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重逢老友，浓睡不消残酒。

脑袋跟隔壁吴老二似的，不用上弦就自己发抖。

29年没见面了。哈尔滨市进化小学现如今已经不存在了。金子般的童年，数不清的欢笑，阳光灿烂的七十年代，都随着火锅的热气袅袅回映在空中。鲁迅说：加二斤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华兵还是那么帅，典型的东北美男子。当年我们全校只有他一个人——学校出钱给买了一双钉鞋，140元——4个人的工资啊。他是我们校的飞人。那时我们班跑得快的很多：胡波啊、杨长生啊，但都跑不过华兵。胡波有一回赛后猛喝凉水，结果喝炸了肺，结果也没什么事儿。搁现在，家长还不得要学校赔个三五十万哪。华兵1994年12月31日夜，夫­妇­俩煤气中毒，抢救6个小时，回来了。生活真好，看世间万物，寸寸都活着。我也说了89年的事儿，九死一生堪笑慰，芙蓉国里尽朝晖。

酒阑人散，回来一头攮到床上，就回到了30年前。张爱玲说的30年前的月亮，照着我失重的­肉­体，漂浮在奥菲莉亚的河上。朱自清说：“秦淮河的波太明了”，那就是多瑙河或者莱茵河吧。《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宁死不屈》、《脚印》……你们看过吗？小胡同学说：快去看海报，来了个新电影——月去刀印！孔庆东大笑：哈哈，是脚印！我们翻进23军司令部的高墙去看电影，如果被卫兵抓住，就冒充将军们的孩子。一次卫兵审问我：“你爸哪单位的？”我说作训处的。又问姓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说姓孔。卫兵大吼一声：“出去！作训处没有姓孔的。”后来就改变对策，直接说我爸是三野的，卫兵听不大懂，往往放行。可一次去看《原形毕露》，为掩护同学又被抓住，审问我的是穿四兜军装的中年军官，一听我爸是三野的，顿时不屑地说：“三野的跑这儿撒什么野？这是四野，懂不？”我一听也火了：“四野有啥了不起？不就是林秃子的部队吗？我爸他们三野是打淮海的，上海、南京都是我爸他们打下来的，我爸见过陈老总。你穿四个兜牛个啥呀？我长到你这么大，我穿八个兜！”那军官一听笑了，说进去吧，小王八犊子真他妈牛！其实我爸是后续渡江部队，没有参加过攻城。我心里是很佩服四野的，从我爸的谈话里也可以听出，他们老三野的对四野也是英雄相惜的。爸爸有个朋友张叔叔是四野的，当年困长春时是排长，他说长春不完全是和平解放，自称亲手俘虏过曾任新一军军长的东北保安司令郑洞国，可上边为了政治需要，把抗日名将郑洞国算成起义。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张叔叔抚摸着残疾的腿说：“我这条腿白他妈瘸啦，凡是被我俘虏的，现在都过得比我好，早知道我一人给他一个卫生球。”我爸就笑张叔叔，说你们四野不懂党的政策。其实我看三野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爸喝酒高兴时，说他们驻扎在南京苏州那阵子，许多解放军看戏听评弹不买票，康生为此批评过陈毅，我爸还参加过纠察队专门收拾那些军纪涣散的家伙。我爸还说，南方好是好，就是一天到晚吃大米，真遭罪。我一听这不烧包吗？我最爱吃的就是那每人每月供应二斤的大米啊。

30年前的月亮，照在哈尔滨冰封雪飘的大街小巷上。我们滑着“脚滑子”风驰电掣，那是一种介乎冰刀和滑雪板之间的滑雪工具，现在的孩子们都不会做了。我们上午读书，下午玩乐，有时去学工学农学军。夏天拣榆钱，冬天积肥。我五年级时，承包了一个近郊生产队的牲口棚，成了积肥超千斤的模范。劈柈子、挖菜窖、脱坯、盖小棚子……一个市民的全部劳动技能，我们从小就掌握了。我对华兵说：“这算不算素质教育？相当于小提琴几级？”姜昆也是在黑龙江兵团学会了劈柈子，一次他在电视上徒手表演，别人怎么也猜不出那是什么动作。我最喜欢劈老榆木疙瘩，把盘根错节的大树根最后劈成冰棍般大小，堆成一座小山，浑身汗出如雨，邻居们无不夸赞。

