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岁时才明白，其实很多俗务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因为这世上有报不完的恩，复不完的仇，解不完的怨，叙不完的情，更有那杀不完的贪官污吏、救不完的百姓黎民。小时候的英雄主义教育应该加以修正，对于我们大多数俗人来说，独善其身都不容易，还谈何兼济天下。所谓“不度尽苍生，誓不成佛”，应该看作一种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则不妨看作愿与世人同甘共苦、万家忧乐在心头的一番古道热肠可也。
就拿这博客来说，本来新鲜劲儿早过了，想逐渐偃旗息鼓，不带走一片云彩。也有朋友撺掇我搬家玩玩，别老在新浪趟混水。可是不料点击达到三百多万，越想躲什么就越来什么。最近走到各地，人们除了说读过我的书、看过我的谈话节目之外，又添了一个新话题：我天天上你的博客，那天骂你的就是我。
我偶尔想，从明天起，劈柴喂马，不再上博，地球不是照样转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朱门酒肉臭，谁复念东博？
于是又想到读者来信的事情。我从中学起与人通信，大学时发表第一篇文章后就开始有读者来信。二十年间，我坚持每信必复。七八年前，信量暴涨，最多时每年两三千封。这两年没有那么多了，每年几百封，但是我的时间更少了。近半年来，每周都积压了一批未复的信件，“每信必复”做不到了，现在只能是“每信必读”。很多读者似乎遥遥地体会到了我的甘苦，信中说明不必答复，只要我能读到就可以了。读到是不难的，许多信封上只写北京大学我收，就给送到了。甚至有的只写北京孔庆东收，居然也送到了。我对邮局意见很多，但对邮递员一直是充满敬意的。高三八同学老倪有一次在信封上画了一张邮票，画得很丑陋，一看就是假的，人家也给送来了。
不过也有尴尬的事情。有一次某高二学生来信，要我解答问题。可是来信没有落款，我找遍信封信瓤，只能从邮戳上看出是湖北某县寄来的，所以回不了。不久该同学又来信，指责我为何不回信，说我傲慢无礼，并又扯到北大教授就应该如何如何的人格境界方面。可是来信仍然没有落款，我有口难辩。此后又来了第三封、第四封、第五封信，责骂渐次升级，推翻了第一封信里对我的所有赞美之言，最后我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流氓最无耻最虚伪最没有好下场的人间禽兽。事情到此，我也就不郁闷了。我不肯轻易否定别人的道德，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世上的大多数冲突，都源于误会和不善自省。人类要是都能充分地、准确地、愉快地交流了，那还要上帝干什么？
我在跟读者的交流中，得到最多的是人间的友爱。我不喜欢打电话，打电话多是为了办实事，一般不容易真诚。许多跨国公司规定打电话不得超过3分钟，3分钟说不完的事情必须面谈。写信的时候因为写者和读者时空不同，所以能够表达更多的真诚。我的来信从全国各地寄来，也有欧美澳洲东南亚的。有小学生的，有80多岁老人的，大学生最多，高中生次之，职员、工人、农民、军人、甚至
还有在押的犯人。有一本书叫《想象中国的方法》，我通过读者来信，想象到了我的祖国的辽阔、深厚、多姿多彩和多灾多难。几年前有个护士，自杀之前给我写信，说这是对世界最后的诀别。我想她既然还给我写信，就未必真的自杀了。于是就给她回信，无非讲了些通俗的顽强生活战胜绝望的大道理。果然她还活着，说发出信后一转念，想看看我给不给她回信，如果没有回信，就说明这个世界真的不值得留恋了。现在收到了我的信，她的心情也没有那么激烈了，于是决心再去寻找生活的光明。
还有些跟我长期通信的朋友，使我感受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温暖。广东有一位研究生，长期跟我通信讨论金庸，每次厚厚地写有上万字，我们的通信如果出版，那就是一部现成的金学读物。一次我跟余杰、摩罗去广东演讲，这位朋友来与我相认，没想到是个女的，双方大笑了好久。她的名字很像男的，我一直以为是个男同学，信里还多次从“哥们”的角度流露了大男子主义的思想。
有一位云南的老兵，当年打过印度的，多次写信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讲对毛主席的热爱，批评现在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来信中揭露各地腐败黑暗现象的很多，使我随时得知祖国的真实情况。一位犯人来信讲述了狱中的打人、贿赂和同性恋情况，这些我从小就知道。我帮不了他，只能寄给他一本我的书，勉励他忍受几年，把劳动权当锻炼，出狱后别再犯错误了。
各地还有一些“狂人”，喜欢激烈地批评时政。几年前有位青年写了十万言的国策建议书，要我转给朱鎔基总理，我告诉他，我连朱大叔他们家住哪儿都不知道，没有办法给你“转朱阁”。还有些精神确实有问题的人，比如一个人说他总是听
到奇怪的声音，有人迫害他。还有一位同时给许多教授学者写信，提些奇特的要求。有的要钱，有的要到家里来住，有的要求给介绍对象，有的要我给其孩子当家教，年薪20万。有一个村长推荐他儿子当作家，反复来信向我证明他儿子的能力，署名是全村16名文学爱好者。曾有一个好心人替我回了一些比较麻烦的信，可是回答得太认真了，几乎成了人家的精神导师。
最令我感谢的是一些读者指出我书中的错字、谈话节目中的口误，以及告诫我为人处世要收敛锋芒、自我保护的那些非常善意的批评。曾有一个读者骂我对金庸的态度，说我误国误民，我反驳了他，后来在博客上看见一条评论，语气和措辞仿佛就是那位。
我曾对学生说，不管科技如何发展，一定要坚持写信。不会写信只会上网和打电话的人，是真正的文盲。我此生写过的信大概超过一万封了，今后可能会少下去，更多的是电子邮件“伊卖儿”和手机短信。但正因如此，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皱皱巴巴的信封和信纸的、字迹深浅不一的、经过了许多邮递员接力的、充满了真诚的病句和朴拙的错字的来信，才更加珍贵了。我想不少学者、教师、作家都会经常收到读者来信的，我们回复不过来，有些捣乱的也不必回，但最好还是从百忙中选取一些值得回复的，答复人家几句吧。我们随便答复的几句话，也许会照亮一个孩子的一生，也许会安慰一个老者的孤寂，也许会挽救一颗破碎的心灵。世界我们救不了，就做点力所能及的功德吧。
耳边厢秦琼唱道：“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众班头，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众朋友，舍不得老娘白了头……”地球既然是一个村了，那天下读者就是街坊四邻了，吵吵闹闹，吹吹打打，哭哭笑笑，好不快活。中国人是最爱现世的，天堂虽好，怎奈俺，舍不得这人间繁华。
泯灭人性的分数
前些天在路边买了一套五卷本的《苏霍姆林斯基选集》，每本都厚厚的八九百页，原价280元，书贩要60元，我料定在这个资本主义猖獗的时代，是没有人问津一位社会主义教育家的著作的，于是还价25元，最后以30元买下。
此书是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印刷都很精良，但只印了五千。虽然我们的教育部门还表面上把苏霍姆林斯基列为伟大的教育家，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根本没有热情去读读他的著作。苏联不是垮掉了么？所以苏联的一切都是错误的。现在流行的是哈佛女孩剑桥小子什么的，快乐教育素质教育狼心狗肺教育等等。不能讲狼牙山五壮士了，因为弹尽粮绝了还不投降，那叫“没有人性”。不能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戴碧蓉、欧阳海了，因为那是给黑暗的年代涂脂抹粉。不能讲岳飞是民族英雄了，因为他抗拒全球化，大搞窝里斗，屠杀少数民族兄弟，是野蛮的民族主义的“暴政前哨”。不能讲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了，因为那是赤祼祼的弘扬暴力，一个基层警官公然殴打优秀的民营企业家，破坏了招商引资的大好局面。不能讲武松打虎了，因为他是虐杀珍稀保护动物，造成景阳岗地区环境严重污染的罪魁祸首……有些学校连王愿坚的《七根火柴》也讲不下去，因为学生们质疑道：红军过草地，明知道没有人烟，为什么不带上方便面？起码的野外生存常识都没有，饿死活该。《白毛女》也讲不下去了，因为学生们认为那完全是
瞎编：喜儿为什么不嫁给黄世仁？杨白劳欠债不还钱，这是公然破坏法制，畏罪自杀，死有余辜。喜儿一旦嫁给黄总，就会过上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怎么会头发都变白了，最后投入了恐怖主义分子的环抱……
学生们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就是在美国思维铺天盖地狂轰滥炸的教育中长大的。中国真正分裂的不是海峡两岸，而是人心。教师们放弃了自己的教育责任，一是不敢教育，一教育就是干涉人权，一生气就是禽兽教师，饭碗掌握在由家长的金钱所控制的校长手里；二是也不会教育，因为自己的头脑就不清楚，自己就认为只有低劣的人性才是人性，只有贪生怕死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欺软怕硬才是人性，高尚一点的、慷慨一点的、勇敢一点的、侠义一点的，全是没有人性。所有的英雄楷模高士名流，一定要寻出他的不高大不光明的若干隐私而后快，以证明自己并不格外卑劣。邓小平说改革开放以后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当时我理解不深，心想大家都是平等的，谁教育谁啊？
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个人在少年期和青年早期就应教育别人，为别人的利益和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有这样一条教育信念：如果一个人不教育任何人，不关心任何人，不保护也不爱护任何人，不往别人的心灵倾注自己的点滴心血，那么，他本人也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而可能成为一个难以教育的人…
…”（第一卷708页）我在十几年前当中学老师的时候，也给学生讲过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些话，还跟北京二中的校领导说：要让学校的墙壁都会说话，这是苏霍姆林斯基说的。但那时不过是在“引经据典”的意义上用他的话的。
针对智育第一的状况，苏氏批评道：“分数已成了学校衡量人的标准和尺度……人在分数后面消失了，他的无限性和多维的精神世界也在分数中泯灭了……有多少儿童和少年早晨上学‘像是去受苦刑’……灾难不仅在于他们走出学校时是个失败者，而且还在于一回忆起学校都终生感到痛心，并对严肃的阅读和书本
毫无兴趣。”（第五卷528页）这是苏霍姆林斯基讲《公民的起点》时说的。我这几年的教育问题讲座中，也经常指出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千千万万心智愚昧的打工仔还是千千万万精神健全的好公民的问题。我们是真心搞社会主义也好，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搞资本主义也好，总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既合群又独立的、既能干
活也能思考的快乐的人吧？
很多该写的文章都没有写，因为我总是耽于阅读，即使我认为的垃圾书有时候也看得进去，因为那是工作需要。庞杂无边的阅读占据了我的大量时间，这使我认识到，我可能是用一种“勤奋”来掩盖自己的“懒惰”。今后要少读点，少看点，多锻炼，多休息。
不过这仍是希望而已，比如今天就休息不了。下午三点半，要去地坛书市跟读者见面。所以现在写了博客，希望家里有苏霍姆林斯基著作的朋友，翻看翻看，他的文字很流畅的，读后有一种白桦林里散步的清新的愉悦。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沂蒙山上好风光
上周系领导派我去山东，给山东全省初中语文教师教学研讨会做个报告。27日傍晚课上讲了一半《伤逝》，晚饭时跟当代语文学会秘书长毛继东商量了一下暑期会议之事，然后就去机场。因为买不到火车卧铺票，而到临沂的飞机只有一班，所以只有赶22点的航班了。安检后某航班乘客在跟机场值班人员大吵，说国航误了三个多小时了，无人问津，每次询问都是撒谎。一乘客气得拍了一下柜台，值班的姑娘趁机说他无礼，拂袖而去。群情更加激愤，嚷嚷要找记者。我想帮忙给媒体打电话，又怕自己误点，就匆匆直奔登机口。不料我那班飞机也延误了，不过乘客多是老实的山东人，大家默默等待，我也拿出携带的学生论文披阅。一会吵架的乘客涌过来，大概是暂时给安顿了。其实飞机延误是经常的，一般4次会遇到1次。但国航有时对乘客不理不问甚至撒谎，且态度傲慢，这就太过分了。
飞机到临沂已经是27号的“明天”了。住在工人文化宫。张伟忠老师一直等着我，原来他是朱德发老师的博士，算来也是我的师弟吧。睡了几个小时，7点起来早饭。8点开会，在临沂一中的大礼堂。开幕式后我便做了关于个性化阅读与文学教育的报告，大约一千人在听。中间休息半小时，一直在签名合影，然后继续讲到12点多。我说这次也算趁机回老家看看，我祖籍是费县的。
下午休息了一会，戚老师陪我去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陈列得很好，讲解员非常专业。又去了王羲之故居，讲解员一般。我很想50岁时办个病退，闭门在家写字画画。然后去沂河，看世界第一橡胶大坝。遇到一些听课的老师，跟我合影。临沂比我前几年来时更加发展了，河宽路宽，大桥很有气魄，滨河的房子已经卖到每米四五千了。据说前几年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来演出时，以为沂蒙山区一穷二白啥也没有，就自己拉着成车的方便面和矿泉水，结果没想到连县里都是高楼大厦，不禁惊叹“老区跟老区的差别真大呀”。不过我小时候回老家的时候，很多村庄还没有电灯呢。山东的路修得好，人又介于聪明与朴实之间，比较中庸，物产又丰富，所以一旦观念跟上来，发展就非常快。只是喝酒太猛，吃饭有些浪费了。
29号回老家——店子。戚老师陪我先去薛庄中学，然后陈校长和戚校长带我去找到我的堂叔孔宪梓。宪梓叔从花生地里回来，皮鞋上都是泥巴。他的事业越发红火了，他用35万买下好大一片地，搞了个板厂，大展宏图。他带我去了龙岗，看望了我的亲姑姑，86岁了。精神胃口都好，只是腿走不动了，前几年我来时，老人家还可以走。我小时候回老家时，只有姑姑家有电灯，窗户是玻璃的，因为我姑夫是临沂煤矿的矿长。现在家家都有彩电了。回来的路上，我看见马路旁边居然有一座“洗浴中心”，周围还有青翠的田地呢，真有特色。
下午去看了“大青山突围战纪念地”。1941年11月30日凌晨，日寇扫荡精锐师团四面包围了抗大一分校及其他抗日部队后勤机关人员近万人，只有几百人有武器。周纯全校长英明指挥，抗大学员浴血拼杀，牺牲200余人，负伤300余人，胜利突围。周纯全带几名警卫员只靠几颗手榴弹最后也惊险突出，1955年评为上将。纪念广场气势雄伟，雕塑栩栩如生。附近还有多处纪念遗址，当日有20多名女学员被围困在一间屋内，殊死抵抗，遭密集扫射轰炸，全部牺牲。战后老乡打扫时，积血过脚，进不去屋，遗体无一完整。日军战后也非常惊讶。随后去看“沂蒙山小调诞生地”白石屋。恰遇临沂电视台采访费县政协魏主席，他们便抓住我也采访了一段。我说沂蒙山三大资源：自然资源、传统文化、革命历史，都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开发，鲁国人民跟齐国人民、燕国人民相比，未免太朴实了。
