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齐鲁人”

——沂源人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齐鲁人”是“沂源人”。这是根据1981年考古结果得出的结论。当时，中国考古人员在山东淄博市沂源县骑子鞍山东坡的石灰岩裂缝中发现了大量古人类化石。经研究表明：这些人类化石距今约四五十万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齐鲁人”。这些“齐鲁人”主要生活在鲁中的泰沂山区，身体特征与同一时代的“北京猿人”极为相似，捕猎对象也极为相近。后来，这些 “齐鲁人”经过几十万年的漫长进化，逐渐由山岭移居到平地，在大约一万年前来到沂、沭河两岸的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生活。

由于古人类化石发现在山东淄博市沂源县，所以考古学家称其为 “沂源人”。

“沂源人”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猿人地理分布上的一个空白，使齐鲁人成为祖国大家庭中资格最老的成员之一。

沂源人考古发现场所

第二节齐鲁文明的前奏

——东夷文化时期

“东夷文化”又称“海岱文化”，是距今8300—3900年前产生于齐鲁大地的文化，有人称其为齐鲁文明的前奏或前期文明。这一时期的文化之所以被称为“东夷文化”，是因为古代文献将史前齐鲁居民称为“夷”或“东夷”。

东夷文化的发展可分为5个时期，即距今8300年的后李文化时期、距今约73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约45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和距今约3900年的岳石文化时期。

一、后李文化时期

“后李文化”发现于1992年，主要分布在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地带。当时，山东省文物部门在临淄齐陵镇的后李家村进行考古发掘，于古车马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古代的陶器碎片。经文物专家鉴定，这些碎片距今约8200—8500年，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之一。由于是在临淄后李家村发现的，所以叫做“后李文化”，那段时间也被人们称作“后李文化时期”。

后李文化遗迹主要包括房址、壕沟、灰坑等。房址均为半地|­茓­式，平面多圆角方型或长方形，面积一般３０—５０平方米，大者５０余平方米。居住面有的经过烧烤，有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陶器以红褐陶为主，红、灰褐、黑褐、青灰褐陶次之。制作工艺为泥条盘筑，器表多素面，器形以圆底器为主，仅有少量平底器和圈足器。器类主要有釜、罐、壶、盂、盆、钵、碗、形器、杯、盘、器盖和支脚等。

由此可见，“后李文化时期”的生产力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和规模，能够制出造型古朴、质地松软的陶瓷器皿，并对颜­色­有了很好的认识和使用。

二、北辛文化时期

北辛文化是在1978—1979年间的考古中被发现的，因发现于滕州官桥镇北辛村附近而得名，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历史，是原始社会开始趋向繁荣的重要阶段。

据考古发现：当时的北辛地区是一个氏族部落的聚居地，部落中的人们已经能够手工制作鼎、罐、釜、钵、碗、盆、壶、支座等多种类型的陶器，还会在器物上刻画窄堆纹、北辛文化考古发掘现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齐鲁文明的初曙（2）

蓖纹、划纹、压划纹等饰纹；石器磨制的工艺已非常­精­细，如斧、铲、镰、磨盘、磨饼、凿、匕首等的器形非常规整，有很好的光滑度；懂得了农耕，会使用石铲、鹿角锄等各种石器翻松土地，从事农业生产，而且会使用石磨盘来加工粮食；手工业生产出现萌芽，开始使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进行纺织、缝纫、编织；建成了半地|­茓­式的圆形房屋，居住条件较后李文化时期的人类有了很大进步；家畜饲养、狩猎、捕鱼等也比较发达……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真正走向了定居生活，农业与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熟食制作技术非常进步。

三、大汶口文化时期

大汶口文化分布于我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距今约6500—4500年，总体成熟程度很高，堪称东夷文化史上光辉的发展阶段，表明当时的社会已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据考证：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器制作工艺比较高超，已经能够制造鸟造型的三足陶器；玉器的制作、雕刻与雕塑艺术相当发达；人们开始从事祭祀活动，并将自己制作出来的器皿用于祭祀；占卜之风逐渐盛行，龟甲成为占卜的工具；人群居住密度越来越高，村落现象更为明显；文字出现萌芽；社会生产劳动有了­性­别之分，男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女人主要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私有制出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些人的墓|­茓­非常大，随葬品比较丰富，有些人的随葬品却很贫乏。

四、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因1928年最早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发现而得名。

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陶器制作工艺更加­精­湛，能够制作出­精­美、极具艺术美感、薄如蛋壳、通体黑亮如漆、质地极纯的黑陶（黑陶工艺主要利用陶轮轮制的方法，不以装饰取胜，而以造型见长，包括尖底瓶、罐、盆、鬲、豆、杯、鼎等品种。其在烧制时采用封窑烟熏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深黑­色­光泽，表面磨光，朴素无华，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具备黑、薄、光等特点）高柄杯——“蛋壳陶”；玉器制作已有很大规模，出现了专门的作坊；占卜龟甲使用更为广泛；文字发展趋于成熟，并被广泛应用在陶器上；冶炼技术有所发展，已能够制作小型的铜器。

五、岳石文化时期

岳石文化位于山东大泽岳石村附近，是在1959年修水库时被发现的。考古学家在此发掘出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推论它们为东夷文化的产物，应该产生于夏朝。

作为龙山文化的延续，岳石文化无论是从建筑城防技术、青铜冶铸业、农业发展，还是从分布范围来看，都与龙山文化相似。只是陶器轮制技术（将黏土放置在轮盘上，利用轮盘旋转的张力使陶器成型的技术，具有制作快、产量高且器形规范匀称等特点）有所退化，器类的使用减少、工艺较为粗糙。此时出现了在泥质陶器上施加彩绘（有红单彩和红黄白多彩）而成的“彩绘陶”，这是之前所不见的。由于“具有实用功能的陶、石器，一旦被施以彩绘，就失去了实用­性­，而变为礼仪用具——礼器”。所以，彩陶的出现应该是社会进步的具体反映。

第三节东夷人的原始宗教

作为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后形成的特殊­精­神活动之一，中国古代的宗教意识大约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以后逐渐繁盛。灵魂不死、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和各种鬼神崇拜等观念在当时的各个族群中普遍流行，东夷族自然也不例外。东夷人的宗教观念除了具有原始宗教的基本特点外，还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比如：东夷人的鸟崇拜、太阳崇拜和桑树崇拜。这一切使得东夷文化在原始社会的众多地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充分体现出齐鲁文化独特的魅力。

第一章 齐鲁文明的初曙（3）

一、鸟崇拜

在东夷人的原始宗教观念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鸟崇拜的兴盛与发达。东夷族的众多部落都认为自己的氏族源出于鸟，习惯以鸟名作为本族的标志和称号，并长期将鸟类作为本部落的图腾，但这种图腾崇拜与中原地区的龙、蛇、鱼、龟等图腾崇拜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东夷部落以鸟名为姓，部落首领或部落始祖均被冠以鸟名，比如：太皋氏以“风”为姓，由于“风”与“凤”的古时读音相似，因此被看作“凤凰”的“凤”；少皋的名字叫“挚”，古时“挚”与“鸷”可以通用，所以少皋就是鸷鸟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生­性­凶猛的鹰……这些都是部落氏族成员认为自身与鸟类有血缘关系的宗教意识在神话传说中的反映，也是非常典型的图腾崇拜现象。

东夷族的鸟图腾和鸟崇拜对后世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在古代，中国民间流行的龙、凤相配观念，大约在汉代时就已经基本形成。此后，凤凰一直被视为与龙同样神圣的神鸟，凤凰的形象及与凤凰有关的神话、观念也成为众多民间艺术经常表现的题材之一。追根溯源，这些都是东夷人鸟崇拜的延续。

二、太阳崇拜

除了鸟崇拜之外，东夷人的原始宗教中还有太阳崇拜。

当时，东夷人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自然。在严酷的环境里，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原始人梦寐以求的生存愿望。洪荒年代，东夷人对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敬如神灵，太阳能给人以光明与温暖，因此他们首先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

在历史上，太皋、少皋又被称作太昊、少昊，“皋”与“昊”均有光明、太阳的含义。传说东夷族首领太昊被尊为太阳神，他名字里的“昊”字就是天顶着红日的意思。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就有许多圆圈状的符号，专家考证这种符号就是太阳的象征，是少皋部落某氏族的族徽，是少皋部落崇拜太阳的印证。

1961年7月19日，人们在泰山东南部发现了一个神秘符号，符号最上面是太阳的影像，中间是弧形的、有尖，最底下是五个山峰，这很符合我国古代祭太阳的习惯——在山顶上架着柴火燃烧以祭祀太阳。此外，长岛出土的一块陶片上还刻有七八个太阳，并刻画出了太阳放出的光芒，也说明东夷人是非常崇拜太阳的先民。

三、桑树崇拜

崇拜、神化桑树是东夷族原始宗教观念中又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在东夷族创造的太阳神话里，巨桑的形象经常与太阳相伴出现，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的桑树崇拜与当地的桑蚕事业较为发达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对桑树的崇拜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桑树在养蚕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根据古文献记载：少昊都城在曲阜，少昊部落及其后裔将自己的居住地称作“空桑”。

东夷人的桑树崇拜与扶桑神话对后世文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的方术中，桑木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灵物，用来驱鬼治病。据有关学者推测，这种对桑树的神秘意识就起源于东夷文化中的桑树崇拜观念。据《左传·襄公十年》、《墨子·明鬼》、《吕氏春秋·顺民》等史书记载：商族有“桑林”之祀，是一种全民参与、规模极为隆重的特大祭礼。此外还有“桑林”乐舞，这种舞蹈是在祭祀“桑林”之神时专用的乐舞。春秋时期，这种舞蹈是帝王才有资格享用的盛乐。商族如此崇拜桑林，无疑是继承了从原始部落沿袭下来的历史传统。

东夷人的鸟崇拜、太阳崇拜与桑树崇拜的发达只是东夷族神灵崇拜观念中的几个较为突出的内容，其实东夷族的原始宗教意识与历史上的其他原始民族一样，还包含着更复杂、更丰富的内容，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均对东夷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第二章 齐鲁史话（1）

要说齐鲁的历史，必须从商朝讲起。夏朝结束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朝代——商朝。商朝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商王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统治区域内的全部土地和人民在名义上均属于他所有，就连贵族也包括其中。这种“统治者拥有一切”的观念深深地植根在统治者的脑海中，使得他们随心所欲地剥削包含部分地主、贵族阶级在内的所有臣民，导致最高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复杂。传说中的姜子牙钓鱼台

商朝晚期，残暴的商纣王随意残害王公大臣、平民百姓，大臣西伯昌（后来的周文王）因无法容忍而表露出了不满，被纣王囚禁了起来。残忍的纣王还将其长子伯邑考烹制让西伯昌食用。后来，西伯昌的部下献给纣王大量美女、珍奇，才赎回了他。

西伯昌返回自己的封地——岐山之后，卧薪偿胆，时刻准备推翻商纣王的统治。在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颇有治国韬略的姜子牙，并立其为军师。

姜子牙是一位有才学和抱负的人，却始终怀才不遇。后来，他听说西伯昌有反商的意愿，就来到渭水河畔用直钩垂钓，以引起西伯昌的注意（这就是民谚“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由来）。姜子牙得到重用后，没有辜负西伯昌的期望，竭力帮他治理国家，并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

西伯昌死后，其子姬发继承其位。他牢记父亲的遗嘱，将全部心思用于富国强民，打算一举推翻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在姜子牙的倾力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准备，姬发号召各路诸侯和部落首领会师孟津，参加誓师仪式（历史上著名的“孟津之誓”）。孟津之会不满两年，姬发和姜子牙率领4万多名士兵和各地诸侯的军队从孟津渡河，向东进军，起兵伐纣。商纣王闻讯后，马上派军队前往*。但是，人心涣散的商军节节败退，最后在牧野被伐纣联军彻底击溃，联军趁机攻占了商朝国都。商纣王见大势已去，只得*而死。

联军占领商朝国都后，姬发建立了周王朝，却面临如何巩固自己统治的最大难题：周王朝要管辖的国土面积太大，而周国原本是一个小国，没有管理几百倍国土的经验；天下初定，人心不稳，人民还没有完全认同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商王朝的残余势力没有被完全消灭；协助周王室消灭商王朝的王室贵族与各路诸候都等着分享胜利的果实，他们若得不到回报，必然导致政局动荡；边疆不断受到犬戎、狄等游牧民族的侵略，周王朝没有过多军队进行防御……

在众多不利条件下，周王朝决定采用分封制将王室子弟、同姓亲族、有功之臣及商代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属国，“以藩屏周”。于是，姜子牙以首功封于齐地（今山东东部和北部），建都营丘（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臣周公旦（周文王之子，西周初年的政治家、思想家）被封于鲁（今山东西部和南部），但因留京辅政，便派长子伯禽代其管理属国。以周朝建立初期的历史环境来看，分封制的确是当时较为完美的制度，并在接下来的统治过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迅速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第一节齐国史话

一、受封齐地

西周王朝建立初期，虽然诛灭了商纣王，但并没有完全统治全国。更为严重的是，武王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就病死了，他年幼的儿子成王继位，各地叛乱相继爆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齐鲁史话（2）

当时，居住在东方营丘的商末部落薄姑氏和胶东地区的莱族曾经在周朝与商朝的交战中多次站在商朝的一边，因此这里的人大多都是殷商遗民。为了巩固这里的统治，劳苦功高的姜子牙受到重用，受封到齐地负责保卫国家东北部的安全。

姜子牙石雕

传说受封初期，姜子牙并不满意周王的任命，因为当时的营丘地区非常落后，与中原的发达地区相比，完全是一个“夷荒之地”。由于心里不舒服，姜子牙没有急于赶路，而是不紧不慢地前往上任。

有一天，姜子牙在一家旅馆投宿，旅馆老板对无­精­打采的他说：“时机难得而易失，客人睡得如此安逸，恐怕不是前往封国就任的国君吧？”姜子牙闻听此言，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于是连夜上路赶往齐国。结果，刚刚来到齐地就遇上了外敌——莱国的侵犯。原来，莱国趁姜子牙尚未到任而出兵攻打营丘。他见此情景马上组织军队打退了莱国的进犯。自此以后，姜子牙不敢有丝毫怠慢，开始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

等一切都稳定下来之后，姜子牙将都城定在营丘，建立齐国（定名为齐，是因为营丘与一个叫天齐渊的地方非常接近）。齐国境内大多是没有开垦的草荒和盐碱地，当西方诸侯开始播种五谷、发展农业时，齐国的居民仍在发展畜牧业与渔猎业。

为了治理好国家，姜子牙放弃自己氏族的习俗，因地制宜地实行“因俗简礼”、“尊贤尚功”、“通商工之业”和“便鱼盐之利”等治国方针，使鱼盐业、纺织手工业、商业等快速发展。

二、逐渐强大的齐国

姜子牙受封齐地时，周成王曾授予他*的范围为“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于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姜子牙还不断扩充自己的疆土。

由于姜子牙为齐国的后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加上继承者们奉行他的治国方针，所以齐国虽然也曾有过动荡，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国力。定都营丘后，历经武公姜寿、厉公无忌、文公姜赤、成公姜脱、庄公姜购和僖公姜禄甫等人的努力，齐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从四面八方赶来此地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名小白，僖公次子，襄公之弟，齐国第十六代君主）即位。作为一名有胆识的君主，他高瞻远瞩、任用贤人，在大夫鲍叔牙（？～公元前644年，临淄人）、相国管夷吾（又名管仲，？～公元前645年，今安徽颍上县人）等人的辅佐下，使齐国日益强大。尤其是管仲提出的“修旧法，择其善而业（创）用之”的治国方针、“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合一制度、“俗之所俗，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政治态度、“相地而衰征”的经济政策、“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的工商业发展措施等都非常切合实际，在齐桓公采纳推广后焕发了巨大威力，使齐国的经济飞速发展，领导集团更加团结，军事实力更加强大。

公元前681年，宋、陈、蔡、邾、齐等五个诸侯国共同议定：扶助王室，抵御外族，帮助弱小和有难诸侯；有违犯本约者，共同伐之。齐桓公在此次会议中被推选为头领。公元前679年，齐国与宋、鲁、陈、卫、郑、许等国歃血为盟，齐桓公正式成为盟主，齐国也成为春秋首霸。

第二章 齐鲁史话（3）

三、走向衰微的齐国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因病去世，太子昭在临淄继承王位，称为孝公。没过多久，孝公又去世。此后，昭公、懿公、惠公、顷公、灵公、庄公……先后即位，国王的不断更换使齐国的经济停滞不前，国力有所衰退。

到了齐景公时，晏婴为相国。晏婴（？—前500年）字平仲，世称晏子，山东高密人，是一位贤明廉洁的相国。在辅佐齐景公期间，他“一言而齐侯省刑”（晏子一句话齐景公就废掉了严酷的法律）、“乘弊车驾驽马”（为了节俭，乘坐旧车，驾驭劣马），并先后除掉了挟功恃勇、飞扬跋扈的公孙捷、田开疆、古治子，出­色­地完成了“使楚不辱王命”的重任。

此外，他还推荐文能服众、武能抗敌的田穰苴为大将军，一举打败燕国，使齐国重振国威……在晏婴的大力辅佐下，齐国长期不稳定的政局基本上得到了控制，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繁荣富强的局面。

公元前489年，齐景公因病去世。第二年，齐国发生内乱，田乞（又叫田僖子，为田桓子之子，当时为齐国的相国）与鲍牧（又叫鲍子，齐国的大夫，著有《鲍子兵法》）结盟，最终控制了齐国政权。此后，在田乞的帮助下，公子阳生成为君主，称为齐悼公，但实际的权利都掌握在田乞手中，姜姓（姜子牙的后代）的统治受到挑战。

四、田齐取代姜齐

早在齐景公九年（公元前539年），晏婴还在出使晋国时就预言齐国的政权最终会归于田氏（主要指田乞），因为当时田氏小斛收租、大斛放贷，在给百姓恩惠的同时也赢得了民心，齐国的百姓都拥护田氏。

齐国故城

春秋中后期，具有军事战略思想的田氏家族（田乞一族）对齐国的兴旺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成为齐国最重要的世家。田乞非常聪明，并有远大的报负。为了赢得了民心，他除了对百姓施以小恩小惠之外，还将自己的所有土地都献给了齐侯。

齐悼公四年（公元前485年），吴、鲁两国联合攻打齐国，齐国权臣鲍牧趁机杀死齐悼公，投靠了吴王夫差。从此，田氏成为齐国唯一的大世家。

齐悼公死后，他的儿子齐简公即位。此时，田乞也已经去世，齐简公就分别任命田乞的儿子田成子和自己的宠臣阚止为左、右相。由于阚止得宠，田成子与阚止之间爆发了冲突，最终田成子杀死了齐简公和阚止，拥立齐平公，田氏从此开始专政。

公元前391年，齐康公被放逐于海岛，田氏后代田和取而代之，自立为齐君，称为齐太公。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天子列为诸侯。公元前379年，齐国姜氏彻底为田氏所取代，史称“田氏代齐”。

五、再次雄起

公元前357年，田因齐（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继承王位，称为齐威王。他在相国邹忌（齐国的谋臣，以敢于进谏和善于辩论著称）的辅佐下，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大力选贤任能，­精­心治理朝政，使齐国很快又恢复了强盛。

没过多久，在魏国受尽摧残的著名军事家孙膑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齐国，受到齐威王的重用，被拜为军师。在孙膑的指挥下，齐国与魏国先后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实力强大的魏国在交战中屡次败北。

此后，齐、秦、赵三国联合起来从东、西、北三面夹击魏国，使魏国彻底失去了魏文侯以来所形成的霸主地位，开始向齐国屈膝，魏惠王被迫到临淄朝见齐威王。由于秦、赵、魏都到齐国朝见齐王，齐国周围的诸多小诸侯也不得不归顺齐国。自此，齐国代魏国而称雄，再次成为一代霸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齐鲁史话（4）

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因病去逝，其子田辟疆即位，史称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齐宣王继承并发扬了田氏建齐以来的“养士”风气，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扩大了稷下学宫的规模，云集全国数千名学者，并招揽各种学派的名流，形成了我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第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

