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简恩·希莱曼又曾先后三次向各级法院上诉，均被驳回。

1990年，简恩向联邦法庭申请破产。他所列举的全部个人财产，按价值从低到高依次为：14美元银行存款、一个价值50美元的收音机、100美元现钞和价值500美元的服装。他的负债总额达1231542万美元。

同年，国家环保署正式向比却斯集团和W·R·格拉斯公司提起诉讼，指控他们污染了沃伯恩城东的大片土地、河流和地下水。经调停，两家公司同意共同出资6940万美元治理已经造成的污染。

不久，J·J·瑞勒皮革厂和W·R·格拉斯食品机械厂相继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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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

巴维列山庄，这个地名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与一流影星、大牌导演及著名艺术家连在一起的。其实巴维列山庄的居民中还有包括前美国总统在内的社会各界名人，也有削尖脑袋企图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暴发户。

巴维列山庄位于洛杉矶城西，与好莱坞毗邻。山下星罗棋布着各大电影厂家和娱乐公司。山庄的西面是风景秀丽的石谷自然保护区，南侧紧挨着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榆树路和巴维列山庄的大多数街道一样，依山势而建，不是那么直，也不是那么平。1989年8月20日晚上快10点时，一位少女站在榆树路下端自家的门口，她正在等她的男朋友。一辆小轿车经过少女身边，停在榆树路上端的722号。两个男子的身影从车上下来，一个打开后箱盖，另一个径直朝房子走去。不过是夜幕下的寻常街景，少女兴味索然地扭头转向别处。如果离小轿车稍微近一点，或稍微多看一会儿，她就会发现，那两名男子的手里都握着长枪。

榆树路722号是一栋白­色­地中海式大宅，当时值价400多万美元。宅内共有23个房间。四周高高的铁栏杆围定偌大的园子，园内林木参天，枝叶繁茂，将整栋巨宅掩映于绿­阴­之中。722号的前庭也比邻居家宽敞，房子因而退缩得相对靠里，离人行道比较远。房前半圆形的车道入口处有一道铁栅门把守。

722号的房主人姓蒙纳戴兹，男主人霍塞，44岁，女主人凯蒂，47岁。家里还有两个儿子，约瑟夫·莱尔，21岁，和艾瑞克，18岁。这天是星期日，用人们都放了假。两个小伙子在家里呆不住，也邀约了几个朋友一起看电影去了。晚饭后，蒙纳戴兹夫­妇­往起居室的放像机里塞进一盘007——詹姆斯·邦德录像带，一面懒懒地靠在沙发上，一面吃着饭后的甜点­奶­油蓝莓。

枪手们没费什么事就进到了院子。前院的铁门敞开着，防盗警报系统也已被关闭。两个人推开书房那扇通往院子的法式门，穿过书房，来到与起居室连接的过道。起居室里暗暗的，没有开灯，只有电视屏幕发出忽闪忽闪的光亮。此刻，霍塞靠在棕­色­皮沙发的一头，昏昏欲睡。他面向过道，双脚架在咖啡几上。凯蒂头枕着丈夫的腿，拥着一床毯子躺在沙发上。她已经睡着了。咖啡几上零乱地放着两只咖啡杯和吃过甜点的盘碟。

一名枪手举起一支12毫米口径摩斯堡步枪朝霍塞连发四弹。第一枪打在了他的左肘，后两枪击中他的右臂，还有一颗子弹飞过霍塞的头顶，落在沙发后面的法式门上。枪手或另一名枪手绕到霍塞身后，对准他低垂的头又是一枪。这一枪掀掉了霍塞的后脑勺，飞起的血­肉­喷溅了凯蒂一身。最后，霍塞的身子侧倒在沙发上，脚着地，手搭在腹部。

第一声枪响便惊醒了蒙纳戴兹夫人，她仓皇失措地起身正准备逃跑，接连而来的两发子弹击中了她的右腿和右臂。凯蒂应声倒在沙发和咖啡几之间的地毯上，又挣扎着站起来，摇晃了两下，滑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凶手赶上前来对着她一阵乱­射­，凯蒂的左腿、左胸和右臂连中数弹，但她还没有咽气，还在喘息着试图爬离她倒下的地方。

子弹打空了，枪手们犹豫片刻，大概还是怕给警方留下活口，最后决定回到小轿车里取子弹。这次他们取来的是鸟枪子弹，而不是第一次用的大号铅弹。

枪手回到起居室，隔着咖啡几瞄准蒙纳戴兹夫人的左脸颊连开四枪。凯蒂的身上共有九处枪伤，颅骨被那四颗鸟枪子弹打得粉碎。霍塞一共中了四弹。

凶手们在撤离现场之前没有忘记捡­干­净地上的弹壳。

以上便是巴维列山庄警署的办案人员和公诉方的专家们根据现场勘查和验尸结果拼凑起来的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案情经过。

霍塞·蒙纳戴兹于1944年出生于古巴首都哈瓦那一个中上阶层家庭。霍塞的父亲曾是古巴知名的足球明星，从绿茵场上退役后开办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母亲年轻时也是红极一时的游泳健将，曾被评选为古巴全国优秀运动员之一。蒙纳戴兹家尽管不算十分富有，但由于夫妻俩在体育界的声望，霍塞的父母一直算是哈瓦那上流社会的名人。霍塞还有两个姐姐，泰莉和玛塔。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和最小的孩子，霍塞自幼备受母亲的宠爱和呵护。

50年代末期，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弗根西奥·巴蒂斯塔王朝，哈瓦那的有产阶级纷纷逃离古巴亡命海外。1960年，16岁的霍塞·蒙纳戴兹随大姐泰莉的未婚夫卡罗斯·巴拉特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海若顿。第二年，他的父母也先后辗转赴美。

言语不通，身无分文，从小娇生惯养的霍塞只能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贴补家用。但争强好胜的天­性­使他难以甘居人下，霍塞发誓一定要在合众国打出一片天地。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霍塞·蒙纳戴兹没能够如愿以偿地进入美国东部的“常春藤学院”——老牌的著名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他对自己许愿说，将来他的孩子们非得就读于名校不可。霍塞当年只是靠着游泳获得了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奖学金，但他并不喜欢那儿。同届的学生们记得他总是闷闷不乐，很少与人交往，还记得他学习非常刻苦，为了专心于功课，霍塞后来甚至放弃了游泳。多年后，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留在霍塞心中的唯一记忆，是他在那里遇到了凯蒂·安德逊。

共父其子(2)

那是在1962年，霍塞刚上一年级，凯蒂·安德逊已是大四的学生。这位来自芝加哥郊区橡树坪的姑娘曾有过一段幸福而又不幸的童年。凯蒂的父亲在家乡的小镇上拥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空调及暖气设备公司，家资富足，日子也过得很体面。凯蒂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母亲是不用外出工作的，她只是­操­持家务，照顾好凯蒂和她的两个哥哥。后来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家。离婚后，母亲在芝加哥米德威机场的联合航空公司找了一份事。不久，父亲又在橡树坪成了家，而母亲却从此寡居，再也没有结婚。她孤独，忧郁，整日沉默寡言。

凯蒂从她母亲的身上知道了，离婚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她因此而痛恨父亲，几乎不再与他来往。父母的离异也在凯蒂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终生的伤痛，从小学到中学，她一直郁郁寡欢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朋友。1959年，凯蒂·安德逊进了南伊利诺伊州大学通讯及传媒学系一年级，课余经常到学校广播站工作。在那里，凯蒂学会了编导广播剧和电视剧，也重新建立了自信心。1962年夏天，她回家乡报名参赛，并被当选为那年的“橡树坪小姐”。

抑或是两个人­性­格上的相似使霍塞和凯蒂走到了一起。其实无论外表多么孤僻的人，在其内心深处也是渴望着爱与被爱的。这对年轻人如­干­柴烈火，很快便被激越的爱情融为了一体。

他们的结合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对霍塞·蒙纳戴兹而言，娶一位白人女子意味着离他的“美国梦”又近了一步。少数民族毕竟是少数民族，要想在星条旗下闯荡，首先得让美国社会的主流承认和接受自己，让自己进入社会的主流。况且凯蒂并不是一般的白人女子，她的父亲怎么也算得上是商界中人。

而凯蒂·安德逊所看上的，还有霍塞身上更深刻的、不为周围的青年人所理解或欣赏的一面。霍塞雄心勃勃，又脚踏实地，特别是，他的毅力之坚强，能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凯蒂相信霍塞肯定会成功。

霍塞和凯蒂的结合并非易事。60年代初的美国，“只供白人”（White Only）的牌子举目皆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屡见不鲜。霍塞和凯蒂在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校园里手拉着手，简直就成了那座保守的卡波德尔小镇上的一道风景线。路人们明目张胆地朝这对“混合情侣”驻足、注目，甚至指手画脚、议论纷纷，丝毫不掩饰一脸惊愕的表情。

压力还来自双方的家庭。安德逊家自然是不愿意他们唯一的女儿找一个黑不溜秋的女婿。而凯蒂的父母曾经离异这一事实，又有悖于蒙纳戴兹家族的宗教信仰。但是，什么也挡不住这对叛逆的青年男女，1963年夏天，当凯蒂获得南伊利诺伊州大学的学士学位后，便立即和霍塞举行了秘密婚礼，给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了一个西班牙姓氏——蒙纳戴兹。

婚后，霍塞从南伊利诺伊州大学退学，随凯蒂一起到了纽约，不仅因为年轻的蒙纳戴兹夫人想在广播电视界发展，也是为了逃避卡波德尔小镇上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霍塞·蒙纳戴兹又先后就读于纽约市立大学和皇后学院。凯蒂不但没有找到和她专业对口的工作，而且为了帮助霍塞完成学业，她还放弃了继续念硕士学位的打算，在一家小学校里谋了一份职。

1967年，霍塞·蒙纳戴兹从皇后学院毕业并考取会计师执照，随即进入一个大型跨国审计公司柯博-莱勃蓝德。两年后，他被派往芝加哥替一家叫做利昂容器公司的客户做审计。公司的老板对霍塞的­精­明强­干­和管理才能颇为赏识，以高官厚禄聘请他担任利昂容器的总会计师。霍塞于是带着全家——凯蒂和刚满周岁的儿子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昵称莱尔，迁回伊利诺伊州。凯蒂闲居家中做了全职主­妇­，从此再没有工作过。

霍塞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使利昂容器公司起死回生扭亏为盈，并被顺理成章地任命为公司总裁。但终因与董事长意见不合而于次年辞职。

1971年，霍塞·蒙纳戴兹跳槽到赫茨公司任租车部执行总监。全家又随之搬回到东海岸的新泽西州。年底，凯蒂为蒙纳戴兹家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艾瑞克。两年后，霍塞升任赫茨公司首席财务官。1979年，35岁的霍塞·蒙纳戴兹被任命为该公司国际部总裁。

霍塞在赫茨公司业绩辉煌有目共睹，不幸的是，他也背上了一个对下属要求过分严厉且作风霸道行事专横的名声。也许由于霍塞本人系少数族裔的缘故，他对白人下属特别苛刻，经常当众嘲笑和羞辱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白人同事。但另一方面，霍塞又非常希望为欧裔所接受，故而尽量在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上摹仿白人。他要求公司里的同事们按照欧美的发音叫他“乔”——Joe，而不是南美西班牙式的“霍塞”——Jose。由于这种种原因，1980年，霍塞·蒙纳戴兹被调离到赫茨属下的RCA音像设备公司。

霍塞在家里也是一手遮天，无论大事小事都得由他说了算，有时甚至根本不征求凯蒂的意见。其实自从他俩结婚以来，凯蒂就给了霍塞很大的自由度。霍塞一生中曾有过无数的情­妇­，相处时间最长的要算一位名叫露依思的女商人。这位深棕­色­头发的漂亮女郎经常和霍塞一起出差旅游，一起在饭店宾馆或娱乐场所出双入对。但霍塞既未想过要离开凯蒂，也不曾打算与露依思了却，他只是十分谨慎地不让自己露出一丁点的马脚。1986年，霍塞离开RCA音像设备公司之前，凯蒂终于发现了他和露依思隐瞒了将近十年的私情，这差点儿把蒙纳戴兹夫人逼上了绝路。虽然霍塞使尽浑身解数，最终让凯蒂回心转意，但她却从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和忧郁症。

共父其子(3)

霍塞利用他在RCA结交的关系再次跳槽到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丽维娱乐公司担任总裁。丽维隶属于一家电影制片厂，专事电影录像带的出版发行，1985年亏损额达两千万美元。扭亏为盈是霍塞的拿手，一旦碰上了这样的机会他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霍塞带着凯蒂和艾瑞克再次迁徙，从美国的东海岸搬到了西海岸，只有正在普林斯顿大学念一年级的大儿子莱尔留在了新泽西州。

霍塞·蒙纳戴兹“美国梦”的另一部分，是要把两个将来为蒙纳戴兹家族传宗接代的儿子培养成杰出人才，以在事业上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巅峰，并续写自己在美国开始的传奇。因为霍塞完全是靠着自己拳打脚踢拼出的一块天地，所以他对两个儿子也高标准严要求。作为一个父亲，他对孩子们可谓事无巨细，他规定他们吃什么、做什么、读什么，甚至想什么。他要求孩子们除了吃饭睡觉，每一分钟都必须用来学习和掌握他认为将有益于他们一生的“知识”，而不可浪费在诸如玩耍、游戏等上面。他还规定兄弟俩都只能选择一项运动，而不可以凭自己的兴趣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同时又要求他们不可参加集体­性­的团队项目如三大球类，而只能选择个人技能­性­运动，如游泳、网球、滑冰、体­操­、高尔夫，等等。当莱尔12岁，艾瑞克9岁时，父亲为他们选定了网球。

霍塞·蒙纳戴兹的军阀式教育无疑对莱尔和艾瑞克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兄弟俩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说话结巴、睡觉磨牙、胃疼气闷，而且­性­情急躁。同时，因为母亲也总是对父亲唯命是从，两个孩子只能在彼此之间寻求安慰和温暖，他们相互依赖，相互照顾，久而久之，便结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同盟以对抗父母的统治。艾瑞克不止一次地对朋友们说过，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崇拜的人就是哥哥莱尔。兄弟俩虽然非常抱团儿，却又­性­格迥异。莱尔孤僻、冷漠、机智、狡诈，艾瑞克安静、顺从、胆小、敏感。

尽管蒙纳戴兹夫­妇­在两个孩子身上倾注了大量的智力投资，但事与愿违，莱尔和艾瑞克在学校皆表现平平。据老师们的反映，蒙纳戴兹兄弟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自理能力差。莱尔直到14岁还尿床，还玩绒毛玩具。莱尔是个影迷，但直到很大了，他仍对电影上的故事深信不疑，永远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剧虚构的。最让霍塞无法接受的是，不少老师认为莱尔和艾瑞克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蒙纳戴兹兄弟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1983年夏天，莱尔和艾瑞克分别为15岁和12岁时，他们的表妹黛安娜·摩伦来蒙纳戴兹家度暑假。一天晚上，三个孩子正在一块儿玩摔跤，兄弟俩突然把黛安娜按倒在地，剥光了她的衣服。还有一次，莱尔和黛安娜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莱尔突然扑到小姑娘身上，一把捏住她的两只Ru房。

高中时期，莱尔曾与一位名叫丝塔赛·费得曼的姑娘有过短暂的恋爱。当时丝塔赛是学校网球队的领队，莱尔是男队的一号选手。他们的这段关系倒是非常纯情，除了莱尔频繁地送给丝塔赛首饰等物，从没发生过类似蒙纳戴兹兄弟袭击黛安娜的事件。丝塔赛上大学后提出与莱尔断绝来往，莱尔曾试图以一件貂皮大衣留住姑娘的心，但被丝塔赛拒绝。

莱尔不是一个好学生，他厌倦读书。尽管他的父亲谆谆教导他，蒙纳戴兹家族的长子应该进“常春藤学院”，莱尔却一门心思地只想在中学毕业后用老头子的钱开一家餐馆。不过，这话他只跟朋友们讲过，慑于霍塞的­淫­威，莱尔甚至从来不敢对父母提及他的这桩心愿。莱尔知道说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消极对抗。

1986年，莱尔向普林斯顿大学递交了入学申请，但被校方拒绝，便听从父亲的安排，暂时在当地一所社区学院上了一年课。其间，莱尔开始与一位餐馆女招待婕米·彼莎西约会。婕米大莱尔5岁，也打网球。翌年，经霍塞·蒙纳戴兹多方奔走，莱尔终于靠着他的少数民族背景和网球的功夫跨进了普林斯顿大学。不久，19岁的莱尔宣布与24岁的婕米定婚，并在婕米接受了一个网球教练的职位后，跟着她去了亚拉巴马州。霍塞知道后非常气恼，他利用关系秘密为婕米安排了一份在欧洲教网球的工作，以为只要姑娘离开了美国本土，儿子便会回心转意用功读书，孰知莱尔全然不顾老头子的一番苦心，又追着婕米到了欧洲。

霍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底还是把莱尔给截回来了，但事情仍然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发展。此时霍塞已经接受了丽维娱乐公司总裁一职，带着凯蒂和艾瑞克搬到了洛杉矶。霍塞让他的姐姐、莱尔的姑姑泰莉照顾留在普林斯顿念书的大儿子，并要求莱尔必须在每个周末飞往洛杉矶以便于监督管教。莱尔后来说，如此频繁的长途奔波耽误了他不少功课，更严重的是，有一次他在旅途中丢失了心理学课的笔记等物，从而酿成了一桩大祸。

那个周末，莱尔回到普林斯顿后，赶紧问同学借来笔记以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但后来任课老师认定莱尔的心理学实验报告纯系抄袭他人之作，这在普林斯顿这样的名校是绝对不可能被饶恕的。经校纪委员会裁决，莱尔被予以休学一年，留校查看的处分。霍塞·蒙纳戴兹曾为此事专程到普林斯顿找校方申辩，无效。莱尔觉得很丢面子，他想转学去离家较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但父亲却坚持要求他留在普林斯顿，“从摔倒的地方站起来”。

共父其子(4)

霍塞开始反思，他们做父母的是不是给了孩子们太多的特权和庇护？造就一代纨绔子弟可不是这位古巴移民的初衷。莱尔休学期间，霍塞把他带到了丽维娱乐公司，他要儿子像普通的员工一样从基层做起，每天按时上下班。如果莱尔想见做总裁的父亲，也必须事先预约。

莱尔在丽维的职责是协助有关部门审阅财务支出报告，以寻找降低成本的途径。尽管莱尔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长，却对父亲的威仪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注意到每当霍塞·蒙纳戴兹出现时，办公室顿时气氛紧张，员工们人人噤若寒蝉。他也亲眼目睹父亲在大庭广众之下呵斥属下，而不管对方的尴尬和难堪。莱尔后来告诉朋友，由于父亲的跋扈，使他在丽维娱乐公司广遭非议。其实不然，人们对莱尔的不满是因为这位大少爷极端的玩忽职守和目中无人。他经常迟到却从无愧疚之意，他的部门领导几乎无人能够差遣他。倘若遇上好天气，莱尔便挎上运动包径自去网球场，临走时常常连招呼都不打。同事们对他的评论是“傲慢、易怒、自我中心”。终于有一天，霍塞的副手向他反映了这些情况。霍塞问，如果莱尔不是总裁的儿子，你们怎么办？那位副手答，开除。于是，莱尔被炒了鱿鱼。

1988年初秋，莱尔重返普林斯顿大学。他一踏进校园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因为校务处安排他与另一个学生同住。据说莱尔走进宿舍看到别人的行李立刻大发雷霆，把东西都扔到了楼道里。霍塞·蒙纳戴兹又站在了儿子一边，他写信给校方为莱尔要来了一套单人宿舍。

莱尔·蒙纳戴兹在普林斯顿除了上课以外，几乎不参加任何活动，课余总是与一帮“问题学生”泡在一起。在莱尔认识的熟人中，有一个叫东诺凡·顾德瑞的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学生，他经常“代笔”莱尔的功课，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1989年春，莱尔开始和一个比他年长9岁的模特儿克丽丝蒂约会。不久，东诺凡·顾德瑞因偷窃被校方开除。在他离校时，匆忙间把装有驾驶执照、社会安全卡等身份证件的皮夹子忘在了莱尔宿舍的书桌上。

兄弟俩小的时候，当莱尔和艾瑞克同在一所小学或中学时，艾瑞克总是生活在莱尔的影子里。艾瑞克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的意愿是要把莱尔培养成蒙纳戴兹家族未来的领袖，这使艾瑞克在感到不平的同时也倍觉无奈。1986年，艾瑞克随父母迁居加州后，就读于卡拉贝莎中学10年级。没有了莱尔，艾瑞克开始结交自己的朋友，一群和他一样趾高气扬、又喜欢招摇过市的豪门逆子。

蒙纳戴兹夫人凯蒂曾一度怀疑艾瑞克有同­性­恋倾向。在他们搬到卡拉贝莎时，凯蒂要求小儿子必须在半年之内找到一个女朋友。果然，艾瑞克不久便带回来一位姑娘，但他俩处的时间并不长。有一次，艾瑞克和女友在一个派对上发生争吵，艾瑞克便将姑娘锁进一间屋子里，任她怎么叫骂都不开门。两个人分手之后，姑娘对朋友们说，艾瑞克是她所接触到的“最奇怪的人之一”，“他表面上非常傲慢，玩世不恭，骨子里却相当自卑，毫无安全感”。

后来，艾瑞克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蒙纳戴兹夫­妇­称心的女朋友。凯蒂认为，这位名叫简妮丝的姑娘不像莱尔的那些女朋友那么“轻贱和虚伪”。

但对艾瑞克而言，他在卡拉贝莎中学最重要的朋友当属克莱格·西那若利，学校网球队队长。他们除了经常在一起打球外，还合写过一个题为《朋友》的剧本。这篇长达62页的故事讲述一位富家子弟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读到了父母的遗嘱，为将157亿美元的遗产据为己有，他谋杀了他的双亲及所有可能染指这笔财富的人，直至最后自己被人杀掉。

1988年，莱尔被普林斯顿大学责令休学又被丽维娱乐公司开除后，蒙纳戴兹兄弟开始结伴行窃，被盗者皆为他们朋友的父母家，被盗之物多为现钞和珠宝首饰，赃物总值超过了10万美元，属巨额盗窃案。按说蒙纳戴兹家并不缺钱，但自莱尔·蒙纳戴兹留校察看以来，父亲霍塞为约束两个浪荡公子，有意识地紧缩了他们的零花钱，而且每每在儿子们伸手要钱的时候，霍塞都要趁机来一段“训导”，令莱尔与艾瑞克不胜其烦。

一次，艾瑞克在卡拉贝莎因交通违章被拦下，警察在他的车里发现了部分赃物。不久，办理此案的侦探们发现，一户人家被盗走的保险箱出现在另一户被盗者的家里，显然是蒙纳戴兹兄弟因无法将锁撬开而送还赃物时记错了门户。

当洛杉矶警署通知蒙纳戴兹夫­妇­他们的两个儿子被拘捕时，据说霍塞顿时火冒三丈，但他事后还是用重金聘来了一位知名度颇高的刑事辩护律师吉纳德·查理夫，要求他不惜任何代价，只要能将蒙纳戴兹兄弟的名誉损失降到最低。吉纳德果然不负重托，他先是通过巧妙的策划，让艾瑞克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从而使莱尔得以无罪开释。艾瑞克此时17岁，尚属未成年人。经吉纳德·查理夫多方斡旋，法官最后只判处艾瑞克·蒙纳戴兹数月的社区劳动，及要求兄弟俩参加心理咨询。霍塞则开出一张面值11万美元的支票以赔偿被盗家庭现钞部分的损失。至于珠宝首饰等物已被莱尔和艾瑞克转手处理掉，无法追回。

由于这桩案子，邻里们对蒙纳戴兹兄弟，甚至蒙纳戴兹家心存戒备。不久，霍塞与凯蒂卖掉卡拉贝莎的房子，搬进了巴维列山庄的榆树路722号。霍塞·蒙纳戴兹对公司的同事们说，此次搬迁是因为他们经常被匿名电话­骚­扰。

共父其子(5)

也是由于这桩案子，在美国另一端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警方盯上了蒙纳戴兹兄弟。1987年11月，蒙纳戴兹夫­妇­离开普林斯顿时，他们的房子被一位房地产管理商买下后，分租给了几家小公司做办公室。1988年4月，学校放春假期间，这栋楼里的两家办公室先后被盗，损失的办公用品价值达1100美元。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作案人是从二楼一个卫生间的窗户翻墙进入的，而且警方确信，案犯对各房间的布局了如指掌。但普林斯顿警署始终没有机会就此案起诉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等到一年多以后，办案人员终于获得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确凿证据时，他们已经被卷进了另一桩更大的案子。

霍塞·蒙纳戴兹的1989年可谓喜忧参半。他在工作上业绩卓著，丽维娱乐公司扭亏为盈后，以更加丰厚的条件与霍塞续签了合同。为确认霍塞·蒙纳戴兹对公司的重要­性­，丽维娱乐以霍塞的名义投保了价值1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key man）”企业人寿险，以保证如果霍塞发生意外，公司的运作不至因此而受到影响。丽维娱乐公司也同时为蒙纳戴兹家购买了价值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个人人寿险。这笔保险将在霍塞通过了保险公司要求的体检后正式生效。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社区财产法，如果霍塞·蒙纳戴兹不另行指定受益人，在他去世后，这笔钱理应归他的妻子凯蒂所有。

家里的情形就无法使霍塞如此春风得意了。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在普林斯顿大学同时受到“学术警告”和“纪律警告”双重处分。前者是因为他第一学期的成绩首次出现了F，即不及格。据亲友们说，霍塞对大儿子的要求已经降到了不可能再低的程度，他只希望莱尔的各科成绩能凑合着及格就行了。纪律处分则是由于莱尔在租借学校的娱乐活动室开派对时，严重地损坏了包括几张台球桌在内的若­干­设备，以致活动室关闭数日。

莱尔还使得蒙纳戴兹全家在普林斯顿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被吊销。一天晚上，他和东诺凡·顾德瑞开着高尔夫球场夜行车在草坪上兜风，毁坏了俱乐部的大片绿地。

快放暑假时，莱尔遇到了更棘手的问题：女友克丽丝蒂怀孕了。又是父亲出马替他解决。霍塞立刻飞抵普林斯顿，他先是试图说服克丽丝蒂堕胎，克丽丝蒂不从，霍塞最后只得支付10万美元以了结此事，并要求克丽丝蒂从此断绝与莱尔交往。

这年夏天，小儿子艾瑞克·蒙纳戴兹从巴维列山庄中学毕业，即将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莱分校也录取了他，但艾瑞克选择了网球实力较强的洛杉矶分校，这又是一桩使霍塞深感不快的事情。暑假期间，艾瑞克四处奔波参加各地组织的网球比赛，他总是能在第一轮出线，却在第二轮中被淘汰。

也是在暑假期间，霍塞与凯蒂专程到普林斯顿为莱尔购买了一处两居室的公寓，实指望这样的物质刺激能鼓励莱尔好好读书。凯蒂还背着霍塞答应莱尔的要求，按照极豪华的标准装修公寓。

尽管蒙纳戴兹夫­妇­为两个儿子做了他们自认为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在这个假期，兄弟俩与父母亲的关系仍然日趋紧张。1989年7月19日，凯蒂·蒙纳戴兹和往常一样去看她的心理医生勒思特·沙穆菲德博士，她对医生说，她担心莱尔和艾瑞克“处于一种不正常的自我陶醉或自恋，对社会和他人漠不关心，患有某种程度的自闭症，甚至可能是反社会情绪”。因为凯蒂在谈话中用了不止一个十分专业的心理学名词，沙穆菲德博士猜想在此之前她一定曾与蒙纳戴兹兄弟的心理医生接触过。事实上，当洛杉矶法院因卡拉贝莎系列盗窃案而要求莱尔和艾瑞克接受心理诊断和咨询时，凯蒂请勒思特·沙穆菲德推荐了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后来在艾瑞克签署的一份意向书中，他允许奥泽尔博士与蒙纳戴兹夫­妇­讨论他的病情。

霍塞与凯蒂对两个儿子越来越失望，他们搞不懂莱尔和艾瑞克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和麻烦。一次，霍塞对妻子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莱尔永远都不可能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也不可能拿到任何大学的毕业文凭。霍塞从来就不喜欢大儿子的那些女朋友们，他认为莱尔还会继续和那种年龄比自己大、只看上了蒙纳戴兹家钱财的姑娘约会。而艾瑞克永远只是莱尔的应声虫和跟屁­精­。霍塞对两个儿子已经没有了信心和耐心，他甚至不愿意再和从前一样，平心静气地听莱尔讲述他为自己的行为编造出的种种理由。某日，夫妻俩一块儿外出购物，路上谈起这些闹心的家务事，霍塞越说越有气，索­性­调转车头回家。霍塞与凯蒂当即告诉兄弟俩，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两位家长所能容忍的限度，蒙纳戴兹夫­妇­决定将他们的名字从遗嘱中去除。

霍塞·蒙纳戴兹原先的遗嘱写于1980年。遗嘱中说，如果霍塞与凯蒂去世，家里的所有财产将尽数留给莱尔和艾瑞克。

暑假快结束时，凯蒂开始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反扣她与霍塞卧室的房门，并在壁橱里放了两杆步枪。她还收缴了兄弟俩的钥匙。如果莱尔和艾瑞克晚上外出，凯蒂情愿在客厅的沙发上一直等到他们回来，或让他们把她从睡梦中叫醒。凯蒂说，她希望学校赶快开学，因为她不愿意两个孩子住在家里，成天在自己的眼前晃悠。她还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我不信任我的孩子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会有这样的儿子。”很明显，凯蒂在担心和害怕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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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6)

为了缓和家里的紧张气氛，1989年8月19日，霍塞·蒙纳戴兹包租了一条家庭型号的捕鲸船，带领全家人到太平洋上捕鲸。据船上的水手们后来反映，蒙纳戴兹们看上去非常生分，不像是一家子。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莱尔和艾瑞克在船首，霍塞独自一人在船尾，凯蒂则一直呆在船舱里面。

据当时的记录，巴维列山庄警署是在1989年8月20日晚上11点47分接到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的911报警电话的：

警署值班员#1：巴维列山庄警署。

莱尔·蒙纳戴兹：是警署吗？

警署值班员#1：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莱尔·蒙纳戴兹：我们是他们的儿子（抽泣）……

警署值班员#1：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莱尔·蒙纳戴兹：（继续抽泣）他们枪杀了我的父母！

警署值班员#1：什么？谁？他们还在那里吗？

莱尔·蒙纳戴兹：是的。

警署值班员#1：你是说凶犯……

莱尔·蒙纳戴兹：不，不。

警署值班员#1：他们被枪杀？

莱尔·蒙纳戴兹：艾瑞克，小子，别这样。（背景中传出尖利的叫喊声）艾瑞克，闭嘴！

警署值班员#1：（对警署值班员#2）这个人非常歇斯底里。（对话筒）那个人还在那里吗？

警署值班员#2：怎么回事？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莱尔·蒙纳戴兹：我不知道。

警署值班员#2：你回到家里看见谁被枪杀了？

莱尔·蒙纳戴兹：我的父母。

警署值班员#2：他们还在房子里吗，我是说凶手？

莱尔·蒙纳戴兹：（大喊）艾瑞克，离他们远点！

警署值班员#2：谁被枪杀了？

莱尔·蒙纳戴兹：我的父母！

这通电话录音总共只有一分半钟。又过了大约一分半钟，两名警探迈科·巴卡斯和约翰·柯冉诺基赶到榆树路722号。警署离蒙纳戴兹家很近，就在西南面三个街区处。

出乎警探们的意料，蒙纳戴兹家的巨宅一片漆黑，而且出奇地安静。迈科·巴卡斯和约翰·柯冉诺基穿过车道上洞开的大铁门，先在园子里查看了一番，然后分别把守住两个门口，对着黑洞洞的楼房高声喊话。

忽然，两名青年男子哭喊着，从前面的双扇门里冲将出来。他们肩并着肩，连脚步都几乎是整齐划一的。两个人跑过迈科和约翰身边，冲出大铁门，最后扑通跪倒在人行道和街道之间狭窄的草坪上。他们发了疯似的大哭大嚎，嘴里反反复复地吼叫道：“哦！我的上帝！我真不敢相信！我真不敢相信！”两名警探试图问他们一些问题，但两个小伙子就仿佛没听见似的，只在树木之间来来回回地奔跑，并不时把头往树­干­上撞。有几次，那个年长一些的年轻人好像是在劝慰他的伙伴。

迈科·巴卡斯和约翰·柯冉诺基用步话机呼来了更多的警察，只有两条车道的榆树路很快就停满了警车和急救车。警方当时并不清楚案犯是否还藏匿在现场附近，搜查的结果，只在凯蒂的卧室里找到了蒙纳戴兹家的两条狗。

第一位进入楼房的科尔克·维思特警官隐约听见了电视的声响。他循声来到起居室，在电视屏幕微弱的光亮下，维思特警官后来说，他见到了令他终生难忘的血腥场面。

起居室的地上、墙上和家具上到处喷溅着血、脑浆和被子弹打碎的皮­肉­，浸透鲜血的地毯上还摊放着从受害者伤口流出的内脏。蒙纳戴兹夫­妇­俱已是残躯断肢，他们的面部被打得稀烂，几乎完全无法辨认。凯蒂仰面躺在血泊中，嘴张得大大的，好像正在无声地叫喊，嘴­唇­的左上方和一排牙齿被子弹齐齐地崩掉，鼻子和一只眼睛也不知去向，剩下的另一只眼睛则圆圆地睁着，内中充满了恐怖。霍塞斜靠在沙发上，低垂着头，后脑勺上的大窟窿赫然在目。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每当在电视上报道有关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消息时，屏幕上就会出现两架放着尸袋的轮床从那栋白­色­豪宅推往急救车的镜头。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没有看到的是，当霍塞的尸体被装入尸袋时，一大团脑组织从他头部巨大的弹孔中掉到了地上。

差不多同时，巴维列山庄警署署长马尔文·蓝侬打电话到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家中，通知莱斯将由他主持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据莱斯·佐易勒的第一次现场勘查手记，蒙纳戴兹家没有任何强行进入的痕迹。尽管作为凶杀发生现场的起居室里一片狼藉，但案犯显然不是为抢劫而来。

凌晨一点左右，约瑟夫·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被同车带到巴维列山庄警署。当时兄弟俩还不曾被列为嫌疑对象，警方此举只是一种保护­性­措施，因为他们不敢肯定凶手是否还在现场附近。

莱尔已经恢复了常态，艾瑞克也镇定了许多。探长托马斯·埃德蒙中士开始分别和他们谈话，他详细地询问了兄弟俩在8月20日的行踪。谈话过程中，艾瑞克又变得非常神经质，不停地哭泣，埃德蒙中士只和他谈了不到20分钟。相比之下，同莱尔的交谈就容易多了。

据莱尔说，他和艾瑞克那天上午先在家里后院的网球场打球，后来进屋看了电视上播放的网球比赛。下午，他们俩去了附近的“巴维列中心”购物点逛商店。5点左右，兄弟俩和一位朋友裴里·波尔曼约定，一起去桑塔莫尼卡一年一度的“品尝洛杉矶”食品节。莱尔说，他和艾瑞克在晚上8点左右从家里出来，先到了西树村，想在那里的影院看新近推出的007影片《屠杀执照》，但票房前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兄弟俩又转道去了世纪城中心，在那里看了一场《蝙蝠侠》。电影散场后，他们在开车去桑塔莫尼卡的途中迷了路，没能碰上裴里·波尔曼。莱尔和艾瑞克于是从一个路边电话亭给裴里打电话，三人再次约定在巴维列山庄的一个叫做“­奶­酪蛋糕工厂”的酒吧会合。因为艾瑞克还不满21岁，不能进酒吧，所以打完电话后，兄弟俩开车回家取艾瑞克的假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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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7)

艾瑞克告诉埃德蒙中士，他们一进家门就闻到一股浓烈的火药味。莱斯·佐易勒后来专门就此点反复询问了最早进入现场的警察们。没有任何人提到屋子里有烟雾，也没有任何人闻到火药味。

艾瑞克说，在莱尔报警之后，他又给他们的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打了一个电话。马克·霍飞南家住桑塔莫尼卡，他在电话上说他将尽快赶到蒙纳戴兹家。

莱尔还告诉托马斯·埃德蒙中士，母亲凯蒂经常神经兮兮的，在晚上睡觉时总是反扣房门。“在搬来洛杉矶后的一两年里，她好像心情很坏，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且有自杀倾向。”事实上，警方在后来的调查中得知，蒙纳戴兹夫人确曾有一次吞下过超剂量的药丸企图自杀，但那是两年多以前在普林斯顿，当凯蒂发现了霍塞与露依思的婚外恋时。

托马斯·埃德蒙问莱尔和艾瑞克是否知道、或能否想到，有谁会和他们的父母结下如此的深仇大恨，以至于对蒙纳戴兹夫­妇­下如此的毒手。兄弟俩说可能是霍塞商场上的对手，或公司里被他得罪过的人。但莱尔认为“更有可能是黑帮”，这一回答令埃德蒙中士十分吃惊。

谈话结束时已是凌晨2点18分，马克·霍飞南把蒙纳戴兹兄弟领回到他在桑塔莫尼卡的家中暂住。因为当时警方并没有怀疑莱尔和艾瑞克，所以不曾对他们施行“弹药残留物”的标准试验。这一试验通过在当事人的手掌上涂抹一种特殊的化学试剂，能用激光检测出此人近期内是否发­射­过如手枪等之类的火器。

第二天一大早，莱尔回家取网球拍，被莱斯·佐易勒拒绝。后来兄弟俩又一起来了一趟。一名警官允许他们从艾瑞克的福特轿车里拿走了网球拍和其他物品。

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的亲戚陆续到达洛杉矶参加霍塞和凯蒂的葬礼。蒙纳戴兹家的房子虽有私人保安系统监控，但丽维娱乐公司仍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同意莱尔和艾瑞克可自选一家旅馆暂住，一切费用由公司承担。当时丽维娱乐已经将霍塞和凯蒂的亲友们安排在巴维列山庄的贝拉琪酒店，这是一处常有名人出入的豪华酒店，但蒙纳戴兹兄弟还嫌不够，他们住进了超豪华级的贝蕾尔宾馆的顶层。五天后，当莱尔和艾瑞克又以安全的理由搬入另一家豪华饭店时，贝蕾尔宾馆给丽维娱乐公司寄去了一张8800美元的账单，其中有2000美元为客房送餐费。此后，兄弟俩几天一换，住遍了洛杉矶的所有高级饭店。他们对朋友说，此举是为了安全计，因为谋害他们父母的凶手或黑帮可能还在追杀他们。

蒙纳戴兹兄弟很快就收到了霍塞的个人人寿保险金共65万美元。这单生意是多年前霍塞的姐姐玛塔·堪诺向他推销的，后来她又说服霍塞把保险的级别从30万提高到了65万美元。蒙纳戴兹夫­妇­出事后，堪诺夫人几乎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将这笔钱兑现，两位外甥各得到325万美元的赔偿。

谋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莱尔和艾瑞克到世纪城中心购物。他们先为各自添置了一件价格1500美元的运动式夹克，又在一家珠宝行花掉15万美元买下了三块劳力士手表和其他首饰。为此，他们和姑父卡罗斯·巴拉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卡罗斯·巴拉特是霍塞姐姐泰莉的丈夫，29年前，16岁的霍塞就是跟着他从古巴逃亡到了美国，两人从此便成为生死之交。霍塞·蒙纳戴兹发迹以后，指定卡罗斯为他的财产管理人，所以按理说，卡罗斯·巴拉特在钱财方面是有权监督和控制蒙纳戴兹兄弟的。其实不然，卡罗斯不曾想到，没有了霍塞，他根本就管不了这两个纨绔子弟。他也不曾想到，兄弟俩的这趟世纪城之行才仅仅是他们“疯狂消费”的开端。

8月25日，是为霍塞和凯蒂·蒙纳戴兹夫­妇­举行葬礼的日子，但是他们的儿子们还在惦记着逛商店买东西。到了葬礼开始的时间，所有的宾客们都齐聚在坐落于好莱坞日落大街的基尔特大厦，而死者的直系亲属——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却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原因是他俩在一位做假发的工匠那里为莱尔调整一绺假发。莱尔14岁时开始谢顶，父亲霍塞曾告诉他戴上假发看起来比较­精­神一点。

三天后，8月28日，蒙纳戴兹夫­妇­在新泽西州的旧日同事和熟人邻居们借普林斯顿大学教堂为他们的亡友举行了一个简单而传统的悼念仪式。在莱尔发表的约30分钟的讲话中，他向与会者们念了一封父亲从前写给他的信：

亲爱的儿子：

非常谢谢你那封感人至深的来信。如你信中所言，对我来说，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家庭，我希望它也能成为你的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是多么地向往能够再次与我的父亲交谈……我非常非常怀念他。

…………

诚如我以前曾对你说过的，你我是一笔巨大的、特殊的财富的继承人，我们必须具备超乎常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我知道你有时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但我却是100%地信任你和艾瑞克。我对你的将来、以及你将来在这个国家中的地位，从未产生过任何疑问。

我希望，在你充分享受生活和工作中的乐趣，充分享受你所继承的这笔巨大财富的同时，能时时想到你的家庭，你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中的其他公民们。我坚信你和艾瑞克将会成为不同凡响的人……我坚信，你们一定会的！

共父其子(8)

不要循取生活中的捷径。只有荆棘丛生之路才能引导你到达荣耀的巅峰，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你生命的潜力，并充分体现你生命的价值。未来不只属于最有头脑者，更属于最有毅力者。

和在洛杉矶的葬礼上一样，忧伤而压抑的艾瑞克与镇定自若、侃侃而谈的莱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艾瑞克面­色­潮红，双眼浮肿，看上去心事重重，自始至终很少说话。

在蒙纳戴兹夫­妇­的葬礼之前，莱尔和艾瑞克曾由姑父卡罗斯·巴拉特和舅父布莱恩·安德逊陪同，与丽维娱乐公司的高级官员们有过一次会晤。霍塞生前的同事们告诉蒙纳戴兹兄弟，他们父亲的那笔价值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个人人寿险还没有生效，因为霍塞推迟了保险公司要求的体检。为了得到满意的体检结果，霍塞打算先戒烟。

据说这个消息使蒙纳戴兹兄弟顿时因极度的失望而哑然无言。后来，倒是平日不大开口的艾瑞克打破了沉默。他以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向主管们询问公司以霍塞的名义投保的价值1500万美元的“核心人物”企业人寿险。这笔钱是可以兑现的，高级官员们回答道，但只限于公用，与死者的家属无关。