晚上乘火车回京，又是晚点。对面旅客的孩子哭闹，我只管酣睡。早上到京，便去中央气象台开会，他们请了我等作为台风取名专家。我发言说给台风取名一要注意吉与凶的矛盾，不可太吉利也不可太恐怖，最好中性或者逢凶化吉；二要注意中文与外文的矛盾，必须注意译成外文后，意思和发音都要适宜。大家从征集初选的一百多名字中，经过讨论，圈定了50个。最后一个是“李逵”，大家都觉得很好。另外，我觉得天马、鲲鹏、哪吒、昆仑、闪客等也不错。离京几日，一回来就被公事私事包围，劳顿了一天，忽然想起沂蒙山香甜的煎饼和小葱拌豆腐，还有那没有污染的金黄金黄的炒鸡蛋，还有那清澈的山泉、浓烈的乡情，我不禁想唱一句幼稚的歌：“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今天就写这些，不看评论和留言了。朋友们，五一快乐！
深深的海洋
明天又要出差，所以今天来说几句。其实不出差也可能来说几句，因为心情不大平静。
今天上午去海淀法院旁听。平谷的一位姓马的小伙子，是收费站的临时工，用他人的电脑卡进入计算机系统，修改了缴费记录，免掉了几十辆车的养路费，然后从车主那里得到了1万8千元的好处费。单位迅速发现了漏洞，把记录又改回
去，他的好处费也退了。现在他和同伙被关押了一年多，今天检察院起诉他犯了盗窃国家财产罪。我开庭前一看案情简介，就觉得罪名似乎有疑问，在“盗窃”那里做了批注。这个小马确实可恨，但他并没有“拿走”国家已经拥有的财产啊。他是帮助别人逃税漏税，自己从中渔利，如果说他是“盗窃”，似乎需要很强有力的逻辑证明。但咱“不懂法”，就虚心听着。后来辩护律师除了质疑证据外，果然主要从犯罪性质的角度质疑“盗窃”的名义不妥。双方未能形成激烈的辩论，就休庭了。
然后是我们人大代表跟检察院座谈。大家表扬了起诉人充分的准备、人道的态度、清楚的表达等。因为小马当庭有所翻供，并说了一句“预审时他们又打又问的，我就那么说了”，大家便质疑刑讯逼供的问题，要求查清。有的质问为什么羁押了一年多才开庭，赵老师直接质问了检察院退休人员的腐败问题。有的代表还谈了加强计算机管理、领导负责制等。
我最后发言时，对庭审程序表示肯定，但指出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以及被告几方使用的是不同的话语，大家沟通上不够顺畅。比如法官是南方人，听不大懂平谷土话。什么是“盗窃”、什么是“占有”，都存在语言上的缝隙。双方事先的准备都很好，但一旦现场交锋，语言就罗嗦模糊。最后的判决结果很可能取决于“语文”问题。我建议司法人员要提高语文能力和思维能力，熟悉各界群众的常用语言，增加社会阅历。要把被告的土话准确转化为法律术语。另外，今天被告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受到什么程度的惩罚，我们也不知道，那法律还有什么威慑力？莫非越普法我们就越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还有，如果官司的结果主要依靠法庭辩论解决，虽然程序上正义了，但法律也就越来越远离民心了。庄子说：“辩者之徒，能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被告如果觉得自己冤枉而又辩驳无力，那势必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强烈的怨恨。孙检察长等同意我的见解，我想还应该向其他法学家适当请教。法律问题、医学问题，都跟语言文学具有共通性，都是研究人，都是通过鉴别分析材料来判断归属和性质。大量的文学作品里都涉及法律问题，文学研究者应该学学法律。我刚讲的《阿q正传》里，阿q就吃了语文的亏，他说的“我要投……”是指投降革命党，而审讯的老头子以为是“投案自首”，所以就确信他是抢劫犯一伙，阿q大哥就成了中华民国最早一批被枪决的先辈。
另外我还指出法警当庭打盹，有损法庭威仪。他们说可能是法警值夜班，白天太累了。我开玩笑说，应该学习封建时代，让法警高喊堂号“威——武——，威——武——”那就不会打盹了。
下午跟师弟聊天，感慨人生和教育等。晚上备了会课，然后为某坏人修改文章。我这人不知道记仇，明明经常被坏人欺负，但只要跟我说几句软话，就假装全世界人民的大哥似的，甘心情愿地当牛做马了。
其实今天心中还隐隐潜伏着另一个不平静的湖面。十七年前的今天，我几乎彻夜未眠，为了一份纯洁的理想，为了一声嘹亮的号令，为了一个甘愿祭出我全部青春的早晨……
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最近被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栏目拉去，做了若干期节目，于是又得到了新一轮的表扬和批评。表扬我的多数是中老年同志，比如北大清华的老师同事，主要意思是表扬我借幽默的风格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批判。批评我的是一些喜欢我的青年学生，例如哈尔滨的小吴和成都的德强，主要意思是担心我说话随便，陷入媚俗的行列。我感谢他们并自我思考了一番，这里稍微说说我为什么答应去那里锵锵。
对于电视台的邀请，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谢绝，一是我的时间紧，无论怎么科学安排都不够用；二是大多数电视节目内容虚假无聊，欺骗
观众；三是节目形式专制，以嘉宾为道具，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其实凤凰台也有许多毛病，但相对来说，“锵锵三人行”可以说是中国最真
实最自由的电视栏目了。21分钟的节目，基本现场就说21分钟，不删不改，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只要宪法允许的、对老幼病残孕无大妨害的，
都可以说。虽然窦文涛老师喜欢说点“黄口”，可能是因为生理发育比较晚，这么大个“熟男”了，还停留在口腔快感阶段，但是凤凰台和中
宣部的领导也没有收拾他，没有把他打成“反革命口淫犯”，这就叫“任人唯贤”。当年林彪手下有几员猛将，仗打得漂亮，可是生活上比较
花，好像是黄永胜、李作鹏等人吧，每每打了胜仗就去腐化几天。林彪治军极严，可还是下不去手，放了他们一马。窦文涛鬼点子很多，又非
常敬业，每天为了做节目而浏览大量资讯，甚至在飞机上盗窃公众报刊，遭到空姐耻笑。每次嘉宾一到，他就开始叨叨，特别是每当美女嘉宾
正向孔老师请教画眉深浅入时无的旖旎时刻，这个窦文涛一定皱着眉头闯进来说：“孔老师我看要不咱们就从这句话开始吧。”孔老师最讨厌
做节目事前准备，就敷衍他说，好好好，你随便开始，我管保给你接得稳稳的。据说孔庆东是中国著名救场大师，无论主持人卡壳，观众结巴
，还是其他嘉宾瞬间脑白痴，只要有孔庆东在场，这节目就是拖不垮打不烂的空中万里长城。许多人看的是剪辑后的节目，以为孔老师爱抢话
，其实现场恰恰相反，孔老师从来把话让给别人，只在爆破组成排倒下时，才奋勇一跃，堵上那个枪眼。当然也有颗颗子弹打不倒追兵的时候
，只好纵身往悬崖下一跳，“我知道你会接住我，用你花一般的嘴唇和手臂”。
“锵锵三人行”还有一个优点，即政治上的开放度比较大。不因为是资本主义的电视台就大肆仇恨和贬低社会主义，也不因为大陆标榜社
会主义就仇恨和贬低资本主义。就事论事，挥洒性情。每次节目都没有“定调子”、列提纲。尊重观众、尊重嘉宾。因为这里不是课堂，用不
着讲课，用不着系统、严谨、滴水不漏。大家因为无拘无束而充满了真正的工作责任心，达到了老毛说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顺便说一句
，有些热爱毛泽东的朋友批评我不该叫“老毛”，说这样不严肃。我认为毛是个俗人，既伟大也凡俗，我尊重他，也很同情他。禅宗说可以“呵佛骂祖”，那才是真的尊敬。何况毛泽东还远没有达到佛祖的境界呢。一些朋友，特别是基督教的朋友，以前不理解我文章末尾的“反动口
号”，以为我辱骂上帝，其实读读禅宗就明白啦。
现在大多数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一是迎合领导意图，二是又要赚钱。既要欺骗人民，又要假装民主自由，所以往往短寿。录制现场气氛
紧张尴尬，有专人组织观众鼓掌喝采，甚至冒充观众提问。观众的表现不合格就不结束，那些好不容易进一次电视台的观众只好忍气泣吞声。对
嘉宾也很不尊重。编导事先规定好了嘉宾说什么、怎么说。有一次某编导苦苦哀求我说：“孔老师您就当一回反方吧！”我说对不起，没人可
以规定孔庆东说什么，北大领导都不管我，我反而跑到这儿来找个舅舅？有的编导强迫嘉宾对某人进行人身攻击，甚至用侮辱性或者挑逗性言
辞刺激嘉宾，以达到“激|情”效果。我想问问这些电视节目，你们是社会主义的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封建主义的？是领导的是大款的还是大众的？其实都不是，一切都是假的，是非驴非马的四不象，是假装民主的专制，是假装个性的恶俗，是假装清纯的烂泥塘。电视要讲究效率，不可
避免地需要一定程度的“表演”，但这表演必须是发自真心真情的，表演不等于作假。“锵锵三人行”或许散漫了点，但好就好在，不用配合
中央政策、地方法规，不用顾虑大款心情、汉奸脸色，想啥说啥，哪儿说哪儿了，亦庄亦谐，我行我素。所以，他们一找我，我就去了。关于
中国电视的诸多弊端，阿忆兄有更精彩的文章，可以参见。
而我由“锵锵三人行”的题目，不禁想起了阿q前辈喜欢唱的《龙虎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咱们每天手拿遥控器，走马灯一般更换着伟大祖国的七八十个频道，竟然大同小异、大失所望、百无可看，百厌不看。僵硬的新闻、恶心的搞笑、弱智的歌舞、虚假的访谈，你说，这还不该打么？
幸亏还有天气预报、百家讲坛、流金岁月、曲苑杂谈、发现探索……以及，锵锵三人行。俺又自夸了一回。俺有个哈三中老同学叫洪舟，在公安部混差，经常打击我的自尊心，他说：老孔居然上电视也能火，可见中国电视多么糟糕了。俺完全赞同他的论断，啥时候像阿忆孔庆东这样的外行，连电视台的大门也不让进了，那中国的电视可能就达到本科水平了。
多情最数王怜花
昨天课前，向学生推荐了王怜花的《江湖外史》，透露了一点“我跟王怜花不得不说的故事”。王怜花是我1983年秋天考进北大后第一个“亲密接触”的人——我们床挨着床。32楼416是间大宿舍，共住10人，五张上下床，三张靠着墙，两张并排矗立在中间。我住清平的上铺，王怜花住小文的上铺，我就这样，跟这位白白净净的福建帅哥王怜花，床单挨着床单，相隔咫尺地成为哥们了。
说出王怜花的真名，那也是80年代响当当的北大才俊，就是蔡恒平——写诗的时候叫恒平的。许多人都赞赏他的小说《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其实他的诗写得更入理入情。小蔡普通话很差，花发不分，肉漏不辨，经常努力地卷着舌头说：“今天他妈的真不象发！食堂的辣个棍棒漏丁，发了我四个一毛钱，居兰没有几块漏！”我就教他说绕口令：“大花碗下扣个大花活蛤蟆。”小蔡说得口水直流，还是说成了一片“发罚法发”。这个对他太难，我命令他干脆每天早晚就练“活佛”两个字。于是早上我还没睁眼，就听耳边有个声音说：“活活，活活。”我就活了。晚上我刚一睡着，耳边那个声音又说：“佛佛，佛佛。”我气得简直要立地成佛了。
不过小蔡有时候普通话却说得格外流畅。一个是朗诵自己的作品时，一个是跟女生套近乎时。蔡恒平是67年出生的，比我小三岁，可能是我们班最小的。我格外钦佩班里的几位67年出生的同学，他们差不多都是才子才女，除了小蔡，还有黄亦兵、黄心村这“二黄”以及湖南状元杨君武等，好像都是属羊的。他们的智力对于今天的城市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神话。小蔡觉得我是语文权威，经常问我这样写是不是病句，那样写节奏好不好。而我们班的诗歌权威臧力却不搭理我那一套语文教条，我一批评他的病句，他就恶狠狠地说：“什么病句？老子这叫象征！”而小蔡特别谦虚，总是拉着我说：“老孔，你再听一遍。”于是他就对着窗户朗诵道：“不要说明天多美好，不要说阳光正灿烂……”我看着他颀长的侧影，看着金黄的阳光缓缓贯注到他羊脂般的少年的脸上，再看看宿舍里的各路豪杰们，觉得这就是北大中文系啊，这些就是我们祖国最有才气最有理想的青年啊。一种天真的幸运感、幸福感，洋溢了全身。
小蔡并不觉得自己小，他很有侠气，很幽默。他自封为司令，封我为他的保镖。他说想找某女生谈谈，问我怎么办。我说：“借书呗。”小蔡眼睛一亮：“保镖，你真聪明！”从此他就经常不在宿舍了。
遗憾的是，小蔡因病休学一年，回来时就成了84级的了。但那时的北大，各年级住在一楼，同学交往都是打通年级的。从80级到87级，我都有交往。而小蔡很快就成了整个中文系的大侠之一，披件军大衣，带着个同样瘦高的女孩子，到处谈诗歌、谈武侠，后来又喜欢上了喝酒。我现在常跟人解释说我算不得什么“北大醉侠”，比我能喝酒比我更仗义的北大哥们至少还有几十位，王怜花就是其中翘楚。看看王怜花写的武侠文字，那才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我身在学院，写出来的东西难免有酸腐之气。其实我读武侠完全是受了小蔡清平徐卫曹永平他们的影响，今天看看王怜花的《江湖外史》，更感到他们是用一颗诗人的心去感悟武侠，他们是武侠的真正知音。
我们班50多人里，有当年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9名，榜眼探花好几吨。但最有才华的一些同学并没有继续读研究生，仅就我们宿舍来说，像四川状元徐永、苏州老东西清平、天津才子小文，还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阿忆，再加上这个诗酒风流的王怜花，假如他们都读了硕士博士，那我孔庆东到北大门口修理自行车，并不是过分谦虚的笑话。
《江湖外史》的衬里，写着“本书献给蔡花花小姐”——那是小蔡的宝贝女儿。我早说过，北大这些貌似风流倜傥的才子，其实都是热爱家庭热爱生活忠孝两全慈悲仁厚的封建余孽。恰如本书封面写的“既生金庸，又生古龙”，我们的江湖是何等的美妙啊。
前天在山东大学讲座后，一位在我博客上骂过我的教授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道歉，说是误会了我的思想。他那真诚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我说博客上的事情，何必这么当真。我没有受到伤害，人家却这么歉疚，我不禁想到王怜花说的：“究竟是谁和谁笑傲江湖？”于是脱口一句：自古春风伤往事，多情最数王怜花。
一夜黄尘紧
今天一出门，发现白狗身上黄，黄狗身上肿。于是恍然明白了这几天为什么群狗乱吠，看来沙尘暴跟地震一样，也是可以通过观察动物的异常表现来适当预测的。想起凤姐的“一夜北风紧”，真是大家气魄，幸亏凤姐学历低，倘若王熙凤具备了林黛玉的文化水平，那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张爱玲么？于是脱口模仿了一句“一夜黄尘紧”，看看谁能续写出佳句来。
不知不觉间，东博点击数超过百万了。许多朋友等待了那个时刻，令我感动。我却食言未曾迫使新浪在天安门广场请大家吃万人刀削面，新浪方面也装聋作哑贼抠门，只会仰富豪佳丽之鼻息，我只好学阿q诅咒诅咒他们了。我近来忙得席不暇暖，等我闲了，一定找些理科朋友谋划谋划，考虑把书院换个地方。