齐宣王在文治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武力的强大，以维护齐威王开创的七雄之首的地位。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趁燕国内乱的机会派大将匡章举兵­干­涉燕国内政，仅用了50多天时间便攻下了燕国都城，尔后占据了燕国国土三千里。此举引起燕国军民的强烈不满和仇恨，导致燕与齐的矛盾激化，埋下了燕攻齐的种子，也为齐国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六、灭国战争

公元前301年，齐宣王去世，其子田地继承王位，称为泯王。齐泯王继位初期还能勤于朝政，但很快就在邻国面前骄横跋扈起来，不断制造战争，相继进行了灭宋、伐楚、讨三晋等战争，引起其他诸侯国的强烈不满，原来的盟友国一个个与其分道扬镖。失去其他国家援助的齐国很快就被孤立起来。

就在齐泯王还做着天子美梦时，具有奋发­精­神的燕昭王采纳了谋臣郭隗（战国时纵横家，东周洛阳人）的建议，高筑黄金台，招揽了大量军事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其中有不少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经过20多年的励­精­图治、修养生息，燕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逐渐强大起来。

公元前286年，秦国与几个小国联合攻齐，很快就占领了九座城池。第二年，燕昭王与秦、赵、韩、魏等四国联盟，在燕将乐毅、秦将白起、赵将廉颇等人的带领下，打得齐国节节败退。最后，齐泯王被楚军所杀。

燕将乐毅的大军占领了齐国的70多座城池，一直打到齐国东部的边陲重镇——即墨。不愿做亡国奴的即墨军民一致推荐田单（齐国田氏王族的远亲）为将军，请他率领军民共同抗燕。田单原本是临淄的一个小官，平时熟读兵法，尤其对孙武、孙膑的兵法很有研究。他不负众望，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了即墨军民的战斗力。就在这紧要关头，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于是，田单利用这一良机，以重金收买了惠王的左右大臣。惠王听信馋言，罢免了乐毅的将军之职，严重削弱了燕军的战斗力。此后，田单运用战争史上的奇迹——“火牛阵”，一举打败燕军，很快收复了绝大部分的齐国土地，并辅佐齐泯王的儿子法章当上齐王（齐襄王），田单被封为相国。

七、最终败亡

公元前264年，齐襄王去世，其子继位，史称齐建王。当时，齐国的大学问家鲁仲连（约公元前305～前245，战国时齐国人），善于谋划，常周游各国，为人排难解纷不受酬报）曾多次向齐王提出富国强兵之策，但都没有被采纳。

由于燕军入侵，齐国的势力受到很大程度的削弱，再加上齐王昏庸，没有重用像鲁仲连这样的人才，失去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因此，齐国不仅失去了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还加速了走向衰亡的脚步。

与此相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的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很快富强起来。秦惠文公虽然处死了商鞅，但改革措施却被保留了下来，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为了实现统一天下的宏愿，强盛起来的秦国首先将矛头指向了南方的强国——楚国，并一举攻占了楚国的国都郢都。此后，在秦国向楚、赵等国大举进攻时，齐王非但不出兵救援，甚至还拒绝了赵国粮食不足的求救。

第二章 齐鲁史话（5）

秦王嬴政即位后，先后灭掉了韩、魏、楚、赵、燕等国。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军王贲率军南下，以锐不可挡之势直逼齐国。此时，齐王才如梦初醒，慌忙部署兵力抵抗秦军。但齐军无人是王贲的对手，秦数十万大军很快就攻占了济南与临淄，齐王束手就缚，最后被活活饿死在太行山下的共城（今河南辉县）。至此，为期八百余年的齐国灭亡了，这块古老的土地被纳入了统一的封建专制集权的秦帝国之中，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也宣告结束。

第二节鲁国史话

一、鲁国的建立

姜子牙受封齐地的同时，在灭商战争中建有巨大功勋的周公旦被封于鲁。

周公旦受封之后，由于天下初定，需要留在王室辅佐周成王，无法亲自到达封地。因此，其长子伯禽代为就封，从这个角度说，伯禽才是鲁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君。

景­色­秀丽的鲁山

最初，鲁国并不在今山东曲阜一带，而是在今河南鲁山一带。后来，周王室为了巩固和加强朝廷对东夷地区的统治，将鲁国改封在曲阜。鲁国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沛，适合农业、畜牧业和蚕桑业的发展，因此当时的鲁国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国语·鲁语上》上有“鲁之班长”的记载，“班长”就是位于诸侯国之首的意思。

虽然曲阜一带的地理环境比较优越，但是此地原本是殷商势力较为强大的地区，这里的东夷部族并没有甘心降服于周朝。因此，在伯禽前往此地之前，东夷各部曾多次叛乱。

伯禽刚到曲阜时，徐戎、淮夷等部族趁其立足未稳之际发动叛乱。伯禽率军*，在今天的山东鲁台地区积聚粮草、构筑工事。经过激烈的战争，虽然平定了这次叛乱，但敌人并没有被彻底消灭。所以，直到伯禽去世，叛乱始终没有间断，导致鲁国的统治很长时间都没能稳固下来。

伯禽死后，其子酋继位，史称考公，在位四年去世。他的兄弟熙继承王位，称为鲁炀公。炀公即位初期，曲阜一带的奄、夷等部族还没有真正归服。因此，炀公在壮大国力的同时不断四处征讨，最终彻底收服了周围的众多小部族，使鲁国逐渐在曲阜一带站稳脚跟。

二、动荡不安的鲁国

炀公在位六年，去世后由儿子宰继位，史称幽公。公元前974年，幽公的兄弟晞杀掉他，自立为君王，称鲁魏公，在位50年。此后鲁国国君不断更换，致使鲁国的经济与军事没有显著发展，与邻邦其他国家相比明显落后。

鲁国古城墙

公元前817年，武公敖带领长子括、少子戏前往镐京朝见周宣王。宣王非常喜爱戏，想立他为鲁国的太子。当年春天，武公去世，戏即位，称为鲁懿公。对于戏继承王位，其兄长括没有不满，但括的儿子伯御却因失去君位继承权而心怀不满。公元前807年，伯御发动叛乱，杀死懿公，自立为王。他在位11年，称为鲁孝公。

公元前770年（鲁孝公末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开始了东周的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鲁孝公死后，惠公即位，在位46年。公元前723年，惠公去世，但太子允过于年幼，由鲁隐公姬息姑摄政。

鲁惠公在位时，鲁国在外交上比较孤立，几乎从不与齐、宋等大国往来。隐公摄政后，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先与邻国邾国结为盟友，随后又与宋、郑、齐等结盟。后来，郑国以不朝见周天子为名，与齐、鲁两国谋划伐宋。隐公积极响应，派出大量军队在今天的山东单县大败宋军。为此，鲁国得到了两座城池。

第二章 齐鲁史话（6）

公元前712年，鲁国宗室中的公子恽出于个人野心，向鲁隐公提出杀掉自己兄弟允的主张，但遭到拒绝。公子恽怕允知道此事后会对自己不利，又跑到允那里诬陷隐公想杀掉允而独霸君位，并煽动允杀掉隐公。允信以为真。在允的授意下公子恽密谋杀害了隐公，然后自立为国君，称为鲁桓公。

桓公即位后，基本上做到了任人唯贤，努力发展经济，国内政局比较稳定，国势逐渐强盛。但桓公最后却因大意而命丧黄泉。事情是这样的：鲁桓公的夫人叫文姜，是齐僖公的女儿、齐襄公的妹妹。她在嫁到鲁国之前，曾与自己的兄长齐襄公私通。公元前694年，桓公准备带文姜到齐国会见齐襄公。在当时，这种行为是不符合礼制的，大臣们极力劝阻。但是，齐桓公执意前往。结果，来到齐国的文姜趁机与襄公私通，桓公发觉后对文姜大加斥责。文姜将此事告诉了襄公，襄公在恼羞成怒之下派齐公子彭生杀死了桓公。

桓公死后，其子继位，称为庄公。庄公极力要求齐国除掉彭生，齐襄公无奈之下只得杀了他了事。庄公的母亲文姜，在桓公死后没敢直接回国，直到多年之后才被庄公接回鲁国。庄公在位期间，虽然在与齐国的交往中渐趋下风，但国势还算强盛，政局也较稳定。

三、庆父之难

庄公末年，鲁国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内乱——庆父之难。

当时，鲁庄公有三个弟弟，分别为庆父、叔牙和季友。庆父是庄公的异母弟弟，生­性­贪婪残暴、权欲熏心，一直蓄谋争夺君位，并拉拢叔牙，还与自己的嫂嫂、鲁庄公的夫人哀姜私通。庄公虽对此事有所了解，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公元前662年，鲁庄公生了重病，由于夫人哀姜没有生子，只能从“庶子”中议立继承人。于是，庄公与三弟叔牙商量此事。叔牙已被庆父拉拢，遂极力主张立庆父为人选。但是，季友却坚决主张立鲁庄公与宠姬的儿子公子斑为继承人，并逼迫叔牙以死表明拥立斑。

当年八月， 鲁庄公病死，公子斑继位为君主。没有得到王位的庆父很不甘心，仗着自己在朝廷中的势力，与哀姜密谋暗杀公子斑。有一天，庆父发现一个叫荦的养马人，此人做事鲁莽、很有力气，受过鲁庄公的责罚并怀恨在心。于是，在庆父的唆使下，荦打死了继位不到两个月的公子斑。

公子斑死后，庆父将叔姜（哀姜的妹妹）不足八岁的儿子姬开立为君主，称为鲁闵公。此时的庆父更加肆无忌惮，野心也越来越大。闵公虽是庆父所立，但他并不买庆父的账，还做了一些令庆父大为恼火的事。公元前660年，庆父与哀姜合谋，指使一个叫齮的人杀害了闵公，准备立庆父为君主。但是，季友趁乱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姬申带到邾国，并发出文告声讨庆父，要求国人杀死庆父，立姬申为国君。国人热烈响应，庆父见形势对自己不利，急忙逃亡到莒国，哀姜逃到邾国，鲁国人趁机拥立公子申为国君，称为鲁僖公。

僖公继位后，强烈要求莒国交出庆父。迫于压力，身为小国的莒国交出了庆父。在返回鲁国而经过今天的山东费县时，知道自己将被处死的庆父畏罪自杀了。

由于哀姜是齐国王室之女，齐桓公很生气，将参与庆父之乱并逃到邾国的哀姜召回、处死。至此，一场几乎倾覆社稷的国难终于得以平息。但是，由于庆父连杀两个国君，并在掌权期间横行无忌、作威作福，给鲁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也给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得鲁国的政治、经济都停滞不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齐鲁史话（7）

四、三桓专政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世道混乱，那么制作礼乐和发令征伐的权力都出自诸侯。出自诸侯，大约传至十代很少有不失去的；出自大夫，传至五代很少有不失去的；大夫的家臣­操­纵了国家的政令，传至三代很少有不失去的。这是孔子概括春秋时期历史时所说的话，很好地说明了春秋时期鲁国王室逐渐衰微的现实，因为那时三桓开始专政了。

所谓三桓，就是指桓公的三个儿子及其后裔，也就是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与他们的后裔。在三桓中，季氏的力量最强大。按照当时王室的继承法，嫡长子应当继承王位。也就是说，除了长子，其他两位只能享受采邑（多数是开国帝王分封重臣的一种激励手段。在采邑内，贵族拥有绝对的权利），同时听从王位继承者的领导。他们在采邑内是最高级的统治者，并世代享受卿禄，有­干­预王室的权力，造成了私家强而王室卑弱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

由于鲁僖公是在季氏的拥立下即位的，因此他特别厚待季氏，直接导致了季氏专政。僖公死后，鲁文公即位，贵族东门氏（原名仲遂，因家住东门而被称为东门氏，曾任鲁国大夫）开始争权。文公有三个妃子，长妃生有公子恶和公子视，次妃叫敬嬴，其子叫俀。由于文公的次妃敬嬴与襄仲（鲁庄公之子，名叫公子遂，鲁国大夫，为东门氏贵族，人称东门襄仲）的关系很好，所以俀受到襄仲的保护。

在敬嬴的授意下，襄仲劝鲁文公立俀为太子，而大夫叔仲极力反对。后来，襄仲出使齐国，私下里要求齐国为外援，支持俀继承鲁国君位。当时齐惠公继位不久，正想拉拢鲁国，便答应了襄仲的请求。

公元前609年，鲁文公去世，襄仲在齐国的支持下杀死了公子恶与公子视，公子俀继承王位，称为鲁宣公，而实权则在襄仲手中。当时，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在鲁国拥有很大势力，已威胁到了鲁宣公的地位。襄仲为了维护鲁宣公的地位，多次设计铲除三桓，但都没有成功，襄仲由此与三桓成了死对头。

襄仲死后，其子公孙归父继任大夫。季文子对此颇为不满，并公开挑战东门氏：“使我杀适(嫡)立庶，失大援者(指齐)，襄仲!”而公孙归父也直接劝说宣公要“去三桓”，并联络好晋国为外援。

公元前591年，鲁宣公去世，成公即位。此时，季孙氏以襄仲立宣公是“杀嫡立庶”为由驱逐了公孙归父，叔孙氏与季孙氏的争斗再次展开。叔孙宣伯在得到鲁成公之母穆姜的支持后，“欲去季孟（季孙氏与孟孙氏）而取其室（奴隶、财产）”。

在穆姜的逼迫下，鲁成公表面上答应了此事，却没有真的去做，而是加强了宫殿的守备，让宣伯与穆姜没有下手的机会。

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495年，是三桓最为强盛的时期。先是季氏行父执政，然后依次是仲叔蔑（孟孙氏）、公孙豹（叔孙氏）、季孙宿、叔孙舍等执政。在季氏专政时期，鲁国实行了初税亩改革。所谓的初税亩，就是自公元前594年起，鲁国王室实行的按亩征税制度。正是从此时开始，土地私有逐渐合法化，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鲁国的国力也有所起­色­。

第二章 齐鲁史话（8）

五、鲁国灭亡

公元前528年，鲁国发生了一件事情，最终导致了它的灭亡。当时，季平子的家臣中有一个叫南蒯的人，因没有受到季平子的厚待而产生了反叛的念头，并希望得到叔孙氏的支持。这一想法自然得到了叔孙氏的回应，但叛乱最终没有成功，南蒯逃往齐国。当时的齐国国君齐景公有侵占鲁国的野心，因此积极接纳了鲁国的叛臣。

公元前505年，季平子去世，家臣阳虎（又名阳货，春秋时期鲁国人）掌握了实际权力，囚禁了季平子的儿子季桓子，自己独掌大权。此后，阳虎又打算杀掉三桓的嫡长子而立庶子，以此达到控制三桓，进而掌握整个鲁国的目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阳虎私下与叔孙辄、公山不狃进行商谈，打算在褅祭时捉住并杀掉季桓子，然后掌控整个鲁国。但是，孟孙无忌知道了阳虎的­阴­谋，十分同情季氏，由此加强了防卫。褅祭当天，阳虎宴请季桓子，孟孙无忌得到消息后急忙派人告诉孟氏的邑宰公敛阳，让其伺机行动。

雄风犹存的鲁国古城

季桓子如约来到，阳虎请他登车并赶赴褅祭场所。阳虎在前面带路，他的兄弟阳越及其党羽在后面跟随。当季桓子感觉到情况不妙时，已经无法逃脱了。在最为紧要的关头，幸好驾车的人与季氏有些交情，帮助季桓子突然将车赶往孟孙氏的堡垒。

阳越带领众人随后紧追，并包围了孟孙氏的堡垒。但是，由于孟孙氏有所准备，阳越杀害季氏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自己反倒中箭身亡。而阳虎也在三桓的联合攻击之下慌忙逃奔齐国，最终投靠了赵氏。

公元前500年，鲁国叔孙氏的家臣侯犯也起兵叛乱，叔孙氏起兵平叛，最终平定叛乱，侯犯逃往齐。

由于三桓始终控制着朝政，以及内乱不断，鲁国的国力日益衰弱。与此同时，吴国和越国却日益强大起来。于是，鲁王打算借用吴、越两国的力量来牵制三桓，同时牵制国力强大的齐国，但这个打算最终没有实现。

公元前487年，吴国在邾国的请求下出兵攻打鲁国。与此同时，齐国也出兵*，并在夺取大片鲁国土地后撤军。几年之后，齐国再次出兵攻打国力渐衰的鲁国，从一定程度上再次加速了鲁国的衰亡。

公元前473年，为了消灭三桓，重新掌握朝政，鲁哀公企图利用越国*三桓。但在三桓的联合反击下，此次*失败，鲁哀公无奈逃往卫国，又避难于邹国，后亡命于越国。

此后，鲁国因内乱不断而更加衰弱，幸亏其他国家没有将其作为主要的攻占目标，鲁国才使得以一直延续下来。

公元前261年，当秦、赵两国进行长平大战时，楚国趁机出兵攻打鲁国的徐州。经过几年的争战，楚国逐渐占领了千疮百孔的鲁国。公元前256年，曾创造了辉煌古文化的鲁国最终灭亡，并在秦国统一天下之后成为秦王朝的一部分。

第三节秦代以后的山东

公元前221年，秦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从此时开始，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山东虽然曾被割据势力所盘踞，但始终属于封建皇朝的有机组成部分。

秦一统天下后在山东设置了齐、琅邪、东海、东、薛等郡，于西汉初年达到了十郡六国。汉武帝时，全国被分成十三部州，山东分属青、兖、徐、豫四州。直至三国时期，此格局也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西晋初年，山东分属青、徐、兖、豫、冀五州。永嘉以后，曾先后为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所据有。隋统一天下后，山东分属青、徐、兖、豫四州。唐代时，河、济（是古代黄淮之间横贯今山东中部东流入海的一条大河，发源于河南济源市，穿越山东而入渤海。源水以地下河形式向东潜流70余里，到济渎和龙潭地面时涌出，形成向东的济渎、龙潭两条河流，但还没有出济源境就交汇成一条河，叫“水”，当其行至温县西北时称济）以南属河南道，以北属河北道。北宋年间分别隶属京东东路、京东西路及河北路。公元1138年，金设置山东东路、山东西路，并设有山东东西路统军司，“山东”开始成为政区名称。元代分置燕南河北道、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和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直隶中书省。明洪武元年，置山东行中书省，治青州。洪武八年移治济南，并改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清朝初年，山东政区的名称被换成“山东省”，此名沿用至今。

第二章 齐鲁史话（9）

秦汉时期，今山东地区有“膏壤千里”之美称，农业经济极为发达，所产粮食源源不断地通过黄河西上，运往关中地区。西汉时，山东境内有1700多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0％，人口密度居全国首位。后来，虽然遭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破坏，经济仍很发达，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依然是经济中心。

隋初，山东各州县普遍安置粮仓，户口占全国总户数的21％。到唐代的开元天宝年间，山东每年都要将几百万石的粟米漕运至关中。到了唐朝后期，虽然几经战乱，但山东的农业生产仍然在发展，达到了“田畴大辟，库仓充积”。宋金元年间，山东地区在经受着统治阶级严重剥削的同时，还遭受着外来的侵扰，经济基本处于滞退状态。从人口方面来看，元代的山东有38万户、126万人，与金代相比户减少了约75％、人口减少了约87％。明朝初年，由于山东“多是无人之地”，统治者开始采取奖励人民垦荒的措施。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耕地面积迅速增长为7240万余亩，是北宋时期的24倍，居全国第三位。清康熙年间，土地增至9000多万亩，是鸦片战争以前山东耕地的最高数字。

山东还是使用铁器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春秋初年，齐国就已经开始使用铁制农具了。西汉时，全国设置铁官48处，而山东就有18处。唐朝年间，兖州堪称矿冶中心，莱芜有铁冶13处、铜冶18处。北宋时，莱芜的铁冶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展，与江苏利国监并列为京东两大铁冶中心。明朝初年，山东的年产铁量达315万余斤，居全国第三位。

山东的其他矿产也很丰富。比如：南北朝时期，山东基本完成由制陶到制瓷的飞跃；隋唐至明清年间，德州、峄县、淄川等地都是闻名全国的陶瓷产地；宋朝时，登、莱两地盛产黄金，元丰年间的黄金产量约占全国的90％；明朝初年，济南、青州和莱州盛产铅，年采铅量约为32万斤；清朝时，山东煤矿已大量开采，峄县煤矿非常著名，乾嘉时期运往京师、奉天的煤炭达数百万石。

