩案仍然是律师公益协会和安东尼·罗思曼的案子，因为根据当年签订的协议，律师公益协会将收取全部报酬的三分之二。简恩懂得凯文的言外之意，他还是希望简恩就此罢手。别的不说，据亚伦·列维博士的建议，简恩应当聘请各方面的医学专家——神经病学家、心脏病学家、毒物学家、内科学家等等——对所有的28名原告作全面彻底的体检。凯文·康威说得不错，沃伯恩案确实是一个“无底黑洞”。面对这样一个大口大口地吞噬着时间和金钱的庞然大物，谁不会想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那年秋天，简恩应邀列席律师公益协会在威斯康星州缪瓦克市召开的年会，顺便带去了沃伯恩案的初步预算：在开庭之前还需要将近50万美元。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安东尼和简恩坐在一家酒吧的吧台前，安东尼说：“董事会今天开过会了。鉴于沃伯恩案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由你和你的事务所做的，我们决定把整个案子转让给你们。至于律师公益协会已经做过的一些早期工作，在事成之后收取12%的酬金，你觉得怎么样？”

也就是说，如果简恩还想继续­干­下去，从今往后他就将是孤军作战。

威廉·契士曼发现他的委托人W·R·格拉斯公司没有跟他讲真话。国家环保署调阅了沃伯恩食品机械厂的进货记录，该厂实际上前后共进过四桶55加仑的TCE，而非原来说的一桶。而且据职工们反映，大约10年前，厂子里的一位经理曾让工人们将六只装过废液、包繡E的铁桶埋在了厂房后面的地沟里。国家环保署责令W·R·格拉斯挖出那六只铁桶，《沃伯恩每日时报》的一位摄影记者拍得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刊登在报纸的头版。人们从照片上看到，一台起重机正吊起一只锈迹斑驳、被挤压得歪扁不成形的大铁桶。

小城故事(13)

威廉想，完了，单凭这一点，任何陪审团都会对W·R·格拉斯公司作出“有罪”的裁决，以及上百万美元的惩罚­性­赔款。

虽然以前的两项动议均被驳回，但这并不能阻止威廉向法庭提交第三项动议。事到如今，撤诉就免谈了。在国家环保署的调查报告中列举的若­干­企业里面，还有一家使用TCE的，那就是与食品机械厂毗邻的联合第一制服厂。该厂生产各行业的职工工作服，需要用TCE清洗布匹等物。联合第一制服厂已经承认，他们曾误排过一次废液。

也许不止一次，威廉想。

威廉于是提笔写下了《关于联合第一制服厂应被列为沃伯恩案联合被告的动议》。如此一来，便有了三家，而不是两家来分担今后的赔款或罚金。而且，也大大地增加了原告方的工作量，因为简恩必须一个一个地调查核实，收集各方被告的证据。

这一次，司肯纳法官批准了威廉·契士曼的动议，简恩·希莱曼对此也毫无异议。但被威廉强拉进来作陪葬的联合第一制服厂却不乐意了。作为联合被告，联合第一制服厂本应与W·R·格拉斯和比却斯集团合作，现在却调转枪口，给了威廉·契士曼一个不大不小的尴尬。代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哥德温-普洛特-霍尔律师事务所私下里与简恩谈成了一笔交易，愿以150万美元的赔偿费换取原告方对其撤诉。双方商定首期付款40万美元，余者分五年付清。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简恩把原告方的几户人家请到他的办公室。众人欣然接受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调停方案，也认可了简恩的提议，将这第一笔钱作为继续打官司的基金。

案子正式开庭以前，有一段被律师们称为“摸底”的调查期，即原被告相互查验对方可能提交法庭的证据，传唤对方可能出庭的证人，并向对方索取某些必要的资料。

理查德·奥费诺是第一位被“摸底”的原告兼证人。198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理查德和妻子劳拉起了一个大早，他们要在上班的时间赶到波士顿的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到了那里之后，简恩·希莱曼请劳拉在办公室里等候，他和凯文·康威一起陪着理查德去不远处的豪勒-杜尔律师事务所。在一间富丽堂皇的会议室里，他们见到了代表两方被告的杰罗·费歇尔和威廉·契士曼。

杰罗先提了一些有关奥费诺家健康方面的问题。

“你们的医生是否说过你们有免疫系统功能失调的问题？”

“没有。”理查德答道，“但当我儿子死的时候，医生说，他的免疫功能已经丧失殆尽。”

杰罗翻阅着嘉洛德·奥费诺的病历：“这里提到他的死因是伤寒，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嘉洛德的直接死因确实是伤寒。但医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对白血病的化学治疗破坏了他的免疫系统，这种小小的感染本不至于致孩子于死命。理查德说：“他一直好好的，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得了白血病刚刚三个月，就死了。”

杰罗点点头，说：“你是说，在他被诊断出白血病以后，一开始，治疗是很有成效的，你们都感到非常乐观。但他突然病倒，马上就死了？”

“是的。”

“他死在医院里了？”

“不，在93号高速公路上，我正在开车。”

杰罗·费歇尔以前并不知道这些细节，所有的惊讶都写在了他的脸上：“你是说，嘉洛德死在了去医院的途中？”

“他死在93号高速公路上，”理查德又重复了一遍，“快到桑蒙维尔的出口。我们赶紧拐下高速公路，找到就近的一处消防站……”理查德说不下去了，眼泪簌簌地往下掉。他端起水杯一饮而尽。凯文·康威则用一只手捂住了眼睛。一时间，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杰罗·费歇尔总爱对他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说：“对于一个律师而言，有的案子是不可能输的，而有的案子，也许是不可能赢的。”现在，杰罗想，我面对的恐怕就是一个不可能赢的案子。原告方一共有八户人家，也就是说，有八个揪人心肺催人泪下的故事。用不着任何想象力便可以想得到，听了这样的故事，慢说是陪审团里的大叔大婶们，恐怕连法官也会伤心落泪。杰罗想，我应该竭尽全力阻止原告们出庭作证，尽管这很难做到。

对原告中11位成年人的“摸底”耗去了整个一个月，简恩·希莱曼一次不落地出席了所有的听证会。现在，轮到他传唤被告方证人了。简恩决定，先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下手。

保罗·沙林是该厂负责安全生产的部门主管，有13年的工龄。但经过两天共12小时的听证之后，简恩得到的只是一连串的否认和回避。保罗甚至说他不知道被国家环保署责令挖出的那六只废液桶是怎么回事。他在撒谎，简恩想，但我迟早会把真话从他嘴里给逼出来的。

第二位证人叫托马司·巴勃斯，食品机械厂的油漆工。简恩请他来是因为，机械部件在刷漆之前需用TCE清洗，所以厂里的TCE都由油漆车间保管。托马司承认在1961年他刚参加工作时，曾往厂房后面的排水沟里倒过TCE废液，“后来我向老板建议，先把废漆和废液集中在桶里，再采用合法的方式一起处理掉。”

“你告诉沙林先生不应该把废液泼在地上？”简恩问。

小城故事(14)

“是的。”

“巴勃斯先生，你是否参与过在厂房后面的土沟里掩埋那些废液桶？”

“没有。”

“你是否知道这件事？”

“除了后来在报纸上读到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管把废漆和废液装进铁桶里，至于如何处理，那不是我的事。”

4月初，食品机械厂负责收货的仓库保管员奥尔·拉维来到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他告诉律师们他家住在沃伯恩城东的派茵街社区。他和托马司·巴勃斯一样，1961年就进厂了。在调到仓库之前，他一直是油漆车间的清洗工。奥尔根据公司律师威廉·契士曼的旨意，尽可能简单扼要地用“是”或“不是”回答简恩的提问，而不可多言多语添枝加叶。

当被问及有谁参与过在厂房后面处理那些废液桶时，奥尔吞吞吐吐地道出了两个名字：约·默洛和托马司·巴勃斯。奥尔不愿意打小报告，他和托马司从小就认识，但他更不愿意撒谎。

“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很简单，先把桶里的废液倒进沟里。”

“什么沟？”

“排水沟，一直通往一条小溪。”

简恩话题一转：“你在城东住了多久？”

“19年。”

“你有孩子吧？”

“八个。”

“一个大家庭。”简恩点点头，笑了，“当你听说两口井被污染，一定很担心，是吧？”

威廉·契士曼举手表示抗议。

简恩换了一种说法：“你担心家人的健康吗？”

威廉再次提出抗议。

“你的家人中有没有谁得过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

威廉对简恩提出的所有这类问题都表示抗议。奥尔始而大惑不解，继而大为反感。他不顾威廉的阻止，一口气回答了简恩所有的提问：“是的，我非常担心家人的健康。我最小的儿子心脏有毛病，我的一个女儿流过产，还有一个孙女一生下来就有生理缺陷。”

奥尔·拉维吃不好睡不好，他思前想后好几天，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安德森家的门。奥尔和安妮聊了将近两个小时，安妮问他是否愿意单独找简恩·希莱曼谈谈，奥尔说愿意。

第二天晚上，简恩应邀来到拉维家。奥尔告诉简恩，厂里有谣言传出来，说到70年代初期，总共埋掉的废料桶有50多只。奥尔还说，他知道托马司·巴勃斯没有讲真话，因为他亲耳听见托马司和一位名叫弗兰克·凯利的工长谈起过埋在土沟里的废料桶。奥尔最后说，已经跳槽的电气技术员诺波特·帕奎里拉也知道这些事。

诺波特·帕奎里拉说话很快，还喜欢不时地重复一些词句：“没错，就是我亲自扔掉的。对，我亲自扔的。艾狄·俄拉任，装配线的工长，让我把那些废液都倒进沟里。都倒进沟里。那一带简直是寸草不生。我当时并不知道那玩意儿有毒。我有时候用它清洗零件，你知道，清洗零件。每次用过之后手都翻白了。我不知道那玩意儿叫什么。我不懂化学。不懂化学。”

“三氯乙烯。”

“对，就是它。就是它。”

“那托马司·巴勃斯呢？”

“托马司·巴勃斯呢？他往沟里倒油漆的稀释剂。”

“但他说他从没­干­过这些事。”

罗伯特嗤之以鼻：“他­干­了好多年。好多年了。”

很明显，保罗·沙林和托马司·巴勃斯都在听证会撒了谎，而且W·R·格拉斯公司也对国家环保署撒了谎。按照联邦政府的法律，对国家环保署隐瞒实情者犯法。简恩·希莱曼相信他有足够的理由请政府有关部门出面进行调查。他带着奥尔·拉维一起去了检察机关。