18日一早，我要出差两天，故此今夜虽晚，也在临睡前来书院看看。顺便贴一张与作家虹影女士的合影，是在凤凰台做“锵锵三人行”时照的。虹影是个非常有个性的四川人，柔中带辣。她老公赵毅衡是著名学者，其叙事学研究当年对我颇多启发，我们一起参加过张恨水研讨会。
农谚云：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快到谷雨了，我田里的活计也越来越忙了。我能来的时候就尽量多跟各位聊聊，包括骂我的正人君子们我也尽量陪你们玩玩。但我不能来的时候，还请各位原谅，并做好我可能连续多天旷课的心理准备。谁都希望永远没有黄尘，但应该明白：河清海晏，从来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理想。没有苦恼、没有焦虑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即使共产主义、即使天堂，也仍然有矛盾有斗争有愚昧有落后。《西游记》里的西天不是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吗？
所以，任他一夜黄尘紧，我自临风鸣素琴。
纪念胡耀邦同志
今天早早检查完了儿子背论语，跟儿子说要加强体育锻炼，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儿子似乎听懂了，自己去抄写论语注释了。我说，爸近来太忙，等空闲了，多跟你聊聊。说完心里想，我为别人的儿子孙子付出的时间太多了，自己的孩子反而“吃亏”，似乎对不起孩子。但又想，大凡忙碌的父亲都是如此的，孩子的成长方向，从来不以长辈的意志为转移，是社会的合力造成的。所以，只能尽心而已。
下午到风入松书店参加张曼菱作品研讨会。近来许多研讨会都谢绝了，但张曼菱是我尊敬的师姐，她是80年代北大精神的代表，我便早早去了。赵为民、江力、张颐武、程郁缀、吉狄马加等都去了。赵为民先走了，因为今天刘淇来看望孟二冬。说到老孟，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难道老天总是不保佑良善之人么？张颐武、程郁缀发言后也先走了。我一直到最后。张曼菱看上去已经是半个老太太了，但一发言，汹涌犀利，青春澎湃，我坐她身旁，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我比起他们那些师兄师姐，真是太平庸了。我几次发言表达自己的激|情，但还有一句话没有来得及说：张曼菱才是当代中国真正的“超女”。什么才女、美女、女强人、女战士，她一个人就占全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以前登过张曼菱，现在登的是章子怡和李宇春，我调侃说要给《时代》提意见，怎么品位越来越脱离时代的火车头了？张颐武赞扬了张曼菱的不改本色，程郁缀是张曼菱的班主任，赞扬张曼菱像李清照一样“有风骨”。张曼菱像小学生似的乱说乱动，还老煽动观众批判她，骂她，后来很失望。我说：现在不是80年代啦，除了说脏话和诬蔑，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批评和批判。当年你第一个穿裙子，第一个剃寸头，第一个号召跳舞，第一个在竞选中要求女权，那都是革命的行为。放在今天试试？都变成满足愚众眼球的做秀了。
归途想起十七年前的今天，广播里传出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消息。我抬头看了看苍天上涌动的白云，回到宿舍，跟同学们一起写了北大第一幅标语：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大家高举着，贴到了三角地。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没有博客，青年学生多数是很纯洁的。
晚上工作后看了看博客上的评论，不出意料，索然乏味。一个平庸的时代，流氓的水平都这么低，俺给他们提供了这么宽阔的场地，这么敏感的话题，这么优秀的嘉宾，竟然话都说不利落。一心只是要脱，笨得让人哭笑不得。以后有条件，开个真正的书院，还是面授机宜的教育效率比较高啊。
说到儿子，恰好师妹发来一文谈及我儿。反正博客上很无聊，就贴在下面算是自我解嘲吧。
师妹高小芹眼中的老孔
这个被我叫做老孔的家伙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孔庆东。我考进北大读博士从而认识他那会，他还是北大一个很普通的博士。对那些比我认识他还早的同学来说，他当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他的本科同学曾经很不屑地跟我说，孔庆东上学的那会，很一般呀，看不出什么才气。我没有这个知根知底的本科同学的底气，读博士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厮有点不同寻常。我去过他的宿舍几次，每次都对他充满敬意，他的门上墙上贴满了从报纸上剪下来白纸黑字的杀人越货贪污腐败的新闻。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来自东北的黑脸胡子，不是个等闲之辈，或者做杀人越货的营生，或者做贩卖文化的行当，所以对他从来是毕恭毕敬，生怕让他看出我看出了他的勾当。
不用我来描写老孔的形象了，他的那个嘴脸已经无数次走进千家万户，据说因此招来了许多中国美女的爱慕，看来中国美女的审丑意识已经很前卫了。就老孔那张极具魅力的脸，他在电视上把自己描述为电工或者一些别的劳动者，这也太有损我们淳朴的劳动人民了。此人来自东北老林，虎背熊腰，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我很怀疑这个特征是他的先辈在原始老林里狩猎瞄准时的文化遗传。现在不让去狩猎东北虎什么的了，但是对于文化的瞄准依然有效，老孔总是能一下子抓住本质，抓住事情的关键，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跟他这样持久的瞄准能力有关。他的那本为他博得震天声誉的《47楼》，里面对他的同宿舍人的描述，很有概括力，看后让人很难以忘记。只要他愿意，每个人都难逃老孔的法眼，是骡子是马老孔的眼睛一瞅就知道了，我辈只有望洋兴叹的份。
老孔毕业留校后，住在南门靠西一间很狭窄的房间里，那时孩子刚刚出生，老母从东北老家来帮他带孩子，一家人簇拥在一起。后来，我在校园里开始看见老孔用自行车驮着孩子玩，在细碎的绿阴里，老孔很大的自行车上一个小小的小人，极温柔与极粗糙结合在一起，很不相称。一日，我遇见老孔和他的儿子，我跟老孔打招呼，老孔看着他的儿子说，你看你看，这小子从小看姑娘就眼睛不眨一下。我说老孔这是得其父之真传了，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的，要不眼睛能这个样子？老孔连连哀叹，有其父必有其子，回去我好好收拾他，看他以后敢对女孩那样？转眼七八年过去了，老孔的儿子应该很大了，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开开玩笑而已。
老孔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抗战通俗文学，后来在北大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不是让老孔评了一个副教授，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不得而知。后来，孔庆东的名字开始细密地出现在各种报纸上，他因那些文字而被称为钱钟书之后最大的幽默作家，我想这个评价有点过大了，因为对于我们圈子里的朋友来说，和老孔聊天远远比读他那些祸害人民群众的文字要有意思的多，他的声音、神态、表情照耀着苍白的空间，幽默在其中只是一副调料而已。现在，老孔寂寞地拿着这副调料混迹江湖，还一副江湖老大的样子，看来江湖中——真是高手太少了。
月亮弯弯照九州
今天晚上中央少儿台讲鲁迅的节目非常感人。温馨、深刻、人性。黄乔生讲得好，资料配合得也好。鲁迅说：现在的所谓民主社会，假民主之名，实际上是千百个愚昧的无赖压制良知的最大地狱，其压制之酷，“乃尤烈于暴君”。鲁迅的这一思想，无赖们是活上三百年也梦想不到的。
友人发来愚昧人士关于朝鲜问题的愚昧看法。殊不值一驳。反对朝鲜的人，一不了解朝鲜，二不了解中国，三不了解美国。都以为自己是民主英雄，都以为自己是清醒的特立独行的猪，好笑之极。竟然有成千上万的特立独行的猪，齐声不许别人发出自己所不欢喜的声音，还以为自己是民主，别人是专制。不知道自己的脸上，各各写着“可怜”。还有人以自己之心，觉得发出自己不欢喜的声音的人，必是也企图表现“特立独行”的，所以一定不许，一定要湮灭之。当然，也不乏善男信女，真心同情朝鲜人民的贫穷，希望他们跟自己一样，“开放”起来。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语文问题：即，我们关于朝鲜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是否经过我们的独立思考？
这几天共有四个会要开，忙甚，推荐一个目录给大家看吧。为了节约某些愚昧者的时间，还是先说一句废话：我并不一定同意目录中所有作者的见地的。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月亮，仁厚黑暗的地母啊，哀民生之多艰！
再一次出发
今天是“四·一二”政变79周年，天气很好，四处不闻杀人声。上午疯狂写作，中间做了体操。中午吃了半张大饼，十块肉冻、一两猪耳朵，外加大鸭梨，吃到快活处，想起要控制饮食，便戛然而止，表示自己有克己复礼的能力。放下筷子立地成佛这件事，对于中国人来说，颇有几分难度啊。
下午去北师大二附中讲座，这是去年跟我联系的，一直拖到现在。学生素质相当不错，不但关心鲁迅的当代意义，居然连大陆新世纪武侠都读了，我便格外发挥了一些。
在所有的人群中，高中生和大学本科生是最具有理想和激|情的。工作以后还能够不忘少年时代的纯真理想的，凤毛麟角。以穷爸爸富爸爸观念来看待人生看待国家民族的人，满山遍野，而且还都以为得了真理。美国富，所以是爸爸，一切都对；朝鲜穷，所以是孙子，一切都错。国家穷，肯定是因为政府不好。自己吃了几天大款的剩饭，就有资格嘲笑拒绝吃剩饭的穷兄弟。小姐对女学生说：“你买不起mp3吧？谁让你放着现成的不卖呀！告诉你，就是因为你那缺德的父母太专制了。他们自己听着收音机，却不给你买mp3，天天给你灌输老一套，好不容易来了几个流氓，还被这两个老混蛋给打跑了，结果这世上数你们家最丢人。我看见你父母就想吐，真替你着急呀。听我的，只要稍微活泛着点儿，山姆、约翰、冈村他们，就都来啦。”
其实我这段话不过是模仿老舍《骆驼祥子》。可怜的小福子为了养活酒鬼爸爸和饿得直哭的弟弟，只好“改革开放”了。因为她的酒鬼爸爸借着醉酒说了：“放着现成的，干吗不卖呢？”祥子目睹这一切，仍然立志不卖，立志要拉自己的车，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然而，这是一条最艰难的人生之路，那么要强的祥子，仍然失败了。我们不忍心谴责那些迫不得已选择出卖的人，但是我们总不能为了掩盖自己的怯弱与颟顸，反过来咒骂那些保持气节者吧。何况，保持气节者未必会一直穷困下去。中国被封锁了三十年，石油也有了，汽车也有了，卫星上天了，粮食翻番了，人均寿命从30多增加到60多。可是仍然有人说：假如当初直接给美国当孙子，那肯定会更加富裕。世界上当初就给美国当孙子的国家一大堆，又“民主”又“自由”，可是哪个富强了？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穷二白三愚昧。很多人以为老邓说的“不要争论姓社姓资”，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好，其实老邓的意思是说，姓什么都不能保证人民幸福。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背景决定的，只有超越“出身论”，才能看到真正的幸福源泉。那些铁了心要干资本主义的人，跟过去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就一定比资本主义优越的人，是一张大饼的两面。欧美社会的一大优越之处，恰恰是人家综合了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的优点，劳资平衡，贫富两安。不过这个妙计人家尽量不外传，告诉别人的一般就是“别听你们家长的，管自己就行啦，没钱买糖就跟我借，打不过你父母时我这儿有爱国者杀猪刀，很便宜啊。”
怎么又说政治了？有的朋友不喜欢的。那就说说生活吧。晚上跟新加坡朋友吃饭，东南亚风味。大家一起批评了中国人吃饭的铺张浪费，我看到报纸上说中国每年浪费的食物可以养活两个非洲。不过，中国很多贫困山区跟人家非洲也差不太多。新加坡朋友是来帮助中国的教育事业的，他们去了很多落后地区，知道中国的真相。郭德刚说：“我知道事情真相啦！”其实，真相光用眼睛是不能知道的。你去过美国，去过朝鲜，去过月球，就能够知道真相吗？
鲁迅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然而未经创痛，恐怕就更不知道本味了。正像79年前的今夜，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团体，饱受了酷烈的创痛，从而知道了中国的本味。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迎着天边微茫的曙光，再一次出发了。
晚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偶得浮生片刻闲
今天本来留出一点机动时间打击阶级敌人的，可是阶级敌人一直不来。我就先来博客溜达溜达，顺便贴张严肃的照片调剂一下气氛。这照片太拘谨了，因为在人家的领土上，还是拘谨点好。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周恩来说外事无小事，文明礼貌，虽多不怪吧。
昨天的文章肯定有很多朋友不同意的，否则我还贴它干吗？人说话就是应该有人同意有人反对有人思考有人警醒的。我欣慰的是，现在不同意我的看法的朋友都是堂堂正正地表示不同意，并不因为想法不同便恼怒地开骂。这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思想氛围。博客上不可能充分交流思想，只能相互看看思想的“样品”，然后各自去读书、去读社会、读历史、读人生。在思想问题上，不能动辄从动机上去怀疑别人，那就无法交流了。即使发现别人确实动机有问题，也要从学理入手去发言，这跟打官司是一个道理。
偶得浮生片刻闲，不能多写了。眼看那英勇的落日，张大了他最后的瞳孔。长风掠过，谁的眼泪在飞？
听我唱段十三亲
朋友们，要听真，听我唱段十三亲。句句都是那大实话，听在耳里记、在、心哪嗳咳哟……
可是可是真够呛啊，哪有时间把歌唱啊？小孩儿他妈让开水烫啦，小孩儿昨天又尿了床啦，我们全家就靠着我啦，我可千万别让车给撞啦！现在这人撞了人他哪个能救人？现在的光阴流逝就像跳大神。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得真无赖。无情无义恩将仇报遍地白眼狼，旷世奇闻新年杀父疯狗真疯狂，告诉他是肮脏龌龊韩国下水道，他非当作温柔甜蜜爪哇大肥肠。呼儿嘿呀，呼儿嘿，三杯两杯我不会醉。我的心上人，她不爱我，因为我是个大酒鬼。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哎？怎么又唱回来了？算啦，装疯卖傻文艺演出到此结束，明天请继续欣赏犊子笛奏——《扬鞭催马送流氓》。