山东的纺织业也举世闻名，定陶、临淄、亢父（今济宁）是汉代的三大纺织中心，所产纺织品数量多、质量好，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等地，使山东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源头之一。唐代时，兖州的镜花绫、青州的仙纹绫都已驰名全国。宋代还在青州设立了织锦院，专门织造高级纺织品。明清时期，济南、临清、济宁等城市都有较为发达的纺织手工业，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也开始出现。

1840年，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东经济也逐渐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农民和手工业者不但遭受封建势力的盘剥，还要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随着洋货在山东境内的倾销，大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破产、失业，农民更加贫困，自然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瓦解。

但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山东出现了近代工业。比如：济南有从事军工生产的机器局；淄川、枣庄、平度等地有金、煤、铅等矿产生产；烟台有张裕酿酒公司、缫丝厂等轻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由于忙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侵略有所放松，山东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山东经济达到了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七七”事变（1937年）后，山东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区，侵略者为了使侵占区的经济殖民地化，大肆掠夺山东的“二白二黑”——食盐、棉花、煤和铁。对于战火遗存的工业，日本侵略者强硬地采取“军事管理”、“中日合办”等手段，迫使绝大部分的民营工业陷于倒闭的绝境。特别是在人力、物力方面，他们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据1945年12月的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山东共死亡668143人，被抓壮丁393259人，被掠牲畜10797921头，被抢粮食2356972斤，被毁坏的农具有2542844件，被烧毁的房屋有1151186间。这使得山东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各种作物大幅减产，有的甚至减产50％以上。

山东是革命圣地，历史上曾有无数著名事件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发生。比如：新莽末年，在琅邪郡海曲县（今日照）发生的吕母起义和莒县樊崇领导的赤眉起义；隋朝末年，邹平王薄、兖州徐圆朗、章丘杜伏威等分别领导的农民起义；唐朝末年，濮州（今鄄城）王仙芝、曹州冤句（今菏泽）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曾推翻唐王朝的统治；宋朝，郓城宋江领导的梁山泊农民起义至今被后人传颂；近代，义和团起义、幅军起义、黑旗军起义、甲午海战；辛亥革命期间，山东同盟会的成员领导了山东独立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山东百姓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等等。齐鲁儿女为反对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从没停止过斗争。

今日的山东是一个三面环海、总面积约1567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000多万的全国大省，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种类多，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之一。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近海栖息和回游的鱼虾类达260多种。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有世界文化遗产孔子故里曲阜、齐国故都临淄、人间仙境蓬莱、道教圣地崂山、风筝都潍坊等。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

所谓的齐鲁文化，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从时间上看，齐鲁文化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源头来看，鲁国产生了儒家思想学说（以孔子为代表），齐国则吸收了当地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并加以发展。相对来说，齐文化崇尚功利，讲求革新；鲁文化注重伦理，尊重传统。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两种文化逐渐交融，形成了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齐鲁文化。

第一节齐鲁文化概述

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负责治理夷人（意味着本地原来的东夷文化开始向后来的齐文化演变）；周公旦被封于鲁，以护卫周室（标志着宗周文化在鲁国的完整保存）。因此，从此时开始，泰山南北的东夷人虽然都臣服于周室，但他们却一分为二，山南以鲁为首，山北以齐为头。而且，由于两国诸侯的施政方略不同，泰山周围的夷人风俗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分化。

周公旦治鲁讲究“尊尊而亲亲”，大力改造当地的夷人风俗，夷人们几乎彻底执行周礼，放弃了原有的文化。姜太公治齐讲究“尊贤而尚功”，对周礼的执行较为淡漠，所以齐国的夷人没有得到彻底改造，部分保留了原来的夷人文化。

周公雕像

此外，从地缘政治的观点上看，泰山之南的鲁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很容易与重农的周文化相结合；泰山以北的齐土地贫瘠，难以实行农业文化，导致工商业较为发达。因此，鲁人逐渐被周人同化，最终成为中原文化的典型；齐人则较多地保留了东夷人的文化传统，又借鉴了中原文化，使本土的东夷文化有了新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齐、鲁两地的文化是泾渭分明、各具特­色­的。

春秋时期，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学产生于鲁国。战国时期，孟子二度游学于齐，在齐国居住了十几年，他的学术思想受到齐文化的熏陶。此外，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在丰富和完善儒学思想的同时，通过学术交流将儒学思想在齐国的文士阶层传播开来。在此背景下，齐文化和鲁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共同构筑了辉煌灿烂的齐鲁文化。

第二节齐文化

作为齐鲁文化的一部分，齐文化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齐文化的。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齐文化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明……

一、“齐”名的来历

当时，齐国位于泰山之­阴­，以临淄为都城，南至泰沂山区，北到渤海平原，西靠黄河古道，东括山东半岛（包括今天的胶东、鲁北地区和鲁西大部），疆域占今天山东省的2/3，堪称“疆土辽阔”。

对于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姜子牙为什么要以“齐”为国名呢？

其实，早在殷商之时，临淄一带就被称为“齐”。也就是说，“齐”的名称在姜子牙被封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齐国之所以称“齐”，只不过是沿袭了旧称而已。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时期中心区域图》中，“齐”被标注为城邑。郭沫若考证后认为：“齐当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更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由此可见，齐国的国名“齐”是源于齐地之“齐”的。

既然国名“齐”来自于地名“齐”， 那么齐地之“齐”是从何而来的呢？由于齐地的“齐”在古籍中没有详细的注释，所以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2）

第一种观点：“齐”字与天齐渊有关。《齐记》记载：“临淄城南有天齐泉，五泉并出，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齐也。”《史记·封禅书》言：“齐之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在古代，“齐”字与“脐”字相通，因此“天齐”就有了天的肚脐、天的中心之意。由于临淄附近有天齐渊，当地先民将之看成“天之腹脐” 、世界的中心部位，因此临淄地区便得名“齐”。

第二种观点：“齐”字与小麦等农业种植有关。首先，“齐”的古义是“禾麦吐穗，上平”；其次，甲骨文、金文中“齐”的字型很像小麦吐穗的形状；最后就是临淄地区自古就以农业为主，且极为发达。正因为上述三种原因，才有了“齐地”之称，也就是“小麦种植区”的意思。

第三种观点：“齐”字与弓箭和东夷人崇尚武术的习俗有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齐”字很像三枚箭头，再加上“夷”字的字型体现的是人背大弓，蕴涵了东夷人发明弓箭、崇尚武功等史实，后人因此得出齐地是“崇尚弓箭的东夷人所居中心之地”的结论。

不论“齐”由何而来，生活在齐地的齐人都坚信齐地是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二、齐文化的特­性­：功利­性­和空灵­性­

齐文化中的功利­色­彩较重，却以空灵为基本表现形式。它主要表现在：虽然注重事功、物利，却从未使人产生肃穆的压抑感，而是带有极大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于恢宏的气势中透出无所不在的空灵。也就是说，这种功利­性­是以不拘一格的空灵­性­表现出来的，具有随意­性­和实用­性­。主要原因就在于齐国系神仙方士的发源地，海内三神山的传说是由这里产生的，战国至魏晋时期出现的著名方士也大多是齐人。由此可知，齐文化中带有很深的“空灵”烙印。

关于“三神山”，司马迁在所著的《史记·封禅书》中写道：“自（齐）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用今天的科学知识来解释，所谓的“三神山”应该是海市蜃楼，也就是幻景。战国时齐国的方士们正是从这种空灵斑斓的幻景中受到启发，创立了仙道学说。

当时的燕、齐一带盛行神仙观念与方术，就连统治者也十分热衷于求仙活动。加上战国属于社会剧烈变革与动荡的时期，许多人都对现实感到茫然、苦闷，想躲开这个“恶浊的世界”。但是，这个现实的世界是躲不开的，吃饭、穿衣等众多实际问题都需要解决。于是，人们利用玄想制造的“吸风饮露，游乎四海之外”的仙人便产生了。

与此同时，战国时期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规范与秩序，出现了思想解放，个人不但在政治上取得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保障，还脱离了贵族的羁绊、“上天”的束缚，获得了相当的自由，由此产生了“做仙人，服不死之药，从此无拘无束，与天地相始终”的思想。

此外，空灵、缥缈的仙境也寄托着人们在仙道思想影响下对现实纷扰、人生短促的超越、解脱心理。的确，人们越是向往“老而不死”的仙境，仙境就越发神奇、华丽，引起人们无尽的企盼，且这种企盼越强烈，人们求仙寻道的活动就越疯狂。在战国至汉的这段时间内，尽管人们从未找到过实际存在的神山仙境，方士们的预言也屡试不灵，尤其是封建帝王为寻得长生不老之药而耗资百万，却屡屡受骗上当，但寻仙求道的活动依然非常活跃。其原因在于：这种活动既符合普通民众躲避现实的愿望，更满足了封建帝王希望长生不老、永为人主的心理。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3）

从上述内容可知，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齐文化带给人的是一种由空灵构筑的仙境，又由于其中注入了功利的因素，这种仙境逐渐演化成|人间仙境。在这个仙境里，原有的社会价值规范被逐一打破，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更多自由和想象的空间，也更加不看重世俗的约束。

三、功利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齐文化中的功利观念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有所反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上农商并重、政治上尊贤尚功、学术上兼容包并。

1本济表现

齐国依山傍海、经济繁荣，但在姜太公刚刚受封时，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地薄人少、经济较为落后。面对这种状况，姜太公通过实地考察，决定因地制宜，制定出了农商并重、五业俱兴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出于齐人希望获取更多物质财富，以此来推动以经济繁荣为出发点与终级目标的功利观念。

在姜太公的努力下，齐地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极大增强。姜太公之后，几代齐王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种政策。因此，齐国最终以春秋首霸的姿态成为东方大国。在齐国由兴盛至灭亡的800余年中，虽然天下纷争不断，但是齐国始终以国富民强而闻名于世。这些均体现了齐在经济文化上因地制宜、不守陈规、随时而化、力求发展的功利主义­色­彩。

2闭治表现

齐国政治讲求“尊贤尚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不计出身，唯才是举；以功以尚，不重名分。这既与齐始祖太公的出身不显赫有关，也与齐国的文化土壤及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

齐国的历史上有两位功绩显赫的贤相——管仲与晏婴。前者原本是小商人，后者也不是齐国贵族，但两个人最终都跻身齐国的显赫权贵之列。尤其是管仲，最初只是桓公君位竞争者公子纠的老师，还曾参与过谋杀桓公，只是在公子纠失败后才转入桓公手下做事。管仲的待人处事原则与当时士大夫们的道德观念背道而驰。他追求自己的功名，为了使自己“功名显于天下”，可以“不羞小节”。这里的“小节”，就是事君主的忠、参战争的勇、分财物的谦让、为人处世的尊严等，这充分表现出他的商人特­性­。

齐桓公重用他，不仅是看重了他在贫困时积累的丰富经验与追求利益时的灵活智能，更钦佩他为追求功名而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些事情正体现出齐国政治文化的功利­性­。

3毖术表现

齐文化的功利特质在学术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兼容并蓄，具有多变­性­、接纳­性­与融合再生­性­。具体体现为姜太公刚刚治理齐地时，实行的“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和“因其俗，简其礼”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与老子的道家思想颇为相似，却表现出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的形态。比如：管仲似法、晏婴近墨、邹衍创­阴­阳、淳于髡如道家、公孙丑实为儒家，他们均不属于一个道统。

此外，在齐国800多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种思想能够取得独尊的地位而一贯到底。 “百家争鸣”虽然是人们用来形容先秦学术交汇盛况的，实际上也是对齐文化兼容包并特点的高度概括。

先秦诸子思想能在齐国的稷下形成百花齐放的争鸣局面，充分体现了齐国学术的“集百花于一束，熔众家于一炉”的特点。而这个特点也正好表现出齐文化兼收并蓄、不尚道统、讲求事功的特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4）

四、黄老之学与齐文化

黄老之学是齐国土生土长的学派，即把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结合起来。它既和原始道家老子画像

有很深的渊源，又不同于原始道家，因此在学术上被称为新道家。

在齐文化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黄老之学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据考证：黄老学派大约形成于战国的齐威王和齐宣王时期。当时，取代姜氏政权的田氏政权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地位，进一步争霸天下，极需维护自己统治的历史根据与思想武器，于是将黄帝抬了出来，宣称黄帝是田氏的始祖。既然黄帝是田氏的祖先，姜氏又是炎帝的后裔，因此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的故事就成为田齐取代姜齐的历史根据。

此外，老子是楚国苦县人，苦县原本属于陈国，春秋时因楚国灭亡陈国而改归楚。由于田氏的祖先陈公子是从陈国迁到齐国的，因此田齐政权选择了出自陈国的老子学说，并将其与当时流行的黄帝学说结合起来，使黄老之学成为自己的思想武器。

当时，黄老之说虽然逐渐兴起，但是儒、墨两家已有了很大影响，成为两大派别；法家在各国的变法改革中显示了自己的优势；其他各家也均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于是，黄老之学开始利用齐国稷下百家争鸣的有利形势，不断吸收各家的思想营养来充实自己，建立起一个以道家为主体兼有百家­色­彩的思想体系。

到了汉初，黄老之学已经与原始道家学说有了较大不同，发展成为以道家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之长，并能适应汉初统治者需要的新学派。

黄老之学与无为而治经高后、惠、文、景四朝，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止的60余年间，对汉初社会的政治稳定、经济恢复与发展、国力的增强等方面都有较为积极的作用。汉武帝以后，黄老之学虽然仍盛行，但在理论上已经无法和儒家相抗衡了，只好转向神仙方术与宗教迷信。

到了魏晋时期，道家思想虽然因时事的改变而再度流行，但已经开始趋于空谈，失去了实用价值。

到了晋朝，葛洪对道家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改造，使其完全蜕变为一种宗教，即道教。从此，黄老之学成为历史名词。

第三节鲁文化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道：“鲁人皆以儒教。”这里的“教”为教化之意。由此可见，儒学对鲁国人有非常大的影响。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鲁文化在孔子之后又相继出现了子思、孟子、荀子等集儒家文化之大成的思想大师。他们对鲁文化与儒学的承继、传播和发扬，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鲁”名的来历

“鲁”之得名，与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受封于鲁山有关。

据史料记载：周公旦在东征前，就已经在成王的劝说下建立了“鲁国”（今河南鲁山一带），伯禽便是鲁国国君。周初分封之时，曲阜一带还被奄国（存在于商朝时期）占领着。伯禽被分封为鲁王后，就代表周王室担负起镇抚徐、奄的使命，鲁国的势力也开始由西向东逐步发展起来。

东征胜利后，周人控制了包括曲阜在内的大片土地。不久，在周公旦的决策之下，伯禽由鲁山迁往曲阜。后来的鲁国，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256年，鲁国被楚国所灭。后来，整个天下又被秦国所吞并，建立了统一的大秦王朝，但无论以后怎么变化，泰山以南的汶、泗、沂、沭水流域仍沿称“鲁”。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5）

曲阜的古建筑群

二、周公的文化方针——“变其俗，革其礼”与“亲亲上恩”

据考证：当齐文化以开放、兼容和追求功利的姿态开始形成时，鲁文化正沿着强调道德至上和固守周朝礼乐的道路向前发展，而确定鲁文化基调的便是对周代影响非常大的政治家周公旦。

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的兄弟，从政治资历上来讲比齐国的开国之君姜太公晚一辈。在推翻商王朝的过程中，周公旦的表现与功绩并不十分突出。当时，他的光芒正被武王气势恢宏的鲁国城门与姜子牙的巨大身影所遮掩。

武王去世后，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旦以王叔的身份摄政称王，为周初政权的巩固、周朝各项制度的确立与周代文化的建设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成王初期的周公旦是周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地位、功绩和影响均远远超过包括姜太公在内的周朝大臣。

据《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旦受封鲁国后，因武王过早离世，而成王又年少，必须留下来主持朝政，于是伯禽代其父管理鲁，并延续了周公旦等姬姓贵族创建的宗周文化。因此，鲁文化不同于齐文化，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渊源决定的。

周公旦为鲁国确立的统治方针是“变其俗，革其礼”与“亲亲上恩”。以伯禽开始的鲁国统治者坚持*和固守周朝礼乐制度的思想便是从这一基本方针推演而来的。作为西周文化的奠基人和鲁文化的设计者，周公旦的思想­精­髓和西周时代主流文化、主流思想的长短得失，都在鲁国文化上得到集中和具体的体现。

所谓“变其俗，革其礼”，主要是指改革鲁国商奄遣民的原有政治制度，不断向他们灌输周朝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如果说齐国的“因其俗，简其礼”侧重于包容、吸收不同宗族、不同方国的文化，鲁国的“变其俗，革其礼”则侧重于向其他宗族人推广和传播周朝的文化。事实上，这两种政策都是从各自国情出发的、合乎实际的选择，都对本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前者如海纳百川，成就了齐文化的博大；后者如江河直泻，造就了鲁文化的­精­纯。如果没有“变其俗，革其礼”的治国方针，没有坚决维护周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没有对祖先理想的执著追求，鲁国就不可能形成自周公旦到孔孟的一脉贯通的文化传统，鲁文化也就不能称其为鲁文化了。

“亲亲上恩”中的“亲亲”，就是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的稳定和牢固，通过强化宗族成员间的血缘认同来提高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上恩”，就是强调血缘情感在调节贵族内部关系方面的重要­性­，强调用传统的道德手段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以及从宗族组织整体复兴的大局出发，宽宥贵族的某些违礼行为。

事实上，伯禽虽然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曲阜，但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在相对孤立的形势下在这片陌生的地域里站稳脚跟？这也是周公旦曾经认真思考的问题。他们最终的思考结果就是依靠强有力的宗族组织和姬姓成员的团结一致来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

因此，伯禽等人严格遵循周公旦制定的“亲亲上恩”原则，取消了异姓贵族参与重大决策的政治机会，为自己开创了一条最保险、安全的政治路线。正是“亲亲上恩”，使鲁文化走上重亲情、重礼仪、重道德规范和以我为主、自我完善的发展道路。这与齐国的“尊贤尚功”相比虽然显得有些保守、封闭、狭隘、漠视功利，但却可以较为纯粹而不走样地承继周文化，充分开掘此文化的潜力，淋漓尽致地发挥、显示宗周文化的特长。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6）

总之，鲁国的“变其俗，革其礼”和“亲亲上恩”表现出了一种唯我独高、睥睨一切的文化霸气，也是统治者自信与实力的反映。

三、孔子及儒学

鲁国历史虽然短暂，但以孔子及其儒家为核心的鲁文化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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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阜城东南约25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尼山，又叫尼丘山。这座山虽然不太高，但周围五峰连峙，东面还有常年不竭的智源溪。每到夏意浓浓之时，阵阵山风将流泉细涓的清新吹送到人的身上、脸上，叫人恍若置身世外桃源。这犹如仙境般的尼山，就是我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圣人”孔子的诞生地。

据史籍记载：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的鲁国陬邑昌平乡，父亲是陬邑大夫孔纥，母亲颜氏是一位平民女子。孔子是孔纥与颜氏在尼丘野合而孕的私生子，自幼随母亲居住，并不知道父亲的情况，母亲也从未向他提起过。孔子名字中的“丘”与“尼”可能就是其孔子画像母为纪念尼丘野合而起的。事实上，孔纥在孔子三岁时就已去世了。

孔子呣子虽然只有三间房舍，物质生活非常贫穷，但鲁国有“礼乐之邦”的美誉，曲阜更有着极为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得孔子自幼就受到周礼典乐的熏陶。幼年的孔子经常与同龄伙伴在家中摆弄碗碟，把它们看作礼器，并模仿大人的样子行礼。

孔子17岁那年，母亲撒手人寰。在安葬母亲的问题上，孔子表现出了相当的勇敢和对世俗的叛逆。

按照当时的礼仪，父母双方死后应当合葬，但由于孔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只好暂时将母亲葬在“无夫之衢”，并准备打听到父亲的情况后再进行合葬。此事传开后，以前的一位邻居告诉孔子他的父亲是贵族，如今已经过世。听到这个消息，孔子立即在其他人的引导下找到父亲的坟墓，然后将身份卑微的母亲与贵族父亲合葬在一起。这件事情显然不符鲁国社会的礼仪，对鲁国的上层社会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和震撼，孔子也因此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母亲去世后，年轻的孔子只能独自面对社会与人生。这时的他虽然面临着生活上的压力，却产生了使上层社会承认其贵族身份从而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想法。