一个星期后，威廉·契士曼打电话给简恩：“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再次传讯托马司·巴勃斯。他说他突然想起了一些事，他记得他曾经把桶里的废液倒进了排水沟里。”

保罗·沙林的记忆也恢复了，他承认在威廉向原告方律师提交的物证中，有一张字条是他亲笔所书。这张日期为1973年9月30日的条子上写着：“截至九月份，共使用三氯乙烯150加仑。”如此说来，简恩在心里估算道，至少在1974年以前，该厂每年使用大约四桶55加仑的TCE。十多年累积下来，应该有50多桶，与“谣言”的说法完全一致。50多桶！足以污染G号井和H号井！简恩想，这就叫做铁证如山了。

对W·R·格拉斯的“摸底”持续了整整六个月。1985年7月，应双方律师的请求，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批准将开庭日期推延到第二年的2月18日。

要说W·R·格拉斯已经够难对付的了，J·J·瑞勒皮革厂更是难上加难。全厂自上而下，从老板到员工，竟无一人肯在摸底会上透出丝毫口风。杰克·瑞勒矢口否认起诉书上所有的指控，既不承认曾经使用过TCE，也拒绝提供任何形式的记录——化学配方、定货单、发票等等，说是因为没有地方存放，所有这些单据均已被销毁。

指控J·J·瑞勒皮革厂的关键，是厂房和阿波卓纳河之间那片15公顷的不毛之地。简恩·希莱曼曾经去过那里，亲眼看见了大约10来个已经生绣的55加仑铁桶，也闻到了那股子略带甜腻的化学溶剂的气味。简恩还在州卫生部查到了一份日期为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当时州卫生部接到周围居民的投诉，说皮革厂附近老是有一种难闻的怪味，遂派了环境卫生工程师A·C·博尔得前去调查。博尔得和杰克·瑞勒一起顺着一条小路走到了那片空地。博尔得后来在报告中称：“地上的淤泥中动物毛发随处可见，从毛皮上刮下来的­肉­扔得到处都是，有的离阿波卓纳河只有几英寸。”博尔得要求杰克·瑞勒立即进行清理，杰克说这是他的地盘，他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于是向他指出，”博尔得写道，“不管这块地皮属于谁，对空气和河流造成污染都是与本州的现行法律相违背的。”杰克最后勉强同意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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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5)

这份报告使简恩萌生了一个想法，他请来私人侦探挨户走访皮革厂附近的居民，但是几个月下来几乎一无所获。J·J·瑞勒皮革厂不愧是瑞勒家经营三代的百年老厂，在沃伯恩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颇具“地头蛇”的架势。不但厂子里所有的工人三缄其口，绝不说出对老板不利的话，而且周遭的人们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番忙碌的结果，简恩只得到一条已经断了线的线索。多年前，有一家与皮革厂相邻的巴诺尔公司，专营回收各种工业用包装材料，包括55加仑的化学品铁桶。巴诺尔公司后面就是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两家有时候不分彼此。杰克·瑞勒说，简恩看到的那些锈铁桶就是巴诺尔公司遗留下来的。一位该公司当年的员工告诉简恩，老板韦特立·巴诺尔曾让他们把桶里残留的农药等直接倒进通往阿波卓纳河的排水沟里，把一些“不知名”的有毒液体泼洒在地上。这位员工还说，巴诺尔公司在对金属包装重新刷漆之前，也要先用TCE擦洗一遍。但是，韦特立·巴诺尔已病故多年，巴诺尔公司也早就不复存在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无论是谁“具体”地污染了那片空地，比却斯集团都必须对在其名下的地皮上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但是，简恩也知道，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J·J·瑞勒皮革厂曾亲手所为，要说服陪审团恐非易事。

简恩·希莱曼为八户原告重金聘请的第一位医生是来自芝加哥的雪莉·康尼贝尔博士，环境及职业病专家。体检的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家属的健康状况惊人地相似，28个人全都有胃痛、腹痛、恶心呕吐、嗓子痛、皮疹、头晕目眩等慢­性­化学中毒症状。

第二位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心脏病学专家索尔·科恩，他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对原告中的所有11名成|人及3名高中学生逐一进行检查，发现这14个人无一例外地患有心律紊乱，一种典型的TCE症状。科恩大夫在他的报告中写道：“检查的结果令我非常震惊。”

根据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科主任罗伯特·费德曼的检查结果，大多数患者家属患有不同程度的运动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失忆和忧郁症。

简恩还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儿童医院请来一位经验丰富的生物化学家芭薇莉·佩金博士，她曾参与过国家环保署主持的几次水污染调查。在对八户人家住宅内的空气进行取样分析之后，佩金博士得出结论，当人们使用热水，譬如淋浴时，水中的TCE随热气一起蒸发，使得滞留在空气里的TCE含量高出水中两至三倍。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一位毒物学家则发现，TCE还有可能从皮肤渗入，这就是患者皆出现皮疹的直接原因。概括起来，TCE进入人体的渠道一共有三条，除了饮用水以外，还有呼吸和毛孔吸收。

至此，简恩自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受污染的自来水导致了当地居民的慢­性­化学中毒。就算TCE直接诱发白血病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也会使病情加重。而最关键的一点则是无可置疑的：如果W·R·格拉斯属下的食品机械厂和比却斯集团属下的J·J·瑞勒皮革厂没有污染地下水源，那些孩子们就不会这样白白地死去。

简恩前后聘请的医学专家共多达12人，足够装备一座小型医院，账单的总额也十分惊人。到1985年9月，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在沃伯恩案中的投入已经突破了100万美元。四年前，凯文·康威曾预言沃伯恩案是一个“无底黑洞”，现在看来，真的是被他不幸而言中。

简恩又想到了波士顿银行的毕特大叔，但他从不独自一人去申请贷款，每次都要拉上凯文和他们的会计师詹蒙·戈登。

在简恩的眼里，詹蒙简直就是一个数字的天才。他俩的交往可追溯到“派普箭”号失事案。当时保险公司在谈判桌上答应，按最高投保额付赔。他们给了简恩一个非常复杂的40年分期付款方案，说是价值150万美元。简恩对此一窍不通，他连自己支票本上的账都算不清爽，便将单子交给了詹蒙。詹蒙在键盘上劈劈啪啪一阵敲下来，算出保险公司实际上只付了33万，其余的都是由本金生出的利息。从那以后，简恩每一次的调停谈判都要请詹蒙到场，凯文更是在接手每一桩案子之前都务必要与詹蒙商量。

简恩缺钱用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找过毕特大叔，有时还带上房契车契。毕特大叔总是要先数落一番简恩花钱如流水、有一千花一万的陋习。遇到毕特大叔和颜悦­色­的时候，简恩也照例要重复一遍他的“钱是王八蛋，花完了再赚”的理财哲学。然后，毕特大叔又总是把房契车契推到一边，说我用不着这些玩意儿，大笔一挥，就贷给他们十万八万。

但是这一次，毕特大叔真的虎了脸，说咱们先不谈贷款，把以前的老账清一清再说。

“一共是20万美元。”毕特大叔把最后的数字递到三个人眼前，“联合第一制服厂的第一期赔偿应该够了。”詹蒙答应过毕特大叔，等联合第一制服厂的头款一到立马还债。

众目睽睽之下，詹蒙用了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口气，满不在乎地说：“花了。”

毕特大叔后来跟人回忆起这一段，说他当时气得恨不能把办公桌对面的三颗脑袋一颗一颗地揪下来，却瞥见简恩又开始故伎重演，一张一张地往外掏他的房契车契。毕特大叔说：“等等，都花到哪儿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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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16)

“沃伯恩案。”詹蒙显然是有备而来，他胸有成竹地递上从计算机里打印出来的栏目清晰、条理分明的账目册，上面一条一款地列着用于沃伯恩案的全部花费。根据詹蒙的预算，至少还需要50万美元才能挨过剩下的五个月“摸底”和预计将持续至少六个星期的庭审。

毕特大叔带着所有的这些纸张上楼去了一趟，下来时告诉“孩子们”，董事会同意再贷给他们50万美元。他又把简恩的房契和车契推到了一边，然后让三个人在一张《贷款合同书》上签字。合同书上写着，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愿以联合第一制服厂的五年分期赔款偿还波士顿银行的这笔贷款。

毕特大叔起身与“孩子们”一一握手，祝他们好运，又把詹蒙拉到一旁，请他务必随时通报有关沃伯恩案的进展。“银行家不喜欢意外。”毕特大叔警告詹蒙说。

杰罗·费歇尔听说联合第一制服厂用150万美元换了一个撤诉，觉得此计甚妙，便打电话到简恩·希莱曼的办公室：“听说你已经拿到了联合第一制服厂的赔款。”

“是的。”

“我这儿还有，想要吗？”杰罗给出的价码是200万。电话另一头的简恩笑了笑，不置可否。杰罗又说：“据我所知，你对比却斯集团的指控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纸上谈兵，空口无凭。”

简恩承认，针对比却斯集团的证据确实不如W·R·格拉斯那般确凿，但也决不是空口无凭。

在挂断电话之前，杰罗说：“你以为你有本事让那些个原告在法庭上痛说他们的悲惨境遇，惹得陪审员们一个个掏出纸巾，跟着他们一块哭天抹泪儿。告诉你，门儿也没有。你的那些患者家属永远也别想走上证人席！”

放下电话，简恩想，这老小子急了，恼羞成怒，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胡诌些什么。他怎么可能不让原告们出庭作证？不过说到对比却斯集团的证据，那倒确实需要再下一番功夫。简恩和他的同行兼好友、当年在纽勃利港的小渔村里就认识的汤姆·凯立聊起这件事，汤姆建议他去请教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查尔斯·纳逊教授，联邦证据条例（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专家。

纳逊教授40多岁，年富力强，也是个大忙人，而且行踪不定。几经周折，简恩终于打听到，纳逊教授将应邀在波多黎各召开的一个法学界的会议上讲演。

讲演结束后，简恩和一帮子年轻人团团围住了纳逊教授，但教授却对他们视而不见，只顾与一位长者无休无止地扯着闲篇。简恩耐心地等到了一个Сhā话的间隙，急忙向纳逊教授伸出手去，用早已在脑子里练习过多次的台词自我介绍说：“我手里有一个案子，你可能已经听说了。”

