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写了读后感，无处发表。那好，我就给发表在这里吧。另外，今天114上那位跟我聊天的朋友，我答复你的问题不周，抱歉啦。看来今后公共汽车也不能坐了，我也不属于老幼病残孕，可现在坐四五次就碰上一次给我让座。以后还是多打车吧，让左派朋友骂我是资产阶级好了。等俺有了钱，买两个教授，一个左派，一个右派，让他们整天掐，掐掐掐，掐死你的——温柔。

在体制上行走，在行走中反思

——读孔庆东文集有感

胡佳

我们需要行走，

就好比是天空中飞翔的鹰在地上歇息，

更好比是要出征的鹰在积蓄能量。

在行走中，我们首先需要物质的给养——衣食住行；

在行走中，我们还需要­精­神的给养——文化；

在行走中，我们更需要的是获取能量——知识。

这给养、能量哪里来？

我们不断飞翔、不断创造得来。

我们需要在体制上行走，因为我们想飞得更高、更远。

我们需要在行走中反思，因为我们想飞得更长、更久。

前几日，我在书店发现了孔庆东新出的这本文集《47楼万岁》。近来我不大读文学作品，据说孔的大作很受读者欢迎，并且这本又是几部大作的­精­选辑，所以乘兴开始拜读。

尽管还未读完，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甚了了，但作为一个鲜活的、真实的人，我很喜欢。这种喜欢比崇尚实在的多，有益的多。

读他的作品，我着实不十分清楚是在品读这文字呢，还是在品读作这文字的人？也着实不十分清楚是在品读文字中的人物呢，还是在品读文字中的现实？那文字、那人物、那现实，一如他本人，历历在目，有滋有味。

仅此而已？不。

读他的作品，我着实不十分清楚他是研究文学——现当代文学、流行文学、西方文学、古代文学呢，还是研究社会学、史学？思来想去，我把他的作品定义为“反思文学”。反思什么？反思他所见到的，所能反思的一切也。

就此而已？否。

读他的作品，我着实不十分清楚他是左派呢，还是右派——注重个人自由解放？也不十分清楚他是有神论呢，还是无神论？读到《人文学者的道义身份》中的“铁肩担了道义，妙手才著得文章”时明白了，“道义”是他的尚方宝剑也。

到此为止？no。

读他的“反思文学”，我着实不十分清楚它是属于­精­英文化呢，还是属于大众文化？也着实不十分清楚是这个反思文学影响了我们大众呢，还是我们大众培养了这个反思文学？

在《鲜活的恐惧》中，有这样一段反思：恐惧是人类最基本和宝贵的品质，有恐惧才有文明。今天的人们，用科技和“智慧”武装到牙齿的人们，一天比一天肆无忌惮了。失去了恐惧的世界，是没有上帝的世界，最终还会是没有人的世界。

反思和恐惧是孪生兄弟，所以失去了反思就等于失去了恐惧。

正是有了这反思，不断的反思，倍受关注的中国崛起，从片面单向的经济崛起，转向了全方位的崛起——注重文化内涵、注重科技创新，注重体制创新、注重环境友好、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等等。

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反思作为一种文化似乎只是­精­英阶层的专题专著，离大众文化这张餐桌越来越遥遥相望了。

正象《蔡元培的矛盾》中说的那样，社会的核心是体制，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降临上。所以我们寄托在了这个体制的研究完善上，于是体制的厨师们越来越­精­英化，大众越来越不“厨师”了。

体制就如同佳肴。吃惯了咸的说它淡，吃惯了淡的说它咸；吃惯了甜的说它苦，吃惯了苦的说它甜。

所以哈耶克说“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一生的成就是对哈耶克这句话的最好诠释。他是其学术理论的领军人物、代表人物，还是经济通俗读物天才写手。他参与公共事务，对各种事情发表意见，而且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他为《新闻周刊》固定专栏撰稿20余载，他主持创作的电视系列片使他家喻户晓。

人们往往不能分辨到底是他影响了大众呢，还是大众培养了他？更不能分辨是他推动了时代呢，还是大众推动了时代？

对于这个反思文学，最好我们不能分辨是它影响了我们大众呢，还是我们大众培养了这个反思文学？但是我们一定要分辨出历史和时代究竟是谁在推动。

以模仿求解放

今天工作累累了，不写流水账账了。

贴一篇《47楼万岁》里的文章，可能稍微晦涩了些，就算调剂一下风格吧。贾岛说：“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小贾同学未免有些撒娇，还是钱钟书说得好：“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我想钱钟书这样的老智叟，恐怕总是话中有话滴，他说的那“另一个人”，是谁呢？