蒙纳戴兹夫­妇­共有两处房产，除了巴维列山庄榆树路的地中海式大宅外，他们先前还在卡拉贝莎买下过另一处占地14公顷的宅院（14公顷合0057平方公里，或57万平方米），但从未在那里居住过。两栋房子扣除贷款后值价570万美元。此外，霍塞还拥有丽维娱乐公司的股票共33万股。在谋杀案发生之时，其市价为每股20美元，合计660万美元。再加上夫妻俩的个人财产如车辆、首饰等，扣除霍塞生前欠下的大约100万美元的税款，蒙纳戴兹夫­妇­留下的财产总值为1400万美元。根据加州当时的法律，兄弟俩要等到6个月以后方能正式继承房地产，但股票等物却是可以马上兑现的。丽维娱乐公司的股票在霍塞去世后大幅度贬值，最后莱尔和艾瑞克各自到手200多万美元。

按说这已经是一笔非常可观的遗产了，但与蒙纳戴兹兄弟所期望或估算的数额却相去甚远。艾瑞克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父亲应该有9000万美元左右的财产。他和莱尔认定，霍塞将其余的7500万美元放进了某个瑞士银行的秘密户头。

即便如此，兄弟俩马上就开始了他们挥霍无度的奢侈生活。莱尔包租了豪华礼宾车，雇用了私人贴身保镖，还买了一套价值24万美元的音响，又花掉近7万美元为自己换了一辆崭新的宝马跑车。艾瑞克也卖掉原先的福特轿车，换了一辆骑手牌吉普。

1989年9月4日，莱尔对他的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说，他再也用不着“保护”了，因为他的一个叔叔与黑帮团伙接触后达成了某种协议。莱尔没有解释具体的细节，甚至没有说明那位神通广大的“叔叔”到底是谁。在英文中，上一辈的男子统称uncle，并无叔叔伯伯或姑父舅父之分。

兄弟俩不愿再住进巴维列山庄的老宅，他们打算各自买一套价格近100万美元的顶层豪华公寓。但后来因为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相互紧邻的两套房子，作为权宜之计，莱尔和艾瑞克先暂时各自租住了一套月租分别为2150美元和2450美元的公寓房。

同年10月，莱尔在他父亲的美国特快信用卡上刷掉了9万多美元。这段时间，他频繁往返奔波于新泽西州与加利福尼亚之间，而且总是乘坐最高级的公务舱。莱尔在筹备成立自己的公司。

莱尔还是热衷于饮食业，他看上了普林斯顿一家专营辣味­鸡­翅膀的小店铺，这家私人餐馆里里外外大约也就值20多万美元。当莱尔向店主人索价时，对方本无意卖店，便随口报出个天价60万美元。没想到急于过“老板瘾”、又毫无商业头脑的莱尔·蒙纳戴兹竟还价55万美元。也许店主人真的不愿意出售，也许他看出莱尔是一个白痴，于是又加码道，55万美元只买生意，不包括房子和地皮。莱尔居然一口应承，除当即预付30万美元头款外，还签下一张合同，讲定莱尔以每月2100美元向原店主租赁铺面，为期15年。

莱尔马上像模像样地做起了老板。他先把餐馆更名为“巴菲罗先生”，又延长了营业时间。不久，莱尔宣布，他将在普林斯顿购物中心另开一家分店，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旁边开出第三家，在新泽西州的拉特格斯大学开第四家。他的计划是，每两月新开一家“巴菲罗先生”，直至把他的辣味­鸡­翅膀王国扩展成像麦当劳或肯德基一样的全球­性­快餐连锁店。但事实上，“巴菲罗先生”从一开始就因为经营不善而连连亏本。

与此同时，莱尔又注册开张了“蒙纳戴兹投资公司”。他在普林斯顿购物中心以每月3000美元租下一处宽敞的办公套房，配以昂贵的装潢和家具，并用高薪聘请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们，其中大多是学校运动队的运动员，不少人和莱尔一样，曾吃过这样那样的处分。这群幼稚、冲动、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不仅毫无生意方面的经验可谈，甚至连最起码的商业知识和技能都不具备。“蒙纳戴兹投资公司”比“巴菲罗先生”更惨，还没等到搬进那处富丽堂皇的办公室就关门大吉了。

艾瑞克的情况和莱尔不差上下。他本打算与人联手主办一场摇滚音乐会，并交给他的合伙人4万美元，结果那人携款逃跑。艾瑞克又以6万美元的年薪包聘了他的私人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带着他国际国内四处周游，而且总是坐头等舱，住高级宾馆。

共父其子(9)

到1989年年底，蒙纳戴兹兄弟共花掉了100多万美元。

巴维列山庄警署的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和他的搭档梯姆·林翰陷入了困境。自8月20日霍塞和凯蒂被害以来，案情几乎毫无进展。没有嫌疑人、没有目击者、没有凶器、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诸如指纹、头发、DNA、脚印等等的现场法医学证据。这看来无疑是一桩“完美谋杀”。

他们曾走访过霍塞·蒙纳戴兹生前的同僚和熟人朋友，除了听见种种关于霍塞暴戾脾气和霸道作风的传言，实难从这些抱怨者中锁定一个或几个嫌疑对象。或者说，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嫌疑对象，但这种可能­性­又都不是那么大。

真正使警方开始注意到蒙纳戴兹兄弟的，并不是莱尔和艾瑞克花钱如流水的“疯狂消费”，尽管侦探们深感这种毫无节制的狂花滥费十分不正常，也不是蒙纳戴兹夫­妇­在卡拉贝莎的老朋友彼得·崴尔对办案人员说的那句话：“我拿不出任何根据，但我怀疑是那两个孩子­干­的。”

莱尔的一位朋友格伦·史蒂汶斯告诉警方，他曾听见莱尔在电话上跟人谈论过他抹掉了凯蒂电脑中储存的所有文件，为保险起见，又请来两位电脑工程师以确定那些销毁掉的文件不会被重新修复调出。

事实上，霍塞·蒙纳戴兹生前曾将他修改遗嘱的想法告诉过一些亲戚。案发后不久，莱尔在普林斯顿听一位亲戚谈起，霍塞的新遗嘱储存在蒙纳戴兹夫­妇­卧室的电脑里，亲戚们还商量请专家把新遗嘱调出来看看。莱尔得知，霍塞和凯蒂被害之前遗嘱刚刚修改完毕，还没来得及交律师公证，所以并无法律效果。但如果警方获得了特许搜查令，他们的专家为电脑解了密，后果将不堪设想。

莱尔当即决定只身飞回洛杉矶。临行前他对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说，他有一些紧急业务需要处理，过两天就回来。8月31日，莱尔抢在亲戚们之前销毁了修改后的遗嘱和那台电脑里的所有文件，然后从“电话黄页”上信手挑出一家电脑咨询公司，告诉对方他们准备卖掉电脑，不希望有任何私人文件落到买主手里。莱尔还特意让那家公司派来的两位工程师在电脑上搜寻“莱尔、艾瑞克和遗嘱”的条目。“遗嘱”的英文是“Will”，也可作为人名，中文译成“威尔”，是“威廉”的昵称。所以电脑工程师们以为莱尔要他们查寻的只是三个人名，“莱尔、艾瑞克和威尔”。专家们最后告诉莱尔，电脑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可能被修复的文件了。莱尔给电脑公司开了一张150美元的支票，于第二天回到新泽西州与他的保镖会合。

然而，莱尔在此犯下了一个十分愚蠢的错误。由于一时的财迷心窍，他交给电脑工程师们的竟是一张假支票。当接到银行的跳票通知后，那家电脑咨询公司的财会人员不停地打电话向莱尔催账，这便是格伦·史蒂汶斯无意中听到的那些谈话。

也是由于这趟洛杉矶之行，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开始怀疑莱尔是否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在被一伙加利福尼亚黑帮追杀。或许莱尔察觉到了理查德对他的不信任，或许他感受到了贴身保镖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三天以后，莱尔解雇了理查德·温思可斯基。不用说，这位保镖后来也成了警方的证人。

格伦·史蒂汶斯提供的情况使警方意识到，他们自己也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但既然文件已经全部被消除，现在能做的也只有亡羊补牢了，好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主攻的方向。办案人员加大了调查蒙纳戴兹兄弟的力度，三天两头地约他们谈话，并开始走访所有与莱尔和艾瑞克有过接触的人。因为艾瑞克比较脆弱和不成熟，莱尔又经常不在洛杉矶，警方决定先从艾瑞克着手打开缺口。

10月24日，莱斯·佐易勒到巴维列山庄的蒙纳戴兹家和艾瑞克谈话，他提到他听兄弟俩的朋友们说，莱尔和艾瑞克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因为艾瑞克认为莱尔花钱太多，而且“变得越来越像父亲一样独断专行”。朋友们还说，莱尔正在想方设法把艾瑞克手里的钱弄走。

艾瑞克在与莱斯·佐易勒的谈话中尚能够竭力保持镇静，但他的内心其实马上就要崩溃了。待警探们离开后，他抄起电话与远在普林斯顿的莱尔通话，他急需要向人倾诉。莱尔不在。艾瑞克又拨通了他们的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

10月31日，万灵节，艾瑞克如约到了奥泽尔博士的诊所。他告诉医生近两个月来，他经历了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低潮，他心情郁闷，惶惑而迷惘，而且变得多疑、紧张，常常在夜里被自己的噩梦惊醒。他要医生陪他到外面走走。

两个人走在巴维列山庄一排排挺拔幽雅的棕榈树下。奥泽尔博士如往常一样，鼓励艾瑞克将心中的不快和苦闷都倾吐出来。当他们又快回到诊所时，艾瑞克停住了脚步，季罗米·奥泽尔也停了下来。艾瑞克靠在一个泊车位的投币箱上，说：“是我们­干­的。我们杀死了父母。”

回到办公室，奥泽尔博士打电话要莱尔立即来见他。在他们等待莱尔的时间里，艾瑞克和盘托出了他和莱尔保守了两个月之久的秘密。

艾瑞克说，这件事最初起于1989年7月30日和31日，谋杀案发生前三个星期。电视上播放了一部根据发生在巴维列山庄的真实故事改编的上下集电视剧《亿万富翁公子俱乐部》（Billionaire Boys Club，缩写BBC）。BBC原是一个联谊会­性­质的投资和社交俱乐部。其创始人约·亨特纠集了一帮富家子弟在一起炒股票倒期货，外带吃喝玩乐。股市失手之后，为了弄到更多的钱填补漏洞，这帮有恃无恐的阔少们不惜杀人越货，害命谋财。一位名叫瑞沙·埃蓝密尼的公子哥甚至与BBC同谋杀害了自己的亲爹。当最后被警方查封时，BBC已欠下了90万美元的债务和两条人命。约·亨特和瑞沙·埃蓝密尼分别被判无期徒刑。瑞沙·埃蓝密尼的弟弟便是艾瑞克巴维列山庄中学的同班同学。

共父其子(10)

艾瑞克告诉季罗米·奥泽尔，他和莱尔一边看一边谈论着自己的父亲，他们早就受够了霍塞的独裁和专制，而且无论哥儿俩如何拼命地努力，也永远不可能讨得父亲的欢心。他们还谈到霍塞修改后的新遗嘱，以及他接二连三的婚外情和对母亲凯蒂多年来的冷淡。

莱尔本打算­精­心炮制，策划出一起“尽可能完美无缺的谋杀”，是艾瑞克要求谋杀实施得越早越好，因为他再也无法在父亲的­淫­威之下苟延残喘，特别是，这几年家中没有了莱尔。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母亲。兄弟俩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既可以除掉父亲这颗眼中钉，又可以避开母亲的耳目，而且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尽管凯蒂对霍塞有种种的怨和恨，但丈夫毕竟是她生命中的支柱和情感上的依傍。一旦没有了霍塞，很难想象凯蒂能够独自生活下去。

兄弟俩自认为，他们的这场双命谋杀­干­得确实是十分“完美”。他们细心地捡净了现场所有的弹壳。他们用不着担心指纹，因为是在自己的家里，他们的指纹本来就应该俯首可拾。完事后，兄弟俩带上作案的凶器和所有可能的物证，由莱尔开着艾瑞克的福特轿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穆赫兰山路，经过石谷风景保护区，到了桑塔莫尼卡群山中的一片峡谷地带。他们把车停靠在路边，一直等到四周围一辆车都看不见的时候，把两支枪扔进了峡谷。这个地方是艾瑞克事先就侦察好的，但当时他双手哆嗦得厉害，连方向盘都把握不住，只能坐在副驾驶座上给莱尔指路。他们又继续开车到了一个加油站附近，把溅了血的衣服、鞋和子弹壳等扔进垃圾箱里。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应该去“­奶­酪蛋糕工厂”酒吧与裴里·波尔曼会合，再找个借口让裴里去蒙纳戴兹家中发现霍塞和凯蒂的尸体，但艾瑞克因为紧张和后怕而完全不能自已，兄弟俩只得打道回府向911报警。

艾瑞克还说，谋杀案的第二天，一位朋友开车送他和莱尔回巴维列山庄。现场一名警官允许他们从艾瑞克的福特轿车里取走网球拍等。艾瑞克的车自头天晚上就一直停在前门外的马路边上，而且显然警方还没顾得上搜查这辆车。趁那位警官不注意，莱尔拿走了一些与案子有关的证据，包括一只子弹壳。

莱尔怒气冲冲地赶到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诊所，对着艾瑞克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他说艾瑞克背叛了他，也背叛了自己。因为艾瑞克的懦弱，这桩“完美”的谋杀已不再“完美”。

莱尔又转身对奥泽尔博士说，他对自己做下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父亲霍塞知道了这一切，也会为儿子们能犯下如此完美有效的案子而感到自豪。

艾瑞克一边哭一边冲出办公室，莱尔和季罗米紧跟着追了出去。在电梯里，莱尔继续冲着艾瑞克大喊大叫：“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会告诉他。”“我们必须得除掉他和所有与他有关系的人。”

“你想做什么尽管做去，”艾瑞克说，“反正我是决不再跟你一起杀人了。”

奥泽尔博士问莱尔：“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莱尔握了握医生的手：“祝你走运，奥泽尔博士！”

莱尔和艾瑞克仍定期到季罗米·奥泽尔博士那里接受心理咨询和检查。莱尔后来又多次恐吓恫吓奥泽尔博士，有一次他甚至对医生说，他和艾瑞克正在考虑杀了他，以保守住他们的机密。在这种情况下，奥泽尔博士本来是完全可以报告警方的，因为根据法律，人身威胁使医生—病人之间的保密协定自动失效。但奥泽尔博士没有这样做，他还是一如既往，认真负责地记录下他和蒙纳戴兹兄弟每次会面时的谈话。他告诉兄弟俩，所有的录音带和笔记都保存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

奥泽尔博士建议，为了莱尔和艾瑞克自身的利益，他们应该找个机会一起到他的办公室，把双命谋杀案的前因后果讲讲清楚，并录进磁带。这样万一今后兄弟俩果真犯在了警察手里，也好在法庭上有个说法。

季罗米·奥泽尔博士有一个漂亮的情人，叫珠黛蓉·史迈斯，37岁，自己开了一家音像商店。奥泽尔博士的夫人也是一位心理医生，和丈夫就在同一所诊所里工作。有时候当奥泽尔夫人不上班时，季罗米会让珠黛蓉·史迈斯来诊所里帮帮忙。

1989年12月11日，莱尔和艾瑞克一起来到奥泽尔博士的办公室，录下了有关谋杀案的全部经过。在这次“正式”的录音之前，季罗米·奥泽尔曾征得蒙纳戴兹家的律师基诺德·查理夫的同意。为防不测，奥泽尔博士事先安排珠黛蓉·史迈斯在他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监听，如有变故，马上打911报警电话。

在此之前的11月17日，两位警探莱斯·佐易勒和梯姆·林翰找艾瑞克的朋友克莱格·西那若利谈话。

克莱格说，谋杀案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他和艾瑞克在一起。艾瑞克忧心忡忡，一脸的惆怅。自从父母双亡以来，他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突然，艾瑞克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克莱格明白他指的是谋杀事件。

艾瑞克说，案发那天晚上，他和莱尔回家取他的假身份证，看见霍塞和凯蒂正在昏暗的起居室里对着电视打瞌睡。哥儿俩出来走到停车的路边时，莱尔对艾瑞克说：“咱们­干­吧。”艾瑞克也觉得这个机会不错，007电影本身就是打斗片，电影中的音响正好可以遮盖枪声。

共父其子(11)

兄弟俩商定，由莱尔­射­杀父亲，艾瑞克­干­掉母亲。艾瑞克告诉克莱格，他们从车里取了枪再次回到起居室，莱尔先举枪­射­击霍塞，又绕到沙发后面抵在父亲的头部打了一枪，但艾瑞克一直不敢向母亲开枪，当凯蒂起身准备逃离时，莱尔对准她连­射­数发。

克莱格记得艾瑞克说：“等到我觉得我母亲已经死了，我才朝她开了两枪。”

克莱格·西那若利告诉两位警探，艾瑞克讲完了这些之后，好像心情变得比较轻松了，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微笑。艾瑞克对克莱格说：“这完全有可能发生，对不对？”所以克莱格闹不明白艾瑞克所说的一切到底是真的还是他随口编的。

警方也不能肯定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经与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分管此案的律师们商量后，决定在克莱格·西那若利的身上安装微型窃听器和录音机，想办法把艾瑞克的话录下来。

11月29日，克莱格约艾瑞克到一家餐馆吃晚饭。当话题终于谈到谋杀案时，艾瑞克漫不经心地说，他以前讲的那些话不过是信口胡言，他和莱尔与其父母的死亡毫无关系。

警方调查的另一条线是凶器的来源。莱斯·佐易勒请司法部有关当局提供了一份洛杉矶地区所有出售枪支的商店目录，打印出来竟有厚厚的80多页。巴维列山庄警署派专人逐一走访，不但查了蒙纳戴兹兄弟的名字，还查了他们的朋友们，因为莱斯·佐易勒认为，莱尔和艾瑞克很可能用别人的名字买枪，但结果一无所获。

与其说蒙纳戴兹兄弟做下了一桩“完美”的案子，不如说他们碰上了好运气。警方没有在当天夜晚仔细盘查莱尔和艾瑞克，没有马上让他们做弹药残迹试验，也没有及时搜查他们在作案前后所使用的艾瑞克的福特轿车，以至于第二天兄弟俩能够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取走车里的证据。警方没有想到检查蒙纳戴兹夫­妇­的电脑，使莱尔得以顺利地销掉遗嘱和其他文件。心理医生奥泽尔夫妻知道了案情的真相后，也没有打算向警方报告……

然而，这两名案犯的“运气”到底也有“气数已尽”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使他们终于栽进了监狱。如果真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很难说清楚这种“偶然”之中到底隐含了多少“必然”。

1990年3月初，季罗米·奥泽尔医生和珠黛蓉·史迈斯之间发生了一些情人中少有的怄气和争吵，导致这对多年的相好分道扬镳。3月5日，珠黛蓉一时冲动去了警署。

3月7日，莱尔·蒙纳戴兹和两位朋友一起从普林斯顿飞回洛杉矶。这次他们是要去追回艾瑞克被那个音乐会贩子骗去的4万美元。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机场登机之前，莱尔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巴菲罗先生”­鸡­翅膀店，那边的员工说，在他们三人离开后不到一小时，来自巴维列山庄警署的莱斯·佐易勒和梯姆·林翰到了店里。

飞机上，莱尔拿出1400美元和一张印有蒙纳戴兹家律师基诺德·查理夫的姓名电话的名片，交给坐在他旁边的格伦·史蒂汶斯。莱尔告诉格伦，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请格伦用这笔钱把他保释出来，还说基诺德·查理夫和奥泽尔博士“知道所有的事”。

3月8日清晨，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往常一样到诊所上班时，莱斯·佐易勒和梯姆·林翰已经带着一纸搜查令候在了门口。在医生的办公室里，两名为本案工作了半年之久的警探终于听到了案犯亲口讲述的案情。事后，奥泽尔博士的17盘盒带和7页笔记被依法送到位于桑塔莫尼卡的洛杉矶地区法院封存。至于警方能否将它们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或者说，医生-病人保密协议对蒙纳戴兹兄弟是否仍然有效，要等候法官的裁决。

同日上午，丽维娱乐公司的董事会议听取了凯尔-肖勒-福尔曼-赫斯-翰德伦联合律师事务所提交的调查报告。自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以来，丽维娱乐公司的股票狂跌。因为在警方最初的调查中，该公司上上下下对原总裁霍塞·蒙纳戴兹怨声载道，但不久之前，公司董事会又一致决定给霍塞加官晋禄。这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不仅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也招来了外界一派谣言。尤其是，董事会刚为霍塞投保了巨额的“核心人物”双重人寿险。人们怀疑丽维娱乐公司有什么内部黑幕，更怀疑公司涉嫌谋杀，股东们纷纷要求公司的管理层给出一个交代。丽维娱乐只得以重金聘请了那个名字中有五个姓氏的律师事务所为他们进行调查。

事实上，这次的董事会议是律师事务所提议召开的，因为他们得到了关于案情的最新进展。律师们在会上告诉公司的董事们，根据巴维列山庄警署提供的信息，蒙纳戴兹兄弟是本案的首要嫌疑对象。律师们还说，他们相信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不久即会被拘捕。

这天中午一点刚过，莱尔和他的两位朋友正准备出去吃午饭。他们坐进停在前门车道上的艾瑞克的骑手牌吉普。这次他们要去的地方又是“­奶­酪蛋糕工厂”酒吧。

莱尔把吉普车开出大铁门，刚拐上榆树路，据当时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格伦·史蒂汶斯回忆说，他立即觉得四周好像和往常有什么不一样。没容他细想，便看见南面正前方榆树路的下端横停着一辆闪烁着紧急灯的蓝­色­福特——警车。

莱尔猛然刹车，把­操­纵杆从驾驶推到倒车挡。情急之中他甚至没顾得上看一眼后视镜，一踩油门便撞上了后面紧跟上来的一辆有警徽图案的大卡车。

共父其子(12)

一时间，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了那么多的警车，把骑手牌吉普团团围在了当中。格伦记得他听见有人喊：“下车！”“趴下！”格伦的身子刚贴到地面，手腕上马上一阵冰凉。他也被铐起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警察命令格伦站起身来，他这才看见他的朋友莱尔·蒙纳戴兹被推进了一辆警车。等那辆蓝­色­福特冒着一溜青烟从视野中消失后，有人过来打开他的手铐，告诉他可以走了。

事后，格伦·史蒂汶斯听说，警方没有到蒙纳戴兹家中逮捕莱尔，是考虑到他的祖母、霍塞的母亲玛莉雅·蒙纳戴兹住在那里，他们不希望当着老人的面带走她的孙子。格伦还听说，警方本来计划将兄弟俩一并逮捕归案，但听说莱尔很快又要离开洛杉矶，只得先下手将他擒了。

这时候，艾瑞克正和他的教练马克·霍飞南在以­色­列参加国际网球公开赛。

莱尔·蒙纳戴兹先被带到西好莱坞警署登记、拍照、验指纹等，而后送进了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洛杉矶地区男子监狱。当天下午，洛杉矶地区检察长依拉·芮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们，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动机“是贪婪”。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经验，但根据我们在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多年办案的经验，1400万美元足以使某些人产生杀人念头。”至于检察长签署逮捕令的凭证，因为涉及到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录音带和笔记，依拉·芮勒的回答是“无可奉告”。

以后的几天几夜，是莱斯·佐易勒一生中最焦急烦躁的时日。媒体推测，在天高皇帝远的中东地区，艾瑞克若要潜逃易如反掌。不少报纸直截了当地批评警方因急于求成而打草惊蛇。但蒙纳戴兹家的亲戚们则认为，艾瑞克对莱尔的依赖­性­非常强，“即使是下地狱，艾瑞克也会跟定了莱尔”。

果然，三天后的3月11日，艾瑞克和马克·霍飞南从以­色­列回到美国。艾瑞克先到佛罗里达州首府迈阿密见了他的姑母玛塔·堪诺，然后在堪诺夫人和表兄安迪的陪同下，飞回洛杉矶自首。

警方从珠黛蓉·史迈斯提供的情况中得知，莱尔和艾瑞克专程去了一趟圣地亚哥买枪。莱斯·佐易勒于是又向司法部要来了一份圣地亚哥地区出售枪支的商店目录。

办案人员最初以为，蒙纳戴兹兄弟不熟悉圣地亚哥，只可能去那些洛杉矶-圣地亚哥高速公路沿线的商店，但调查的结果与他们预期的相反。殊不知，莱尔和艾瑞克经常到圣地亚哥参加网球比赛，对那儿大大小小的体育用品商店了如指掌。

3月14日，莱斯·佐易勒和另一名侦探托马斯·埃德蒙在市中心一家全国­性­的体育用品连锁店“巨五”查到，1989年8月18日，那家商店卖出了两支与受害者体内取出的子弹相匹配的摩斯堡12毫米口径步枪，每支售价19995美元。武器购买登记表上填写的买主姓名是东诺凡·顾德瑞，家住圣地亚哥。

莱斯·佐易勒曾为本案走访过莱尔昔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好友东诺凡·顾德瑞，他现在是纽约一家餐馆的经理。当警方找到他时，东诺凡说1989年8月18日那天他在餐馆上班，并有工作时间卡为证。据查，武器购买登记表上的圣地亚哥地址是假的，但作为身份证件的驾驶执照号码倒货真价实是东诺凡·顾德瑞的。莱斯给纽约方面传真过去一张武器购买登记表，经鉴定，表格上东诺凡的签名属伪造。

莱斯·佐易勒再到圣地亚哥，要求查看那天的保安摄像带。商店经理先推说录影带的保存期为三个月，已经销毁，后来又改口承认道，为节省开支，摄像机只是作为摆设，里边根本就没装带子。

莱斯·佐易勒只得向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申请下达法庭命令，要求莱尔和艾瑞克提供他们的书写样品。经与《武器购买登记表》上的笔迹比较，警方总算取得了蒙纳戴兹兄弟作案的第一件物证。

从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众多的亲戚们再次云集洛杉矶，莱尔和艾瑞克的支持者中还有他们的网球教练马克·霍飞南、莱尔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和艾瑞克的女朋友简妮丝等。出于亲情和本能，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怀疑蒙纳戴兹兄弟的无辜与清白。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警方和公诉方一直拒绝向外界透露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就连本案的两位当事人——莱尔和艾瑞克都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已被迫向警方交出了录音磁带。

亲戚们为莱尔聘请了两名律师，姬儿·蓝森和迈科·波特。艾瑞克也有两名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和玛霞·莫里瑟。两位公诉人是一对新婚夫妻，帕梅和培德·伯詹尼契。

首先，关于季罗米·奥泽尔博士那些录音磁带的听证、上诉和再上诉就持续了两年之久。17盘带子中筛选出3盘录有莱尔对医生进行威胁、且与案情有关的，其中包括奥泽尔博士和蒙纳戴兹兄弟在1989年10月31日、11月2日、11月28日和12月11日的四次谈话。其余录音带的内容大多是一些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的、关于蒙纳戴兹家庭史的谈话。珠黛蓉·史迈斯曾告诉警方，季罗米·奥泽尔鼓励莱尔和艾瑞克将家里所有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讲出来，他说他也许可以从这些支离破碎、表面上毫无关连的事件中，寻找出最终导致兄弟俩联手作案的原因。

共父其子(13)

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非常尊重并严格保护心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保密协定。根据有关法律条文，即便是如凶犯向他的医生坦白他犯有谋杀罪的情形，医生也不可泄密。倘若医生报告了警方，他将会因渎职罪而被起诉，并吊销执照，因为立法者们坚信，心理治疗的前提是让病人尽可能地倾诉郁积在内心深处的所有烦闷和苦恼。

1990年8月6日，公诉方赢得了这场官司的第一个回合。法官詹姆斯·奥勃瑞奇裁定，由于莱尔·蒙纳戴兹对季罗米·奥泽尔博士的人身威胁，医生—病人保密协议业已失效，并下令将录音磁带移交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

被告方律师立刻将案子递到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半年后，1991年3月，州上诉法庭驳回了奥勃瑞奇法官的裁决。公诉方不服，再次上诉到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庭。

州上诉法庭在其公开发表的书面决议中引用了多处录音磁带的内容，使媒体和公众第一次获悉有关案情的部分事实。蒙纳戴兹兄弟的亲友和支持者们由怀疑、震惊到愤怒，相继弃莱尔和艾瑞克而去。

又经过了数次听证和一年多的调查，州最高法庭于1992年8月作出裁决，公诉方只被授权使用一盘录音带作为证据，即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蒙纳戴兹兄弟在1989年10月31日和11月2日的谈话。决定说，医生、病人保密协议不适用于这盘磁带，因为奥泽尔博士在谈话过程中确实是受到了被告人的恐吓。至于分别录有11月28日和12月11日谈话的两盘磁带，最高法庭认为，前者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所实施的威胁，而后者，即12月11日的谈话中，奥泽尔博士有故意引诱被告人恫吓自己之嫌。

在本案正式开庭之前，蒙纳戴兹兄弟已经度过了三年的铁窗生涯。他们在监狱里编号7000的区域各占一间单人牢房。7000号专门囚禁媒体曝光率很高的案犯，如理查德·拉米尔茨、O·J·辛普森等。这些“特殊犯人”们在自己的单间里吃饭，每周有三次共三个小时的锻炼时间。

既然莱尔和艾瑞克坦承他们谋害父母的磁带将作为物证提交法庭，被告方只能在作案动机，或导致这场家庭悲剧发生的原因上做文章了。律师们想在法庭上证明，霍塞·蒙纳戴兹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多年来对儿子们的种种虐待使兄弟俩在刚刚长大成|人、刚刚有能力反抗的时候，便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也由于这一辩护策略的变化，被告方于正式开庭之前，撤回了他们向加利福尼亚州上诉法庭就奥泽尔博士录音磁带的申请，亦即，接受了法官詹姆斯·奥勃瑞奇在1990年8月6日的裁决。）

在1993年7月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被告方辩护阵营中的主力，艾瑞克的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告诉记者，蒙纳戴兹夫­妇­与两个孩子之间一次又一次越来越严重的冲突，才是这场谋杀的真正原因。她还说，被告方的辩护将彻底改变蒙纳戴兹家在外人眼中的和睦美满的形象。

唯一问题是，在谋杀案发生之前，莱尔和艾瑞克从未对他们的心理医生、律师、朋友们或其他任何人等谈起过他们曾在家里受到虐待，也没有通常的儿童/子女虐待案中由医院或警方提供的病历记录、体检结果、遭受伤害的照片等等。

被告方律师小组于是请来了子女虐待案的专家们。

保尔·蒙斯是一位律师兼少年儿童权利活动家，他因所著《少年谋杀：杀父弑母的被虐子女》一书而闻名。根据书中的分析，发生这类悲剧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封闭，严守“家丑不可外扬”的信条。被虐待的子女大多少言寡语，有的甚至尽量避免与他人交往。这些孩子们几乎都有严重的自卑心理，他们都曾做过种种努力，但似乎永远也不可能让父母满意。他们对来自父母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包括心理虐待、­肉­体虐待和­性­虐待，往往逆来顺受，而且这种虐待通常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持续多年，甚至到孩子成年。无论是因为子女从不反抗，而使家长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还是因为孩子们试图反抗，而使家庭冲突愈演愈烈，当矛盾激化到非爆发不可的时候，子女们便会采取极端的手段铤而走险。保尔·蒙斯在书中指出，这类案子的凶杀现场大多非常血腥，与报复杀人案有许多共通之处。被害者往往不会只挨一枪或一刀，作案人也不会在父母断气后就住手。这种发泄式的杀戮有时会持续到所有的子弹都打光，或案犯­精­疲力竭，即所谓“过分屠杀（overkill）”。

另一位专家是心理医生苏·布卢姆，她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试验总结出34项被虐儿童后遗症的症状。按照被告方律师们的看法，以下数条适用于蒙纳戴兹兄弟：不敢独自睡觉、对口口童年某一时期记忆空白、或失忆、内心藏有不愿告人的秘密、盼望尽早脱离家庭、喜欢为自己营造一个虚幻的世界、思维方式僵硬、梦想做出一番成绩以讨取他人的欢心，以及有偷盗行为等。

被告方顺利地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1992年12月8日，洛杉矶地区大陪审团否决了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的蒙纳戴兹兄弟的作案动机“是贪婪”的观点，并在正式下达的起诉书中摒弃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预谋杀人”，或“谋财杀人”一款，代之以“预谋杀人”。

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庭审地点定于圣佛南多谷政府中心的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1993年5月14日，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为节省时间、费用，并从经济有效的角度考虑，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的两宗案子将同庭审理，但两名被告将有各自的陪审团。这就意味着，假如某些证据只针对兄弟俩中的一人，另一人不至于被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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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4)

最初的陪审员候选人共有1100名，每个人都被要求填写一份有122个问题的答卷，其中15个问题是关于虐待儿童和家庭暴力的。最后选出的两个陪审团中各有12名陪审员和6名候补陪审员。莱尔的陪审团由七男五女组成，平均年龄42岁。艾瑞克的是八男四女，平均年龄46岁。

1993年7月20日，本案正式开庭审理。被告人亲属的席位上只坐了三位女眷，霍塞的母亲玛莉雅·蒙纳戴兹及两位姐姐玛塔·堪诺和泰莉·巴拉特。安德逊家族没有一人到庭，他们不愿意听到那些对已故亲人的不堪之词。

和三年前相比，蒙纳戴兹兄弟明显地瘦了，也成熟了。他们衣着朴素，老成持重。莱尔戏称，当年的豪华与风光给他留下的唯一物件，就只剩那一绺假发了。

负责起诉莱尔·蒙纳戴兹的公诉人还是帕梅·伯詹尼契，她有了一位日本裔的新搭档雷斯特·库利亚马，由他起诉艾瑞克·蒙纳戴兹。

在公诉方律师的开场发言中，帕梅·伯詹尼契首先描绘了触目惊心的凶杀现场，以及两位受害者身上的数处枪伤。接下来，是蒙纳戴兹兄弟那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疯狂消费”：劳力士手表、宝马跑车、高级公寓，还有莱尔的餐馆和艾瑞克的网球教练。帕梅提醒陪审员们，既然莱尔和艾瑞克能够在案发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警方撒谎，还雇用私人贴身保镖以掩人耳目，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就别的问题提供伪证，如曾被父母虐待等。

代表莱尔的被告律师姬儿·蓝森在发言的一开头便承认，霍塞和凯蒂·蒙纳戴兹确实是被他们的儿子们杀害的，“我们不否认这一点。在本案的审理中你们唯一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两位被告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别人杀掉。”姬儿花了很长的篇幅向陪审团介绍莱尔和艾瑞克从小到大的富裕生活，意在说明金钱绝不是他们杀人的动机。真正触发这一谋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被捂在这个“完美家庭”盖子之下的丑恶的秘密即将被揭开。

姬儿·蓝森说：“在谋杀发生的前几天，艾瑞克告诉他的哥哥，他们的父亲对他­骚­扰和虐待长达12年之久。”莱尔听后“心意难平，因为在他6岁至8岁时，霍塞也曾­骚­扰过他”。莱尔找到霍塞，正告他“­骚­扰和虐待必须立刻停止”，否则他将带着弟弟一起离开这个家。

据姬儿在发言中的陈述，霍塞当即对莱尔说“他有权对他的儿子们做他所想做的一切，任何人都不得恐吓他”。霍塞还“明确地告诉莱尔，家庭的秘密只能限制在家庭内部，所有想以此对他进行讹诈的人，都必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姬儿·蓝森说，霍塞·蒙纳戴兹明目张胆的人身威胁使兄弟俩意识到，他们应该有防身的武器。莱尔和艾瑞克先去了洛杉矶的一些商店，但洛杉矶地区要求购买枪支必须有两周的“缓冲期”，以平息某些人一怒之下而产生的激动情绪。蒙纳戴兹兄弟认定他们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于是专程开车去圣地亚哥，用东诺凡·顾德瑞的驾驶执照和假编的地址购买了两支步枪。

姬儿·蓝森说，因为羞于启齿，兄弟俩从未向“外人”提起过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这些­骚­扰和虐待，直到被捕之后，他们才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诉了一位亲戚，是那位亲戚转而告诉了律师们。

然后，是起诉和代表艾瑞克·蒙纳戴兹的公诉人和辩护人发言。

雷斯特·库利亚马对艾瑞克的陪审团说，公诉方的证人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将在法庭上证明，艾瑞克曾亲口告诉他，父亲霍塞是一个极其严厉的人，“他常常对艾瑞克的所作所为横加指责和­干­涉，使艾瑞克在他面前永远都觉得抬不起头来”。艾瑞克还对奥泽尔博士说过，他猜想他的父亲已经剥夺了他的财产继承权，艾瑞克直言“这是­干­掉霍塞的另一个原因”。艾瑞克曾向他的心理医生奥泽尔博士和好友克莱格·西那若利倾诉了心中最重大的秘密——谋杀，但从未提到过被虐待和­骚­扰。直到案发后七个月，当兄弟俩需要为自己的犯罪行径进行辩护时，才突然间冒出了这桩家庭丑闻。

雷斯特·库利亚马最后指出，莱尔和艾瑞克在作案之前用偷来的身份证件购买了凶器，处心积虑地伪造了不在现场的证据，作案之后又以谎言蒙骗警方，并请来电脑专家销毁遗嘱等可能成为物证的文件。所有这些事实表明，本案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艾瑞克的律师蕾丝丽·阿然逊在发言中指出，“莱尔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保护他的兄弟”，因为艾瑞克“才是蒙纳戴兹家中真正的受害者”。蕾丝丽说，艾瑞克直到进了监狱之后，才道出他长期被父母虐待和­骚­扰，“这种做法可能会令人生疑，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切不是事实”。艾瑞克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季罗米·奥泽尔博士和克莱格·西那若利，是因为他并非100%地信任他们。蕾丝丽告诉陪审团，当艾瑞克出庭作证时，“他将会向你们解释他为什么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媒体在第二天的评论中注意到，蕾丝丽·阿然逊没有说“他将会向你们讲出事实的真相”。

至于兄弟们的母亲凯蒂·蒙纳戴兹，姬儿·蓝森曾告诉莱尔陪审团的成员：“她被杀的原因是她的孩子们惧怕她。”蕾丝丽·阿然逊则说，莱尔和艾瑞克不可能从凯蒂那里寻求“安慰和支持，因为凯蒂自己心理功能紊乱，她所给予兄弟俩的是更多的虐待——­肉­体方面、­精­神方面和­性­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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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5)

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不允许被告方在法庭上讨论有关凯蒂病情的细节，如严重酗酒和长期服用抗忧郁症药物等。

蕾丝丽说，在谋杀案发生前一周，凯蒂和莱尔呣子曾有过一次剧烈的争吵，其间凯蒂冲上前去，一把揪下莱尔的假发，令当时在场的艾瑞克惊恐万状，因为他从不知道莱尔年纪轻轻业已谢顶。也正是由于这一发现，艾瑞克和莱尔更加接近，便向哥哥和盘托出了长期被父母­骚­扰和虐待的秘密。

蕾丝丽·阿然逊告诉陪审团，艾瑞克急切地盼望着开学后马上搬进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他早就过够了在家里度日如年的日子。但也是在案发前一周，霍塞对他说，开学之后，他每周有若­干­个晚上必须住在家里，以便于蒙纳戴兹夫­妇­监督他的功课，因为他们不希望艾瑞克重蹈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覆辙。而艾瑞克认为，这就意味着来自父母的­性­­骚­扰将继续进行。

如果说双方的开场发言就好比建筑师绘制蓝图，接下来的传唤证人和法庭辩论便是一砖一瓦地砌筑高楼了。

公诉方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莱尔打到巴维列山庄警署的911电话录音。他们想向陪审团展示，莱尔是如何从一开头就在欺骗有关当局，而且是一位相当不错的演员。

公诉方传唤的一共26名证人中，有莱尔的私人保镖理查德·温思可斯基、圣地亚哥“巨五”连锁店的员工、两名为莱尔检查电脑的工程师、第一位亲赴现场的警探迈科·巴卡斯、1989年8月19日霍塞包租的捕鲸船船长、主持本案的首席侦探莱斯·佐易勒、探长托马斯·埃德蒙中士、来自警方的武器专家、蒙纳戴兹兄弟的朋友裴里·波尔曼、克莱格·西那若利、东诺凡·顾德瑞和格伦·史蒂汶斯、为被害人验尸的法医鄂文·戈登，以及季罗米·奥泽尔博士。

被告方原计划传唤90多名证人，后按斯坦利·维思伯格法官的要求删减到56人。

第一个出庭的是莱尔·蒙纳戴兹，他在证人席上连续作证9天，其中的后4天是由公诉方律师交叉取证。

莱尔自始至终镇定自若，头脑清醒。他在自己的故事中还承认，他曾在艾瑞克5岁的时候，对弟弟有过­性­­骚­扰行为。在谈到母亲时，莱尔说，在他11岁到12岁那段时间，即使霍塞和他们躺在同一张床上，凯蒂也允许儿子触摸她身体的“任何部位”。他说在那座冠冕堂皇的大宅子里，父亲霍塞是那样地不通人情，母亲凯蒂又是那样地心智不稳，他在家中唯一的安慰只有那些绒毛玩具。在莱尔讲述的过程中，他和被告席上的艾瑞克常常悲极而泣。

在回答姬儿·蓝森的提问时，莱尔告诉他的陪审团，他们兄弟俩之所以没有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那样做徒劳无益。以霍塞的­性­格和权力，他肯定不会放过他们，也肯定能够找到他们。

莱尔还说，他和艾瑞克认为警方也不会相信他们的故事。

在被移交给公诉方交叉取证之前，莱尔承认，他曾打算付钱给他的原女友婕米·彼莎西，要她在法庭上作伪证说霍塞曾试图占她的便宜，后被婕米拒绝并报告了警方。

艾瑞克继莱尔之后走上证人席。与他的兄长相反，艾瑞克一脸病容，面部表情中呆滞多于悲哀。他在作证中常常走神，说话时又常常离题，甚至前言不搭后语，刚刚红口白齿讲过的话，马上又亲口加以否定，有时候连他自己的律师也显出了几分不耐烦。

艾瑞克说，他觉得他的母亲凯蒂仿佛有特异功能，她对他每天的行踪、所有的朋友，以及他的所作所为皆了如指掌。

当谈到霍塞对他的­性­虐待时，艾瑞克说，他曾悄悄地将­肉­桂粉放进父亲的茶和咖啡里，因为他听一位同学讲，这样产生出的Jing液味道比较好。和艾瑞克的其他许多证词一样，陪审员们怀疑这段话的真伪，因为­肉­桂具有非常浓烈的气味，不可能不为人察觉。

在交叉取证的过程中，艾瑞克的坏记­性­使他遇到了不少麻烦。比如他说1989年8月18日那天，在去圣地亚哥之前，他和莱尔先到了洛杉矶的一家“巨五”体育用品商店，在那里，兄弟俩看中了两把手枪。公诉方律师雷斯特·库利亚马反复追问这到底是不是事实，艾瑞克非常肯定地回答是。