纳逊教授很敷衍地握了握简恩的手，说：“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崴任斯基法官。”说罢便转身快步离去。

被称作“崴任斯基法官”的长者开始跟简恩说话，但简恩管不了那么许多，他扔下法官，一路追上纳逊教授。

“你是想要征求我的意见？”教授头也不回地说道。

“正是。”简恩点点头。

“那我对你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当一位联邦法官和你说话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扭头就走！”

飞机从波多黎各机场起飞不到10分钟，简恩便不顾空姐们的劝阻，跌跌撞撞地踱到查尔斯·纳逊的座位旁。纳逊教授正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在简恩说话的自始至终，他一直没有睁一下眼睛。简恩无奈，只好将一大摞“沃伯恩案”的资料轻轻地放在教授的膝盖上，反正这本来也是为他准备的。

飞机在波士顿机场降落之前，纳逊教授来到简恩跟前，“OK，”他说，“我很有兴趣。你们打算付我多少钱？”

到1985年底，詹蒙·戈登账簿上沃伯恩案的花销总额已经到了180多万美元。几个人又跑了一趟波士顿银行，这一次，毕特大叔收下了他们带去的所有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简恩是单身汉，可以自己说了算。其他的几个人，凯文、詹蒙，还有比尔·克诺利，都是瞒着老婆­干­的。詹蒙每天晚上入睡之前都默默祈祷上帝保佑庭审如期举行，他听说杰罗·费歇尔曾先后两次向司肯纳法官要求延期开庭，因为他尚未做好准备，幸好都让法官驳回了。真的，简恩们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拖延了。

开庭的日期近在眼前，两方被告通过司肯纳法官提出，愿意再次与原告方协商调停。法官在通知简恩时说，请他们事先草拟一个付赔方案，到时候拿到谈判桌上讨论。

谈判的地点定在四季宾馆的宴会厅，按照惯例，由原告方埋单。詹蒙·戈登亲自点菜，定下了一桌丰盛的自助早中餐（Brunch）。

杰罗·费歇尔晚到了10分钟，他一面道歉一面似不经意地说，他是从哈佛直接赶过来的。这天早晨，那所世界著名的大学刚刚授予他“一把椅子”。

“什么椅子？”这消息似乎令查尔斯·纳逊教授非常吃惊，他简直不能想象，一把在靠背的铜牌上刻有“杰罗·费歇尔”的椅子会和其他著名学者的摆在一起。

“黑­色­，带扶手。”杰罗轻描淡写地答道。

“祝贺你。”纳逊教授微微一笑。

宾主在各自指定的位子上一一就座，简恩·希莱曼代表原告方发言。他说他们计算赔偿金的依据是，除了保障28名患者家属今后的生活，还要足以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事实上，他们的委托人们更需要的是两家公司以实际行动向整个社区的居民们道歉。说话之间，简恩瞥见杰罗拿了一块薄荷糖，剥开纸，送进自己的嘴里，很津津有味地咂巴着。

小城故事(17)

简恩说了15分钟，然后由詹蒙讲解赔偿方案：2500万美元用于设立白血病研究基金，2500万美元头款，八户原告家庭每户每年150万美元，一共支付30年。

威廉·契士曼和他的同事们不停地记着笔记，只有杰罗一直在把玩一支­精­美的钢笔，那是宾馆为每位与会者预备的。

威廉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一共是41亿美元。他问詹蒙：“这是30年的合计。按现在的利率，本金应该是多少？”

“我还是不说的好。你们的会计师会告诉你的。”其实詹蒙计算过：175万美元。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1985年的总收入合计为65万美元左右。

杰罗又拿起一只炸圈饼，用餐巾纸包好，小心翼翼地揣进兜里。

威廉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讨论、提问，简恩们还在耐心地回答着。杰罗突然开口了：“我可不可以……”等所有的目光都转了过来，杰罗晃了晃手中的钢笔，“带走这支笔？”

众人愕然。

杰罗把钢笔Сhā进衣袋里。“好笔，”他说，“谢谢。”一边披上大衣，径直朝门外走去。

威廉和他的同事们也起身收拾东西，跟了出去。

凯文·康威看了看表，整个会晤前后不过37分钟。被告方碰过的食品就是一块薄荷糖和一只炸圈饼，连咖啡都没人喝一口。

简恩耸耸肩，说：“还有两个星期，挑选陪审团。”

走出四季宾馆的大门，凯文对比尔·克诺利说：“我好像听见杰罗说了一声‘­操­！’你听见了吗？”

“没有。”比尔想了想，“也可能说过，不过……”

他俩争论了一路。

审议挑选陪审团的工作仍然如期进行。依照简恩·希莱曼的想法，最好是清一­色­的中年­妇­女，每个人都有半大不小的孩子，就和安妮·安德森一样。杰罗·费歇尔不希望陪审团听到那些白血病孩子们的故事，特别不希望像安妮那样的母亲们听到那些故事。但是六天的筛选下来，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进入陪审团的第一位是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头儿，最后一位是一个20来岁的姑娘。当然，12名陪审员也并不个个都是被告方的理想人选。他们想要的是那些供职于大公司的单身汉，有点像简恩一样的工作狂。

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给了双方律师两周的时间，要他们各自提出一个庭审的议程方案。简恩和查尔斯·纳逊教授建议，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传唤证人。先请几位原告述说他们的孩子们从被诊断出白血病到死于白血病的经过，最后一名出庭的患者家属应该是安妮·安德森，因为她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除了吉米的故事之外，安妮还要讲述她所收集记录的患者名单和资料，以及她对自来水的怀疑等等。之后，便可向法庭提交W·R·格拉斯公司和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污染当地水源的证据。然后，便是若­干­的医学专家们出庭论证两井中的污染物与白血病和其他疾病的联系。

代表W·R·格拉斯的威廉·契士曼则希望首先进行TCE是否会导致白血病的法庭辩论，他认为这是原告方最薄弱的环节。

而代表比却斯集团的杰罗·费歇尔却主张，先要搞清楚两家工厂是不是真的污染了G号井和H号井。J·J·瑞勒皮革厂与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不一样，后者与两井同在阿波卓纳河的东岸，而皮革厂却是在河的另一面。如果原告方不能证明该厂排放的废液确确实实地到达了河对岸的两口水井，则对比却斯集团的审判就不必再往下进行了。

方案交到了法官手里，他又花了一个星期比较权衡，最后制定出一个与杰罗的方案大同小异的议程。瓦尔特·司肯纳将庭审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命名为“供水系统”和“医学论证”。法官解释说，鉴于沃伯恩案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审理，他会在两个阶段之间安排休庭的时间，届时双方都可以放松一下，并着手进行下一阶段的准备。

其间，杰罗·费歇尔的副手尼尔·雅各布把简恩约到酒吧里，请他再单独给比却斯集团开一个价码。

“1800万美元。”简恩第二天在电话上告诉尼尔。

“谢谢。”尼尔说，“我请示了老头子就给你回电话。”

但是，尼尔一直没有回电话。

简恩·希莱曼站在法庭的中央，面对12名陪审员。他那天穿一身炭灰­色­暗花条纹西服，系红­色­赫美丝领带。其实他的目光并没有朝向陪审席，而是注视着脚底下的地板。在他右边的旁听席上，他知道，最前面的几排早就已经被媒体包围了。后面的席位上，除了事务所包括前台小姐在内的全体员工和他们的妻子丈夫外，还有简恩的母亲，他的前后三任女朋友，还有来自沃伯恩的布鲁斯·扬格牧师和当地其他居民，还有波士顿银行的毕特大叔，当然还有专程分别从芝加哥和纽约赶来的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的头头脑脑们。连杰罗·费歇尔的一个女儿也来了，因为这是她父亲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案子”。

唯一缺席的，是本案的原告们。简恩曾表示希望患者家属们回避。简恩的意思，整个庭审可能会持续数周乃至数月，如果这些令人注目的未来证人们在旁听席上显出了怠倦、无聊，或在不该笑的时候笑了，不该愤怒的时候愤怒了，或只是因为不管什么原因时来时不来……“想一想，”简恩说，“那将会给陪审团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要知道，记者们的后脑勺上都是长了眼睛的。

小城故事(18)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简恩抬眼望着陪审席后面的窗户，开始了他的开场发言，“在波士顿的北面有一座小城。这座小城的名字叫做沃伯恩。沃伯恩，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城镇一样，有住宅，有学校，有教堂，有工厂。但是沃伯恩，它还有一样，就是发病率高乎寻常的各种疾病。”

简恩把发言稿留在了原告席，他用不着它们。原告席上还坐着凯文·康威，比尔·克诺利，查尔斯·纳逊教授和汤姆·凯立。汤姆自己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但在简恩需要的时候，也抽空过来帮帮忙。

简恩娓娓道来。他讲述了沃伯恩的八户人家和他们的遭遇，讲述了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他说他将向法庭证明，两家公司的下属企业把有毒的化学废液泼洒在地上，或倒进沟里，这些废液通过地下水渗入了沃伯恩供水系统的两口水井，并继而进入了城东居民的自来水管道。“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然而，他们却照做不误。”

当简恩结束时，法庭内悄无声息。过了好久，瓦尔特·司肯纳法官才宣布休息10分钟。

简恩·希莱曼掐着指头算了算，他大约需要四五个星期的时间传唤原告方所有三十几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但是他的关键证人，也叫“明星证人”，只有两位：地质学家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水文学家乔治·平德尔。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比较好办，奥尔·拉维、托马司·巴勃斯等等都愿意出庭。至于比却斯集团的J·J·瑞勒皮革厂，大概就只能依赖于旁证了。

第一位走上证人席的便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佐宾斯基博士率领他的地质小组在W·R·格拉斯和J·J·瑞勒皮革厂的辖区内钻了二十多口试验井，分析了上百份土壤样品。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他们从地底下挖掘出了55加仑的锈铁桶，采集到了被TCE等化学废液饱和浸透的泥土，这些泥土的样品编号为Z，所以也叫Z样品。他们还挖出了1963年的沃伯恩选举公告，1967年从医院开出的药瓶，和1970年的百威啤酒罐。根据这些发现，再加上几张50年代至60年代从空中拍摄的沃伯恩俯视图片——图片上清晰地显示出15公顷空地上成堆的皮革废料和锈铁桶——这位科学家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块土地已经被污染了至少25年。