以模仿求解放

博埃默（ellekeboehmer）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已由盛宁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尽管这部书讨论的主要是以英语写作的“关于帝国的文字和反对帝国的文字”，但仅凭这一点已足可使它拥有全球­性­的意义，因为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统治与被统治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两种最基本样态。特别是在后现代、后殖民、后文字、后后后的今天，寻找一个不战而逃的自由后门，诱发着所有没出息的国家、没志气的民族、没节­操­的知识分子的渴望。博埃默以其宏赡的文本分析和颇富穿透力的梳理焊接，似乎隐隐启示出这样一幅图景：驾模仿之舟，达解放之岸。

不论在种族革命还是在社会革命的巅峰期，“不自由，毋宁死”都是一句最使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女权主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胜利，大概就因为不曾喊出“不女权，毋宁死”。然而作为统治者代表的罗斯金却在1870年的就职演说中斩钉截铁地宣布：“不统治，毋宁死。”因为“命运之神已经降临，这是一个民族所能接受或拒绝的最崇高的命运。”统治与被统治就是这样一场生死搏斗。不要看英语国家大义凛然地痛斥纳粹法西斯时那副装腔作势的模样，英语国家所残害和棱辱的生灵，比起纳粹来，只多不少。区别只在于英语国家更机智、更伪善、更怀柔。英语国家最终控制了这个星球的每一棵小草和每一粒脑细胞，并不是依靠王八盒子万人坑或者毒气室集中营，而是依靠文本。殖民主义最成功之处就是把自身完全演变为一种文本运作，这种文本运作的结果使得殖民者可以酣然高卧甚至打道回府而殖民地依然跳不出他的掌心。战后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浪潮在一定意义上解放的不是被统治者，而是统治者酸痛的双臂。“后殖民地”也即所谓“前殖民地”对殖民者的依赖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更加发自肺腑。就连台湾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因为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腐败而真诚怀念日据时代。此中的奥秘在于，殖民统治是跨地域跨种族的收集信息和行使权力的行为，而书写恰恰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有效的工具。

对于殖民者来说，殖民主义文本支撑了他们本已乏味衰朽的生存。那些历险记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勇气，那些奇闻异俗激发了他们思想的胃口，殖民者的自我在殖民文本中进行着多向度的膨胀扩张，他们的生命由此获得了鲜活的期盼。在殖民主义的文本中，殖民者一步步走上神坛，他们开发、保护，他们施恩、拯救，他们是正义和良知的化身，他们永远不可战胜，他们即使忏悔，也显得异常高尚，使受众热泪滚滚。殖民主义文本坚定了殖民者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满怀真挚的理想，去采集殖民地的生物标本，去测量非洲少女的Ru房和中国女人的小脚，去剥下敦煌的壁画，去运走孟加拉的佛像，去把“民主”和“科学”传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与殖民主义相对抗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民族主义的思想策略与殖民主义虽然方向不同，但结构一致。民族主义所张扬的本土历史，种族宗教和传统文化，恰恰成为殖民主义合理­性­、优越­性­的扎实注脚。民族主义的最高纲领就是按照殖民主义的价值标准赶超殖民者。如博埃默所说：“从殖民者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学程式和文学话语被挪用、转用、调离中心、杂交混合。”当欧式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东方成为文学的中心类型后，欧洲人放心地撤走了总督和驻军，因为离开殖民主义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东方人已经根本找不到第二种生存。

民族主义在战后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两难困境，即越是实现自我便越是迷失自我。最优秀的民族主义学者一般都要­操­两套以上差别很大的语言，这导致他们拥有两套以上的修辞体系和思维模式。民族主义作家逐渐采用了殖民主义的文类范畴，如冒险故事，拯救故事，忏悔故事等。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在殖民主义的厅堂里获得了席位，如果他们附带有较多的“本土情结”，那就会得分更高。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西方思维模式的中心地位，相反，它使西方模式更坚信可以通过永恒的自我复制存在下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现代主义表现出来的西方自身的变革焦虑，到了战后，却借助民族主义的崛起而涣然冰释。西方现在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东方正像日益加速绝种的生物一样急剧萎缩，全世界都将变成西方，如南迪（ashisnandy）所云，西方“到处都是，不仅在西方内部，而且也在它的外部：在结构之中，在思想之中。”西方将会由于失去了整容的镜子而不得不进入自己的风烛残年。