当时，鲁国的实际权力由三大家族控制。一天，一个家族宴请鲁国的贵族，地位低微的孔子竟然身穿为母亲披丧的丧服赴会，并要求以贵族的身份加入。但他还未踏进那个贵族的家门，便遭到家臣的阻挡：“这次宴请并没有请你，请回吧！”

此次受辱非但没有使孔子气馁，反而令他更加发愤图强。天道酬勤，在34岁那年，他的贵族身份终于获得承认，并在鲁国开始拥有很大的名望。

公元前501年，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官职），第二年升任司空，没过多久又因政绩显著担任大司寇之职，达到了仕途的顶峰。几年之后，由于鲁定公终日贪恋美­色­、朝政荒废，孔子认为自己已经很难尽到辅佐国君的重任，愤而辞职，离开鲁国，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生涯。

此次出游对孔子而言本想寻找一条政治出路，但其“恢复周礼，仁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却接连碰壁，无奈之下只得重返鲁国。

返回鲁国的孔子厌倦了仕途，开始潜心著述：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但是，在著述期间却发生了许多不幸的事：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射­杀麒麟”；得意的弟子颜回病故。在一连串噩耗的打击下，孔子终于病倒了，并悲叹道：“吾道穷矣，吾已矣夫!”第二年（公元前479年）春，孔子溘然长逝，享年72岁，一代大儒就此告别人世。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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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的著述并不多（只留有语录体的《论语》，是孔子去世后，弟子遵照遗嘱将其言行、语录等编辑而成），但却极为通晓古代的礼乐制度和经典文献《易经》、《尚书》、《礼》、《诗经》、《春秋》等。正是由于他能够将中国上古以来的天文、地理、典章、制度，以及经典著作等通过自己的讲授传承于门徒，而这些门徒中的杰出者又将其流传下去，“儒家”才最终得以形成，并对整个中国的文化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应该明确一个观念，儒家与儒教并不同。所谓儒家，就是一种学说，在当时并不是主流文化，充其量只是孔子所开设的私学。儒教则是一种官学，是国家的宗教（以神道设教），也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教有两个发展阶段：夏商时期，是敬祖事天的原始儒教；汉武帝以后，是敬祖事天尊孔的国家宗教。在国家宗教中，孔子由一位学者、思想家而被教主化、神圣化。

3笨鬃拥睦史影响

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是中国5000年来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

作为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都在追求理想社会。

孔子不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还对世界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据考证，在欧洲近代启蒙思潮兴起时期（17—18世纪），已经传播到欧洲的孔子思想对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等国家的启蒙学者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伏尔泰等思想先驱都非常推崇孔子的高尚人格和人道主义思想。

近20多年来，风靡全世界、权威­性­的历史人物传记著作《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的作者迈克尔·H·哈特将孔子排在第5位，这显然是非常公正的评判。因此，孔子不但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骄傲。

四、儒学传承

孔子几乎将毕生的心力都放在政治上，但始终没能得其所愿，此后一直致力于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弟子们如众星拱月般推崇和一再传彰光大孔子学说，才使得孔子拥有了如今的地位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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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顾颉刚先生（1892—1980年，江苏苏州人）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写道：“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

热诚的人……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由此可知，孔门势力的强大除了客观环境的因素之外，与孔子的人格也有很大关系。

孔子晚年曾进行过自我总结，将自己的众多弟子进行了粗略的分类：有德行方面出众者，如颜渊、冉伯牛、仲弓、闵子骞；有政事方面出众者，如冉有、季路；有言语方面出众者，如宰我、子贡；有文学方面出众者，如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评价道：“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高柴）也愚，由（子路）也果，回(颜回）也屡空……”也就是说，弟子们各有所长和所短。

孔子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他们在孔子生前均不曾另立门户，但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比如：曾子作《孝经》，记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等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诗经》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为子夏所孔子讲学图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8）

传……），为儒家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埋下了伏笔。

在孔门弟子中，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当数子贡，孔子对他也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孔子死后，其丧葬事宜都由子贡主持和料理。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将要返回时，都向子贡作揖，并相向而哭。不过，子贡在为孔子守丧六年之后，基本上与孔门其他弟子失去了联系。他投身到了实际的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中，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突出贡献。

此外，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较大贡献，但未被归入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人。曾子是孔子的晚年弟子，据说天赋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非常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最终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为重要的道德楷模。孔子去世后，曾子开始收徒讲学和著述，主要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与宣传孔子的遗说。

有子也是孔子晚年的弟子，荀子在《解蔽》中写道：“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他勤勉好学，受到了孔子的喜爱与赏识。在学术见解方面，有子也基本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

子游比孔子小48岁，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对古典文献和礼乐教化有较深的研究。《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由此可知，子游与子夏齐名，在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方面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子游之学称得上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子夏和子游一样，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比孔子小44岁。《荀子·大略》曾记载：子夏家贫，穿着破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回答：“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由此可见，子夏的­性­格虽然有些怪异，但一心向学，因此曾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孔子去世后，子夏离开鲁国，先到卫国为卫灵公做事，后应邀前往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影响非常广泛。

2弊铀加搿吨杏埂

子思（公元前483年—前402年），战国初哲学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是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相传子思曾受业于曾子，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并将其学说加以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所以后人尊称其为“述圣”。

子思虽是孔子的孙子，但孔子去世时他还年少，并没有跟随孔子学习，而是通过向孔门的多位弟子学习，才全面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理论体系，最终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

子思生活的战国年间，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在经受了春秋时期的严重冲击后，正逐渐走向破落甚至崩溃。面对整个社会的礼坏乐崩、人伦不理，子思在掌握了孔子的思想­精­义后像其祖父一样竭力倡扬儒家学说，强调反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观，提出仁、义、礼、智、圣的道德五行观，阐释守诚践道的天人合一观，力求以此来拯救社会危机。这充分展示出儒家学者的人格特点：明道救世、笃志不移的远大理想；修德成善、不畏困苦的坚定意志；抗节守道、威武不屈的刚正品格。

子思一生有大量著作，但因年代久远，大都已散佚，目前只有《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等传世，尤以《中庸》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是其学说的核心。朱熹曾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一语道出了子思的忧虑——“道”的学问是否能好好地延续下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9）

子思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孔子一生都在坚持不懈地学习、研究、传播“道”的学问——“朝闻道，夕死可矣！”可“道”并不是能够摆出来让人们看到的东西，而是人们努力挖掘才能认识的东西，所以要想真正认识“道”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于“道”的学问，人们常常表现出堕­性­，以致于孔子极为感叹，认为对于追寻和遵循“道”，“民鲜能久矣”、“道其不行矣夫”。到了子思所处的年代，各种异端邪说纷纷出现，使得子思更加担忧“道”的流传，因而极力将前辈们关于“道”的学问辑录成文字，以便于流传。

子思及儒家的“道”，是说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由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即行为的准则。子思在《中庸》中写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与天地相参，如文王、武王和孔子。子思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结，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就是说，文王、武王的命虽好，但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

对于孔子，子思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涛，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就是说，孔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方面的成就却可以配天地、育万物。由此可见，子思对于存养之功是极力推崇的，而对孔子的推崇则达到了神化的程度。

《中庸》中还写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所谓的“道不远人”，就是所谓的“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要他求。这实际是在说人­性­善，是孟子­性­善论的前奏。

3泵献佑搿睹献印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掷地有声的言辞是中国思想家孟子阐述的人格标准。20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将它视为格言传诵。

孟子（约公元前372 —前289年），名轲，自子舆，战国时邹国（现山东邹县）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有“亚圣”的尊称，后人将其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孟子出身贫寒，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其整个少年时代都是与母亲一起度过的。传说孟母是一位很有见识又懂教子之道的人，是孟子的启蒙教师。在孟母教子的传说中，最为后人所传诵、也最为快炙人口的就是“孟母三迁”和“断织劝学”的故事。

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孟子度过了充实而有意义的少年时代，并为此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母亲将家选在了读书人聚集的学宫附近，少年孟子受到了礼仪风习的熏陶，逐渐对孔子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年龄稍长之后他离开邹国，来到孔子的家乡鲁国，师从子思。

通过刻苦学习，孟子认为孔子是最伟大的人，并推崇、继承、发扬了孔子的德治思想，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后来，他一直醉心于儒学研究，立志发展孔子的思想，终成一代大儒。

孟子名声大噪之后，邹国与鲁国国君经常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但是，邹、鲁都是小国，很难实施孟子的“仁政”抱负。因此，他决定带学生前往东方大国——齐国。但是，齐国采取的是锻炼­精­兵、富强国家的政策，对孟子的“仁政”思想毫无兴趣。无奈之下，孟子来到膝国，膝国的太子对孟子的“仁政”思想非常感兴趣，将其留在膝国实行“仁政”。不过，膝国只是一个小国，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孟子认为自己的“仁政”思想不可能由这个小国推行到天下，于是开始游走于其他国家，努力宣扬他的“仁政”思想。可是，没有哪位君主愿意实施他的政策。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0）

面对来自现实的种种打击，已步入晚年的孟子不得不放弃继续宣扬仁政的念头，决心著书立说。与孔子相似，孟子留给后人的也只是一本语录体《孟子》，共七篇，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记述了孟子言行以及他与时人或弟子的相互问答。到了南宋，一代大儒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 (书)》、《中庸》合称“四书”，奉为儒家四大经典。

《孟子》基本继承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句话不但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还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

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公孙丑》上写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以施行“不忍人之政”。按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就可得出人人都可成为尧舜的结论。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当时的诸侯自然就可成为“圣君”，都可推行“仁政”了。由此可知，孟子的“人­性­本善”为其仁政理论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也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发扬。

孟子虽以尧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却未必清楚尧舜时代的仁政是什么。因此，他的仁政是虚构的，只是说得较为具体罢了。例如，《梁惠王》上中写道：“发政施仁”时，需要“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就是孟子所谓仁政的理想轮廓，其中当然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

孟子还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够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这种思想虽然承袭孔子，但却比孔子更为强烈。孟子在《尽心》下里写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这种话是前人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与同时代的各家相比，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可谓独树一帜。

4避髯佑搿盾髯印

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号卿，战国末年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赵国（今山西临猗县）人。

荀子生前也曾周游列国推行其学说。据史料记载：荀子曾两次入齐，三度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官称号）。由于齐王对他非常冷淡，他只得离开，辗转来到燕国，不久又去秦国进行考察。秦王很欣赏荀子提出的“一统天下”方略，但因遭到秦王谋臣范睢的嫉妒，荀子被迫离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1）

公元前247年，荀子回到赵国，受到赵王的重视，尊其为荀卿。在赵国的这段时间，他曾经与临武君在孝成王面前议兵，将天下兵争形势归结为“兵不血刃”、“凝士以礼”及“为义而战”。但这种“仁战”的思想根本不合时宜，连其弟子李斯等人都不相信。赵王口头上称赞荀子的才学，但并没有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荀子非常失意，没过多久就离开赵国，返回秦国。后来，荀子接受楚国春申君的邀请，入楚担任兰陵令（官职）。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春申君就遇刺身亡，荀子也随之丢官。

受到这一打击，已届暮年的荀子心灰意冷，遂放弃仕途，留在兰陵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直到终年。荀子去世后葬于苍山县兰陵镇东南处。现在荀子墓前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补建荀子墓碑”和光绪三十年（1904年）“楚兰陵令荀卿之墓”碑。据碑文记载，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6年）也曾修过此墓。

荀子作为战国后期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是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家代表人物，其主要思想集中在《荀子》一书中。它仿《论语》体例，始于《劝学》，终于《尧问》，其中：《天论》阐述自然观；《解蔽》、《正名》阐述认识论、逻辑思想和思想方法；《­性­恶》阐述人生论；《劝学》、《修身》阐述教育理论；《议兵》阐述军事理论；《礼论》、《王制》、《王霸》、《富国》等篇阐述社会政治思想。总的来说，《荀子》是中国古代集儒、法、道、墨等诸子学术思想的大成之作。

第四节齐鲁文化的交融

齐、鲁是邻邦，两者的文化互相交融是很自然的事情，特别是两国被秦王朝灭亡之后，两地原本差异很大的文化就打破藩篱，走上逐渐交融、统一的道路。之后，齐鲁两地的文化虽然保持着各自的特­色­，但日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一、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齐鲁文化交融的重要阵地，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学术交流中心，是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也是闻名于世的文化教育中心，更是各种文化思想理论学说汇聚、碰撞、交流、融合的地方，属于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堂，在先秦时期的齐国乃至齐鲁两国的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显赫的地位。

稷下学宫始建于田齐桓公时期，因邻近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而得名，在秦灭齐统一中国时消亡，历时约150年。其创办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整个古代教育史上都非常罕见。

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处在大变革之中，各诸侯国都把如何称雄诸侯、统一天下，如何管理国家、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等重大问题放在首位，因此急需一批具有济世才能的政治人才为自己出谋划策、执政掌军，以实现“一匡天下”的政治理想。

田齐的第三代君主田午（齐桓公）跟其他诸侯一样，也面临着新生政权巩固和人才匮乏的现实。于是，他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并借鉴姜齐桓公的养士方法，及时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命名“大夫”，以此招揽天下文学游说之士到稷下学宫传道授业、著书论辩。

齐威王即位后，为了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更加需要贤能之士。因此，他扩建稷下学宫，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使齐国成为东方霸主，稷下学宫也由此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2）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当时的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他打算继续增强经济、军事实力，大展宏图。为了适应这种政治上的需求，齐宣王采取开明的政策，大力发展稷下学宫，采取“趋士”、“贵士”、“好士”和众多礼贤下士的措施，封赏有政治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稷下学士，将一些人任命为“上大夫”，允许他们参与国事，参与制定典章制度和匡正官吏乃至国君的过失。他还为稷下学士们提供优厚的物质待遇，鼓励他们著书立说、讲习议论，展开学术争鸣。

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与积极­性­空前高涨，还吸引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其中就包括田骄、捷子、邹衍、慎到、环渊等众多著名学者，稷下学宫由此达到鼎盛。直至齐泯王前期，稷下学宫的盛况都没有减弱，稷下学士达数万人，并有继续发展的势头。

到了齐泯王后期，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没有先辈招贤纳谏的雅量，拒绝了许多稷下先生的劝谏，导致稷下学者们纷纷离齐而去。荀子就曾以稷下学士的身份劝谏齐相田文，不但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屡遭讥讽，最终只得离开齐国。此时的稷下学宫出现了自建立以来最为冷清萧条的时期，学宫的供给入不敷出，状况越来越糟。后来，燕国大将乐毅率领大军攻入临淄，齐泯王惶惶逃奔莒地（今山东莒县）被杀身亡，稷下学宫也在这次战争中遭到破坏，被迫停办。

齐襄王继位后，田单在即墨打败燕军，夺回临淄，使齐国得以复国。复国后的齐襄王努力恢复和延续稷下学宫，但战争使齐国元气大伤，无力恢复强国与霸主的风采，即使学宫仍在、荀子等名士复归，稷下学宫仍无法恢复以往的繁荣。

襄王去世后，年幼的齐建王继位，但不能亲政，权力由其母后执掌，使得国内政治一片混乱、国势渐衰。此时的稷下学宫虽仍存在，但已毫无生气。公元前221年，秦攻齐，最终俘虏了齐建王。随着齐国的灭亡，稷下学宫也消亡了。

稷下学宫在鼎盛时期是战国年间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兵家、­阴­阳家、小说家、农家等各学术流派都曾活跃在稷下论坛上。他们因阶级、阶层、地域文化、政治倾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学术主张、主题理论，使稷下学宫出现了思想多元化的格局。

稷下学宫能在齐国存在并最终发展壮大，与当时齐国实行开明革新的思想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虽然稷下学宫的各家各派各执一说，甚至有些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还相互矛盾，但齐王从不­干­预，还创造条件鼓励争鸣，使各家各派都能平等共存、互为兼容、自由发展。

稷下学宫的出现不仅促使稷下百家争鸣的展开，形成了先秦百家争鸣的高峰，还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稷下学派

战国时期，稷下学宫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和百家争鸣的大舞台，引得各国学者齐聚于此，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学术流派，促进了齐鲁文化的融合。

1痹蛹已派

杂家学派在稷下学宫中出现得较早，是典型的齐国本土文化，主要体现了晏子的思想特点，没有自己独特、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明显的学派特征，实现了“学无所主”，但又“兼采各家之长”。正因如此，杂家学派参与了齐国许多棘手政治、外交问题的处理。但是由于它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没有著书流传，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影响并不是很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3）

2狈家学派

在稷下学宫的各家学派中，管仲学派出现较早，而且是典型的齐本土文化。管仲在姜齐桓公时任相，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辅佐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管仲思想由此成为齐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和发扬其思想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并在经济、军事、教育、典章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管仲学派。其中以法家理论最为突出，自成一家，因此又被称为齐法家。《管子》是管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3钡兰已派

道家思想在齐国前期的影响很大、流行广泛，且以杨朱（杨子居）为代表，因此曾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说法。田齐桓公设立稷下学宫时，道家在齐国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继承和发展老子、杨朱思想，后又吸收庄子思想，形成以唯心主义为特­色­的老庄学派；一派偏向唯物主义，结合齐国传统思想，从而发展成为治国经世的“黄老学派”。

4被评涎派

黄老学派发祥于齐国，是稷下学宫中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从根本上讲，黄老学派的兴盛是因为田齐家族崇尚黄帝，极力宣扬黄帝是田家的远祖而形成的。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环渊、田骈等，其中以慎到的论说最具代表­性­。慎到认为：人的本­性­是“自为”，为君者须“因循”此“道”，只有如此才能治理好天下，这也就是他提出的“无为而治”的主张。

5比寮已派

在稷下学宫兴旺发达的过程中，儒家学派开始发展，逐渐成为稷下学宫的显学之一，代表人为孟子和荀子。特别是孟子，他曾率数十辆车和数百名弟子周游列国，并在齐国逗留十多年，担任过客卿，促进了鲁学与齐学的融汇，更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6币跹粞派

­阴­阳学派是指改造后的古老五行学说，代表人物是有儒家思想基础的邹衍，他提出了“五德终始”理论、“大九洲”理论和天文历象方面的学说。­阴­阳学说是以五行相胜为理论基础，包括“天人感应”、“­阴­阳主运”、“五德终始”等内容。­阴­阳学派认为：宇宙有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木、金、火、水、土相生相克，这种规律不但主宰着自然界，也主宰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人们要想把握自然和社会，就必须掌握这种规律。

­阴­阳学说深得各国统治者的认可，也成为各国展开兼并战争、夺取统一政权的舆论工具。虽然­阴­阳学派思想曾对哲学、医学、天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后人并未继承其有价值的­精­华，使得­阴­阳学说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迷信怪诞的代表，并导致神仙、方术的盛行。

三、泰山封禅

泰山封禅是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的祭祀天神地祇的仪式，是最重要的泰山历史文化特­色­，也是齐鲁文化交融的重要方式。事实上，正是由于历代皇帝对泰山的顶礼膜拜，泰山才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象征，并逐渐演化成为中国的“国山”，名气也凌驾于其他名山之上。

泰山封禅仪式包括“封”和“禅”两部分。“封”就是在泰山顶上聚土筑圆台，祭祀天帝，以增加泰山的高度和表功归于天；“禅”就是在泰山下面的小山丘上积土筑方坛，祭祀地神，以增加大地的厚度和报福广恩。古代帝王都将自己说成是“受命于天”，因此封禅就成为帝王与天沟通的方式。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4）

古代泰山封禅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天下太平、国家兴盛，说明帝王功高德显；其陡峭的泰山路

二，天降“祥瑞”，说明上天对帝王的表彰。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帝王就可以举行封禅大典。

据学者考证：泰山祭祀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泰山崇拜，《尚书·舜典》记载：“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柴”是燔柴祭天，“望”是望祭山川。这种祭祀天地的形式可以说是封禅的雏形。此外，《史记·封禅书》中关于七十二帝封禅泰山的记载，堪称是早期泰山崇拜活动的记录。