按照佐宾斯基博士和简恩事前的演习，他出庭的时间应该是三天左右，但结果却花了差不多两个星期，因为杰罗·费歇尔不停地用抗议打断佐宾斯基博士的作证。杰罗曾经在他的哈佛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当你在法庭上陈述一桩案子的时候，最讲究的是什么？是完整，是流畅，是一气呵成。而破坏这种完整，这种流畅，这种一气呵成的，是另一方的抗议，或者异议。”

现在，杰罗就扮演着这种破坏者的角­色­。比如，当佐宾斯基博士向陪审团展示一幅用手捧着的Z样品的照片时，杰罗起身抗议道：“这照片放得太大。”

“当然，”司肯纳法官说，“如果你想在讲解的同时，让每位陪审员都看清楚，你当然应该放大照片。这很正常嘛。”

“我是说，它大得变了形。看看这只手，它比一把网球拍还大。”

“如果你是想说，没有任何人有这么大的手，那你无疑是对的。”

杰罗还对博士的土壤样品分析结果提出异议，对州环境部的报告提出异议，对其他旁证材料提出异议，说它们与本案毫无联系。

佐宾斯基博士又拿出一张照片，上面是皮革厂的垃圾坑。

“我抗议，”杰罗说，“这张照片是假的，这上面的废料是人为伪造的。”

“是吗？”简恩转向杰罗。

“绝对没错。”

“你难道忘了吗？这是你的照片，是你的工程师拍摄的。你认为你的工程师‘人为伪造’了这堆垃圾废料？”

被告方对佐宾斯基博士的交叉取证又花去了另外的两个星期，往下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了。

简恩传唤了几位沃伯恩的居民，他们都曾在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亲眼看见过皮革厂与阿波卓纳河之间的15公顷上堆积如山的动物废料和几十只装过化学溶剂的废旧铁桶。他们还说，15公顷空地原先叫做野树林，但是自从50年代，那里就再也见不到一棵树了，而且寸草不生，连虫子蚂蚁都没有，人们于是改称那儿为死亡谷。但是瑞勒先生不乐意，后来就­干­脆叫了“15公顷”。

第四个星期的最后一天，4月19日下午，J·J·瑞勒皮革厂老板杰克·瑞勒走上证人席。简恩在法庭上出示了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简恩后来说，他其实并没有指望瑞勒先生承认这一切，他只是想给他一个措手不及，最好能激怒他。但是杰克·瑞勒表现得非常镇静，他摇摇头说：“不，先生，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博尔得工程师，也没有和州卫生部的任何人一起去过15公顷。”

在休庭前的几分钟，简恩问起了J·J·瑞勒皮革厂的簿记档案：“瑞勒先生，你的厂子里没有任何关于在60年代至70年代你们所使用过的化学品的文件记录，是吗？”

“没有，”杰克答道，“一切都装在我的脑子里。”

小城故事(19)

“这些文件都被销毁了，是吗？”

“是的。”

“厂里现存的最早记录是到1979年，即G号井和H号井被关闭的那一年？”

“是的。”

“瑞勒先生，请问你是在什么时候销毁这些记录的？”

杰克·瑞勒终于发火了，他愤怒地大声说道：“我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在什么时候被销毁的。但是我再告诉你一遍，先生，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三氯乙烯！”

“不，不，不，”司肯纳法官打断他的话，“他并没有问你三氯乙烯，他只是问你在什么时候销毁的这些文件，你说你不知道。请问下一个问题，希莱曼先生。”

“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法官大人。”

开庭第六周的一天，简恩从法庭回到事务所，发现电话不通了，一问才知道，因为没有及时交费，让电话公司给掐了线。詹蒙·戈登说，他已经做了安排，通知花店停止送花。其实前段时间，詹蒙已经背着简恩把每天的鲜花改成了每周两次。詹蒙说，他在年初预付了花店六个月的费用，所以花店会有一些钱退回来，正好先补上电话公司那边的欠款。

詹蒙说，既然你今天来了，有些事情我就一并跟你汇报一下。第一，我取消了你们在几个律师联谊会和律师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每月可节省开支若­干­。第二，从今往后，所有的员工因公外出只予报销公共汽车票，不能乘坐出租车。第三，我已经中止交付跟你有关的两笔每月分期付款：一是你当年在康奈尔大学上法学院时借的学生贷款，还有就是你购买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

詹蒙说，他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比尔·克诺利手头正在办理的一桩误诊案。

八个星期之后，法庭上的时间就仿佛过得快起来了。一个个的证人，一件件的证据一晃而过，如同人们从火车窗户里看到的风景。

简恩·希莱曼还剩下了最后一位“供水系统”阶段的证人，即普林斯顿大学的乔治·平德尔教授。平德尔教授在业内名望颇高，堪称水文学权威。他的最强项是“地下水的运动和走向”。

简恩知道，杰罗·费歇尔的手中有一张盾牌，那便是横贯于J·J·瑞勒皮革厂和G、H二井之间的阿波卓纳河。依照杰罗的理论，两井之水取自阿波卓纳河。资源丰富的河水既满足了泵水的需要，又阻止了河对岸被皮革厂污染的地下水的进入。

但实际上，有关的地质学资料表明，阿波卓纳河河床底下的地层质地疏松，渗透­性­很强。平德尔教授将沃伯恩城东地区的水文及地质学数据输入他的计算机模拟系统，结果显示，根据G号井和H号井的井深，两井之水并非来自阿波卓纳河，而是从更深层的地下水源抽取。流经皮革厂的被污染了的地下水可以顺利地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并夹带着那里的泥沙和碎石一并进入G、H二井。

当原告方聘请的专家们在阿波卓纳河畔打眼钻井时，国家环保署的一支勘察小组也在那一带忙碌。1985年12月4日，勘察小组重新开启G号井和H号井进行模拟抽水实验，平德尔教授则带着他的人马在J·J·瑞勒皮革厂的一口试验井旁边安置了各式仪器，监测抽水时的地下水状况。平德尔教授从仪器上看到，该井的地下水在四小时中降低了一英尺，和他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完全一致。

但是有一点却让简恩心神不定。12月的马萨诸塞州已是天寒地冻，阿波卓纳河面上这儿那儿漂着些许浮冰。简恩和平德尔教授发现，在两口井抽水的同时，靠近河岸的浮冰从水中来到了岸上。所以很明显，河水也在下降。按照平德尔教授的理论，阿波卓纳河床周围的地质属泥炭层，河水是不应该这么快就进入二井的。既然如此，这些水到哪里去了呢？

平德尔教授解释说，除了沙漠和高原，地球表面的大部分河流是由地下水形成的。地下水源和河流之间存在着一种“单向供水”的关系，即地下水渗入河流，而河水一般不会返灌入地下。当G号井和H号井开始抽水时，地下水源被迫满足抽水的需要而大幅度下降，使它没有“余力”再向阿波卓纳河供水。“所以，简恩，”平德尔教授说，“阿波卓纳河其实并没有‘失水’，只是再没有地下水源向它供水。”

简恩想，我倒是明白了，到时候陪审团的大叔大婶们会明白吗？­干­这一行的律师都喜欢在背地里管陪审员们叫大叔大婶，因为他们的案子，无论是交通肇事、医疗事故，还是其他伤亡，总会涉及到一些医学、科学或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一般的人不是那么容易弄懂。

威廉·契士曼的同事，佛雷-侯格尔-埃利奥事务所庭审部主任迈克·凯顿代替威廉成为了W·R·格拉斯公司的首席辩护律师。他花了两天的工夫向平德尔教授交叉提问，但依然于事无补。食品机械厂不像皮革厂那般幸运，它和G、H二井之间没有河流的阻隔，而且从地势上看，食品机械厂位于高处，那里的地下水在流向阿波卓纳河的途中正好经过G号井和H号井，于是，那些倾入土壤中的有毒废液也通过地下水道，像弹子球滚入洞中一样流进了两口水井。

杰罗·费歇尔照例在平德尔教授作证的过程中不断地使出他百玩不腻的“抗议”。当回答杰罗的交叉提问时，平德尔教授承认，如果两口井连续抽水数月，阿波卓纳河水也会进入城市的供水系统。但他仍坚持认为，G、H二井中有大量来自J·J·瑞勒皮革厂地底下的掺有化学溶剂的地下水。

小城故事(20)

庭审进行到第12周时，比尔·克诺利经手的医疗事故案胜诉。按协议，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拿到了59万美元赔偿金中的40%。要是照以往的惯例，几位年轻人应该在一起开香槟、下馆子、喝个通宵达旦，再给办公室里的上下人等分发红包。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庆贺。到手的钱还没来得及焐热乎，便让詹蒙·戈登一分不剩地拿去付了账单。

6月4日，星期三，开庭第54天的上午，杰罗·费歇尔开始了他为比却斯集团的辩护。杰罗在开场发言中说：“伤亡索赔案的实质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专办此类案子的律师们的目的是什么？说到底，一个字，一个赤­祼­­祼­的‘钱’字。”“钱能抚平伤员的伤口，钱能消除病人的病痛，钱甚至能使死者复生。”

杰罗一共只有三位证人，其中之一便是沃伯恩市政府工程师，在图梅家隔壁住了13年的托马斯·摩宁。多年前，正是这位摩宁先生不厌其烦地反复向城东的居民、他的邻居们保证，自来水质绝对没有问题，不就是点儿异味吗？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压压味儿，或者煮煮开就好了。

在简恩·希莱曼看来，杰罗传唤托马斯·摩宁的意图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像他这样的内行尚不能确知工厂的废液会污染当地的生活用水，杰克·瑞勒作为一个外行又怎么可能知道？

但后来，托马斯·摩宁的出庭成了本案可能最具戏剧­性­的一个细节。托马斯在证人席上显得苍白无力、羸弱瘦削，简恩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病了。这段时日，简恩看到了太多的病人。

果然，一个月之后，摩宁先生就被诊断出了慢­性­骨髓细胞白血病，和图梅家的儿子派特一模一样。过了不到6个月，托马斯·摩宁病故，年仅49岁。在他的葬礼上，社区的人们原谅了这位工程师。看来他并不是有意欺骗他们，他只是实实在在地无知。

到6月底进行上半年的结算时，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在沃伯恩案上的花费已经高达240万美元。更让詹蒙·戈登担心的是，自沃伯恩案开庭以来，事务所所有的律师全线投入，没有一个人再有闲暇接别的案子。也就是说，至少在近期内不会有任何进项。