但­干­其他活，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同学各具特长，也各有各的意趣。腾小甦后脑勺是平的，我们叫他“板儿头”，他爸是师长，他家老吃大米饭炒土豆丝。程滨他爸好像是团长，南方人，一次威胁两个儿子说：你们再不听话，我就把米饭都吃光！程滨他妈一次给我们班代课，用山东话朗读《小英雄雨来》，大家都笑，我却觉得这么念更有味道。张少铭家住通讯营那边，喜欢讲故事，但有个口头禅：“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呢……”董巨峰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声调一致，上课又不专心，老师一叫我，他就慌里慌张地站起来。李老师厌烦地说：“谁叫你啦？光腚骑摩托——你的瑟啥呀！”李老师说话有时候不大文明，但对学生心肠很好的。我们最喜欢的恐怕还是王树香老师，人字俱佳，对学生有威有慈，大字报写得整整齐齐，从不霸占其他班级的墙壁。

会吹黑管的是于凯，写字特别好的是于子军，生字老师让写一行，他却写十行。他姐姐叫于抗美，我说这名字不好听，“抗美”就是“爱丑”的意思，他姐听了十分自卑，见了我总是很沮丧。魏瑞祥和阚秀朋是我的死党，我跟他们的事迹以后要专门写成小说的。焦洪山住在“小草房”那边，他爸用山东话喊他吃饭：“洪山——家来！吃烧饼——蘸红糖！”我们经常模仿着戏弄焦洪山。栗荣亮的事迹我已经写过了，我们班最淘气最马虎的同学，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上大学后一次回哈，给家里买煤，煤厂的营业员正是他。他很激动地指挥手下，给我多装了不少又大又亮的鹤岗优质煤。临别时他对我说：“老孔，听说你们北大一毕业就是工程师啊，一拿就一百多块。没啥说的，别忘了哥们儿啊。”

后半夜头疼，醒了一阵儿。找不着四肢五体，就又睡过去。小时候梦里要上厕所，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急得要命。后来想起有家邻居的煤棚子上写个大大的“女”，不知他家从哪儿偷来的。那时从单位往家拿边角料没人笑话，但破坏公共设施则属于下作。马路对面是公交车库，我们经常去恶作剧，把无轨电车的“辫子”给拽下来，但从来没有破坏过电车。

起来吃了一碟番茄拌红枣，头还是晕。30年前，哈尔滨儿童公园有全国唯一的儿童铁路，围着公园整整一圈，从站长司机到票务乘警全是小学生。还有旋转木马，一上去就转得天翻地覆，世界宛如万花筒。忽然木马停了，木柯烂了，乃发现，下岗的下岗，上访的上访，喝血的喝血，喝汤的喝汤。于是模仿某大师，俺也创作一首古诗如下：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水浒传》云：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门关上，把拴拴了。俺却道：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阿巴拉古！

南京记者不等于南京人民

今晚要跟小学同学聚会，提前来瞧一眼博客。发现南京记者很生气，先是造谣说我看不起南京，然后以为维护了南京形象就等于南京的媒体是一贯正确的。郁闷多日的君子们也顿时兴奋，赶紧趁机发泄宿怨。唉，好玩好玩。南京多次是亡国之都，这是历史事实，不是谁的诅咒啊！其他城市也亡过，不等于南京就没有亡过啊。在国民党手里不就丢过两次吗？即使批评了南京，也不等于就是表扬北京啊。你们那么疯狂地咒骂北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徒显逻辑混乱而已。我对北京的意见更多，感谢你们帮忙吧。其次，亡国的首都不等于就是不好的城市，能够当首都就已经证明是一流城市了，亡国的因素多了，怎么揭一点伤疤就那么恼羞成怒啊。其实还是记者匿名故意挑拨而已，转移自己新闻水平不高的问题，把话题变成关于南京好不好的争论。退一步讲，不能当首都的城市又怎么啦？不能当首都就不是人住的城市啦？我看牡丹江也不适合当首都，深圳、温州、少林寺、吐鲁番，都不适合当首都，人家怎么不恼火啊？曾经被攻破的首都多了，岂止南京北京，这并不妨碍南京人民北京人民的英雄形象啊。怎么看出我否定了南京的形象呢？本来已经写了一篇赞美南京的短文，这回不能发表了，免得似乎俺故意讨好那些年轻气盛的记者似的。你们的报道写得基本不错，俺已经肯定了，只是说题目耸人听闻一点，俺也没找你们总编计较，只是在这里开个玩笑，你们就火了，还说俺没有雅量，不够宽容，你们这不是更让南京人民笑话吗？是谁心胸狭窄啊？以后记住了，谁再批评调侃你的时候，就跳出来大吼一声：中国人民不可侮！那样对方就瘫软了。无冕之王么，无物之阵么，无什么之尤么。好吧，语文水平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提高的，自己写不好文章，也看不懂别人的文章，这不是南京记者的独家毛病，北京西京东京都差不多，至于乱­棒­齐下，围剿那些敢于对记者不低眉顺眼的家伙，更不是咱中国发明的。在独立思考慎重发言方面，南京记者很有必要向南京的学者、南京的作家学习学习啊。