泰山受到人们的崇拜，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为黄河下游的第一高山。当年黄河流域经常发生大水，先民们借泰山躲避水灾，由此泰山在他们心里成为生命、种族和生活的依托。此外，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限，认为一切都是天地日月所赐，并产生了崇拜感。为了让天更清楚地知道人们的敬仰，要选择离天近的地方祈祷，高山离天最近，进而成为最佳选择。再加上当时人们活动范围有限，活动区域中以泰山为最高，因此都到泰山上进行祭祀。渐渐地，泰山的这种功能使其被神话，历代帝王均将泰山看成能通天的神山，并不约而同地宣传“神权天授”理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泰山祭天的作用和地位。

春秋时期，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之后想泰山封禅。但名相管仲认为：帝王封禅时，东海出比目鱼，西海现比翼鸟，到处可见祥瑞之物；如今没有凤凰，也没有麒麟，更没有出现祥瑞，还不是封禅的最佳时机。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劝谏，放弃了封禅。

秦朝以来，历代帝王都非常热衷、重视泰山封禅，先后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汉光武帝、汉章帝、汉安帝、隋文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清代康熙、乾隆等帝王朝拜泰山。

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举行泰山封禅的活动。他先到峄山(今山东邹城市境内)立石歌颂自己的功德，后到泰山脚下召集齐鲁儒生商议封禅大典的具体仪式。因儒生们众说纷纭，刚愎自用的秦始皇一气之下贬退了众儒士，带领文武大臣按照自己设想的仪式登上泰山封禅：开辟山路，登上山顶刻石记述自己的赫赫功业；采用秦国在雍祭祀天帝的形式完成“封礼”；然后下山“禅于梁父”，完成“禅礼”。事实上，秦始皇的封禅活动是将原始、简朴的齐地封禅说改造成政教合一的受命就职典礼，提高了封禅大典的神圣­性­，扩大了封禅的社会影响，促进了齐鲁文化的传播。

汉武帝刘彻是到泰山封禅次数最多的帝王，曾进行过八次泰山封禅活动，其中正规、高规格的封禅就有五次。封禅之前，汉武帝明确提出了封禅的三个条件：必须一统天下；必须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必须有祥瑞不断显现。至今，泰山仍然保存着汉武帝封禅的遗迹：明堂遗址、手植柏和无字碑。

唐高宗是唐朝第一位泰山封禅的皇帝。公元665年，皇后武则天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向唐高宗提出泰山封禅。当年十月，唐高宗和武后率领文武百官及其他各国的使节、酋长等前往泰山，历经两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年元月三日，唐高宗和武则天一同举行了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皇帝、皇后共同封禅的仪式。

宋真宗赵恒是中国历史上泰山封禅规模最大的皇帝。公元1008年10月，他率文武百官从京都汴梁出发，经过17天的跋涉终于抵达泰山。当月24日，在泰山极顶以隆重的仪式封祭昊天上帝和五方诸神，下山后又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在社首山禅祭地祗神，从而完成封禅大礼。此次封禅活动也是帝王的最后一次封禅泰山。此后的历代皇帝或派人到泰山代祭，或至泰山致祭，但都已不再具有泰山封禅的仪制与规模。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5）

历代帝王通过封禅、朝拜、祭祀泰山，树立了自己的至尊地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泰山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抬升到无比神圣的高度。

一座自然的山岳，由于政治的需要，受到中国古代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亲临封禅和祭祀，并延续了数千年，这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

第五节齐鲁商业文化

齐鲁商业文化兴起于商周，成型于春秋战国年间，两汉时基本成熟，且在此后的各个朝代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工商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经营之道及商业经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对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有着显著影响，成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齐鲁的商品经济就已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至秦汉时期一直没有动摇。这种局面的形成既与齐鲁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有关，也与国君的工商管理政策相联。

对齐鲁之地的开发很早就已开始，但境内多丘陵，而且土壤为沙质，发展农业难度很大，而桑麻、渔盐等却较为适合。此外，齐鲁地处交通要道，是商贾的必经之地，“吾国（齐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道，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便利的地理环境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再者，齐国在建国初期“人民寡”，为了弥补农业“少五谷”的不足，只能因地制宜，扩大商品生产的规模。地广人稀的“国情”无疑对扩大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极为有利，于是有了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之说。而鲁国由于封土面积较小，随着人口的繁衍增殖，至西汉时已出现“地小人众”的窘境。为了生存，人们除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外，只得从事工商业。

先秦时期，齐国统治者实行较为宽松的工商管理政策，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史书的记载：吕尚（姜子牙）被封为齐侯后，在治国时充分利用山东半岛的自然资源优势，“劝女工，极技巧，通渔盐”，以致“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桓公时，为了增强“国力”，采取“毋忘宾旅”的优惠政策鼓励贸易，招引外商。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其他各路诸侯会盟于蔡丘，约定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内容之一就是要为商贾提供食宿方便。比如：齐国为外来商人提供宾旅与货栈交易的场所，对外商货车一乘的提供本人伙食、三乘的兼供给饲料、五乘的并供给厮养人，由此出现“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的局面。管仲担任齐国丞相后，整顿士、农、工、商的户籍，加强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还实行“官山海”政策，由国家控制山海之利（主要是盐、铁），以照顾到各方的利益。比如：民营盐铁生产需要上缴国家实物税，并统一收购销售，实行专卖，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为齐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奠定了基础。晏婴担任齐国丞相时，为了巩固统治采取“工商不变”政策，即工商业坚守其业，搞好商品生产与流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及至战国年间，齐国的工商业依然十分发达。

齐鲁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主要表现在商品种类众多、货币通行、商业繁荣、商贾众多等方面。齐鲁自然资源丰富，鱼、漆、布、盐、帛等都增加了商业市场的物资品种。至战国时，各国间的贩运业大为发展，各地特产都能在齐鲁市场上买到，如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西方的“皮革文旄”等。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6）

商品经济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货币的流通。春秋战国时，齐国的刀币基本成为“国际­性­”货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自齐献公始，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齐国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工商业。比如：丞相管仲为了使外来商人到国都临淄经商，加大了旅邸设施的建设，甚至在临淄设“女闾三百”。到战国年间，临淄已成为工商业非常集中的大都市，有居民7万余户，其中有6千余户经营商业与贩运业。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在齐宣王面前称：“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这虽是夸张之语，但并未与事实相去甚远，否则就无法达到游说之目的。西汉时，临淄人口增至10万余户，以每户5口人计算，仅临淄城中就有50万人，时人称其为“人众殷富，巨于长安”。王莽时，临淄被称为东市，与长安、洛阳、邯郸、成都等大都市齐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齐鲁经商的人不断增加，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商人，其中既有从事“坐列贩卖”类小本生意的中小商人，也有史书有所记叙的大商人。比如：《史记·货殖列传》等史籍中记载的经营盐业的大商贾鲁人猗顿；“逐渔盐商贾之利”的齐国人刁间；经营铁业、贩运业而“富至巨万”的曹邴氏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放任私营工商业发展，很容易使富商大贾大量分割国家与百姓的财富，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其对农民的疯狂盘剥还将严重损害新兴封建政治的统治基础。此外，经营商业能获得较好收益的诱惑还会使农民弃农经商，从而影响农业经济的正常发展，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当时的扩张战争。可以说，战国以前的工商管理政策使齐国逐渐走向富强，而战国时期的工商管理政策却极大地削弱了齐国的综合国力，使齐国逐渐衰退。这也从侧面说明，商业文化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齐鲁商人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包括预测分析、经营谋略、业务作风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经营之道。这些行之有效的经营方法，不仅为“当世”与后世的人们从事商业经营提供了参考与指导，还为我国古代商业经营管理理论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必然会在思想领域有所反映，促使各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先秦和秦汉时期，齐鲁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产生了儒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等。这些都为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得古代齐鲁商业文化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对我国经济思想以至古代经济本身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节齐鲁文化的深远影响

齐鲁文化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地域文化，究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难用寥寥数语说清楚的问题。但是由于种种机缘巧合，齐鲁文化在中国历史的进展中逐渐成为中坚和主体，给中国文化打上了深深的齐鲁烙印……

一、齐鲁文化与汉代经学

关于汉代经学与齐鲁文化的关系，班固认为：汉代繁盛一时的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儒学，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确实与­阴­阳五行学说相融合了，且这种融合后的学说还为后来的儒者所效法。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7）

所谓­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其实质是齐、鲁文化一体化的产物。在先秦，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文化系统。后来，随着战国时期齐鲁地区政治统一进程的发展，齐、鲁两大文化系统逐渐融为一体，在学术上的主要表现就是­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的融合。

从学术角度来说，战国时期的邹衍是汉代经学的先祖，因为他曾经将“­阴­阳说”与“五行说”融为一体，并以“­阴­阳消息”论宇宙的变化原因，以“五德终始”为宇宙的变化模式，目的就在于论证“天象”与“人事”之间的互动关系，建立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汉代经学的创立者董仲舒就在这个基础上，以­阴­阳五行说为其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填充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主张，从而完成了汉代经学的理论奠基和改造工作。

所以，汉代经学的发展壮大与齐鲁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齐鲁文化，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代经学。

二、从经学到理学

汉代经学注重制度名物的训诂考证，宋代经学则注重经书的义理研求，也就是所谓的“经义”，所以宋代的经学还被称为理学。

朱熹塑像

有学者曾经指出：理学的兴起主要是为了重振士人的“道统”，也就是认为自家哲学接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主要代表人物是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他们最为重视的儒家经典是《周易》和《四书》。

理学家从建立儒家心­性­哲学着眼，注重理、心、­性­、气等心­性­论范畴的阐释。他们讲“体认天理”、“发明本心”、“致良知”，本意都在指示意义的源头，以便实现一种内在的超越。

对理学的发展与完善，贡献最大的当属南宋时期的朱熹。他对儒学的突出贡献不在于创造，而在于总结和综合，使儒学真正完成了从经学到理学的转变，其理学的思想体系才得以真正建立起来。

朱熹（1130—1200年），字符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又号云谷老人，别称紫阳，微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代儒学大师，其思想学说对南宋至清代700多年的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朱熹认为“理”是世界的本体，是产生物质世界的基础。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可以说，这是朱熹学说的核心命题。据说朱熹非常推崇尧舜禹时代，认为尧舜禹是实行“天理”的，为王道政治，而汉唐以后的帝王则行人欲，是霸道政治。

纵观朱熹的一生，可以发现他对经学、教育学、史学、文学、乐律和自然科学等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在训诂、考证、整理文献资料、注释古籍等方面更是取得了很大成就。他的注释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对儒家经典古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普及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他的《四书集注》和朱子学的经学注释在元代成为钦定的教科书与科考的标准。明初所修的《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都是以朱熹的著作为主要内容的。事实上，他的《四书集注》从元到明清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读科目。

为了推广自己的理学，朱熹还创办书院、制定学规、编撰教材，并以年龄、心智和理解力为标准，设办小学和大学。所谓小学，就是打基础阶段；所谓大学，就是学习治国之道的阶段。在具体的教育方法上，朱熹鼓励学生独立思考，重视对实际生活的体验，从而将书本知识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章 齐文化与鲁文化（18）

但是，任何思想学说一旦与权力靠近并被统治者利用，就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孔子及其学说就遭受了如此命运，朱熹及其学说自然也不例外。元代至清，朱熹的学说作为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存在了700多年，不但逐渐僵化并失去了生命力，还排斥其他学说，甚至出现过“以理杀人”的灾难。这不得不说是理学发展的一个悲哀。

三、齐鲁文化­精­神的近代转变

近代中国备受列强侵辱。1860年，法国人的炮车碾过烟台的大街；1895年，日本人在威海接受北洋水师的投降约文；1897年，德国人的铁甲战船驶进胶州湾……中国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逐渐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并渐渐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随着社会形态全面而急剧的转型，齐鲁文化的­精­神传统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作为齐鲁文化的故乡，一幕幕耻辱的历史图景使以圣人之乡优越心理自居的山东人受到了极大挑战，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挫折感。齐鲁儒学由此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境遇。

首先，儒学作为曾经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已经难以与变化之后的现实生活相对应。

其次，山东人的思想观念很难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无法接受殖*义的文化统治。

于是，2000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信仰危机与捍卫圣贤思想的本能冲动，同时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里，由此形成了旧中有新、新中含旧的思想格局。于是，傅斯年等新一代山东知识分子在没有放弃国学的情况下接受西学，甚至参与了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过程。由此可知，他们作为新思潮的弄潮儿，已经成为以西学治国学的积极实践者，他们的种种努力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在努力寻找传统思想与外来学说的结合点。

“五四”运动时曾提出过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打倒孔家店”，其目的是彻底取消儒学的影响，逐渐弱化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却再一次凸显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危机。

当然，在山东的老百姓中间，儒家思想并没有突然中断，而是以风俗的形式和在宗法秩序中得以传承。无论是自觉的遵循，还是无意识的循规蹈矩，都显示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巨大支配力量。

但是，外来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压迫又是无法改变的生存现实，作为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百姓，他们只能接受新的社会思想秩序和流行规范，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变。于是，以往较为烦琐的礼教秩序得以简化，以往曾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也逐渐演变为内在­精­神支撑的民间道德规范。

不仅如此，山东人还与其他地域人一样，以博大的胸怀认同了京、沪文化所代表的中国新文化观念，并逐渐渗透到山东人的日常生活中去。

四、齐鲁文化­精­神与当代社会

齐鲁文化一直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与主体作用，这是因为其具有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精­神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积淀与发扬，对中国社会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掘与继承齐鲁文化的优秀资源，对弘扬、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在上述­精­神的导引和影响下，齐鲁历史出现了很多有迹可考的杰出人物，如周公旦、姜太公、管仲、孔子、晏子、孙武等。他们都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与历史发展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缔造者。周公旦“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在周王朝的建立与政权稳固中立过汗马功劳，堪称中华民族勤勉自强、奋发进取的象征；孔子的思想、学问、­精­神、品格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与心理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并成为中华民族首屈一指的形象代表。这些在历史长河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们，激励着历代的仁人志士建功立业、奉献祖国。

这些优秀的文化成果和­精­神食粮历代传承，随着岁月的变迁日益沉淀，并一步步地影响到当代社会。我们知道，齐鲁文化特别重视修身养­性­，重视培育健全的心灵，重视人与各种事物之间的协调关系，这些都是塑造健全人格、提升­精­神境界的有益食粮。如今，世界上的人们已经普遍陷入了­精­神危机，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在中国，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文化的汹涌而入，也使得传统文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冲击，原有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等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道德滑坡、理想失落、价值混乱，这些都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和人生问题。

因此，在齐鲁文化的感召下，这个时代的人们将修养心­性­、培育健全的心灵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和境界，期望成为有道德和修养的、高尚的人，即做有理想、有志向、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人。这一切正是齐鲁文化给我们的真正启示，也是齐鲁文化与当代社会紧密联系的有力表现。

总而言之，要培育新的民族­精­神，就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齐鲁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曾遭到过严厉的批判与否定，但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堪称我们进行民族­精­神转换与更新的前提和基础，与我们的时代不离不弃。

第四章 齐鲁文化遗迹（1）

齐鲁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文化遗存特别多，无论是齐国故城、鲁国故城、东平陵故城、即墨故城，还是城子崖遗址、齐长城遗址、洛庄汉墓、沂南画像石墓，都默默无言地昭示着曾经灿烂、辉煌的齐鲁文化，让今人得以一窥古代齐鲁人民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第一节齐国故城

齐国故城是中国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齐国都城遗址，又叫临淄故城，位于今淄博市临淄区辛店镇北75公里处。它东傍淄河，西依古系水，北靠平原，南对牛山、稷山，总面积达20余平方公里。

西周初年，周王朝大封宗族勋戚，姜太公（姜尚）受封于今山东北部地区，建立齐国，都城是临淄。

作为齐国的都城，临淄存在了长达630余年（公元前 859～公元前 221年），曾经是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最繁华的都市。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曾写道：“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 西汉大臣主父偃曾说：“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居于长安齐国故城排水道

，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由此可知，当时临淄城的经济十分发达。

齐国故城共有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大城是官吏、平民及商人居住的廓城；小城衔筑在大城的西南方，是国君居住的宫城。根据城墙残垣来看，当时的城墙都是用泥土分层夯筑而成的，有些地方高达五米，均依地形而筑，很少有直线形。大城墙基宽约20米，小城墙基宽约30米，两城周长约21公里。

据《齐记》记载：“齐城有十三门。”有雍门、申门、扬门、稷门、鹿门、章华门、东闾门、广门等。但是，史书中没有标明确切的方位。考古发掘已经探明了十一座城门遗址，其中小城五座，大城六座。门道宽约82米，最宽者约有205米。城内的道路纵横交错，均与城门相通。目前已知的主要交通­干­道有十条，其中小城内三条，路宽6～8米，最宽者为17米；大城内七条，路宽在10～20米之间。城内已发现三大排水系统、四处排水道口，废水和积水均可通过排水沟穿过城墙下的排水道口流入城外的护城河。此外，还有六处冶铁遗址、两处炼铜遗址、两处铸钱遗址、四处制骨作坊遗址，以及桓公台、韩信岭、孔子闻韶处、晏婴墓等遗迹。

据民国九年出版的《临淄县志》记载：临淄故城始筑于公元前859年，春秋、战国、西汉时进行过多次修补，宋代时城垣基本保存完好。宋文学家李格非在目睹故城现状后，曾经留下这样的诗句：“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

遗址内有著名的五号墓，它是西周到春秋时期齐国贵族的墓地，位于河崖头村西，南北长约263米，东西宽约2335米，墓残深约36米。器物库位于椁室后，东西长约82米，南北宽约38米，残深约06米。1972年，在对此墓进行挖掘清理时发现随葬品被盗，器物库只残存着铜锈、漆片和遍布库底的朱砂。此外，在距椁底约三米处的填土中还发现了30具狗骨、两具猪骨、六具家禽骨。

1964年，临淄文物工作队在河崖头五号墓周围发现了规模巨大的殉马坑。殉马坑位于五号墓的东、西、北三面，成曲尺形。东西各长70米，北面为75米，全长215米，宽5米。共发现殉马228匹，如果按照其排列密度推算，全部殉马应当在600匹左右，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堪称空前。

第四章 齐鲁文化遗迹（2）

经专家鉴定殉马全为壮年马，是在被处死后通过人工排列而成的。马分两行，马头向外，成昂首侧卧作奔走状。排列在最前面的五匹，颈系铜铃，均呈临战威姿。考古发掘证明殉马坑的年代应该是春秋时期。

根据史书记载：在姜氏统治的王族世系中，以景公执政的时间最长（约58年）再加上得到晏婴的辅佐，政权相对稳定，与邻国关系较好，从而出现了较长的和平安宁局面。据此推算，五号墓及殉马坑很可能是齐国第二十五代君主齐景公的墓|­茓­。

除了墓|­茓­，故城内外还有众多的宫室台榭基址。其中的桓公台座落在小城内，与小城北门外的晏冢相对应，周围是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基址。大城南部有韶院村，据说是孔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方。

齐国故城虽然距今已经非常久远，但依然是保存较好的东周时期的大城市，故城内浩繁的文物古迹是我国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见证，对于研究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第二节鲁国故城

鲁国故城是我国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鲁国国都（据考证，如今的曲阜城只是鲁国故城西南隅的一部分）。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于鲁。后来武王早逝，周公旦留下来辅佐年幼的周王，其长子伯禽代其前往封地负责治理，从此建都曲阜。

公元前249年，也就是鲁顷公二十四年，鲁国被楚国所灭，共传34代，约900年，曲阜也成为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

鲁国故城建于洙水和沂水之间，洙水绕城西北两面，沂河流经城南。城接近扁方形，东西长35公里，南北长25公里，周长115公里，在西周时期是著名的古城，也是我国东部地区的大城镇。

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故城进行了勘探挖掘，发现鲁城分外城和内城两部分。外城呈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37公里，南北宽约27 公里，周长约115公里。四周有约30米宽的城壕，现存的城垣是经过多次增筑、修补的，残存最高处约为10米。内城居全城的中部偏北，近方形，东西宽约 550米，南北长约500 米，东、西、北三面均残存着城垣，宽约10米。城中部为宫室建筑区，附近有制陶、制骨、冶铁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居住遗址，由此可证实此城为春秋至西汉时期的鲁王宫城。