在美国，对信誉良好或收入不菲的顾客，总有不少信用卡公司不断地给你寄卡，巴望着你能在忘情的消费中稀里糊涂地欠他们一ρi股的高利贷。詹蒙以前收到这些卡都顺手拿剪子一剪两半，扔进垃圾桶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大约半年多前吧，詹蒙开始收集信用卡。“以备不时之需，”他自嘲地对自己说。现在，果真就到了有“不时之需”的时候，詹蒙便拿了这些卡满世界赊账。上个月秘书和清洁工的工资就是这样赊来的。

波士顿银行的贷款已经欠到了百万美元以上。尽管有几个人的房契、车契和人寿保险等等作抵押，毕特大叔的心里头还是不踏实。他担心有一天，日积月累滚雪球似的利息使债务总额接近所有这些抵押品的价值时，他就不得不扮演逼债人的角­色­，强行剥夺几位年轻人的身家财产。

詹蒙·戈登又来了，愁眉苦脸地坐在毕特大叔的办公桌对面。

“真的不能再给你们贷款了。”当毕特大叔无可奈何地第三次重复这句话时，他看见詹蒙把手伸进了鼓囊囊的外套口袋里。“你没有带枪吧？”毕特大叔欠欠身子。他真的有些紧张。在银行里­干­了大半辈子，被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他见多了。

詹蒙慢慢抽出手来，是一把金币，一把光灿灿的金币！詹蒙把金币放在桌子上，又一枚一枚地码整齐。“我就剩下这些了，”詹蒙疲惫地说，“你看着给吧。”

第61天，迈克·凯顿代表W·R·格拉斯公司出庭辩护。迈克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不假，食品机械厂的工人们确实是把一些化学溶剂倒在了地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稍有一点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溶剂具有极强的挥发­性­。他们把这些溶剂倒在地上是为了让它们挥发，而且确确实实挥发掉了不少。不假，食品机械厂底下的土壤和地下水从60年代初期就开始被TCE污染，但这并不等于说，同样的TCE也污染了两口水井。”这位被告方律师说，他将向陪审团证明，是被上游其他厂家污染了的阿波卓纳河，而不是W·R·格拉斯的地下水，污染了城东的供水系统。

迈克的证人中也有一位地下水专家乔恩·嘉希瓦，他不仅与乔治·平德尔教授认识，而且“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专业的角度，我都非常敬重他。但是我不能不在此指出”，乔恩话锋一转，“平德尔教授关于阿波卓纳河的理论是错误的。当两井抽水时，阿波卓纳河水也被抽入了其中。而这，便是两井被污染的原因”。

然而，乔恩·嘉希瓦首先要证明的是，W·R·格拉斯的地下水并没有流进G号井和H号井。乔恩的研究生论文写的是冰川，他说在一万两千多年以前，地质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冰川时代的末期，属于现今美国东北部的陆地表面上覆盖着一块厚达一英里的巨冰。由于这块巨冰经年累月的重压，底下的土层形成了在地质学上叫做冰碛的硬土，也称地岩。W·R·格拉斯的食品机械厂就是建在这样的一片地岩上。因为土质的密度极大，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运动极为缓慢，就好像让水从一根完全被水垢堵塞的管道中流过一样。乔恩用计算机模拟程序计算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他告诉法庭，“即使在1960年食品机械厂开张的那一天，地下水就已经被污染，也要等到1979年5月才能流到G号井和H号井。”

小城故事(21)

这一点是简恩始料不及的。他和平德尔教授花了大力气去证明J·J·瑞勒皮革厂污染了两井，却完全忽略了W·R·格拉斯公司，以为从地理位置上看，一切都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简恩想，乔恩·嘉希瓦肯定在哪儿弄错了，尽管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那天晚上，简恩和查尔斯·纳逊教授在事务所里花了几个钟头，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乔恩的证词。乔治·平德尔教授去了欧洲开会，没法儿跟他讨教。临走时，纳逊教授带走了平德尔教授留下的几本水文学教科书。

第二天，乔恩·嘉希瓦继续出庭。他说当水泵开足马力时，G号井和H号井每分钟的抽水量为1100加仑。就算W·R·格拉斯的地下水真的到达了两井——乔恩实际上并没有承认这一点——也最多不过是每分钟5加仑，占水流总量的05%，相当于成语中讲的沧海一粟。

查尔斯·纳逊教授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乔恩所说的每一句话。这时候，他在笔记本上涂写了几笔，便匆匆起身离开了法庭。

纳逊教授一走就是两天，事务所的秘书不停地打电话，但到处都找不到他。没办法，简恩只好硬着头皮独自面对乔恩·嘉希瓦。在他的交叉取证中，简恩不敢去碰W·R·格拉斯的地岩，便将话题转到了与之一江之隔的J·J·瑞勒皮革厂。简恩想玩一招借刀杀人。

简恩拿出国家环保署进行模拟抽水实验那天，平德尔教授在J·J·瑞勒皮革厂的地盘上测得的地下水水位数据，请乔恩·嘉希瓦当庭计算地下水的流向。结果，乔恩把皮革厂的地下水算进了G号井和H号井。

司肯纳法官饶有兴趣地听了一阵，他打断简恩的取证，自己向乔恩提问道：“依照你的观点，阿波卓纳河会在两井和皮革厂的地下水之间形成一道屏障吗？”

“不会的，法官大人。”乔恩说。

“那么以你之见，地下水会从皮革厂流经阿波卓纳河的河床底下，到达两井的所在地了？”

“完全可能。”

“法官大人，”杰罗·费歇尔起身抗议道，“你不能提这样的问题。”

瓦尔特·司肯纳挥挥手，示意杰罗坐下，或者说——闭嘴。

简恩成功了。他成功地­操­纵了一方被告的证人去攻击另一方被告。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简恩在心里头纳闷，纳逊教授到底去哪儿了？

查尔斯·纳逊教授躲进了哈佛法学院的教职工图书馆，他知道只有在那儿才不会被人打搅，才可以塌下心来做他的学问。

乔恩·嘉希瓦在法庭上用了很复杂的电脑模拟程序，以纳逊教授的条件，他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对此进行验证。他所有的工具，就只是那几本水文学教科书。纳逊教授翻开第一页，从最基础的开始阅读。也许是急于要找到答案，也许是几个月来在平德尔教授那儿的耳濡目染，纳逊教授读起这种专业书籍来竟并不觉得生涩。

纳逊教授找到了平德尔教授曾提起过的水文学中最基本的达瑟定律（Darcy’s Law），也是计算地下水流量的基本方程：

Q=K·A·I

该定律说，通过某一地层横截面的地下水流量（Q）应该等于水在该地层的渗透率（K）与横截面积（A）和水流倾斜度（I）的乘积。纳逊教授把乔恩在法庭上列出的相关数据一一代入，发现方程的两边并不相等。你可以在模拟过程中附加上这样那样的条件，或预定这样那样的假设，但基本定律是绝对不能违背的，纳逊教授想。他相信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二天一开庭，简恩·希莱曼在黑板上写下经过纳逊教授变换的达瑟定律：

A=Q/K·I

“假定你所使用的K值是正确的，即地下水在地岩层中的极低的渗透率。”简恩对证人席上的乔恩·嘉希瓦说，“假定你的I值也是对的，即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与G号井和H号井之间的坡度。请你把你用计算机模拟程序算出的地下水流量代入等式的右边，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乔恩计算出了面积A。简恩又让他除以食品机械厂的占地宽度——那也是取自乔恩自己的数据——结果应该是横截面的高度。

“59英尺。”乔恩从计算器上抬起头来。

“59英尺。”简恩重复了一遍。乔恩自己制作的食品机械厂的大幅地下岩层构造示意图就在旁边的架子上立着，简恩请他按图上的尺寸比例从基岩开始往上丈量。

“比地面高出10英尺。”

也就是说，运用乔恩自己的数据进行计算，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的位置应该在水下10英尺的地方。

事后，报道本案的记者们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个水文学的计算错误竟然是一位法学教授发现的。

乔恩·嘉希瓦是沃伯恩案第一阶段庭审的最后一位证人。7月1日，星期二，应陪审团的要求，司肯纳法官安排他们去沃伯恩实地考察，法官本人和全体律师也陪同前往。之后，陪审团将有近两周的假期。

法官和律师们却不得休息，他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草拟出供陪审员们裁决的问题。通常，在这类案子的审理中，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是赞同原告方，还是赞同被告方？”复杂一点的，如简恩这次拿出的方案：“你认为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是否应该对1979年5月22日之前G、H二井的污染负责？”1979年5月22日是马萨诸塞州环境部执行主任基拉德·麦科尔亲自下令立即关闭G号井和H号井的日子，从那以后，两井再未作为居民生活用水重新开启过。但是杰罗·费歇尔和迈克·凯顿送来的却是一长串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司肯纳法官认为，TCE和其他化学污染物到达两井的具体时间对本案第二阶段——“医学论证”——的审理至关重要。

小城故事(22)

经过几天的庭外辩论，最后由司肯纳法官总结为对两方被告的四个相似的问题，每个问题虽然都只有一个句子，但其中却包含了若­干­的分句、从句和逗号等等。譬如第一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是否认为，在1968年8月27日以后，比却斯集团的下属企业在它所拥有的土地上排放了三氯乙烯、四氯乙烯和/或1，2，反式二氯乙烯，并且，这些化学污染物在1979年5月22日之前对G号井和H号井造成了污染？（请对问题中的三种化学污染物分别作出回答。）

因为杰克·瑞勒在法庭上作证时说，他本人是一直到1968年8月27日，他自己请的工程队凿地钻井时才知道，J·J·瑞勒皮革厂的地下水位因G、H二井抽水而下降，司肯纳法官因此而要求陪审团不必考虑皮革厂在1968年以前的行为，也不必考虑原告方提交的有关1968年以前的种种证据，如州卫生部工程师A·C·博尔得1956年7月12日的报告，因为“不知者不为罪”。对于W·R·格拉斯公司，这个日期是1964年10月1日，即G号井首次启用之日。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在这些日期以前对自己的地盘、从而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统统不算数，因为他们并没有如简恩·希莱曼在他的开场发言中所指控的那样：“这些大公司，他们明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也明知道他们这样做会祸及他人，但是，他们却照做不误。”

可以想象，面对这样的八个问题，陪审团很难在短时间内作出裁决。有记者后来评论这些问题“就像是有人把它们从英文翻到了日文，又从日文翻回到英文”，晦涩难懂自不必说，连念起来都很费劲。