雷斯特最后说：“蒙纳戴兹先生，你知不知道自1986年3月起，‘巨五’已不再出售手枪类火器？”也就是说，他们只卖长枪。

被告方聘请了近十位来自全美各地、与本案案情有关的各种行当的专家证人，包括心理学家、­精­神病学教授、犯罪现场分析专家以及家庭暴力研究专家。这些专家们告诉法庭，蒙纳戴兹兄弟的行为和­性­格中反映出了这样那样的被虐儿童后遗症状，他们无疑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专家们还说，根据犯罪现场的混乱程度不难判断，这其实并不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所以“预谋杀人”的罪名不能成立。而两位被害人的验尸报告证明的所谓“过分屠杀”，则完全符合被虐子女杀害父母的作案特征。

待被告方的听证结束之后，公诉方开始了他们的反驳­性­听证，或再听证。

一位名叫格兰特·瓦尔克的电工出庭作证说，1989年8月19日，星期六，午饭之后，他在蒙纳戴兹家后院修理露天温池的自控开关。当时莱尔正在和一个男人打网球，蒙纳戴兹夫妻坐在不远处的阳台上观看，艾瑞克站在父母的身边。格兰特亲眼目睹，当蒙纳戴兹夫人和莱尔说话时，莱尔紧绷着脸，对母亲很不礼貌。艾瑞克也是一脸的怒容。这种情景显然与兄弟俩所言，在案发之前的数日内，他们一直因恐惧而躲避着父母的说法不一致。

共父其子(16)

弗璐儿·索利亚是蒙纳戴兹家的管家，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住在蒙纳戴兹家里。弗璐儿对陪审团说，她从未听见过蒙纳戴兹夫­妇­对孩子们高声叫骂，也没听见过莱尔和艾瑞克讲到的那些谋杀案前一周内他们和父母之间的争吵。

莱尔的前女友婕米·彼莎西告诉法庭，在她与莱尔交往的3年多里，莱尔从不曾提起过家庭内部的暴力与虐待。而且，艾瑞克也并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谋杀案发生前不久才刚刚知道了莱尔的假发。实际上，婕米曾经在1988年和艾瑞克谈论过关于假发的话题。

莱尔的辩护律师姬儿·蓝森在交叉取证的过程中强烈抨击婕米·彼莎西是一个淘金者，一直梦想着嫁进蒙纳戴兹家的豪门，但在未婚夫出事之后又背信弃义落石下井。

凯蒂的哥哥布莱恩·安德逊在法庭上说，蒙纳戴兹兄弟花起父母的钱来一贯地大手大脚毫不痛惜，但当谈到他们的父母时，却是一贯地语气冷漠毫无亲情，还常常使用一些不­干­不净的字眼儿。布莱恩回忆说，霍塞曾不止一次地告诉他，莱尔必须学会自食其力，不能一辈子躺在父母的财富上。

交叉取证时，被告方出示了一份布莱恩·安德逊新近向遗嘱检验法庭递交的申请。申请中称，因为在谋杀的过程中凯蒂死于霍塞之后，在霍塞与凯蒂相继咽气的几分钟的间隔里，根据遗嘱的有关部分，凯蒂已经在法律上继承了蒙纳戴兹家族的全部产业。现而今，夫妻俩的儿子们因谋杀罪锒铛入狱，并从而被剥夺了遗产继承权，所以安德逊家族应顺理成章地成为这笔巨额财产的继承者。被告方律师指出，布莱恩·安德逊掉转枪口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外甥们，是因为他在算计着侵吞蒙纳戴兹家的财产。这样的乘人之危才是真正的毫无亲情。

玛尔琳·爱森伯格曾做过霍塞·蒙纳戴兹14年的秘书。她说葬礼之后，她和蒙纳戴兹兄弟同乘一辆黑­色­礼宾车离开殡仪馆时，莱尔问她：“谁说我不能填补我父亲的位置？”玛尔琳告诉他应该“走你自己的路，而不是试图填补别人的位置”。莱尔吹了一声长长的唿哨，说：“你不懂，那是我父亲的位置。”

公诉方也聘请了不少专家证人，而且在庭审期间，这些专家们就一直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但却没有一人到证人席上作证，因为首席公诉人帕梅·伯詹尼契非常自信地认为，陪审团不会相信莱尔和艾瑞克编派的那些关于蒙纳戴兹家庭内部的虐待和­骚­扰的“无稽之谈”，也不会相信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帕梅·伯詹尼契的“麻痹轻敌”构成了公诉方策略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被告方的再听证或反驳­性­听证，非常简短。第一位证人威廉·费卡立博士说，1990年6月，他第一次见到狱中的艾瑞克时，艾瑞克便向他讲述了多年来在家里遭受到的种种虐待。艾瑞克甚至说他“喜欢监狱”，因为“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没有压力的轻松”。

第二位证人是马克·霍飞南。他出庭反驳公诉方证人、电工格兰特·瓦尔克说，1989年夏天，他是蒙纳戴兹兄弟俩的网球教练，但在那年的8月19日下午，他并没有和莱尔一起在蒙纳戴兹家的后院打网球。事实上，那天是蒙纳戴兹全家在太平洋上捕鲸的日子。

1993年12月，法庭中的观众和社会上关心此案的人们终于等到了双方的总结­性­发言。

代表莱尔的被告方辩护律师迈科·波特首先分析了谋杀案发生前蒙纳戴兹兄弟的心理状态，指出那是在“经历了多年的­骚­扰和虐待后而形成的一种恐惧和惊慌”的心态。1989年8月20日夜晚，莱尔像一个“不会思考的机器人”，驱使他扣动扳机的是他的“本能”，而不是什么经过周密安排的计划。

公诉方的帕梅·伯詹尼契则对陪审员们说：“这并不是一桩很复杂的案子。两个人正在看电视，被他们的儿子们杀死了。”案发之前，两名凶犯曾专程去圣地亚哥购买凶器等，这大概不是用“本能”或“机器人”就能解释的。在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提供的录音磁带上，莱尔说，他们兄弟俩事先曾争论了很久艾瑞克可不可以不参与谋杀，因为他没有那个胆量，但莱尔坚持说他一个人­干­不了。显然，这起血腥的谋杀案并非被告方所描述的“一时冲动”的结果。

莱尔的主辩律师姬儿·蓝森告诉法庭，这桩谋杀案并不是孤立的，整个事件的“渊源应追溯到被告们自童年时期就开始遭受到的­骚­扰和虐待”。

帕梅·伯詹尼契则反驳道：“在这个国家里，有那么多曾经遭受过虐待的孩子们后来都成为了社会的有用之材。相比之下，生长于富贵温柔乡的蒙纳戴兹兄弟不能不说是一对魔鬼。”“这两个被宠坏了的、堕落的、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杀害了他们的父母，再用父母的金钱为自己买来了最好的辩护。”

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的总结­性­发言持续了三天，她在逐一驳斥了公诉方证人们的证词之后说：“没有证据证明艾瑞克在本案中曾置人于死地。”“他不应该为莱尔陪缚杀场。”

24名陪审员离庭审议之前，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向他们解释道，关于本案的裁决可以是以下三种选择之一：一级或预谋杀人罪、二级或故意杀人罪，以及过失杀人罪。鉴于被告人业已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本案中不存在“无罪”一说。

共父其子(17)

1994年1月13日，经过了16天的审议，艾瑞克·蒙纳戴兹的陪审团向法庭送回了“无法裁决”的结论。因为法庭辩论的结果使陪审员中产生了意见分歧，而难以断定被告席上的年轻人究竟是谋财害命的凶手，还是暴戾父母的受害者。这即是所谓的“悬置陪审团（Hung Jury）”或“悬置裁决”——审判因陪审团不能作出一致的决定而悬而不决。

又过了12天，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的陪审团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审判宣告结束。

又过了一年多，1995年8月，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第二次审判开庭。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将作为联合被告同庭受审，这就意味着，只有一个12人的陪审团。

挑选陪审团那天是8月21日，刚过了霍塞和凯蒂的六周年忌日。

此时的蒙纳戴兹家已是千金散尽、名存实亡。开庭之前，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宣布，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目前的经济状况已使他们可以享受政府为贫穷者提供的公设辩护人。法院指派给莱尔的两名律师是查尔斯·盖施勒和泰利·陶尔瑞。艾瑞克的原律师蕾丝丽·阿然逊仍愿意继续为她的委托人辩护，但这次她和其他公设辩护人一样，只领取政府发给的“微薄俸禄”，与第一次庭审时收取的75万美元律师费相比，其差别之悬殊自不待言。蕾丝丽的新助理叫巴瑞·莱文。

自第一次庭审以来，案情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确切地说，又出现了一些于公诉方有利的证据。一是在谋杀案的第二天，莱尔和艾瑞克曾将已故父母的保险柜搬到一位律师家里，试图从中寻找蒙纳戴兹夫­妇­的遗嘱。其次是1991年7月，莱尔写信给艾瑞克的一位同学阿米尔·埃蓝密尼，要求他出庭为兄弟俩作伪证。此外，莱尔还曾指使他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被虐子女犯罪、特别是杀害父母后被法庭无罪开释的案例。

基于上述情况，公诉方重新提出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终于使整个案子的重点转出了第一次庭审的基调——“来自父母的长期虐待和­骚­扰导致了家庭悲剧”。

实际上，在上一次审理结束之后，不少司法界及新闻界人士就公诉方的失利展开了种种的分析和探讨，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被告方抓住“虐待和­骚­扰”的题目大做文章，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连续传唤若­干­证人，对这个话题反复渲染一再强调。而公诉方只有招架的份儿，结果被被告方牵着鼻子走，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法庭上受到审判的不是两名案犯，而是他们的父母——两位被害者。

由于这个原因，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立即撤换了两名公诉人，代之以戴伟·康恩，助理检察长兼大案组组长和卡茹·那叶拉。

第二次庭审的开场发言始于1995年10月11日，首席公诉人戴伟·康恩首先在法庭上展示了谋杀现场和尸检的照片，然后向陪审团陈述了蒙纳戴兹兄弟在杀害父母之后，马上从现场搬走保险柜的事实，指出蒙纳戴兹夫­妇­尚尸骨未寒，莱尔和艾瑞克便迫不及待地企图染指父母的财产，从而奠定了“谋财害命”的基调和主题。

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仍坚持她两年前的观点，认为兄弟俩“出于本能”地向父母开枪，是因为他们深信，为阻止“家丑外扬”，霍塞和凯蒂迟早会对他们下手。蕾丝丽告诉陪审团：“我们将向你们证明，由于多年来所受到的虐待、­骚­扰、折磨、摧残和恫吓，艾瑞克已变得如同一只惊弓之鸟，无时无刻不处于惊慌与恐惧之中。”

代表莱尔的查尔斯·盖施勒说，霍塞和凯蒂对两个儿子控制之严，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似乎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功能或力量，能监视兄弟俩的一举一动。查尔斯指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莱尔和艾瑞克以为，“霍塞已经在新的遗嘱中和他们脱离了父子关系”。

公诉方以三盘录音盒带开始了他们的听证。

第一盘，谋杀案发生后一个月，巴维列山庄警署办案人员与莱尔和艾瑞克的谈话。陪审员们不仅听到了两名被告对警方撒谎，还听到兄弟俩反复向警方保证，他们和父母一直相处得很好，从来就没有什么纠葛和冲突。

第二盘，莱尔和艾瑞克对季罗米·奥泽尔医生承认他们杀害了父母。

第三盘，莱尔在1989年8月20日半夜拨打的911电话。

公诉方的证人中有一位名叫克拉拉·崴特的女士，她的丈夫曾是当年霍塞聘请的遗嘱律师。克拉拉告诉法庭，1989年8月21日，蒙纳戴兹兄弟把家里的保险柜搬到崴特家。8月22日，崴特先生当着兄弟俩和他们的姑父卡罗斯·巴拉特、舅父布莱恩·安德逊打开了保险柜，里面空无一物。

第一次庭审时，凯蒂娘家安德逊家族的代表为公诉方出庭作证。这一次，连蒙纳戴兹家族也站到了莱尔和艾瑞克的对立面。霍塞的姐夫，也是霍塞的生死至交卡罗斯·巴拉特在证人席上说，他和其他蒙纳戴兹家族成员在谋杀案发生之前从未听说过霍塞和凯蒂对他们的两个儿子有过­性­虐待行为。卡罗斯还说，在案发前两个月，霍塞告诉他准备把莱尔和艾瑞克从他的遗嘱中去掉，因为他对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表现非常失望。而艾瑞克，霍塞认为他过于懦弱，缺乏天分和魄力。

共父其子(18)

公诉方还向陪审团出示了莱尔于1991年7月写给阿米尔·埃蓝密尼的信。莱尔在信中要求阿米尔出庭作伪证，说蒙纳戴兹兄弟曾试图借用他的手枪。阿米尔·埃蓝密尼是艾瑞克在巴维列山庄中学的同班同学，他的哥哥瑞沙·埃蓝密尼曾是臭名昭著的BBC——亿万富翁公子俱乐部的成员，因谋杀自己的父亲而被判终身监禁。

由于本案的验尸法医鄂文·戈登博士在第一次庭审时不能确定两名被害者的具体枪伤数目，以及被枪击的次序，更由于1995年戈登博士因在O·J·辛普森一案中的验尸失误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公诉方特地聘请了两位私人专家——犯罪现场分析家卢杰·麦卡瑟博士和病理生理学家罗伯特·洛伦兹博士——帮助重构作案过程。

两位专家在法庭上展示了他们所使用的人体模具和电脑模拟结果，说明谋杀开始时，霍塞正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而凯蒂受到的大多数枪伤是当她趴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凯蒂的四肢多处受伤，从子弹­射­入的角度判断，这是因为在凯蒂试图爬离以躲避凶手的子弹时，案犯朝她的手臂和腿部连续­射­击所致。根据他们的分析，霍塞和凯蒂中弹的数目分别为四弹和九弹。

两位专家也注意到了本案现场“过分屠杀”的特征，但他们的解释是，这是兄弟俩模仿黑社会的作案手法，故意使谋杀看上去更像黑帮所为。这也与他们后来反复向警方强调的“黑帮作案”之说吻合。

麦卡瑟和洛伦兹博士的证词证明，本案确确实实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案，特别是莱尔以行刑枪决的方式对准他父亲头部所开的那一枪，完全不能用蒙纳戴兹兄弟所自称的“出于本能和恐惧”的“盲目­射­击”来解释。

两位专家在被告方的交叉取证时承认，他们不曾、也没有可能亲身勘查犯罪现场，或亲自检验被害者尸体。他们所有这些分析和判断仅来自照片、物证和报告等“第二手”资料。

公诉方于11月20日结束了他们的听证。

被告方的听证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他们在前半段集中火力攻击公诉方重构的作案经过。至少有五位专家就此论题出庭作证。与公诉方的结论相反，被告方的专家们认为，在蒙纳戴兹兄弟进入起居室时，霍塞和凯蒂正站在沙发前，与他们的两个儿子面对着面。惊恐之中，艾瑞克开始朝他的父母“盲目­射­击”，莱尔则是一边在房间里走动一边“胡乱开枪”。只有当莱尔­射­击他父亲的头部时，霍塞是坐在沙发上的。凯蒂至少在凶杀过程中的某个时刻是站着的，否则无法解释她身上的某些枪伤。这样的案情经过反映出作案人当时心境的恐慌与紧张。

被告方的专家中有两人来自洛杉矶警署犯罪现场实验室，他们是本案验尸官鄂文·戈登博士的同事。公诉方的律师在对专家们的交叉取证时指出，他们之所以为被告方出庭，是因为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拒绝与他们的实验室合作。

被告方听证的第二部分以艾瑞克的作证为主。这一次，艾瑞克出庭的时间长达15天。除了人们已经熟知的那些“虐待和­骚­扰”的故事之外，艾瑞克还加进了关于他父母暴戾­性­情的新内容：凯蒂经常当面羞辱和贬低他，霍塞则不时地对他拳打脚踢。艾瑞克说，在谋杀案发生之前，霍塞曾告诉他已经剥夺了他的继承权。霍塞对兄弟俩明确地表示：“你们可以杀了我，但你们决不会得到一分钱。”艾瑞克说，他和莱尔杀害自己的生身父母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财产，甚至不是因为被虐待。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害怕。他们相信霍塞迟早会杀人灭口，因为他决不能容忍“家丑外扬”。

艾瑞克提到，直到惨案发生的1989年，霍塞还在逼迫他与他发生同­性­­性­关系。公诉人戴伟·康恩在交叉取证时质问道，艾瑞克那时已年满18岁，又有属于自己的车和信用卡，他为什么不­干­脆一走了之，离开父母家，像不少与父母不和的美国青少年一样？艾瑞克答曰，因为霍塞“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权力的人”。

戴伟·康恩进一步指出，霍塞强迫艾瑞克同­性­恋之说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天方夜谭。事实上，蒙纳戴兹和安德逊两家的亲戚中有不少人知道，霍塞和凯蒂一直为艾瑞克可能有同­性­恋倾向而担心。

庭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迫使被告方取消了原定让莱尔出庭的计划。

莱尔被捕之后幸会了一位笔友诺蔓·纳文利，这位已经做了祖母的单身女士早年也曾居住在巴维列山庄。诺蔓原先是一名护士，喜爱读书与写作，尤其倾心于纪实犯罪文学，对媒体报道的各个犯罪案例兴趣颇高，往往数月、乃至数年地追踪阅读同一案件。诺蔓·纳文利后来自创了一份评论­性­小型月刊《心灵的眼睛》，她把杂志寄给狱中犯人以帮助他们消遣时光，同时也请他们中的有兴趣者为杂志投稿。

1990年，诺蔓将刚出版的《心灵的眼睛》6月号分寄给被监禁的莱尔和艾瑞克，不久，莱尔欣然回信，表示愿意抽空为杂志撰文，并在信中告诉诺蔓·纳文利：“我在此授权你发表我写给你的任何文字。”此后，莱尔与诺蔓书信不断。

就在本案第二次开庭审理的同时，作家迈克·瓦尔科根据诺蔓·纳文利口述、及她与莱尔的通信通话整理而成的《莱尔·蒙纳戴兹私人日记》一书出版。书中透露了第一次庭审之后，莱尔告诉诺蔓·纳文利他如何在作证时就遭受父母虐待一事蒙骗了陪审团。公诉方迅速地通过监狱当局获取了诺蔓与莱尔这段谈话的电话录音。

共父其子(19)

除此之外，公诉方还发现了一封莱尔当年写给一位女友的信，指示她如何在法庭上作伪证。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被告方律师一致认为，第二次庭审期间莱尔不宜再出庭作证，因为公诉方所掌握的那些证据足以对他进行弹劾。由此一来，莱尔的两名律师查尔斯·盖施勒和泰利·陶尔瑞事先准备好的一些证人、证据和策略等等都无法派上用场。在传唤了25名证人之后，被告方宣布听证结束。

在公诉方为时四天的总结­性­发言中，戴伟·康恩认为，蒙纳戴兹兄弟关于他们自小被父母虐待的说法是“曾在法庭上讲述过的最愚蠢最荒唐的故事”。他形容艾瑞克的证词“满纸谎言，自相矛盾”，并敦促陪审团裁决这两个杀害亲生父母的不肖之子一级杀人罪。

代表艾瑞克的蕾丝丽·阿然逊则通过她的发言继续反驳公诉方提出的“图财害命”的作案动机。她谴责戴伟·康恩不遗余力地要打赢这场官司是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在三桩轰动全美的大案中连连败诉：麦克·马丁幼儿园­性­­骚­扰案、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第一次庭审和O·J·辛普森双命谋杀案。洛杉矶的检察官们极需靠这场官司捞回面子，报复被告方。

莱尔的辩护律师查尔斯·盖施勒在发言中与蕾丝丽·阿然逊相互呼应，但低调得多。他说谋杀案以前，莱尔已经相信他被剥夺了继承权，如果父母双亡则意味着他将一文不名。因此，“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杀人动机显然不能成立。查尔斯要求陪审团在审议时考虑，莱尔实际上只枪杀了霍塞，他不应该对凯蒂的死负责。

陪审团自1996年3月1日离庭审议，其间有两名陪审员因病离任，她们的席位由一男一女两位候补陪审员接替。新组成的陪审团经过4天的讨论，于3月20日作出裁决：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各自被指控之两项一级杀人罪和一项策划­阴­谋罪全部成立。

时隔一天，双方的律师当着同一个陪审团开始了本案为期三周的量刑听证。量刑听证的程序和庭审基本相同，只是规模要小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4月4日，威廉·费卡立博士再次为被告方出庭作证时，公诉人戴伟·康恩在交叉取证中迫使他承认，他曾在蕾丝丽·阿然逊的授意之下篡改了他对艾瑞克的诊断笔记，大段大段地删除了笔记中于被告方不利的内容。

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马上请陪审团暂时离庭。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威廉·费卡立博士是狱方为艾瑞克指定的­精­神病专家，因为艾瑞克被捕以后情绪极度低落，并有严重的自杀倾向。自1990年6月起，费卡立博士每周一次到狱中与艾瑞克见面。费卡立博士曾在本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为被告方出庭作证，这天是他第三次走上证人席。

4月5日，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保持沉默，拒绝在法庭上回答有关这一事件的任何问题。

同日，斯坦利·维思伯格法官驳回了被告方以“舞弊”为由撤消本案的请求，指出对莱尔·蒙纳戴兹的审理不受“舞弊”事件的影响，因为蕾丝丽·阿然逊不是他的律师，并认为，如果蕾丝丽退出，艾瑞克的另一位律师巴瑞·莱文完全有资格接手此案。

4月6日，公诉人戴伟·康恩向法庭陈述了事情的经过。1993年第一次庭审前，蕾丝丽·阿然逊按规定向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呈交了被告方有关本案的物证，其中包括经过篡改的威廉·费卡立博士的笔记。在此次量刑听证期间，某日，戴伟·康恩需要在法庭上查阅该笔记中的某些章节，但他把自己那一份副本忘在了洛杉矶市中心的办公室里，便临时借用公诉方另一位专家证人狄亚兹博士手里的副本。狄亚兹博士不曾参加第一次庭审，1995年他向被告方索取威廉·费卡立博士的笔记副本时，蕾丝丽·阿然逊一时疏忽，交给他的竟是未经篡改的原始记录的副本。两相对照，戴伟·康恩很快发现，威廉·费卡立博士的原始记录中被抽掉了24页，又重新加进了10页。

根据委托人艾瑞克的请求，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同意让蕾丝丽·阿然逊继续作为艾瑞克的辩护律师参与本案的审理。蕾丝丽留了下来，但从此再也没有在法庭上说过一句话。

维思伯格法官同时宣布，在此后的听证和裁决过程中，所有的证人、律师和陪审员均不得提及、讨论或考虑威廉·费卡立博士的证词及“舞弊”事件。

陪审团经过3天的审议，于1996年4月17日作出裁决，判处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无期徒刑。

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陪审员们说，他们既不相信公诉方提出的“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也不相信被告方所说的，两名被告行凶杀人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迫在眉睫的危险。陪审团一致认为，蒙纳戴兹兄弟关于­性­­骚­扰的故事也许是谎言，但霍塞和凯蒂对儿子们施加过重的­精­神压力却是完全可能的。

1996年7月2日，莱尔和艾瑞克最后一次出现在全国­性­的电视屏幕上。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晚间访谈节目《20/20》的采访时，兄弟俩对著名主持人芭芭拉·瓦特斯表示，他们今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够被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

不幸的是，加利福尼亚有关当局“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满足蒙纳戴兹兄弟的这一要求。目前，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被囚于加州中南部山区的特哈查比，艾瑞克·蒙纳戴兹则被监禁在地处北加州的首府沙加缅多郊外。两地相距近300英里，约合48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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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

很早以前读到过一则西方幽默，说有一位阔佬儿去看戏，一出关于谋杀的很悬念的戏。戏园子里跑堂的伙计十分殷勤地将阔佬儿一路伺候到了他的包厢，实指望能挣得一份肥腴的小费。孰料这阔佬儿竟是玻璃耗子琉璃猫，一毛不拔。跑堂的气不过，临离开时附着阔佬儿的耳朵道出了“谜底”：“凶手是园丁。”一语便将阔佬儿期盼多日的一场很刺激的享受毁于一旦。

对于大多数的美国读者和电视观众而言，他们读到或听到的关于本案的第一条消息即是“谜底”，准确地说，是“部分谜底”。1996年9月6日清晨5点，送往美国东海岸各个报亭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刊登了一篇头版短讯：

据美国海军官校和海军部的官员证实，该校一名新生因可能涉嫌一起凶杀案而被责令退学，并于上周六离开安那坡里。校方是在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警方人员对这位女生进行盘查后作出的决定。据悉，谋杀案发生在该预备军官今夏入学之前。

安那坡里与巴尔的摩同属马里兰州，两地相距不到30英里。

6点零2分，合众社在全国媒体的新闻网络上发布了一条类似的消息，并称“凶杀案发生于去年12月。海军官校拒绝公布案子的详情以及该预备军官被警方盘问的原因，也拒绝透露这位18岁女生的姓名”。消息还说，该女生的未婚夫，一位美国空军官校的预备军官，也涉嫌此案。

此时，在这两位军校生2000英里外的家乡，得克萨斯州的曼斯菲尔德还是早晨5点零2分。美国本土除了最靠东北角的缅因州外，共划分为四个时区。得克萨斯州比马里兰州晚一个小时。如果有人读过笔者所著的《美国8大名案》，可能还会记得，1985年6月7日，“得克萨斯黑寡­妇­”贝蒂·彼茨就是在曼斯菲尔德被捕的。

当曼斯菲尔德的居民们听到合众社的报道时，两名年轻的军校学员业已被捕。尽管报道中不曾提到这对情侣的姓名，但人人皆知他们是谁，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他们双双被军校录取的消息成了当地很轰动的新闻。只是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两位出类拔萃的优等生会和一桩同样轰动的凶杀案牵扯在一起。

1995年12月4日，加利·福斯特拨打的第一个911电话被转到了大草原警署。因为他是从家里打的，他家住在大草原。

可能在若­干­年前，大草原就是名副其实的大草原，但它现在却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做“大草原市”。大草原位于得克萨斯州中北部两个毗邻的大都市——达拉斯和沃斯堡——之间。这两个大都市早就已经彼此相连而接为一体，以至于媒介和民众提到时常常把它们当作一个城市“达拉斯-沃斯堡”，夹在当间儿的大草原部分也被地地道道地都市化了。大草原市的南部是方圆十余英里的乔·普尔湖，占去了全市五分之一的面积。湖面呈“人”字形，是那种很粗壮很不规范的“人”字，而且斜斜地躺在地图上，头冲东北，脚朝西南。“人”字分叉处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半岛，半岛被划归大草原市，但与半岛接界的却是另一座城镇曼斯菲尔德。所以，在跨越乔·普尔湖的公路桥竣工通车之前，住在半岛上的人家若是要去自己的城市里办点事，必须绕过“人”字的一条腿，再穿越曼斯菲尔德的一只角，才能到达大草原市的其他部分。

公路桥于80年代建成。之后，因为是州里投的资，所以州政府圈去了半岛靠尖端的部分，也圈去了福斯特家牧场靠湖边儿的一半，兴建了一座大型游乐休闲中心。福斯特家不仅搬出了祖传的老宅，而且和所有岛上人家一样，失去了昔日的安宁。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利·福斯特在每天早晨上班时都要顺路弯到自家的牧场看一看。45岁的加利·福斯特是一位建筑设计师，目前受雇于沃斯堡的泽尔公司，一家很有名气的珠宝商。牧场是福斯特家的祖业，现在由加利和他的叔叔共同掌管着。自从有了公路桥，常有城里人晚上开着车到半岛上兜风，牧场的铁丝网围栏不时地被那些喝了酒的司机们碾倒。有一次，几头­奶­牛就从缺口跑了出去，让加利和他叔叔一通好找。

12月4日是个星期一，也就是说，头天晚上是星期天，周末，最容易出事的日子。加利·福斯特在早上7点过一点从家里出来，先到信箱里取了邮件。信箱竖立在­色­登路旁，但福斯特家由加利亲自设计的新房子却退进去了很远一段距离，房子与­色­登路之间连接着一条自家铺的无名小路。

首先引起加利·福斯特注意的，是离信箱不远处的铁丝网上挂着一绺蓝绿­色­布条，在冬日早晨的寒风中微微飘动。加利马上放眼朝­色­登路的下端望去，果然，牧场的铁丝网大门敞开了。头天晚饭后，加利和叔叔经过那扇门往牛棚里运过几次­干­草，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在临走时关上了大门。

加利上班的路线应该是在­色­登路口右转弯，但他现在只好左拐去牧场大门。加利将车停在大门前面，就在那一刻，他看到铁丝网围栏里面的草地上躺着一个人。

加利·福斯特后来告诉警方，他一开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过了很久才认出那是一个女子，一个年轻女子，一个已经死去的年轻女子。

加利·福斯特不敢下车。他缩在驾驶座上四下里张望，又通过后视镜察看车身后面，检查了两遍是否所有的车门车窗都已经关严。加利害怕这是一个陷阱。一个年轻女人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等他被诳下了车，便有剪径的强盗突然从灌木丛中跳将出来。

跨越“障碍”(2)

过了一阵，加利终于相信那年轻女子确实已经死亡，又担心凶手可能还没走远，也许就正在某一棵大树后面虎视眈眈，因为从加利停车的方向看过去，女子脸上的血迹在晨曦中显得非常鲜亮，非常新鲜。

加利·福斯特掉转车头，逃命似的朝回家的方向驶去。到了家门口，他冲着屋里大喊：“有人在牧场上扔了尸体！”15岁的儿子已经上学去了，家里只有妻子薇蒂，她要到8点才出门。加利向警方报了案，又打电话给他一位在达拉斯当警察的堂兄。堂兄也住在牧场附近，还没来得及离家上班。加利心有余悸，在电话上问堂兄能否在警方到达之前一直陪着他。堂兄说没问题。

加利·福斯特方才敢在薇蒂的陪同下回到现场。这一次，他下了车，因为堂兄要求他认真记下尸体的位置、状况、姿势等等，说事后警方肯定会反复盘查他。如果抓到了凶手，公诉方也肯定会传唤他出庭作证的。

死者看上去大约十五六岁，中学生模样。皮肤白皙，亚麻­色­头发微鬈曲，稍稍过肩。其穿着很像是出门跑步锻炼的人：上身的白­色­长袖耐克牌绒衣里面，是一件灰­色­T恤衫，胸前有“UIL一区越野长跑区域赛1995”等字样。下着蓝绿­色­运动短裤。警方后来证实，短裤上被撕破的地方刚好和那绺挂在铁丝网上的蓝绿­色­布条相匹配。脚上没有鞋，只穿了两只白­色­线袜。死者仰面朝天，头枕在一大汪血泊的中心。她的头部有被重物打击造成的伤口，脸上还有两处枪伤，使她那张曾经美丽的脸庞血­肉­模糊，几乎被破了相。鲜血在死者的身子底下一直蔓延到了腰部，并以其头和腰之间的距离为半径画了一个大致的圆。后来，警署犯罪现场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用铁锹挖走了一大片被鲜血渗透的土壤进行鉴定。

在接受警方的询问时，福斯特夫­妇­夫唱­妇­随。

“她的姿势好像是摆出来的。”加利说。

“就仿佛有人故意把她摆成了那个样子。”薇蒂为丈夫的话加注脚道。

“一个人不可能以那种姿势倒在地上。不过话说回来，所有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加利说。

“我就不能想象有谁会这样仰面直直地倒下去。当然啦，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薇蒂说的话就像是加利的回音。

“我很想认真地记下每一个细节，因为我知道你们问我的时候，我必须要能够描述出来。但是我还是记不全，因为那种场面并不是人人都愿意看到的。太令人怵然了。”加利说。

“看上去非常恐怖，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怪怪的感觉。你想想，一个人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起来了。”薇蒂说，“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是谁家的孩子？’”

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呢？

第二个911电话是从琼斯家打出来的。琼斯家住在曼斯菲尔德，所以电话被转到了曼斯菲尔德警署。

39岁的琳达·琼斯在电话上告诉值班警员，他们家16岁的大女儿亚蒂安·嘉西卡·琼斯失踪了。据琳达的讲述，她在早晨6点被亚蒂安房间的闹钟吵醒。闹钟响了很久，琳达只得披衣起身，到女儿房间将闹钟关掉。亚蒂安不在她的房间里，琳达以为她6点以前醒来后即出去晨练，临走时忘了关闹钟，这种情形以前发生过不止一次，所以琳达也没有太在意。亚蒂安曾经是曼斯菲尔德中学女子足球队的队员，不久前左膝受伤，动了手术，不能再踢足球，今年秋天开学后就转入了越野长跑队，所以只要天气允许，亚蒂安每天早晨都要到外面跑步。

不多时，琳达的丈夫比尔·琼斯和两个儿子也起来了。比尔是一位重型机械维修技工，琳达在一家康复中心做按摩师，所以通常要晚些上班。照例是每天早晨的一阵忙乱，等到送走了丈夫儿子，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到8点，亚蒂安还没回来。琳达知道，女儿偶尔会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偷偷出去跑一圈步，或是周末，等家里人都睡下以后，悄悄溜出去参加一些年轻人的半夜派对。不久前曾被比尔发现过一次，他很生气，当即便找来钉子将亚蒂安房间的窗户都给钉死了。但这仍然挡不住女儿不时旧病复发。严格地讲，亚蒂安并不是一个叛逆­性­很强、专与父母作对的孩子，只是有时候不太听话而已。比如她在学校就很能遵守纪律，成绩也不错。而且她从来没有过通宵不归，更不会误了上学。

琳达想到这里，心里涌起一阵不安和焦虑。她马上打电话到学校，没有人看见亚蒂安。又打电话到女儿打工的“金牌炸­鸡­”餐馆，也没有人看见亚蒂安。琳达再次走进女儿的房间，才发现亚蒂安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的，就好像没有人在上面睡过觉，她的课本也打开着摊在书桌上。更奇怪的是，亚蒂安的跑鞋仍摆在房间的门口。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琳达对值班警员说。

很快，比尔·琼斯赶回来了，两个儿子也接回来了。来自曼斯菲尔德警署的格里格·麦努森中士要琼斯一家好好回顾从昨天晚上开始的所有有关亚蒂安的细节。麦努森中士也是琼斯夫­妇­的朋友。

琳达说，昨天是星期天，亚蒂安在“金牌炸­鸡­”餐馆上4小时的晚班，从下午5点到晚上9点。“金牌炸­鸡­”店离琼斯家一英里左右，亚蒂安没有车，平时一般都是跑步上下班。但是昨天晚上，却是搭了一位同事的车回来的。女儿已经养成了每天锻炼的习惯，所以到家以后，又央着母亲开车送她去24小时营业的休各利健身中心。母女俩在那里一直呆到10点刚过。回家后，10点半左右，有电话进来找亚蒂安，是她的新任男友，也是“金牌炸­鸡­”店的同事特拉瑟·史密斯打来的。本来按琼斯家的规矩，亚蒂安是不能在晚上10点以后接电话的。但女儿说特拉瑟刚与父母到外地度完周末回来，比尔和琳达犹豫了一下，就还是让她接了，但告诉她只能讲几分钟。

跨越“障碍”(3)

亚蒂安将无线电话夹在耳朵和肩头之间，一面端起洗衣筐走到过道的尽头，把脏衣服放进洗衣机里。这时候，琳达听见女儿对着话筒说：“失陪一下，又有个电话进来了。”亚蒂安摁下“等候”键，匆匆与对方讲了几句，才又换回去和特拉瑟·史密斯道晚安。

“谁打来的？”琳达事后问。

“哦，越野队的那个戴文。”亚蒂安答曰，“他遇到了一点烦心的事。”

几分钟后，琳达看见亚蒂安开始熨一条上学穿的裤子。

亚蒂安13岁的大弟弟加斯汀·琼斯也说起了一件事。他在半夜里听见亚蒂安房间的闹钟响，亚蒂安的闹钟是那种可以先上好几个时间，再一个一个挨着闹的。这一次，闹钟也响了很久，直到小伙子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走过去，把它揿掉。当时是凌晨两点，亚蒂安不在房间里。加斯汀抬眼朝窗外张望了一下，见一辆深­色­家用卡车正在不远处的街角拐弯离去。加斯汀想他姐姐刚走，于是又回到自己房间接着睡觉。

泰兰特地区法医实验中心位于沃斯堡东南。泰兰特地区很大，管辖着十几个市镇，北及丹顿，南到曼斯菲尔德，中间的沃斯堡占了全地区的将近一半。

12月4日，星期一那天，葛萝莉·凡可上的是常白班，即早晨8点到下午4点。葛萝莉记得，她一进办公室就接到大草原警署的电话。除了报告那具“牧场上的女尸”，对方还在电话上告诉她，­色­登路很难找，要经过好几条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小路。所以，葛萝莉在出发以前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地图。

­色­登路现场在乔·普尔湖的半岛上，往西几百码，约两个街区的距离，便是曼斯菲尔德。虽然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辖区，但现场离西面的曼斯菲尔德警署不到5英里，离东北方向的大草原警署倒有20多英里。

葛萝莉·凡可分工负责的是实验室的外勤部分，即现场验尸，亦即尸体在未经挪动之前的观察记录，以及收集现场证据。当葛萝莉带着照相机等到达福斯特家的牧场时，现场警方人员告诉她，死者没有穿鞋，倒下的姿势也很不自然，所以初步判断，这里应该是弃尸的第二现场，而非凶杀发生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案犯在别处杀了人之后，把尸体扔到了这里。

葛萝莉·凡可按部就班地首先记录了当时的气温，63华氏度，相当于17摄氏度。尸体已经僵硬。头部偏后的左耳上方有被重物击打的创伤。一处枪伤在左边脸颊，另一处正中双眉之间——行刑枪决似的，说明案犯是死者的仇家，也说明其枪法准确。从伤口的状况看，­射­击距离不过几英尺。“鲜血凝聚在死者的头发上和后脑部。从伤口溅出的脑组织零星可见。”葛萝莉在她的现场记录中写道。手腕上有剧烈搏斗留下的伤痕，脖颈处有被掐造成的青紫斑，但衣着尚整齐，不像有过­性­攻击。两条腿上数道被铁丝网划破的伤口。

“她是在这儿死的。”葛萝莉·凡可指着那些划伤解释说，因为伤口周边的血迹表明，当死者­祼­露着的双腿被铁丝网割破时，她的心脏还在跳动。“更重要的是，”葛萝莉将一柄金属长扦Сhā入死者头部周围被鲜血浸泡的草地，又抽出来，“她几乎是在这里流尽了身上所有的血。”

以葛萝莉·凡可的经验，她差不多可以肯定福斯特家的牧场就是本案的凶杀现场，但她还是留有余地地用了“几乎”二字。后来，犯罪现场实验室起走那一大块土壤分析的结果，证明了她的论断。

几小时后，尸体被送进了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因为没有任何表明死者身份的物件，所以克劳司博士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死者的脚趾上挂一枚名签，上书“简·杜伊954705T”。“杜伊”相当于中文中的“无名氏”。如果是无名男子，则叫“约·杜伊”。954705T即本案的案件号码。

“死者为发育正常、身体健康、营养良好的白人女子。身高163米，体重57公斤。”马科·克劳司博士遍查了尸身的每一寸肌肤，从头发到指甲，从眼睛到耳朵，拍摄了一共49张照片，记录了一切正常或不正常的状况。

“左手严重受伤，食指折断。”死者肯定竭尽全力挣扎反抗过，但在头部遭到重创之后，反抗停止。克劳司博士无法断定击伤和枪伤孰先孰后，也无法断定是哪一种打击最终造成了受害者的死亡。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遭受到如此致命的攻击之后，死者很快毙命。

在死者的头发里，克劳司博士找到了一颗子弹。

“荫道内有­妇­女卫生塞，无任何创伤。”克劳司博士注意到。但他还是按规定采集了体液样品。后来Jing液化验的结果证实了他和葛萝莉·凡可的设想：该女子临死前没有发生过­性­行为。

接下来就该解剖尸体了。马科·克劳司博士走出实验室，他想在动刀子之前稍事休息一下。这时是下午4点，葛萝莉·凡可在临下班时接到曼斯菲尔德警署的电话，说他们那儿有一名16岁的女孩子在昨天晚上失踪了。

“特征？”

“左膝有手术后留下的伤疤，可能穿健身或运动服装。”

葛萝莉说他们正好就有这样的一位，她要对方尽快送一张失踪者的相片过来。

当警署派人到琼斯家取相片时，格里格·麦努森中士也在那里。虽然他希望那具“牧场女尸”不要是琼斯夫­妇­的独生女，但也意识到取相片不是一个好兆头，他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应付最棘手的局面。

跨越“障碍”(4)

20分钟后，法医实验室那边，葛萝莉·凡可还没有下班。此刻，她走进马科·克劳司博士的实验室，悄声对验尸官耳语了几句，博士随即放下手里的解剖刀。

楼道里，克劳司博士脱下一只塑胶手套，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相片，端详片刻，默默地点了点头。

回到实验室，克劳司博士并没有马上继续他的工作。他将解剖台上那具女尸脚趾上的名签摘下来，改为了“亚蒂安·嘉西卡·琼斯954705T”。

消息传到琼斯家的同时，也传到了曼斯菲尔德中学。这天上午，警署曾通知校长杰里·科比，该校10年级女生亚蒂安·琼斯失踪。“我们经常有孩子失踪，”科比校长对着话筒说，“所幸的是，大部分孩子都会在24小时内自己回来。”话虽这样说，科比校长还是指派了两名副校长向各处打电话询问查访。

午饭以前，不少孩子便开始窃窃私语，到了下午，亚蒂安失踪的消息已经在2000多名学生中不胫而走。当杰里·科比接到警方证实亚蒂安死亡的电话后，立即召集放学后还留在学校的学生们###，简要地宣布了这一噩耗，并鼓励孩子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女孩子们马上三五个人搂成一团，抱头痛哭。男孩子们则默不作声，只将拳头狠狠地砸向身边的墙壁，或是把衣帽柜的金属门摔得砰砰作响。

几位高年级学生当即驱车前往­色­登路现场。福斯特家牧场的大门业已关闭。一个男生在附近的树林里找来一长一短两截树枝，用一段红­色­电缆线捆扎成十字架的形状，挂在牧场的铁丝网围栏上。围栏的另一面，被鲜血染成猩红­色­的草地上，亚蒂安的遗体留下的人形还依稀可辨。

凛冽的寒风中，孩子们默默地摘下帽子，对着那片草场垂首志哀。

事后，有记者在报道中说：“天知道这些孩子们是怎么找到现场的。不少记者过了好几天还在打听开车的方向，但显然，孩子们全都知道。”

在后来的日子里，有越来越多的大人孩子来到这里。福斯特家牧场的这一片围栏前很快就摆满了鲜花、蜡烛、气球、泰迪玩具熊，还有一些纸片，上面是孩子们自己写的诗。

也是在那天的早些时候，琳达·琼斯打电话给曼斯菲尔德中学越野长跑队教练莉安·勃克。

“亚蒂安不见了，”琳达说，“越野队里有没有一个叫戴文的？”

