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的古建筑群

二、周公的文化方针——“变其俗，革其礼”与“亲亲上恩”

据考证：当齐文化以开放、兼容和追求功利的姿态开始形成时，鲁文化正沿着强调道德至上和固守周朝礼乐的道路向前发展，而确定鲁文化基调的便是对周代影响非常大的政治家周公旦。

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兄弟，从政治资历上来讲比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太公晚一辈。在推翻商王朝的过程中，周公旦的表现与功绩并不十分突出。当时，他的光芒正被武王气势恢宏的鲁国城门与姜子牙的巨大身影所遮掩。

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以王叔的身份摄政称王，为周初政权的巩固、周朝各项制度的确立与周代文化的建设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成王初期的周公旦是周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地位、功绩和影响均远远超过包括姜太公在内的周朝大臣。

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旦受封鲁国后，因武王过早离世，而成王又年少，必须留下来主持朝政，于是伯禽代其父管理鲁，并延续了周公旦等姬姓贵族创建的宗周文化。因此，鲁文化不同于齐文化，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渊源决定的。

周公旦为鲁国确立的统治方针是“变其俗，革其礼”与“亲亲上恩”。以伯禽开始的鲁国统治者坚持*和固守周朝礼乐制度的思想便是从这一基本方针推演而来的。作为西周文化的奠基人和鲁文化的设计者，周公旦的思想­精­髓和西周时代主流文化、主流思想的长短得失，都在鲁国文化上得到集中和具体的体现。

所谓“变其俗，革其礼”，主要是指改革鲁国商奄遣民的原有政治制度，不断向他们灌输周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如果说齐国的“因其俗，简其礼”侧重于包容、吸收不同宗族、不同方国的文化，鲁国的“变其俗，革其礼”则侧重于向其他宗族人推广和传播周朝的文化。事实上，这两种政策都是从各自国情出发的、合乎实际的选择，都对本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前者如海纳百川，成就了齐文化的博大；后者如江河直泻，造就了鲁文化的­精­纯。如果没有“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方针，没有坚决维护周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没有对祖先理想的执著追求，鲁国就不可能形成自周公旦到孔孟的一脉贯通的文化传统，鲁文化也就不能称其为鲁文化了。

“亲亲上恩”中的“亲亲”，就是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的稳定和牢固，通过强化宗族成员间的血缘认同来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上恩”，就是强调血缘情感在调节贵族内部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强调用传统的道德手段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以及从宗族组织整体复兴的大局出发，宽宥贵族的某些违礼行为。

事实上，伯禽虽然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曲阜，但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相对孤立的形势下在这片陌生的地域里站稳脚跟？这也是周公旦曾经认真思考的问题。他们最终的思考结果就是依靠强有力的宗族组织和姬姓成员的团结一致来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

因此，伯禽等人严格遵循周公旦制定的“亲亲上恩”原则，取消了异姓贵族参与重大决策的政治机会，为自己开创了一条最保险、安全的政治路线。正是“亲亲上恩”，使鲁文化走上重亲情、重礼仪、重道德规范和以我为主、自我完善的发展道路。这与齐国的“尊贤尚功”相比虽然显得有些保守、封闭、狭隘、漠视功利，但却可以较为纯粹而不走样地承继周文化，充分开掘此文化的潜力，淋漓尽致地发挥、显示宗周文化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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