城西部分布着六处西周和东周的墓地（约200座），墓葬分甲组墓和乙组墓，多为陶器墓，也有大中型的铜器墓。从出土的文物（鬲、 甑、 盆、豆、罐、瓮、钵、盂、盘、鼎、釜等）的组合、器形、纹饰来看，鲁文化是融合了周文化和山东商代文化而形成的。

遗址共发现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南面两座）、街道十三条（东西七条），城门间都有­干­道相通。这与古籍记载的鲁城四面有城门十二个（正东春门，东南鹿门，东北始明门；正西史门，西南归德门，西北麦门；正南稷门，东南章门，西南雩门；正北圭门，北东龙门，北西齐门）不太相符。城内有东西和南北通路各五条，均与城门和重要遗址相通。宫城的南面有宽约15米的道路通向南墙东门，并直通城南15公里处的夯筑台基。宫城、南墙东门和“舞云台”在一条直线上。道路北段两侧各有三处对称的建筑基址，从而形成鲁城内由最重要建筑物构成的中轴线。这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记的国都规划相类似。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齐鲁文化遗迹（3）

鲁国故城遗址保存较为完整，现今地上仍保存着 5000多米城墙，地下文物丰富，堪称我国保存最好的先秦城址之一。1961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节东平陵故城

东平陵故城遗址位于济南龙山镇北、巨野河东岸，为方形，南北东西各长千余米。宋朝诗人陈师道在《后山丛谈》中写道：“齐之龙山镇有平陵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马台，其高半之。”由此可见东平陵城规模之宏大。

据史料记载：东平陵城在春秋时归属齐国，称平陵邑，由姜姓诸侯统辖。后来，由于人口的急剧扩张，只有20多万平米的平陵城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在平陵城西建了更为庞大的城址——东平陵城。战国时，齐国政权被田氏贵族获得，此地也改称平陵县。

汉朝建国后，济南郡设在此处。由于关中长安附近有个平陵县，此地改称为东平陵县。作为郡国首府，东平陵城曾长期成为今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约在唐代元和年间被最终废弃。

据说汉文帝十六年，皇室嫡系刘辟光被封为济南王。他借助当地强大的经济实力，于景帝三年参加了以“清君侧”为名的“七国之乱”。此次叛乱被平定后，当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但是，人们后来从位于东平陵城附近的刘辟光墓葬中发现陪葬的汉兵马俑群极为豪华，由此可知被平叛后的东平陵城依然实力强盛。

事实上，东平陵城不仅仅是一个郡国的王都，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业城市——汉代东方的著名手工业城市。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大量平陵出土的汉代文物，如陶仓、陶井、陶狗、板瓦、瓮、缸、筒瓦、背壶等，从文物的制作工艺上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兴盛。

据考证：东平陵故城的城址四周可见残存的夯土城墙，宽约10～30米，高1～4米，地下保留的墙基宽约40米，共发现四座城门遗迹。城内地貌南高北低，地面随处可见砖、瓦和陶器残片。遗址中部西侧残留着大量铁渣、矿石、木炭、烧土和耐火材料等，说明当时那里是冶铁的场所；南面为陶窑群；东部偏北处有夯土基址和铺砖、石的路面，是当时的殿堂遗址。1977年，东平陵城被列为山东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节即墨故城

“即墨”是胶东半岛上的古老地名。它东濒黄海，南依崂山，与青岛相邻，素有“青岛后院”之称。据考证，“即墨”最早出现在《战国策》、《国语》、《史记》等史籍中，主要因古城坐落在墨水河之滨（今平度县*村处）而得名。

大约在战国时期，即墨就屹立在齐国的东方，特别是即墨大夫的辉煌业绩和齐威王的“一鸣惊人”，使得即墨之名照彰天下。

关于“一鸣惊人”还有一个典故，说的是战国时代，齐国有一个叫淳于髡的人，口才很好，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主，使其乐于接受。齐威王即位后沉缅于酒­色­，对国家大事不闻不问，无人敢出来劝谏。淳于髡知道齐威王也很喜欢说隐语，就想了一个计策。一天，淳于髡对齐威王说：“大王，臣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某国有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廷中整整三年了，可是它既不振翅飞翔，也不发声鸣叫，只是毫无目的地呆着，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齐威王知道淳于髡是在讽刺自己，立马决定要痛改前非，做一番轰轰烈烈事业。于是他对淳于髡说：“这一只大鸟，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你等着瞧吧！”从此齐威王振作­精­神，开始整顿国家，很快就奠定了国家的威望。后来，田单借此孤城巧用火牛阵大破燕军，又进一步提高了即墨的知名度。

第四章 齐鲁文化遗迹（4）

秦一统天下后实行“郡县制”， 即墨被定为县。没过多久，随着改朝换代，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熊渠被分封到此地担任“胶东王”。再后，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彻、刘寄也相继被封于此地。据史书记载：先后有六七位刘姓子孙在胶东王的封地里坐享荣华富贵，其权力笼罩着大半个山东半岛。

公元596年，隋统治者的政权得到稳固，国家步入建设时期，曾经遭到“冷落”的即墨县得以恢复与重建。县城从原址向东南方向迈进了40多公里，占据了非常好的方位：傍山近海，西面千顷良田，左右河流萦绕。于是，一座新的即墨城开始屹立在中华大地上。

1897年，即墨再次经历重大的历史变故，德国的侵略者猝然侵入胶州湾，占领了即墨县南部海域和部分陆地，于第二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即墨县之白沙河以南等大片土地被划为德国列强的“乐园”。

如今，即墨县为青岛市北面的属县之一，全城分内城和外城。外城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25公里，尚遗城墙千余米。城基宽约40米，高约5米，均为夯土板筑，非常坚固。内城有宫殿、点将台、梳妆楼、作坊、东西仓、贮货湾、养鱼池等遗迹。

第五节城子崖遗址

城子崖遗址是龙山文化的代表遗址，也是岳石文化与周至汉代的遗存。总面积约20余万平方米，现存范围东西长约200米，南北长约350米，文化堆积厚约3米，因位于济南城东章丘市龙山镇武原河畔被称为“城子崖”的台地上而得名。

据资料记载：早在1928年春，吴金鼎就曾到山东考古，并首次发现了“城子崖”遗址。随后，中央研究院和山东省政府联手对此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发掘面积15600平方米。

上层出土了鼎、鬲、瓮、盆、杯等灰陶器物和铜制兵器，属于商周战国文化。特别是黑陶，质地坚硬、薄如蛋壳、造型­精­美、漆黑光亮。其次为灰陶、红陶和少量白陶。所有器物的器形都非常规整，器壁也很均匀，表面和底部常有规律的轮旋纹和同心圆切割痕迹。纹饰为弦纹、划纹、铆钉纹、镂孔和少量篮纹、方格纹等。

下层出土了大量石器、 骨器、蚌器和陶器，均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器物，而且陶器群与仰韶文化有显著区别。因遗址与龙山镇毗邻而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其中出土的石器多为磨制，有加工­精­制的石刀、石钺、石锛、石凿、石斧、石镰等。骨器有针、锥、镞、鱼叉等，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出土的动物骨骼以猪、狗为最多，还有马、牛、羊、兔、獐、鹿、糜等动物的骨骼，反映出当时的家畜驯养和狩猎情况。

1989年末，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遗址进行勘探和试掘，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又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岳石文化时期和周代的三个城址。

龙山文化城址近似方形，东、南、西三面的城垣较为完整，北面城垣弯曲并向外凸，城垣拐角为弧形。城内东西宽约430米，南北长约530米，面积约20万平方米。残存的城墙埋于地表以下25~5米，残厚8~13米。大部分城墙挖有基槽，有些部位在沟濠块土上夯筑起墙。城墙夯土结构有两种：用石块夯筑和用单棍夯筑，这反映出夯筑技术的发展过程。

岳石文化城址也近似方形，城内面积约为17万平方米。东、西、南三面城垣都在龙山文化城垣以内夯筑，北面筑在龙山文化城墙之上。城垣夯筑规整，夯土坚硬，采用成束棍夯筑，夯窝密集且清晰，夹板挡土的夯筑技术与商周时期相似。

第四章 齐鲁文化遗迹（5）

周代城垣筑在岳石文化城垣的内侧，残存无几。发掘者认为：当年确认的龙山文化黑陶堆积应是岳石文化堆积；而龙山文化城址应该是岳石文化城址，也就是夏代城址。

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认识、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后来发现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堆积和夏代、周代城址，填补了中国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1991年，当地政府在考古现场建起了城子崖遗址博物馆，便于人们研究和参观。

第六节齐长城遗址

齐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完成于战国时期，西起山东省长清县古济水河畔的钜防（今长齐长城遗址

清县孝里镇广里村北），横跨泰山，途经莱芜等市县，全长618893米，史称“千里齐长城”，是我国历史上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

齐长城建筑在连绵起伏的泰沂山脉中，虽沿线有平谷之地，但多为山岭，长城依山就势而筑。其建筑之宏伟、规模之壮观，充分体现了齐国作为春秋首霸、战国七雄的风采。

齐长城的修建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它借鉴了城池防御的手段，具有军事、建筑、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价值，非常值得研究和探索。

从历史方面来看，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王室日益衰落，而齐、鲁、晋等国则日渐富强，特别是齐国，正渐渐崛起于东方。就在齐国逐渐占据了霸主地位的同时，南部的晋国也发展迅速、国力强盛，使得齐国统治者惴惴不安，再加上其他诸国纷争不断、战事颇繁，都对齐国构成一定的威胁，因此齐国必须设防。

从地理方面来看，齐国的封地在泰沂山脉以北，背靠山、面对海。在当时的情况下海是不需要防范的，而西、北两面有黄河天险作屏障，易守难攻，只有南面是出入泰山的陆地，可以直通位于南面的鲁、楚等国。虽然泰沂山是约定俗成的边界线，但因地势开阔，不易守护，因此成为中原诸国进攻齐国的咽喉之地，也是齐国重点防范的要塞。

根据史料记载：春秋至战国初年，各国的主要作战工具是战车，因此设防的最好方法就是修筑关隘，以便阻挡战车。战国中后期，步兵队伍得到很大发展，能够机动灵活地翻山越岭，这就迫使齐国在修建关隘的同时，还要在山岭上修筑工事，以防备其他国家的步兵入侵。于是，齐桓公在位时积极修筑长城。随后的齐灵公、齐威王也极为重视长城的修筑，并将长城沿泰沂山脉向东增修，至齐宣王时已修至东海。

齐长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非一时之力所能完成。据史书记载：它始建于春秋的齐桓公时期（约公元前685年），当时修筑的是西段，于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时完成。此段长城是由西向东逐渐修建的，待修至博山以西时，西段的长城工程全部完工。齐威王在位时，从博山段长城开始向东续修，至齐宣王时已将长城修至海滨，最后完成数条长城修筑。东段长城共修筑了70余年（约公元前356~284年）。由此可知，齐长城是经过近170余年的艰苦修筑才最终完成的。

明、清和民国年间，统治者曾经对莱芜境内的齐长城进行了修缮，使得齐长城虽历经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却依然清晰可见、保存完整。

第四章 齐鲁文化遗迹（6）

齐长城是随不同的地形、山势和地貌而修筑的，主要由关、烽火台、团城和墙等部分组成。“关”全部建在山口要道上；“烽火台”建在大关的山顶，以便于传递敌情；“团城”建在关两侧高山上，以巨石为墙，既便于屯兵，又利于观察敌情；“城墙”一般建在山脉南侧的斜坡上，地势南低北高，城墙的底厚约3米，“关”处厚4~8米。由于南半部分为外墙，平均高度在4米左右，关口处墙最高8米，敌人向上进攻时难度非常大。北半部分作为站墙，厚约1米，高约1米，便于瞭望、巡逻、隐蔽与作战，非常适合守护，从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防御功能。城墙的­阴­面建有横向的小石墙，墙内垒着泄水沟，既能拦沙又能泻水，以防止城墙被雨水冲坏。

城墙的用料多为就地取材，砂石山用砂石，青石山用青石，特殊地带以悬崖代墙，部分城墙用沙土夯筑而成。城墙的堆砌方法也因料而异，土墙用夯筑法，石墙、关楼与城堡用支垫­干­垒法，关门洞采用发暄技术。其中以­干­垒法和发暄技术最值得称道，使用此种方法修筑的城墙不怕雨雪冲刷，也不怕风吹日晒。

巍峨壮观的齐长城恰如一条巨龙穿越在崇山峻岭之间、阡陌沟壑之上，与瀚浩壮阔的大海相衬托，气势磅礴、雄伟异常，有“少海连墙”之美誉。

第七节洛庄汉墓

洛庄汉墓位于山东章丘枣园镇洛庄村西约1公里处，发现于1999年6月。当时村民在土丘附近取土时偶然发现了铜器，章丘市博物馆闻讯后进行了紧急清理。同年7月，经山东省文物局批准，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进一步考古调查与清理。从出土文物判断，此处是一座大型汉代墓葬，因此命名为“洛庄汉墓”。

洛庄汉墓发掘现场

2000年3月，山东大学考古系和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驻“洛庄汉墓”工地，对其进行细致全面的考古勘探。经过长时间的奋战，最终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洛庄汉墓是西汉诸侯王墓，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年代较早的汉墓之一。秦亡汉兴时，虽然继续实行秦代的郡县制，但实际上是郡、国并行，汉初的诸侯王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并且“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由此可知，汉初的诸侯王陵其规模应仅次于帝陵，而结构则与帝陵相似。“洛庄汉墓”由此成为研究汉代埋葬制度尤其是帝王陵墓制度的重要对象。

根据汉墓的出土遗物“吕大官印”、“吕内史印”等封泥和历史文献记载来推断，此墓的主人很可能是死于公元前186年的吕台（吕国第一代王）。如果这一推断正确，“洛庄汉墓”就成为迄今发现的年代仅晚于赵景王张耳墓的汉初诸侯王墓，并且是唯一的吕姓诸侯王墓。

“洛庄汉墓”虽然年代久远，但保存基本完好，墓室基本为方形竖|­茓­，深度在15米以上。东西两侧有墓道相连，总体平面呈“中”字形。东西长约170米，墓上用夯土筑成封土。从墓室的结构可以断定，此墓室应为竖|­茓­土坑木椁墓。墓室的四周环绕着13个大型陪葬坑，它们均呈“凸”字形，里面分别埋葬着马匹、车辆、兵器、仓储类器具、成套乐器等。这种在墓室外挖坑埋入器物进行陪葬的墓|­茓­为“外藏椁”，在秦汉帝陵考古中都曾见到，可知此类墓葬制度自秦代时就已有了，更是西汉时期帝王陵墓广泛采用的做法。

第四章 齐鲁文化遗迹（7）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墓室周围还发现了19座可能是祭祀坑的埋葬遗迹。祭祀坑呈“凸”字形或长方形，规模小于陪葬坑，分类埋葬着马匹、水牛、陶器、漆器、兽骨、各种泥俑和木俑等。这些祭祀坑非常特别，不是与墓室同时挖建的，而是在墓葬的填埋过程中形成的。由于坑内的埋葬物多为马、牛及俑类等物品，因此推断它们具有祭祀­性­质。这些祭祀坑的发现，说明西汉王陵在埋葬过程中曾举行过多次复杂的礼仪活动。

“洛庄汉墓”的出土文物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特别是其中的车马坑和乐器坑。车马坑位于东墓道北侧，是11号陪葬坑，东西向，长30米、宽5米。坑内有一支2000年前的王家车队：3辆大车和12匹高头大马。车队在坑内呈一字形，12匹马摆放整齐，据推测这些马匹不是被活埋的，而是被打晕（死）后套到车辕位上的。每辆车配4匹马，是“驷马难追”中的“驷马车”。3辆车均有丝绸伞盖，车马装饰也极为奢华，纯金、镏金、象牙、银、青铜等饰品非常多，许多品种都属首次发现。由于该墓年代久远，这3辆大车堪称我国汉代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陪葬马车。专家考证：最前面的马车形状和结构与“秦陵1号马车”完全相同，最后一辆马车的外观、构造、形制与“秦陵2号铜车”相似，具有非常高的考古价值。

乐器坑位于墓室东北侧，是14号陪葬坑，坑内共出土文物140多件，除了19件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编钟外，还出土了大量青铜乐器。这些乐器形态各异、造型独特，其中的淳虞是最大、最重的青铜乐器，其右下角刻有一个浮雕状的苍鹰，且是一笔画成的，为典型的汉代图腾标志。最小的乐器叫铎，有半个手掌大，内部有一个金属条，一摇晃就能发出很有节奏感的声音。此外还有一件叫钲的青铜乐器，演奏时将其握在手中，用小锤敲击……总之，乐器坑的发现在许多方面填补了汉代音乐史的空白，极大地丰富我国古代乐器宝库，因此被考古学家誉为“2000年前的地下音乐厅”。

第八节沂南画像石墓

据考古资料证明：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活在山东这块土地上。特别画像石拓片是位于东南部的临沂地区，不仅有优美的沂蒙山风光，还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曾经轰动中外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竹简的出土；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发掘，特别是汉画像石的出土，更将此地推向了闻名海内外的高度。

临沂是汉画像石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具有产生年代早、延续时间长、遗存丰富等特点。近年来，在临沂地区相继发现的西汉时期小型画像石椁墓很多，如临沂庆云山、临沐曹庄西南岭等石椁画像，都是用粗­阴­线雕刻的人物、树木、屋宇、花纹等图像。沂南北寨、临沂白庄等大型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更体现了西汉末年到东汉早期阶段的发展和东汉晚期繁荣昌盛的情况。

在临沂地区众多汉画像石中，以位于沂南县城以西四公里处“北寨古墓群”出土的最为珍贵、最具史料价值。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分析：沂南北寨画像石墓墓主可能是东汉末年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所封的阳都侯——刘邈，石墓约建于东汉末年（193年以前）。该墓坐北朝南，由前、中、后室和东边3个侧室、西边2个侧室组成，南北长约870厘米，东西宽约755厘米，高约312厘米，全部采用石材砌筑而成。这座墓室的建造格局与庄园极为相似，墓门相当于庄园的大门，大门内有两扇门，为进、出之门。进门是庭院，中间有一根八角形立柱支撑着整个墓|­茓­。庭院左右两侧各有两个侧室，为车库或仓库。因为是庭院，前室的画像多为护卫墓室的辟邪题材，还有一幅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吊唁图。穿过庭院就是中室，里面最大的一间是客厅，两个侧室分别为仓库和厨房，并且都和前室相通，东侧室还通过一条小走廊与厕所相连。中室作为客厅，画像以生活气息浓郁的内容为主，比如夸耀身份、地位的庞大车马仪仗、歌舞娱乐、巍峨的库房和众多粮食、屠牛宰羊的庖厨、古圣先贤人物画像等。从中室往后走是寝室，共有两间，中间虽有间隔但能自由往来。这里的画像除了辟邪题材外，主要是墓主起居生活方面的内容。

据统计：沂南汉墓共有42块画像，分别安置在墓门和前、中、后室内壁，以及中心立柱和隔梁等处。墓门的辟邪画像在门里和门外。门外两幅，一幅在门楣处，一幅在中间的立柱上。门楣处是一幅战争图，表现了胡汉间的战事，场面很大，也很恐怖，具有很强的威慑作用。立柱是神灵辟邪，柱子的上部是“蹶张”（用脚蹬着弩机把箭挂上）的辟邪形象；往下是一只带翼的猛虎，也称“神虎”，是鬼怪的死对头。老虎下边是一个长着翅膀的仙人，右手举着打鬼的桃树枝。立柱最下边是一个髯发怒张的虎头（古代的兽面“饕餮”），很有威力的辟邪物。门内的六幅画像分别安排在中心立柱和左右侧柱上，中心立柱的最上面是武器库，保存着刀枪剑戟等众多武器。门口安排有六个门卫，他们不但负责接待和传达，还有保卫的作用。中室四壁是有关教育鉴戒的画像，共有18幅37个历史和传说人物，如“周公辅成王”、“苏武留胡节不亏”、“荆轲刺秦王”、“孔子见老子”、“晋灵公加害赵盾”等。