今天既然不贴文章了，那就还是贴一篇日记吧。不爱看流水账的看客，对不起了。打听到哪里着火了，赶紧看去吧。

2006年3月10日星期五农历丙戌年二月十一晴

今天一早起来，处理积压的读者来信，吃的牛­奶­泡红枣。

昨天上午备课，读书。下午1点半，中央电视台为摄制关于丁石孙老校长的节目来采访我，在中文系的院子里谈了十多分钟。我深情怀念了80年代丁石孙当校长时，北大的自由欢乐气氛。那时我们经常示威闹事，给老丁制造很多麻烦。我们要游行去天安门时，老丁在南门阻拦，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是一旦学生被警察带走了，老丁则强硬地将学生讨回，“校内处理”。我说，什么是负责任、爱学生的好校长？老丁就是。

14点，系里开党委会，蒋朗朗书记传达本学期任务，布置先进­性­教育“回头看”工作。16点，团委学生来送稿费。大学生卫星网来请讲座。在教师休息室养神片刻，便去上课。

课上讲完了鲁迅《孤独者》。课后仍有很多学生提问。一位学生请我为其刚刚在山东出生的表弟取名，我问了时辰，回来查了查书，取名为：艾洪坦。一位来自陕北榆林的旁听者送给我一大盒红枣，我想起《理想之歌》中的诗句：“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吧，陕北的枣啊，蜜一般甘甜。”

晚上读鲁迅和其他书刊。2006年第3期的《语文建设》上社科院王灿龙的文章解释了白居易《琵琶行》中“名属教坊第一部”这句诗里“第一部”的意思，材料和推理俱佳，令人信服。2006年第3期《百年潮》里罗平汉的《桃园大队“四清”前后》是访问桃园大队原队长关景东的访谈录，很有价值。在刘少奇等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桃园的亩产量从几百斤要提高到亘古未闻的上千斤，试验田达到2000斤。刘少奇把外宾送他的电影机送给桃园，说是“作为我们全家入社的股金”。王光美化名董朴，在桃园搞四清试点，总结了“桃园经验”。关景东历年多吃多占，受到王光美的批评教育，退赔了700块钱，家里赔得什么都没有了。桃园大队现在属河北抚宁县牛头崖镇，关景东本来是半条牛起家的合作化英雄，结果一路坎坷。1931年出生，现在身体不好，讲话很实在，也比较有水平。

《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3期上美国战略家布拉德利·a·塞耶的文章《美国对抗中国的几种可能选择》很值得重视。作者是兰德公司顾问、哈佛大学研究员。文章认为美国接纳中国是不可能的，中美对抗势不可免，所以文章的重点是指出如何收拾中国。一是“对关键产业的制裁”，包括石油制裁、信息技术制裁，目的是延缓中国的经济增长。二是加强联盟，包括与印度、俄罗斯、日本、韩国的双边联盟和建立一个“亚洲北约”的多边联盟，“从而使中国的防卫任务变得更加困难”，特别突出的是要阻止中国统一，“确保台湾的独立”。三是“维持军事上的优势”，这是“对抗中国的最有效的机制”，“武力威胁将会使中国的领导人举步维艰”。文章还要求美国“阻止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并援助新疆与西藏的独立运动”。作者立场鲜明，条理清晰，特别是其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情怀颇值得我们深思。最近温家宝总理针对小泉的强硬言行公开讲道：假如我是一位民选总理，早就下令使用核武器炸平日本列岛，为三千万死难同胞伸冤。此话可能情绪激动了些，但所要表达的民族尊严和义愤是可以理解的。