民族主义的历程是充满佯谬和辛酸的。他们终将发现，不论本土化还是世界化，都是一场幻梦。独立与革命，都是一次愉快或痛快的自我丧失。但是民族主义在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的过程中，却在最后一刻发现了一抹再生的曙光，那就是殖民主义毁灭的是真正的自我，而民族主义毁灭的是一个模仿体，是一个假我，或者说，毁灭的是一个文本。文本的毁灭只是一种世界排列组合方式的毁灭，世界有可能依靠其他的排列组合方式再生。用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言壮语，可以表达为：“被压迫者失去的只是文本，他们得到的将是另一个新世界。”

然而，由模仿而解放毕竟只是一个假设。模仿所具有的颠覆­性­业已为文学史和文化史所证明，但颠覆之后是不是解放则未可知。纯粹由模仿构成的文本想必是不存在的，后殖民文本所具有的那些原创­性­的因素往往被后殖民批评所忽略。博埃默意识到自己的著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帝国的味道”，他似乎比较乐观看到后殖民写作的成熟，这不禁使人又凭添了一道疑虑：倘若解放本身也是模仿的，人类将何处逃逸？

或许模仿本身便是解放。艺术的本质，人­性­的本质，本来就是模仿。

（本文不仅是一篇书评啊）

记得那人同坐

登上南航的cz6220航班，夹在红男绿女大包小裹的队伍里往前走，忽然身后的空姐叫住我，把我安排到了头等舱。我以前也坐过头等舱，但都持的是头等票。今天居然持普通票而享受头等舱，心中顿生腐败之感，不禁惴惴焉。想起赫鲁晓夫母亲的一句话：“儿呀，这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好是好，可共产党要是打回来，咱可咋办哪？”

抛下了领导和同事，独自坐到头等舱，三位空姐便轮流前来嘘寒问暖，格外垂青。原来该机组竟然都是我的粉丝，我一进机舱便被认出，机长遂命令将我隔离起来，单独囚禁也。

起飞后，自然免不了为各位空中天使签名，不过餐饮都给了我双份。我其实一份就饱了，但想起头天课上讲的鲁迅《在酒楼上》，吕纬甫为了不让阿顺姑娘失望，硬是灌下了足够自己吃一天的一大碗荞麦粉，我也就不枉人家的心意，把两份都吃了。个子高高的空姐问：“孔老师再来份儿米饭吧，牛­肉­的。”我连忙作揖：“饱了，饱了，真的不要了。”眼睛亮亮的那个空姐说：“我和我老公都喜欢读你的书，也喜欢看你的讲座。我们机长一会要来找你请教呢。”

大约飞了一半，机长来了，是个活泼的小伙子。我们谈了些大学和读书方面的事。飞机要下降时，他很有责任感地站起来，回到驾驶舱去了。

我在韩国的时候得知，飞机在头等舱不满员的情况下，机组可以安排普通乘客移坐过去。但今天对我的优待，显然是因为他们发自真心对我的喜欢。我从小就是“名人”，在我所生活的每一个圈子中，都受人瞩目，时间长了就煮得麻木了。但近年来此类情况的出现，使我暗自悚然，我隐隐觉得受之有愧。我真值得这般厚待吗？我想起博客上一位朋友批评我的话：因为你是孔庆东，所以你就不能发火！我当时心理上并不接受，凭什么我孔庆东就不能我行我素地活着？但此时此刻，我理解那位朋友的心情了。他，还有跟他一样态度的朋友们，并不是对我苛刻，而是真心对我寄予了某些希望。我如果坚持不从普通舱移到头等舱，那未免多少有些装蒜，他们并不因为我赖在普通舱就把我混同于其他乘客，除非他们没有认出我。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不完全是“我”，而是那个似我非我的“孔庆东”了。说句矫情的话：我恨“孔庆东”。

然而我却真的愿意坐普通舱，正如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坐公交车，喜欢吃小饭馆。我特别喜欢我们哈尔滨的美女穿着几万元的水貂皮草，提溜着蒜茄子去挤公共汽车。我上大学时就宁住十人的宿舍而不住六人的，后来有了跟留学生同住双人间的机会也放弃了。我太愿意坐在三教九流的兄弟姐妹之中了，感觉那真叫“如坐春风”。用东北话说：“一块堆儿坐吧，装啥王八犊子啊。”