而简恩·希莱曼更是觉得，他前后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倾家荡产准备的案子，如今已被几个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法庭老手搞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先是司肯纳法官划分的两个阶段，然后是杰罗·费歇尔在法庭上的一连串“抗议”，现在又是这些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天知道接下来还会出现什么样状况？

更重要的是，陪审员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案子的全部，没有看到那些真正的原告或受害者们，他们能作出什么样的裁决？

有生以来第一次，简恩感到力不从心，感到束手无策。简恩变得不自信了。

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早上8点半，简恩·希莱曼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对方自称是一位警察，说简恩已拖欠保时捷跑车的银行贷款数月，除非他能马上付清欠款9203美元，否则这位警察将在半小时内登门收车。

简恩这才想起来，詹蒙·戈登几个月前曾经给他说起过这件事。他赶紧给詹蒙打电话，没有人接。

警察准时摁响了门铃。简恩带他到了车库，又将车钥匙交到他的手上，然后自觉地站在一旁。警察很熟练地掏出一把改锥旋下牌照，又抖开一条绿­色­塑料垃圾袋收拾属于简恩的个人物品。在保时捷的后座上，警察看见一叠法律文件，封面上写着“安妮·安德森等诉W·R·格拉斯公司等”的字样，他把文件也捡进了垃圾袋里。警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汉子，经验告诉他，在执行这类公务时，没有多少人会对他表示出热情，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地好奇：“你是律师？”

简恩点点头。

“这是你的案子？”

简恩又点点头。

警察说，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里看见过这位安德森女士。警察把垃圾袋递给简恩，请他在一张单子上签了字，然后很费劲地把自己的大块头塞进驾驶座里，点火，换挡。警察抬眼看着简恩，摇摇头：“挺棘手的吧，这案子？”

简恩笑了笑。

“那就，祝你好运了。”

保时捷拐过街角，消失了。简恩对自己说：来得容易，去得容易（Easy come，easy go）。

两天后，传出话来，说经过两个星期的审议，陪审团终于作出了裁决。

简恩·希莱曼赶到法庭时，众多的记者们已经先他而到。司肯纳法官展开陪审长交上来的一张条子，看了一阵，然后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道，所有的陪审员都对比却斯集团的第一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所以，比却斯集团在本案的第一阶段胜诉，不必再参与第二阶段的庭审。按照四个问题的设计，如果陪审团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则不必考虑后面的三个问题了。

杰罗·费歇尔立时绽开了满脸的笑容，简恩则把脸深深地埋进手掌中。

“至于W·R·格拉斯公司，陪审团对第一个问题中的三氯乙烯回答‘是’……”司肯纳法官依次念完所有的答案，最后说：“所以，对W·R·格拉斯公司的审理将继续进行。”和几位律师商议之后，法官暂时将第二阶段的开庭日期定在9月15日，并要求律师们在9月5日那天来法庭见他。

简恩依然一脸愁云。这一个星期以来，他一下子苍老了10岁，头发也变得花白了。临分手时，司肯纳法官试图安慰他。他拍拍简恩的肩膀，说了一句谚语：“有半袋面包总比没有强，是吧？”

简恩勉强点点头：“是。”心里却想，其实连半袋面包也没有。对于W·R·格拉斯公司的第四个问题：

综合考虑双方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你认为，在第三个问题中叙及的污染从何时（同样，请给出具体的年份和月份）开始是由于该公司的不负责任和明知故犯造成的？

小城故事(23)

陪审团的答案是1973年9月。那个月，食品机械厂封掉了一条工人们经常倒化学废液的排水沟。陪审长罗伯特·福克斯后来说，审议期间，陪审员们始终无法确定这个日期。直到最后一天的早晨，是他首先想到了1973年9月，其他的陪审团成员也就附和着填上了。但是如此一来，沃伯恩的三个孩子便被罚出了局：吉米·安德森，迈克·佐纳和凯文·卡恩，他们都是在1973年9月以前被诊断出白血病的。也就是说，根据陪审团的这一项裁决，这三个孩子及其家人都得不到赔偿。

当然，感觉沮丧的也不止简恩·希莱曼一个人。那天纽约股市收盘的时候，W·R·格拉斯的股票跌掉三个点。詹蒙·戈登算了算，相当于155万美元。

“如果明天的《华尔街日报》说我们赢了，我就相信我们真的是赢了。”詹蒙停了停，又说：“但不知怎么的，我一点也没有赢了的感觉。”

简恩·希莱曼和他的同事们围坐在事务所的会议桌旁，他们必须面对现实，认认真真地盘算下一步的计划。

“我对这个陪审团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心直口快的比尔·克诺利嚷嚷道，“趁着还没把脸面丢尽，赶紧找W·R·格拉斯谈判。”

其实简恩也有这种想法。这桩他原本以为可以成为环保史上的里程碑的案子，可以为他和他的事务所带来财富和声誉的案子，一转眼又变回到了一桩普普通通的伤亡赔偿案。

詹蒙·戈登说，他刚刚提出了他们几个人的退休储蓄金，如果能­精­打细算，又不出任何意外的话，也许还可以撑上三个月。他不懂法律，但是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允许他们打持久战。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速战速决就行。不过，詹蒙说，有一点他是懂得的，即使是山穷水尽，也不可以让对方看出了他们的窘相。要拿出一副底气十足的派头，让人家觉得他们真的是实力雄厚，准备把这场官司一直奉陪到底。至于索赔额，他认为1500万美元比较合适。“你们看呢？”詹蒙用目光依次扫过众人，最后落在他左手边的汤姆·凯立身上。

“我同意，1500万。”汤姆说。

“我也同意。”比尔说。

轮到简恩，他犹豫了一下：“2500万。”

最后一位是凯文·康威，他说：“1000万。”

“莫名其妙！”简恩跳将起来，比手画脚，唾沫飞溅，“至于吗，你，至于那么惊慌失措吗？你以为我们已经穷途末路，到了，啊，随便抄一把什么撒腿就跑的地步。真他妈的莫名其妙！”

“不是这样的，简恩，你听我说。”凯文试图让他的朋友平静下来，“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让这个事务所生存下去……说句心里话，我把你们看得比我的老婆孩子还重要，因为我的家庭是要指靠着这个事务所的。”

第一次会晤的地点在古典而雅致的霞飞饭店。W·R·格拉斯的执行副总裁兼法律顾问，也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生的阿尔伯特·犹斯蒂专程从纽约飞来波士顿。阿尔伯特今年65岁，应该和司肯纳法官、杰罗·费歇尔等是前后届的。

根据他们事先商量的结果，简恩们将索赔额的范围定在1000万至2500万美元之间，但开价3500万，以便留出让对方杀价的余地。

“这个价码是高了点，”阿尔伯特说，“但是我们总得从某一个数额开始。”他说他将把原告方的方案提交下周四召开的董事会议讨论，如果简恩们愿意的话，可以在下周五赴纽约进行第二轮的谈判。

星期四下午，简恩一行人到了纽约。他们果真打肿脸充胖子，派头十足地在机场叫了礼宾车，又住进了每晚房费850美元的赫尔姆斯大酒店。第二天，他们从阿尔伯特嘴里听到了一个毫无商量余地的报价：660万美元。阿尔伯特说：“要，就拿走，不要，就留下ake it，or leāve it）。”

“他甚至没有留我们吃午饭！”简恩一回到酒店的房间就气哼哼地说。

汤姆·凯立用了一种息事宁人的口气：“往坏处想，这个价确实比我们的底线还低，但是往好处想呢，每个家庭平均将近一百万。”

简恩脸红脖子粗地较着劲道：“有那么多吗，啊？刨掉我们300多万的花费，再刨掉我们40%的提成。你让我空着双手去沃伯恩怎么见人？哦，就对人家说：‘衷心感谢你们的信任’？”

詹蒙·戈登一边敲着手里的计算器，一边说：“我们的费用实际上是200万，因为前面还有过联合第一制服厂的150万。所以每家人家拿到手的应该是25万，而且不用缴税。”

“25万对他们来讲已经不算少了。”凯文·康威也Сhā了进来，“你不是前两天还在说，冬娜·卡能连从波士顿到沃伯恩的出租车都舍不得坐，愣是在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坐长途汽车回去的吗？”他指的是陪审团裁决的第二天，应美国广播公司的邀请，简恩和冬娜专程去了一趟纽约，接受早间电视新闻节目《早安，美利坚》采访的事。凯文又说：“赢也好，输也罢，我们都必须尽快结案。五年前我就给你讲过，这个案子是一个黑洞。你难道还看不出来，现在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人都陷进了这个黑洞。我们一天不从这个黑洞中跳出来，我们就一天不能向前走。”

简恩说：“其实我比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更希望能尽快结案，但像这种结法，我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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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4)

比尔·克诺利早就忍不住了：“废话！1000万美元你就能接受，就算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大案，660万美元就只是区区一桩伤亡索赔案？”

简恩站起身来，耸耸肩，一声不吭地走出房间。

凯文知道，只要简恩那里不松口，沃伯恩案就不能算完。等到房门在简恩的身后轻轻关上，凯文说：“如果他决定要继续上法庭，我就跟着他上法庭。但是我希望他不要上。上帝啊，我真的希望他不要上。”双手合十，仰面朝天，做祈祷状。

回到波士顿，简恩·希莱曼开始埋头准备庭审第二阶段的“医学论证”。两万多页的各种医学和科学文献、报告等等，几万页的个人病案和体检结果，十几位原告，还有二十多位即将出庭的专家证人……相形之下，第一阶段四个月左右的庭审不过是法学院的课堂演习。

詹蒙·戈登每天都接到债主们带有威逼口气的电话和信件。昨天，电力公司派人来断电。詹蒙赶紧让秘书将来人好吃好喝地招待着，自己出去兜了一圈。一小时后，带回一张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支票。事务所的计算机系统虽然还在，但是大家都知道，债主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找上门来，所以无论做完什么都必须马上存入软盘。最辛苦受累的要算一向任劳任怨的凯文·康威，自从辞掉了清洁工，他每天下班后都要吸完地才离开。