陆颖华老师的书画集收到很久了。陆老师是陆侃如的后代，当年教我戏剧课的，慈祥谦逊又一丝不苟，多次组织我们看戏。我的作业她给了最高分，对我很赏识的。我受哈尔滨文艺气氛的熏陶，从小就爱看戏，但大量阅读戏剧材料，还是跟陆颖华、孙庆升两位老师的启发有关的。听说有一次，陆老师搞到两张票，约自己的一位女研究生去看戏，陆老师在剧场门口等了半天，不料那学生竟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同去，陆老师只好把票让出，自己回家了。陆老师真是“母亲导师”啊，换了我，当场就把那学生革出师门了。陆老师退休后开始学习国画，16年下来，成就斐然，在日本开过画展。我看她画的花鸟和北大风景，神清气爽，幽雅绝俗。一个人拥有了美的底蕴，­干­什么都能成功啊。不晓得俺将来退休后，是修理自行车呢，还是抚摸麻将桌呢？

一位选民请我转告海淀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其胜诉判决。我打了几个电话，还未联系上。春暖花未开，大地吱扭扭响，大寨的铁姑娘，都是铁肩膀。牙可西！

信口开河的媒体

2006年3月8日星期三农历丙戌年二月初九晴

今天三八­妇­女节，也不知是“劳动­妇­女节”还是“­妇­女劳动节”。恰巧今天去清华讲座，讲的是­妇­女解放与成功女­性­的话题。清华人办事的效率明显比北大高，清华女生也似乎比北大的勤勉些。北大书屋顺便去售我的书，有几个人买了我的6种书。

收到张曼菱寄来的她父亲张进德的《人文书法》，其主题是“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书很漂亮，文质俱佳。张曼菱该算是我的大师姐了，当年读她的小说很崇拜的。不知道她有这样一位父亲，一位布衣书法家。张曼菱的自由­精­神可能也颇受父亲影响吧。

王度庐的女儿王芹老师寄来徐斯年先生的力作《王度庐评传》，这是徐斯年充满感情的多年研究的结晶。十来年前，我经白羽的儿子­宮­以仁先生介绍，去拜访王度庐的夫人李丹荃老人，她们一家非常热情，女儿女婿都是空军­干­部。我料定王度庐的作品必会大放光芒，在论文中作了重点评介。后来在韩国看了李安的《卧虎藏龙》，跟韩国朋友说八成能拿下奥斯卡，不久果然拿下了，我连夜写了第一篇评论。前年我的一个研究生将王度庐的作品与《呼啸山庄》进行比较研究，也去拜访了李丹荃一家。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人，不会永久埋没的。枯目虽无泪，痴心亦染尘。劝君勤铸剑，一蹴斩昆仑。

宋绍年老师赠我其学术力作《〈马氏文通〉研究》。我不是搞语言学的，但也颇知《马氏文通》之重要，作为百余年前的中国第一部语法著述，争议颇多。我只看了第一章，后面的匆匆浏览一过。宋老师的视野比较开阔，语言学研究而兼有人文情怀，客观的评述里隐含着学术立场和个­性­。郭锡良先生的序里说该书“堪称新意迭出”，我体会不深，但看书中的一些论见，颇能感到有的放矢之慨。

曹革成先生寄来其新作《我的婶婶萧红》和东北题材的长篇小说《四季蛮荒》。曹先生是端木蕻良的侄子，他的上一本萧红传，我写过书评《生死两茫茫》。这本新作张中良兄给写的书评我已经看过了。曹革成既是学者也是作家，有点学习端木蕻良的意思。满族多才俊啊。

《上海鲁迅研究》去年秋季号上有葛涛的《“网络鲁迅的崛起”》一文，很有价值。《今古传奇》2006年3月号有一篇写金日成的《三千里江山不倒的红旗》，立意很不错，但材料有点杂。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金日成派遣去刺杀朴正熙的31人突击队，都摸到青瓦台总统府了，不幸暴露被围歼，只有队长血战逃回，后来成为人民军高官。而朴正熙也组织了一支31人的突击队去刺杀金日成，不料突击队发动起义，直扑朴正熙官邸，结果全部死难。

美国作家王­性­初先生寄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对我的专访：《“北大醉侠”孔庆东》。一张剪报，纸短情长。