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点绛­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金农有首题画词曰：“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许明宵共泛舟？”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怀着这样的思绪走在冰城的街头，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认出。东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脸对脸逼上来问：“我昨天看你跟窦文涛在电视上啊，怎么一下跑这儿来啦？你，你是你吗？”

我忘了带墨镜，便俯首钻进一条胡同。不料一声责问扑面袭来：“你还要往哪儿走啊！”抬头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潘冰——现在是锦绣电子的潘总。便到她的办公室同坐了一会儿，拿了上次聚会的合影。聊起她当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给取的外号“为爱情”，还有白泉、王军等。潘冰说找到郭伟啦，还说赵晓明从加拿大回来，戴个绒线帽，模样几乎一点没变。可惜我不能多坐，一连串要办的事情等着我。告别了开始发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个小瓷娃娃似的，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

到哈尔滨是路过，只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空闲。给几位旧雨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关机。王老善办公室没人，手机说是空号。老倪更绝，全国百强城市里大概只剩他一个还使用呼机，人家寻呼台为他一个人还得开着。于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时的愿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头买了份号称中国比萨的“乡巴佬烧饼”，挤着买的人很多，哈尔滨人喜欢扎堆儿。烧饼确实风味独特，软脆酥香。边走边吃，一面想着从小到大曾经同坐过的亲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恋人……几句词漾漾地涌上心来：“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几声彩铃打断了我的迷思，低头一看短信：“­干­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灯突然亮起，乃发现烧饼已经吃完了。我轻轻地舔一舔双­唇­，不留下一粒芝麻。

袅悄地俺走啦

大中小

2006年3月16日星期四农历丙戌年二月十七晴

今天超忙，好像过了48小时。

上午去昌平办事。中午吃的兰州九叶拉面，我问服务员兰州拉面的特点是什么，居然答不上来。我说告诉你，记住了：兰州拉面的特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小姑娘红着脸说记住了。我一边吃一边想，自己这个臭毛病怎么就改不掉呢，走到哪儿都忘不了好为人师。

中午鲁花生抽发来短信斗嘴，被我一顿生抽，老实了。

下午跑了党委人事办、招生办、行政办。复印资料，一个文学爱好者来系里求师，我给作了解答。到教师休息室备课。高远东兄通知我26号有事，然后我俩分别去上课。

今天讲《在酒楼上》，特别讲了吕纬甫跟鲁迅的关系、绍酒跟鲁迅、变与不变、酒楼上看废园等。我当年给余杰写的序里所讲的“同赏废园的红花”，典故就来自此篇。课后仍是许多同学围着提问。张祎林、肖立萃都来听课了。还有学生送我一套连环画，也没顾上好好地谢谢她。

课前介绍了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樊骏是跟严家炎先生同辈的现代文学大师级学者，是严谨认真的楷模，兼具慧眼与慈心。现在身体不大好，从他题写的赠词上，我仿佛看到他对我的微笑。

《中国新闻周刊》第5期上黄艾禾的《蔡元培的北大时代》写得不错。

《海内与海外》1月号上发表了王­性­初的《灶之忆》，颇有深情。

今天的《人民政协报》李有唐先生的文章说，段祺瑞的“执政”这一职位，是章士钊发明的。确实聪明。段祺瑞随后请章士钊当了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收到马振方老师的《在历史与虚构之间》。马振方是我们系的小说理论家，自己也能写小说，理论与实际结合做得相当好。我小学时候读过《茂青参军》，还能给同学们讲。上了大学，听了两个学期的马振方老师的课，居然还不知道作者就是马老师。后来读博士生，才从严家炎老师处知道的。马振方一是在小说理论方面有独创，二是对《聊斋志异》研究得­精­微。我曾给他起过外号：马聊斋。还能背诵他讲课的一些经典台词，比如：“驰想幻域，映照人间”什么的。我博士资格考察时，马振方给我出的题目是三国与水浒，恰好是我的强项，得了85分，当时罕见的高分。我博士毕业请老师们吃饭，实实在在地点了一桌子大鱼大­肉­，马振方老师捏着近视镜，故作严肃地说：“孔庆东你这点的都是什么呀？一盘子一盘子黑糊糊的。”把我们都逗乐了。我后来请老师吃饭就以清淡为主了。这本新书里主要收的是马老师对历史小说的评论，有些我已经在报纸上看过了。另外还有对电视剧的评论，看来马老师退休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对《天下粮仓》的评论很见功力，我颇受启发。