睡到中午才起来，胡说八道一番醒醒酒。昨夜本来要写博，可是没有博缘，有个坏人来纠缠了我半夜，非要我给他解决精神分裂症。把俺用来写博的时间都给侵占了，他比这博客里任何一个坏人都坏呀。下回再不帮他了，见了面直接殴打一顿再领他看病就是了。
昨天傍晚，朝鲜大使馆邀请晚宴，祝贺金日成将军诞辰。北大共去了三位老师，还有严纯华、王若江二位。严纯华是北大唯一见过金日成、金正日两代领袖的老师，他在稀土研究方面给朝鲜很大帮助。我穿了西装、打了领带，扮成个“帅叔”模样，这是一年四季都难得的。越是要求“穿正装”的场合，我越不穿，宁肯不去。在韩国两年，他们要求穿正装，我说你们的学生都穿着内裤拖鞋来上课，凭什么要求教授穿得跟上坟似的呀？只在去大使馆和开重要会议的时候才道貌岸然一番。而昨天，没有人要求我，是我自愿穿戴齐整，去向一位被几十亿愚众诬蔑误解辱骂诅咒的革命伟人表达敬意的。
数年前，英国记者采访我，说朝鲜是流氓国家，证据是朝鲜很穷。我说，让全世界封锁你们英国三个月试试，看看那时是朝鲜穷还是你们穷？朝鲜的困难是谁造成的？没有伟大的领袖和劳动党，没有强大的人民军，没有宁死不屈的民族骨气和奋发忘我的劳动热情，早都死绝了。有些中国人，整天嘲笑朝鲜，崇拜韩国，其实就是一种简单的嫌贫爱富心理。他们不知道朝鲜为什么穷，韩国为什么富。他们骂朝鲜专制，不知道为什么专制，他们的盲目崇拜美国式“民主”，恰如以前的盲目崇拜“革命”，再往前的盲目崇拜“维新”，崇拜“洋务”。他们自以为能够独立思考，其实恰恰是在流俗的大河里翻卷的泡沫。有谁去认真研究一下金日成的思想吗？没有研究，那凭什么胡说？金日成的思想不一定对其他民族管用，但使一个殖民地的废墟独立了。特别是苏东多米诺倒掉之后，中国隔岸观火，小小的朝鲜独抗美国、日本、韩国，社会主义大旗不倒。四面被封锁，农民有的饿死了，有的叛逃了，比当年的古巴还要悲壮。而这一切除了捍卫民族尊严外，更重要的意义的在于，金日成要探索人到底应该怎样活。如果向美国投降，变成美国包围中国的最前哨，那立刻就可以改善经济，让所有的朝鲜美女都变成美国大兵的下水道。但是，人应该像狗那样活吗？
金日成的“主体思想”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中逐渐形成了：人是宇宙间最宝贵的存在，人是世界的唯一支配者和改造者，人的尊严高于一切，不能为了麦当劳和麦当娜而低下高贵的头。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实现自主性的斗争，历来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进行的，只有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性得到保障，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幸福。过去中国对金日成的思想不够重视，可能以为不过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支流，但金日成思想更加重视人的精神因素，这一点被忽略了。1969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主体思想研究组织，现在已经多达1100多个，还成立了国际研究所和4个地区研究所。帝国主义从来是以自己的民族国家为单位来侵略奴役他国的，却不遗余力地在其他国家散播离心主义，希望别国人民都一个个“独立”起来，抛弃自己的民族国家，应该说，狡猾的帝国主义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现在的金正日将军比起他的父亲，革命战斗经验是不足的，但灵活多变似乎有余。据说爱看电影、爱上网，视野开阔，有勇有谋。现在他提出了以军队为整个民族先锋队的“先军思想”，这到底是困难时期的权宜之计，还是具有反抗霸权主义的普遍意义，还需要认真观察和研究。希望朝鲜繁荣富强，中朝永为兄弟。
席间谈起“韩流”，我说了小时候经历的真正的“韩流”——《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时候》、《劳动家庭》、《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在阴谋者中间》……我们说着电影中那些经典的台词，我又想起了阳光灿烂的六七十年代。
回家的路上，心中飘荡出《十三亲》熟悉的旋律，那是知识精英大都不会唱也不屑唱，而劳动人民唱得充满感情的东北新民谣：“……父母亲，不算亲，父母给我们养育恩，满堂儿女留不住，年年都要添新坟……哥们亲，不算亲，喝酒之时最认真，一旦哥们遭了难，一年半载见不到人……丈夫亲，不算亲，见了野花起外心，他跟女人去跳舞，回到家里闹离婚……五谷杂粮才叫亲，颗颗粒粒养咱身，一年四季都离不了，吃粮别忘种田人……毛主席，最最亲，领导人民闹翻身，建立人民共和国，幸福生活到如今！”
昨天很热，今天比较凉快。出去走了一圈，在系里看了一会《马大帅》，赵本山跟范伟摔跤，心情颇爽。复印了一些材料，回来看书。走到楼下一抬头，见墙上不知谁用白漆写的：“专业打孔”。气死老夫也！
我因为要赶写文章，可能几天不来书院了。提前请假，咱们下礼拜见啦。阿牛哈西米嘎！
清明节归来
几天不见，北大的桃花都粉嘟嘟地开了，柳条子都咕嘟出小绿豆豆了。可是洒家无心赏那春光啊，二十多封信等着我回呢，四篇文章等着我写呢，还有热水器坏了，等着我找人修呢。看来今天这博客也写不长了，那么多留言也不能一一答复了。不过令洒家欣慰的是，出门多日，书院一片风和日丽的，简直跟那传说中的“大学自习室”差不多了。看来以后俺可以放心地出门一个月，都不用关门闭户掩柴扉了。好在日前已经准备了一篇读书杂感，贴在这里，就算是清明节给伟人祭扫祭扫吧。有谁还记得30年前那个清明节吗？哦，30年前的月亮啊……
浮夸风中的毛与刘
《粤海风》2006年第1期上，刘德中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文章很有价值。黄岭峻博士的《刘少奇与大跃进》纠正了社会上的浮浅认识，指出刘是大跃进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但是说“公社”一词是刘少奇发明的，恐怕不能成立。薄一波同志在《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刘少奇与周恩来、陆定一等在火车上“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只能证明他们当时头脑发热，而“公社”一词早就有了。
毛泽东退居二线，把国家交给刘少奇全权管理一事，老同志多认为是放手培养接班人的英明举措。但我觉得这里有老毛的封建帝王思想在作怪，不建立一套交接权力的明确制度，单凭一把手的个人感觉栽培继位者，后患无穷。老毛自以为明察秋毫又对人民群众一片丹心，就可以避免封建帝王的悲剧，但个人再伟大，见识也有局限。结果发现刘少奇利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控制了全国，党和政府重新变成了革命之前的“衙门”，毛成了被架空的晁盖，于是只好再次发动革命，借助人民的热爱和林彪的军队，夺回政权。可是更大的麻烦来了，林彪的威望比刘还大，成了被写进宪法的接班人……围绕着接班人，杀得烟尘四起，血雨腥风，直到御林军再演玄武门，生擒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等四名政治局委员，举世震惊。毛泽东总是希望选出一个理想的接班人，结果都失败了。这不能说是毛不聪明——他对每个接班人都另留了一手，特别是伏下了邓小平这个他不大喜欢的但又极其器重的奇才——而只能说封建帝王立太子式的培养接班人方式，应该寿终正寝了。邓小平在接班人问题上，吸取了毛的教训，做得比毛要好。现在从江泽民朱鎔基到胡锦涛温家宝这套党政班子，尽管社会上有不同的议论，但在交接班制度上起码是一个相当大的历史进步。
刘少奇同志对合作社升为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大炼钢铁等，极为欣赏并大力提倡。1958年6月14日，他建议普遍设立公共食堂。《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报道刘少奇同志表扬山东寿张县，把浮夸风行为说成“是一个革命”、表扬他们“压倒了科学家”。《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报道刘少奇视察江苏常熟县，听到亩产万斤时，他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一时全国上下纷纷放卫星，产量成了衡量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而且还都打着毛主席的旗号。
毛意识到自己孤家寡人说自己的，党的衙门里在另干一套，自己的文章也慢慢不大容易发表了，他只好发挥五四时候练就的演讲才能，到处讲话。1958年11月23日，毛在武昌会议上讲了一段颇为“反动”的话：“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从此话可以看到，毛把做事跟作诗分得很清楚。很多人看见毛的诗篇激|情荡漾，就认为毛是个不理性的领袖，大错也。不大会写诗的领导才往往拿着生活当诗来胡搞，王明博古他们就是，差点断送了红军的全部家当。而看看遵义会议之后老毛领导的红军，那完全是个精明的企业在运作，顽强而巧妙地顶住了崩盘的危局，到陕北后重新上市，产品不断升级换代，严格控制高管层持股，大面积吸引散户，低开高走，最后一举通吃了天下。
可是企业做大了，各大区的销售经理们就开始享受胜利果实了。彭德怀气愤地说：“崽卖爷田不心疼。”可是群众有什么办法，乡长书记要的是政绩啊。1959年4月29日，毛利用党内通信绕过中央，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可是这话也就老毛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敢说，要是我说，立马衙门里就来人办我的学习班了。
毛泽东1960年3月痛斥“共产风”，指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1960年11月15日在《彻底纠正“五风”》中强调要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12月30日，他要求把剥夺农民的财产都“认真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可是毛的心里应该明白，那些衙门能够做到“破产也要赔偿”吗？正像今天的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讨工资，大家一致称赞。可是如果让每个地方政府都把拖欠的工资给农民要回来，那承包商们能答应吗？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仍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大跃进不能全盘否定，总体上对于加速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还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这有具体的经济增长数字为证，60年代的国力比50年代上了一个大台阶。但是大跃进是以严重的剥夺农民为代价的，毛泽东没想到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还是没能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悲剧。诸如全民炼钢的荒唐、共产主义大食堂的“吃他娘穿他娘”的败家闹剧，虽然是下边人搞的——今后的研究还可能发现是某些人故意要看毛的笑话而怂恿的，但作为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仍然要负主要责任。他向全党承担了这个责任，吞下了这枚苦果。但他的心里，恐怕更坚定了要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信念，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开始酝酿了。
邓小平的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没有因为自己在苏区跟老毛一起被打成右派，就说右派都是好东西，都是大英雄；也没有因为自己跟刘少奇一起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把刘少奇吹上神坛来使自己借光。他在谈及这一段历史时说：“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老邓在成为中国最高领导后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不敢说英明，至少可说是难能可贵了。毛泽东当年跟赫鲁晓夫谈论身后的接班人，没有看好刘少奇和周恩来，独独提出了那个“了不起的小个子”，真是没有看错人也。1976年清明节，老邓第三次被打倒，小学4年级的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建议，保留其党籍”，心中万分不解：既然是个坏人，为什么还要保留党籍？从来没有先例啊。当时的大人们也不过以为是毛主席“皇恩浩荡”，胸怀慈悲而已。许多年后，读过的万卷书渐渐连成一片，才明白毛对邓的又爱才又“恨铁不成钢”又要敲打又怕打坏了的心态。邓对毛的感情，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右所能够妄自揣测的。而刘少奇同志，今天的研究者们光忙着为他平反叫屈，却很少去研究他的真实心理。我们的当代史研究，恐怕又要落后于外国的汉学家。但愿莫像杜牧《阿房宫赋》所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弥陀佛！
愚人节远行
明天是愚人节，江云已经提前犯坏啦。还有几个小坏蛋来忽悠我，我不禁想起《编辑部的故事》中余得利的台词：“我往外掏坏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玩呢！”20年多前上大学本科时，一次愚人节有人在三角地贴出海报，说刘晓庆晚上来做报告。结果太阳还没落山，办公楼礼堂就挤爆了。有个领导说今天愚人节，大家别上当，都回去吧。众人却吼道：“王八蛋，我们决不会上你的当的！”一直坚持到新闻联播。第二天都纷纷说：这个愚人节过得真过瘾，终生难忘。还有一个愚人节上午，我们宿舍刚起床，一位中年男子掩进来问道：“是你们这儿卖《金瓶梅》吗？”老皮说：“我们这儿哪有《金瓶梅》呀？我们还想要哪。”那人说：“我真的想买，你们拿出来吧。”我在上铺翻身一看，觉得那人很眼熟，好像在办公楼里见过，就说：“今天是愚人节，可能是别人造谣吧？”那人听了一愣，把脸一虎说：“告诉你们，不管是真是假，不许传播黄|色书刊。”老皮问：“您是干什么的啊？”那人凛然道：“我是党委的。”说完一转身走了……
高级兽医师——孔庆东
2005-10-2716：19：22