《47楼万岁》已经上市，我还未拿到样书。哈尔滨邻居林卓老弟写来长信，痛斥社会黑暗。工人阶级的正义感。

近期的读者来信比较多，没有全部回信。晚上换了灯泡，心里亮堂了许多。

南京各媒体对我金陵之行的报道，多数是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同行的朋友说，幸亏采访时在场，终于见识了什么是歪曲捏造。我说人家记者要吃饭，不造个谣点个火怎么吸引眼球啊？只要对我没有太大伤害，就帮助他们混碗饭吧。鲁迅早就指出了海派新闻的实质，越是标榜“民主”的社会，新闻就越胡作非为，只对自己的饭碗负责的媒体环境中，读者要知道真相比登天还难。他们无非是报道我批评金庸、批评张纪中之类的，比如我明明说的是电视台没文化，《百家讲坛》是电视节目里最有文化的，可是报纸的标题却成了孔庆东怒斥百家讲坛没文化、孔庆东说金庸是葛朗台等等，只当读笑话吧。不过大部分内容还是真实的，比如一位80岁的刘­奶­­奶­一大早就去等我签售，买了一摞我的书，说要送给孙子孙女，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此事本身就很有趣味，所以不用篡改直接就登了。再比较一下对洪晃大姐的报道，我就更感到记者朋友对我真是一片热爱、手下留情啊。那篇洪晃的报道题目是：《谁睡了我的老公？》我一边读一边笑得不行，我说终于明白这南京为啥不能当首都，为啥谁把这儿当首都谁亡国了。

有个北京，再有个南京，中国真好。阿弥陀佛他老姨啊！

怠工一天

今天从南京回到北京。但是一回来就事务繁杂，电话信函哇哇叫，大人孩子一齐闹，吃完盐水鸭，说句哈拉少，可大眼瞪小眼地就是不睡觉。加上这几天没怎么读书，所以今天从黄昏开始连续读了5个小时算作补课。故此今晚就不写流水帐了，抄一首小诗如下，然后去看看这几天的留言，洗巴洗巴就准备迎接­妇­女节啦。向所有的非雄­性­生命问好！

小诗是大前天晚上飞临南京上空时看见莽莽苍苍的地势时信口胡诌的。就叫《飞抵金陵俯瞰夜­色­口占一绝》吧：

一城灯火尽昏黄，

虎迈龙衰两鬓苍。

遥想秦淮八百艳，

笙歌何处袅余芳。

正好，就算是给节日应个景了。万福！

斗罢艰险又出发

明晚要去南京，3月5号在南京签售，所以今天来写几句为了重逢的告别话。

首先抱个歉，昨夜俺犯了错误，过了规定时间跑到这里胡写一气，扰乱了东博书院资深长老的作息，实在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今后一定注意克服时差错乱的毛病，除了特殊情况外，仍坚持23：30以后不上博的革命传统。请中纪委各位御使大人切实监督为盼。

今天上午看金圣叹，下午到系里开会，书记主任分别布置任务。我请曹文轩老师为全国作文大赛题词，抓了他很久，今天终于逮着了。邵燕君老师说去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了，可是人家一不许她谈社会主义，二不许她谈男女平等。那节目是我推荐邵师妹去的，听见师妹不高兴，我就安慰她说：人家那是中央电视台啊，怎么能允许随便宣传社会主义呢？师妹很聪明，一听就懂了。会后去邮局给《课堂内外》发了特快专递，又跑了资产部、招生办，接了七八个电话。会前看见江力，跟他谈到市场上出现了一本《孔庆东作品集》，是盗版的，实在可气。

这几天要求采访的很多。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馒头”事件，非要逼我说出陈凯歌骂胡戈就证明共产党的天下没有创作自由，人民不能批评主流。我说陈凯歌并非政府的导演，胡戈搞笑他也不是针对政府，那记者却义正词严地质问我陈凯歌不是政府认定的大导演吗？胡戈的批评遭受压制不是上面的意思吗？我说你要找共产党的毛病我可以另外给你提供资料，但这回的事件确实跟政治无关。那记者越说越对我鄙夷不屑，已经认定我是为共产党专制统治辩护的陈凯歌的帮凶暨残害胡戈的刽子手一伙了，采访也就不欢而散了。唉，这记者采访之前的准备工作是怎么做的？纽约人民的中国信息就是从这样的记者笔下得到的啊！纽约人民万岁！