课后跟张祎林谈出版问题。电话短信不断。上海、西安、沈阳等地纷纷邀请，可是分身无术，只好拒绝。电视台和报纸的采访今天也谢绝了四家。晚上唐师曾电话邀请讲课，开口就自称唐老鸭，并且说周国平已经由夫人做主答应了，我只好答应了唐师兄。这是今天唯一的一份。

晚上疯狂阅读了两个小时，然后收拾行囊。明天一早出发，今晚到博客上晃一晃吧。假如我一个月不来东博，书院会怎么样呢？哪天试上一试。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博客无主，自有日月高悬。好，袅悄地俺走啦，睡两觉，俺再袅悄地来！

半夜­鸡­叫

新浪博客通知说，今天他们打算半夜­鸡­叫，不让咱们夜里来半工半读了。这新浪公司也真是的，白天都闲着一堆一堆看博客，夜里却总是聚会——­干­脆改名叫“夜总会”得了。

因为后天要出差，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来博，所以今夜戒严之前来看看。贴个《47楼万岁》的实物封面，与上一个封面pk一回吧。

谢谢某博友给我寄来的大枣。蒸在玉米面饼子里，就着白菜豆腐酸辣汤，美得很。

来东博书院的人，我基本不认识，但却仿佛认识了。而生活中我认识的某些人，我其实并不认识。东博书院的访客，赞我批我，知我罪我，私我骂我，绝大多数出自真心，因此我感到亲切。甚至有时候误解也能拉近情感的距离。

今天是“三·一五”打假日，我知道，亲眼看见的，未必是真；山重水隔的，未必是假。庄子说：“以神遇不以目视。”让我们超越我们的耳目，贴近我们的心灵。在这子夜将临的时刻，你读着我的博客，而我听见了你的心跳，那般的纯净，那般的青春。呀咕嘟！

47楼万岁！

2006年3月14日星期二农历丙戌年二月十五晴

昨天下午去做“锵锵三人行”，梁文道果然文雅又厚道。翻了翻香港《壹周刊》，我说这是“正宗的八卦期刊”，梁文道说没错，在香港是家庭刊物。傍晚梁文道要赶飞机，而我要赶赴高三八班聚会。王敏召集，李静、洪舟都先去了。我通知了二猛，不巧刚刚回哈尔滨办事去了。郑犊子在国外，电话不通。郑绮摘了眼镜，大家都觉得漂亮又大方。她女儿成书冉的名字是我取的，看照片已经是个聪明活泼的中学生了。旅长从澳洲赶来，被我一顿挤兑，猛揭她的马大哈老底。这家伙竟然连“脚滑子”都忘了，着实该打。洪舟减肥显著，居然可以冒充“帅叔”了。美国朋友孙妹妹姗姗来迟，指责我只要旅长回国我肯定参加聚会。孙的女儿杨沁园的名字也是我取的。最后从深圳飞来的是张拐子，妙语连珠，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我多次跟媒体说，我在同学里根本不是最幽默的。我们高三八假如有三分之一考进北大，那今天的中国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啦。

今天中午跟缔造文化公司的吴总商谈语文问题时，巧遇唐博人。他在跟北大某领导谈话。我读本科住32楼时，楼里的清洁员老唐夫­妇­是我的老乡，非常勤劳善良。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传达室的小屋里，小唐就是他们的儿子，身强体壮，非常有志气。我组织全楼同学捐款，给他们买个小黑白电视机。我还鼓励小唐，将来一定要有出息，别看这楼里都是北大学生，将来可能有一半都不如你。前些年的某一天我走在路上，一个英俊的青年驾车停在我身旁叫我，我一看，原来是小唐，他已经成了“企业界人士”了。后来，我又路遇老唐夫­妇­，谈得很亲热，他们住在儿子给买的商品房里，幸福地过活。今天，30多岁的小唐已经成熟、­干­练得跟博士毕业似的了。我想起大四那年的除夕，我没有回东北。小唐用自行车拉来一大箱鞭炮，说是“崩崩穷气”。二十多年过去了，真可谓是“功不唐捐”也。

收到三本张曼菱的书，一本小说，一本随笔，一本评点红楼梦。这位云南才女确实值得佩服。她写道：“常令人叹息的是，现在许多受过压抑和还在受压抑的，自命为‘自由人士’的学界人士，脑子深处依然是专制的，有霸气，动辄要用一条或两条定律来为人为事判罪定­性­。”“为什么我们只能爱一个接受一个？为什么不能李白杜甫我都爱呢？”不愧是北大才女的文字。