孔庆东，男，196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1982年7月参加工作，现文登市米山畜牧兽医工作站站长、高级兽医师，从事兽医临床治疗和科技推广工作23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1982年毕业于山东省畜牧兽医学校，1997年毕业于莱阳农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参与研究的《文登市15万亩冬闲田种草饲养奶畜配套技术丰收计划项目》获省农业厅丰收一等奖；撰写有较高学术价值论文20余篇；2004年被评为威海市优秀乡镇畜牧兽医技术人员。现系山东省畜牧兽医学会临床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联系电话：873106313963132913
上面的文字是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在我看来，愚人节用不着专门过。当今的世界，还有哪一天不是愚人节吗？
明天一早出差，这是真的，有我的肉身为证。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若要盼得红军来，春风再吹一礼拜。都回去吧，别送啦。
荧屏连着我和你
2006年3月30日星期四农历丙戌年三月初二晴
据说今晚22点北京卫视“荧屏连着你和我”节目里面有我和侯小强、赵琳谈博客，所以我就先来说几句。
今天一早爬起来，去参加人大代表视察活动。先去了海淀博物馆，设计得很前卫，突出了人与文物的直接对话感。讲解员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讲得很自如。文物里有个清朝的尊器“大象驮宝瓶”，但我看那大象明明是羊么。心想难道是“出洋象”？
然后去温泉乡东埠头村，视察那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果然是北京市模范试点，普法广场、电教室、台球厅、图书室，都像模像样的。我建议村长把“顾客须知”改为“来宾须知”，因为并非营业场所。那里的幼儿园每月收费50元，外村的70元。孩子们都虎头虎脑，很健壮活泼。有代表问他们吃饭了吗，几个孩子调皮地叫喊：“吃狗屎！”我就喜欢这样的“坏孩子”，一看就是没有经过事先的“排练”，比市区的孩子活得真实多了。图书室里有整套的琼瑶作品，可能是赠送的。该村人均收入8千多，属于富裕型农村。
接着去苏家坨镇周家巷卫生服务站，条件很好，干净规范，设备比较现代，是政府给赞助的。旁边还有个金山敬老院，收费650－800，如果是植物人，收费900。照顾得不错，没有褥疮。大家都说这里很先进，于小千主任说，下面带大家去一个落后的地方，让大家对比一下。
于是最后去了徐各庄。果然那里仿佛几十年前一样，比较破旧，但总算有个医务室的样子。我对于小千说：肯定还有连这里也不如的。于主任承认是这样，全面改善海淀农村的医疗条件，还有很长一段路。
中午喝的玉泉山的水泡的明前茶。我说水是好水，茶是好茶，但此水跟此茶似乎搭配得不对路，有股“愣头青”的冲劲儿。旁人问为什么，我说比如一对新婚夫妻，男是俊男，女是靓女，可俩人天南地北，素不相识，忽然被强行关入洞房，那当然有股子别扭劲了。所以还是自由恋爱好啊，凡是父母Сhā手强行干涉的现代婚姻，再好的感情也给鼓捣得变味儿了。
傍晚去上课的路上，自行车没气儿了。到了报告厅，麦克又坏了，我只好高声讲了两节课，还好，千把人都很安静。今天讲完了《狂人日记》，效果很好。课后仍然是签名、答疑。几个学生陪着我走回来，还有个外校学生请我去讲座，谢绝了。该女生跟了我一路，感觉很对不起她，但我实在没有时间接受那么多邀请了。
明天去给几个博士生预答辩，后天一早出差，大概五六天后回京。最近家事公务甚多，博客不能常来，请朋友们多担待。金庸有倪匡那样的好朋友，可以替他接着写《天龙八部》，我连个自行车都要自己去修理，所以咱就照低的来吧。
晚上读点杂志。《粤海风》2006年2期上黄忠晶介绍《萨特的世纪》一文写得不错。为什么恰恰是萨特成为一个世纪的伟大之人？“萨特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可以同时从事文学和哲学，两者相互深化，相得益彰，形成特色，合起来的成就是别人所不及的。”我也写过萨特评传，深有同感。《文学自由谈》2006年2期赵稀方的谈张爱玲的《秧歌》与《赤地之恋》的文章写得很客观也比较有深度。现在什么滥人都动不动表白自己喜欢张爱玲、喜欢沈从文、喜欢周作人，其实连张爱玲沈从文周作人的基本著作都没有读懂的。
天上吹着些微云……春天就这么悄没声地来了。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而我们呢？我们要睡了。无量天尊！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
2006年3月25日星期六农历丙戌年二月廿六晴
天刚蒙蒙亮，闹铃就羞羞答答地吵。惹怒了老子的一阳指，轻轻一按，将闹铃延迟了600秒。翻身继续做那杀人放火喝酒吃肉的快活梦，不料竟然换节目了，梦见的是哈尔滨下大雪，哈三中的师生挤满了奋斗路（现在改名叫果戈里大街），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这梦做过六十多回了，没劲。于是起来入厕。想起某省委领导调到中央后，总理告诫他以后讲话尽量使用文明用语，不要土得掉渣，给国家丢脸。该领导铭记在心。一次出差深夜返京途中，突然尿意盈盈，乃命令司机道：“停车，我要小解。”司机道：“首长，这荒郊野外的，您让我上哪儿给您找小姐去？前边就到驻马店了，您忍一忍，咱到那儿就直奔夜总会，成不？”首长说：“无耻！小解去夜总会干啥？我现在就要小解，实在憋不住啦！”该领导笑话非常多，我随口就可以讲上一盖帘儿，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一轱辘？原来是昨夜喝了一肚子白开水，因为体检要求上说，0点以后就必须禁食禁水啦。
来到上车地点，老师们渐渐会齐了。6：40车到，我帮着杨主任张罗了一下，便发车直奔东单。去的多数是离退休老师，一路议论着北大的事、国家的事，慷慨激昂，嬉笑怒骂，好像不是去体检，而是去开人代会。一些老师很关注我的工作，对我给予了赞许和鼓励。到达大厅，我拿了最后一个号，跟老师们聊天，后来看了一会带去的博士论文。检查了一上午，我的情况还是上次那样：脂肪肝，咽炎，鼻炎。大夫说我的腰围太粗，所以脂肪肝。我说某老师骨瘦如柴，怎么也脂肪肝啊？大夫说人家是苗条型基因，就2两半脂肪，全长肝上边了。我说这咽炎也没影响我讲课唱歌虎吼雷鸣马萧萧啊，大夫说那也要注意，今后少出去讲座，有功夫来给我们讲讲医学政治学吧。我说那个讲座刚刚出版，您怎么看见了？大夫说那就不告诉你了。检查得很仔细，连我小时候得过中耳炎都查出来了。我问是不是因此我的听力就特别好，大夫说可能吧，似乎不相信的样子。于是我测听力时就描述了那种最微弱的仿佛从遥远的天边传来的细细的颤音，护士赶紧把我打发出来了，大概是怕我接着讲鬼片。查肺时，想起中学某同学的肺活量永远是0——他不会吹。我就使劲吹，结果心里一乐反而吹漏了。在医生面前，任何人都变得相当弱智，好玩。今天给的营养配餐不如上次好吃，我心想合理的东西、正常的东西，就是人们必须接受的吗？上次体检，某同事拿着总结报告问我：“老孔你看，我这艾滋病一项，怎么写个正常啊？”我应声答道：“那就说明你是正常的艾滋病，不是特殊的艾滋病呗！”大伙都笑了。今天给我总结时，大夫也说了，孔老师你这是正常，多运动、少油腻，就行了。我连连答应着，千恩万谢的，低着头，笑眯眯地去了。（本人行文，到处随手用典，智者自知，不知者亦不影响阅读也）
下午参加当代语文理事会研讨会。社科院包明德老师主持，75岁的谢冕先生第一个发言，依然充满青春的风采。他深情回忆了自己的老师，谴责了某些语言学家随意改动字典造成的语言混乱，批评了庸俗的遣词造句现象，“太阳为什么一定要冉冉升起？”我第二个发言，讲了当下中国的语文危机和大语文的理念，也讲了我当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不同的语文体会。晚饭没有喝酒，也注意没有多吃肉。晚上回来抽查儿子背诵论语的第七篇《述而》，一共38段，只错了两个字。儿子说，论语比三字经容易理解，因为三字经的三个字包括很多意思。我说，论语虽然意思不难明白，但意思背后还有道理，要理解一辈子的。比如孔子说五十岁才学易经，你爹我现在还不到五十岁呢，我都搞不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道理。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不能明澈的道理，我们不要急于明白，更不能急于反驳，而要谦虚地记着，有朝一日，会明白的。再比如雷锋说的：“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我小时候以为理解了，长大后有一阵反而糊涂了。现在我再一次理解了，而且面对无边的黑暗时，想起雷锋的这句话，我内心百感交集。我不但更深地理解了雷锋，而且也更深地理解了鲁迅、理解了毛泽东，理解了那些终将被茫茫黑暗吞噬的精神恒星。
今天儿子表现得不错，我就让他打游戏去了。才十岁，玩吧。
顺便写点读书笔记。《天涯》2006年2月号上旷新年的《腐烂或者新生》写得挥斥方遒、激|情四射。韩少功的《我们傻故我们在》也写得很有份量。《当代文坛》2006年2月号上王一川《京味文学的含义、要素和特征》写得很认真。李建军《反对主观主义文风》强调要“修辞立其诚”，当下非常必要。李存《论须一瓜小说的“疯狂”人形象》角度不错，我曾给须一瓜的《雨把烟打湿了》写过评论《波上寒烟翠》。
《学术界》2006年2月号上北塔质疑对钱钟书的质疑一文写得很有趣。2004年《鲁迅研究年鉴》中的《鲁迅在台湾》详细列了鲁迅作品在台湾的出版时间。
常昊四连胜，力斩曹薰铉李昌镐师徒，夺得中韩争霸赛冠军，并使得主帅古大力无需出场，勇哉勇哉。晚上我打了一遍决赛的棋谱。火箭队看来杀进季后赛已经没戏了，不过姚明依然是挑尽滑车不觉累的英雄。谁说上海男人都是小男人？看看常昊、姚明还有刘翔，咱北方的汉子，惭愧的来！那种简单地认为南方如何北方如何、中国如何外国如何的论调，实在浅薄的来。再次想起“如果你是一线阳光”……正是：语文有病须查检，歇浦雄风出少年！
行走与反思
本来今天不打算博了，手头有两本博士论文的初稿正在细读呢。可是到中文系办公室就坐了一会儿，跟杨主任谈谈我的体检问题，一个找我的读者电话把我堵个正着，非说看了《47楼万岁》后写了读后感，无处发表。那好，我就给发表在这里吧。另外，今天114上那位跟我聊天的朋友，我答复你的问题不周，抱歉啦。看来今后公共汽车也不能坐了，我也不属于老幼病残孕，可现在坐四五次就碰上一次给我让座。以后还是多打车吧，让左派朋友骂我是资产阶级好了。等俺有了钱，买两个教授，一个左派，一个右派，让他们整天掐，掐掐掐，掐死你的——温柔。
在体制上行走，在行走中反思
——读孔庆东文集有感
胡佳
我们需要行走，
就好比是天空中飞翔的鹰在地上歇息，
更好比是要出征的鹰在积蓄能量。
在行走中，我们首先需要物质的给养——衣食住行；
在行走中，我们还需要精神的给养——文化；
在行走中，我们更需要的是获取能量——知识。
这给养、能量哪里来？
我们不断飞翔、不断创造得来。
我们需要在体制上行走，因为我们想飞得更高、更远。
我们需要在行走中反思，因为我们想飞得更长、更久。
前几日，我在书店发现了孔庆东新出的这本文集《47楼万岁》。近来我不大读文学作品，据说孔的大作很受读者欢迎，并且这本又是几部大作的精选辑，所以乘兴开始拜读。
尽管还未读完，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甚了了，但作为一个鲜活的、真实的人，我很喜欢。这种喜欢比崇尚实在的多，有益的多。
读他的作品，我着实不十分清楚是在品读这文字呢，还是在品读作这文字的人？也着实不十分清楚是在品读文字中的人物呢，还是在品读文字中的现实？那文字、那人物、那现实，一如他本人，历历在目，有滋有味。
仅此而已？不。
读他的作品，我着实不十分清楚他是研究文学——现当代文学、流行文学、西方文学、古代文学呢，还是研究社会学、史学？思来想去，我把他的作品定义为“反思文学”。反思什么？反思他所见到的，所能反思的一切也。
就此而已？否。
读他的作品，我着实不十分清楚他是左派呢，还是右派——注重个人自由解放？也不十分清楚他是有神论呢，还是无神论？读到《人文学者的道义身份》中的“铁肩担了道义，妙手才著得文章”时明白了，“道义”是他的尚方宝剑也。
到此为止？no。
读他的“反思文学”，我着实不十分清楚它是属于精英文化呢，还是属于大众文化？也着实不十分清楚是这个反思文学影响了我们大众呢，还是我们大众培养了这个反思文学？
在《鲜活的恐惧》中，有这样一段反思：恐惧是人类最基本和宝贵的品质，有恐惧才有文明。今天的人们，用科技和“智慧”武装到牙齿的人们，一天比一天肆无忌惮了。失去了恐惧的世界，是没有上帝的世界，最终还会是没有人的世界。
反思和恐惧是孪生兄弟，所以失去了反思就等于失去了恐惧。
正是有了这反思，不断的反思，倍受关注的中国崛起，从片面单向的经济崛起，转向了全方位的崛起——注重文化内涵、注重科技创新，注重体制创新、注重环境友好、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等等。
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反思作为一种文化似乎只是精英阶层的专题专著，离大众文化这张餐桌越来越遥遥相望了。
正象《蔡元培的矛盾》中说的那样，社会的核心是体制，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降临上。所以我们寄托在了这个体制的研究完善上，于是体制的厨师们越来越精英化，大众越来越不“厨师”了。
体制就如同佳肴。吃惯了咸的说它淡，吃惯了淡的说它咸；吃惯了甜的说它苦，吃惯了苦的说它甜。
所以哈耶克说“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一生的成就是对哈耶克这句话的最好诠释。他是其学术理论的领军人物、代表人物，还是经济通俗读物天才写手。他参与公共事务，对各种事情发表意见，而且以一个公民的身份。他为《新闻周刊》固定专栏撰稿20余载，他主持创作的电视系列片使他家喻户晓。
人们往往不能分辨到底是他影响了大众呢，还是大众培养了他？更不能分辨是他推动了时代呢，还是大众推动了时代？
对于这个反思文学，最好我们不能分辨是它影响了我们大众呢，还是我们大众培养了这个反思文学？但是我们一定要分辨出历史和时代究竟是谁在推动。
以模仿求解放
今天工作累累了，不写流水账账了。
贴一篇《47楼万岁》里的文章，可能稍微晦涩了些，就算调剂一下风格吧。贾岛说：“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丘。”小贾同学未免有些撒娇，还是钱钟书说得好：“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也许要在几百年后、几万里外，才有另一个人和他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莫逆于心，相视而笑。”我想钱钟书这样的老智叟，恐怕总是话中有话滴，他说的那“另一个人”，是谁呢？
以模仿求解放