晚上羊­肉­吃多了，四体暖洋洋的，便又吃了一个班的学龄前西红柿。学生送我吐鲁番葡萄­干­，非常香甜，本来自我规定只吃50粒，可是刚才忍不住又数出30粒。反正要去南京了，一座高产亡国之君的首都，“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地方，腐败点就腐败点吧。想起解放军的红旗Сhā上南京总统府的那天，毛泽东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的同时，一位被俘的国军将领向解放军卫兵讨来一张白纸，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痛煞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石头狮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思想是传统的，感情是真挚的。

周恩来在共产党代表团被驱逐出南京前夕的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宣布：“南京，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明天，我就去看看这座英雄的、也是屈辱的，繁华的、也是腐败的中华名城吧。

三月第一博

2006年3月2日星期四农历丙戌年二月初三晴

伊拉克足球进四强了，司机师傅感叹道：“你说人家伊拉克，人家什么时候练的呀？人家在哪儿练的呀？人家进四强了！”我说：“今天二月二，龙抬头，咱中国这回也甭抬了。”师傅说：“抬头？抬他妈个球！”

这两天有点累。华东交大讲座，尽管天气­阴­冷，但效果是相当的轰动。找我讲座的电话又爆增起来。有的学生­干­部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反复拨打，我说没时间，他们就说讲二十分钟即可，连我住在哪里都侦察得清清楚楚，说随时派车到我楼下云云，总之非要我满足他们的工作政绩不可。跟他们说这样的邀请每天四五个，实在答应不过来，明年再联系好不好，他们就说我看不起他们学校，为什么连华东交大都去了，而不来我们学校！我说第一人家的讲座叫“孔目湖”，跟我同名；第二人家华东交大水平很高，学生的提问，那可以说是未名湖级别的，孔目湖坛主里比我高明的人很多，我不过是人家的第113讲而已。再说，总得给我留点散步卖呆脑白痴的时间吧，不能看见我在未名湖畔跟人闲聊了几句，就说我嫌贫爱富，师德败坏吧。

《中国老年》2006年第3期有篇谈罗章龙的文章，罗章龙晚年希望中央能够认可他当时主观上是反对王明，不是故意要另立中央。他在遗嘱中写道：“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一个被开除党籍60多年的人，信念如此坚定，也不愧是当年“二十八划生”的三个半朋友之一了。

《红豆》2006年第3期马季的《网络文学的早期历程》有些史料价值。《天涯》主编李少君兄寄来他编的一本《21世纪诗歌­精­选》之“草根诗歌特辑”，编得很有眼光。

今天还收到陈泳超主编的《北大段子》，内容多是网络上的。里面有一篇讲汪景寿老师的，正遇2月27号汪景寿老师病逝，我就在今天的课前给学生读了那一段，算是表达对汪景寿老师的悼念。汪老师除了研究当代文学、台湾文学外，是中国曲艺研究的第一学者，是真正深入曲艺界的学问家，跟很多曲艺名家是朋友。他的《曲艺概论》、《中国相声史》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我受他启发不少。汪老师待人非常随和，有一种天然的“糙幽默”。早期上电视的时候，上面西装领带，下面赤脚穿着解放鞋，我以此调侃他，他却说这就叫“北大­精­神”。他还调侃我在电视上一边假正经一边随时随地犯坏。一次系里开会他打盹，我提醒他，他却说是领导的讲话“太催眠、太催眠”。上个礼拜我们办公室主任杨强兄说他住院了，我还以为没什么事儿，还想跟他请教郭德纲现象呢，竟不料就这么走了，才72岁。今后北大再没有对曲艺研究如此深厚的专家了。

这学期的课，给我安排在电教报告厅，大概是北大最大的教室了，在讲台前抬头看上去，满山遍野的，大概有一个团的样子。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保安很紧张，问我是什么领导要来吗？空间太大，并不利于讲课效果，后面的恐怕视听不清。我只好放高声、写大字，课后回答学生提问，回来才觉得累了饿了，喝了点啤酒，吃了四个花卷。充实的一天过去了，写了这篇日记，一会看看这两天的留言，上帝啊，庄严工作之后的疲劳，真他姥姥的幸福啊！乌达啦！