“有。”莉安说。

“他昨天晚上好像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莉安后来说，她不明白琳达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据她所知，戴文和亚蒂安甚至算不上是朋友。

在这位女教练的印象中，戴文并非一位出­色­的长跑运动员，但他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却也是小有名气，因为他是空军少年后备队的成员，一位“穿军装的学生”，而且个头又高大，经常在学校的橄榄球比赛开始之前，或中场休息的时候，很神气地举着美国国旗跨着正步走到球场的中央。

莉安·勃克让一个名叫爱波儿·格罗曼的女孩子去找戴文核实。戴文正在上数学课，爱波儿问戴文头天晚上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

“我有没有给亚蒂安打过电话？”戴文盯着爱波儿，好像她问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我凭什么要给她打电话？没有！”斩钉截铁地。

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想，如果戴文说没有，就一定没有，因为戴文的人格几乎不容任何人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

戴文的全名叫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在格兰蒙家的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两个月前刚满18岁。戴文是曼斯菲尔德中学12年级学生，183米的个儿，虽然算不上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却有着运动员般的健壮体魄。戴文寡言，也极少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所以他朋友不多，自然也不是很有人缘，但他却受到同学们的敬重，有一种说一不二的不怒自威。男生中甚至有人管他叫“格兰蒙上校”，那是一种尊称，也是戴文在空军少年后备队的“军衔”。女生们的赞誉之词就更多了，说他很帅，很酷，很深沉，很有男子气，等等等等。

一位思想开放的女孩子后来告诉记者：“当你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妈妈就总是在你耳边唠叨，什么样的男孩子是合适的女婿人选。戴文就是那样的人选。我敢打赌，即便是这世界上最挑剔的丈母娘也不可能挑出戴文的毛病。”

另一位女生对戴文的评价是：“他是那种总能让做父母的感到骄傲的男孩子。”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戴文·格兰蒙很有毅力，或自制力，能把握住自己不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美国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特别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譬如，戴文的同龄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沾染或尝试过抽烟、喝酒、吸毒等恶习，更不用说与异­性­约会，甚至发生­性­关系了。但当后来戴文的同学们回忆时，竟没有一个人想得起他曾经做过这一类的事情。

戴文在曼斯菲尔德中学的低年级学生中拥有不少的崇拜者，他们像传神话一样传颂戴文的故事，诸如戴文12岁参加空军少年后备队；在拿到驾驶执照之前，戴文14岁就考取了飞行执照（在美国，法定的开车年龄是16岁）；戴文中学毕业后将去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上美国空军官校；戴文的理想是要做一名宇航员；戴文是一位神枪手，他不单熟悉各种枪械，还收集了不少枪支；更难得的是，戴文还是一位门门功课全是A的优等生。也许是来自做教师的父母的遗传，戴文少见的聪明，据说他经常在法语课堂上打瞌睡，但期终仍然考了一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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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5)

戴文·格兰蒙的一切似乎都和“军队”或“军事”有关。他剪军人式的短发，穿迷彩裤，蹬军靴，身上经常别着枪（近来，美国不少学校的DressCode——学生着装规定——不再允许学生们穿任何形式的军服，也严格禁止在校园内携带武器），和老师们说话一口一个“是，女士。不，女士。”或“是，先生。不，先生。”就像军队里的士兵和长官说话一样。而且，戴文的朋友也差不多全是和他一样的“军人学生”。

因为是目前空军少年后备队里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不到一年就该“退役”了，戴文·格兰蒙还在那里统领着一个团队。戴文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16岁的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都是他在团队里的“下属”。杰和约斯福家住曼斯菲尔德西南的柏尔逊市，上的是那儿的柏尔逊中学。

“我们属于同一波段。”杰·戈林后来对记者说。他和戴文一样，言辞中不时夹带一些军事术语，“我们都明确地知道我们今后将做些什么，我们这一辈子将做些什么。”

三个人向往的都是军人生涯，戴文进空军，杰和约斯福加入海军陆战队。在过去的两年里，三个好朋友经常形影不离，亲如兄弟，也经常在一起谈论世界各地的战争，分析战况。“我们不止一次地想象过，某一天，由戴文驾机，把我和约斯福送到敌方的某个隐蔽地带，空降下去。”杰·戈林讲到这里，脸上绽开了孩子气的笑容，又补充说，他和约斯福都很愿意被空降到热带丛林地区，而不要去什么冰天雪地的荒山秃岭。

然而，戴文·格兰蒙也有他鲜为人知或尚未被人们察觉出的另一面。据杰·戈林讲，所有的变化都始于1995年的夏天。那个暑假，戴文去加拿大的渥太华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国际军校生交换项目”，遇到了一位俏丽风­骚­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候补女军官，并在她身上丢失了他的童贞。回到美国后，“一连好几个星期，戴文张口闭口都是这个‘海伦’，而且书信不断，电话不断，电子邮件不断”。

也许是戴文·格兰蒙以前一直把持住自己不与女生交往，初尝禁果便使得他无法自已，无法自禁，无法自拔。“我和约斯福看他实在是爱得太辛苦，也太痛苦，便费了很大的劲说服他放弃这场不切实际的、跨越了半个地球的爱情游戏。‘嘿，戴文，’我说，‘­干­吗不就近在美国找一个？’戴文就找到了黛安娜·扎摩拉。”

黛安娜·丽·扎摩拉比戴文小三个月，剪一头深棕­色­的短发，瘦瘦的，个儿不高，只有160米左右，但却­精­­干­。她也是空军少年后备队成员，与杰和约斯福同在戴文指挥的团队里。黛安娜住在另一座城市，曼斯菲尔德西面的克罗利市，是克罗利中学12年级的学生。克罗利中学与曼斯菲尔德中学相距大约20英里，合30多公里，好在黛安娜和戴文都已经有了驾驶执照，20英里“不过是一踩油门的事”，更不用说与远在天边的澳大利亚相比，简直就是近在咫尺了。

在扎摩拉家的四个孩子中，黛安娜是年龄最大的，也是最懂事的，而且和所有少年军事团体成员一样，无论在家里在学校，都是最听话，最守纪律，也最有毅力的。黛安娜每天早晨6点准时起床，趁着弟弟妹妹们还在熟睡，上学之前先要自习一个小时，因为放学以后她就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了。黛安娜的父亲是一名电工，但总是在失业，也总是找不到工作。当护士的母亲一人兼着两三份工作，把三个弟妹和全部家务都留给了17岁的大女儿。最近，经济拮据使扎摩拉家拖欠了太多的贷款，房子被银行收走了，六口人只好挤进外祖父家里。人多房子小，家里总是乱糟糟的。

尽管日子过得艰难，黛安娜却一直在自己的心底深处保留着一个幻想：她要上大学。黛安娜知道，那是她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黛安娜在上8年级时听说了军事院校的教育计划，凡是符合条件的年轻人，只要承诺毕业后至少在军中服役五年，便可获得包括生活费在内的全额奖学金。

但要“符合条件”却谈何容易？譬如三大军校中顶尖儿的陆军官校，或老百姓俗称的西点军校，对学生成绩的要求不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而且学生还必须经过严格得近乎苛刻的政审关和体检关。这也难怪，因为和哈佛大学一样，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里不仅出过数位美国总统，其在校生中亦常有不少高官之后，甚至世界各国的皇室家族成员。随着现代化高科技被引入军队，陆军的技术成分相对于海军、空军略低，所以西点军校便将其教学重点转为培养新一代的指挥人才。目前美国各大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中就有不少西点毕业生。

所以，黛安娜·扎摩拉事事处处都必须付出比其他同龄人更多的努力。她和戴文一样，几乎没有时间参加同学中的派对，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时间约会，没有时间享受青春。她和戴文一样，梦想着有一天能跨入空军军校，并在退伍之后到国家宇航局工作。她也和戴文一样，成绩优异，是一位令父母家人感到骄傲的女孩子。黛安娜的母亲就曾非常自豪地说：“我知道，她想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到。”

然而，黛安娜的生活中毕竟有太多太重的压力。这些压力不单来自她的理想，她对自己的要求，来自扎摩拉家的经济状况，也来自她父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听说父亲背着母亲与别的女人鬼混时，黛安娜气愤异常。有几次，她实在无法宣泄自己内心的痛苦，便狠命抽打自己的胳膊，甚至用刀子在自己身上“放血”，并连声说她“痛恨自己”。后来有心理学家指出，这些行为都属于典型的“自虐症”。

跨越“障碍”(6)

除此而外，黛安娜的母亲一方还是一个很有宗教传统的大家庭。她的外祖父是一位牧师，并在沃斯堡拥有自己的教堂。黛安娜从记事起就在每个星期天跟着父母一起去外祖父的教堂做弥撒。母亲家的女孩儿，包括黛安娜的几位姨妈和表姐妹，自小受到外祖父的教诲，都非常看重自己的贞­操­。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当年，黛安娜的父母就是在外祖父的教堂里相识、相知，而后结为了夫妻。多少年后，黛安娜的父亲又在同一所教堂里遇到了他的情人。

就这样，戴文·格兰蒙开始和黛安娜·扎摩拉约会。

用杰·戈林的说法，­性­情古怪而又独断专行的黛安娜“给戴文带来了似乎是无穷无尽的麻烦”。杰说：“我一直将戴文视为我的兄长，视为在发生危机时，可以替我们出谋划策、帮助我们渡过难关的人。但是现在，他自己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着危机。”

先是在一次空军少年后备队的团队会议上，戴文和黛安娜频送秋波，还相互用胳膊肘碰来碰去，引起了众人的不满。然后，黛安娜开始公开违抗戴文的命令，也拒不完成自己的任务，或履行自己的职责。再后来，两个人一起缺席了几次空军少年后备队的训练和活动。直至1995年11月下旬，戴文·格兰蒙被上级解除了团队的指挥权。

也是在这同一段时间里，戴文一改他多年来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蓄起了长发，戴上了戒指等首饰，并穿上了印有摇滚歌星的T恤衫，还用他父亲的信用卡替自己驾驶的家用卡车安装了一套价值2000美元的音响设备。很快，戴文买来了传呼机，没几天，又在腰里别上了一只崭新的手机。戴文开始带着黛安娜逛夜总会，喝啤酒，开始出入于一些派对和舞会，开始超速驾驶，甚至酒后开车。

戴文对他的枪支也越来越不严肃，不负责任了。有一次，他在自家前院没事儿打着玩，一气儿­射­光了一匣子弹。还有一次，把自己卧室的地板打穿了一个孔。有时候和黛安娜出去兜风时也带着枪，路上见到野猫野狗抬手就打。

两个人的关系也给黛安娜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黛安娜没有车，就经常驾驶戴文的那辆家用卡车。9月底的一个晚上，黛安娜独自开车回家，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失去控制。卡车冲出路面，滑下斜坡后又打了一个滚，差点儿让黛安娜送了命。最后，卡车侧倒在土沟里，刚好将黛安娜伸出车窗外的左胳膊压在了下面，五个指头被轧得血­肉­模糊。后经大夫的全力抢救，左手总算没有残废，但据大夫说，某些功能却是再也无法恢复正常。

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见到戴文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在11月初的一个周末，戴文去卢勃克参加越野长跑区域赛回来，第二天就找到杰。“他只字不提比赛的事，却大谈他的又一次艳遇。”杰·戈林回忆说。“他说他和一个女孩子开车到了一所小学校的停车场，但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是谁，或是哪个学校的。说实话，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认真地听他讲，因为他的那些和女孩子之间的故事我早就听腻了。”

然后就到了12月4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一。

如果曼斯菲尔德警方不是像莉安·勃克和爱波儿·格罗曼那样，对戴文·格兰蒙说的话深信不疑，如果他们例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他们就不会一直等到9个月以后才听到杰·戈林的故事——

“笃笃笃……笃笃笃……”杰·戈林被急切的敲窗声吵醒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他不知道这声音响了多久，只迷迷瞪瞪地从地铺上爬起来，机械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戴文？”杰低语道，一面打开玻璃窗，摘下纱屉。他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到戴文了。

“戴文，”杰又叫了一声，伸出“反扣手”——一种在军事课上学来的战地救援方式——将戴文拉进到漆黑的屋里。“怎么回事？”

“别问。”戴文说，以他特有的简洁而不容多嘴的口气。

窗户朝向一条僻静的后街，戴文已经在夜里爬上爬下不止一次了。敲窗，开窗，摘下纱屉，翻窗进入，再将纱屉放回去。杰的父母同意不过问他和朋友们之间的这些事，只要不影响邻居，并且每次记着把纱屉安放好。于是，在朋友们的口中，这扇窗就被叫成了“杰的前门”。

戴文已经在夜里爬上爬下不止一次了，但从来没有这么晚过。所以，杰又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我得在你这里耽搁一会儿。”戴文答非所问，“黛安娜也来了。”

戴文探出半个身子，用两只手把黛安娜拖进屋来。黛安娜嘟嘟囔囔地和戴文说着什么，杰没注意听，他正摸索着将圣诞树彩灯的Сhā销Сhā入墙角的电源Сhā座，不大的屋子里顿时便有一片红红绿绿闪烁起来。黛安娜仿佛害怕光亮，往旁边紧挪几步，躲进了­阴­影里。彩灯其实很暗，杰只能隐约看见戴文穿了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越野队的灰­色­T恤衫。

虽然才是12月初，几乎从不下雪的得克萨斯州也已然有了圣诞节的气氛。杰·戈林装点的圣诞树与众不同，在顶端通常应该Сhā一颗五角金星或一位天使的地方，他安放了一架C-13战斗机的模型。和戴文一样，杰周围的一切似乎也都与“军队”或“军事”关联着。房间里的一堵墙从顶到底覆盖着一只很大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军事用品：子弹匣、防毒面具、匕首、绳索、AK-47弹药袋、各式飞机的说明书，等等。靠另一面墙是一张铺了席梦思垫子的单人床，但杰很少在上面睡觉。无论春夏秋冬，他都睡在硬木地板上。

跨越“障碍”(7)

“我们从没有来过这里，OK？”戴文对杰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根本没有来过这里。”戴文加重了语气。

“怎么回事？”杰已经是第三次问同样的问题了。

“别问。”戴文重复道，“记住，我们没有来过这里，所有的这一切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戴文，我特难受。”黛安娜一边说一边揉着她那只还打着石膏的左手。

“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的。”戴文安慰道。他和黛安娜说话时的口气显得温和多了。

戴文问他和黛安娜可不可以用一下卫生间，杰说当然，没问题。

杰不用指点，戴文知道卫生间在哪里。事实上，戴文对这里的一切熟悉得就跟自己家一样。在戴文和黛安娜约会之前，他放学以后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戈林家里度过的。

听着戴文和黛安娜蹑手蹑脚地朝卫生间走去，杰躺回到自己的地铺上。他让圣诞树上的彩灯亮着。

卫生间里的水哗哗哗地响了一会儿，戴文出来问杰借一条短裤。杰给了他一条黑­色­的。

又过了很长时间，大约30分钟左右，戴文和黛安娜一起出来了。戴文穿着杰的黑短裤，但没换T恤。戴文搂着黛安娜在书桌旁边的地板上躺下，没有铺垫子，也没有盖毯子。杰能听得出来黛安娜在瑟瑟发抖，过了一阵，又开始低声啜泣。

杰迷迷糊糊正要睡去，戴文和黛安娜便起身说他们该走了。杰送他们到窗口，又伸出“反扣手”，把戴文顺到底下的地面。

“记住，这一切从没有发生过，”戴文说，“这是最高机密。绝密，OK？”

“知道了。”

“谢了，哥儿们。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早晨，杰赶在父母起床以前查看了卫生间，心想戴文和黛安娜不要留下什么脏乱或不合适的物件才好。但卫生间里擦拭得­干­­干­净净。

戴文没有归还杰的短裤，杰也没敢向他问起。显然，两个人都不愿再谈起那个夜晚。“绝密，OK？”

在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交往之前，两边家里的父母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婚变。

那年初夏，戴文的母亲离家出走，留下年过花甲的丈夫和小儿子相依为命。格兰蒙是一个保守的家庭，所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对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戴文也从不跟人谈起这件事。只是很快，戴文便在加拿大遇到了海伦，不久又开始和黛安娜约会，并有了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

黛安娜则是在那年夏天第一次撞见了父亲的情人。期末考试期间，一日，黛安娜比平时放学早了点，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正在和情人鬼混。黛安娜躲在外面听了一阵，然后怒不可遏地破门而入，吓得那女人跳窗逃走。黛安娜这一闹非同小可，原本还碍着面子的母亲先是将丈夫撵了出去，然后又带着大女儿一起打上那情­妇­家的门，反被情­妇­告到法院，说她们母女俩­骚­扰她。在母亲最痛苦难当的那段日子里，黛安娜正好放暑假，遂整天陪着母亲以泪洗面。

后来有专家们认为，戴文和黛安娜开始约会时，双方都由于这些家庭的变故而处于某种失落状态，都需要抚慰，需要倾诉，需要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一个支撑点，就如同一个溺水的人一把抓住身边的随便什么物件。这种以寻求慰藉为目的的关系，与在战乱、灾难和不同形式的危机中发生的感情一样，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功利­性­，因而也包含了很大的不健康成分。

所以在他们一开始的关系中，在外人看来，黛安娜似乎处处占着上风，戴文对她差不多是百依百顺，甚至不惜得罪朋友。以前每周二晚上的空军少年后备队活动时，戴文都要顺路接送他的两个小兄弟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两年多来，一直是三个好朋友挤在戴文的卡车里有说有笑。自从黛安娜进入了戴文的生活，杰和约斯福便被扔到了卡车的露天后厢，戴文自己则在驾驶室里和黛安娜又搂又抱。

其实黛安娜也有自己的心事。一方面，戴文对她关爱有加，无微不至，但是很明显，戴文根本就瞧不上扎摩拉家的人，每次去黛安娜家里总是大大咧咧，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神­色­间颇有鄙夷之意，而且从不作自我介绍，或主动跟人打招呼，也很少与其他人聊天交谈，自始至终只和黛安娜呆在一起。扎摩拉家的亲戚们虽然也不喜欢这位自视颇高的年轻人，但都说只要黛安娜愿意，他们就会为她祝福的。

更要命的是，戴文不断地向黛安娜提出­性­要求。和她母亲家的女人们一样，黛安娜视贞­操­为生命。10年级时，她曾经有过一个小男朋友，后来就是为了这个掰了。尽管黛安娜一再告诉戴文，要等到结了婚才能Zuo爱，但戴文却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反复争执交锋的结果，最后，双方各让了一步：戴文同意与黛安娜订婚，黛安娜也放弃了她苦守多年的道德防线。

就这样，约会不过一个月，戴文和黛安娜便匆匆宣布订婚。这则消息使他们周围的不少人深感意外，但除了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有一些看法外，大多数人都以为这两位少男少女真正是坠入了爱河。订婚的那天，黛安娜兴奋异常，她不停地告诉女友们，她和戴文已经将结婚日期定在了五年之后的2000年8月13日，届时他们俩都已经从军校毕业，并被授予少尉军衔。

跨越“障碍”(8)

差不多一年以后，《得克萨斯月刊》记者思季普·霍兰沃兹在他的报道中写道：“他们计划租一辆豪华大巴，把所有得克萨斯州的亲朋好友们都接到空军官校那座著名的教堂。教堂里面，戴文将身着笔挺的军礼服，他的新娘则披戴着洁白的婚纱。婚礼的结尾处，这对新人将手挽着手，一起从其他军校生交叉的剑锋下走过。”

这简直就是只有在小说里或电影上才能出现的场面。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不像他们想象得那般美妙和浪漫。黛安娜第一次和戴文做完爱后，马上就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她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母亲和几位姨妈们。差不多就在这同时，黛安娜出了那次车祸。

黛安娜惶惑、不安，她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太随便、太轻易就放弃了少女宝贵的贞­操­。所以，她一面反反复复地对戴文强调，他们的爱情必须是多纯洁，多完美，多专一，掺不得一点儿杂质，他们双方都必须信守自己许下的诺言，永远忠实于对方，永远是对方生命中的唯一；一面又——多半是在她心情欠佳的时候——无休止地追究盘查戴文过去和现在与女孩子们的交往。尤其是，戴文和黛安娜上的是不同的学校，又不住在同一座城市，这无疑更加重了黛安娜的担心和多疑。

12月初的一个晚上，戴文带黛安娜外出后送她回家。他们把车停靠在扎摩拉家门前的街边，两个人坐在车里。

以下章节中戴文和黛安娜对当时事件的描述和追忆引自后来他们各自向警方的供词。

“我又开始追问他和一些女孩子的关系，”黛安娜交代说，“因为他无意中说起，我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女朋友。”

黛安娜要戴文列举出他所认识的全部女孩子的姓名。谈话过程中的某一刻，戴文提到了亚蒂安·琼斯。但因为是和别的名字一起出现的，所以并没有特别引起黛安娜的注意。

当这对情侣的谈话变得不那么甜蜜，不那么顺利时，戴文建议他们下车进到屋子里去。戴文想换一个话题。

“我们又吵起来了，吵得很凶，”黛安娜说，“因为他要我复习SAT大学入学考试，但是我不愿意。”

几分钟后，两个人好像开始安静下来时，戴文转向黛安娜，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马上就意识到了他要说什么，从他的语气，和他看我的眼神儿。”黛安娜回忆说。

“你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女孩儿，”戴文接着说，“我以前还和别人做过爱。”

黛安娜惊呆了，瞠目结舌：“你是说，当你和我约会时，你已经不是处男了？”

“不，那时还是。”

但这个回答更糟，也就是说，戴文在与黛安娜交往之后，又和别的女孩子发生了关系。

戴文讲到了11月4日的那个星期六，学校越野队到卢勃克参加中学生越野长跑区域赛。卢勃克在得克萨斯州的西北部，距曼斯菲尔德大约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学校派了一辆校车送他们。去的路上，戴文和亚蒂安·琼斯偶然坐在了一张椅子上。亚蒂安活泼健谈，两个人一路上谈笑风生。回来的路上，他们俩又坐在了一起，但这次倒不见得是偶然的了。

亚蒂安没有车，所以到了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停车场，是戴文主动提出送亚蒂安回家。戴文后来说，他当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提出要送亚蒂安，因为他不能想象自己和一个女孩子聊了一路，然后不打招呼一拍ρi股就走，将女孩子孤零零地扔在停车场。戴文历来被认为——而且他自己也觉得是有一点骑士风度的。

亚蒂安上了车，坐在戴文右手的副驾驶座上。她告诉了戴文她家的地址，然后一路指点着戴文在什么地方如何拐弯。最后，亚蒂安将戴文指点到了一个荒僻的去处，一所小学校后面的停车场。多年前，戴文的父亲曾在这里当过校长。

接下来的事情便可想而知了。

但令戴文不可想象的是黛安娜的反应。“当我说完后，我感到黛安娜的生命似乎从她的身上剥离掉了。她愤怒、狂暴，而且彻底地崩溃了。”戴文后来告诉警方。

等到生命重新回到黛安娜的身上，她便变成了一场狂野的风暴，或者用戴文的语言，“一场核爆炸”。“我发疯似的尖叫着，质问他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一面又痛骂自己。我记得伸手去抓那个铜的东西，那支铜棍，照着他就劈了下去。”那是壁炉前的一把铜质火钎。“戴文将它从我手中夺走。他试图安慰我，让我冷静下来，因为我不顾一切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他想保护他自己不受伤害，也想保护我不要伤了自己。我不听，拼命地把头往墙上撞，等后来倒到了地上，又在地板上撞。我当时只想把我的头骨撞裂，因为我真的不想活了。”

戴文终于意识到他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但是为时已晚：“至少有一个钟头，她不停地嚎，不停地哭。我简直都不能想象人类会发出那样撕心裂肺的声音。那不是嫉妒。对黛安娜而言，在11月的那次毫无意义的事件中，她被欺骗了、背叛了、出卖了，被完完全全地冷落了、忘记了、抛弃了。她苦心维系的纯洁和完美也在那一刻被野蛮地玷污和撕碎了。”

而黛安娜觉得，就在那一瞬间，她的全部生活和生命，她的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无情地摧毁：“我觉得我失去了一切。我的左手再也不可能恢复原状，我的家庭被经济拮据压迫得快要支撑不住了。现在，他又来告诉我，我视若神圣不可侵犯的贞­操­被毫无价值地践踏殆尽。我已经丧失理智，我已经无法思考，事实上，我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思考。我对着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杀了她，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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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9)

“对我来讲，索取亚蒂安的生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年后，戴文对警方解释道，“我简直不敢相信她会对我提出那样的要求。但是，黛安娜那双勾人魂魄的眼睛常常逼得我走投无路。我不能想象生活中没有她，也从没有想过要失去她。说实话，我对亚蒂安并无恶感，但是，我和黛安娜之间绝对容不下第三个人。”

黛安娜也清楚地知道她对戴文可以影响到什么程度：“他吓坏了，根本就不可能说出一个‘不’字。我还在往楼板上撞头。戴文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快息事宁人。而以当时的情形，能使我平静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答应我的要求。戴文当即承诺说他一定照我说的做。戴文对我从来都是恪守诺言的。”

后来有记者评论这一段时指出：“且不讲黛安娜自欺欺人，她明知道戴文已经违背了他们作为未婚夫妻的诺言。更令人费解的是，黛安娜似乎从没考虑过向戴文复仇，只一味地要求惩罚亚蒂安。”

几天后，亚蒂安·嘉西卡·琼斯的遗体告别仪式。

戴文·格兰蒙本来是极不情愿去的，但是他躲不掉，琼斯夫人琳达专程到曼斯菲尔德中学邀请了全体教职员工，以及女子足球队和越野长跑队的队员们。

现在，戴文身穿黑­色­西服，和他的队友们一起站在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中靠后的地方。讲台上，死者的父亲比尔·琼斯先生正在发言：“你将永远不可能再设计、塑造、创造或重造出比她更纯洁、更善良、更聪明、更具有献身­精­神和独立意志、也更美丽的孩子。”琼斯先生背后的墙上，挂着亚蒂安几个星期前刚刚拍摄的那张艺术照。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柔美的头发，熠熠生辉。亚蒂安面带微笑，显得既俏皮可爱，又楚楚动人。琳达·琼斯悄悄地放大了这张相片，原本是想作为圣诞节礼物给女儿一个惊喜的。没想到，却用在了她的追悼会上。

戴文流泪了。他突然很希望亚蒂安还活着，很希望时光能倒流。“但愿我能够开车送亚蒂安回家，”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自己也回家好好睡一觉。然后在12月3日早晨醒来，让一切重新开始。”

然而，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开始，因为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在曼斯菲尔德中学，有许多孩子是平生第一次经受同龄人的死亡，他们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亚蒂安的影子。“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一位11年级的女生说。

每一个人，只除了戴文·格兰蒙。当亚蒂安的不少朋友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二知己，相互倾诉和倾听时，戴文保持着沉默。“他只是坐在那儿，”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听着别人的议论，自己却很少Сhā言。”孩子们想，戴文一定和他们大家一样悲伤，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一些和亚蒂安比较接近的女孩子则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有人猜测，她也许是因为知道了什么事情才被人杀了的。”爱波儿·格罗曼说，“所以我们想：‘凶手会不会认为她也将秘密告诉了我们，然后再把我们杀掉。’”

“而且好多人都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觉得凶手就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漫步，在楼道里行走，甚至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爱波儿补充道。

感觉恐惧的不光是孩子们。自从在自家的牧场上发现了那具尸体，加利·福斯特夜不能寐。福斯特家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原野草场之间，周围有密林环抱。来过他们家的客人都夸这儿景致好，又幽静，又闲逸。但是现在，这种静谧却令人窒息，仿佛隐伏着杀机。

“我最担心的就是，”加利告诉记者，“万一案犯以为我们看见了什么。这一带方圆几百码只有我们一家，谁要是想对我们下手，简直易如反掌。”

当谈及对本案的看法时，加利说：“这很可能和毒品有关。”得克萨斯州南面与墨西哥接壤的地带，国际贩毒活动十分猖獗，“若果真如此，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并且，凶手只要杀了一个人，再杀十个八个对他来讲就算不得一回事了。”

其实都用不着有什么风吹草动，单是想一想这些，便会令不少人毛骨悚然。从此不管白天黑夜，福斯特家皆门窗紧闭。福斯特夫­妇­本来是有枪的，但是加利说：“一旦有情况发生，我恐怕会吓得连那些枪放在哪儿都想不起来了。”

福斯特夫人薇蒂下班较晚，又正值冬季日头短，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就是从下车到家门口的那段不足10英尺的距离，她也不敢一个人走。“总感觉有人在林子里的某个地方盯着我们。”所以薇蒂每次都要等到加利出来接她。

加利自己更是杯弓蛇影。据薇蒂·福斯特说，整整两个星期，每当­色­登路上传来汽车的声音，她的丈夫无论正在做着什么，都会惊恐万状地一跃而起。而且那段时间，­色­登路上的车又特别多。人们都想到亚蒂安·琼斯最后倒下的地方亲自凭吊一番。

悼念这位16岁少女的另一个去处是在她的家门口。亚蒂安的房间临街，琳达·琼斯每天照例要到那里打扫收拾，但房间的窗帘却是再也没有放下来过，而且通宵达旦地亮着灯，故而人们可以从外面看见亚蒂安的梳妆台、书架，还有墙上的照片，以及那些极富少女特征的装饰。

在亚蒂安曾经工作过的“金牌炸­鸡­”餐馆，经理婷娜·多伦说，“亚蒂安是我们的明星店员，她非常风趣，她有本事给她身边每一个人的脸上放上微笑，深得顾客和员工们的喜爱。自从她出事以来，我们的业务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店里没有一个人不伤心的，所以顾客进来后看不到一张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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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0)

在曼斯菲尔德，提心吊胆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喜欢户外锻炼，琼斯家的邻居中原有不少人每天下班回家或晚饭后都要出门跑一跑，跳一跳。然而现在，天一擦黑大街上就几乎看不见人影，因为一名大草原警署的办案人员对记者说，亚蒂安·琼斯可能是在跑步时被歹徒劫持，而后惨遭杀害的。严格地讲，警察的这一席话没有什么根据。但在当时，市民们并不知道亚蒂安的跑鞋其实还留在家里。

一位司法界的专家曾经说过：“市民们感到了不安全，便意味着警方工作的失误。”

曼斯菲尔德和大草原的警察们也知道，能够安抚人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快缉拿凶犯归案。当不少家长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时，警署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他的孩子会受到伤害。”

记者们就像一群接嘴很快的孩子，随即在报道中指出：“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警方会在近时期内破案。”

案发的第二天，大草原和曼斯菲尔德两地警署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由来自大草原的两位名叫丹尼斯的警探，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以及曼斯菲尔德方面的茱丽·贝恩共同负责。专案组设在曼斯菲尔德警署，却是受大草原警署凶杀处的指挥，因为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地面儿，而受害者的家庭、学校、社会关系等等又是在曼斯菲尔德。通常，这种跨辖区的合作都不会是十分圆满的，但因为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已经成为当地各报的头版新闻，这在客观上给警方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媒体盯着呢，”所以双方倒都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以高姿态携手办案。况且，一方出男的，一方出女的，这本身就奠定了愉快的合作基础。

大草原更靠近大都市，犯罪率相对高，那里的警方不单在人员上多出曼斯菲尔德五倍以上，而且经验丰富。但曼斯菲尔德亦非世外桃源，特别近十几年来随着达拉斯-沃斯堡的急剧膨胀，这里的人口翻了一番，犯罪率也以差不多相同的速率上升。如若把亚蒂安·琼斯命案算给曼斯菲尔德，便是该市历史上的第50桩凶杀案，或1995年的第三（或第四）桩凶杀案。是年年初，一个已经与老婆分居的男人先开枪打死了老婆的男朋友，而后绑架了老婆。

几个月后，20岁的詹妮佛·叶科尼谋杀了她的父亲和继母，以攫取其人寿保险。

另一起案子实际上发生在1993年。38岁的离婚男人司笛文·罗巴孜当时被认为是自然死亡，直到几个月前，他十几岁的女儿，也是曼斯菲尔德中学学生的玛莉·罗巴孜偶尔跟朋友说起，其实是她杀死了老爸，因为她想和母亲住在一起。玛莉从学校的化学课上偷来乙酸钡，在司笛文的饭里下了毒。

联合专案组很快便着手查访亚蒂安·琼斯的同学朋友。

“一般来讲，一个成年人的朋友圈子大约是20人左右，”大草原警署凶杀处处长恰克·沙契对记者说，“但是高中学生就不得了了，可以从100人到150人不等。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在不同的课堂上遇到不同的同学。”美国的高中和大学一样，实行选课制。“像亚蒂安这样的女孩儿朋友就更多了。她本身是一个活跃分子，参加了学校的各种运动队和俱乐部，还在‘金牌炸­鸡­’餐馆里打工，那里也是一个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地方。”

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孩子们非常踊跃地接受警方的询问，也主动提供情报。当时，奥维顿信用银行已公开悬赏一万美元，征集与案情有关的线索。但在警方看来，学生们的热情其实和赏金没有太大的关系。警察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孩子远不如大人成熟，也不懂得负责任。”恰克·沙契说，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因此，他们把不管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有流言蜚语、小道消息全都报告给我们。事实上，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因为对孩子们而言，任何出现在他们脑海里的想法，哪怕只是一闪之念，都可能会被当作是事实。”

所以，有的孩子认为亚蒂安之死与毒品有关，尽管谁也没有看见或听说过亚蒂安吸毒，但是某某电影上曾经描写过如此这般的情节，对不对？

有的孩子猜测亚蒂安是在丹顿的“通宵夜宴”上被杀的。丹顿在沃斯堡北面，离曼斯菲尔德开车一个钟头。但像亚蒂安这样喜欢热闹的“派对动物（Party Animal）”，无论多远都会去的，是吧？

还有的孩子怀疑上了亚蒂安的一位朋友，因为亚蒂安曾向那女生的母亲打小报告，说她女儿在一个派对上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从此两个人就有些不对付。

专案组也找了越野长跑队的每一个队员谈话，包括戴文·格兰蒙。当时警方已经从琳达·琼斯那里听说在亚蒂安被害前的晚上，有一个“越野队的戴文”曾打过电话。但是在访谈了那么多“颠三倒四”的孩子们之后，戴文的说辞显得特别令人信服。何况他又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说话就要上军校了。

根据警方当时的记录，戴文告诉办案人员，那天晚上，在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段里，他一直和他的未婚妻在一起。

此话不假。只是没有说，他们在一起­干­了什么。

戴文幸运的是，黛安娜·扎摩拉和杰·戈林都既不在曼斯菲尔德，也不在大草原，否则警方真的有可能会问出点什么来。

跨越“障碍”(11)

按照常规程序，警方先要从亚蒂安·琼斯的父母家人查起。

办案人员找到比尔·琼斯：“你知道，所有有作案机会的人，我们都得一个一个地查，其中也包括你。我们不是来这儿给你添堵，只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合作——如果你愿意的话。”

比尔·琼斯通力合作，他当即就答应了专案组的要求，同意到警署做测谎试验。恰克·沙契处长特别迷信测谎试验，倒不是说这试验有多­精­确，但它至少可以衡量一个人与警方合作的诚意。“当有人想要隐瞒什么时，你通常就会遇到麻烦。”沙契处长说，“是的，按照宪法，每个人都有权拒绝做测谎试验。但一般来讲，一个人若是清清白白，他便不太可能对警察说：‘不，我不做。宪法并没有规定我一定得做，对不对？’他会说：‘如果需要我效劳，请随时通知。’”

比尔·琼斯就是这种态度。“他的孩子被杀了，他知道他有作案机会，他也知道自己是清白的，所以他说：‘好，没问题。’非常爽快。”沙契处长回忆说。

办案人员重点调查的另一个人是特藜莎，一位被曼斯菲尔德中学开除的女生，因为不少孩子都向警方提到了她。大约一年前，特藜莎怀疑她的男朋友在和另一个女孩子克利丝蒂·克拉克约会，便­操­起一根­棒­球棍，打断了克利丝蒂的鼻梁，打碎了她的颧骨，砸开了她的后脑勺，后来送去医院缝合了一共45针！警方相信，特藜莎确有置人于死地的暴力行为，更重要的是，她还有作案动机。克利丝蒂是亚蒂安·琼斯的好朋友。在法院就开除特藜莎学籍而举行的听证会上，亚蒂安曾出庭作证。事后有人听见特藜莎威胁亚蒂安说：“我不会放过你的！”

但警方调查的结果，证实特藜莎——还有她的前男友与亚蒂安·琼斯谋杀案毫无关联。

当然，办案人员也没有漏掉特拉瑟·史密斯，亚蒂安的新任男友，特别是，据琼斯夫­妇­报告说，亚蒂安出事以后，特拉瑟便再也没露过面，甚至没有打电话问候，十分可疑。

警方马上传来了特拉瑟·史密斯。特拉瑟承认在案发当晚，他确曾给亚蒂安打过电话，但那天晚上他哪儿都没去，一直呆在家里，他的父母家人和邻居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经查实，特拉瑟讲的是实话，而且，他也通过了测谎试验。

令警方感兴趣的是特拉瑟·史密斯提供的一条线索。他说在他和亚蒂安通话的过程中，亚蒂安又接到了另一个电话，她告诉特拉瑟那是“勃莱恩”打来的。

“你确定她说的是勃莱恩，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比如，戴文？”办案人员问。

特拉瑟很认真地想了想：“她说的确实是勃莱恩。”

亚蒂安还说，勃莱恩遇到了一点烦心的事，情绪低沉，想找人聊聊。

亚蒂安的朋友中有不止一个叫“勃莱恩”的，她当时在电话上并没有对特拉瑟提到“勃莱恩”的姓。警方后来在亚蒂安记事本的通讯录上发现了一个“勃莱恩”的电话号码：勃莱恩·麦克缪伦。

“金牌炸­鸡­”餐馆的另一位同事也证实，亚蒂安在12月3日那个星期天曾说起过，晚上要见一位“勃莱恩”。

而且，根据亚蒂安弟弟加斯汀·琼斯的证词，他在12月4日凌晨两点到亚蒂安房间关闹钟时，看见窗外有一辆家用卡车。勃莱恩·麦克缪伦开的就是一辆铃木牌家用卡车。

所以，警方的手里曾有过一通电话和两个来电者，琳达·琼斯说是“戴文”，特拉瑟·史密斯说是“勃莱恩”。两相比较的结果，专案组更愿意相信是“勃莱恩”，便也就不再对“戴文”深究了。

17岁的勃莱恩·麦克缪伦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排行老三。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体质较弱，又因为自小有些发育上的障碍，长期服药，造成了某种­性­格上的偏颇。勃莱恩其实是很乐意助人的，邻居或同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总是随叫随到，不少人都说他温和、善良，但与同龄人相比又显得不够成熟，缺乏社会经验，因而不善于与人交往，在学校里常常被欺负、取笑，以至于落得了一个“小丑”的绰号。如此种种的不顺心，使勃莱恩年纪轻轻便染上了忧郁症，但又不是那种只憋在肚子里面的忧郁。勃莱恩心头一犯闷就想找人说话，而且特别愿意找女孩子，大概由于女孩子们比较富于同情心。勃莱恩原先也是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学生，但在一年前上10年级的时候辍了学，因为他不知什么时候又出现了另一种心理症状，怕热闹，周围人一多就浑身不自在，甚至是一种战战兢兢的样子。

勃莱恩·麦克缪伦很不懂得察言观­色­，所以他虽然经常做好事，却也经常讨人嫌。比如他在街坊中是出了名的热心肠，但又因为喜欢在家门口弹电子吉他而搅扰得四邻不宁。某年独立节的前两天夜里，勃莱恩突然兴致大发想放炮仗，便不顾夜深人静地弄出一片响。更糟糕的是，他竟然拿出家里的手枪对着鞭炮­射­击，结果招来了警察。再比如，勃莱恩在“艾可德”杂货店工作，亚蒂安·琼斯曾在旁边的一家三明治店里打工，因为在路上遇见过几次，聊过几句，他便缠上了亚蒂安。到后来，亚蒂安一看见勃莱恩进三明治店就往柜台底下躲。

就是这样的一个“麻烦多于朋友（with more trouble than friends）”的问题少年，被接二连三地传进了警署，先是在曼斯菲尔德，后来又去过大草原。勃莱恩的父亲告诉专案组，谋杀案发生的晚上，勃莱恩一直在家里，但警察们不相信。因为在警署办公室，勃莱恩先对办案人员说他不认识亚蒂安，后来承认认识了，又不记得12月3日晚上他是否给亚蒂安打过电话。勃莱恩说那天晚上他在外面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也许他确实在半夜两点去接过亚蒂安，但他真的想不起来了。又说自己得了忧郁症，是因为看到别的男孩子都有了女朋友，唯独他没有。

跨越“障碍”(12)

勃莱恩的父亲拒绝让儿子做测谎试验，这又引起了警方更多的怀疑。麦克缪伦先生说，由于药物的作用——勃莱恩同时服用四种不同的抗压抑类药物——勃莱恩的神经十分脆弱，是那种只要见到警察，没事也会给吓出事来的主儿，所有无论他做没做过坏事，通过测谎仪的可能­性­极小。

办案人员得出结论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思维混乱而又自作多情的小伙子遇到一位漂亮姑娘后发生的故事。于是在12月14日晚上，两位丹尼斯警探找到了法官彼利·密尔施。他们要求逮捕勃莱恩·麦克缪伦的理由之一是，勃莱恩告诉办案人员，亚蒂安头部被头击伤，这在当时是一个警方不曾公开的事实。另一条理由是，办案人员问勃莱恩，如果他杀了人，将会把尸体扔在什么样的地方，勃莱恩描述的假想地点与真实的案发现场非常相似。

12月15日凌晨2点，密尔施法官签署了逮捕令。

几分钟后，六辆警车悄悄地包围了麦克缪伦家。那天晚上出动的是警方的特别行动部队，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配备了激光装置的全自动武器。

“鉴于勃莱恩对亚蒂安所实施的暴行，他被认为是一名危险的嫌疑犯。”警方发言人第二天对记者们解释说，“我们曾请教过联邦调查局的专家们，勃莱恩的个­性­特征基本符合这类案犯的行为方式，所以应尽快逮捕归案。因为他的情绪极不稳定，我们告诉行动组的成员不要敲门，否则他可能会狗急跳墙，伤人伤己。”

行动组在凌晨2点30分撞开了麦克缪伦家刚刚挂上圣诞花环的前门。勃莱恩那两天正患着流感，警察们只往他的肩头上扔了一件外套，勃莱恩便被戴上手铐，光着脚，穿着裤衩带走了。在去大草原警署的路上，小伙子呕吐了两次。

当曼斯菲尔德的市民们惶惑不安的时候，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也同样惊魂不定。现在，周围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这对情侣却仍然没有得到解脱。