《47楼万岁》的样书送来了，封面颜­色­原来是比较清浅的，不像我贴在博客上的那么深。那就顺便把该书的自序贴在这里，算是今天博客的尾声吧。

47楼万岁

——《孔庆东­精­选集》自序

地种多了，就有涝有旱；菜炒多了，就有咸有淡；手牵多了，就有恩有怨；书写多了，就有丰有歉。

一转眼，连写带编，我已经出版了十几本被叫做书的印刷品了。尽管好心的媒体热烈吹捧，善良的粉丝天天夸赞，但是我自家心底明白，每本书里都不乏水分、差错和谬误。除去那些胡搅蛮缠不识数的酷评家以外，也有若­干­正经师友和读者或直言或委婉地对我进行过批评指教。比如高远东师兄就点出《四十不坏》一书里的可读­性­文章明显少于以往之作，我当即俯首承认。我过去经常以所谓“主打”文章的一俊遮百丑来辩解和宽慰，可是随着“孔氏书目”的不断增加，许多普通读者已经开始搞不清哪些是我的文字了，甚至有个别网站把李零老师的力作《花间一壶酒》误认为是我的，令我汗颜久之。每每有读者来信索求某部已经绝版的拙作，更有读者抱着七八种我的书来找我签名，并追问还有什么“大作”。我想起高尔基在书店当学徒时，看到老板用各种《圣经》和《赞美诗》的版本去欺骗读者就良心不安。我也想赶快整理一下旧作，删繁就简，莫再误导良民。

于是便萌生了编一本­精­选集的歹念。我把以前的《47楼207》、《空山疯语》、《井底飞天》、《黑­色­的孤独》、《口号万岁》、《四十不坏》这几本流传得比较滥俗的“杂文书”­精­兵简政了一番，选出其中影响比较大、流毒比较广的一批麻辣烫文章，合成了这部所谓­精­选集。­精­不­精­，要由读者说了算，因为有的文章，老李说好老陈说差，我就一概以“影响很大”给收了进来。因为不愿意另外取名，就羊头嫁接狗­肉­，弄了个投机取巧的简称——《47楼万岁》，也算是讨个口彩吧。

为读者着想，一册《47楼万岁》在手，上述那6本注水的滥书基本不用再买。不过声明一点，我的评论韩国和评论金庸的文字这里没有选，因为前者有源自《独立韩秋》的《匹马西风》，后者有《金庸评传》和《笑书神侠》，再选就重复了。故而本选集的特­色­是：以天真加纯情为鸳鸯锅底，涮的是荒诞肥牛加糊涂上脑，外配鲁莽小料和辛酸醒酒汤，只管开胃，不管减肥。不怕撑着的您就下家伙吧。

编排这部选集时，我不顾家务劳动繁重，努力克服中年痴呆症，校正了许多错别字，恢复了被书商和编辑删去的若­干­词句——比如他们把“庄谐杂出”弄成了“和谐杂出”，还有一家出版社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昆乱不挡”这个词，认为是我瞎写的，非要给我删掉，气得我离家出走多日。总之我是力求经典一些，万岁一些，起码要比北大那座47楼长寿些啊。记得被中央电视台“名校名师”栏目专访时，主持人最后使了一招请君入瓮，让我用“那该多好啊”说一句话，我挠了挠头，说的是：“假如我是全中国最差的老师，那该多好啊！”现在我则想说一句：假如这不是一部选集，而是十多年前我一出手就写出的第一本书，那该多好啊！乌拉！

又得偷懒半日闲

今天忙家务，而且晚上去辅导了高三九班，所以这里偷懒啦。大家喜欢我写的少儿年代的事情，那以后有机会再写点。关于“脚滑子”的来历，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可以给介绍介绍。还有个朋友说我把钉鞋的价格写错了，我不敢肯定，记不得是什么牌子了，反正不是一般市场上卖的那些，而是国家级运动员使用的绝对高级的钉鞋。谢谢大家订正我的错误。今天贴一幅我的新书《47楼万岁》的封面，此书据说已经到书店了，我自己还没有拿到样书。这是我的一本­精­选集，最近出现的我的其他什么“作品集”，都是盗版。据说名人就必须给人喝血，倘若呻吟叫喊就是人品很坏，那我就注意继续修养吧。另外红枣下酒是不是容易鼻子出血，请懂医学的朋友给指教一下。三揩油！

无情最是台城柳

2006年3月11日星期六农历丙戌年二月十二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