孔目湖讲座

明天要去南昌，在华东交大讲座一次。该校党委宣传部多次邀请，终于在今年逮住了我。前些年我到一些大学讲座，往往是被其团委邀请，党委拒绝，后来我就声明非党委邀请不去。近几年各校一般都是党委出面来邀请我，我分身无术，多数谢绝不去，偶尔答应去了，也往往胡说八道一番，反正出了事儿他们党委负责呗。这次我也是看在该系列讲座的名字里有个“孔”字，就任人唯亲，答应了。不知道下次来博客是什么时候，所以贴一篇上周的读书日记节选。朋友们，三月见啦。

2006年2月13日星期一农历丙戌年正月十六

《晶报》上连载的《王光美访谈录》有点史料价值。刘少奇第一次去王光美家，既是女婿身份，又是中央领导身份。王光英特意到西单商场买了一条围巾送给刘，刘说：“我们没这些规矩，以后不要搞了。”然后又利用王光英的资本家身份，让他去联络天津的工商界。与资本家联姻，刘算是带了一个头。后来的“剥削有功论”等思想问题和晚年命运，皆与此有关。

多家媒体报道了陈凯歌要告胡戈，这有点过分了，小凯不该如此糊涂啊。看来娶同姓的老婆后果确实很严重。不过陈红嫂子倒似乎表现得比较冷静，静等着洪大姐率先打出一组七伤拳。

《文汇读书周报》2月10日头条文章是《韩国“伪书”炮制秘方大曝光》，原来市面上大多数韩国青春网络小说都是书商雇佣大学生伪造的。所谓“韩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韩流。正如日本指挥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明星挎着东洋刀去扮酷。

2006年第2期《语文建设》上发表娄同森《语文教学如何应对“汗”语的挑战》，论题很有意义。早在2005年8月，《新周刊》作了一个专题：《“汗”语言拍案惊奇》。语言学界反应比较迟钝，汗。

“人事”不是人做的

今天贴一篇朋友的文章，把时间省出来答复留言。时间最近好像又提速了，许多朋友的误会都是语文问题，但解释起来太长，网上说不清楚，好在世界就是在误会中前进的。简单说一句：我们看任何文章、任何语段，都要弄明白这是什么人在什么语境中针对什么读者在说什么事情和什么道理，也就是n个w的问题。在已知条件不充足的条件下，慎出断语，是为学的基本法门也。另外，“上帝的小舅子”不是在骂上帝，请看我的韩国日记，真主的姥姥观音的老公毛主席的叔叔等呼语，不过是我自己的祈祷词，相当于那些真假教徒的“阿门”也。再说“上帝”一词也不是基督教专用的，中国古已有之，请诸位耶稣的信徒明察，还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更为接近摩西大叔的原意吧。

“人事”不是人做的

聂荣

在企业，把政府部门的“人事管理”变成“人力资源”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

“人事”是小学生作文的构成要素，并列关系，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说清楚就行了。一落入政府部门，却把人当成了一回事，加以管制，理麻，美其名曰“管理”，让辖区里的人都顺从、屈服，这就是“人事管理”。因此，制度特别多，会议特别多，内耗特别多。

把人当成一回事管理的部门，一般称为人事处。科长太小，不值一提。

人事管理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是：大家都唱“卡—拉—ok”！

“卡”字当头。你要考研吗？单位不出证明；你要评职吗？学历不够条件；你要革新吗？机关没有先例；你要结婚吗？资格还要审查……

“拉”字随后。疲塌拖拉，扯皮撂筋，互相推委，是机关的通病。工作人员不在，我们正在考虑，还要领导审批，这些都是惯用的“拉”法。直到你说不完的好话，送不完的好处，上头再卡也卡不住了，下头再拉也拉不出了，最后才大笔一挥——一切“ok”！

从愿望上把人当成一回事，到执行起来变成了不把人当成一回事，这是一大退步。因此，我时常琢磨“人事处”这三个字。“人事”最终是不把人当成一回事；“处”如果作动词，就是不把人当成一回事来处理；如果作名词，则成了不是人办事或不是办人事的地方。

因此，人事处的人一般是不做人事的！

“资源”大不一样，它首先是一种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珍视；前边再加上“人力”，就是一切资源中最最宝贵的了！

资源是有限的，需要我们珍惜。

人力是无穷的，需要我们培养。这里的“力”，包括智力、体力、魅力、活力，因此企业要加强培训，让肯­干­的人和能­干­的人不断得到拓展，既是对企业的回报，也是对员工的回报。