博埃默（ellekeboehmer）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已由盛宁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尽管这部书讨论的主要是以英语写作的“关于帝国的文字和反对帝国的文字”，但仅凭这一点已足可使它拥有全球性的意义，因为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刻起，统治与被统治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两种最基本样态。特别是在后现代、后殖民、后文字、后后后的今天，寻找一个不战而逃的自由后门，诱发着所有没出息的国家、没志气的民族、没节操的知识分子的渴望。博埃默以其宏赡的文本分析和颇富穿透力的梳理焊接，似乎隐隐启示出这样一幅图景：驾模仿之舟，达解放之岸。
不论在种族革命还是在社会革命的巅峰期，“不自由，毋宁死”都是一句最使人热血沸腾的口号——女权主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胜利，大概就因为不曾喊出“不女权，毋宁死”。然而作为统治者代表的罗斯金却在1870年的就职演说中斩钉截铁地宣布：“不统治，毋宁死。”因为“命运之神已经降临，这是一个民族所能接受或拒绝的最崇高的命运。”统治与被统治就是这样一场生死搏斗。不要看英语国家大义凛然地痛斥纳粹法西斯时那副装腔作势的模样，英语国家所残害和棱辱的生灵，比起纳粹来，只多不少。区别只在于英语国家更机智、更伪善、更怀柔。英语国家最终控制了这个星球的每一棵小草和每一粒脑细胞，并不是依靠王八盒子万人坑或者毒气室集中营，而是依靠文本。殖民主义最成功之处就是把自身完全演变为一种文本运作，这种文本运作的结果使得殖民者可以酣然高卧甚至打道回府而殖民地依然跳不出他的掌心。战后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浪潮在一定意义上解放的不是被统治者，而是统治者酸痛的双臂。“后殖民地”也即所谓“前殖民地”对殖民者的依赖不但未见减少反而更加发自肺腑。就连台湾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因为痛恨国民党的专制腐败而真诚怀念日据时代。此中的奥秘在于，殖民统治是跨地域跨种族的收集信息和行使权力的行为，而书写恰恰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有效的工具。
对于殖民者来说，殖民主义文本支撑了他们本已乏味衰朽的生存。那些历险记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勇气，那些奇闻异俗激发了他们思想的胃口，殖民者的自我在殖民文本中进行着多向度的膨胀扩张，他们的生命由此获得了鲜活的期盼。在殖民主义的文本中，殖民者一步步走上神坛，他们开发、保护，他们施恩、拯救，他们是正义和良知的化身，他们永远不可战胜，他们即使忏悔，也显得异常高尚，使受众热泪滚滚。殖民主义文本坚定了殖民者的优越感和使命感，他们满怀真挚的理想，去采集殖民地的生物标本，去测量非洲少女的Ru房和中国女人的小脚，去剥下敦煌的壁画，去运走孟加拉的佛像，去把“民主”和“科学”传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与殖民主义相对抗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的副产品。民族主义的思想策略与殖民主义虽然方向不同，但结构一致。民族主义所张扬的本土历史，种族宗教和传统文化，恰恰成为殖民主义合理性、优越性的扎实注脚。民族主义的最高纲领就是按照殖民主义的价值标准赶超殖民者。如博埃默所说：“从殖民者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学程式和文学话语被挪用、转用、调离中心、杂交混合。”当欧式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东方成为文学的中心类型后，欧洲人放心地撤走了总督和驻军，因为离开殖民主义的描述世界的方式，东方人已经根本找不到第二种生存。
民族主义在战后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两难困境，即越是实现自我便越是迷失自我。最优秀的民族主义学者一般都要操两套以上差别很大的语言，这导致他们拥有两套以上的修辞体系和思维模式。民族主义作家逐渐采用了殖民主义的文类范畴，如冒险故事，拯救故事，忏悔故事等。其中的一部分作品在殖民主义的厅堂里获得了席位，如果他们附带有较多的“本土情结”，那就会得分更高。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西方思维模式的中心地位，相反，它使西方模式更坚信可以通过永恒的自我复制存在下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现代主义表现出来的西方自身的变革焦虑，到了战后，却借助民族主义的崛起而涣然冰释。西方现在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是，作为“他者”而存在的东方正像日益加速绝种的生物一样急剧萎缩，全世界都将变成西方，如南迪（ashisnandy）所云，西方“到处都是，不仅在西方内部，而且也在它的外部：在结构之中，在思想之中。”西方将会由于失去了整容的镜子而不得不进入自己的风烛残年。
民族主义的历程是充满佯谬和辛酸的。他们终将发现，不论本土化还是世界化，都是一场幻梦。独立与革命，都是一次愉快或痛快的自我丧失。但是民族主义在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的过程中，却在最后一刻发现了一抹再生的曙光，那就是殖民主义毁灭的是真正的自我，而民族主义毁灭的是一个模仿体，是一个假我，或者说，毁灭的是一个文本。文本的毁灭只是一种世界排列组合方式的毁灭，世界有可能依靠其他的排列组合方式再生。用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言壮语，可以表达为：“被压迫者失去的只是文本，他们得到的将是另一个新世界。”
然而，由模仿而解放毕竟只是一个假设。模仿所具有的颠覆性业已为文学史和文化史所证明，但颠覆之后是不是解放则未可知。纯粹由模仿构成的文本想必是不存在的，后殖民文本所具有的那些原创性的因素往往被后殖民批评所忽略。博埃默意识到自己的著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帝国的味道”，他似乎比较乐观看到后殖民写作的成熟，这不禁使人又凭添了一道疑虑：倘若解放本身也是模仿的，人类将何处逃逸？
或许模仿本身便是解放。艺术的本质，人性的本质，本来就是模仿。
（本文不仅是一篇书评啊）
记得那人同坐
登上南航的cz6220航班，夹在红男绿女大包小裹的队伍里往前走，忽然身后的空姐叫住我，把我安排到了头等舱。我以前也坐过头等舱，但都持的是头等票。今天居然持普通票而享受头等舱，心中顿生腐败之感，不禁惴惴焉。想起赫鲁晓夫母亲的一句话：“儿呀，这克里姆林宫的生活好是好，可共产党要是打回来，咱可咋办哪？”
抛下了领导和同事，独自坐到头等舱，三位空姐便轮流前来嘘寒问暖，格外垂青。原来该机组竟然都是我的粉丝，我一进机舱便被认出，机长遂命令将我隔离起来，单独囚禁也。
起飞后，自然免不了为各位空中天使签名，不过餐饮都给了我双份。我其实一份就饱了，但想起头天课上讲的鲁迅《在酒楼上》，吕纬甫为了不让阿顺姑娘失望，硬是灌下了足够自己吃一天的一大碗荞麦粉，我也就不枉人家的心意，把两份都吃了。个子高高的空姐问：“孔老师再来份儿米饭吧，牛肉的。”我连忙作揖：“饱了，饱了，真的不要了。”眼睛亮亮的那个空姐说：“我和我老公都喜欢读你的书，也喜欢看你的讲座。我们机长一会要来找你请教呢。”
大约飞了一半，机长来了，是个活泼的小伙子。我们谈了些大学和读书方面的事。飞机要下降时，他很有责任感地站起来，回到驾驶舱去了。
我在韩国的时候得知，飞机在头等舱不满员的情况下，机组可以安排普通乘客移坐过去。但今天对我的优待，显然是因为他们发自真心对我的喜欢。我从小就是“名人”，在我所生活的每一个圈子中，都受人瞩目，时间长了就煮得麻木了。但近年来此类情况的出现，使我暗自悚然，我隐隐觉得受之有愧。我真值得这般厚待吗？我想起博客上一位朋友批评我的话：因为你是孔庆东，所以你就不能发火！我当时心理上并不接受，凭什么我孔庆东就不能我行我素地活着？但此时此刻，我理解那位朋友的心情了。他，还有跟他一样态度的朋友们，并不是对我苛刻，而是真心对我寄予了某些希望。我如果坚持不从普通舱移到头等舱，那未免多少有些装蒜，他们并不因为我赖在普通舱就把我混同于其他乘客，除非他们没有认出我。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不完全是“我”，而是那个似我非我的“孔庆东”了。说句矫情的话：我恨“孔庆东”。
然而我却真的愿意坐普通舱，正如我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坐公交车，喜欢吃小饭馆。我特别喜欢我们哈尔滨的美女穿着几万元的水貂皮草，提溜着蒜茄子去挤公共汽车。我上大学时就宁住十人的宿舍而不住六人的，后来有了跟留学生同住双人间的机会也放弃了。我太愿意坐在三教九流的兄弟姐妹之中了，感觉那真叫“如坐春风”。用东北话说：“一块堆儿坐吧，装啥王八犊子啊。”
随手翻翻空中杂志，恰看到苏轼写的《点绛唇》：“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苏老大似乎不喜欢跟人同坐，但我喜欢。那么我愿意与谁同坐呢？金农有首题画词曰：“记得那人同坐，纤手剥莲蓬。”好美的意境。我也曾有过那样同坐的人——当然不只是纤手，粗细胖瘦黑白的都有。但是一个个都渐行渐远了。我最要好的兄弟——高三八时代的同桌肖麟，已经鹤归千日了。正应了我大学时写的诗：“当年满座风流子，几许明宵共泛舟？”如今，欲与三五老友月下同坐，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事了。怪不得我那么喜欢到小饭馆里吃拉面、吃凉粉、吃肉串，原来我是要与他们同坐——与那些粗声大气的民工、蓬头垢面的民妇，我从他们的欢笑打闹中看见了我的朋友，我由此知道我切实地活在人间。
怀着这样的思绪走在冰城的街头，竟然又多次被行人认出。东北人真是直率，有的脸对脸逼上来问：“我昨天看你跟窦文涛在电视上啊，怎么一下跑这儿来啦？你，你是你吗？”
我忘了带墨镜，便俯首钻进一条胡同。不料一声责问扑面袭来：“你还要往哪儿走啊！”抬头一看，竟然是高中同学潘冰——现在是锦绣电子的潘总。便到她的办公室同坐了一会儿，拿了上次聚会的合影。聊起她当年的同桌魏乃清——我给取的外号“为爱情”，还有白泉、王军等。潘冰说找到郭伟啦，还说赵晓明从加拿大回来，戴个绒线帽，模样几乎一点没变。可惜我不能多坐，一连串要办的事情等着我。告别了开始发福的潘冰，想起20多年前她像个小瓷娃娃似的，现在孩子已经跟我们当年一般大了。
到哈尔滨是路过，只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空闲。给几位旧雨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关机。王老善办公室没人，手机说是空号。老倪更绝，全国百强城市里大概只剩他一个还使用呼机，人家寻呼台为他一个人还得开着。于是，想跟老朋友同坐片时的愿望只好取消了。
在街头买了份号称中国比萨的“乡巴佬烧饼”，挤着买的人很多，哈尔滨人喜欢扎堆儿。烧饼确实风味独特，软脆酥香。边走边吃，一面想着从小到大曾经同坐过的亲人、邻居、老师、同学、朋友、恋人……几句词漾漾地涌上心来：“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几声彩铃打断了我的迷思，低头一看短信：“干啥呢？土老冒。”一片霓虹灯突然亮起，乃发现烧饼已经吃完了。我轻轻地舔一舔双唇，不留下一粒芝麻。
袅悄地俺走啦
大中小
2006年3月16日星期四农历丙戌年二月十七晴
今天超忙，好像过了48小时。
上午去昌平办事。中午吃的兰州九叶拉面，我问服务员兰州拉面的特点是什么，居然答不上来。我说告诉你，记住了：兰州拉面的特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小姑娘红着脸说记住了。我一边吃一边想，自己这个臭毛病怎么就改不掉呢，走到哪儿都忘不了好为人师。
中午鲁花生抽发来短信斗嘴，被我一顿生抽，老实了。
下午跑了党委人事办、招生办、行政办。复印资料，一个文学爱好者来系里求师，我给作了解答。到教师休息室备课。高远东兄通知我26号有事，然后我俩分别去上课。
今天讲《在酒楼上》，特别讲了吕纬甫跟鲁迅的关系、绍酒跟鲁迅、变与不变、酒楼上看废园等。我当年给余杰写的序里所讲的“同赏废园的红花”，典故就来自此篇。课后仍是许多同学围着提问。张祎林、肖立萃都来听课了。还有学生送我一套连环画，也没顾上好好地谢谢她。
课前介绍了樊骏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樊骏是跟严家炎先生同辈的现代文学大师级学者，是严谨认真的楷模，兼具慧眼与慈心。现在身体不大好，从他题写的赠词上，我仿佛看到他对我的微笑。
《中国新闻周刊》第5期上黄艾禾的《蔡元培的北大时代》写得不错。
《海内与海外》1月号上发表了王性初的《灶之忆》，颇有深情。
今天的《人民政协报》李有唐先生的文章说，段祺瑞的“执政”这一职位，是章士钊发明的。确实聪明。段祺瑞随后请章士钊当了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收到马振方老师的《在历史与虚构之间》。马振方是我们系的小说理论家，自己也能写小说，理论与实际结合做得相当好。我小学时候读过《茂青参军》，还能给同学们讲。上了大学，听了两个学期的马振方老师的课，居然还不知道作者就是马老师。后来读博士生，才从严家炎老师处知道的。马振方一是在小说理论方面有独创，二是对《聊斋志异》研究得精微。我曾给他起过外号：马聊斋。还能背诵他讲课的一些经典台词，比如：“驰想幻域，映照人间”什么的。我博士资格考察时，马振方给我出的题目是三国与水浒，恰好是我的强项，得了85分，当时罕见的高分。我博士毕业请老师们吃饭，实实在在地点了一桌子大鱼大肉，马振方老师捏着近视镜，故作严肃地说：“孔庆东你这点的都是什么呀？一盘子一盘子黑糊糊的。”把我们都逗乐了。我后来请老师吃饭就以清淡为主了。这本新书里主要收的是马老师对历史小说的评论，有些我已经在报纸上看过了。另外还有对电视剧的评论，看来马老师退休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对《天下粮仓》的评论很见功力，我颇受启发。
课后跟张祎林谈出版问题。电话短信不断。上海、西安、沈阳等地纷纷邀请，可是分身无术，只好拒绝。电视台和报纸的采访今天也谢绝了四家。晚上唐师曾电话邀请讲课，开口就自称唐老鸭，并且说周国平已经由夫人做主答应了，我只好答应了唐师兄。这是今天唯一的一份。
晚上疯狂阅读了两个小时，然后收拾行囊。明天一早出发，今晚到博客上晃一晃吧。假如我一个月不来东博，书院会怎么样呢？哪天试上一试。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博客无主，自有日月高悬。好，袅悄地俺走啦，睡两觉，俺再袅悄地来！
半夜鸡叫
新浪博客通知说，今天他们打算半夜鸡叫，不让咱们夜里来半工半读了。这新浪公司也真是的，白天都闲着一堆一堆看博客，夜里却总是聚会——干脆改名叫“夜总会”得了。
因为后天要出差，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来博，所以今夜戒严之前来看看。贴个《47楼万岁》的实物封面，与上一个封面pk一回吧。
谢谢某博友给我寄来的大枣。蒸在玉米面饼子里，就着白菜豆腐酸辣汤，美得很。