那天半夜从杰·戈林的房间翻窗出来后，他们即开着黛安娜父亲的绿­色­马自达车去了扎摩拉家，顺便把戴文染了血的牛仔裤扔进路边的一只垃圾桶里。当他们把车泊进车库时，才在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看见喷溅在车里的亚蒂安的鲜血。戴文赶紧捂着嘴跳了出去，黛安娜看得出来他脸­色­煞白。

“从此以后，一连好几个月，戴文都不敢坐进那辆车里。那段记忆实在是太恐怖了。”黛安娜在向警方的交代中描述道，“所以那天晚上是我洗的车，趁着他在卧室里睡觉的时候。我让他进去躺下，因为他完全挺不住了，去卫生间吐了好几回。”黛安娜洗完车后回到屋里，“我把他挪到壁炉旁边的地毯上，我们俩靠着炉火睡了一宿，一宿都在担心着警察会不会敲门进来拘捕我们。”

警察没有来。恰克·沙契处长后来谈到这桩案子时说：“我一直都对他们讲，如果有不止一个孩子参与作案，那案子就肯定破了，因为总有一个孩子迟早会讲出来的。”

但在当时，警方没有考虑到的，或者说，根本想象不到的，是本案的作案人和知情者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除了戴文，另一名案犯黛安娜住在20英里开外的克罗利市，而且在案发之前从未见过被害人亚蒂安，也不曾接触过她的朋友们。曼斯菲尔德中学没有任何人知道戴文和亚蒂安的那段艳遇，戴文只告诉了他的两个好朋友杰·戈林和约斯福·犹卡沙，他们又都住在柏尔逊市。

“所以，只要他们俩守口如瓶，这个案子对警方来讲，就可能永远是一个谜。”沙契处长说。

然而，戴文和黛安娜并不知道这一点。根据黛安娜的供词，“此后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吃不好饭，他也是。他始终处于一种极度的紧张状态，脸­色­永远苍白。我们俩每天都在想，也许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去教堂，祈求神明的宽恕，更祈求还我们往昔的平静和安宁，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和罪恶感中。”

戴文遭遇的压力更大。如果亚蒂安之死在孩子们中间造成了一场地震，他便是处于震中地区。在曼斯菲尔德中学，“他们在大广播里宣布了这件事，我的同学们全都在谈论着这件事。不论我走到哪儿，不论我朝哪个方向张望，都能看见孩子们在哭泣，或者只是站在那里发呆。而我知道，我便是导致所有这一切的罪恶之源。……我在­精­神上倍觉煎熬。与之相比，空军官校的新兵训练简直就如同在公园里散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那么深重的愧疚”。

很快，周围的人们也察觉到了戴文和黛安娜的变化。戴文在学校里“变得更寡言，总是一副心情沉重的样子，几乎不和任何人交谈，几乎是自我封闭了。但大家都没有往别处想，以为他也是受到了惊吓，极度悲哀。不过他从没跟人谈起过”。一位同学回忆说。

亚蒂安的好朋友爱波儿·格罗曼在艺术课上画了一张亚蒂安的画像，她拿给戴文看。“画得不错，爱波儿。”戴文只说了一句。

当戴文和黛安娜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用两只胳膊环绕着她，好像生怕她逃掉了似的。”黛安娜的一位亲戚说，“两个人仿佛互相包裹掩盖着对方。”

“只要有戴文在场，你简直就不可能单独和黛安娜说话。”另一位亲戚说，“圣诞节那天，她带了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想对黛安娜说我们爱她等等，你知道，就是逢年过节的那一套。最后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单独和她在厨房里，刚讲了没两句，戴文就进来了。”

跨越“障碍”(13)

亲戚们当时都以为，这不过是这对情侣表达爱情的方式。

麦克缪伦一家也备受着煎熬。他们从渥兹堡为勃莱恩请来律师理查德·派司，不久，便从律师那里传出话来说，所谓勃莱恩·麦克缪伦谈到用头砸伤亚蒂安的头部，实际上只是在重复办案人员的问话。

另一方面，警方也始终无法从勃莱恩口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交代”。他们将小伙子关进大草原警署的禁闭室，那是一个只有2米高，2米长，12米宽的小房间。没有床，没有毯子。水泥地中央挖一个坑就算是犯人的马桶。据勃莱恩后来说，禁闭室的墙上遍布­干­涸的口痰、鼻涕、血迹，以及呕吐的秽物，电灯24小时通亮。按照有关规定，被惩罚犯人在这种地方关闭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但勃莱恩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四天。四天里头，他甚至没有足够的水服药，还经常挨饿。然后看守就对着门上的小窗口说，如果你承认自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的凶手，我们就给你汉堡包和炸薯条，或是睡觉的床垫子。办案人员也不允许勃莱恩给家里打电话。当小伙子要求请律师时，警察们说，如果你是无辜的，就用不着律师。

至此，专案组唯一的指望就是那辆铃木牌卡车了。在勃莱恩被捕的同时，警方也拖走了他的车，以查找种种亚蒂安曾在车上的证据：发毛、衣服上掉下来的纤维、甚至血迹等等。待勃莱恩在监狱里孤零零地过完了圣诞节和新年，查验结果出来了。泰兰特地区犯罪现场实验室宣布，他们没有在铃木牌卡车和麦克缪伦家中发现任何与本案相关的线索，也没有搜到作案工具，如手枪、子弹或头类重物。

同时，理查德·派司与有关方面接洽，为勃莱恩安排了一次测谎实验，小伙子顺利地通过了，并且如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主持本案的助理检察长亚伦·列维所指出：“他不是勉强通过，而是差不多完全通过……我们问了他三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我相信，勃莱恩·麦克缪伦与亚蒂安·琼斯命案毫无关联。”

就这样，在美国人阖家欢乐的圣诞节长假期被囚禁了三个多星期后，勃莱恩·麦克缪伦的案子于1996年1月7日撤诉。

但办案人员们对检察长办公室的决定不服，他们坚持认为勃莱恩·麦克缪伦就是本案的真凶，坚持对勃莱恩的调查将继续进行。勃莱恩的律师理查德·派司闻听此言后据理反驳道：“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我的委托人……警方在本案调查中的所作所为粗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如果大草原警署确实希望有朝一日在法庭上见到勃莱恩·麦克缪伦，那便是作为被他起诉的对象——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誉。”

亚蒂安·琼斯谋杀案从此逐渐降温。到1996年5月，当地的报纸上几乎再也看不见任何关于本案的报道或文章，仍在孤军奋战着的，只有受害人的母亲琳达·琼斯。她打电话给《沃斯堡星报》说：“我感觉警方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他们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找到了杀害劫夫·多利特的凶手（1996年3月的案子——笔者注），他们抓到了那么多的杀人犯和抢劫犯，比如那个出租汽车司机，为什么就抓不到杀害我女儿的凶手？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吗？有什么与众不同吗？安迪·可林的案子（发生在同年2月的谋杀案——笔者注）两天就破了，为什么我们的案子就始终破不了？”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琳达·琼斯也有无穷无尽的懊悔和自责：“直到警察向我了解情况，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对自己的孩子竟有那么多的‘不知道’。尽管我关心着亚蒂安生活起居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细节，但我却不知道她每天都在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不知道她的朋友们都是谁，不知道她课余和周末都在­干­什么，甚至不知道她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

琳达·琼斯开始怀疑大草原警署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和破案能力，“如果现场往这边挪动两个街区，案子就应该交由曼斯菲尔德警署办理。……仅仅两个街区！也许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曼斯菲尔德的警察了解我们，因为他们也是这个社区里的成员。而且，所有的公众压力都来自曼斯菲尔德，大草原警署实际上是感受不到的。”

事到如今，大草原警署也有了同感，恰克·沙契们甚至希望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接手过这桩案子。12月15日勃莱恩·麦克缪伦被捕以后，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就不再到曼斯菲尔德警署上班，现在小伙子被释放了，两位警探也没有打算要搬回去。他们只是每周一次和曼斯菲尔德的同行们讨论一下案子的“进展”，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讨论案子的“没有进展”。

琳达·琼斯相信这个谜团的答案应该是在曼斯菲尔德，“亚蒂安是曼斯菲尔德人，她的朋友们都在曼斯菲尔德……我敢打赌，假如有朝一日真凶落网，他一定是她认识的人。但是直到现在，那个人还在大街上逍遥，还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但愿罪恶感能将他的灵魂活活吞噬。”

这篇电话采访发表在《沃斯堡星报》上，戴文·格兰蒙读到了。他后来说，从那时起，琳达·琼斯的最后一句话就浸透在他的骨子里，令他昼夜不宁。

很快，扎摩拉家的亲戚们便感觉到，戴文和黛安娜的形影不离并不只是爱情使然，他们好像有意要避开众人，或者说，戴文一直在监视着黛安娜，不许她与外人接触。不过，一直到后来，亲戚们才领悟到了戴文此举的真正意图和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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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4)

当两个人独处的时候，戴文和黛安娜之间便有了越来越多、愈演愈烈的争吵，以至由动口发展到了动拳头、动皮带、动刀子。他们因为共同拥有的肮脏秘密而不堪重负，相互叫骂，相互拳打脚踢，相互折磨。他们谁也不愿意再和对方呆在一起，但却又谁也无法逃离对方。

“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起，戴文最近总跟她发脾气。”黛安娜的一位姨妈说，“但她马上又说：‘这其实没什么关系的。’我问她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打算跟他结婚？她回答说她从不说谎。我不明白，她又解释道：‘我答应了要嫁给他就不能反悔。’”

“她给我们看她膝盖上的伤疤，说是他们俩打架时被戴文用刀子扎的。”黛安娜后来在海军官校的一位同学说，“她说还有一次，戴文把皮带绕在她的脖子上，扬言要勒死她。她说戴文的脖子上也有很深很深的指甲印，是被她掐的。”

到1996年6月，在走访了300多人次，查验了上百件物证之后，大草原警署的办案人员为亚蒂安·琼斯凶杀案画上了一个遗憾的句号。所有的档案资料等物都被锁进了库房，只有丹尼斯·克莱被指定继续追踪此案。也就是说，如果有新的举报进来，就转给他。但什么也没进来。

比尔和琳达·琼斯夫­妇­不甘心，他们自己掏钱，在温-狄克斯超级市场的停车场靠近大街的地方租下了一幅大型昭示牌：

重金征集

任何有关亚蒂安·琼斯命案的线索

电话：469-TIPS

Tips意即线索。琼斯夫­妇­选择了这个地点，是因为离曼斯菲尔德中学不远，又是不少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地。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戴文·格兰蒙就在这家温-狄克斯店里打工。

后来，市政府有关部门经开会讨论后，决定替琼斯夫­妇­出了这笔广告费。

6月，对于琼斯家人是一个沉重异常的月份。亚蒂安·琼斯的生日就在这个月的18号，如果亚蒂安还活着，应该满17岁了。

6月，又是学校开始放假的日子。亚蒂安的朋友们都在兴冲冲地策划暑期活动，或安排度假事宜。亚蒂安·琼斯似乎真的被人们遗忘了。

6月，也是12年级学生毕业的时候。不时有谁家的孩子被某所大学录取，或被授予某项奖学金的消息传来。当孩子们的成就一旦超出了这些远郊市镇的版图时，便会有当地报纸的记者找上门来。不日，消息就变为了印成铅字的报道。

戴文·格兰蒙被美国空军官校录取，这本来算不上是新闻的，因为他周围的人们早就预料到了。但是后来又有经过证实的消息说，他还得到了被副总统奥·戈尔提名上西点军校的殊荣，人们的兴趣便被炒起来了。当朋友们拿着报纸找到他时，戴文只是浅浅一笑：“我不想当陆军。”

在美国，进三大军校都必须有高官保荐。举荐戴文和黛安娜的分别是得克萨斯州的国会众议员马丁·弗洛斯特和彼得·季任。这些高官们的手下通常会有几个人或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鉴定审查军校生候选人的考试成绩、体检结果、参与各种学生团体活动和社区服务的记录，以及在毕业生中的总体排名等等。送往校方的推荐书最后由高官们亲笔签名。

黛安娜·扎摩拉因为左手在车祸中受伤而未能如愿以偿进入空军官校。那年海军官校的报名期限较晚，刚够她体质恢复后参加体育考试。戴文收到录取通知那天，黛安娜跟着格兰蒙全家到一家高级餐馆庆贺，临走时匆匆忙忙没有来得及开信箱，晚上回到家里就看见了海军官校的录取通知。她当即打电话告诉戴文的母亲，老太太高兴得连连“感谢上帝”。

第二天，就有《克罗利观察报》的记者打电话到克罗利中学。当时校长和记者都感觉奇怪，像黛安娜上海军官校这样的大事，他们怎么事前一点儿都不知道？通常孩子们做出了些许成绩，学校和家长就会通知报社，有时候孩子们自己也会给记者打电话。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黛安娜闭口不谈她的家庭，却三句话不离“戴文”。那位记者后来说：“给人印象好像没有戴文她就一事无成似的。”

真正的轰动是当人们听说这两名军校生是一对情侣。在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分别为戴文和黛安娜举办的派对上，两位年轻人手挽着手，微笑着接受校报记者们的采访和老师同学们的祝贺，也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羡慕的目光。发表在曼斯菲尔德中学校刊《曼斯菲尔德呐喊》上的文章说：“据悉，在美国空军官校收到的8736份入学申请中，只有1239人被录取。美国海军官校的这个比例更低，全美有9962名中学毕业生瞄准了安那坡里，但只有1212名幸运儿接到了通知。”

后来，空军官校的道格·麦科易中校告诉记者：“戴文·格兰蒙是我们2000届最优秀的新生之一，他的排名在5%以内。”也就是说，在全体新生中，戴文排在前60名之内。

很快，便有更高层的报社给格兰蒙家和扎摩拉家打电话约时间。《渥兹堡星报》记者罗珊娜·瑞兹刚好赶上两位军校生临行前在曼斯菲尔德的格兰蒙家中替戴文打点行装。戴文捧着一大摞小说、录影带和音乐磁带等对罗珊娜说，所有这些东西都要收进储藏室里，因为“按照规定，你的箱子里只能装必需的换洗衣服”。

跨越“障碍”(15)

罗珊娜问两位热恋中的情人如何熬过今后四年的分别，“戴文马上说，他们所有的寒暑假和春假都会在一起度过。”“黛安娜则说：‘还有电子邮件，那总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昂贵的长途电话账单。’……黛安娜还说，一俟时机成熟，她将尽快转学到空军官校。”

6月28日，亚蒂安·琼斯生日后十天，罗珊娜·瑞兹的采访见报，题目是《一对情侣将携手行进于军鼓声中，而后行进于婚礼进行曲中》。整个故事写得就如同一篇现代童话。

两天后，戴文离开得克萨斯去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又过了两天，黛安娜抵达安那坡里。如罗珊娜在她的报道中所言：“开始了他们的军旅生涯。”

军鼓声中，迎接他们的是严峻得近乎残酷的暑期新兵训练——入学前的最后一场考试。到8月1日，美国空军官校淘汰掉了新生中的5%，戴文·格兰蒙与其余966名男生和204名女生一起，顺利地度过了四周的“炼狱季节”，成为该校1996级正式学员，并开始领取除学费和食宿费外，每月5804美元的预备军官津贴。但据学校有关方面透露，在扣除掉例行的理发、洗衣、教科书等费用后，学员们最后实际上剩不下多少零花钱。而且就是这笔钱，假如学生在三年级以前退学，必须全部如数归还。

与此同时，地处东海岸的安那坡里，黛安娜·扎摩拉和她的同学们还在早出晚归，摸爬滚打。他们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每天早晨5点30分起床，晚上10点熄灯，中间也没有午休。美国海军官校的新兵训练为期六周，淘汰率高达10%。现在刚过了四周，已经有80多人被遣返还乡，或者用学员们自己的话说，“被枪毙”了。新兵训练的内容包括100小时的­操­练、­射­击、航海、野外训练等，以及在和长官说话时，每句话都必须以“先生”或“女士”结尾。比如长官若是问起黛安娜的家乡在哪里，她的回答应该是：“得克萨斯州克罗利市，先生。”事实上，长官们经常考问的是同一团队中其他学员的家乡，这也是他们的训练项目之一：熟记同团队中所有其他学员的姓、名及其家乡的州名和城市名。此外，还要背下厚达100多页的海军官校历史、现状、各种规章制度、课程设置等等，特别是，学员们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忠诚条例。美国海军官校最著名的毕业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第39届总统吉米·鄂尔·卡特。

黛安娜非常努力，她不想“被枪毙”掉。令她无法忍受的不是体力上的筋疲力尽，而是­精­神和心理上的空虚和折磨。现在她总算明白了，《沃斯堡星报》的罗珊娜·瑞兹为什么问了那么多关于她和戴文将如何面对四年分别的问题。这位18岁的少女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别离的痛苦，而且又是和自己的未婚夫，又是在那样的热恋之中。

新兵训练期间一切从严，黛安娜和远在科罗拉多的戴文之间唯一的联系只有电子邮件。无论多累多困，黛安娜几乎每天都要给她的未婚夫发邮件，当然也要求戴文同例行事。只要戴文没有及时回复，黛安娜就开始胡思乱想，变得焦躁不安。虽然她有坚强的毅力克服训练中的种种艰难，却摆脱不了相思所带来的孤寂、猜忌，甚至绝望。这时候，同期的学员们已彼此熟悉，黛安娜便开始向人诉说。

黛安娜的第一个诉说对象是他们团队的队长，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捷·盖尔德。“她喜欢讲戴文，”捷后来在回答警方和校方的讯问时说，“她特别想念他。但她谈到他的方式有点让人觉得奇怪，好像她并不信任他，却又离不开他。挺荒唐的。”捷摇摇头。

捷是一位不错的听众，他只是听，很少Сhā言，也从不跟其他人讲起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是他当时尚不明白，这在美国海军官校却是不允许的，因为有悖于他们宣誓遵循的忠诚条例。

一次，黛安娜又是两天没有收到戴文的回信，便对捷说起她想解除和戴文的婚约，要捷做她的男朋友。“她开始和我约会，”捷说，她还给戴文发去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她已经和捷接过吻了。

果然不出黛安娜之所料，戴文很快回函，警告捷·盖尔德离黛安娜远点，否则将报告军校有关部门调查他对黛安娜的“­性­­骚­扰”。戴文还在信中央求黛安娜忠实于他们的诺言，并提醒她别忘了“我们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现在你总算了解了我的感觉。”黛安娜在回信中说。

但是太晚了。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黛安娜已经告诉了捷说，她和戴文之间共守着一宗“只能带到坟墓里的秘密”。

“她说戴文欺骗了她，她就逼着戴文把那个女孩子杀掉。”捷追忆道。黛安娜并没有讲出太多的细节，“只是说她要求戴文这样做，而且她看见戴文这样做了……一开始我以为，她说的这些只是为了哗众取宠，想引起别人对她的注意，所以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我想搞清楚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是后来，她又反复提到这件事，前后一共不下10次吧。”

暑期新兵训练总算结束了，8月24日，星期六晚上，为了庆祝她们“能够活着走出新兵营的地狱”，黛安娜约了她同屋的女孩儿简妮·摩可尼外出饮酒作乐，回到宿舍已是凌晨1点30分。同宿舍的另一个女生蔓娣·葛契躺在床上，但还没睡着。

“我听见简妮和黛安娜有说有笑地走进来，”蔓娣后来向学校当局报告说，“她们在谈论黛安娜的未婚夫戴文，那是黛安娜百谈不厌的一个话题。黛安娜正在说，当时她的父母身无分文，又被收走了房子，她每天晚上只能睡在车里，是戴文把她接到了他们家住……又给她买衣服等。她出了车祸以后，戴文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还替她缴了一大笔医药费……戴文卖掉了那辆肇事的卡车和几支枪，凑钱给她买了订婚戒指。……过了一阵，简妮问：‘你还是Chu女吗？’黛安娜摇摇头说不是。又说如果她和戴文之间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事情就会容易多了。”

跨越“障碍”(16)

简妮·摩可尼：“黛安娜说正是由于她把她的贞­操­交给了戴文，才会惹出来那么多的麻烦。”

蔓娣·葛契：“黛安娜一遍又一遍地讲她是多么地爱戴文，如果有人碰了他，她就会把她们都杀掉。我们又问了她更多的问题。我和简妮都能感觉到，她一定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出来。”

简妮·摩可尼：“我们问她惹出了什么样的麻烦，她说戴文辜负了她对他的信任和托付。又说他们之间­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因为他们各自的手中都掌握着对方的把柄。她说假如戴文把她惹火了，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毁了他。”

蔓娣·葛契：“然后简妮就问，半开玩笑地：‘你们是不是真的杀了谁？’黛安娜看着简妮，愣了一阵，才说：‘我并没有杀人。不过我可以这么跟你说，因为我，有人死了。’”

简妮·摩可尼：“我们再往下深究时，她就开始闪烁其词。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地把谈话继续下去。”

渐渐地，黛安娜讲到了“那个女孩”，但没有说出名字。讲到了“那个女孩”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模样儿极标致。讲到了戴文对她的不忠和背叛。讲到了某天夜里，先是由戴文给“那个女孩”打电话，然后他们把“那个女孩”骗进了车里，“那个女孩”很害怕，哭着问：“你们是不是打算杀了我？”黛安娜说：“是。”讲到了是戴文扣动的扳机，“但没有说打在哪儿，估计是打在了肚子上”。还讲到了“那个女孩”最后倒在了一片牧场上。

三个女孩子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简妮和蔓娣却是再也无法入睡。蔓娣·葛契在床上辗转反侧，后悔自己好奇心太强，不该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如今知道了一个可怕的秘密，谁敢保证不会出事，谁敢保证不会招来杀身之祸？简妮·摩可尼则反反复复地推敲着黛安娜说过的每一句话，想这会不会是她一时心血来潮，或酒后胡言，杜撰出来的故事？但话说回来，谁会把自己编进这样的故事里？

第二天，两个女孩子将黛安娜的故事报告了上级，并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马上搬到了其他宿舍。海军官校法律顾问帕笛克·麦克阿瑟少校亲自找黛安娜·扎摩拉谈话，但黛安娜推说她讲的这一切并不是真的，她只是告诉了简妮和蔓娣“一个典型的得克萨斯传奇”。

麦克阿瑟少校调来黛安娜的档案，开始往她的家乡打电话。黛安娜当年在克罗利上学时是住在她的外祖父家中，后来她父亲找到一份工作后带着全家搬去了渥兹堡，所以黛安娜在“家庭住址”一栏里填的是渥兹堡的地址。“我们拨打了泰兰特地区法医实验室，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拨打了达拉斯警署、渥兹堡警署、克罗利警署和泰兰特地区警署……得到的回答差不多总是：‘知道吗，这是一个大州。除非你能提供被害者的姓名，否则无从查找。’”得克萨斯州的人口是马里兰州的4倍多，面积则大出25倍。

麦克阿瑟少校不肯善罢甘休，他又四处打探黛安娜未婚夫的情况。一位教官交给他一份黛安娜在训练期间写的自传。那位教官说，一般来讲，新生的自传应该主要讲述自己曾经做出的成绩和今后的打算，但黛安娜却花了很大的篇幅记叙戴文·格兰蒙和他们的订婚，让这位教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自然，自传中的不少地方提到了曼斯菲尔德。

麦克阿瑟少校当下即挂电话到曼斯菲尔德警署，他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位接听电话的警察、侦探，甚至秘书、办事员叙述黛安娜的“得克萨斯传奇”。经过几小时的周折，电话终于转给了曾参与负责亚蒂安·琼斯命案的女警探茱丽·贝恩。

茱丽·贝恩后来谈到这一段时，用了相当于中文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说法。她放下电话马上就拨通了大草原警署凶杀处处长恰克·沙契的专线，恰克又亲自与麦克阿瑟少校通过电话后，便疾步走进他的直属上司唐·希尔曼的办公室。

但是唐·希尔曼却不像办案人员们那么兴奋。“第一，我们没有这笔差旅费的预算。第二，”唐压低了嗓子，“如果你逮捕了别的人，就得给勃莱恩·麦克缪伦开一张很大的支票。”

沙契处长是大草原警署的###了，所以他明白，上司这番话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也明白，警方的工作常常必须配合政治，甚至妥协于政治。就亚蒂安·琼斯凶杀一案而言，只要案子没破，勃莱恩·麦克缪伦就是头号嫌疑人。而只要他还算是嫌疑人，勃莱恩·麦克缪伦就不能够起诉警方非法逮捕和侵犯名誉，当然也就不能够向官方索取赔偿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很多冤假错案一旦错到了逮捕判刑的程度，就很难再予纠正的原因。

沙契处长听得出来，唐·希尔曼实际上也给他留了一条后路：只要你们能自筹资金，我就放行。今后万一有上面怪罪下来，就算是你们自己要去的，和警署无关。

沙契处长回到办公室对两位丹尼斯说：“嘿，伙计们，我可买不起600美元一张的机票，但我们一定得去走一趟，对不对？”

警探们开始自己往各个旅行社里打电话——平时出差都是由秘书订票——像市场上的小商小贩一样跟人讨价还价，最后终于用800美元买下了四张往返机票。等他们从安那坡里回来后，大草原市政府替他们报销了这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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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7)

8月30日，星期五晚上，黛安娜·扎摩拉正在海军官校的体育场里观看该赛季的第一场橄榄球比赛。其时，学校已经开学，4000多名军校生济济一堂。比赛进行到一半，一位身着军服的教官挤过欢呼呐喊着的人群，来到黛安娜跟前，请她立刻跟他走一趟。教官将黛安娜一路带进了学校行政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围坐在会议桌旁的是若­干­海军军官和几位穿便服的男女。

便装者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来自得克萨斯州大草原警署的恰克·沙契、丹尼斯·克莱、丹尼斯·梅耶和曼斯菲尔德警署的茱丽·贝恩，他们想找黛安娜核实一下她曾对同屋的女伴们说过的话。那天早些时候，四位专案组成员已经和捷·盖尔德谈过了。

黛安娜承认她说过那些话，但一口咬定那一切并不是真的，不过是她一时兴起信口开河，编派出来以博得众人对她的关注与同情。谈话进行了数小时，黛安娜死不松口，校方和警方只得作罢，但通知她在本案调查期间，她必须离开军校，回原籍待命。

第二天，8月31日，星期六，距黛安娜抵达安那坡里不到两个月，由两名教官开车送她到了附近的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从那里，黛安娜应该直接飞回沃斯堡。然而，中途在亚特兰大转机时，黛安娜自作主张，登上了去科泉市的飞机。

“警方已经猜到了她会去空军官校，”帕笛克·麦克阿瑟少校后来对记者说，“可以说，他们几乎是希望她去，因为无辜的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只有案犯才会想到要赶快与同伙商量对策，订攻守同盟。事实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四名侦探没有和她一道上飞机的缘由。”

黛安娜在科泉市呆了三天。据她后来的交代，她和戴文在从机场到军校的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把车开进路旁的原野里，停在一片灌木丛中Zuo爱。他们又一起去照相馆照了合影。也许是感觉到了这确实可能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日子，两个人都十分珍惜，很少吵架。只有一次例外。当时戴文说黛安娜已经被海军官校开除，何不将所有的罪名承担起来，以保全警方尚未怀疑的另一个人？黛安娜说她闻言勃然大怒，戴文从此不敢再提这茬儿。

四名侦探也在8月31日回到得克萨斯，他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根据在安那坡里的两天里，从简妮·摩可尼、蔓娣·葛契和捷·盖尔德那里掌握到的情报，专案组连周末都没有休息，每天连续工作18小时，对原有物证重新进行鉴定，并分别走访了本案中各位可能的证人，包括杰·戈林。据说黛安娜曾对她的母亲和好友谈起过亚蒂安·琼斯命案，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暂时没有找她们。

9月4日，星期三，黛安娜前脚离开，办案人员后脚便跨进了空军官校。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信心十足。三天的工作颇见成效，戴文·格兰蒙业已成为瓮中之鳖，不可能再像上次黛安娜那样轻而易举地溜掉。

不出众人所料，戴文一上来也和他的未婚妻一样，说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事实，但他却非常君子风度地同意接受测谎试验——只是没有通过。警探们这才向他一件一件地亮出证据。等茱丽·贝恩念完杰·戈林的证词，戴文举手示意停止，说不必往下念了。此时已是9月5日，星期四的傍晚。

戴文被带到一台打开的电脑前，他熟练地用鼠标点了两下文字处理软件，开始在空白的屏幕上敲入他的供词。戴文字斟句酌，从傍晚打到晚上，又从晚上打到了深夜。军官们和警探们耐心地等待着，也在戴文需要帮助的时候，走过去指点他几句。

这是一篇一共400多页的自白。之后的日子里，其中的文字被反复地在警方报告和法庭辩论中引用，并被不断地改编为新闻报道、杂志文章，以及至少三本书和一部电视剧。

在这篇自白里，办案人员第一次了解到了亚蒂安·琼斯谋杀案的真相：

…………

我们的计划是，给亚蒂安打电话，编造一个随便什么理由骗她出来，再让她上到我们的车里。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的计划是，开车带她到乔·普尔湖附近，这一点，我们也做到了。我们的计划是（我很难写下计划的这一部分），扭断她的脖子，再在她身上捆绑几只杠铃，然后沉到湖底，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黛安娜躲在车的后厢，当时已经很晚了，大约是1995年12月4日的凌晨12点30分左右。我们本想摹仿好莱坞影片中那种迅速而无痛苦的杀人手法，没想到真正做起来，却吓得我和黛安娜灵魂出窍。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不是她死就是我们死。我紧紧地抱住亚蒂安使她不能动弹，黛安娜举起一只杠铃朝她的后脑部砸去。

我能看见黛安娜的眼睛，惊骇而困惑。她最初充满了愤怒和冲动，现在却是在与逐渐苏醒的良知搏斗。不知怎么的，我们一不留神，亚蒂安竟爬出车窗逃到了外面。我顿时惊慌失措，抓起那支9毫米的马卡洛夫便跟着冲了出去。幸好，她头上伤得很重，只跑进不远处的牧场就跌倒了。我当时很想奔回车里赶快逃走。我们俩浑身瑟缩，似乎被自己的行为吓呆了。黛安娜和我都不是­性­情暴戾的人。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我想我当时已经有些神志混乱了，就像寓言中那只无头­鸡­一样在牧场上乱跑乱跳。我又开了一枪，便赶紧钻进车里。当我和黛安娜一起仓促逃离犯罪现场时，从我们口中冒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黛安娜又说：“我们不该这样做的，戴文。”我心里一沉，想，谢谢你到现在才告诉我。我也希望那只不过是一场梦。我们抄最近的路线开车到了I-20州际高速公路。我们在路上决定先去一个可靠的朋友家里。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戈林让我们翻窗进入他的房间（那是他房间的“正常入口”），让我们将身上收拾­干­净，定下神来，还借给我一条短裤。我的衣服上全是血迹，我们后来把它们都扔进了黛安娜家附近的一个垃圾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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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8)

…………

戴文·格兰蒙写完后，办案人员要求他在每一页的顶上和底下签署自己的姓名缩写，戴文照办了。时间已过中夜，戴文被直接带进军校禁闭室。军校的几位工作人员已经去过戴文的宿舍，收走了他的全部私人物品，尽数交与警方。

差不多也在此时，9月6日，星期五，凌晨2点，黛安娜·扎摩拉在她的外祖父家中被捕。警方这次没有动用特别行动部队，而是由恰克·沙契处长亲自带了几位侦探。听说戴文已经交代，黛安娜如释重负般地吁了一口气，眼泪随即滚落下来。

几小时后，黛安娜也写下了她的自白。她写得很快，只用了一个钟头：

……1995年12月2日，整个星期六，我们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一直就在想办法给亚蒂安打电话。我们其实并没有预先策划什么，因为我们当时都非常激动，不可能冷静地思考。所以案发之后，我们一直以为警方很快就会找上门来，因为我们事先根本就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好好地把一切都想想明白。如果说真有什么预谋，大概就是有一次，戴文坐在我身边，一共5分钟吧。他一边安慰我，一边往他的包里捡东西。我们商定由戴文扭断她的脖子，然后把尸体沉入乔·普尔湖底。大约在1995年12月4日，凌晨12点30分左右，我们在戴文家里。戴文本来和亚蒂安约的是12点30分，所以我们晚了。我们那天开的是我父亲的绿­色­马自达·普鲁泰靳。戴文只是稍稍想了一下大概如何行事，因为他几乎没有时间认真考虑。前一天，他花了很多时间安抚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琢磨他到时候该怎么做。不止一次，我在半夜里从噩梦中惊醒。我甚至不敢看他的脸，我觉得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出他和亚蒂安在一起的镜头，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们是在1995年12月4日，凌晨1点35分，在她的家门口和她见面的。戴文是在1995年12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打电话约她出来。她以为戴文约她是又想和她Zuo爱。她上了车，我躲在车的后厢，戴文开车。我记得当时我吓得不行，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将会发生什么事，你在那种时候就不可能信任任何人。我记得我很想倒回去，记得我躺在车后厢里，不敢动弹。戴文后来告诉我说，他也是同样的心情，他很想将车调头，送她回去，但又怕我过后跟他闹。戴文的身上几乎总是带着枪的，我知道他那天带的是9毫米的马卡洛夫。我也知道他带了杠铃。我不认为他真正清楚他将会做什么，我们好像就是开车出去，把该做的做完了事。戴文并没有说过我们要去的具体地点，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会把车开到哪儿。我们接上了亚蒂安，带着她开了15到20分钟。车后座的上方是空的，所以你如果把椅背放下来，就可以从后厢通到后座。戴文将车开到路边停下，亚蒂安已经把她的椅背放平了。戴文伏过身去，我猜他是假装要吻她，一面又和我打着手势。我记得从后厢爬出来时，正好瞧见他们俩那样，我更加生气。我知道他并不是真的要吻她，但那一幅幅丑恶的画面马上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时，她看见了我，顿时慌了。戴文压在她身上不让她起来，说：“没事儿，我们只是想找你谈谈。”我觉得当时听着他的口气，好像他准备放她一马。我问亚蒂安她和戴文Zuo爱的事，她说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我想可能是她说话时看着我的眼神，使我特别愤怒。直到现在，我也只能想起她的眼睛，想不起她的脸。我记得我又开始冲着戴文叫喊，突然之间，所有的一切变得如此真实。我想我当时已经歇斯底里，我叫道：“动手啊，快动手啊！”亚蒂安挣扎着想要摆脱戴文，戴文便和她扭作了一团。我记得当时我很害怕她伤了他，就伸手在背后摸索。我知道杠铃在哪儿。我举起杠铃朝她砸去，但是落空了。我太紧张了，手直哆嗦。大概直到第三次，杠铃才砸到了她的头上。似乎顷刻之间，一切都安静下来，但我还在瑟瑟发抖。我问自己到底做下了什么事，但也明白，现在想要停下来已经是不可能了。而且，就此罢手似乎比彻底解决更可怕。我想不起戴文为什么背转了身去，亚蒂安便趁势爬出窗户逃掉了。我们赶紧开车跟着她。但是没跑多远，她就摔倒在路旁的牧场草地上。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他跟着她追，还没等追上她就又跌倒了。他跑回到车里说：“她死了。”我特别害怕，我说：“你敢确定吗？不，她没有死。”我告诉戴文必须开枪，她还没有死。他慌乱得不行，想赶快逃掉，但还是又走回去，因为我逼着他回去。他朝她的头上开了两枪。他跑回来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我记得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爱你，亲爱的。你现在总该相信我了吧？”我说：“是的，我相信你，我也爱你。”我又说：“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他说：“我不知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居然真的­干­了。”我们就开车走了。……

后来，警方拿着黛安娜的交代找戴文证实时，他只指出了其中的一点。他说亚蒂安的原话不是讲“她实际上并没有好好做，因为她觉得那是不应该的”，而是“她实际上并没有做成……”

次日，曼斯菲尔德警署署长约翰·扬格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9月6日，星期五，黛安娜·扎摩拉和戴文·格兰蒙因涉嫌亚蒂安·琼斯凶杀案而分别被依法逮捕。……曼斯菲尔德警方和大草原警方根据戴文·格兰蒙的交代，在格兰蒙家中查抄到了本案的凶器：几只从25磅到10磅不等的杠铃和一把俄国造9毫米马卡洛夫手枪。……手枪子弹与地区首席验尸官马科·克劳司博士在亚蒂安·琼斯的体内和头发里找到的子弹完全相同。”

跨越“障碍”(19)

当时，曼斯菲尔德市长杜恩·摩斐正在科罗拉多度假。他记得那天观光后回到他们在丹佛的旅馆房间，杜恩让妻子打开电视，转到当地新闻台。杜恩其实对科罗拉多州的当地消息并不感兴趣，他只是想知道明天的天气。科罗拉多州海拔一英里，即1600米，气候变幻无常。气象预报还没有开始，所以杜恩先忙着做些别的事儿。突然，他听见了“曼斯菲尔德”几个字，心里好生纳闷，想自己的小镇怎么会从科罗拉多州的播音员嘴里念出来。

杜恩·摩斐后来对记者说：“曼斯菲尔德难得闹一次新闻，却是因了这样的一出悲剧……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他指的是媒体对曼斯菲尔德的关注。

消息传到曼斯菲尔德中学和克罗利中学，星期一那天，好多孩子都哭了。没有人幸灾乐祸，甚至也没有人义愤填膺，大家都为曾经是他们中最优秀的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感到痛心，感到惋惜。特别是，当孩子们后来得知，戴文告诉办案人员，他其实根本没有与亚蒂安·琼斯发生过­性­关系。不错，在送亚蒂安回家的路上他们确曾拐进了一所小学的停车场，也确曾差点儿就要做了，只是在最后一刻，戴文的理智战胜了欲望。戴文的不理智之处是，他后来故意编撰出那一套虚实参半的故事，企图试探黛安娜的反应，或刺激一下女孩子的嫉妒心。因为黛安娜过分看重自己的贞­操­，每次和戴文Zuo爱都要思前想后，犹犹豫豫的，不痛快，让戴文觉得很扫兴。

就是这样的一句“无稽之谈”，葬送了三个年轻人的青春、前途和生命！

得克萨斯州的孩子们当时尚且不知，被这段公案毁掉的还有第四个人。捷·盖尔德因知情不举而在9月9日被美国海军官校除名。1998年初本案开庭以前，公诉方把他列到了证人名单上，才几经周折，在芝加哥郊区一家比萨饼店里找到了捷。他在那家店里送外卖。人们也许会说，捷还年轻，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但他关于海魂衫和飘带帽的“光荣与梦想”却是一去不返了。

曼斯菲尔德一位退休法官司各特·默尔在谈到本案时讲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孩子们和成年人最大的区别，或者说，导致青少年犯罪的最重大原因之一，是孩子们不懂得珍惜生命——自己的和别人的。”

《时代周刊》的马可·辛普森则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本案的另一个方面：“就像他们在课堂上和运动场上竭尽全力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一样，他们把亚蒂安·琼斯也当作了自己与目标之间的障碍物，必欲除之而后快。”

而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反应则是：“空军官校和海军官校？那可是掌握着国家安全的特殊优秀人才！”

9月中旬，戴文·格兰蒙被从科罗拉多引渡回得克萨斯，关押在位于沃斯堡东南的泰兰特地区监狱。黛安娜·扎摩拉也在同一所监狱里，但按照狱方的有关规定，他们不得见面。这对自誉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昔日情侣咫尺天涯，只能靠书信传情，也全靠相互之间的书信支撑着，度过了最痛苦难熬的第一年铁窗生涯。双方各自的律师曾竭力反对他们这样做，因为所有的书信都要经过狱方审查，律师们不想授公诉方以把柄。也因为律师们业已与公诉方达成协议，将戴文和黛安娜的案子分案审理，到时候替自己的委托人争取较轻的判决，也许就全仗着指责他或她的同案犯了。然而，两位年轻人置律师们的忠告于不顾，在本案开庭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写下了1000多封信，平均每人每天一封以上。律师们只好无可奈何地说：“不管怎么样，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

案子很快转到泰兰特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并被指派给了助理检察长麦克·帕里奇。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调查核实，1996年11月11日，公诉方正式向法院提交了两份起诉书，分别指控戴文·格兰蒙和黛安娜·扎摩拉“极刑”谋杀罪（Capital Murder）。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谋杀即有预谋地杀害他人，而“极刑”谋杀罪则适用于以谋取财产为目的的谋杀，以及实施谋杀的过程中涉及到诸如绑架、抢劫、强Jian、纵火、妨碍公务等等其他严重的犯罪行为。在本案的例子中，公诉方认为有理由相信，被害人亚蒂安·琼斯从她家门口到福斯特牧场之间的那一段应该被算作“绑架”，因为第一，亚蒂安虽然是自愿上车，但却是被从家里“骗”出来的；第二，在路途中的最后一段，亚蒂安肯定是“被违反其意愿地扣留”在车上，这便符合了“绑架”的标准定义。

同时，两名案犯还涉嫌“妨碍公务”，因为他们违反了在得克萨斯州极为严格的“禁杀证人”的条律。麦克·帕里奇在对起诉书进行诠释时指出，亚蒂安·琼斯头部受伤并翻窗逃离马自达后，她当时的身份除了“被害人”外，还是本案的“证人”，因为她亲历和目睹了凶犯们作案的全过程。这个时候，戴文和黛安娜“本来是可以给她留条活路的，但他们却选择了杀人灭口”。两名案犯也分别在其供词中承认，“但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能留下活口，于是将枪口对准了亚蒂安”（戴文·格兰蒙），和“戴文提着枪跳出车去，因为他不想留下什么人事后指控我们”（黛安娜·扎摩拉）。

“极刑”谋杀罪，亦即“死刑罪”或“死罪”，顾名思义，其罪犯是应该被判处死刑的。而且得克萨斯州素以执法严厉著称，该州的死囚犯人数和死刑执行的数目一直都是全美最高的。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其他各州的温和派政治家们宣称：“我们不想成为第二个得克萨斯。”但是在本案中，考虑到戴文和黛安娜在作案时尚属未成年人，麦克·帕里奇明确表示，公诉方不准备在庭审期间寻求死刑或极刑。

跨越“障碍”(20)

促使公诉方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被害人的父母比尔和琳达·琼斯曾表示，他们所要求的对案犯的最高惩处是终身监禁，他们宁愿看到戴文和黛安娜在高墙背后无谓地、毫无价值地、甚至是痛苦地消耗掉自己的一生。

但对于两名案犯的父母，琼斯夫­妇­却寄予了真切的同情。在刚刚得知戴文和黛安娜被捕的消息后，琳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九个月前，当警方通知我那具牧场上的尸体是我女儿时，我失声高叫：‘不不不！那不可能是我的孩子。’现在，他们肯定也是这样说……他们生儿育女绝不是为了这个。事实上，没有哪个家长会指望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罪犯。”

麦克·帕里奇说，比尔和琳达·琼斯“饱尝了失去孩子的痛苦，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着生活中没有了亚蒂安的缺憾和煎熬。他们不希望戴文和黛安娜的父母经历同样的不幸”。