说起凯文，还有一件尴尬事。他家住在郊区，但是已经很久不开车了，为了省下汽油费和泊车费。那天早晨，凯文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妻子只给了他一块七毛五分钱，刚够到波士顿的火车票。这段日子妻子的心情一直不好，在家里骂完这个骂那个。出于习惯，凯文顺手在车站买了一份报纸，等到上了车才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了一块四毛钱。他面红耳赤地向售票员解释、道歉，把名片、驾照等等全都掏出来了，还一再保证第二天一定加倍偿还。

这些从不知“缺钱”为何物的心高气傲的年轻律师们尝够了囊中羞涩的滋味，660万美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增值，都在变得更加诱人。终于有一天，简恩把同事们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他一宿未眠，算是想明白了。不就认个栽吗，何苦要硬拉着哥儿几个跟着他一起受这份罪？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

简恩­操­起电话，拨通了阿尔伯特·犹斯蒂的专线。“哈啰，阿尔伯特，”简恩ρi股一扭，将大班椅转向落地窗，把后背留给众人。“我很好。我只是想知道……对……对。”简恩哼哼哈哈地听了好一阵，“看来你们进展不错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已经收回了报价？……当然，当然，你们绝对有权利这样做。”

简恩放下电话，两手一摊：“没戏了。他说迈克·凯顿跑了几趟沃伯恩，打听到罗伦·加马齐从1974年开始一直喝的是超市买来的瓶装水。还有嘉洛德·奥费诺，他的死因确实是伤寒。”

又有两名患者从W·R·格拉斯公司的赔偿名单上去除了。

一晃到了9月5日，瓦尔特·司肯纳法官召见律师们的日子。这是一个星期五的午后。迈克·凯顿呈上一份新的动议，以种种理由要求对W·R·格拉斯公司的第一阶段重新开庭审理。法官与被告方的律师们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地斗了三个多小时，便到了快下班的钟点。司肯纳法官说容他把这个问题再好好想一想，争取在下周内做出决断。这才转向原告席，问简恩·希莱曼有什么要说的。

“我这儿有一件新的证据需要请诸位过目。”简恩拿出一份1975年W·R·格拉斯总部给食品机械厂下达的文件，禁止该厂继续使用TCE。“文件上说TCE会导致癌症。”

“使人致癌？”法官问。

“是的，法官大人，所以他们明文禁止继续使用。”

“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学结论都只来自动物试验，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TCE会使人类致癌。”

“但是至少W·R·格拉斯总部认为TCE会使人类致癌，否则他们没有必要下达这样的文件，你说呢，法官大人？请看这段，‘致癌物（Carcinogen）将会导致癌症……’”

这本来应该是在第二阶段的庭审中需要证明的问题，也是W·R·格拉斯认为原告方不可能证明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承认了。

几天后，阿尔伯特·犹斯蒂电告简恩，W·R·格拉斯公司愿向沃伯恩的每户原告家庭赔偿100万美元，一共是800万美元，条件是，不可将赔款的数额公之于众。

简恩在电话上和阿尔伯特谈了很久，放下电话后他对凯文和詹蒙说，听上去W·R·格拉斯也不愿意继续打官司，好像他们也在担心着什么。

后来，迈克·凯顿在私下里就“保密”的条件跟简恩解释说，阿尔伯特的意思，一是如此“巨额”的赔偿就相当于当众认错，W·R·格拉斯这样的大公司丢不起这个脸。上次陪审团的裁决尚使W·R·格拉斯的股票跌掉三个点，800万美元的赔款要是传出去，可能就不止是三个点的问题了。二是担心只要开了这个先例，其他的律师们便会去沃伯恩挑唆其他的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属跟W·R·格拉斯公司没完没了地打官司。

简恩·希莱曼常说：“钱一旦摆在了桌面上，事情就开始变得丑恶了。”

简恩把他的委托人们从沃伯恩请来事务所商谈付款的具体方式。此时，一年前的豪华和富丽已然全无踪影，办公室里的破败和寒碜令人触目惊心。家具和地毯等早已被债主们收走了，律师们只能趴在地板上或椅子上办公。

小城故事(25)

简恩说，除去联合第一制服厂已经付过的150万美元，用于本案的开销还有260万。事务所决定，将原先合同上写的40%提成降低为28%，即220万。这样，根据W·R·格拉斯的分期付款方案，每户人家现在可拿到375万美元，五年后再拿8万。

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在开车回沃伯恩的路上，安妮·安德森对冬娜·卡能抱怨说简恩的个人提成太多了。

“我倒是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冬娜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的，我们只是去开开会而已。”

“但他并没有失去孩子！”安妮说。

安妮对简恩的不满越来越多。她说简恩跟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好像老师在跟孩子们说话。她说若不是她的多方努力和四处奔波，根本就不会有沃伯恩案，而简恩却处处排挤她，不让她参与重要的决策。每当他们产生分歧时，简恩总是说：“相信我，安妮，相信我。”安妮还说，她所做的这一切本来并不是为了钱，只是想要讨个说法，但是既然简恩那么在乎钱，她也应该在乎。安妮越来越相信，简恩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关心过他们，他只是想利用他们和他们的痛苦来捞取资本，实现自己的野心，为自己赚得财富和声望。

安妮开始到各家游说。她对简恩的个人提成倒讲不出什么，因为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摆在那里。令她生疑的是那几百万的花费。当安妮和佐纳夫­妇­——安妮能找到的唯一同盟军——向简恩提出这个问题时，简恩建议他们请一位会计师稽查账目。

会计师核对了上千张发票、收据等等，发现其中的某些复印费、加班费和利息可能会有出入（在最后的一个月里，所有银行贷款和信用卡欠款的利息加起来，高达每天上万美元）。会计师最后算出了大约8万美元的差额。简恩马上掏出支票本，说不用复查了，这些账他全认。

但是除了安妮和佐纳夫­妇­，其他的六家人都坚决不收简恩的支票。

詹蒙·戈登还清了事务所欠下的所有债务，给律师公益协会寄去了他们的份额，从毕特大叔那儿取回了众人的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办公设备和用品也陆陆续续地讨回来了。圣诞节的时候，凯文·康威给妻子买了一件貂皮大衣和一台家用摄像机。各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开始走回正轨。

简恩·希莱曼也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但账面上只剩下了不足三万美元，还不够赎回他的保时捷跑车。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场大病初愈，浑身上下懒懒的，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遂告了一段长假，去夏威夷玩了一个冬天。

回到波士顿，简恩和凯文联手办过一桩误诊案，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东奔西跑，结果还是输掉了。简恩开始跟人说，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做律师。这并不像他父亲想象的那样，只要有很好的口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就行。回想当年守着电视机看水门事件的国会听证时，法庭在自己的心目中曾经是多么神圣庄严的殿堂。但直到身入其境后才发现，那里面也会有卑鄙的伎俩和险恶的­阴­谋。

伎俩是有的，凯文好脾气地说，但未必真会有什么­阴­谋。凯文劝简恩赶紧成个家，他说单身汉固然是自由，但也缺了动力。你要是像我这样有老婆孩子要养，就不会生出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了。

简恩说他的女朋友刚刚搬出去。

凯文说那就是了。

简恩仍然每天乘公共汽车到事务所上班，但他什么案子也不接，只是东游西逛，或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发呆。沃伯恩案过去一年后，9月的一天，詹蒙·戈登从国家环保署波士顿地区办公室办完事回来，把一叠文件扔在简恩的桌子上，问：“你当时见过这份东西吗？”

简恩顿时两眼发光，如同一只饿狼发现了猎物。他一把抓过那份材料，只见扉页上写着《J·J·瑞勒皮革厂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底下的署名是扬基环境工程公司，日期：1983年。

那年秋天，应杰克·瑞勒之聘，扬基公司的工程师们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钻了六眼试验井，他们的发现和乔治·平德尔教授一样，流经皮革厂的地下水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进入了G、H二井。文中还提到，在15公顷靠近厂房的地方，有几堆“形同泥炭的黑­色­垃圾”，很像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那里采集到的Z样品，一种被化学溶剂严重污染的土壤和垃圾的混合物。

10月，简恩向法官瓦尔特·司肯纳提交了《要求调查比却斯集团及其辩护律师扣留隐瞒沃伯恩案关键证据的动议》。司肯纳法官似乎很不愿意再见到简恩和他的沃伯恩案，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传杰罗·费歇尔到庭。

杰罗说，不错，他确曾看到过这份扬基公司的报告，那是在一次“摸底会”之前，杰克·瑞勒的私人律师玛丽·莱茵给他看的。他当时匆匆翻了一下，一共也就一两分钟吧，觉得没什么要紧的，就顺手交还给了玛丽。

简恩要求传唤玛丽·莱茵出庭作证，被司肯纳法官拒绝。理由是，这份文件并不能在实质上改变陪审团做出的裁决，因为陪审团已经在法庭上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了与该文件相似的内容。而且，简恩本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庭审之前，杰罗曾两次提出延期开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是简恩一而再，再而三，坚持要求庭审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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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6)

简恩不服，将案子递到上诉法庭，说他怀疑被告方可能扣留了更多的证据。若果真如此，则整个沃伯恩案应该推倒重来。

一直等到1988年12月7日，上诉法庭才做出裁决。文件长达54页，大意是说，司肯纳法官在断案时确实有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且敷衍了事，偏袒一方之嫌，现责成该法官重新听证。

“该法官？”简恩彻底失望了。在大部分类似的情形下，案子是应该移交别的法官经办的。经过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简恩决定亲赴沃伯恩现场重新调查。

“去现场？”詹蒙·戈登说，“你自己连车都没有。”

简恩不仅没有车，在过去的两年里，因为他无所事事，只靠别人结案的红包度日，先是被断了电话，而后让人搬走了家具，在1988年的新年那天，银行收走了他的房子。一年来，简恩一直住在事务所里，也在事务所里蹭吃蹭喝。好在这楼里什么都有，下班后可以在会议室里看电视，晚上可以睡在凯文·康威办公室里的长沙发上，还可以在厨房里煮咖啡。大家仍尊他是事务所的###，常常从家里给他带些吃的用的。汤姆·凯立更是不时地领着他下下馆子，遇到手头宽绰的时候，还背着老婆接济他一张两张百元美钞。

当然，简恩也没钱雇人请专家，所以他必须自己跑腿搞调查。

凯文·康威成了简恩的车夫，负责接送他去沃伯恩。凯文每次回到事务所总是又摇头又叹气：“走火入魔了。这家伙走火入魔，没救了。”他又想起7年前说过的“无底黑洞”的话。看来这沃伯恩案确实没底，永远也不会完结。至少对简恩来说，永远也不会完结。