因此，人事管理是把人压低，自然让人压抑；人力资源是把人抬高，自然让人高兴。我是人，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从物理学上讲，凡是力都是有方向的。要想每个人的力方向一致，首先要“心往一处想”，才能“力往一处使”，这就需要遵守共同的价值观念（心也）和行为准则（力也），这二者正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所以，企业靠企业文化来管好事情，理顺关系，这才是真正的管理。

所以，一个发展中的企业，应该设立“人力资源与企业文化部”。两手抓，两手硬。

若­干­年前，我在大学机关，曾戏言“机关就是关‘­鸡­’的地方”，主要在于把你关住管住，现在结合“人力资源”的理念看来，此话一点不爽（差也）！

机关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在机关，你有听不完的讲话，在企业，你还可以听讲座；在机关，你最多可以讨论，在企业，你完全可以争论；在机关，你得处处缩头缩尾，在企业，你可时时挥拳弄腿；在机关，你有忍不完的气儿，在企业，你有使不完的劲儿；在机关，你的饭碗握在上司手里，在企业，你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

因此，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可以把员工调养成一群发情的狼，无论公母，嗷嗷直叫！

从本人前期的“革命生涯”，也可以窥见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区别之一斑。

上世纪末叶的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初夏，我大学毕业，母校认为我这个人还可以办点事，可留校工作，却又苦于人事指标紧缺，便将我的户口下到一所中学，借尸还魂，留在学校，人籍异处。以后数年，大到学校涨工资，小到工会分菜油，我因人事问题，要么特批，要么补得，常有一种被打入“另册”的感觉。学校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小伙能­干­，却多抱怨。我坦白地说：书记，要是当时把我分到乡镇中学，莫说凭能力，单凭酒量我也当上校长了！书记差点晕倒。几年“转正”后，才露出了港澳同胞回归大陆的笑脸！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初春，天降大任，人交好运，两条人事大路突然摆在我面前：一条是下区县挂职锻炼当乡镇长，一条是借调到市级机关当公务员，时值重庆直辖，百业待举，要人突击。我最终选择了抛弃蜗牛爬树而直杀市级机关的“捷径”，一步跨入了新世纪。哪曾想后来又被医了“焖­鸡­”。

工作突击了，成绩出来了，利益丰厚了，矛盾集中了。于是，人事管理问题又被领导们义无返顾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借调”慢慢衍变成了“借用”，“逐步解决”变成了“公开招考”。笔试时本人又不幸名列前茅，于是又转入面试。其实，天天见面几年了，谁优谁劣，就连老百姓也心知肚明。当时，我曾赋诗一首，面呈当局，诗曰：“惊闻考公已入围，喜极悲来涕泪垂。不慕范进中举去，只喜相如携妻回。秀才得意半张纸，美人承欢两蛾眉。我劝青天公且正，党心民心两不违。”青天大老爷者，重庆市招办主任诸公也。面视当日，本人演讲的题目是《我是一只什么猫》，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演绎猫不分黑白男女，人不论亲疏内外，只要能逮耗子能­干­实事就行，讲的我热泪盈眶，听的人情绪激昂。结果，我却被一拨“超级女生”和“超级男生”pk掉了（杀人游戏，枪毙也）。

狗日的“人事管理”，处处与老子作对！我有时也后悔，要是当年去了乡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莫说凭能力，单凭酒量也恐怕当上区县长了！但马上又检讨自己的狂妄：其一，区县也有人事局也要管理呀！其二，难道区县长都是酒囊饭袋乎？谬也。

“考公”事变，发生在合作与共赢正在成为世界潮流的公元二千零四年春。恰其时也，课堂内外杂志社正在扩充“人力”，开发“资源”，伸出狼爪，四处抓人。于是，我义无返顾，弃暗投明！

从此，我淡出官府，深入江湖，工农兵学商，只差没扛枪了。在课堂内外­干­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莫说凭酒量，单凭能力我就当上了主编、编室主任，至少让我觉得，工作更充实了，生活更殷实了，做人更真实了，前景更现实了，睡觉更踏实了。忙完了今天，你就可以触摸到明天，这种手感真好！

兄弟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吧！上！

——摘自半闲斋主人聂荣读书笔记《闲言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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