1998年2月2日，对黛安娜·扎摩拉的审判先行在沃斯堡开庭。其时，黛安娜刚刚在一月份过完她的生日——两年前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她还不满18岁。不难想象，这又是一起令媒介轰动的事件。

记者们的主要兴趣在于，陪审团将如何定位这名20岁的前海军预备军官在本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她到底算是一位——如某些人所争辩的负心男友的受害者，还是妒火中烧的驱动者？

第一位替公诉方出庭的证人是黛安娜当年的闺中密友克里斯丁娜·梅莘。在亚蒂安·琼斯命案发生后一周，黛安娜即与她谈到过本案。克里斯丁娜在证人席上告诉陪审团，黛安娜当时曾说，是她“命令”戴文杀了亚蒂安，以证明对她的爱情。

在被告方律师约翰·林伯格交叉取证时，克里斯丁娜又谈到她亲眼所见的一件事。那是在凶杀案发生后半年左右，1996年6月初的一个周末，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山里露营。那天晚上，戴文和黛安娜为了什么事吵起来了，不一会儿，黛安娜慌慌张张地跑进克里斯丁娜的帐篷，一边哭诉一边请求克里斯丁娜允许她在这里住一晚上，因为“她害怕戴文”。两个女孩子正说着话，戴文已经冲到了帐篷外面，并挥舞着一把近40厘米的长刀，把克里斯丁娜的帐篷划得稀烂。被告方想利用这个例子证明，在戴文和黛安娜的关系中，前者才是居主宰地位的，同时也证明了戴文的所谓“暴力倾向”。

接下来出庭的是捷·盖尔德，他说黛安娜曾告诉他，当她听说了戴文与亚蒂安之间的事情后，“她非常生气，要格兰蒙先生杀死琼斯小姐”。

“扎摩拉小姐说，她要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她憎恨她。”

“后来扎摩拉小姐问我，我是否认为她应该为她的所作所为被判处死刑，我则反问她今后是否还会再做类似的事情，她说会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曾多次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当时她只是觉得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而且今后若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还将如此行事。我问她真的还会再做吗？她说是的。扎摩拉小姐还说，琼斯小姐是咎由自取，死有余辜，因为她明明知道他在和扎摩拉小姐约会。”

“扎摩拉小姐说，她也曾向格兰蒙先生许下了诺言，假若她欺骗了他，她自己就会把那个人杀掉。”

“扎摩拉小姐说，她很同情琼斯小姐的父母，这使她心中十分不安。但她并不同情琼斯小姐本人，因为她明知格兰蒙先生是她的，但还是窃取了本不属于她的东西。她要让她付出代价。她说任何人想要Сhā足于她和戴文之间，都只有死路一条。”

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另外两名同学，简妮·摩可尼和蔓娣·葛契，也先后走上证人席。

简妮·摩可尼告诉陪审团，黛安娜亲口说过，当她和戴文将亚蒂安骗上车后，亚蒂安“问他们是不是准备杀了她，黛安娜说是的，他们要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一点儿也不感到后悔，因为她对亚蒂安怀有很深的仇恨。”

“黛安娜说她在葬礼上看见了亚蒂安的父母，她为他们感到难过。但如果一切重新开始，她还是会照做不误。”

蔓娣·葛契则作证说：“她说她太爱戴文了，如果谁要是碰了他，她就杀了谁。”

当黛安娜得知戴文与亚蒂安睡觉时，“她告诉他如果想和她重归于好，就必须杀了亚蒂安。黛安娜说：‘我要你杀了她。’”

“黛安娜说她和亚蒂安之间有深仇大恨，杀了她一点儿也不算罪过。”

“我们问她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她说亚蒂安长得很漂亮，她只是在这一点上为她觉得惋惜。她说：‘我想我是太恨她了，所以今后如果再遇到类似的情形，我还会这样做的。’”

被告方法庭辩论的重点，是指责戴文并推卸责任。一上来，约翰·林伯格便向陪审团展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黛安娜以及戴文-黛安娜关系。这位辩护律师在开场发言中指出：“在与黛安娜的关系中，戴文·格兰蒙集多种角­色­于一身，他同时扮演着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和她的情人……是戴文­操­纵着黛安娜，而非反之……黛安娜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她成年累月地照顾着她的弟弟妹妹们，她非常珍惜与戴文·格兰蒙的爱情，她视她的贞­操­为神圣。”

迈可·罗勃博士是被告方聘请的心理学专家，擅长分析各种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和男女朋友关系。他的证词支持了约翰·林伯格关于戴文-黛安娜关系的论点——“一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男孩子控制着一个连生活必需品都必须由他提供的女孩子。”罗勃博士说，他的这些结论是基于对黛安娜的观察和心理评估，以及这对情侣之间的来往信函。罗勃博士在法庭上出示了1996年8月9日，当戴文听说黛安娜和捷·盖尔德接了吻后，发给未婚妻的电子邮件：

跨越“障碍”(21)

黛安娜，见字后务必火速回信。我都快要发疯了！你知道为什么？你是我的，所以不要让任何别的人靠近你。你应该遵循我的规章，就像我遵循你的一样。我的规章如下，也请把你的发过来：

不得让任何男生进入你的房间。如果他们已经在那儿了，去别的地方。

除非事关公务，不得与任何异­性­茭谈。

如果任何人——无论男女试图拥抱你、亲吻你或触摸你，揍他！

每周至少给我写信30页。

爱你，你的骑士，戴文勋爵

但罗勃博士也承认，黛安娜“行为异常，患有妄想症或偏执狂。其对社会的看法等与正常人不尽相同。……内心充满了怨恨和愤怒，而且好斗”。

2月10日，黛安娜走上证人席，开始了为期两天的自我辩护。她在证词中一改当年写下的自白，指戴文·格兰蒙为本案的主谋。黛安娜告诉陪审团，1995年12月3日夜晚，她完全不知道戴文准备杀害亚蒂安，她本人也从未想过要加害于亚蒂安，她当时只是打算和被害人“谈谈”。至于那篇亲笔交代，是因为警方事先向她宣读了戴文的供词，她便依葫芦画瓢，照着戴文的意思写下来的。

黛安娜还在证词中列举了戴文对她的种种“虐待”，除了那些拳打脚踢，动刀子动皮带外，戴文还在某次Zuo爱时，将手枪Сhā入了她的荫道。

在总结­性­发言中，公诉人麦克·帕里奇向陪审员们指出：“生命是重要的，事实是重要的，亚蒂安·琼斯是重要的。所以你们能送回的唯一裁决应该是：有罪。”

被告方的约翰·林伯格则利用这最后的机会再次将矛头指向法庭外的另一名罪犯。他说，戴文·格兰蒙为了将黛安娜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操­纵之下，不惜“牺牲”亚蒂安·琼斯。“他于是­精­心炮制了一个­阴­谋，并将黛安娜拉入他的这个­阴­谋之中，一方面作为替罪羊，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钳制她。戴文的这个­阴­谋就是：杀害亚蒂安·琼斯。”

2月17日，经过两天的审议，陪审团一如公诉方所期待的，送回了“有罪”的裁决。黛安娜·丽·扎摩拉被依法判处终身监禁。按照得克萨斯州的法律，她将被允许在40年后的2036年申请假释。

“但是，公诉方的任务刚刚完成了一半，因为那位扣动扳机者尚未受到法律的制裁。”麦克·帕里奇在答记者问时说，随即又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补充了一句：“他们是孪生子。所以我相信，黛安娜的今天就是戴文的明天。”

公诉方的自信不无道理。戴文·格兰蒙的辩护律师丹·柯各达尔一直密切关注着对黛安娜的审判。他向媒体坦承道，黛安娜的裁决结果增加了替戴文辩护的难度。而且戴文不但和黛安娜一样，有自己亲笔签名的交代，更有在他家里搜出的作案工具。

所以，在同年7月15日开庭的戴文·格兰蒙审判中，丹·柯各达尔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他的全部工作只是在法庭上对公诉方的证人进行交叉取证。而公诉方的证人们——加利·福斯特、琳达·琼斯、地区法医实验室的葛萝莉·凡可和马科·克劳司博士、两地警署的若­干­办案人员，还有黛安娜在海军官校的同学们等——以及他们的证词，都几乎与五个月前的黛安娜审判完全相同，令媒界兴趣大减。

于是，记者们将报道的重点转向法庭内的“人物素描”。开庭的第一天，记者们注意到戴文新剪的军人式短发，以及保守而考究的深­色­西服，再加上人们从未见过的金边眼镜，使他不但英俊潇洒，更一改以往诸多报刊图片上的孔武形象，显出一种翩翩学者风度。戴文的举止也和他的衣着一样，得体中透着轻松和自如，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用耳语交谈几句。

记者们还注意到，戴文分居多年的父母同时出现在旁听席上。每天的庭审结束时，戴文都要和他的母亲长时间拥抱，再与父亲紧紧握手，然后在两位老人之间坐下，悠闲地跷起二郎腿。说话时，三个人手拉着手，直到法警过来将戴文带走。

记者们期待的Ｇao潮是7月22日，黛安娜·扎摩拉出庭作证。这一次，她是作为公诉方的证人，麦克·帕里奇希望她向陪审团重复在2月份的庭审中那些指责戴文的证词。而媒体和民众更想看到的，是这一对旧日情人相见时各自的表演。戴文和黛安娜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这期间不但黛安娜已被判了刑，而且不知从黛安娜审判后的什么时候开始，两个人不再有书信往来，偶尔跟记者提及对方时，也都在“未婚夫”或“未婚妻”前面冠以“前”字。

那天，黛安娜穿一身蓝地洒白­色­粉末状花纹的西服套裙，昔日齐耳的短发已经长过了肩，将她圆圆的脸蛋衬托出了几分以往少有的妩媚和娇柔，但却又显出了些许憔悴。黛安娜坐在证人席上，法庭内“至少有十家电视台的摄像镜头对准了她”，但这段戏剧­性­的场面仅仅持续了几分钟。黛安娜用颤抖的嗓音说，她已决定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款赋予的权利保持沉默，拒绝为公诉方作证。

在第二天的《奥斯汀特快新闻》报上，记者妮可·佛伊这样描写她在法庭上的印象：“她自始至终将目光锁定在她的前未婚夫身上……脸上隐隐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怨……虽然他也偶尔回赠扎摩拉小姐的凝视，但其轻松潇洒仍一如往日——不时微笑着与他的律师交谈。”

跨越“障碍”(22)

戴文的律师丹·柯各达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不错，他也看着她。但如果你把他连接上一台测定情感波动的仪器，那显示出来的一定是一条笔直的直线。”

两天后，1998年7月24日，正如公诉人麦克·帕里奇所预言的，戴文·克利斯朵夫·格兰蒙被陪审团裁决“有罪”并判处无期徒刑。与他的前未婚妻一样，戴文也将在狱中度过他的青年和中年，等到2036年，他年满58岁时，方才有权申请假释。

目前，戴文和黛安娜被分别监禁于泰兰特地区监狱和盖茨维尔附近的墨勒（女子）监狱。戴文当上了一份得克萨斯州监狱报纸的编辑，黛安娜是监狱仓库的保管员。

师生之间(1)

凌丹·伽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拿起话筒，照着《电话黄页》上查来的号码摁了七个键。铃声只响了一下，就听见一个柔和的女声：“少年儿童保护处。请问您是——”

太快了，凌丹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她慌慌张张地报上自己的姓名，又慌慌张张地说道：“我想报告一件……”

凌丹想，我确实还没有准备好，我都不知道该把这称作是一件“事”，或一件“案子”。

对方耐心地等了一会儿，仍是柔和地：“没关系，您请讲。”

这似乎给了凌丹一点点勇气，那些早已积攒在舌尖上的话便趁势溜了出来：“有一个七年级的男孩子，才12岁，被他的老师……跟他的老师……总之，那个老师怀孕了，是他的孩子。那个老师的名字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

对方很有兴趣地听完凌丹的故事，又仿佛和旁边的人商量了一阵，才说：“对不起，您应该向有关的学区报告，因为她是一位教师。”

什么？凌丹想，我告诉你一个老师和学生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你让我找学区？

几句例行的客套话之后，电话挂断了。凌丹手里还握着话筒，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凌丹是在一个月前，跟着丈夫卡尔·伽顿参加一位亲戚的订婚仪式时才听人说起这件事的。论起来，凌丹和玛莉·莱图纽算是两表妯娌，因为卡尔和玛莉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姑表兄弟。凌丹那天在聚会上没有看见莱图纽夫­妇­，她先只是随口一问，一位表妹刚说了一句便被站在旁边的舅妈拉走了。又问了几个人，尽皆闪烁其词。回到家里再问卡尔，才发现，丈夫那边的上上下下早在去年秋天就都知道了，只瞒着几位外姓的媳­妇­和女婿。

卡尔说：“你得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你先向我起誓。”

凌丹很认真地举起右手，食指和中指交叉在一起。

“玛莉·凯有了外遇。”在亲戚们中，大家都管玛莉叫玛莉·凯，以与她的大女儿玛莉·科蕾儿·莱图纽相区别。

这不奇怪，凌丹心想，思蒂文自己早就有了外遇，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卡尔又说：“她怀孕了。”

“哦，是吗？”

卡尔接下来的话对凌丹无异于晴天霹雳：“和一个12岁的男孩。”

凌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只嗡嗡着一个反反复复的声音：“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啊！”

卡尔说，众人守口如瓶只是为了顾全思蒂文的面子，也为了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小思蒂文，11岁；玛莉·科蕾儿，9岁；尼克，5岁和嘉娣，3岁。思蒂文业已收集到了一些相关的证据，包括玛莉·凯的日记以及她与“那个男孩”之间的往来书信。另一个原因是，大家其实也在希望玛莉·凯能去做人工流产，但现在看来这个可能越来越小了，因为玛莉·凯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五个多月了。

凌丹担心的更多。35岁的玛莉·凯是小学六年级老师，她的班上应该有至少十几个这种年龄的男孩子，她会不会对别的孩子也有类似的­性­侵犯行为？还有她自己的两个儿子？

凌丹没有信守她对卡尔的誓言，她又在私下里告诉了其他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凌丹热衷于传播桃­色­新闻，而是拿不定主意。凌丹的哥哥听完以后对她说：“凌丹，如果你不举报，我就会举报。这种事绝对不能任其发展。”

凌丹终于下定了决心，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卡尔。卡尔深知妻子的脾气，说，你要做什么不必问我，只是，别告诉我，别让我知道。

果然，凌丹没有告诉卡尔。她趁着卡尔上班的时候打了这个电话。凌丹很害怕，也觉得对不住思蒂文和莱图纽家的孩子们。她知道这个电话一打，玛莉·凯肯定会丢了工作，说不定还得蹲监狱，莱图纽的那个家就算散了。

凌丹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拨通了海莱茵学区办公室。海莱茵学区下辖着五六所中学和十几所小学，凌丹甚至不知道玛莉·凯学校的名字，也不敢保证她听来的每一个细节都一定属实，她唯一能确定的只是当事人名叫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还有那个男孩的名字：贝利。

好在对方并不多问，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会调查的。”

这天是1997年2月25日，星期二。

玛莉·凯工作的小学叫肖尔坞，位于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西雅图的中南部。美国有两个叫做华盛顿的地方，一是首都华盛顿特区，在东海岸，再就是这个华盛顿州，在西海岸，两地相距3000多英里，各在美国的两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华盛顿州在美国的华人中很有点名气，因为这里出过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先生。西雅图也很有名气，当人们提到西雅图时，便会联想到蜚声全球的波音飞机公司、微软电脑公司和亚马逊网络公司，进而联想到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们。但西雅图中南部这一片名为“白­色­中心（White Center）”的区域，却不但与“富豪”二字相去甚远，而且，用当地居民中早年自嘲的说法，“你就是翻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也找不出一个白人”。“白­色­中心”住的都是有­色­人种，其中以黑人居多，杂以南美人、南亚人和被称为“萨摩亚人”的南印度洋岛民。稍微有一点钱的人都不愿意住在这里，因为这附近有一个巨大的噪音源——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简称西塔国际机场。每当有飞机起飞或降落，在其­阴­影扫过的地面，引擎轰鸣之声震耳欲聋，以至于居民们不得不调大电视机的音量，老师们不得不暂停讲课。但是近年来，“白­色­中心”的人口成­色­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来自俄罗斯等国的东欧移民的介入，这里的白人数量正在增加。

师生之间(2)

其实在凌丹·伽顿的那通电话前一周，学区办公室曾经收到过一个举报，只不过内容远不及凌丹讲得详细。有关方面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是因为他们经常会接到类似的举报，说某某老师和某某学生如何如何。调查的结果，大部分只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甚至别有用心的造谣中伤。但在女老师和男学生之间发生这种离谱的事，却是闻所未闻，令人咋舌。

凌丹打电话的次日，便有肯恩地区警署来电核实情况。一位名叫帕笛霞·梅勒的女警官在电话上说，根据凌丹提供的线索，当事人之一的男孩子是七年级学生，也就是说，刚刚从肖尔坞小学毕业，升入卡斯卡地中学。但是警方查对的结果，玛莉·凯去年教的六年级班上没有叫贝利的学生。美国的中小学一共十二年，其中小学六年——一至六年级，初中两年——七、八年级，高中四年——九至十二年级。

海莱茵学区办公室也了解到了这个情况。此时，消息已经在职员们中悄悄传开，有人想起了大约八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是在1996年6月19日，星期一，学校刚开始放暑假。那天半夜，正在德斯莫因码头巡夜的保安大卫·谢尔兹看见一辆家用面包车在停车场的附近转悠。车上挂的是阿拉斯加州的牌照。车开得很慢，歪歪扭扭的，几次倒车时，后轮都骑上了人行道，或碾进路旁的花圃里。大卫怀疑司机酒后驾驶，遂用步话机召来了德斯莫因警署的巡警。

很快，面包车离开了码头，仍是歪歪斜斜地开到不远处的“安东尼家常菜”餐馆，绕着餐馆转了几圈之后，在停车场筑有围栏的角落里熄了火。

两名巡警陆续赶到，他们先和大卫一起站在黑暗处观察了一会儿。昏暗的路灯下，车上似乎空无一人。过了十几分钟，一个女人从车的后部坐起来，移至驾驶座。

巡警一左一右地朝面包车包抄过去。距离大约10英尺处，他们一齐打开手电，亮出警徽。透过驾驶座的窗口，巴勃·契达看到了一位模样极标致的年轻女子，亚麻­色­长发，橄榄绿眼睛。巴勃拉开车门，见女人身穿长长的T恤衫，底下露出一圈短短的薄呢裙，光着脚。女人不肯下车，也不肯回答巡警们的提问，过了半日才说出，她叫玛莉·凯·莱图纽，是肖尔坞小学的教师，家住诺曼底公园。

巡警们将电光­射­向后座，但见座椅的靠背已经全部放平，做成了一张床的样子。一个男孩蜷缩在“床”上的睡袋中，一动不动，任凭巡警们如何叫如何推都不待睁眼。巡警们只得再次转向玛莉·莱图纽：“你和这个男孩子在车后面做什么？”罗伯特·柯林斯问。

玛莉·凯说，威利·伐拉奥——那个男孩的名字是她的学生。他母亲今天上夜班，委托她照顾孩子一晚上。威利本来是要在莱图纽家过夜的，但是一个多小时以前，玛莉·凯和她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因为什么事大吵了一架，她就带着威利出来了。

“我想教训教训他，”玛莉·凯说，“所以决定要在外面等到他上班以后再回去。”玛莉·凯又解释说，思蒂文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管理行李，上班的地点是西塔机场。他这个星期上早班，每天凌晨三点半离家。“我们俩只是想在回去以前稍微打个盹儿。”

“你的年龄？”巴勃·契达问，一面作着记录。

“32岁。”玛莉·凯说。

巴勃再次将手电朝玛莉·凯脸上晃了晃，觉得她看上去不到32岁。

“他呢？”巴勃用手电指了指睡袋中的男孩。

“18岁。”巴勃想，他看上去也不到18岁。

德斯莫因在白­色­中心南面约15分钟的车程，中间隔着诺曼底公园。罗伯特·柯林斯马上打电话给诺曼底公园警署，请他们派人到莱图纽家查对。20分钟后对方回复说，莱图纽家没人接听电话，也没人应门。

威利·伐拉奥终于“醒”来了。巡警们让他穿好衣服，说要带他去警署。在事情弄清楚以前，他们有责任“监护”未成年人。玛莉·凯竭力反对，指责警察们小题大做。她说她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是伐拉奥家的朋友，她和威利并没有在车后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巡警们说，你讲的故事听起来固然无懈可击，但你们的装束却颇有些令人生疑。

玛莉·凯开着面包车跟到了警署，她说伐拉奥太太既然将孩子托付给了她，她就必须对威利负责。在警署办公室里，小伙子告诉警察们，他今年14岁，因为尚不满16，所以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如驾驶执照等。他说莱图纽夫妻吵架的时候，他正在莱图纽家。玛莉·凯的丈夫思蒂文讲了一些话让他很不高兴，一赌气他就跑出来了。他跑到莱图纽家附近海景街的QFC商店时，玛莉·凯开车追上了他，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了德斯莫因码头。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干­，只是因为太困了，就在车后面迷糊了一会儿。

警察们打了好几通电话才辗转找到威利的母亲松娜·伐拉奥，她正在普拉希面包房上夜班。松娜听完警察的报告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她说她非常信任莱图纽夫人，“只要威利和她在一起，就没有问题”。她要求警方立即将威利交还给莱图纽夫人。

因为无法获取确凿的证据，德斯莫因警署不得不在当日凌晨4点左右，放走了玛莉·凯·莱图纽和威利·伐拉奥。

师生之间(3)

德斯莫因警署一位警官的妻子在海莱茵学区办公室工作。第二天，她将这件事告诉了几个同事和学区的保卫科长。但因警方并未正式立案，学区办公室也不曾收到相关的报告。

时隔多年，威利·伐拉奥才道出了实情。他在QFC商店门口上车后，玛莉·凯便为她丈夫的粗鲁向他道歉。玛莉·凯看上去很压抑，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为了安慰这位比自己年长22岁的老师，威利伸出胳膊搂住了她，见玛莉·凯没有拒绝，又趁势亲吻了她。很快，玛莉·凯开始回吻。等她终于安静下来，威利要求换到驾驶座。威利把车一路开到德斯莫因码头，两个人在那里的停车场做了爱。后来在“安东尼家常菜”前面被警察们截住时，他们其实什么都没做，真的就只是想睡一小会儿。

所以，那个男孩子的名字不是“贝利”，而是与之谐音的“威利”。英文和中文不同，没有四声平仄。“威利”和“贝利”除了第一个辅音外，其余发音完全一样。

1997年2月27日，星期四上午，女警官帕笛霞·梅勒驱车前往位于白­色­中心的卡斯卡地中学。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梅勒警官与威利·伐拉奥的这一次谈话，连同警方所有其他关于这位七年级学生的材料一起，被作为“未成年受害者”档案而严加保密。威利生于1983年6月26日，当时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等到后来小伙子长大成|人，人们才得知了这些谈话的内容。

初次见面，梅勒警官感觉有些意外，她不曾料到威利是个“黑孩子”。后经交谈才了解到，威利并非黑人，而是肤­色­很重的萨摩亚裔——南印度洋岛民。根据梅勒警官的记录：

我问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沉默少言，一开始几乎一言不发。我又问他是不是类似于男女朋友那样的关系，他回答是。我再问他是不是比一般的男女朋友更进一步，他说他们还发生过­性­关系。

梅勒警官马上将威利·伐拉奥带回警署，并会同一位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的律师，一起对威利进行讯问。

他说那天他住在她家里，一切就身不由己地发生了……玛莉的丈夫上班去了……孩子们都在睡觉。他说他们俩在起居室里看一部电影，他记得好像是摩尔·吉普森主演的《勇敢的心》。他说她开始对他讲巫师巫术什么的，说有一位巫师替她算过命，说她的命苦，还说她会遇到一位深肤­色­的男子，并和他共同生活……然后他们就发生了­性­关系。

那是玛莉·凯第一次和威利Zuo爱，时间是1996年春天，威利当时12岁。后来他们又多次发生­性­关系，威利那天告诉梅勒警官是“30到40次”。一年以后，威利将这个数字翻了十倍，他向一位小报记者吹嘘说，是300到400次。其中有一次，威利的哥哥勃利也在莱图纽家。勃利从卧室的门外经过，正好看见师生二人在床上厮混。

威利还谈到，他和玛莉·凯相互交换过戒指，写过一些爱情书信。威利说，玛莉·凯抱怨她的丈夫经常虐待她。她告诫威利他们俩的事不可以向任何人说起，否则她会丢了工作。但威利还是告诉了他的哥哥和最好的朋友。

谈话完毕，帕笛霞·梅勒开车送威利·伐拉奥回家，又马上赶往肖尔坞小学。梅勒警官请办公室秘书将玛莉·凯从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叫了出来。此时是下午4点30分。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叫你出来。这一切还用我再解释吗？”身着警服的帕笛霞·梅勒问。

玛莉·凯垂手站立了一会儿。她那天穿着很宽松的红­色­绒衫和黑­色­百褶裙，高高隆起的肚子一目了然。

“我想我能猜到。”她说。

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被肯恩地区警方以“强Jian幼童罪”拘捕。经过了最初的惊骇之后，玛莉·凯很快强作镇静。在学校的停车场临上警车前，当梅勒警官问她有什么问题时，玛莉·凯只问了两件事：威利·伐拉奥怎么样？她班上的学生们会怎么样？梅勒警官告诉她，威利现在一切都好。至于她的工作，校方作出决定后会尽快通知她的。

一跨进警署审讯室，玛莉·凯就再也撑不住了。她呜呜咽咽地告诉办案人员，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形。她想知道威利的家人对这件事和她本人是什么看法，她想知道是不是思蒂文告发了她。这一次，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

当被问及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时，玛莉·凯说：“999%不是思蒂文的。”

据梅勒警官当时的记录：“我说我希望那是她丈夫的孩子，而不是一个13岁男生的。她说恰恰相反，她不希望那是她丈夫的孩子。”

玛莉·凯哭着说，她的丈夫早有了别的女人，冷淡她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那情­妇­有名有姓，是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位名叫凯丽·瓦伦的空姐。这对­奸­夫­淫­­妇­还瞒着两边的家人养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玛莉·凯对警方说，“凯丽·瓦伦告诉她丈夫那是他的孩子，但是我知道不是。我猜思蒂文和那个丈夫比较相像。”意思是，两个男人都是白人。

玛莉·凯接着说，她受够了孤独，过够了没人关心、没人理睬的日子。她在和威利·伐拉奥的关系中找到了安慰，找到了爱情，也找到了自信。她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但她自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因为她和威利确确实实是相爱了。

师生之间(4)

当谈到被思蒂文“偷”走的书信日记时，玛莉·凯说思蒂文是一个卑鄙小人，想用这些东西来“讹诈”她。

鉴于玛莉·凯的身体状况，在孩子出生以前，警方不打算羁押她。当天晚上从警署出来，玛莉·凯没有直接回家，她先去了肖尔坞小学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那里。50多岁的贝丝已经与丈夫离异，她最大的孩子和玛莉·凯年纪相仿，小的正在上中学。玛莉·凯后来对人说：“贝丝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和我心灵相通，一种女人对女人的理解。我跟她非常亲近，因为她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孩子——我和威利。”

玛莉·凯在贝丝家一直呆到凌晨3点过，她不停地哭泣，不停地打电话。玛莉·凯在电话上告诉远在加利福尼亚的父亲约翰·希密兹，说思蒂文不再允许她开那辆面包车，因为他认定那是“犯罪现场”之一。希密兹先生答应将尽快给女儿送一辆车过来。

玛莉·凯回到家里没敢惊动任何人，自己悄悄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对付了一宿。从此，那只沙发就成了她经常过夜的地方。

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来以后，玛莉·凯没有如往常一样，匆匆忙忙地梳洗，匆匆忙忙地吃早餐，匆匆忙忙地送孩子们上学，再匆匆忙忙地赶到肖尔坞小学的39号教室。正像她对威利说过的，她失业了。

对警方而言，“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Jian幼童案”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案子。帕笛霞·梅勒警官不费吹灰之力便取得了威利·伐拉奥的证词和玛莉·凯的供词。至于玛莉·凯正怀着的娃娃，那更是一个确凿得不能更确凿的“证据”了。

构成英文的问句有六个最常见的句首词，亦称六“Wh”。办案人员在短短的几天里已经基本搞清楚了其中的五个：Who（何人——案犯和受害人）、What（何事——作案事实）、Where（何地——作案现场）、When（何时——作案时间）和How（如何——案情经过）。但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Why（为何——作案动机），却是比他们办过的任何一桩案子都更加复杂费解，扑朔迷离。

办案人员开始走访玛莉·凯和威利周围的人们，他们选定的第一个对象就是玛莉·凯的丈夫思蒂文·莱图纽。

交谈中提到了1996年6月19日，思蒂文说他还记得那件事。他那天其实是上的常白班，傍晚回家后看见威利·伐拉奥正在和他的大儿子小思蒂文一起做一件什么小学生的手工工艺品。威利那天穿着那些犯罪团伙的孩子们常穿的“口袋式T恤衫（baggy shirt）”和很肥大的长裤。思蒂文向来不喜欢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他不明白学校已经放假了，这个孩子也已经从肖尔坞小学毕业了，为什么玛莉·凯还隔三差五地把他往家里领？不过他当时只是以为妻子可能想非正式地领养威利，当个教母什么的，因为据说这孩子有绘画方面的才能，玛莉·凯大概是希望等威利今后出名了，好跟着沾点光。提起画画，思蒂文又是一脑门子官司，他早就腻味透了玛莉·凯成天在她耳边吹嘘威利有多­棒­多­棒­。依思蒂文之见，威利确实比不少同龄的孩子都画得好，但他却一点儿也看不出来威利会像玛莉·凯说的那样，成为“第二个毕加索”。

思蒂文从壁橱里搬出一纸箱家里未付的账单和需要处理的文件，“砰”地放在厨房的饭桌上：“学校已经放假了！”他对妻子吼道，“你也该­干­点儿正经事了！”

听见思蒂文发了脾气，威利马上站起身来，一声不吭地走出去。玛莉·凯也很快跟了出去，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就跳上了面包车。那时还不到7点。

思蒂文十分爽快，他对警察们承认玛莉·凯说的他的那段外遇确有其事，但鉴于他和妻子目前的关系，他并不想结束“那件事”。思蒂文说他也曾考虑过离婚，但律师费实在是太昂贵了，于是就拖了下来。

思蒂文还十分爽快地交出了他私自扣下的玛莉·凯的书信和日记，甚至没等警察们亮出搜查令。

玛莉·凯在日记中写道：“我感觉自己正在越来越快地坠落，朝向那个不可逆转的临界点。”

玛莉·凯曾在1996年初冬到芝加哥参加一位娘家亲戚的婚礼，思蒂文在她到达之前打了一个电话给岳丈和岳母，警告两位老人说，他们的女儿正在把自己搅进一宗丑闻。思蒂文没有在电话上透露更多的细节，只说“这件事最好由她亲口对你们讲”。后来，玛莉·凯在她的那则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了我的父母，他们都很担忧。他们说如果被人发觉了，我恐怕会身败名裂。”

但在写给威利的信中，玛莉·凯却言不由衷：“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我的父母，包括我们的孩子！我和他们详细地谈到了你，甚至告诉了他们你尚未成年（但没有提到具体的年龄。我想在他们的印象里，你大概有15岁）……我说你是我的一个学生，我父亲马上说他记得好像见过你。……我母亲则表示她非常喜欢你。”“……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你的亲吻，但你却不在这里。我思念我们在一起时发出的那些声响。我想象着你的胳膊环绕着我，拥抱着我，永远永远……”

另一封信中，玛莉·凯要求威利“以你的生命起誓，无论别人如何盘问你，你都不能说出我们之间的事——连一个接吻都不可透露！”

在他们交换的一些小纸条上，威利写着：“谁告诉你可以用两条腿缠绕我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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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5)

玛莉·凯回答：“因为我乐意！”

另一张条子上则写着：“我看得出来，我也感觉得出来，当你在你的那些学校女朋友的身上得不到­性­满足时，便想到了我。告诉你，我并不是她们的替代品！请别在你需要替代品的时候来找我！”

玛莉·凯还在她的日记和书信中不止一次地引用一首爱情歌曲中的歌词：“为什么在感觉上是如此正确的事情，却实际上是错误的（How could it be wrong，if it feels so right）？”

在肖尔坞小学，办案人员们了解到，玛莉·凯1989年从西雅图大学毕业后，就来到这里任教，那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家四口住在白­色­中心东面约30分钟车程的肯特市。后来为了上下班方便，玛莉·凯不顾思蒂文的坚决反对，卖掉了肯特市的公寓房，在诺曼底公园买下了一座很旧的老房子。

玛莉·凯说，她从小的愿望就是长大了当一名老师，也自认是天生“教书匠”的材料，因为她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此话确实不假。玛莉·凯在学生中备受欢迎，“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愿意被分到莱图纽夫人的班上”。一位家长说。在美国的小学，每个学年开始时学生们都要重新分班。玛莉·凯最早是教二年级，她特别善于寓乐于教，寓乐于学。肖尔坞小学的孩子们都知道，莱图纽夫人班上的学生在课间休息时很少出来玩，因为那是他们特有的“舞会”时间。假如有人在这个时候推门而入，便会看见师生们在教室里载歌载舞，其乐融融。

玛莉·凯说：“每天放学时，我都会站在教室门口依次和每一个孩子道‘再见’。我们或握手，或击掌（High-Five），或拥抱。这是我从华盛顿大学一位老师那儿学来的。我坚持每天必做，从我的第一个二年级班开始，从未间断过，因为这种交流形式对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事们都认为，在与孩子们进行接触和沟通方面，玛莉·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教师。但她也有她的弱点——不懂得约束学生，不懂得执行纪律，所以她的班上时常是乱糟糟、闹嚷嚷的。

玛莉·凯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发现学生们的专长。如果有某个孩子作文写得特别好，或歌唱得特别好，或是有体育方面的天才，玛莉·凯便会竭尽全力鼓励和扶持，而这些有专长的孩子们便也成为了“老师的宠物eacher’s Pets）”圈中的一员，受到莱图纽夫人格外的青睐。在她1991年教的二年级班上就有这样的一个被玛莉·凯认为颇具艺术才能的学生，这位皮肤黝黑的男孩子小小年纪便画得一手好画，他就是威利·伐拉奥。

四年之后，1995年新学期开学时，玛莉·凯因教学出­色­而被一举晋升为该校六年级教师。在那张晋级表格的评语栏里，校长写道：“玛莉·莱图纽不仅在肖尔坞小学是一位优秀的人才，而且在整个海莱茵学区也堪称得一位优秀人才。”

俗话说，小孩子一年一个样。二年级和六年级差了四年，俨然就有了天壤之别，俨然就有了“小小孩”和“小大人”之别，更何况肖尔坞小学的学生们又全都是来自“白­色­中心”这种地方。开学第一个星期，玛莉·凯显然有些不适应。她需要时间了解孩子们，也需要时间调整自己。幸运的是，她在几十张陌生的甚至带有敌意的脸庞中看到了一副熟悉的眉眼儿——威利·伐拉奥又被分到了莱图纽夫人的班上。

威利不仅比四年前高了壮了，而且“厉害”了。尽管警方后来的调查没有发现他和任何少年团伙有关，但他却在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上故意摹仿那些帮派中的孩子们，处处流露出一种霸道劲儿，显得好像很有“背景”的样子。玛莉·凯当然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了。果然，拢住了威利·伐拉奥，也就拢住了全班的孩子。

和所有的“上班母亲（Working Mothers）”一样，玛莉·凯经常处于既想照顾家庭又须顾及工作的两难之中。她在所有的熟人朋友里都是出了名的“老迟到”，无论是上班，或在约定的时间看医生，或是参加派对聚会。但在所有这些场合中，玛莉·凯又常常是最后一个走。她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留在教室里，备课，改作业，直到很晚很晚。或是在派对上跟人聊天，一定要聊到曲终人散。玛莉·凯的朋友们轻易不敢给她打电话，因为她煲电话粥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有人根据玛莉·凯的电话账单作过统计，她的平均通话时间是40多分钟。

玛莉·凯每天下班后留在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逃避家庭矛盾的困扰。除了丈夫的不忠外，莱图纽夫妻还经常为了经济问题吵架。平心而论，思蒂文和玛莉·凯工作都很努力，对一个六口之家而言，他们的收入也不算低，但用朋友们的话说，出生于政治家家庭又来自南加州——好莱坞的所在地——的玛莉·凯太过于注重仪表，追求时尚。即使家里未付的账单码成了高高的一摞，即使有关公司因他们长期拖欠各种费用而断了莱图纽家的水电或电话，玛莉·凯还是会不惜最后一个铜板为自己和家人添置新衣，或是在周末带着全家人到西雅图最豪华的饭店进晚餐。没错，他们参加聚会时经常迟到，但这一家子又经常是聚会中最出­色­最夺目的一群。思蒂文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玛莉·凯虽然生养了四个孩子，却依然保持着“模特儿似的身段”。儿女们也都随了父母，一个个金发碧眼，金童玉女一般。在一次朋友的婚礼上，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像是“肯尼迪家族”的一支。玛莉·凯被捕后，学校为她的学生们请来一位代课老师。当校长问孩子们对这位新老师有什么意见时，一个女生说：“要是她的穿着也像莱图纽夫人一样就好了。”

师生之间(6)

玛莉·凯虽然在1995年晋了级，可也在这同一年流过一次产。不久，她的父亲又被诊断出晚期癌症。玛莉·凯自幼与父亲亲密，接到电话后悲痛不已。她本能地转向思蒂文试图寻求慰藉，但思蒂文还没等她说完，便耸耸肩拂袖而去。

很快，玛莉·凯在她的六年级班上“发展”了三名“宠物”。不用说，有绘画天才的威利·伐拉奥荣登榜首，还有一位“今后可能成为作家”的女生卡蒂·霍顿，以及威利的表弟。这些孩子们常常在放学以后留下来帮莱图纽夫人改卷子，查资料，出墙报等，其中最积极的威利还不时地去莱图纽夫人家里替她­干­些家务。

到1996年4月，玛莉·凯和威利的关系已经明显地超出了师生的范畴。一次，一位老师听见威利对莱图纽夫人直呼其名，管她叫“玛莉”，这在西方国家的学校里是不允许的。还有两位老师分别在不同的时候看见威利在学校的停车场上用莱图纽夫人的面包车学习驾驶。

6月，学校放假了，玛莉·凯和威利反倒来往得更加密切。据诺曼底公园的邻人们反映，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常常有两个“黑孩子”——人们分不出萨摩亚人和黑人——在莱图纽家进进出出。玛莉·凯说那是替他们做家教照管孩子们的学生，但几个邻居的小孩去莱图纽家玩了回来，告诉大人们说两个“黑孩子”当着玛莉·凯的面抽烟喝啤酒，玛莉·凯居然不管。后来有街坊问起这件事，玛莉·凯称威利和勃利两兄弟帮了她不少忙，她拉不下脸来。

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那个初夏之夜发生在德斯莫因码头的事件，但不少人却听说了玛莉·凯和她那位会画画的学生一起在海莱茵社区学院和西雅图画院进修艺术课程。按照美国###门的有关规定，中小学教师必须定期利用寒暑假选修一定学分的高等教育或专业课程，以更新知识，也更新他们的教书执照。这对师生除了上课之外，还一起逛画廊，逛博物馆，逛艺术用品商店，一起在莱图纽家做作业。也是在那年夏天，玛莉·凯带着威利飞到阿拉斯加州，参加了她丈夫家族的一次聚会。

10月，玛莉·凯打电话给她在南加州中学时代的好友美娴·任那特，说她“爱上了一个人”。据美娴后来的回忆，“玛莉·凯非常兴奋，她对着话筒滔滔不绝，抛出一连串的赞美之词。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她一辈子都在寻找的人。……她说她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一份绝对纯真的爱情。……他们的感情完全是建立在­精­神上的，他们之间尚未发生属于物质的­性­关系，不过他们正在考虑这一点。……玛莉·凯说：‘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他是我的灵魂伴侣（Soul Mate）……’”玛莉·凯还用了一些很华丽的词藻，诸如“我们总能踏着相同的节奏和旋律，我们总能用相同的目光捕捉蕴藏于生活中的美妙”等等。美娴想，玛莉·凯真不愧是当老师的。

美娴·任那特深知莱图纽夫­妇­之间的疙疙瘩瘩，她当时很为玛莉·凯感到高兴。然而，和玛莉·凯在电话上聊了将近两个小时，美娴自始至终没有听到关于那个人的具体描述，比如，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在何处供职，以及女人们最爱谈论的那人个子有多高，开什么样的车等等。美娴几次想问，无奈玛莉·凯是那种讲起话来别人就甭想Сhā嘴的主儿——这也算是她当老师的素质之一。不过，玛莉·凯确曾说过“他是一个学生”。所以在美娴的印象里，她好朋友的新情人应该是一位20来岁的大学生。

几个星期后，美娴接到另一通来自西雅图的长途。“我怀孕了。”玛莉·凯宣布道，“而且不是思蒂文的。”但是，玛莉·凯接着说，她暂时还不想和思蒂文道破这一点，她仍希望思蒂文“认为”这是他的孩子。不过，等孩子生下来就瞒不住了。

“为什么？”美娴·任那特问。

“那将是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玛莉·凯答。

然而，思蒂文·莱图纽很快便得知了真相，因为他们夫妻已经有些日子不行房事了。思蒂文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在阿拉斯加的父母家人，但要他们都发誓保密。

办案人员也去了伐拉奥家。威利的母亲松娜今年刚38岁，两鬓却已经冒出了白发。自从前夫在十年前进了监狱，她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五口。松娜同时兼着两三份工作，比如这些日子，白天在墨西哥连锁餐馆“塔可钟”的车上服务（Drive-through）窗口接单，晚上在“得克萨可”连锁加油站收银。每周七天，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左右，却因为在每个地方都做不长久，到现在还拿着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但是松娜并不孤独，她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都非常有人缘。几年前伐拉奥家失过一次火，就是全靠肖尔坞小学和卡斯卡地中学的师生们慷慨相助，捐赠若­干­衣物钱财等才撑过来的。伐拉奥家的四个孩子都各有一技之长：威利的画画得好，勃利有一副不错的歌喉，列娜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法瓦耶的数学总是能得A。只不过和白­色­中心的许多孩子一样，这些在小学里展露出来的天才，到了中学毕业就黯然泯灭了。伐拉奥家唯一的女孩列娜曾拿到过一笔体育奖学金，但因家境贫困，终究也没能上成大学。