除了辟邪、鉴戒等内容外，最重要的画像当属吊唁图。前室东西两壁有两组吊唁活动，第一组的14位官员分成6排，并携带着小祠堂模型鱼贯而入；第二组有22位官吏，在祠堂前进行悼念活动，他们或跪伏在地，或躬身施礼，听主祭者对死者的悼念致辞。祠堂周边还有很多人或驾车，或牵羊，或带酒、食等前往祠堂。祠堂两边的大路上人来人往，沿途摆放各种祭品。由此可见，墓主的地位极为显赫。

沂南汉画像石墓的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不只是考古、美术、历史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科技、建筑、宗教、民俗、音乐、舞蹈等各种学科和艺术门类的研究对象。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1）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迥乎不同，人们的生产和日常生活存在许多差异。此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会带来不同的文化心理和习俗。因此，各地的岁时风俗、人生礼仪、文化艺术等各有千秋。

齐鲁大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拥有灿烂多姿的文化和独特的风俗民情。

第一节孔府春节

孔府曾被称为“衍圣公府”，是孔子嫡系后裔长子长孙的住宅和府第，为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年（1378年）敕建。府内每年祭祀活动名目繁多，如“四大丁”（春夏秋冬四季中每月初十以前的“丁”日）、“八小祭”和孔子诞辰等。此外，逢年过节，孔府内外更是热闹异常，特别是春节最为隆重，持续的时间也最长。

一、节前准备

农历正月初一，在古代有元日、元旦、元正、元朔、元辰、三朝、三正、三元、正旦等数十种名称。辛亥革命后，改行公历，农历正月初一被定为春节，以区别公历新年的元旦。但人们仍习惯将它看作年节，俗称“过年”、“过大年”。

年节最早见于《尚书·舜典》，汉代时民间的习俗就已非常繁多。孔府的各种礼仪制度极为复杂，特别是在过年的制度上，规矩更多。从腊月初一开始，全府上下就开始为过年作准备。

腊月初八这天，一切活动都围绕着腊八粥进行。参与熬粥的人很多，“户人”中的烧火户专门烧火，其他人支起大锅，把江米、大米、小米、红枣、核桃仁等掺到一起，放到锅中烧三大锅“腊八粥”。孔府的腊八粥有两种：一种是粗的，粥里放大米、白菜、­肉­片、豆腐等，是给当差者喝的。喝粥时，每人都给一斤馍馍。另一种是细的，用薏米仁、江米、红枣、百合、栗子、莲子、桂元、红豇豆等熬成，粥面上有用山楂雕刻的“粥果”。这种粥专门供内宅主人、上供、本族人食用。

喝完腊八粥便开始打扫府内卫生，要持续三天，接着开始“蒸壮”（蒸过年的年货），通常用八口大锅蒸花糕、粘糕、馍馍、豆包子、糖包子、花卷等。

腊月十五，人们会将一根三丈高的红漆杆子竖在前堂楼院中间略偏东的地方，名为“朝天杆”，杆子的顶部有绿花顶和三角钩，钩上挂着铁丝红灯笼，里面放着一支一斤重的红蜡烛。这根蜡烛每天都要点着，一直到正月十五日，人们将其称为“朝天杆”挂“朝天灯”。

二、贴楹联、门神

腊月二十四，各院的大小门户，各房的里外门都要刷门，然后贴门神、门联。

孔府过年的楹联、门神都非常讲究。首先，各院的大小门和房屋的里外门，包括府外的车栏、马号、东场、西仓、各仓房门、柴草园门、外围的大小宰门、值房门等都得更换新对联、新门神。

门神像

此外，孔府的对联与百姓家的对联不一样，口气很大。比如：孔府大门的对联为“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前上房的对联为“居家当思清内外别尊卑俭勤择朋友有益于己，处事尤宜慎言语守礼法远小人亲君子无愧于心”等等。

孔府的门神也很特别，不仅面积较大，还得都是带官衔的。比如：孔府的大门、二门、内宅门和外院的大门都是威风凛凛的武门神。府内各房的里外门都是文门神，其中有“带子上朝”、“当朝一品”、“福禄寿喜”、“加官晋爵”、“子孙满堂”等。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2）

一般情况下，门联由“书房”书写，门神则由“门神户”彩印，而且府内外的所有门神、对联均需由“门神户”在腊月二十九贴完。

三、“熬岁”与“踏岁”

到了大年三十，下人们便在前堂楼院的正中扎“天地栅”。其中间装有一间木雕神龛楼，上面有木雕的屋脊、瓦垄、滴水瓦等，前面有走廊、回廊柱子、透雕花棂门窗、檐，构造和真楼房一样。龛楼中间摆放着­精­制的木雕红漆金字牌位，上写“天地三界万灵十方真宰”。

龛楼前安放着一张长方桌，桌上供着整­鸡­、整鱼、红­色­大­肉­块、­鸡­蛋大的丸子、油炸四指长的大山药块等。供菜顶上是红绿­色­的粉条、花糕、年糕、馍馍等，而且上面都Сhā着绢制的红花。供菜前是锡制的五供：香炉、蜡台、香筒等，周围用秫秸箔包围起来，只在前面留一个门，两边绑上静­色­的鲜竹子。“五供”两边还要各放两张方桌，桌上摆上五个大盘，内装花糕、年糕各五个，其上有红枣加红花。

天地楼东边要摆放直径约三尺的大铁盆，里边是二尺长的小劈柴。劈柴要摆成方格形状，约有半人高，上面放着鲜柏树枝子。天地楼的西边也摆放着直径约三尺的大铁盆，里边的劈柴呈方格形，约半人高，柴中间为“爆竹”。上述物品均是年初一早上熬岁时使用的。

前堂楼门外放一个铁木炭盆，上面的砂锅里有莲子、红枣和用江米面包的小元宝。从内宅门到前上房、前堂楼、后堂楼、后五间等院的地上都要撒满芝麻，人走上去能够听到“咯喳”、“咯喳”的响声，是专为年初一“踏岁”而准备的。

四、辞岁头

大年初一的凌晨零点开始发“纸祃”，点蜡烛的、烧香的、放爆竹的、烧枣汤的都行动起来。公爷（衍圣公在当地通称公爷，为爵名，为孔子嫡系后裔的世袭封号，始于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当时的平帝为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候。唐开元年间，孔子被谥为文宣王，为公爵。宋仁宗至和二年改封衍圣公，仍世袭）、太太起来喝枣汤（称“元宝汤”），喝完后便到“天地楼”拜天地和各神位，然后拜家庙、祧庙、影堂、慕恩堂、祠堂等。祭拜时，公爷需要由赞礼生（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古代时多由秀才担任）各提一对提炉、纱灯、罩子灯在前面引导，太太由女仆伺候着。供桌上都摆放着十大碗供菜、两盘馍、三杯奠酒，公爷、太太分别跪在供桌前磕“辞岁头”。

早晨七点钟以后，公爷再拜祭孔庙，如果公爷自己不去，就委派孔家的老族长前去祭拜。拜庙时，需要由百户、管勾、司乐、典籍四厅的官员陪拜。孔子的圣像前供奉着整猪、整羊、笾豆、黄酒、檀香等，老爷在赞礼生的高唱下行三跪九叩礼，陪拜官员需陪同跪拜。祭完孔庙与家庙后，公爷与太太开始用早饭、摆酒席、吃水饺。

早饭以后，公爷、太太来到前堂楼，坐在楼屋门口接受府内人员的叩拜。届时，车栏、马号、车夫、马夫、作夫、轿夫、大堂、二堂、三堂、内门、书房等各房、各作、各部分的数百名仆人按次序到前堂楼给公爷、太太磕辞岁头。叩头之后通常要赏岁钱（红包），里面的钱数根据下人的地位不等而有所不同。

此外，各府门头的本家也都要来拜年，只不过他们都是在前堂楼内见面，人们只作揖不磕头。如果是县长来拜年，就要在三堂小会客室会见，县长太太来拜年则在“前上房”室内接见。除此之外，还专门有老妈子从“除夕”开始每天都要领黄表、香、蜡烛等到府外的南堂庙进香。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3）

五、杂耍、燃灯、送神

从大年初一开始，孔府门前每天上午都有“鼓楼门会”。会上有卖各种东西的，还有表演杂耍、洋琴、评书等民间文艺的。

流光溢彩的花灯

下午则有龙灯会、耍龙灯、跑旱船、踩高跷等民间活动。曲阜当地的所有龙灯队都要到孔府里来耍，使得孔府里的龙灯会能够延续很长时间。耍龙灯时，孔府还要差人和“花炮户”燃放焰火。此外，孔府还有两套十八罗汉的头型面具，龙、虎、鹤、弥勒佛等也应有尽有，可作表演之用。

正月十四，十几个老妈子合在一起用黄豆油捏“灯笺”，点豆面灯。豆面灯与茶杯一样大，正月的灯需要捏一个鼻，二月的灯捏两个鼻，以此类推，共捏十二个月。此外，还有粮­精­灯、骡马灯等。

正月十五下午，府内的各房、庙、东西粮仓、车栏、马号等都要来领面灯，以便在晚上摆供品、烧香、祭拜之后送神。送神后，公爷、太太要到大堂前观看花炮、龙灯、花船。下人们则会在此时接到赏钱和赏的点心茶水等。

当象征十二月的豆面灯笺点完后，太太会命令将其送上来，看看哪一个月的面灯内的水汽大。如果面灯内有水汽或有水汪，就表明面灯所代表的月份雨水大，反之就表明旱象严重。

正月十五晚上，孔府有送祖先的活动，通常在晚十点左右进行。主人烧香上供、焚化纸钱、燃放鞭炮，然后慎重地将祖先牌位收起来，代表祖先已经被送走。过完正月十五，孔府的春节就算结束了。

第二节丰富多彩的民间工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文化孕育一方风情。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齐鲁大地有着浓厚的文化风情，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其中自然包括各种各样的民间工艺。无论是潍坊风筝，还是年画，都从一定角度折­射­出浓浓的齐鲁文化风情。

一、潍坊风筝

潍坊风筝

潍坊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城，伟大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就在此处。

在这块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土地上，民间文化艺术蓬勃发展、争奇斗妍，潍坊风筝作为潍坊的传统工艺品，成为齐鲁民间艺术的一朵艺术奇葩。

郑板桥在《怀潍县》中写道：“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这里的“纸花”就是指风筝。《潍坊志稿》也有这样的记载：“本邑每逢寒食，东门外，沙滩上，凌空纸鸢，高入云端。”由此可见，清代的清明时节，潍坊就已经有放风筝的习俗了。

如今，潍坊风筝主要分为软翅、硬翅、筒式、板式、串式等五种类型，和平面、半立体等两种形状。由于历代画家都曾参与风筝的制作，因此潍坊风筝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形象逼真，力求摹肖实物，如“老鹰”风筝，除脊背之外，其他部分均为立体，放到空中，远看酷似一只正在飞翔的鹰；讲究绘画，笔触细腻，所画禽鸟可­精­细到每一根羽毛，所画昆虫能真切到翅上的脉络，所画童叟仕女可看到毛发。由于具备以上两个特点，潍坊风筝有了非常高的观赏­性­，常被人们当做室内装饰品来珍藏。

二、杨家埠木版年画

杨家埠村位于潍坊市东北15公里处，由于盛产木版年画而远近闻名。据史书记载：杨家

埠木版年画始于明朝，繁荣于清代，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清代乾隆年间，杨家埠年画得到长足发展，杨家埠村也有了“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之说。年画销售量高达数千万张（每年），除了满足当地的需要外，还远销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东北三省等地，曾以品种多、样式­精­、规模大、销售范围广而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年画三足鼎立，成为中国民间三大年画流派之一。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4）

杨家埠木版年画所表现的内容极为丰富，不但有神像、山水、花鸟、戏剧人物、美人条、金童子、神话传说等，还有反映民间生活、针砭时弊之作，而喜庆吉祥更是杨家埠年画的主题，如吉祥如意、恭喜发财、富贵荣华、欢乐新年、年年有余、安乐升平等。

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形式新颖多样：有大门上的武门神，影壁墙上的福字灯，房门上的美人条、金童子，房间内的中堂、炕头画，窗户旁的月光画等。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把农家院落装饰得节意浓郁、喜气洋洋。

作为中国黄河流域地道的农民画，杨家埠木版年画长期根植于民间，逐渐形成了鲜明的艺术特点，即通过概括、象征、寓意和浪漫主义手法来体现主题，比如蝙蝠代表多福、牡丹象征富贵、玉兰象征长春、瓶鞍代表平安等等。由于年画构图完整、饱满、匀称，造型夸张、粗壮、朴实，线条简练、挺拔、流畅，­色­彩艳丽、火爆、对比强烈，极富装饰­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充分体现了我国农民粗犷、豪爽、勤劳、幽默的­性­格特点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与其他地方的年画相比，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创作工艺比较特殊，一副作品需要经过绘稿、刻版、印刷、手工加工等众多程序，而且全部都是手工套­色­印刷（一种颜­色­一块板），雕刻所用的木板也是极为特殊的木材——山中木质坚硬且纤维少的棠栗子木。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积极扶持发展年画生产，成立了“杨家埠年画改进委员会”，并组织艺人对古代工艺进行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大胆加工、改革、创新。1978年，杨家埠人还成立了年画社和年画研究所，逐渐恢复了个体生产年画的传统方式，画品的艺术­性­和产量也达到了近百年来的最好水平。

三、鲁绣

鲁绣是山东地区的代表­性­刺绣，是我国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的最早的一个绣种，属于中国“八大名绣”之一。它在博采苏、粤、蜀、湘四大名绣之长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独有的刺绣手法，成为集抽、勒、锁、雕等­精­华工艺于一身的刺绣工艺。

据史书记载：鲁绣在春秋时期已经兴起，当时称“齐纨”或“鲁缟”，《史记·货殖列传》曾称其“冠带衣履天下”。到了汉朝，鲁绣已经非常普及，朝廷还专门为刺绣业设置了“服官”。据《汉书》记载：“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这说明当时的绣业已经非常繁荣。唐代后期，由于北方连年战乱，桑地和织绣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无数织绣工人迁徙南方，导致北方刺绣逐渐衰落。直至明代后期，鲁绣才得以“复苏”，并重新闻名于世。鲁绣以齐针、缠针、滚针、擞和针、辫子股针、接针等针法为主，所用绣线大多是较粗的加捻双股丝线，俗称“衣线”，因此鲁绣又被称为“衣线绣”。

如今的鲁绣以构图简练、朴实，­色­彩淡雅、明亮，对比强烈，针法粗细相间、虚实适宜而著称，所绣作品立体感非常强，而且华丽与素雅相结合，具有很高的装饰­性­。图案有花鸟、书法、人物等，其中《百鸟朝凤图》、《罗汉图》、《文昌出行图》、《芙蓉双鸭图》等，都显示出构图严谨、手法多样、花纹粗犷雄健、质地坚实、­色­彩对比强烈、形象生动等鲁绣独有的特点。

绵远悠长的齐鲁文化不仅赋予鲁绣浓郁的地方特­色­，而且丰富了当地的人文内涵。据有关学者考证：早在2000年前的汉朝，鲁绣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亚，甚至欧洲的罗马帝国。如今鲁绣作为中国刺绣文化与和平艺术的使者，已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5）

四、青岛贝雕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将贝壳磨制成装饰品，后来又作为钱币使用。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已经把各种颜­色­的贝壳镶嵌在器具上作为装饰，这种方法被称为“螺钿”。此后，这种技术又得到了发展，而青岛贝雕就是在“螺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青岛贝雕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以江、河、湖、海中的珍稀螺壳为原料，充分利用其天然­色­泽、纹理和形状，通过­精­心设计、选料、破形、粗磨、雕琢、贴、喷、画、组合（镶嵌、立体等）等多道工艺，雕出规格繁多、花­色­多样、雅俗共赏的半立体或接近立体式的贝雕工艺产品。

贝雕作品

青岛贝雕现有七大系列近千个花­色­品种，主要以花鸟、山水、人物、静物等为题材，作品珠光晶莹、古朴典雅，具有鲜明的装饰­性­和观赏­性­。大型立体摆件《九龙壁》、《龙凤宝瓶》、《龙舟》、《珍贝镶嵌双面座屏》等作品，雍容华贵、­精­美绝伦。特别是长3米、宽2米多的巨型画屏《文成公主进藏图》，上面有84个人物，一边是唐朝欢送文成公主的文武使者与乐队仪仗，一边是西藏迎亲的文武官员、乐队与牦牛等。整个贝雕构图严谨、层次分明、­色­彩绚丽、形象逼真、形态各异，生动地再现了文成公主进藏的盛况。

五、烟台抽纱

抽纱又称花边、补花，是从刺绣发展而来的，以亚麻布、棉布或棉麻混纺布为材料，属于中西结合的刺绣工艺。一般是根据图案设计的不同，在漂白或浅­色­的布上以手工的方法将花纹部分的经线或纬线抽去，然后用针线加以连缀，从而形成透空的装饰花纹图案。

通过对隋唐时代庙宇、祠堂的帷帐、桌围、伞盖等文物的考证，人们发现远在公元6世纪胶东民间的刺绣水平就已经很高了，只不过当时将这种工艺称为“组训”、“花绦”、“绦子”、“络子”等。

到了明清时代，适合绣花被面、枕头、衣裙、轿衣、座垫等刺绣品的针法已经达到20多种，民间还出现了用棉线或丝线编织的网状花边。鸦片战争后，欧洲的民间刺绣和编织工艺传入烟台。据1915年的《直隶实业杂志》记载：1894年，烟台始有手制缕花。民国初年，抽纱花边的生产已遍及胶东各地。1931年出版的《中国重要商品》记载：“中国花边工业之中心，以山东省烟台及其附近一带为盛。”

随着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抽纱工艺的传入以及与我国民间刺绣工艺的融合，抽纱的制作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质地轻薄滑爽、光洁细致、构图新颖、图案布局均衡、手工针法富于变化、做工­精­湛、品种繁多。特别是烟台抽纱中的手绣、手编，更是刺绣和花边工艺中的­精­华。此外，通过牟平、莱阳的刁平绣和彩绣，烟台“八大边子”的蓬莱梭子花边，栖霞­棒­槌花边，招远网扣花边，龙口、海阳的钩针花边等工艺制作出来的抽纱作品，既有浓郁芬芳的民间气息，又显得雍容华贵、典雅大方。

六、淄博美术玻璃和陶瓷

淄博美术琉璃又称“料器”，是以博山当地盛产的琉璃料条加工而成的各种工艺美术品的统称。有关学者从史志和当地的琉琉炉遗址发掘中得到证实，博山美术琉璃的成批生产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大约在明代万历年间，博山一带料炉遍地，已成为中国琉璃工艺品的主要产区。清初，博山的琉璃制品“北至燕，南至百粤，东至高丽，西至河外，其行万里”。1696年，朝廷诏令内务府造办处设立玻璃厂后，每年都要召博山琉璃工匠赴京服役，博山琉璃技艺由此传入京城。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6）

除了淄博美术琉璃外，当地的美术陶瓷也极为出名，与美术琉璃并称双珍。其历史甚至比琉璃早很多，称誉海内外的时间也很长。据考证：宋代时的淄博被誉为“瓷都”，不仅因其遍地瓷炉、陶瓷产品丰富，更重要的是因为生产出了“雨点瓷”(又叫油点瓷或天目釉)与“茶叶末釉”等陶瓷艺术中的珍品。尤其是“雨点釉陶”（产于博山，始于宋代，因漆黑的釉­色­表面上星布着斑点而得名），如果用其盛茶水，斑点就会如金星般熠熠发亮。可惜的是，青花白釉瓷兴起时，油点瓷制作技艺逐渐失传。

1936年，著名博山陶瓷艺人侯相会经过多年实验，终于再次研制出“雨点瓷”：在似漆的底­色­上疏密有致地遍布着粟米大小的银白­色­圆点，倒入茶水，器内金光熠熠；注入清水或白酒，银星闪耀、晶莹夺目……博山“雨点瓷”自此扬名海内外。