简恩打听到，扬基环境工程公司当年曾雇过一位名叫洛伦兹·诺克斯的钻井工人，现在已经搬迁到了马萨诸塞州最北边，与新罕布什尔州接界的地方。简恩在一个圣诞节的派对上找到他。洛伦兹回忆说，就在他们钻井的同时，皮革厂自己的工人们也在那15公顷上忙碌着。洛伦兹亲眼看见挖土机把黑乎乎的混杂了垃圾等物的土壤装进大型翻斗车里。翻斗车满载而去，空空而归，一天好几趟，一连数天。

在返回波士顿的途中，简恩对凯文说：“你有没有发现过，有的时候你特别想看清、或寻找什么东西，把眼睛凑得特别近，反而却什么也看不清了？”

“你想说什么？”凯文一边开车一边问。

“我一直在寻找往地上倾倒废液的人，怎么就没想到找一找替他们打扫清理的人。我怎么这么傻呀？”

负责那次打扫清理的人叫詹姆斯·格兰吉，当时J·J·瑞勒皮革厂的工程师，他也已经不在沃伯恩了。还是圣诞节的长假期间，简恩和比尔·克诺利带着一位公证员一起飞往佛蒙特州，录下了工程师的口供。

至此，凯文·康威也开始相信，这里头确实有什么­阴­谋了。

过完新年，简恩·希莱曼就带着他的新证人们回到了司肯纳法官的法庭上。之后两个多月的听证期间，简恩一共传唤了26名证人，提交了236份、共计3000多页的证据，其中包括国家环保署提供的一些材料。近十年来，国家环保署也一直在调查沃伯恩供水系统被污染一案，但鉴于联邦政府对国家部门的政策，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可在非官方的诉讼中作为证人出庭。

詹姆斯·格兰吉在法庭上说，1983年9月，杰克·瑞勒指示他在国家环保署的勘察小组到达之前，彻底清除15公顷上的全部垃圾。当他们挖到一堆变了­色­的土壤时，瑞勒先生很不高兴，“好像发现了那些土壤是我的错似的。”詹姆斯说。

杰克·瑞勒要詹姆斯指挥工人们挖地三尺，务必将所有的变­色­土壤都刨­干­净了。詹姆斯是机械维修工程师，不懂化学，后来才听皮革处理车间的工人们讲，剔掉了­肉­和毛的皮子先要放在化学溶液中浸泡，以去除油渍。他们挖出变­色­土壤的地方就曾经是工人们倾倒废弃溶剂的废液坑，后来都堆上了垃圾。在15公顷上，这样的废液坑还有好几个。“但是每一处的变­色­土壤并不是很多，”詹姆斯继续说，“只要一车就装完了。”瑞勒先生是相当认真的，每挖完一个坑都要詹姆斯回去查看，是否所有的变­色­土壤都确确实实清除掉了。然后再用别处的土填上，夯夯实，撒一些落叶，做成好像从来没有人动过的样子。

詹姆斯说，他们在那里­干­了一个多星期。瑞勒先生反复交代要众人一定保密，切不可向外界泄露半点风声。

3月初，杰克·瑞勒再次被传唤到庭。与三年前那个镇定自若，又咄咄逼人的总经理判若两人，眼前的杰克已然一位风烛残年的老翁。虽然比却斯集团在上次的庭审中胜诉，但也许瑞勒先生遭遇到了太多来自公司内外的种种压力，他先是患了忧郁症，继而出现老年痴呆症先兆，记忆力开始衰退，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杰克用了一连串的“我不记得了”或“可能有，可能没有”来回答简恩·希莱曼的提问。当简恩问起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报告时，杰克说，他曾带了一份副本回家。接下来，出乎简恩的意料，也出乎法庭内所有人的意料，杰克说：“因为我在家里保存了一些皮革厂的资料，譬如，我自己关于各种机器的笔记和配方手册。”

配方手册？简恩立时振奋起来，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一直在找寻的J·J·瑞勒皮革厂与TCE的联结点吗？简恩不敢让惊喜外露，仍然用了不动声­色­的口吻，问：“你说的配方是指处理皮革的化学试剂吗？”

小城故事(27)

“我想，是的。”

“最早的是到哪一年？”

“我不记得了。有新的，有老的。……它们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那些配方。不过是些和做菜的菜谱一样的单子。”杰克还说，他曾先后给过律师们一些配方，就在上次庭审之前。

简恩转向司肯纳法官：“他们上次就应该给我那些化学配方的资料，法官大人，但是没有给。我要求他们现在给我。”

法官问杰罗·费歇尔，杰罗说他从来就没收到过这些资料。法官又问玛丽·莱茵，玛丽说她把它们放在了事务所的储藏室里。玛丽又说，其实他们从不曾向原告方隐瞒这些配方。但是既然原告方没有问起，他们也没有义务主动提供。

简恩·希莱曼遂请求法官允许原告方进入玛丽·莱茵事务所的储藏室查找相关资料。但司肯纳法官的回答却是：“你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吗？那是一间堆满了各种文件的储藏室。如此大规模的‘摸底’­性­查寻将导致一场新的庭审，而不是听证，你懂吗？好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

简恩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法官席前挥舞着拳头：“这次的听证不就是因为被告方隐瞒了关键证据吗？我们刚刚听到，除了那份扬基公司的报告外，他们还扣留了更多的资料，譬如化学配方手册。你怎么可以？……”

司肯纳法官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我并不清楚在上次开庭之前的‘摸底’过程中，你是否曾向他们要求过你现在要求索取的这些东西。任何一方都没有义务主动提供对方不曾要求过的证据。现在，如果你愿意的话，请继续你对杰克·瑞勒先生的取证。”

简恩·希莱曼无奈。他开始向仍旧坐在证人席上的杰克·瑞勒询问一些关于那次搬运垃圾的秘密行动，然后拿出杰克三年前的证词，翻到第22页，念道：

杰罗·费歇尔：据你所知，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垃圾废料等曾经被倾倒在那块15公顷的空地上。

杰克·瑞勒：我已经说过了。

杰罗·费歇尔：请你再说一遍。

杰克·瑞勒：没有。据我所知，从来没有过，绝对没有过。

杰罗·费歇尔：你也没有从那里搬掉或运走过任何东西？

杰克·瑞勒：没有。

杰罗·费歇尔：你能讲讲为什么吗，先生？

杰克·瑞勒：因为我的律师告诉我说要对那里进行调查，所以什么都不能动。

这一次，没费什么周折，瑞勒先生就承认了他在上次的庭审中作了伪证。

坐在旁听席上的冬娜·卡能后来说：“我当时看见瑞勒先生的样子真替他难受。”

杰罗·费歇尔本打算以杰克·瑞勒的健康状况为他的记忆混淆作辩护，但是杰克不允许。

作证完毕，杰克·瑞勒步履蹒跚地走下证人席，走出法庭，嘴里喃喃道：“这一切和事实没什么关系，和伪证也没什么关系。这一切都是因为钱，因为钱……”

他问身边的一位记者：“这一切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大概还得一年吧。”记者说。

“一年？”老人摇摇头，“我恐怕活不到那一天了。”

最后两位出庭作证的是被告方辩护律师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他们发誓说从来没有拿到过扬基环境工程公司的调查报告等文件。

1989年7月，法官瓦尔特·司肯纳作出裁决，杰克·瑞勒在1986年的沃伯恩案审理期间犯有伪证罪，玛丽·莱茵则因蓄意扣留证据而犯有渎职罪。法官认为，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在此期间的言行无可指责，并宣布，将于同年10月举行的另一次听证会上论证，与被告方有关的这两项罪责是否影响到了原告方对案情的陈述。

10月的听证会持续了两个星期，双方都没有传唤证人，只是凭借已有的文字资料等进行论证。最后，司肯纳法官要求简恩·希莱曼向法庭提交他当年在对J·J·瑞勒皮革厂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和各种文件，以供裁决时参考。

除了原定的议程外，玛丽·莱茵聘请了自己的律师，并向法庭提交了41件物证——信件、便函、电话记录和收据等，证明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曾经分别收到过玛丽送给他们的那些所谓“被扣留和隐瞒的文件”，包括扬基报告和J·J·瑞勒皮革厂的部分化学配方。其中一张日期为1984年11月的收据上说明，法庭文书曾向尼尔·雅各布递交了扬基公司的报告，尼尔亦在收件人栏目里签了字。

但司肯纳法官仍不改初衷，维持原判。他认定，玛丽·莱茵在年初的那次听证中“有意”隐瞒了这些证据。如果不是因为被判有罪，她或许永远都不会交出这些证据。

也就是说，杰罗·费歇尔和尼尔·雅各布仍然是清白的。也难怪，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法律不过是他的手中玩物，怎么可能被判罪？

1989年12月12日，星期一，简恩记得他做了一宿的噩梦。早晨刚上班，法官瓦尔特·司肯纳的办公室就打来电话，说法官已经就10月的听证会作出了裁决，他可以在今天的任何时候去取。简恩马上和比尔·克诺利一起赶往法庭大楼，他觉得他等候这个裁决已经太久太久了。当他从司肯纳法官的秘书手里接过裁决后，简恩迫不及待地匆匆翻阅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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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8)

那上面说，法官查阅了简恩对沃伯恩案进行调查和摸底时的笔记等文件，其中并无任何要求查看皮革厂配方等资料的文字，也没有任何关于皮革厂在其辖区内排放化学废液的具体证据的记叙。由此可以作出结论，在办理沃伯恩案的过程中，简恩自始至终“知道原告方并无确凿的证据证明J·J·瑞勒皮革厂在其辖区内排放了化学废液”。因而，法官裁定，简恩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1款，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向法庭提交了“不负责任的诉讼”。法官将呈请有关部门就此事追究简恩的责任。

如此，沃伯恩案历时数年，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回到了当年威廉·契士曼的“第11款动议”。

简恩一把揪过秘书，愤怒得浑身发抖：“他要追究我的责任？这个老魔头！”

秘书掰开简恩的手，连连说道：“这不关我的事。这不是我的裁决。”

比尔紧紧地抓住简恩的胳膊，把他一路拖出法庭大楼。到了外面的邮电广场，简恩犹自大喊：“这个老魔头！他要追究我的责任？”

那天晚上，沃伯恩的六户人家——除了安妮和佐纳夫­妇­——一起来到希莱曼-康威-克诺利律师事务所，陪简恩坐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