其实从上一年级开始，几乎所有的任课老师都看出了威利·伐拉奥在绘画方面比别的孩子出­色­，但谁也没有像莱图纽夫人玛莉·凯那样对此推崇备至。不少老师还记得，玛莉·凯有一次谈到威利的天才，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尽管没能在同事中引起共鸣，但玛莉·凯以为那只是因为别的人艺术修养皆不及自己，所以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慧眼”。而那些稍有一点资历的老教师们则在背地里议论说，玛莉·凯毕竟年轻，刚教了几年书，不像她们，见识过太多“未来的艺术家”们。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后来长到二三十岁，不也只能空怀一身“绝技”，在“迪斯尼动画制片厂”门外的加油站里替客人擦车，或某家著名广告公司对过的餐馆里端盘子吗？

师生之间(7)

一位曾在莱图纽夫人班上做过义工的学生家长回忆说，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发给每个孩子一张水仙百合花的摄影图片，威利是全班学生中临摹得最为逼真的。但据这位家长的看法：“他充其量只是一台‘复印机’，因为他缺乏创造­性­，只会重复别人的作品。”

威利曾送给卡蒂·霍顿——玛莉·凯在六年级班上的另一只“宠物”一张他的自画像。按照卡蒂的评论：“什么都好，就是鼻子被故意画小了两号，看上去像极了‘歌王’迈克尔·杰克逊做完整容手术后的鼻子。”

谈到威利·伐拉奥本人，不少学生直言不讳地说，威利具备“双重­性­格”，这可能是他除了绘画以外的另一份“天才”。威利可以循规蹈矩，懂事听话，而且处处替人着想，周到体贴，这通常表现在老师们的面前。他也可以冷酷无情、欺小凌弱，这通常是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关于威利的后一面，卡蒂形容说：“威利向同学们表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是小流氓，我是G（即Gangster，黑帮团伙成员——笔者注），我不是好惹的。’……威利很聪明，他只要和你打五分钟的交道，就能判断出你会喜欢他的哪一面，然后他就表现出哪一面，让你印象深刻。……他跟你谈话时，非常注意你脸上的表情。……我一直都知道他在为人处事中利用他的双重­性­格。……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我看透了他。”

“威利·伐拉奥相当出众。”另一位同学表示，“学校里人人都认识他，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他。”

办案人员想，这或许就是玛莉·凯十分赞赏的“威利比他的同龄人都聪明、成熟”的一面。

显然，松娜·伐拉奥也了解她小儿子的“双重­性­格”。与警察们谈到这一点时，松娜忧心忡忡：“在我的四个孩子中，威利恐怕在这一点上最像他们的父亲。”威利的父亲鲁亚瓦·伐拉奥曾是一位技术不错的汽车机械师，也是教堂里受人尊敬的传道士，但同时又是一个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罪犯，他的身上也结合着截然不同的“双重­性­格”。在威利两岁时，警方以数项­性­­骚­扰罪和伤害罪依法逮捕鲁亚瓦以后，松娜才得知，她的丈夫是18个孩子的父亲。那时威利尚小，记不得家里的事，但从哥哥姐姐们的谈话中，他知道父亲喝醉了酒揍起人来是很可怕的。他虽然也跟着家人一起去探过几次监，但正如卡蒂·霍顿所说：“他心里充满了对他父亲的仇恨，很深很深的仇恨。”

思蒂文·莱图纽的同事们都看得出来他这两天心绪欠佳。工间休息时，思蒂文把他的好朋友乔·本狄克叫到一旁。本狄克一家以前也曾是莱图纽夫­妇­在肯特市的邻居。思蒂文说：“报纸和电视上很快就会有一些关于玛莉·凯的报道，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想还是先亲自告诉你为好，谁知道那些记者们会添油加醋地胡诌些什么。”思蒂文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措辞：“玛莉·凯和她的一个学生发生了­性­关系。”

“哦，思蒂文，”乔说，“你知道，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他也和美娴·任那特一样，以为是玛莉·凯以前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对方显然还没明白，思蒂文只得把话说得再透一些：“那孩子只比我们家小思蒂文大一两岁。警方正在调查这件事。”

乔顿时哑然。愣了一会儿才说：“我很抱歉你们家出了这样的事。不过我想，事情总是会有办法的。”

思蒂文不幸而言中。没过几天，这件­性­丑闻果然被添油加醋地捅上了报纸电视，而且其范围很快从西雅图扩展到了全美国。一时间，流言蜚语，街谈巷议，似乎每一个人都会讲出一套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在世人的口舌中，玛莉·凯成了电影《毕业生》中的“男孩杀手”罗宾逊夫人，或《42年之夏》中被丈夫遗弃的孤寂怨­妇­，成了“男生们的美梦，家长们的噩梦”，她“窃取了一个男孩子的童贞，把他变成了一个男人”，等等等等。

值此闲言四起之时，玛莉·凯的老父亲约翰·希密兹如约为女儿送来了一辆大众·福克斯轿车，也送来了为父的一片关爱。只是不承想，希密兹先生以花甲之年，病笃之躯，竟也成为媒体不择手段、不留情面的揭短对象。记者们很快便发现，玛莉·凯对威利·伐拉奥之作为实际上是在重复着希密兹家族的一段也曾轰动一时的绯闻。

玛莉·凯瑟琳·希密兹生于1962年1月30日，她的母亲也叫玛莉。玛莉·凯是玛莉和约翰·希密兹夫­妇­的第四个孩子和最大的女儿，所以从呱呱坠地，便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尽管希密兹家后来又添了两女一男，但希密兹先生在他的七个孩子中一直偏疼着大女儿。

玛莉·凯从她的双亲那里承接了永远年轻的美貌和永远苗条的身材。她的父母都很瘦，据说约翰·希密兹当年更是瘦到了几近于皮包骨头，但长相却是难得的英俊，只要留上一圈胡子，便酷似电影明星戴维·尼文。约翰·希密兹曾是美国空军中的飞行员，后来又做过飞行教官。玛莉·凯出生时，他已经从军中退役，在洛杉矶一所大学里当教授。因为希密兹夫人没有工作，所以约翰也利用假期和周末到附近的“迪斯尼乐园”做业余保安，以贴补家用。

玛莉·凯两岁那年，约翰·希密兹开始步入政界。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立法委员一举成功，希密兹一家也随即搬到了加州首府沙加缅多。

师生之间(8)

玛莉·凯后来对人说起，她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7岁时，她看到了一个哥哥的“那话儿”，还伸手摸了摸，她哥哥也摸了她。但玛莉·凯随即补充道：“我们只是出于好奇，没有谁强迫谁。后来我感觉这样做不对，就说‘不！’你猜怎么着？从此便停止了。”

1970年，约翰·希密兹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一家九口又随着父亲政治舞台的转移而东迁首都华盛顿特区。玛莉·凯还记得，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带她去过国会山，非常骄傲地向同僚们夸耀他的女儿多么聪明漂亮，乖巧懂事。

在华盛顿的两年里，约翰·希密兹以其雄健的谈锋而颇受媒介的关注，他还在这期间出过两本书。希密兹夫人玛莉也和许多政治家夫人一样，利用各种机会在电视和报纸上频频露面，向公众们展示自己对时事的评判能力，以及对­妇­女、儿童、家庭、教育等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

1972年，约翰·希密兹被他所代表的极右翼保守派组织“美国独立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大家都明白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他绝对不可能敌过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对手，但在当时的一亿多名选民中，约翰·希密兹还是获得了100万多张选票，占总数的1%。

大选揭晓后，约翰·希密兹带领全家仍是很体面地撤离华盛顿，回到阳光依然明媚的南加州。他们在斯拜格拉山庄买下了一幢带游泳池的豪华大宅，约翰继续从政，业已成为公众人物的夫人玛莉也不甘再进厨房，便做起了当地的社会活动家。

1973年8月11日，希密兹夫­妇­约请了几位朋友在家中聚会，希密兹家的孩子们和往常一样，都被分派了各自的任务，11岁的玛莉·凯负责照看3岁的小弟弟菲利普。突然，玛莉·凯在人群中急急地乱窜，逢人便问：“你看见菲利普了吗？”“菲利普在哪儿？”宾主们马上停止了交谈，大家四下里寻找，最后在游泳池底找到了小男孩。他已经淹死了。

多年后，当时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察还记得，玛莉·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只离开了他一分钟，就一分钟。”

多年后，玛莉·凯跟人提起这场家庭悲剧时总是说：“我父母说了，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但她的知心朋友们都知道。玛莉·凯一直认为她的父母在心里责怪她。

到了中学，玛莉·凯已经出落得如花似玉。希密兹夫­妇­很重视儿子们的教育，玛莉·凯的几个哥哥都先后进了斯坦福等名校，但两口子对女儿却不是那么认真，所以玛莉·凯也由着­性­子，只在学校参加一些如啦啦队之类的活动，任自己的成绩一再滑坡。

玛莉·凯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是美娴·任那特，学校男生们眼中的另一朵花。玛莉·凯和美娴因为相同的兴趣而走到了一起，她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派对、男孩和旅游。两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开车出游，动辄便跨越边境到墨西哥去转一圈。两个人还经常出入周围几所大学的校园，在学生宿舍里通宵达旦地泡派对。两个人都不缺男朋友，而且三天两头地更新换代。

就在她的大女儿忙于享受青春之际，希密兹夫人玛莉的事业蒸蒸日上。她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聘请，参加每周一期的时事评论专题节目《自由论坛》，就各项国家大事和热门话题等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士辩论。有行家认为，希密兹夫人在辩论中“思路清晰，机智诙谐，逻辑­性­强，而且咄咄逼人”。

玛莉·希密兹一如既往地利用《自由论坛》宣扬她关于家庭与婚姻的价值观，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妇­女儿童的利益。但是，有一位也许是最应该听到这一切的­妇­女，却没能够欣赏玛莉的这些真知灼见。

时年43岁的卡拉·司达克尔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与前夫所生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今步入中年，身边又多出了一双小儿女：两岁多的约翰·乔治和不满周岁的尤金妮。卡拉身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自己带着两个婴孩，一面又打着双份工，生活之艰难不言而喻。

1983年某日，卡拉发现约翰·乔治的小­鸡­­鸡­又红又肿，遂赶紧往医院里送。大夫检查后告诉卡拉，里面缠绕了一根头发，而且那根头发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大夫动手术取出了头发，一切顺利。然而，有关部门却不允许卡拉带约翰·乔治回家，因为据说卡拉有虐待孩子之嫌。一般来说，大人给孩子换尿布时可能会不慎将头发或纤维等掉在里面，从而引起类似的感染。但大夫认为，那根头发是有人故意缠上去的，因为头发上“还打了一个交叉的十字结”。

卡拉·司达克尔被带到警署，她逐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只是当问到孩子们的父亲时，卡拉犹豫了。警察威胁她说：“不讲也行。不过在我们把整个事情弄清楚以前，你恐怕必须呆在拘留所里。而且，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

“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的话，孩子们的父亲是约翰·希密兹。”卡拉后来说，她一开始没有回答警方的这个问题，一是不想把约翰·希密兹牵扯进来，再者也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她的答案。

果然，警察们瞪大了眼睛：“约翰·希密兹？”

“约翰·希密兹。”卡拉又说了一遍，“州参议员。”

卡拉说，20年前，她曾是希密兹先生的学生。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直到最近几年才热火起来，因为她离了婚，也因为希密兹夫人忙于上电视，忽视了丈夫的需求。

师生之间(9)

但不管怎么样，警方必须对这一情况进行核实。约翰·希密兹正在开会，办案人员把他叫到外面，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番，然后问：“他是你的儿子？”

“是的。”约翰倒是没有抵赖，但接下来讲的话就不是那么中听了：“我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在经济上对他负责，那是她的责任。”又说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头发，或那件“故意伤害案”是怎么发生的。

几天后，约翰·希密兹“养外室”的新闻出现在各地报纸的头版，他的政治生涯便到此画上了句号，希密兹夫人也被迫从《自由论坛》退出。夫妻俩分居了一段时日，后来又搬回到一起。

这就是媒体大肆渲染的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父女俩如出一辙”。记者们比较说，约翰·希密兹和他的爱女玛莉·凯都与自己的学生发生了婚外情，而且都生养了非婚子。

约翰·希密兹和卡拉·司达克尔故事的终曲是：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卡拉虐待儿童，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家庭在卡拉上班时照顾过约翰·乔治和他的小妹妹，共计有十几人有作案机会。1994年，卡拉·司达克尔病故于困扰她多年的糖尿病后，约翰·希密兹拒绝认养当时才13岁的约翰·乔治和11岁的尤金妮（也有人说是他的妻子不许他认养）。后来，孩子们被希密兹夫人玛莉的好朋友、著名巫师静妮·笛克逊收养。1997年静妮·笛克逊病逝，小兄妹俩便被送去了孤儿院。

每当希密兹夫­妇­发生分歧时，玛莉·凯总是站在父亲一边，这次亦不例外。她对朋友们说，她的母亲生­性­冷淡，缺少人情味和女­性­的温柔，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是她把他逼到那一步的”。

其实，这段使希密兹夫­妇­大起大落的丑闻并没有太多地影响到玛莉·凯，她当时离家很远，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念书，并继续着她的“派对女孩（Party Girl）”的舒心日子。

年轻时候的玛莉·凯几乎从未在情场上失过意、失过手，她和思蒂文·莱图纽也是一两次约会之后，便住到了一起。玛莉·凯后来说，她当时是被思蒂文的长相给迷住了。

思蒂文·莱图纽出生于华盛顿州，他是谢蓉和狄克·莱图纽夫­妇­的长子，家里还有一个小他4岁的妹妹。思蒂文10岁左右，全家人随莱图纽先生的工作调动搬迁到阿拉斯加州。不久，莱图纽夫­妇­离异，两个孩子自愿选择跟了父亲，但母亲也总是住得不远，经常可以见面。

美娴·任那特对玛莉·凯和思蒂文的交往可说是知根知底儿。据美娴的讲法：“有的男人是，有的男人是，而思蒂文则是玛莉·凯的 Now。”按照英文的字面意思，即“合适先生”，指可以考虑婚嫁的。是“此刻先生”，即只是一时玩玩，交交朋友，并不认真的。 Now，“马上先生”，是必须尽快完婚的。

美娴这段话指的是玛莉·凯的未婚先孕，以及不得不与思蒂文匆匆结婚。希密兹家信奉罗马天主教，当听说女儿怀孕后，希密兹夫妻想都不想就催着玛莉·凯赶紧出嫁。其实一直以来，玛莉·凯并没有真正爱过思蒂文，他只是她的。玛莉·凯私下里认为思蒂文不够成熟，也不够聪明。不过，思蒂文倒是有足够的聪明可以了解到玛莉·凯对他的态度，这也为他们尔后的夫妻不和埋下了伏笔。玛莉·凯明白，思蒂文婚后外遇不断，除了他的相貌使然，也是在报复玛莉·凯当年对他的不屑。

玛莉·凯和思蒂文一面办理结婚手续，一面办理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退学的手续。几个月后，玛莉·凯在阿拉斯加生下了他们的大儿子小思蒂文，思蒂文也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不久，公司内部人员调整，思蒂文又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了西雅图。这对夫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经济上的窘迫，伴随着一笔接一笔的债务。玛莉·凯是靠着娘家财政上的支持，才勉强念完西雅图大学夜校，取得了一纸教书文凭。

一位热心的邻人为玛莉·凯介绍了一名律师。戴维·戈尔克也住在诺曼底公园，以前曾在街坊们的聚会上和玛莉·凯见过面，算是她的半个熟人。

1997年3月8日，星期六，玛莉·凯与律师相约的第一次会晤是在戈尔克家里。玛莉·凯当时并没有太把这一切当回事，她觉得自己更像是去邻居家串门儿，因为她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是否需要律师。

“我不认为两个人相爱有什么不对。”玛莉·凯开口便说，“当然我知道，当老师的绝对不可以爱上学生，因为这亵渎了神圣的师生关系。我准备马上退职。但是要说这是犯罪，”玛莉·凯很坚决地摇摇头，“那简直是荒唐！”

戴维·戈尔克也摇摇头，悲天悯人地。他觉得玛莉·凯太无知，太不懂法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目前处境的严重­性­。

“你说的也许不错。”戴维字斟句酌，他知道他的话将会给玛莉·凯当头一­棒­，他只希望那­棒­子砸下去的时候不要太沉重。“糟就糟在这一切发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戴维先给玛莉·凯进行了一些与本案有关的基本普法教育。他解释说，第一，法律根本就不会承认、更不用说考虑一个35岁的成年女人和一个13岁的男孩子之间会存在什么“爱情”；第二，华盛顿州刚刚修正了相关的法律，将Statutory Rape——发生于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的、经过双方同意的­性­关系——由原先定义的“强Jian幼女”改为“强Jian幼童”。

师生之间(10)

也就是说，戴维继续道，如果这件案子发生在Statutory Rape法修正之前，玛莉·凯不会被起诉。如果这件案子发生在美国境内的其他州，比如加利福尼亚，玛莉·凯也不会被起诉，因为加利福尼亚等各州仍沿用着“强Jian幼女”的说法。比如，加州法律定义的Statutory Rape为“与非行为人ℚi子的女­性­发生的­性­关系，并且该女­性­的年龄在18岁以下”。

关于Statutory Rape法原始定义为“强Jian幼女”的考虑是，在“强Jian”这一特定的犯罪行为中，受害人被普遍认为是女方，因为如果强Jian导致受孕，承受怀孕和生育痛苦的将是女方。而对于未成年女子，她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尚未成熟和健全，这种痛苦较之于成年女­性­将更为深重，甚至可能遗留下终身的疾患或缺陷。所以即便是“经过双方同意的”，仍被视作犯罪。

然而，这一定义在法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长期以来，Statutory Rape法对男不对女，被不少人认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性­别歧视”。80年代，此一争端曾附着几桩类似的案子递交到联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亦很难做出明确的裁断，案子后来又都返回到了各州。近几年，已有若­干­州先后将Statutory Rape的定义修正为“强Jian幼童”。“不幸的是，”戴维·戈尔克对玛莉·凯说，“华盛顿州也是其中之一。”

在明了了这一大前提后，玛莉·凯可以有两种选择。一、不承认“有罪”，向法庭证明所有这一切只是威利·伐拉奥的单相思和幻觉，并没有真实地发生过……玛莉·凯苦笑一下，打断律师的话：“我已经怀孕了。”戴维·戈尔克偏着头打量了一会儿玛莉·凯臃肿的腰身，好像这才看出来了，然后提笔将纸上写着的“无罪”二字划掉。二、向法庭承认“有罪”，同时寻求一些监外执行的途径。戴维认为，以玛莉·凯的条件，他应该不难替她争取。玛莉·凯没有犯罪前科，没有其他犯罪行为，警方业已查明，本案中除了威利·伐拉奥，没有其他受害人，而且学校和邻居们对玛莉·凯的评价还不错。但是，玛莉·凯必须向法庭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因为“监外执行”包括了心理咨询、药物治疗、行为治疗和长期受管制。而且，玛莉·凯还必须被司法机关注册为“­性­侵犯罪犯”，也就是说，她的名字将被列到一张“黑名单”上。今后无论她申请什么工作，这一款都会出现在录用方对她的背景调查资料中，无论在何处居住，当地警署都会向附近的居民们通报，此人有这方面的犯罪倾向。

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有期徒刑7年。

1997年3月12日，星期三，“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Jian幼童案”的第一次听证在肯恩地区法院进行。主持本案的法官是一位华裔女­性­，姓刘，英文名字叫琳达。虽然在威严庄重的法官席上神情肃穆，但接近她的人都知道，刘法官其实心地很善良，感情也颇为细腻。

那天，法庭上记者云集，许多人是第一次亲眼看见玛莉·凯本人。“她看上去那么秀丽，那么端庄，又那么甜美，而且身怀六甲。”当地电视台一位女记者卡伦·俄丽丽在现场报道中说，“正是玛莉·凯的身孕使不少人对她被指控的罪名产生了怀疑。人们不禁要问，受害人真的是一名‘幼童’吗？”

在此之前，曾有记者多方打听，找到了威利·伐拉奥和他的母亲。但报道中既无照片，亦未提及姓名，只称他们是“该少年和他的母亲”。据说呣子二人都坚决否认威利是所谓的“受害人”。松娜·伐拉奥表示，她虽然不赞成儿子与莱图纽夫人的关系，但她相信威利不仅是自愿的，而且是主动的。松娜推理道，既然本案中不存在“受害人”，就没有理由对莱图纽夫人提起诉讼。威利则对记者说：“请不要妄下结论。你不懂得我们，也不懂得我们的感情。”事后，松娜·伐拉奥曾试图通过律师状告海莱茵学区和肖尔坞小学泄露了她儿子的身份，但终因证据不足，被法庭驳回。

法官琳达·刘根据有关法律条文下达的第一道法庭命令（Court Order）是，作为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玛莉·凯不得与受害人威利·伐拉奥及其家人接触，也不得单独与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

同时，根据被告方律师提出的动议，刘法官同意先对玛莉·凯进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测试和评估，以决定她是否符合“监外执行”的条件。但鉴于她已经怀孕这一事实，这项工作要等到玛莉·凯生完孩子后才正式开始。

回到家里，玛莉·凯做了两件违反法庭命令的事。她先是打电话给她的学生卡蒂·霍顿，请卡蒂替她向威利·伐拉奥捎个话儿。卡蒂马上把她和玛莉·凯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母亲：“她说只有三个字……她说，不，我不能要求你那样做。但是如果你向他转达三个字，他就会明白我的意思。”霍顿夫人接过电话，委婉地拒绝了玛莉·凯的请求。

卡蒂后来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威利。她说她不知道那三个字的内容，但是她一直在琢磨，那三个字会不会是“我爱你”。

然后，在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被分别送往各个亲戚家之前，玛莉·凯带着他们回了一趟南加州。

4月，威利·伐拉奥和他的一个哥哥因“抢劫罪”被警方拘捕。他们以扫帚柄为凶器，从一个男孩身上剥下了一件“非尔拉”牌夹克和一件NBA篮球运动衫，还威胁男孩的同伴说，如果报警“就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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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1)

5月9日，诺曼底公园警署接到玛莉·凯打来的911电话。当警察们赶到莱图纽家时，看见玛莉·凯高耸的腹部有一条4乘2英寸的伤痕。玛莉·凯说那是她丈夫打的，但她坚持不许警方拘捕思蒂文。

同日晚些时候，玛莉·凯听见思蒂文又开车回来了，便出门在车道上截住他，告诉他警察刚来过。两个人正争执着，思蒂文突然猛踩油门，擦过玛莉·凯身边，将她带倒在地，然后驾车扬长而去。一位邻居把玛莉·凯送进了医院，大夫经检查发现玛莉·凯盆骨脱臼，左肩青肿，左腿及左肘擦伤。

过几天，玛莉·凯和思蒂文通电话时，思蒂文恶狠狠地说：“我恨不得杀了你和你肚子里的小黑鬼！”

玛莉·凯的朋友们劝她不要和思蒂文计较：“他输给了一个13岁的孩子，你让他怎么办？”

思蒂文的表嫂凌丹·伽顿则警告他说：“你要是敢再动她一个指头，下大狱的就是你了。”

1997年5月29日，玛莉·凯足月产下一名重9磅10盎司、合44公斤的女婴。她给这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起名奥迪璐·罗克兰妮·伐拉奥。“奥迪璐”取自玛莉·凯一位姑妈的名字，“罗克兰妮”是萨摩亚语，意即“天国里的玫瑰”。孩子的父亲威利·伐拉奥不顾法庭命令的约束，混杂在一大群萨摩亚亲友中间，悄悄到医院探视。

玛莉·凯这边就显得比较冷清了，只有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和从南加州专程赶来的美娴·任那特。

7月，玛莉·凯按照法庭的要求，开始了后来被她称为“希特勒集中营式的”心理评估过程。参加评估的心理学家必须有公诉方的认可。他们逐一审查了玛莉·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儿时的经历，当学生时的表现，她的家庭，以及最主要的，她的婚姻和她与学生们的关系。

每天回到家里，玛莉·凯就在电话上对着朋友们大发牢­骚­：“他们想方设法地要肢解我的大脑，让我彻底崩溃。他们想一步一步地制服我，逼我就范。”

“他们不允许我有任何自由意志。如果我讲的话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转弯抹角，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直到我‘回答正确’为止。他们对我说：‘你必须认识到你的脑子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你必须告诉你的孩子们你患有严重的恋童症。’”

“他们逼着我承认我和威利的关系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但我不这样认为。”

“他们事无巨细地盘查我，肆无忌惮地侮辱我。他们问遍了我几十年来结交过的所有异­性­，以及我每一次Zuo爱的所有细节。他们抓到一点小辫子就大做文章，任意发挥，无限上纲。”

“这些人不是在‘帮助’我，而是在罗织我的罪名。”

“他们是我有生以来所见到过的最无礼、最冷酷、最没人­性­的一群无耻之徒。”

“我情愿坐牢，也不愿再看见他们。”

但是不行，心理评估一旦开了头，玛莉·凯就得走完这段“地狱”的全过程。再说，这也是她和她的律师自己要求的。

到后来，对玛莉·凯的“侮辱”更是发展到了公开的地步。“他们对我说：‘如果你看见了任何一个孩子，哪怕只是一张孩子的相片，都必须向我们汇报。’”

一日，玛莉·凯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时候，一位­妇­女抱着孩子走进来。“他们告诉那位­妇­女马上离开，因为我是一名‘­性­侵犯罪犯’和‘儿童­性­­骚­扰罪犯’，可能会伤害她的孩子。老天爷在上，她抱着的只是一个婴儿！”

美娴·任那特是听玛莉·凯发牢­骚­最多的人，她认为：“这些所谓的专家们从头到尾都是在为公诉方收集证据。玛莉·凯所说的一切也都只是在加重自己的罪孽。……他们让玛莉·凯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中越陷越深。”

1997年8月7日，玛莉·凯休完产假后，即被关入肯恩地区监狱，和别的案犯们一起，在狱中等待自己的案子开庭。入狱前一天，她请人做了头发，接受了全国广播公司电视专题节目《日界线》的采访，又赶到西塔机场，趁前夫思蒂文带着莱图纽家的四个孩子从首都华盛顿特区回阿拉斯加，在西雅图转机的机会，匆匆与儿女们见上一面。玛莉·凯此时已经意识到，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不会再见面了。晚上，玛莉·凯如约将小女儿奥迪璐送到伐拉奥家，交给了孩子的祖母松娜。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报道说，在当时的肯恩地区监狱中，玛莉·凯是所有犯人里受教育程度最高，言谈举止最有教养，也最漂亮的。“她看上去完全不像该进监狱的人，但她却在监狱里了。”

1997年11月14日，正如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所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肯恩地区法官琳达·刘的法庭，注视着‘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Jian幼童案’的判决。”案子本身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公诉方和被告方的律师们业已经过多次洽谈达成了协议：玛莉·凯承认“有罪”，服用专家们开给她的药物至少6个月，以换取监禁180天，而非7年的判决。刑满释放后，玛莉·凯将定期按时参加对“­性­侵犯罪犯”的治疗和管教至少3年。

玛莉·凯看上去依然秀丽、端庄、甜美，但却是少有的苍白和瘦弱。继双方律师和心理学专家们的发言后，玛莉·凯站起来，照着一张预先写好的稿子，开始了她向刘法官的忏悔。玛莉·凯后来对一位朋友说，她的律师戴维·戈尔克事前告诉过她，发言时一定要显得难过、懊悔，最好是痛心疾首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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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12)

“法官大人，我做下了一桩我无权做的、有违于道德和法律的事。我已经认识到了我的错误，并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莫及。我在此向你保证，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第二次。请帮助我，帮助我们大家。……”

玛莉·凯哽咽着，很费劲地想把眼泪憋回去。

因为刘法官不允许现场直播，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直到同日晚间才看到了玛莉·凯在法庭上的镜头。然而，判决结果却是在几小时前就已经公之于众。法官琳达·刘接受了双方律师拟定的协议，但附加了两项条件：一、在玛莉·凯刑满以前，她必须放弃奥迪璐·伐拉奥的抚养权。孩子交由松娜·伐拉奥抚养；二、玛莉·凯不得与威利·伐拉奥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和接触。被告玛莉·凯当场表示，同意接受法官的两个条件。

由于在狱中表现不错，玛莉·凯得到减刑30天的奖励，她于1998年1月初出狱。但因她是以接受治疗为条件换取在牢中服刑，所以其身份仍为保释人犯。

刘法官将已经颁布的法庭命令再次延期，内容仍是不允许玛莉·凯与威利·伐拉奥及其家人接触，也不得单独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法庭命令的有效期一般是6个月。

此时，莱图纽家在诺曼底公园的房子已因长期拖欠贷款而被银行收走，又是音乐教师贝丝·阿黛尔出面，在自己家里收拾出一间空房，让玛莉·凯有了栖身之处。

玛莉·凯没有工作，幸亏有几位慷慨的朋友和支持者不时接济，倒也是吃穿不愁。她白天睡觉，晚上出去总要玩过了半夜才回来，以至于美娴·任那特每每从加州打来长途都找不着人，留了言，玛莉·凯也不回话。美娴觉得纳闷，想玛莉·凯蹲监狱时，两个人三天两头地通电话。现在没人监听了，可以畅所欲言了，反倒找不着人了。

一天，凌丹·伽顿的一位朋友在超级购物中心看见了玛莉·凯，觉得好奇，便一路跟着，反正玛莉·凯不认识她。玛莉·凯进了一家时装店，凌丹的朋友也凑了过去，正好听见玛莉·凯在对店员小姐说：“嘿，我已经落后潮流6个月了。有什么最新的时尚替我介绍介绍。”

玛莉·凯挑了几件少女式样的T恤、宽松裤和带拉链的绒衫。玛莉·凯后来对人说：“我这么一打扮，人家都认不出我来了。从背后看还以为我是中学生呢。”

差不多同时，在白­色­中心的伐拉奥家，松娜也经常找不到威利。松娜听说了玛莉·凯提前释放的事，也知道刘法官的法庭命令，而且当地警署曾告诫过她，如果管不好自己的儿子，民政部门就会把她的小孙女奥迪璐·伐拉奥带走。松娜不愿意失去奥迪璐，所以每次威利“失踪”，她都要兴师动众，支使几个大孩子挨户敲门，挨家打电话，甚至不惜“在大半夜里把全白­色­中心的人都叫醒”。

1月30日正好是个星期五，玛莉·凯满36岁。几个朋友做东，在美加餐馆替她过了生日。临散时，一位朋友把玛莉·凯拉到一旁：“谁帮助你安排和威利见面？”

玛莉·凯说出了两个朋友的名字。

“你听说过‘玩火者自焚’这句成语吗？玛莉·凯，你这是在玩火！”

1998年2月3日，星期二，凌晨2点24分，气温已经降到了40华氏度，相当于5摄氏度左右。西雅图警署巡警泰德·哈里斯正开着警车在瑟瓦得公园一带巡逻。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泰德不紧不慢，悠悠地转游。经过华盛顿湖畔南49街贝丝·阿黛尔的住宅时，泰德看见门口的路旁停了一辆没熄火的大众·福克斯牌轿车，驾驶座上有一个女子的身影。

女子显然不是一个人。她侧转着头面向副驾驶座，正在跟人说话，身子抵着门，头发蹭到窗玻璃上，将凝结在窗户上的雾气画出一团纷乱的图案。泰德看不见副驾驶座上的人，也看不见车座的靠背。想来那人是把靠背放平了，正跟那儿躺着。

值夜班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泰德喜欢给自己找点事情做解闷儿，其中之一便是随手将看见的车牌照号码输入一个像计算器模样的小型仪器中，一按回车键，显示屏上便会跳出来车主姓名等资料。

这一次，车主的姓名是“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资料上注明“在册­性­侵犯罪犯”。

泰德·哈里斯马上掉转车头，回到大众·福克斯旁边。雪亮的手电光中，女子打开车门走出来。当问及姓名时，女子犹犹豫豫，半天才报出“泰莉·希密兹”，那是玛莉·凯的妹妹在娘家时的名字。

女子说她是自己一个人。但她惊慌之中忘了关车门，泰德从她身后的车门洞开处刚好能看到副驾驶座上躺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

听见女人的话，男孩子大概觉得那是一句很愚蠢的谎言，便主动起身钻了出来。他也报了一个假名字。巡警问起身份证件，两个人都说没有带，没有。男孩子补充说，他今年16岁。

泰德·哈里斯在大众轿车内迅速地搜了一遍，找出一本玛莉·凯的护照，一只加锁的小盒子，内有63张百元美钞和一份卡斯卡地中学关于吊销威利·伐拉奥学籍的通知，理由是，该生多次在学校违章抽烟，屡教不改。

面对这些“证据”，师生二人方才道出了他们的真名实姓。但在警方后来发布的消息中，因为威利·伐拉奥尚未成年，按规定不得提及姓名，只称其为“一名16岁的少年”。实际上，威利刚满14岁。

师生之间(13)

在警署审讯室里，玛莉·凯交代说，那天晚上，她先是一个人去看了一场电影，然后又去“诺兹装”时装店买了衣服，回来看见威利正在等她。他在家里跟母亲吵了架，就跑到她这儿来了。巡警查到时，他们刚在车里坐了6分钟。

泰德·哈里斯摇摇头，他还清楚地记得大众·福克斯的几扇车窗玻璃上又厚又密的雾气。他们在里面肯定不止6分钟。

另一间办公室里，威利的版本却是：他在傍晚时分用传呼机给玛莉·凯发了一条短信息，玛莉·凯便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接上他，两个人一起去看了电影、逛了商店、买了啤酒，然后在车里呆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泰德想，我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至少，他们俩的口供不一致。

电视台记者卡伦·俄丽丽床头的电话铃声响起时，还不到凌晨3点半。线的另一端传来夜班值班编辑有些亢奋的声音：“你可能会以为我是在说梦话。玛莉·凯又被捕啦。这一次，是和一个16岁的男孩！”

“什——么——”卡伦顿时睡意全消。玛莉·凯一直声称她只爱威利·伐拉奥，警方的调查也表明，本案没有其他受害者。这么说来，以前的一切全错了？

被误导的不止是卡伦·俄丽丽，也不止是一家电视台。那天早晨，威利·伐拉奥对巡警的那句谎言充斥于所有媒体的相关报道中。直到中午时分，警方发现了他们的错误，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猜测和议论，才将那名少年的年龄更正为14岁。

然而，无论是14岁还是16岁，无论是威利·伐拉奥还是别的哪个男孩子，对玛莉·凯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而言，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从震惊、不解，到惋惜、痛心，他们感到被那位貌似柔弱、貌似因为爱情而铸成大错的女教师欺骗了。看来那些认为玛莉·凯应该被打入大牢的检察官们是正确的，那些相信玛莉·凯有病、必须长期接受治疗的心理学专家们是正确的，那些依法将玛莉·凯注册为“­性­侵犯罪犯”的警察们是正确的，那位坚持以法庭命令对玛莉·凯约法三章的琳达·刘法官是正确的。在玛莉·凯第二次被捕之前，所有这些司法人员对玛莉·凯采取各种形式的惩罚和帮助的决定，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们的抨击。一位名叫托尼·豪利克的英国人更是从大西洋彼岸不断地写信、打电话、发电子邮件过来，列举出专家们处方上药物的种种弊病和副作用，指责法庭要求玛莉·凯长期服药和接受治疗是为了给她“洗脑”，甚至说玛莉·凯没有病，那些专家们自己才是有病的。玛莉·凯和她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听信了托尼的煽动，便合伙对抗法庭判决。她们阳奉­阴­违，找来一些外观相似的维生素等代替专家们开出的药片，结果出狱一个月来，玛莉·凯压根儿就没有好好服过药。现在，这些人在反省自己作为的同时，不禁想，假如玛莉·凯能够严遵医嘱、按时用药，也许她真的就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而不至一错再错了。

凯娣·斯铎尔是玛莉·凯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同学，为了支持她而不惜与自己的丈夫翻了脸。2月3日那天，当她接到玛莉·凯从狱中打来的电话时，忍不住发出了连珠炮似的质问：“你到底要任由自己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这么不顾后果？你以为你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所以你就和他在一起厮混了一整天？看电影，喝啤酒，对法庭说‘去你妈的！’？”

亚碧·堪培尔是暗地里帮助玛莉·凯和威利·伐拉奥见面的两个朋友之一，威利给玛莉·凯发信息的那只传呼机就是她送的。玛莉·凯出事以后，亚碧立即带了几位朋友，赶在警方到达之前，将玛莉·凯在贝丝·阿黛尔家的房间“收拾”­干­净，因为威利曾去过那里。

当亚碧·堪培尔打电话将玛莉·凯被捕的消息告诉美娴·任那特时，美娴气儿不打一处来。

“她活该！”美娴对着话筒叫道，“她这是作茧自缚！”

亚碧大吃一惊：“你怎么这么说话？”她一直以为，美娴应该是玛莉·凯最铁的“姐儿们”。

“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美娴挂断了电话。

媒体倾巢出动。­性­欲，乱­仑­，犯罪，外加美女，现实生活中恐怕再也找不出比这更脍炙人口的组合了。美国三大电视台和中央新闻网络（CNN），以及《48小时》、《奥普拉脱口秀》等收视率颇高的电视专题节目制作组纷纷派出自己的­精­兵强将赶赴西雅图，赶赴肯恩地区法院，在琳达·刘法官的法庭内外“架设了多如中国面条的电缆线”。

那天是1998年2月6日，星期五。那天的玛莉·凯一反常态地不再秀丽，不再端庄，也不再甜美。没有梳理的头发胡乱拢在脑后，没有化妆的面容显得苍白而苍老。玛莉·凯甚至懒得换衣服，一套不合身的橘红­色­囚服晃晃荡荡地挂在她瘦削的肩头。一句话，“浑身上下乱糟糟的”，但却别有一番楚楚动人。

一开始，照例由各位警察讲述案情经过。公诉方根据在大众·福克斯轿车中搜到的护照和大额现钞，认定被告在被捕前正准备逃往国外。警方还在车内找到了两卷胶卷，冲洗出来后是玛莉·凯、威利·伐拉奥和奥迪璐三个人的照片。从背景、服饰、发型等判断，他们见面不止一次。

师生之间(14)

接下来，是被告方辩护律师声情并茂的发言。戴维·戈尔克那天的情绪十分激动，他分析了案子的各个方面，千方百计地试图打动女法官的恻隐之心，再给玛莉·凯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且，他指出，公诉方没有证据证明，玛莉·凯和威利·伐拉奥在这一个月的保释期间发生过­性­关系，他请法官在量刑时务必要考虑这一点。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法庭里的人们都看得出来，刘法官主意已定。“你确实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刘法官对被告说，“但是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我们的法制是否健全。我要告诉你的是，由于你的愚蠢，由于你的自以为是，你亲手毁掉了自己的机会。”

刘法官参照“强Jian幼童罪”的最高限，宣布判处玛莉·凯瑟琳·莱图纽有期徒刑7年零5个月，服刑时间从她第一次入狱算起。

在事后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戴维·戈尔克将矛头直指玛莉·凯的支持者们：“我知道你们中的不少人在鼓励她、帮助她、掩护她。但是请看，这就是你们‘帮助’的下场！……你们替她收拾了房间，结果更让警方相信她确实是准备伺机潜逃。……”

失望归失望，愤怒归愤怒，华盛顿州立女子监狱的第769014号囚犯仍不乏众多的同情者、支持者，甚至爱慕者。他们争辩道：“她和一个13岁的男生发生了­性­关系，那又怎么样？十三四岁的孩子发生­性­关系的多了，威利也不例外，但是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进监狱。不错，她是成年人，她是教师，她犯了禁忌。但是，有必要判她7年吗？”

然而，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监狱中的玛莉·凯平均每天都要收到30多封寄自全美乃至全球的来信。一个俄亥俄州的男人还在信中夹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说是作为玛莉·凯的诉讼费用。唯一没有音讯的是她的律师戴维·戈尔克。

戴维·戈尔克很忙，忙的还是和玛莉·凯的案子相关的事宜。他带着他的妻子、助手等飞赴纽约等地，接受各大电视台的连轴采访，在芭芭拉·瓦特斯、戴安·索亚、宗毓华（Connie Chung）、拉瑞·金等全美一流电视访谈人的节目中频频露面，以至于有记者称，哪里有摄像机镜头，哪里就有戴维·戈尔克。

两星期以后，戴维·戈尔克终于回到了西雅图，还给他的委托人带来了好消息，说他已替她安排妥当，马上就会有几次高水平的电视访谈。

但是玛莉·凯不着急，她说她病了，恹恹地，不舒服。戴维·戈尔克想，她大概还没有从被判刑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再说，初进监狱，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慢慢适应的。

“我很快就听说，芭芭拉·瓦特斯取消了对我的访谈。”玛莉·凯后来回忆说，“戴维·戈尔克这一次是真火了：‘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才争取到的机会，现在全让你给搅了。……你怎么可以让芭芭拉·瓦特斯等你？……还有拉瑞·金，你上次让他的制作人白等了五个小时！’”

伐拉奥家也瞅准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挣钱机会。一星期后，松娜·伐拉奥出现在《美国日志》的电视镜头上。案发一年以来，广大的读者和电视观众第一次得知，玛莉·凯深恋着的少年情郎原来不是和她一样的白人，而是一个萨摩亚人！

记者们又有事情可做了。他们深入到西雅图各个萨摩亚裔聚居区的大街小巷，向超市、车铺、理发店、甚至过往的路人们打听，直至终于揭开了威利·伐拉奥的庐山真面目。不久，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相继登出了关于威利和奥迪璐的报道，并从而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交融的讨论。

多年后，当人们谈到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强Jian幼童案为什么会备受媒体关注时，有人说，除了本案的­性­质和所涉及的人物外，其情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整个案子可以说是Ｇao潮迭起，后浪推前浪，不断地带给公众一个又一个的惊奇。

人们还没来得及从威利·伐拉奥的真实身份带给他们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便又听到另一则更令人震撼的消息：玛莉·凯不是生病，她又怀孕了！3月初，监狱医院的大夫替她看病时，用超声波扫描出玛莉·凯腹中一个已经6个星期大的胎儿。

据说威利听到这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哦，­操­！”

不知是意味着他尚未作好再次当父亲的准备，还是因为这一事实戳穿了他们在玛莉·凯保释期间不曾Zuo爱的谎言。

人们马上将目光投向公诉方和法庭。很快便有消息传出来：鉴于玛莉·凯瑟琳·莱图纽已经被处以最高惩罚，公诉方认为没有必要根据这一新的“犯罪事实”对她再行起诉。

对玛莉·凯而言，新生命的孕育缓解了她在狱中的孤独和对漫长7年的绝望感。毕竟，她现在不是一个人了，还有一个与她血­肉­至亲的人时时刻刻陪伴着她，她“深爱着的”威利的一部分——而不光是那些关于他的回忆也时时刻刻陪伴着她。更重要的是，母­性­中天生的舐犊之情，使她至少暂时不去理会自己眼前的困境。