七、周村丝绸

周村的前身是商代的于陵侯国。据考证：于陵是中国桑蚕丝绸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商代时已是重要的丝绸纺织中心，被称为“丝绸之乡”。汉代，全国共有从事丝织品加工的三服官两处，以于陵、临淄为代表的齐国就是其一，其产量占国内总产量的60%以上。

明末清初，周村的丝绸业更加发达，产品远销新疆、内蒙古等地，有的甚至远销海外。据1936年出版的《现代本国地图》中记载：“周村丝织业之盛，所织绢、绉、绸、绫 之属，称山东第一。”当时的民谣“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绸缎”生动地描绘了周村丝织业的繁荣景象。

周村生产的线绨被面、真丝被面和软缎被面等丝绸产品，均具有花形大方、­色­泽鲜艳、质地坚韧等特点。尤其是高档被面，原料是桑蚕丝和人造丝，质地细腻、缎纹紧密、柔软有弹­性­，再根据原料的吸­色­­性­能进行两次染­色­，使缎面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可谓鲜艳夺目、富有变化。断面上所刺的飞禽、走兽、山水、花卉等均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其织作之­精­美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八、扑灰年画

扑灰年画是我国民间年画中的古老画种之一，也是我国独有的年画画种之一。据考证：扑灰年画始见于明代成化年间，如今只有在山东高密还存在。

所谓“扑灰”，就是用柳枝烧灰、描线做底版，一次复印多张。然后，艺人们在印出的纸稿上敷彩、描金、勾线，最后在重点部位涂上明油。

扑灰年画

扑灰年画技法独特，主要是以­色­代墨，线条豪放流畅，写意味很浓，格调也非常明快。通常情况下，扑灰年画以仕女、戏曲人物、胖娃、山水、花卉、神话故事等为题材，着­色­浓重、­色­彩艳丽、人物造型丰满圆润、形象富有动感，深受百姓的喜爱。

当地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就非常­精­辟地道出了扑灰年画的风格特点：刷刷刷，一溜栽花。大潮狂涂，描了勾画。细心粉脸，眉眼巧画。待要好看，咸菜磕画。

“刷刷刷”是指扑灰年画的制作从“粉脸”、“涮尹”、“赋彩”、“开眉眼”、“勾线”、“涮花”、“描金”、“涂明油”等整套工序下来必须由一人连续完成，同时也是对画师作画过程中肆意潇洒、放笔纵情、不饰雕琢的创作气派的生动描述。

“一溜栽花”是指扑灰年画的创作都选择喜庆吉祥、美满和睦的题材，以满足人们在新年期间对美好事物向往的心理。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7）

“大潮狂涂”是指每张年画无论是服装还是头发，全用单­色­抹刷，整个轮廓线也是一笔抹下，这种潇洒的涂抹姿式被称为“大”、“狂”。

“描了勾画”是指画面的局部加工具备“兼工带写”的特点。

“细心粉脸，眉眼巧画”是扑灰年画中人物画的关键技法，也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艺术效果，区别其他年画的关键点。一般来说，画扑灰年画的人物先要把人物的脸部粉出洁白的脸型，然后在上面巧妙地勾画眉眼、五官，然后敷彩、涂明油。这会使画面人物的面部透明细­嫩­、富有弹­性­，从而增强真实的­肉­质感。

“待要好看，咸菜磕画”是扑灰年画的最后一道工序，也就是民间画师用饭桌上的咸菜刻上不同图案，然后蘸着颜­色­在已完成的人物服饰上印上固定的图案，以增强服装的美感。

九、高密剪纸

高密剪纸是当地的“三绝”之一，属于鉴赏型的民间艺术品。在中国，剪纸艺术至少存高密剪纸

在了2000多年，高密剪纸的起源时间虽无文字记载，也无考古发现，但传说它与当地的

扑灰年画同时兴盛，在明朝洪武初年时期已广为流传。

高密剪纸的题材极为广泛，无论是自然界的飞禽走兽，还是远古的神话传说，抑或是流传千古的历史故事、文学人物，都是很好的题材来源。而且，无论从构思到技法，还是从内容到形式，剪纸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形神兼备、以神为主，形意结合、以意为主的审美特点，与中国画中的大写意极为相似。

在艺术上，高密剪纸构思­精­巧、造型雅拙淳朴、线条刚劲挺拔，具有浓重的金石味和灵秀细腻的韵趣。比如：在单­色­剪纸上表现养在笼子里的蝈蝈是很难的，但高密的剪纸艺人却能别出心裁地将蝈蝈放到笼外，并用它一双有力的后腿钩紧­精­巧的笼子来突出整体感。

再比如想要剪出“八仙过海”，江南剪纸会用轻柔的细线、手绘式的五官来凸显其玲珑剔透；河北剪纸以块为主，一般都是大面积的黑块，达到整体轮廓的完整­性­，凸显剪纸图案的浑厚粗犷。高密剪纸则与它们不同，以鱼纹、网纹一样的细线组成“八仙”挺拔而轻柔的衣饰，用黑黑的脸膛颜­色­表现“八仙”的不同神情，再加上浓重的水与飘逸的云，构成|人在仙境的独特画面。

如今高密人以淳朴的审美情趣，用一把剪刀随意剪出心里的图画，如五谷庄稼、生肖胖娃、­鸡­犬鹅鸭、猪马牛羊等。平日里，无论是寿诞添丁、婚嫁喜庆，还是年节，剪纸艺人们都会大显身手，在家里的门楣上、窗户上、衣柜上、箱子上……贴上剪纸，真正地体现出“无处不飞花”的景象。

十、聂家庄泥塑

聂家庄泥塑是指聂家庄生产的泥玩具。聂家庄分东、西聂家庄，属高密县的姜庄镇，聂姓在这里是大姓，因此得名。据聂氏家谱记载：明朝万历初年，聂福来为了谋生，制作“锅子花”（一种用泥巴做外衣，中间装火药，顶部留空，外形似反扣锅底的玩艺，可点放作礼花）进行销售，不久便有人效仿。

到了清康熙年间，东西聂家庄都开始捏泥玩，并由做“锅子花”向做泥娃娃、鸟兽虫鱼泥塑作品等观赏品和泥玩具发展。清嘉庆年间，聂家庄的泥塑进入全盛时期，许多人都能制作出会动、会叫、会斗趣的活玩艺，如叫虎、叫狮、叫猴、叫­鸡­等。

建国初期，聂家庄泥塑已经发展到50多个品种。无论是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还是泥玩造型和­色­彩的运用上，聂家庄泥塑都受到高密扑灰年画和剪纸艺术的影响。扑灰年画和剪纸所表现的鸟兽虫鱼、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都能够在泥塑中找到。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8）

在艺术造型上，聂家庄泥塑不断向剪纸靠拢，开始注重神似、力求简约。在­色­彩的运用方面，聂家庄泥塑追求鲜明、醒目、柔和与动人，用­色­讲究少而­精­，擅长以桃红和大绿为基本颜­色­，并能把动物与人的神情衬托得恰到好处，这与扑灰年画的特点基本一致。

此外，聂家庄泥塑还吸收了扑灰年画的“明油”和“涮画”技法，增强了泥塑作品的亮度与晕化效果。

第三节齐鲁曲艺

受齐鲁文化的熏陶，齐鲁大地上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的曲艺也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这里的名片之一，无论是孔府乐舞，还是地方戏种柳琴戏、山东梆子，都与当地特殊的地域文化、人文特点相互融合，成为齐鲁文化的代表。

一、孔府乐舞

所谓孔府乐舞，就是在孔庙祭祀仪式中使用的乐舞，有着不同于其他表演形式的风格与特­色­。

歌与舞自古以来就融为一体，“故歌之，为言也。言之不足，故长言之也。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因此，孔府乐舞包括祭孔舞蹈和祭孔音乐两部分。

孔子对世人影响非常大，历代统治阶级都宣扬孔子的功德，以显耀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因此，祭孔仪式中的舞蹈就应该是最正统的乐歌和最典雅的舞容，必然与民间充满生活气息的舞蹈截然不同。

孔府乐舞的表演者是孔府专门供养的乐舞生员，他们都来源于“乐学”。所谓“乐学”就是孔府按我国周代以来的音乐教育制度设立的传习古乐的学府，立有“太常”制度，有正规的常设机构对乐舞生员进行严格的管理与正规的专业训练。乐舞生员除了按部就班地学习祭礼乐舞之外，还要学习乐理、吟诗、作画、书法等，学有所成者还会被推荐参加科举考试。

孔府乐舞的表演规模以孔子封号而定。自南齐以来，除个别朝代使用“宫悬之乐”和“八佾之舞”（乐队排成四面，舞列八行，每行八人）外，其他各朝代基本上沿用“轩悬之乐”与“六佾之舞”（乐队排列在东西南三面，舞列六人）。

孔府乐舞使用的乐器有编钟、编磬、特磬、古瑟、古琴、洞箫、笙萧、龙笛，及金、石、革、木、丝、竹、匏、土等古代的八种乐器。演出时，编制庞大的乐队与生动的歌舞相得益彰、辉映成趣。

明代以来，祭孔祀典开始固定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六项仪程，这使得祀典中的乐舞也必须固定为六个乐章：迎神奏《昭平》之章、初献奏《宣平》之章、亚献奏《秩平》之章、终献奏《叙平》之章、彻馔奏《懿平》之章、送神奏《德平》之章。

祭孔音乐旋律古朴、节奏徐缓，属于最为方正的祭祀乐歌，从隋代到民国初期基本沿袭一字一音的旋法。如清同治年间，皇帝在重新颁定祭孔乐曲时，特别强调“管弦只一字一音，盖长言之为歌，长引其声以咏也……使声必依永，律必和声”。祭孔音乐需要一字一音的演奏，速度必然极为缓慢，由于传统观点认为“大乐必易”，因此只有这种简而无傲的音乐才能“导人心之和，宣天地之予”，进而“感格于神明”。也就是说，只有这种音乐才能符合古代祭祀内容所需要的特殊表现形式。

二、山东地方戏曲

我国的戏曲艺术历史久远，早在原始社会的狩猎、酬神、祭祀乐舞中就已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山东的音乐歌舞已非常发达。齐国的《韶》乐曾被孔子誉为闻之“三月不知­肉­桃花扇剧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9）

味”，民间流行的许多乐章也被保存在《诗经》中的《齐风》、《曹风》里。

当时的山东已经出现优伶（旧时戏曲演员的俗称）。近年来，济南无影山西汉墓中出土的陶俑就生动地反映了汉代“百戏”表演的盛况。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彩绘女舞俑，姿态也非常优美。唐代出现了“参军戏”，宋代又出现了“官本杂剧”，金代则出现了“院本”。至此，山东的戏曲艺术已初具雏形。

元代，山东戏曲是在北方戏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杂剧，标志着我国古代戏剧体裁已经成熟。它与唐诗、宋词一样，曾被誉为一代之盛。当时的山东东平府就是杂剧创作与演出的中心，并出现了大量剧作家和作品。到了明朝，著名的戏曲《宝剑记》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学者们认定为传奇剧中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作品之一。清代，山东这片戏曲艺术的土地上又相继产生了蒲松龄的戏曲和俚曲、孔尚任的历史剧《桃花扇》、桂馥的抒情小剧《后四声猿》等。这一切都表明山东的戏曲艺术开始像奔腾向前的江河，得到了越来越好的发展。

山东的地方戏曲历史久远、品种繁多。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山东境内流行的剧种比较知名的就有柳子戏、大弦子戏、山东梆子、五音戏、柳琴戏、吕剧、傀儡戏等数十种，约占全国戏曲总数的1/10以上。

“柳子戏”由俗曲和柳子两部分组成，由于柳子调通俗易懂，故称“柳子戏”，曲阜、临沂等地称“弦子戏”。戏曲史籍上曾有“东柳、西梆、南昆、北弋”之说，“东柳”指的就是柳子戏。

“大弦子戏”流行于鲁西南一带，不但唱俗曲曲牌，还保存了高腔、勾儿腔、石牌腔、罗罗、青阳等声腔，只是没有“柳子调”，《孙武子擂炮兴兵》、《金麒麟》等是其传统剧目。

山东梆子又称高调梆子，简称高调，流行于菏泽、临沂、济宁、泰安等地。它和平调、莱芜梆子等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大约在清朝初年就已流行。传统剧目丰富多样，唱腔高亢激昂、慷慨悲壮。早期使用水弦（八楞月琴）、二弦、三弦伴奏，后来改用板胡和二胡伴奏。

五音戏又称西路肘鼓子，主要流行于济南、淄博、章丘一带。早期所需演员不多，五人就能演出，因此又叫“五人班”。所使用的乐器只有锣鼓，每当唱段间隔时就会响起锣鼓声。如今，也用丝弦乐器伴奏。

柳琴戏形成于山东临沂地区，因伴奏使用的弹拨乐器状似柳叶而得名。曲调粗犷质朴、明快有力，女声有多种花腔和高八度的尾音，因此群众又将其称为“拉魂腔”、“拉后腔”、“拉花腔”等。

吕剧是70多年前由山东琴书发展而成的，在博兴、广饶、惠民等地极为流行，至今该地区仍称其为“蹦蹦戏”，形式活泼、曲调动听，适于表现现代生活。近年来不仅创作改编了许多优秀剧目，在音乐方面也进行了实验­性­改革与创造，极大地丰富了吕剧的表现力。

山东傀儡戏又叫木偶戏，多为杖头木偶，主要在肥城、菏泽、宁阳、齐河、阳谷、胶东等地流行。以前有专业艺人流动演出，用当地剧种的唱腔演唱，又称“肘大吼”。此外，还有一种表演形式，即一人­操­纵小型木偶戏散见于街头巷尾，表演者不但要­操­纵木偶，还要唱小调或河北梆子。

山东地方戏曲源远流长，虽然曾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且剧目刻本极少，只能由老艺人口传、弟子强记，原有的作品很多散佚，但是其丰富多彩的品种和内容却能真实地反映出齐鲁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10）

第四节婚嫁礼俗

地区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也不同，其中自然包括婚嫁礼俗的差异。具体到山东地区，更有其独有的特­色­。一般而言，齐鲁文化中的婚嫁基本上分为议婚、订婚、送日子、铺房、迎娶、拜堂合卺、闹房、回门等几个步骤。

一、议婚

议婚又称“议亲”，是商议男女婚姻大事的最初阶段，古时分“求婚”、“过帖”、“相亲”等几道程序，到准备订婚为止。在这个过程中，通常由男女双方的父母根据对方的门第、家境、品貌等条件决定婚事，男女双方当事人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俗话说：“无媒不成婚。”议婚前，需要男方家长委托媒人或亲友前往女方家中求婚，也叫“提亲”（相当于“六礼”中的“纳采”）。如果女方家长答允，考虑结亲，男方要再次托人到女方家询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以便“开八字”，请­阴­阳先生“合婚”，审看双方的命相是否相合；如果“相冲”，这门婚姻就无法成功。

二、订婚

订婚在民间常被称作“传启”，有传小启和传大启之分。

传小启又叫做换柬、换帖、过小帖等，是双方初步落实婚姻意图的书面形式。男方请人用红纸将求亲的意思写成小帖，并写清男方的生辰八字，然后折成帖状，封面写上吉祥的祝词和“敬求金诺”、“恭候金诺”等表示求亲的词语。女方家接到投启后就要写允启，内容为女方的生辰八字，封面写上“谨遵台命”、“仰遵玉言”等表示同意结亲的话语。

传启需要使用红漆礼盒或拜匣，男方要在盒中放押帖物，如耳坠、戒指、手镯等。有些人家在送帖时还要给女方送去一些衣物，因为亲事在传小启后就算定下了，男方送的礼物就属于“红定”。通常情况下，男方在传小启之后不能悔婚，女方则可以考察男方，不中意就可以悔婚，当地人称其为“羞男不羞女”。

传大启又叫做换大帖、过大帖、传柬、下媒启、吃大面，是古时正式签订婚约的一种形式。男方的大启内容多为“不揣寒微，仰攀高门”、“久仰名门，愿结秦晋”等，下方落款为“眷姻弟×××暨子××现年××岁顿首”，最后写上年月日。女方的大启内容多为“谨遵玉言，愿结秦晋”、“幸借冰言，仰答洪章”等，下放落款为“眷姻弟×××暨女××现年××岁顿首”，最后为年月日。

在古代，大启与如今的结婚证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双方互传大启后就表明共同认可这门婚约，男女已成姻眷。此时，双方的婚姻关系算是得到社会的公认，哪一方提出退婚都是不道德的。

三、送日子

送日子又称看日子、查日子、送好、送娶牌等，相当于古代的“请期”。所谓的“请期”，就是男方在选定了婚礼的举行日期后求得女方的同意，此时还要送聘礼。

通常情况下，送日子可分为要好、看好和送好三个步骤。

“要好”就是在结婚前选择吉日，比如二月二、六月六等双月双日。通常情况下，由媒人到女家讨要女方的属相、八字。对方则将写着“坤命×相×月×日×时生人”的红纸条交予媒人，由其带回男家。男家根据女方的生辰八字，请人择定结婚的吉利月日。

“看好”主要是找出行嫁月、吉日良辰和喜神所在的方位，同时算出迎亲、送亲者是否存在属相上的忌讳。

“送好”是告知女方嫁娶的好日子，同时送出聘礼。通常情况下，选定吉日后男家要将其写成婚书送往女家。所送聘礼多为红衫、蓝袄面、戒指等，需用红包袱包好，上面Сhā着柏枝，意为“长命百岁”。

第五章 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11）

女方接到写有吉日的婚书后，就开始整理嫁妆。男方也要收拾新房，做好迎娶的准备，同时通知亲朋好友。亲朋好友接到通知后便开始送喜礼。向男家送的喜礼通常以“­色­”为单位：一对­鸡­、一刀­肉­、一对鱼、二斤粉皮等都算作“一­色­礼”；向女家送喜礼称作“填箱”、“添箱”或“添花粉”，一般送衣服、被褥、布料等女子婚后所用的物品，也可以送钱，称“压柜钱”。但大多数人送果盒：方形木匣内放着半斤或一斤糕点，通常为糖果和柿饼等。如果是上好的糕点，就会连同果盒一起放到柜中，作为新婚之夜新郎新娘的餐点；剩下的食品放在食盒里，作为新娘婚后拜见长辈时的礼物。男女双方的喜礼都要记入账簿，俗称“喜簿”，以作将来还礼的凭证。

临近婚期，男家要向女家送催妆礼，也称下催妆、下催妆衣。同时探询女家送嫁妆、送亲时的人数和­性­别，以便早做准备。催妆后的第二天，女家要送嫁妆，也称“送艳房”。以前的嫁妆多为两铺两盖、箱柜、桌椅、脸盆、座钟和长命灯（一对）等。多数情况下，嫁妆由女家送，由男家来抬的只是少数。

送嫁妆时，女家派两个男­性­亲戚跟车，称押车、挂帘子。媒人则坐在车上，称“压车头”。男家接到女家的嫁妆后，就要加紧进行迎亲的准备。

四、铺房

铺房是一种旧风俗，指布置洞房的最后工作。《明史·礼志九》记载：“亲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陈设于婿之寝室，俗谓之铺房。”

通常情况下，当女家送嫁妆到男家后，女家的姑嫂姐妹就要帮忙婆家的人摆设新房。铺房包括安床和铺床，讲究非常多。比如：安床讲究床安置的方位及走向，床应紧靠东墙或西墙，因为这两边为山墙，靠墙便是有靠山；铺房的人必须“命好”，而“命好”的标准为“多子多福”，寡­妇­、无生育能力或生育少者不能参与铺房。

五、迎娶

迎娶俗称喜事、娶媳­妇­。­操­办喜事的头目称总管或大总管，为了与丧事中的总管有所区别，人们称其为红总。婚礼的大小事宜均由他按照主人家的意图妥善安排，如写对联、下请柬、启用车轿、请乐队、请厨师、请账房先生和勤杂人员、安排迎亲、送亲、宴客等等。喜事办得是否红火、花钱是否得当、亲朋是否满意、礼仪是否周到等，都要看红总的能力。因此，红总在婚庆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常由村里懂得礼仪的长者担当。

婚礼前要下帖请客人，部分客人还需要用马车、地排车或者胶轮小推车去接。只有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结婚的准备工作才算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