来东博书院的人，我基本不认识，但却仿佛认识了。而生活中我认识的某些人，我其实并不认识。东博书院的访客，赞我批我，知我罪我，私我骂我，绝大多数出自真心，因此我感到亲切。甚至有时候误解也能拉近情感的距离。
今天是“三·一五”打假日，我知道，亲眼看见的，未必是真；山重水隔的，未必是假。庄子说：“以神遇不以目视。”让我们超越我们的耳目，贴近我们的心灵。在这子夜将临的时刻，你读着我的博客，而我听见了你的心跳，那般的纯净，那般的青春。呀咕嘟！
47楼万岁！
2006年3月14日星期二农历丙戌年二月十五晴
昨天下午去做“锵锵三人行”，梁文道果然文雅又厚道。翻了翻香港《壹周刊》，我说这是“正宗的八卦期刊”，梁文道说没错，在香港是家庭刊物。傍晚梁文道要赶飞机，而我要赶赴高三八班聚会。王敏召集，李静、洪舟都先去了。我通知了二猛，不巧刚刚回哈尔滨办事去了。郑犊子在国外，电话不通。郑绮摘了眼镜，大家都觉得漂亮又大方。她女儿成书冉的名字是我取的，看照片已经是个聪明活泼的中学生了。旅长从澳洲赶来，被我一顿挤兑，猛揭她的马大哈老底。这家伙竟然连“脚滑子”都忘了，着实该打。洪舟减肥显著，居然可以冒充“帅叔”了。美国朋友孙妹妹姗姗来迟，指责我只要旅长回国我肯定参加聚会。孙的女儿杨沁园的名字也是我取的。最后从深圳飞来的是张拐子，妙语连珠，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我多次跟媒体说，我在同学里根本不是最幽默的。我们高三八假如有三分之一考进北大，那今天的中国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啦。
今天中午跟缔造文化公司的吴总商谈语文问题时，巧遇唐博人。他在跟北大某领导谈话。我读本科住32楼时，楼里的清洁员老唐夫妇是我的老乡，非常勤劳善良。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传达室的小屋里，小唐就是他们的儿子，身强体壮，非常有志气。我组织全楼同学捐款，给他们买个小黑白电视机。我还鼓励小唐，将来一定要有出息，别看这楼里都是北大学生，将来可能有一半都不如你。前些年的某一天我走在路上，一个英俊的青年驾车停在我身旁叫我，我一看，原来是小唐，他已经成了“企业界人士”了。后来，我又路遇老唐夫妇，谈得很亲热，他们住在儿子给买的商品房里，幸福地过活。今天，30多岁的小唐已经成熟、干练得跟博士毕业似的了。我想起大四那年的除夕，我没有回东北。小唐用自行车拉来一大箱鞭炮，说是“崩崩穷气”。二十多年过去了，真可谓是“功不唐捐”也。
收到三本张曼菱的书，一本小说，一本随笔，一本评点红楼梦。这位云南才女确实值得佩服。她写道：“常令人叹息的是，现在许多受过压抑和还在受压抑的，自命为‘自由人士’的学界人士，脑子深处依然是专制的，有霸气，动辄要用一条或两条定律来为人为事判罪定性。”“为什么我们只能爱一个接受一个？为什么不能李白杜甫我都爱呢？”不愧是北大才女的文字。
《47楼万岁》的样书送来了，封面颜色原来是比较清浅的，不像我贴在博客上的那么深。那就顺便把该书的自序贴在这里，算是今天博客的尾声吧。
47楼万岁
——《孔庆东精选集》自序
地种多了，就有涝有旱；菜炒多了，就有咸有淡；手牵多了，就有恩有怨；书写多了，就有丰有歉。
一转眼，连写带编，我已经出版了十几本被叫做书的印刷品了。尽管好心的媒体热烈吹捧，善良的粉丝天天夸赞，但是我自家心底明白，每本书里都不乏水分、差错和谬误。除去那些胡搅蛮缠不识数的酷评家以外，也有若干正经师友和读者或直言或委婉地对我进行过批评指教。比如高远东师兄就点出《四十不坏》一书里的可读性文章明显少于以往之作，我当即俯首承认。我过去经常以所谓“主打”文章的一俊遮百丑来辩解和宽慰，可是随着“孔氏书目”的不断增加，许多普通读者已经开始搞不清哪些是我的文字了，甚至有个别网站把李零老师的力作《花间一壶酒》误认为是我的，令我汗颜久之。每每有读者来信索求某部已经绝版的拙作，更有读者抱着七八种我的书来找我签名，并追问还有什么“大作”。我想起高尔基在书店当学徒时，看到老板用各种《圣经》和《赞美诗》的版本去欺骗读者就良心不安。我也想赶快整理一下旧作，删繁就简，莫再误导良民。
于是便萌生了编一本精选集的歹念。我把以前的《47楼207》、《空山疯语》、《井底飞天》、《黑色的孤独》、《口号万岁》、《四十不坏》这几本流传得比较滥俗的“杂文书”精兵简政了一番，选出其中影响比较大、流毒比较广的一批麻辣烫文章，合成了这部所谓精选集。精不精，要由读者说了算，因为有的文章，老李说好老陈说差，我就一概以“影响很大”给收了进来。因为不愿意另外取名，就羊头嫁接狗肉，弄了个投机取巧的简称——《47楼万岁》，也算是讨个口彩吧。
为读者着想，一册《47楼万岁》在手，上述那6本注水的滥书基本不用再买。不过声明一点，我的评论韩国和评论金庸的文字这里没有选，因为前者有源自《独立韩秋》的《匹马西风》，后者有《金庸评传》和《笑书神侠》，再选就重复了。故而本选集的特色是：以天真加纯情为鸳鸯锅底，涮的是荒诞肥牛加糊涂上脑，外配鲁莽小料和辛酸醒酒汤，只管开胃，不管减肥。不怕撑着的您就下家伙吧。
编排这部选集时，我不顾家务劳动繁重，努力克服中年痴呆症，校正了许多错别字，恢复了被书商和编辑删去的若干词句——比如他们把“庄谐杂出”弄成了“和谐杂出”，还有一家出版社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昆乱不挡”这个词，认为是我瞎写的，非要给我删掉，气得我离家出走多日。总之我是力求经典一些，万岁一些，起码要比北大那座47楼长寿些啊。记得被中央电视台“名校名师”栏目专访时，主持人最后使了一招请君入瓮，让我用“那该多好啊”说一句话，我挠了挠头，说的是：“假如我是全中国最差的老师，那该多好啊！”现在我则想说一句：假如这不是一部选集，而是十多年前我一出手就写出的第一本书，那该多好啊！乌拉！
又得偷懒半日闲
今天忙家务，而且晚上去辅导了高三九班，所以这里偷懒啦。大家喜欢我写的少儿年代的事情，那以后有机会再写点。关于“脚滑子”的来历，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可以给介绍介绍。还有个朋友说我把钉鞋的价格写错了，我不敢肯定，记不得是什么牌子了，反正不是一般市场上卖的那些，而是国家级运动员使用的绝对高级的钉鞋。谢谢大家订正我的错误。今天贴一幅我的新书《47楼万岁》的封面，此书据说已经到书店了，我自己还没有拿到样书。这是我的一本精选集，最近出现的我的其他什么“作品集”，都是盗版。据说名人就必须给人喝血，倘若呻吟叫喊就是人品很坏，那我就注意继续修养吧。另外红枣下酒是不是容易鼻子出血，请懂医学的朋友给指教一下。三揩油！
无情最是台城柳
2006年3月11日星期六农历丙戌年二月十二晴
昨夜重逢老友，浓睡不消残酒。
脑袋跟隔壁吴老二似的，不用上弦就自己发抖。
29年没见面了。哈尔滨市进化小学现如今已经不存在了。金子般的童年，数不清的欢笑，阳光灿烂的七十年代，都随着火锅的热气袅袅回映在空中。鲁迅说：加二斤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
华兵还是那么帅，典型的东北美男子。当年我们全校只有他一个人——学校出钱给买了一双钉鞋，140元——4个人的工资啊。他是我们校的飞人。那时我们班跑得快的很多：胡波啊、杨长生啊，但都跑不过华兵。胡波有一回赛后猛喝凉水，结果喝炸了肺，结果也没什么事儿。搁现在，家长还不得要学校赔个三五十万哪。华兵1994年12月31日夜，夫妇俩煤气中毒，抢救6个小时，回来了。生活真好，看世间万物，寸寸都活着。我也说了89年的事儿，九死一生堪笑慰，芙蓉国里尽朝晖。
酒阑人散，回来一头攮到床上，就回到了30年前。张爱玲说的30年前的月亮，照着我失重的肉体，漂浮在奥菲莉亚的河上。朱自清说：“秦淮河的波太明了”，那就是多瑙河或者莱茵河吧。《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宁死不屈》、《脚印》……你们看过吗？小胡同学说：快去看海报，来了个新电影——月去刀印！孔庆东大笑：哈哈，是脚印！我们翻进23军司令部的高墙去看电影，如果被卫兵抓住，就冒充将军们的孩子。一次卫兵审问我：“你爸哪单位的？”我说作训处的。又问姓什么，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说姓孔。卫兵大吼一声：“出去！作训处没有姓孔的。”后来就改变对策，直接说我爸是三野的，卫兵听不大懂，往往放行。可一次去看《原形毕露》，为掩护同学又被抓住，审问我的是穿四兜军装的中年军官，一听我爸是三野的，顿时不屑地说：“三野的跑这儿撒什么野？这是四野，懂不？”我一听也火了：“四野有啥了不起？不就是林秃子的部队吗？我爸他们三野是打淮海的，上海、南京都是我爸他们打下来的，我爸见过陈老总。你穿四个兜牛个啥呀？我长到你这么大，我穿八个兜！”那军官一听笑了，说进去吧，小王八犊子真他妈牛！其实我爸是后续渡江部队，没有参加过攻城。我心里是很佩服四野的，从我爸的谈话里也可以听出，他们老三野的对四野也是英雄相惜的。爸爸有个朋友张叔叔是四野的，当年困长春时是排长，他说长春不完全是和平解放，自称亲手俘虏过曾任新一军军长的东北保安司令郑洞国，可上边为了政治需要，把抗日名将郑洞国算成起义。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张叔叔抚摸着残疾的腿说：“我这条腿白他妈瘸啦，凡是被我俘虏的，现在都过得比我好，早知道我一人给他一个卫生球。”我爸就笑张叔叔，说你们四野不懂党的政策。其实我看三野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爸喝酒高兴时，说他们驻扎在南京苏州那阵子，许多解放军看戏听评弹不买票，康生为此批评过陈毅，我爸还参加过纠察队专门收拾那些军纪涣散的家伙。我爸还说，南方好是好，就是一天到晚吃大米，真遭罪。我一听这不烧包吗？我最爱吃的就是那每人每月供应二斤的大米啊。
30年前的月亮，照在哈尔滨冰封雪飘的大街小巷上。我们滑着“脚滑子”风驰电掣，那是一种介乎冰刀和滑雪板之间的滑雪工具，现在的孩子们都不会做了。我们上午读书，下午玩乐，有时去学工学农学军。夏天拣榆钱，冬天积肥。我五年级时，承包了一个近郊生产队的牲口棚，成了积肥超千斤的模范。劈柈子、挖菜窖、脱坯、盖小棚子……一个市民的全部劳动技能，我们从小就掌握了。我对华兵说：“这算不算素质教育？相当于小提琴几级？”姜昆也是在黑龙江兵团学会了劈柈子，一次他在电视上徒手表演，别人怎么也猜不出那是什么动作。我最喜欢劈老榆木疙瘩，把盘根错节的大树根最后劈成冰棍般大小，堆成一座小山，浑身汗出如雨，邻居们无不夸赞。
但干其他活，不是我的强项。我的同学各具特长，也各有各的意趣。腾小甦后脑勺是平的，我们叫他“板儿头”，他爸是师长，他家老吃大米饭炒土豆丝。程滨他爸好像是团长，南方人，一次威胁两个儿子说：你们再不听话，我就把米饭都吃光！程滨他妈一次给我们班代课，用山东话朗读《小英雄雨来》，大家都笑，我却觉得这么念更有味道。张少铭家住通讯营那边，喜欢讲故事，但有个口头禅：“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呢……”董巨峰的名字跟我的名字声调一致，上课又不专心，老师一叫我，他就慌里慌张地站起来。李老师厌烦地说：“谁叫你啦？光腚骑摩托——你的瑟啥呀！”李老师说话有时候不大文明，但对学生心肠很好的。我们最喜欢的恐怕还是王树香老师，人字俱佳，对学生有威有慈，大字报写得整整齐齐，从不霸占其他班级的墙壁。
会吹黑管的是于凯，写字特别好的是于子军，生字老师让写一行，他却写十行。他姐姐叫于抗美，我说这名字不好听，“抗美”就是“爱丑”的意思，他姐听了十分自卑，见了我总是很沮丧。魏瑞祥和阚秀朋是我的死党，我跟他们的事迹以后要专门写成小说的。焦洪山住在“小草房”那边，他爸用山东话喊他吃饭：“洪山——家来！吃烧饼——蘸红糖！”我们经常模仿着戏弄焦洪山。栗荣亮的事迹我已经写过了，我们班最淘气最马虎的同学，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上大学后一次回哈，给家里买煤，煤厂的营业员正是他。他很激动地指挥手下，给我多装了不少又大又亮的鹤岗优质煤。临别时他对我说：“老孔，听说你们北大一毕业就是工程师啊，一拿就一百多块。没啥说的，别忘了哥们儿啊。”
后半夜头疼，醒了一阵儿。找不着四肢五体，就又睡过去。小时候梦里要上厕所，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找到一个，上面写个“女”，急得要命。后来想起有家邻居的煤棚子上写个大大的“女”，不知他家从哪儿偷来的。那时从单位往家拿边角料没人笑话，但破坏公共设施则属于下作。马路对面是公交车库，我们经常去恶作剧，把无轨电车的“辫子”给拽下来，但从来没有破坏过电车。
起来吃了一碟番茄拌红枣，头还是晕。30年前，哈尔滨儿童公园有全国唯一的儿童铁路，围着公园整整一圈，从站长司机到票务乘警全是小学生。还有旋转木马，一上去就转得天翻地覆，世界宛如万花筒。忽然木马停了，木柯烂了，乃发现，下岗的下岗，上访的上访，喝血的喝血，喝汤的喝汤。于是模仿某大师，俺也创作一首古诗如下：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水浒传》云：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门关上，把拴拴了。俺却道：古寺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阿巴拉古！
南京记者不等于南京人民
今晚要跟小学同学聚会，提前来瞧一眼博客。发现南京记者很生气，先是造谣说我看不起南京，然后以为维护了南京形象就等于南京的媒体是一贯正确的。郁闷多日的君子们也顿时兴奋，赶紧趁机发泄宿怨。唉，好玩好玩。南京多次是亡国之都，这是历史事实，不是谁的诅咒啊！其他城市也亡过，不等于南京就没有亡过啊。在国民党手里不就丢过两次吗？即使批评了南京，也不等于就是表扬北京啊。你们那么疯狂地咒骂北京，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徒显逻辑混乱而已。我对北京的意见更多，感谢你们帮忙吧。其次，亡国的首都不等于就是不好的城市，能够当首都就已经证明是一流城市了，亡国的因素多了，怎么揭一点伤疤就那么恼羞成怒啊。其实还是记者匿名故意挑拨而已，转移自己新闻水平不高的问题，把话题变成关于南京好不好的争论。退一步讲，不能当首都的城市又怎么啦？不能当首都就不是人住的城市啦？我看牡丹江也不适合当首都，深圳、温州、少林寺、吐鲁番，都不适合当首都，人家怎么不恼火啊？曾经被攻破的首都多了，岂止南京北京，这并不妨碍南京人民北京人民的英雄形象啊。怎么看出我否定了南京的形象呢？本来已经写了一篇赞美南京的短文，这回不能发表了，免得似乎俺故意讨好那些年轻气盛的记者似的。你们的报道写得基本不错，俺已经肯定了，只是说题目耸人听闻一点，俺也没找你们总编计较，只是在这里开个玩笑，你们就火了，还说俺没有雅量，不够宽容，你们这不是更让南京人民笑话吗？是谁心胸狭窄啊？以后记住了，谁再批评调侃你的时候，就跳出来大吼一声：中国人民不可侮！那样对方就瘫软了。无冕之王么，无物之阵么，无什么之尤么。好吧，语文水平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提高的，自己写不好文章，也看不懂别人的文章，这不是南京记者的独家毛病，北京西京东京都差不多，至于乱棒齐下，围剿那些敢于对记者不低眉顺眼的家伙，更不是咱中国发明的。在独立思考慎重发言方面，南京记者很有必要向南京的学者、南京的作家学习学习啊。
今天既然不贴文章了，那就还是贴一篇日记吧。不爱看流水账的看客，对不起了。打听到哪里着火了，赶紧看去吧。
2006年3月10日星期五农历丙戌年二月十一晴
今天一早起来，处理积压的读者来信，吃的牛奶泡红枣。