5月5日，时年14岁的威利·伐拉奥正式向公众亮“相”，也就是说，人们终于看到了他的脸。在当天发行的“超市小报”《环球》的首页，一张玛莉·凯与威利的合影占去了整个版面的将近三分之二。然而，更醒目的是用特大号字体打出的标题，《被囚禁教师的8年级情人和盘托出》。刊登在内页长达四版的独家采访中，威利·伐拉奥详尽地描述了他与玛莉·凯“上百次的爱情冒险”，称他们“曾在莱图纽家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里做过爱，包括后院（为孩子们架设）的秋千上”。威利还谈到，保释期间，玛莉·凯“曾数次”在朋友们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威利偷带到贝丝·阿黛尔家中她的房间里过夜。

师生之间(15)

自从松娜靠着这桩臭名昭著的案子赚了第一笔钱，曾经空徒四壁一贫如洗的伐拉奥家便一发不可收。­精­明的松娜很快发现，但凡与玛莉·凯有关的一切都能跟媒体换钱。她不仅从此把牢了儿子和孙女的照片等物，还多次怂恿威利将玛莉·凯所剩无几的私人财产据为己有。

不久前，4月的最后一个周末，11个月的奥迪璐·伐拉奥受洗。美娴·任那特专程从南加州赶来参加洗礼，因为玛莉·凯诚请她做孩子的教母，教父是威利的一个哥哥。走进教堂，美娴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我就像是在参加一个黑手党的聚会”，美娴事后对朋友们说。几名打手模样的黑衣人正逐一查看教堂里的每一排椅子和庭院里的每一丛灌木，因为松娜不希望有任何“暗藏”的记者偷Pāi照片。美娴自己带了相机，临离开洛杉矶前，她答应给玛莉·凯年迈的父母带回几张外孙女的照片。然而，仪式结束时，松娜·伐拉奥竟强行要求所有的宾客交出胶卷，但她许诺以后会寄些照片给他们。美娴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家报纸预付5万美元定金，买下了奥迪璐洗礼的独家报道权。

怀孕的玛莉·凯在狱中也没有闲着。戴维·戈尔克的助手，后来成为伐拉奥家律师的巴勃·霍夫与一家法国出版商菲克索特谈成了一笔25万美元的交易，由英国作家罗伯特·格兰姆执笔，用法文撰写一本玛莉·凯口述的自传。书名已经拟好——《唯一的罪，爱情》。

与其说是为了赚钱，玛莉·凯其实更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外界传达自己的讯息。有关规定严禁在押犯人进行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务活动，也就是说，出版商付的钱不可能进入玛莉·凯的腰包。但据玛莉·凯告诉一些朋友的说法，她“已为她的每一个孩子设立了一笔教育基金”，即上大学的费用。

州立女子监狱的会客室里，身着囚服的玛莉·凯和罗伯特·格兰姆面对面地坐着。由于监狱里严格的规章制度，采访玛莉·凯并非易事，要提前数日递交申请，要填写繁琐的表格详述采访的目的、内容、方式等，还要根据狱方指定的时间调整自己的其他安排。

但是玛莉·凯并不了解这些，她循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她想告诉人们，她和威利·伐拉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就像罗西尼一部著名歌剧的咏叹调主题一样，是“为了艺术，为了爱情”。她想告诉人们她在这整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情感变迁，那是一种超越物质享受和­肉­体欲望的­精­神境界。当然，不能笼统地讲其中毫无­性­欲的成分，但那仅只是在爱情达到Ｇao潮时，情感的自然流露方式，而非像不少报刊杂志文章和电视报道一味渲染的那样，纯粹是出于­性­的要求。

罗伯特·格兰姆可不愿这么想。或者说，他怎么想，玛莉·凯怎么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想在这本书中读到些什么。罗伯特于是打断玛莉·凯的话。

“想一想，一名狱卒就在旁边看着，”玛莉·凯后来在电话上告诉朋友，“他却向我提出一些非常‘个人’的、属于隐私的问题。我看见他的话一出口，那狱卒顿时兴致勃勃，两眼发光，死死地盯着我。”

几次之后，玛莉·凯觉出了她和罗伯特志不同道不合，采访变得不那么顺畅了。罗伯特问：“你好像对我不是很信任？”

玛莉·凯在心里回答“是”，却没敢讲出口来，因为她知道，罗伯特·格兰姆是由法国出版商指定的执笔者，她也明白，采访还必须进行下去。

但是，罗伯特·格兰姆却从此再没露过面。

随着玛莉·凯预产期一天天地逼近，她开始着急了，她担心出书的计划不能按时完成，甚至会搁了浅。玛莉·凯左等右等，终于在10月上旬的一天，等来了巴勃·霍夫。

玛莉·凯后来说，当她问到那本书时，巴勃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他“正在考虑”去一趟法国，“搞清楚有关出书的一些事宜”。

巴勃·霍夫没有告诉玛莉·凯的是，《唯一的罪，爱情》已经出版，而且他和威利·伐拉奥都已经拿到了样书。只不过，口述者除了玛莉·凯，还加上了威利。由于与监狱有关方面打交道的费时费力，由于玛莉·凯在访谈中和执笔者罗伯特·格兰姆的“不甚合作”，更由于出版商菲克索特认为，此书颇具“时效­性­”，必须抢在公众对这个案子的热度还没有降温以前推出。所以他们已经没有耐心，没有时间听玛莉·凯“口述”她的故事，只滥竽充数地草草找威利·伐拉奥谈了几次，再填充进一些律师们的印象和看法，预定的字数就算凑够了。这段公案的微妙之处在于，被访者是一位在押囚犯，不曾直接与出版商签约，也没有有效的沟通渠道，因而使她周围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翻云覆雨，随意改变原定计划，而不必担心遭到“口述者”的异议或阻拦。

更让玛莉·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的是，巴勃·霍夫“居然没有告诉我他们第二天就要启程去法国。他在言谈中闪烁其词，听上去好像只是要去和菲克索特澄清一些业务上的纠葛，只字不提他们是被邀请专程去参加那本书的首发式。他，带着他十几岁的女儿，还有戴维·戈尔克和威利。我完全不知道书已经印出来了，以为还没写完呢。”这时，戴维·戈尔克已经不是玛莉·凯的律师，她另聘了一名来自波士顿的女律师。

师生之间(16)

1998年10月16日，当玛莉·凯临盆发作，被急救车送往西雅图圣约瑟夫医学中心时，威利·伐拉奥正在巴黎夜夜笙歌。36岁的玛莉·凯于当日生下她的第六个孩子，她和威利的第二个女儿，雅列克莎丝·荞琦亚·伐拉奥。

为了孩子的名字，玛莉·凯与松娜·伐拉奥公开吵了一架。一年多前奥迪璐出生时，玛莉·凯有心给女儿的中间名字取成安妮，但松娜一定要塞进一个萨摩亚语的“罗克兰妮”，玛莉·凯勉强答应了。自从玛莉·凯进了监狱，将奥迪璐交给了祖母，松娜越来越不把玛莉·凯放在眼里，昔日家长对老师的那点尊重早已荡然无存，玛莉·凯有时候在背地里称她是“萨摩亚女皇”。这一次松娜又想好了一个萨摩亚名字，但是玛莉·凯坚决不让步了。

玛莉·凯对孩子的父亲也很失望。因为有法庭命令管着，威利又远在欧洲，他不能像上次一样偷偷到医院看望也就罢了。在记者们从巴黎发回来的照片上，威利与巴勃·霍夫正值妙龄的女儿出双入对，谈笑风生，还对记者们说什么：“我仍然爱着玛莉，我还戴着她送给我的戒指。但你们不能指望我坐在那里傻等，欷歔感慨，直到把眼珠子都给哭出来。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做，对不对？”

在玛莉·凯回到女子监狱以前，松娜又将雅列克莎丝抱走了。从此，玛莉·凯每天花五个小时，在监狱医院里把­奶­挤出来放进一只专用的冰箱里。一位朋友自告奋勇，每周跑两趟替雅列克莎丝取­奶­。

按照已经商定的协议，《唯一的罪，爱情》由玛莉·凯负责翻译成英文。1999年的上半年，玛莉·凯在黑暗的牢房里靠着一盏床头灯熬更守夜，翻出了一多半。玛莉·凯越翻问题越多，越翻越觉得失望。书中从头至尾，充斥着威利·伐拉奥的自吹自擂，信口雌黄，松娜的偏见和不实之词，以及律师们的想当然。特别是威利口述的部分，简直就是一篇拙劣的Se情故事。

威利向罗伯特·格兰姆赘述了他在学校和街坊女生中的各­色­艳遇，大谈他如何用20美元和朋友们打赌，说他有本事“把老师给睡了”，还详尽地描绘玛莉·凯胸罩­内­裤的颜­色­和图案。在不多的几处提到思蒂文·莱图纽的地方，威利以胜利者的口吻，对玛莉·凯的前夫极尽诬蔑贬低之能事，说他是一个“只配被挤下床的蹩脚丈夫”，甚至不合适宜地扯出那位名叫凯丽·瓦伦的空姐。威利在书中还说，玛莉·凯曾“很认真地”表示要将她和思蒂文的小女儿嘉娣许配于他。

玛莉·凯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巴勃·霍夫等一­干­人一直将法文版的事严严实实地瞒着她。

由于玛莉·凯的坚决反对，《唯一的罪，爱情》的英文版出版计划被取消。玛莉·凯的这一举动激怒了松娜，因为伐拉奥家“还指着出书的钱抚养两个孩子”。其后三个多月，松娜拒绝让玛莉·凯见她的两个女儿。

不久，威利又将属于玛莉·凯私人物品的一盒录像带卖给了一家电视台。玛莉·凯听说后，立即通过她的律师追回，因为那是玛莉·凯和学生们一起在学校里录制的，上面有不少其他孩子们的镜头。

作为对玛莉·凯的报复，威利公开了5封玛莉·凯写给他的私人信函——也是卖给了一家电视台。在其中的一封信中玛莉·凯威胁威利说，如果他胆敢对别的女孩子多看几眼，她就“阉了他”。还有一封信的内容是对松娜的种种指责，包括她“企图将我的孩子据为己有”。

据说，玛莉·凯看完电视后马上打电话给一位朋友，说她“感到震惊，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但随即又说：“我告诉过他们不能这样做，但是我猜想他们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卖了。所以如果威利一定要出卖我，就让他出卖吧。”玛莉·凯哽咽了一下，转回到她最关心的话题：“你说，威利还会等我吗？”

其实，不光是伐拉奥一家，也不光是她的律师们，思蒂文·莱图纽，玛莉·凯的一些同学、朋友、邻居和同事，以及曾经和她有过关系的其他人等，都在利用玛莉·凯的名字赚钱。一次，巴勃·霍夫对玛莉·凯私自在电话上与记者交谈很恼火，说：“你明白吗，每接受一次采访，你就会跌一次价。”

但是，身陷囹圄的玛莉·凯能做什么呢？

一位同监的女犯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她觉得自己很快就会出狱了。她总说威利正在替她想办法。我真为她感到难受。我不相信威利是个靠得住的人，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而且我认为，威利根本就没想过要把她弄出去。因为只要她还关在这里，她就有一定的价值。这听上去很令人伤感，对不对？她除了是棵摇钱树，还是别的什么吗？”

显然，玛莉·凯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媒体对她厌倦之前，她先摈弃了媒体。一年以后，人们已经很难在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找到玛莉·凯的名字了。她在自己狭小的牢房里安顿下来，安静下来。毕竟，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滑过。7年，也许并不像她最初想象的那么漫长，那么遥远。

至于威利和他的家人，正如巴勃·霍夫所说：“他们就像有些中了六盒彩的人，头一年腰缠万贯，第二年便一文不名。很令人难以置信，也很可悲。”

玛莉·凯的父亲约翰·希密兹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2001年1月去世。玛莉·凯曾向狱方要求请假回加州奔丧，但没被批准。这时候，人们又发现了这对父女之间更多的“相似­性­”：他们都和自己的学生生了两个孩子，还都出版了自传。

师生之间(17)

时间像缓缓流淌的江河水，抚平了心灵的创伤，也打磨掉了岁月的棱角。时过境迁，媒介平静下来了，本案中的当事人及家属亲友等，因为之间的利害冲突渐趋和缓，也开始心平气顺，不再计较往日的纷争。松娜·伐拉奥每月两次带着奥迪璐和雅列克莎丝去女子监狱探视，远在阿拉斯加的思蒂文·莱图纽也取消了对玛莉·凯四个大孩子的禁令，允许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前往西雅图看望母亲。

2004年8月3日，星期二，42岁的玛莉·凯瑟琳·莱图纽被获准保释出狱。

这则消息招来了众多的记者和围观者，他们从星期二晚上开始苦守在监狱的大门外。一群年轻人举着的牌子上写着“亲爱的，我已经18岁了”，“请带我走”等字样。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见到玛莉·凯的身影。第二天天亮以后，人们才从有关方面得知，玛莉·凯已经在拂晓时分静悄悄地“溜”出了华盛顿州立女子监狱。

同时有消息传出，称威利·伐拉奥已通过他的律师司各特·斯铎尔向法庭提交了请求撤消本案有关法庭命令的动议。因为玛莉·凯不是刑满释放，而是保释出狱，琳达·刘法官当年下达的法庭命令仍旧有效。

这时的威利·伐拉奥已是21岁的大小伙子，没有工作，据说正在准备相当于高中文凭资格的考试。

司各特·斯铎尔在动议中说，7年前玛莉·凯被起诉，以及法官颁发两道法庭命令的唯一依据，是基于受害者的年龄。鉴于本案中的受害者威利·伐拉奥业已成年，没有理由认为案犯玛莉·凯将继续对他形成威胁，或造成伤害。“他现在已是一名成年人，并以成年人的身份向法庭请求，允许他与任何由他自行选择的其他成年人接触，尤其是玛莉·凯瑟琳·莱图纽。”

肯恩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于当日宣布，有关部门目前正在考虑威利·伐拉奥的请求，但他们尚未决定是直接由法庭批准这项动议，还是需要经过听证。

威利告诉他的一位朋友，他“非常渴望与玛莉·凯见面”，还说“我很难准确地表达出我现在的感情，但是我知道我爱她”。而公众中的不少人认为，威利的出发点非常实际，因为只要是和玛莉·凯在一起，他便会名利双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名。

当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玛莉·凯对记者说：“以我目前的身份，我不允许自己去想他。……我们曾经有过一份不同寻常的感情。不管别人看法如何，我都会将那段美好的记忆珍藏心底。”

两天后，8月6日，星期五，肯恩地区一名法官正式批文，撤消了历时7年之久的法庭命令。

同年10月11日，星期一，玛莉·凯出狱后首次接受电视访谈。她告诉中央新闻网络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拉瑞·金，她已经与威利·伐拉奥订婚。也许是为了避免“狗仔队”的追踪，玛莉·凯称他们婚礼的日期还没定下来。在访谈接近尾声时，玛莉·凯表示，她自认是“一个很幸运的人”。玛莉·凯列举道：“我身体健康，我的孩子们也很健康。我母亲尚健在。我的家人们都很爱我。而且，我还有威利。”

随着婚期的逼近，这对未婚夫­妇­收到了寄自全美各地的结婚礼品和祝福，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们。

2005年5月20日，星期五晚上，玛莉·凯瑟琳和威利·伐拉奥举行婚礼。据有关报道，婚礼的地点是在距西雅图东北约20英里的乌丁维尔。尽管其保密及保安程度皆不亚于国家元首出行的级别，现场附近仍聚集了众多的记者。200多名应邀出席的宾客在进入教堂前必须经过安全检查，并被要求留下所有的手机、相机和录像机。

玛莉·凯17岁的大女儿玛莉·科蕾儿·莱图纽是婚礼的女傧相之一，8岁的奥迪璐和6岁的雅列克莎丝担任撒花女童。玛莉·凯的大儿子小思蒂文·莱图纽也出席了母亲的婚礼，他今年19岁，只比新郎倌小一岁。

按照西方国家的习俗，新娘应该由一位娘家的男­性­陪伴着走过长长的过道，并在过道的终端交给新郎。据说，玛莉·凯原本请了她的一位哥哥担任此职，但不知何故，正式的婚礼上，走过那条过道的只有她一个人。

在复诵结婚誓词时，玛莉·凯哽咽了。她将原文中威利·伐拉奥名字前面的形容词“我的丈夫”扩展成“我最好的朋友，我永远的恋人，我的孩子们的父亲，我亲爱的丈夫”。

目前，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居住在西雅图的诺曼底公园。威利·伐拉奥仍在追逐着他的艺术家之梦，玛莉·凯仍在希望着能够重执教鞭，尽管她目前的身份依旧是警方注册的“­性­侵犯罪犯”，不得从事任何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

“末日审判”(1)

1999年4月20日，一个难得的阳光明媚的好天气。经过了一冬漫长的冰雪和严寒之后，人称“英里高城（Mile-High City）”的丹佛市民终于迎来了世纪末年的第一个又暖和又晴朗的春日。科罗拉多州首府丹佛市地处横贯美国中西部连绵起伏的洛基山脉，海拔1600多米，正好是一英里的高度。恶劣的高原­性­气候和贫瘠的岩质型土壤，使这里的许多地方几乎寸草不生，终年见不到一丝绿­色­，但却吸引了不少好莱坞的西部片导演。

位于这个大都市西南郊的利托顿距离丹佛市中心不过数英里，35万居民中的绝大多数皆为知识分子或白领型中产阶级，其中不乏19世纪中期淘金人的后代，更有70年代“能源危机”时涌入此地的石油开发者，据说市中心的那十几座摩天高楼就是在那个时候拔地而起的。利托顿人口构成的另一个特征是，有­色­人种极少，很难看见黑人，或亚裔，或南美族裔。比如在皮尔兹街和波耳斯路西南角的科伦拜中学，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不到十名黑人。

科罗拉多州的冬季占去了全年将近一半的时间，而且奇冷，所以这里的中小学大都只有一幢大楼，或是彼此相连的数幢楼群，其中除了教室、实验室和办公室外，还有医务室、图书馆、食堂、###厅、体育馆、游泳池等等。总之，建筑师们的设计构想是，到了冬天，孩子们早晨一进学校，在下午放学之前就不用再出去了。科伦拜中学在1995年夏天竣工的新楼总共占地约130英亩，三栋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二层楼房像拼图的图块一样相互镶嵌，构成一个大致的六边形。主入口内楼道顶端的拱状结构上刻着一行醒目的大字：“最优秀的学生从这里走过。”是年秋季首批步入这幢新楼的99届的“幸运儿”们在科伦拜度过了四个寒暑，再有一个月就要毕业了。

4月20日是一个星期二，一向贪睡的12年级学生布鲁克·布朗却例外地起了个早。他今天不想迟到，因为7点15分开始的第一堂课是体育课，老师要带他们玩道奇球（Dodgeball）。布鲁克瘦瘦的，不善运动，但像道奇球这种不需太多体力和技巧的活动却是他的拿手。临出门前布鲁克看了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将高达60华氏度，相当于16摄氏度。布鲁克只穿了一件白­色­T恤衫，连外套都没带，反正他不是在车里就是在楼里，从停车场到校门口那段不足百米的路程，就算是冷极了跑两步也就到了。

布朗家的二儿子阿荣也是科伦拜的学生。阿荣比布鲁克小两岁，正在上10年级。他几个月前刚满16岁就拿到了驾照，现在哥儿俩轮换着开车去学校。今天星期二，由阿荣开车。

还有比布朗兄弟来得更早的。那天的保龄球课6点15分开始，埃里克·哈瑞斯准时到了。同班的女生嘉西卡·罗丝可兰当时并没有看出来这个个子不高的男孩子与往日有什么不同：“他还是平时的举止，平时的装束。他穿了一件法兰绒外套。”

埃里克·哈瑞斯是布鲁克·布朗的朋友，或者说，他们俩同属一个五人的圈子，但埃里克跟阿荣·布朗却不对付。哈瑞斯家的书房窗口正对着路口，人们开车经过时总能看见埃里克坐在电脑前，家长们回去后便跟自己的孩子夸奖埃里克有多用功，无非是想小施激将法。有一天，阿荣在学校食堂里对埃里克说：“埃里克，你得有自己的生活。你不能总玩电脑。”因为是当着众人，埃里克没有言声，但神­色­间颇有愤懑之意，而且从此便不再答理阿荣。

布鲁克·布朗是到上第三节课时才心生蹊跷的。坐在他旁边的蓓卡·衡斯问他有没有看见埃里克·哈瑞斯。两个人都不知道埃里克去哪儿了。

不错，埃里克经常撬课，特别是到了12年级。但是第一，以他和布鲁克的关系，埃里克每次撬课差不多总要先和布鲁克讲一声，其目的倒不一定是为了打个招呼，多半是问布鲁克要不要和他一起逃学。第二，今天这堂课非比寻常，是中国哲学课的期终考试。在布鲁克的印象里，埃里克再顽劣，也从不敢在考试时无故缺席。

到了第四节写作课就更不对了，不仅埃里克·哈瑞斯，连狄伦·柯勒勃德也没来。狄伦和布鲁克从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里，后来布鲁克转学，两个人分开了几年，但两家的妈妈一直是好朋友，也就一直有来往。到了高中，狄伦和布鲁克又都进了科伦拜。狄伦也是埃里克和布鲁克所在的五人圈子中的一员。

布鲁克·布朗猜对了，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都不在学校。布鲁克猜不到的是，埃里克和狄伦正在忙些什么。

极少有人知道或忆起，4月20日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1999年的这一天，是这位法西斯分子的110岁诞辰。

埃里克和狄伦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在他们的日记本里，这一天被称作“末日审判（Judgment day，或审判日）”。他们对这一天的安排­精­确到了每一分钟，因为在上午11点以前，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狄伦·柯勒勃德的记事本上写着：

5∶00，起床；6∶00，在肯·苏普尔超市碰头；7∶00，到‘逆反者’家；7∶15，他去换煤气，我去加油；8∶30，在他家聚集；9∶00，准备行李袋；9∶30，装配武器，练习；10∶30，给定时器上弦；11∶00，开车去学校；11∶10，放置行李袋；11∶12，回到车旁等候，子弹上膛；11∶17，哈哈哈……

“末日审判”(2)

“逆反者”是埃里克·哈瑞斯的化名。

上午10点30分到11点之间，万事俱备，剩下的最后一件事是录制一段最后的录像。

“现在，离我们那个小小的‘末日审判’还差半个小时，”狄伦·柯勒勃德对着摄像镜头说道，“我只知道，我将去到一个比这儿美好的地方。说实话，我并不愿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我他妈将去哪儿，都会比在这儿幸福。所以，我走了。”

然后，由狄伦替埃里克·哈瑞斯录像：“首先，我在此为我将要做的一切向各位道歉。对那些我爱和爱我的人们，我只能说，我真的感到十分抱歉。我想我的妈妈和爸爸将会很难相信马上就要发生的这一切，将会他妈的非常震惊。”

狄伦的画外音：“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做。”

两个人又轮流给自己的朋友们留了言。埃里克最后说：“那就，永别了。”

11点10分，埃里克和狄伦分别驾车到达科伦拜中学。狄伦·柯勒勃德将他们家的黑­色­宝马牌轿车开进大楼南侧12年级的停车场，埃里克·哈瑞斯把自己的小型灰­色­本田·西威克停在靠北一点的11年级停车场。两辆车各对着学校大楼的两个出口。

埃里克和狄伦各提着一只巨大的蓝­色­行李袋朝学生食堂走去，袋中各装有一枚重约20磅的自制煤气罐炸弹，定时器上设置的引爆时间为11点17分。埃里克和狄伦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筹划这次袭击。据他们长期以来的观察和计算，上午11点17分左右是食堂里学生最多的高峰期。煤气罐的上面盖了几件运动服，以防万一被人查看。

埃里克的灰­色­本田刚刚驶入停车场，布鲁克·布朗就看见了，当时他正在大楼东门外的吸烟区吸烟。第四节课下课后，布鲁克犹犹豫豫，他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撬掉下午的课。按照学校的规定，12年级的学生可以在午饭时离开校园，而9至11年级的“毛孩子们”都必须在学校食堂里吃饭。

布鲁克感觉很奇怪，想埃里克怎么撬掉两节课后，又在中午回来了。更奇怪的是，他为什么把车停在11年级的停车场？

布鲁克信步朝埃里克走去：“你是怎么搞的，哥儿们？你忘了第三节课是考试？”

布鲁克觉得他读不懂埃里克脸上的表情，既不是“哦，瞧我那记­性­！”的幡然醒悟，也不是“我就是忘了，怎么着？”的故作不屑。

埃里克对布鲁克浅浅一笑：“那已经不重要了。”埃里克站下来，两眼直视着布鲁克，“布鲁克，我现在已经喜欢你了。听我一句，赶紧离开这儿，回家。”

埃里克的这段话里隐伏了一个不算短的典故。

一年多前，布鲁克已经考取了驾照，但埃里克还不会开车。当时11年级的学生中每天搭乘校车上下学的孩子已经不多了，埃里克便不时蹭坐布鲁克的车，日久天长，习以为常。孰料布鲁克天­性­懒惰，几次贪床起晚，误了埃里克的课，使他大为光火，两个朋友间骤生龃龉。一日放学，两人一番口角之后，布鲁克将埃里克撂在学校的停车场兀自扬长而去。不久埃里克放出话来，说要用油漆抹了布鲁克的车。

某次，布鲁克在路上停红灯，正值埃里克在附近与同学们打雪球仗。埃里克顺手捡起一大块坚冰，狠命朝布鲁克车上的挡风玻璃砸去。玻璃虽然没有掉下来，却碎成了大片的蛛网状。此事终于惊动了双方家长。

但这还不算冲突的Ｇao潮。一天，狄伦·柯勒勃德悄悄递给布鲁克一张字条：“这是埃里克的网站地址，你今晚务必抽空看看，”狄伦说，“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

这一看，布鲁克大惊失­色­。在连篇累牍充满暴力血腥的恐吓­性­文字中，布鲁克读到了自己的名字：

我坚信，我一言既出，就必须变成现实。我就是法律。如果你不服气，你便死定了。如果我讨厌你，或不喜欢你让我做的事，你便死定了。如果你认为我错了，哦，­操­，你便死定了。死人不可能争辩、哀诉、唠叨、埋怨、发牢­骚­、吹牛皮、打小报告、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连他妈说话都不可能。因此，我解决与所有这些王八蛋们的争端的唯一方法便是，将他们赶尽杀绝！哦，上帝，我恨不得立刻就杀了你们这些人。我只消走到某座混蛋大都市的市中心，用强力杀伤­性­武器捣毁一切，而不需要给出任何的理由，任何的借口，也毋庸感到遗憾或羞愧……我并不在乎自己是否会在这场毁灭­性­的大屠杀中丧生，我唯一的打算只是尽可能多地杀死杀伤你们这帮混蛋，特别是像布鲁克·布朗这样的人。

在另一张网页上，埃里克公布了布鲁克的地址电话等个人资料，并罗列出数条布鲁克的“罪状”。再下一页，埃里克悬赏若­干­美元，敦促所有读到这些内容的未来杀手取布鲁克的首级。

布鲁克的父母吓坏了，他们将埃里克的全部网页打印出来，交给了警方。从此，布鲁克和埃里克有差不多一年互不搭腔。直到本学期开学，两个人非常偶然地同时选修了哲学课和写作课。在同一间教室里憋了两三天之后，毕竟是孩子，布鲁克便主动向埃里克“扬起了橄榄枝”——两人重归于好。所以埃里克说“布鲁克，我现在已经喜欢你了”。

布鲁克觉得，埃里克说这话时的声调和表情都有些怪怪的。还没容他细想，埃里克已经转身离去。那是布鲁克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朋友埃里克·哈瑞斯。

“末日审判”(3)

两分钟后，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分别走进学生食堂。这时候，下了第四节课的孩子们几乎都涌到了这里，食堂里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嬉笑声、喧嚷声、呼朋唤友问好逗乐声不绝于耳。和平常一样，孩子们将随身携带的背包、运动包和乐器盒之类随手堆放在墙角、门边，或餐桌和椅子周围的地上。在无数只花花绿绿形状大小各异的包或袋或盒子中，埃里克和狄伦留下的两只浅蓝­色­行李袋一点儿也不显眼，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埃里克和狄伦回到停车场各自的车里。埃里克挎上高点9毫米卡宾枪，狄伦也把他的TEC-DC9型冲锋枪背在身上，两人还各携带了一支档次稍低的备用步枪，再穿上预先准备好的黑­色­军用风雨衣，背上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有自制的雷管、蟋蟀弹（cricket bomb）和足够的子弹等。全副武装，一切就绪，单等那一声山崩地裂的炸雷从学生食堂的方向传来。

根据他们的计划，如果两枚炸弹在预定的时间预定的地点爆炸，将会导致300至500人死伤，并同时掀掉科伦拜中学至少四分之一的建筑。等那些尚能逃命的孩子们从大楼的各道门里鼠窜而出时，这两名黑衣杀手便会在离食堂最近的两个出口用枪林弹雨迎接他们。埃里克和狄伦的车里还有几枚同样的煤气罐炸弹，定时器上的时间指向半小时以后——那是他们估计警方和急救人员到达现场的大致时间。

然而，不知何故，食堂里的两枚炸弹“哑巴”了。

11点17分过去了，埃里克和狄伦意识到他们方案中出现的第一个误差。后来有目击者称，曾看见他俩站在通往二楼大门的台阶顶端说话，大概是在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快！快！”

旋即，人们听到了枪声。

从此，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的名字便被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他们是同学，同年级；他们是形影不离的知心朋友；他们没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却难能地做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都渴望着出名，哪怕明知道将在身后遗臭万年，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架上；他们联手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公共财产毁坏程度最严重的校园惨案。

在1999年4月20日以前，他们只是“一般的、典型的中学生，和其他同年龄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1999年4月20日以后，他们便被媒体渲染成了“两个心灵扭曲、心理­阴­暗的、魔鬼般的病态少年”。

埃里克·戴维·哈瑞斯于1981年4月9日出生于堪萨斯州的威奇塔。那时候，他的父亲韦恩·哈瑞斯是一名美国空军飞行员，母亲凯瑟没有上班，在家里照顾小埃里克和比他大三岁的哥哥凯文。

军队不断换防，哈瑞斯一家也频频迁徙。1983年，他们搬到俄亥俄州的丹顿。1989年，埃里克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全家人又去了密执安州的奥司卡达。1992年，六年级的埃里克随家人们再次搬迁，这一次，是去纽约州的普拉兹堡。每次离开，埃里克都不得不告别自己的朋友，舍弃已经熟悉的教室、校园、街道和城镇。而每到一个新地方，埃里克都会在陌生的学校和陌生的孩子们中间被冷落一阵子。他必须强迫自己改变自己的习惯、兴趣、爱好等等，以适应新的环境，迎合新伙伴们的要求。

1993年底，美国政府裁减军费开支，逐渐关闭了一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也终于结束了哈瑞斯一家的颠沛流离。父亲从军中退役后，时年12岁的埃里克随全家回到了父母的老家科罗拉多州。

很快，韦恩·哈瑞斯在利托顿找到一份培训运输机飞行员的工作，凯瑟则受聘于丹佛一家专事为各商家­操­办大型聚会及活动的公司，凯文进了科伦拜高中的9年级，埃里克在肯·卡若初中上7年级，那是埃里克从一年级开始上的第七所学校，也就是说，他几乎每年都要转一次学。

又是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学校，初来乍到的埃里克·哈瑞斯举目无朋，无所适从。就是在那里，就是在那样的情形下，埃里克结识了小他五个月的、同样腼腆，同样孤落，同样不被其他孩子们接受的狄伦·柯勒勃德。

狄伦·本纳特·柯勒勃德生于1981年9月9日，他生在丹佛，长在丹佛，是汤姆和苏珊·柯勒勃德夫­妇­的第二个儿子。和哈瑞斯家一样，柯勒勃德家也只有两个男孩，狄伦也有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哥哥拜伦。

狄伦的父母汤姆和苏珊是大学里的恋人，他们同上俄亥俄州立大学。苏珊出身于富商世家，她的祖父里奥·亚森诺夫曾是丹佛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和慈善事业家。汤姆的家世相对贫寒，他在十几岁时父母双亡，全仗着哥哥将他抚养成|人。

汤姆和苏珊在大学毕业后举行了婚礼并一起回到丹佛。当时正值“能源危机”，石油开发业蓬勃兴起，汤姆·柯勒勃德很容易地获得了一份地球物理学的工作，苏珊则在阿拉帕荷社区学院做特殊教育。按说，她应该很懂得如何教育孩子。

在狄伦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为他安排了正规的­棒­球训练，并替他报名加入了童子军（Boy Scouts）。因为成绩优异，狄伦在小学三年级时被校方选拔进入“超智及天才儿童班”。和埃里克·哈瑞斯一样，狄伦在肯·卡若中学念完初中，于1995年升入科伦拜中学。

“末日审判”(4)

据了解他们的朋友们说，埃里克和狄伦是到了科伦拜中学才彼此更加接近起来的。他们都非常聪明，只要用心用功，都能在考试中取得不错的成绩。他们都迷恋电子游戏，终日沉湎于计算机、因特网，心灵手巧的狄伦还自己组装了家里的电脑。他们都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工作，帮助那里的教师和技工们管理维修保养电脑。他们都喜欢浏览学生们自发成立的新闻网站“逆反者”，埃里克还将此作为了自己的化名。

虽然埃里克和狄伦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比如布鲁克·布朗，但当与其他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显得局促、拘谨、笨口拙舌。而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便可以口若悬河，言无不尽。他们看同样的暴力片，抽同样牌子的香烟，但凡聊起武器和爆炸品等，都是同样地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埃里克和狄伦还有同一份课余工作，他们都在“黑杰克”店里翻烤比萨饼。他们听同样的音乐，他们最喜欢的两支乐队是德国的“冉姆斯坦”和KMFDM。埃里克几乎总是戴着一顶有KMFDM标记的黑­色­­棒­球帽。他学德语多年，能准确地理解和翻译歌词的内容，但他却宁愿周围的人们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埃里克和狄伦都崇尚德意志的纳粹文化。在学校的保龄球课上，如果他们中的一位击中了十座，两个人便会用德语击掌欢呼：“胜利（Sieg Heil）！”

事实上，埃里克·哈瑞斯是经由一位名叫克利斯·莫尔司的科伦拜学生介绍到“黑杰克”比萨饼店工作的，后来，他又介绍了狄伦·柯勒勃德。在“科伦拜校园枪杀案”发生以后，有关方面对这一情况重视备至，是因为案发之时，埃里克和狄伦都换上了黑­色­军用风雨衣。而据警方掌握的线索，克利斯·莫尔司曾是科伦拜中学“黑­色­军用风雨衣帮rench Coat Mafia）”——简称“黑­色­风衣帮”——中的一员。

极少有人知道，连他们的朋友们也是后来才听说，埃里克和狄伦曾在1998年1月30日被警方拘捕。

那天星期五，两个好朋友放学后闲逛，消磨时间，开车到了鹿溪谷路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这是一处极僻静的所在，无论闹出什么样的动静也不至于妨碍他人。埃里克和狄伦先摔了几只瓶子，又燃了两挂鞭炮，然后，无聊至极，便挨个儿察看停车场上各辆车的内部。两个孩子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到了泊在他们旁边的一辆面包车里，隔着车窗，他们看见了不少电子设备。

此时天­色­向晚，四周静无一人。当他们确信不会被人发觉时，便找来一块石头砸碎玻璃，伸手从里面拧开车门，把面包车中的物件尽数挪到了自己的车后座——他们那天开的是埃里克的新车本田·西威克。

据警方后来的估算，所有赃物的总价值约合400美元。

埃里克和狄伦慌忙驶离鹿溪谷路，在几英里外的另一个荒芜去处停了下来。他们不敢直接回家，准备在这里先查验一下他们的战利品，再考虑作何打算。正好这时，杰弗逊地区巡警梯姆·威尔希从那儿经过，看见两个小孩子鬼鬼祟祟的样子，顿生疑窦，便悄悄地在不远处熄了火。观察了大约五分钟，威尔希警官走上前去，将明晃晃的手电直接打在埃里克和狄伦脸上，问他们在­干­什么。

埃里克和狄伦万没料到这么快就和警察遭遇上了，情急之中不及细想，便谎称是看见某某路旁堆放着这些仪器，顺手捡了来。威尔希警官十分老练，只问了三五个问题就让两个孩子露出了马脚，承认了他们的不法行为。

家长们气急败坏，埃里克和狄伦都受到了关禁闭的严厉惩罚。但是在法官面前，两个孩子的父亲又都替自己的儿子辩白求情。4月初，埃里克·哈瑞斯和狄伦·柯勒勃德分别被判处监外执行一年，他们必须参加四天的“愤怒控制”课程，45小时社区劳动和若­干­心理咨询，并被处以各种罚款。“愤怒控制（Anger Management）”课程是由心理学专家教授如何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压制和化解愤怒，以防暴力行为于未然。

同年11月，在老师布置的一篇作文中，埃里克写下了如下的心得：

当我以一名现实生活中真正罪犯的身份被带进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警署后，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认真地想一想我到底­干­了些什么。……我痛哭，我痛苦，我感到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般的绝望。……我失去了父母对我的信任和尊重。将近一年过去了，我仍在很努力很艰苦地试图赢回这种信任和尊重。这次错误给我的教训是：无论你打算­干­什么坏事，都不可能不被擒获；在将行动付诸实施之前，你必须，绝对必须，彻底地想明白；即使你具备了做某些事的条件和机会，也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去做那件事。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给自己砸破车窗的行为找出一个实实在在、站得住脚的理由。不过，也正因为我们犯了法，至少到1999年的3月底，我们都必须夹着尾巴，规规矩矩地做人。

然而，在警方后来查抄到的埃里克的日记里，他对同一事件的感受却截然不同。文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带有诸如“­操­”“他妈的”“混蛋”等脏词，恕笔者不一一译出：

不都讲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家吗？如果我是自由的，当那个混蛋在星期五晚上把满满一车破玩意儿那么招摇地扔在荒郊野外时，我为什么不可以将它们据为己有？自然选择。所有的混蛋都应该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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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审判”(5)

就在埃里克和狄伦被判刑以前，1998年3月，杰弗逊地区警署收到了布鲁克的父母蓝迪和茱娣·布朗夫­妇­关于埃里克网站的报告。除了那些直接攻击布鲁克·布朗的文字和段落外，埃里克用了整整三张网页描述如何制造雷管。他详尽地给出所使用的材料细目，列举他业已完成并试验成功的产品：

我们已经做好了亚特兰大、弗博斯、派尔卓和帕若。如果有人没听说过，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它们是“逆反者”和“伏特加”自制的四枚雷管。其中亚特兰大和弗博斯的尺寸为125英寸乘6英寸，派尔卓稍小，1英寸乘6英寸，帕若更小，只有075英寸乘5英寸。每一枚中包裹着取自方玎、臼炮壳和鞭炮的粉末混合物，外接一根14英寸臼炮的引信。现在，我们唯一的问题是物­色­一处“试验基地”。

帕若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我们在一条­干­涸溪沟的河床试火，那一声巨响简直是惊天动地，震三山撼五岳，令人心跳加速，灵魂出窍。但是它的那些大个子兄弟们还没有找到一试身手的地方。

文中的“伏特加”是狄伦·柯勒勃德的绰号，因为狄伦酷爱这种俄罗斯出产的烈酒。

埃里克还在他的网站上陈述了他和狄伦­骚­扰邻里街区的所谓“逆反行动”：

哇，这次行动真的是好玩极了。首先，家里只有我爸爸，这就比较容易混出去……但是我家后院的那些石头弄出了不少响动……

我们看着“目标”家里的一些灯亮了，又灭了，可能那小子听见了什么动静。但是当鞭炮燃起的时候，他马上关闭了卧室里的灯。鞭炮响成一片，足足有30秒钟……我们猜想……很长很长。几乎每一个炮仗都炸开了，又明亮又响亮。所有的一切都正如我们预先计划的一样。15分钟后，我们开始沿着自行车道朝下一个“目标”进发，这时，第一个“目标”卧室里的灯又亮了，但是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发现我们。在我们向第二个“目标”行进的途中，我们还在黑暗中打了几枪。对了，“伏特加”带了他的BB枪和子弹，所以我们装上子弹，朝沿途的房子和树丛胡乱扫­射­。不过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是否对那些房子造成了什么损坏……

所以，诸位，我在这里向你们透露了我们的一个巨大的秘密。我们并不是在街上打架斗殴的小混混，我们更像一个团伙，我们­精­心部署每一次的行动并付诸实施。任何人胆敢招惹我们，我们就会在他的房子周围开一点小小的玩笑。­鸡­蛋、强力胶水、油漆、炮仗，凡是你能想得到的，我们都将要、或者已经使用过了。我们在学校里有很多敌人，因此，我们将会有很多次行动。这差不多已经成了我们的晚间常规活动。

但是显然，这种小打小闹的“逆反行动”很难使埃里克和狄伦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他们需要更大规模的报复：

从现在起，我将不再给你们任何辩白的机会，除非你能得到我的尊重，但是说实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了解我、也知道我尊重你的人，只要你不挡我的道儿，我们便可以相安无事。而其他的王八蛋们，你们最好在自己的家里藏严实了，因为我决不会放过任何人。我将会武装到牙齿，我将会毫不留情地­射­杀，而且我将会­射­杀每一个人！不，我并不疯狂。疯狂只是一个词，一个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的词。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于社会上那些日复一日，在同样的时间上下班，且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生活的人们，我对你们说：­操­！你们死定了。如果你们接受不了我的想法，没问题，你们可以来找我。然后我就杀了你，因为……他妈的，死人不可能争辩！

不幸的是，警察们或者是太忙了，或者只将这一切当成了孩子气的牛皮和玩笑，竟没有派人追踪查访，进行最基本的调查。到后来，布鲁克和埃里克握手言和，“网站事件”便也不了了之。

三年后的200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电视访谈节目《60分钟》中称，警方当时实际上已经起草了搜查令，但不知何故，没有送交法院签署。

到了12年级，也许是碍于一年的监外执行判决，正如埃里克所言，“至少到1999年的3月底，我们都必须夹着尾巴，规规矩矩地做人”，所以从外表上看，埃里克和狄伦都是遵纪守法，老实听话的好孩子。在学校里的每一天，他们俩都坐在学生食堂的同一张餐桌上吃饭，在同一支保龄球队里玩球，在心理课、录像制作课和写作课的课堂上坐在一起。他们和毕业班的其他孩子们一样，开始考虑毕业后的打算。狄伦向几所大学寄出了申请，埃里克到海军陆战队报了名。

埃里克和狄伦将他们的“4·20”——“末日审判”计划遮掩得严严实实。这时候，埃里克已经不再往他的网站上捅那些血腥恐怖的字眼了，而是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藏进了他的日记里。他的同学詹妮佛·拉普兰特后来说：“我认为，他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好的演员，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朝夕相处，我竟然从没有看出丝毫的异样和破绽。在我的印象里，他永远都是那个非常聪明又非常和蔼，永远面带微笑的男孩子。”

事实上，早在一年以前，埃里克和狄伦就已经在着手筹划这一次袭击了。科伦拜校园惨案后，警方从埃里克的日记中读到了他们计划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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