昨天上午备课，读书。下午1点半，中央电视台为摄制关于丁石孙老校长的节目来采访我，在中文系的院子里谈了十多分钟。我深情怀念了80年代丁石孙当校长时，北大的自由欢乐气氛。那时我们经常示威闹事，给老丁制造很多麻烦。我们要游行去天安门时，老丁在南门阻拦，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是一旦学生被警察带走了，老丁则强硬地将学生讨回，“校内处理”。我说，什么是负责任、爱学生的好校长？老丁就是。
14点，系里开党委会，蒋朗朗书记传达本学期任务，布置先进性教育“回头看”工作。16点，团委学生来送稿费。大学生卫星网来请讲座。在教师休息室养神片刻，便去上课。
课上讲完了鲁迅《孤独者》。课后仍有很多学生提问。一位学生请我为其刚刚在山东出生的表弟取名，我问了时辰，回来查了查书，取名为：艾洪坦。一位来自陕北榆林的旁听者送给我一大盒红枣，我想起《理想之歌》中的诗句：“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吧，陕北的枣啊，蜜一般甘甜。”
晚上读鲁迅和其他书刊。2006年第3期的《语文建设》上社科院王灿龙的文章解释了白居易《琵琶行》中“名属教坊第一部”这句诗里“第一部”的意思，材料和推理俱佳，令人信服。2006年第3期《百年潮》里罗平汉的《桃园大队“四清”前后》是访问桃园大队原队长关景东的访谈录，很有价值。在刘少奇等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桃园的亩产量从几百斤要提高到亘古未闻的上千斤，试验田达到2000斤。刘少奇把外宾送他的电影机送给桃园，说是“作为我们全家入社的股金”。王光美化名董朴，在桃园搞四清试点，总结了“桃园经验”。关景东历年多吃多占，受到王光美的批评教育，退赔了700块钱，家里赔得什么都没有了。桃园大队现在属河北抚宁县牛头崖镇，关景东本来是半条牛起家的合作化英雄，结果一路坎坷。1931年出生，现在身体不好，讲话很实在，也比较有水平。
《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3期上美国战略家布拉德利·a·塞耶的文章《美国对抗中国的几种可能选择》很值得重视。作者是兰德公司顾问、哈佛大学研究员。文章认为美国接纳中国是不可能的，中美对抗势不可免，所以文章的重点是指出如何收拾中国。一是“对关键产业的制裁”，包括石油制裁、信息技术制裁，目的是延缓中国的经济增长。二是加强联盟，包括与印度、俄罗斯、日本、韩国的双边联盟和建立一个“亚洲北约”的多边联盟，“从而使中国的防卫任务变得更加困难”，特别突出的是要阻止中国统一，“确保台湾的独立”。三是“维持军事上的优势”，这是“对抗中国的最有效的机制”，“武力威胁将会使中国的领导人举步维艰”。文章还要求美国“阻止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并援助新疆与西藏的独立运动”。作者立场鲜明，条理清晰，特别是其直言不讳的民族主义情怀颇值得我们深思。最近温家宝总理针对小泉的强硬言行公开讲道：假如我是一位民选总理，早就下令使用核武器炸平日本列岛，为三千万死难同胞伸冤。此话可能情绪激动了些，但所要表达的民族尊严和义愤是可以理解的。
陆颖华老师的书画集收到很久了。陆老师是陆侃如的后代，当年教我戏剧课的，慈祥谦逊又一丝不苟，多次组织我们看戏。我的作业她给了最高分，对我很赏识的。我受哈尔滨文艺气氛的熏陶，从小就爱看戏，但大量阅读戏剧材料，还是跟陆颖华、孙庆升两位老师的启发有关的。听说有一次，陆老师搞到两张票，约自己的一位女研究生去看戏，陆老师在剧场门口等了半天，不料那学生竟带着自己的男朋友同去，陆老师只好把票让出，自己回家了。陆老师真是“母亲导师”啊，换了我，当场就把那学生革出师门了。陆老师退休后开始学习国画，16年下来，成就斐然，在日本开过画展。我看她画的花鸟和北大风景，神清气爽，幽雅绝俗。一个人拥有了美的底蕴，干什么都能成功啊。不晓得俺将来退休后，是修理自行车呢，还是抚摸麻将桌呢？
一位选民请我转告海淀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其胜诉判决。我打了几个电话，还未联系上。春暖花未开，大地吱扭扭响，大寨的铁姑娘，都是铁肩膀。牙可西！
信口开河的媒体
2006年3月8日星期三农历丙戌年二月初九晴
今天三八妇女节，也不知是“劳动妇女节”还是“妇女劳动节”。恰巧今天去清华讲座，讲的是妇女解放与成功女性的话题。清华人办事的效率明显比北大高，清华女生也似乎比北大的勤勉些。北大书屋顺便去售我的书，有几个人买了我的6种书。
收到张曼菱寄来的她父亲张进德的《人文书法》，其主题是“我写字就是为了自由”。书很漂亮，文质俱佳。张曼菱该算是我的大师姐了，当年读她的小说很崇拜的。不知道她有这样一位父亲，一位布衣书法家。张曼菱的自由精神可能也颇受父亲影响吧。
王度庐的女儿王芹老师寄来徐斯年先生的力作《王度庐评传》，这是徐斯年充满感情的多年研究的结晶。十来年前，我经白羽的儿子宮以仁先生介绍，去拜访王度庐的夫人李丹荃老人，她们一家非常热情，女儿女婿都是空军干部。我料定王度庐的作品必会大放光芒，在论文中作了重点评介。后来在韩国看了李安的《卧虎藏龙》，跟韩国朋友说八成能拿下奥斯卡，不久果然拿下了，我连夜写了第一篇评论。前年我的一个研究生将王度庐的作品与《呼啸山庄》进行比较研究，也去拜访了李丹荃一家。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人，不会永久埋没的。枯目虽无泪，痴心亦染尘。劝君勤铸剑，一蹴斩昆仑。
宋绍年老师赠我其学术力作《〈马氏文通〉研究》。我不是搞语言学的，但也颇知《马氏文通》之重要，作为百余年前的中国第一部语法著述，争议颇多。我只看了第一章，后面的匆匆浏览一过。宋老师的视野比较开阔，语言学研究而兼有人文情怀，客观的评述里隐含着学术立场和个性。郭锡良先生的序里说该书“堪称新意迭出”，我体会不深，但看书中的一些论见，颇能感到有的放矢之慨。
曹革成先生寄来其新作《我的婶婶萧红》和东北题材的长篇小说《四季蛮荒》。曹先生是端木蕻良的侄子，他的上一本萧红传，我写过书评《生死两茫茫》。这本新作张中良兄给写的书评我已经看过了。曹革成既是学者也是作家，有点学习端木蕻良的意思。满族多才俊啊。
《上海鲁迅研究》去年秋季号上有葛涛的《“网络鲁迅的崛起”》一文，很有价值。《今古传奇》2006年3月号有一篇写金日成的《三千里江山不倒的红旗》，立意很不错，但材料有点杂。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金日成派遣去刺杀朴正熙的31人突击队，都摸到青瓦台总统府了，不幸暴露被围歼，只有队长血战逃回，后来成为人民军高官。而朴正熙也组织了一支31人的突击队去刺杀金日成，不料突击队发动起义，直扑朴正熙官邸，结果全部死难。
美国作家王性初先生寄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对我的专访：《“北大醉侠”孔庆东》。一张剪报，纸短情长。
《47楼万岁》已经上市，我还未拿到样书。哈尔滨邻居林卓老弟写来长信，痛斥社会黑暗。工人阶级的正义感。
近期的读者来信比较多，没有全部回信。晚上换了灯泡，心里亮堂了许多。
南京各媒体对我金陵之行的报道，多数是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同行的朋友说，幸亏采访时在场，终于见识了什么是歪曲捏造。我说人家记者要吃饭，不造个谣点个火怎么吸引眼球啊？只要对我没有太大伤害，就帮助他们混碗饭吧。鲁迅早就指出了海派新闻的实质，越是标榜“民主”的社会，新闻就越胡作非为，只对自己的饭碗负责的媒体环境中，读者要知道真相比登天还难。他们无非是报道我批评金庸、批评张纪中之类的，比如我明明说的是电视台没文化，《百家讲坛》是电视节目里最有文化的，可是报纸的标题却成了孔庆东怒斥百家讲坛没文化、孔庆东说金庸是葛朗台等等，只当读笑话吧。不过大部分内容还是真实的，比如一位80岁的刘奶奶一大早就去等我签售，买了一摞我的书，说要送给孙子孙女，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恋爱观。此事本身就很有趣味，所以不用篡改直接就登了。再比较一下对洪晃大姐的报道，我就更感到记者朋友对我真是一片热爱、手下留情啊。那篇洪晃的报道题目是：《谁睡了我的老公？》我一边读一边笑得不行，我说终于明白这南京为啥不能当首都，为啥谁把这儿当首都谁亡国了。
有个北京，再有个南京，中国真好。阿弥陀佛他老姨啊！
怠工一天
今天从南京回到北京。但是一回来就事务繁杂，电话信函哇哇叫，大人孩子一齐闹，吃完盐水鸭，说句哈拉少，可大眼瞪小眼地就是不睡觉。加上这几天没怎么读书，所以今天从黄昏开始连续读了5个小时算作补课。故此今晚就不写流水帐了，抄一首小诗如下，然后去看看这几天的留言，洗巴洗巴就准备迎接妇女节啦。向所有的非雄性生命问好！
小诗是大前天晚上飞临南京上空时看见莽莽苍苍的地势时信口胡诌的。就叫《飞抵金陵俯瞰夜色口占一绝》吧：
一城灯火尽昏黄，
虎迈龙衰两鬓苍。
遥想秦淮八百艳，
笙歌何处袅余芳。
正好，就算是给节日应个景了。万福！
斗罢艰险又出发
明晚要去南京，3月5号在南京签售，所以今天来写几句为了重逢的告别话。
首先抱个歉，昨夜俺犯了错误，过了规定时间跑到这里胡写一气，扰乱了东博书院资深长老的作息，实在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今后一定注意克服时差错乱的毛病，除了特殊情况外，仍坚持23：30以后不上博的革命传统。请中纪委各位御使大人切实监督为盼。
今天上午看金圣叹，下午到系里开会，书记主任分别布置任务。我请曹文轩老师为全国作文大赛题词，抓了他很久，今天终于逮着了。邵燕君老师说去中央电视台做节目了，可是人家一不许她谈社会主义，二不许她谈男女平等。那节目是我推荐邵师妹去的，听见师妹不高兴，我就安慰她说：人家那是中央电视台啊，怎么能允许随便宣传社会主义呢？师妹很聪明，一听就懂了。会后去邮局给《课堂内外》发了特快专递，又跑了资产部、招生办，接了七八个电话。会前看见江力，跟他谈到市场上出现了一本《孔庆东作品集》，是盗版的，实在可气。
这几天要求采访的很多。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馒头”事件，非要逼我说出陈凯歌骂胡戈就证明共产党的天下没有创作自由，人民不能批评主流。我说陈凯歌并非政府的导演，胡戈搞笑他也不是针对政府，那记者却义正词严地质问我陈凯歌不是政府认定的大导演吗？胡戈的批评遭受压制不是上面的意思吗？我说你要找共产党的毛病我可以另外给你提供资料，但这回的事件确实跟政治无关。那记者越说越对我鄙夷不屑，已经认定我是为共产党专制统治辩护的陈凯歌的帮凶暨残害胡戈的刽子手一伙了，采访也就不欢而散了。唉，这记者采访之前的准备工作是怎么做的？纽约人民的中国信息就是从这样的记者笔下得到的啊！纽约人民万岁！
晚上羊肉吃多了，四体暖洋洋的，便又吃了一个班的学龄前西红柿。学生送我吐鲁番葡萄干，非常香甜，本来自我规定只吃50粒，可是刚才忍不住又数出30粒。反正要去南京了，一座高产亡国之君的首都，“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地方，腐败点就腐败点吧。想起解放军的红旗Сhā上南京总统府的那天，毛泽东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的同时，一位被俘的国军将领向解放军卫兵讨来一张白纸，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痛煞江南飞落英，大江百万渡雄兵。可怜石头狮儿在，国府门前月不明。”思想是传统的，感情是真挚的。
周恩来在共产党代表团被驱逐出南京前夕的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宣布：“南京，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明天，我就去看看这座英雄的、也是屈辱的，繁华的、也是腐败的中华名城吧。
三月第一博
2006年3月2日星期四农历丙戌年二月初三晴
伊拉克足球进四强了，司机师傅感叹道：“你说人家伊拉克，人家什么时候练的呀？人家在哪儿练的呀？人家进四强了！”我说：“今天二月二，龙抬头，咱中国这回也甭抬了。”师傅说：“抬头？抬他妈个球！”
这两天有点累。华东交大讲座，尽管天气阴冷，但效果是相当的轰动。找我讲座的电话又爆增起来。有的学生干部以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反复拨打，我说没时间，他们就说讲二十分钟即可，连我住在哪里都侦察得清清楚楚，说随时派车到我楼下云云，总之非要我满足他们的工作政绩不可。跟他们说这样的邀请每天四五个，实在答应不过来，明年再联系好不好，他们就说我看不起他们学校，为什么连华东交大都去了，而不来我们学校！我说第一人家的讲座叫“孔目湖”，跟我同名；第二人家华东交大水平很高，学生的提问，那可以说是未名湖级别的，孔目湖坛主里比我高明的人很多，我不过是人家的第113讲而已。再说，总得给我留点散步卖呆脑白痴的时间吧，不能看见我在未名湖畔跟人闲聊了几句，就说我嫌贫爱富，师德败坏吧。
《中国老年》2006年第3期有篇谈罗章龙的文章，罗章龙晚年希望中央能够认可他当时主观上是反对王明，不是故意要另立中央。他在遗嘱中写道：“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事业，我的主义不变！”一个被开除党籍60多年的人，信念如此坚定，也不愧是当年“二十八划生”的三个半朋友之一了。
《红豆》2006年第3期马季的《网络文学的早期历程》有些史料价值。《天涯》主编李少君兄寄来他编的一本《21世纪诗歌精选》之“草根诗歌特辑”，编得很有眼光。
今天还收到陈泳超主编的《北大段子》，内容多是网络上的。里面有一篇讲汪景寿老师的，正遇2月27号汪景寿老师病逝，我就在今天的课前给学生读了那一段，算是表达对汪景寿老师的悼念。汪老师除了研究当代文学、台湾文学外，是中国曲艺研究的第一学者，是真正深入曲艺界的学问家，跟很多曲艺名家是朋友。他的《曲艺概论》、《中国相声史》都是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我受他启发不少。汪老师待人非常随和，有一种天然的“糙幽默”。早期上电视的时候，上面西装领带，下面赤脚穿着解放鞋，我以此调侃他，他却说这就叫“北大精神”。他还调侃我在电视上一边假正经一边随时随地犯坏。一次系里开会他打盹，我提醒他，他却说是领导的讲话“太催眠、太催眠”。上个礼拜我们办公室主任杨强兄说他住院了，我还以为没什么事儿，还想跟他请教郭德纲现象呢，竟不料就这么走了，才72岁。今后北大再没有对曲艺研究如此深厚的专家了。
这学期的课，给我安排在电教报告厅，大概是北大最大的教室了，在讲台前抬头看上去，满山遍野的，大概有一个团的样子。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保安很紧张，问我是什么领导要来吗？空间太大，并不利于讲课效果，后面的恐怕视听不清。我只好放高声、写大字，课后回答学生提问，回来才觉得累了饿了，喝了点啤酒，吃了四个花卷。充实的一天过去了，写了这篇日记，一会看看这两天的留言，上帝啊，庄严工作之后的疲劳，真他姥姥的幸福啊！乌达啦！
孔目湖讲座
明天要去南昌，在华东交大讲座一次。该校党委宣传部多次邀请，终于在今年逮住了我。前些年我到一些大学讲座，往往是被其团委邀请，党委拒绝，后来我就声明非党委邀请不去。近几年各校一般都是党委出面来邀请我，我分身无术，多数谢绝不去，偶尔答应去了，也往往胡说八道一番，反正出了事儿他们党委负责呗。这次我也是看在该系列讲座的名字里有个“孔”字，就任人唯亲，答应了。不知道下次来博客是什么时候，所以贴一篇上周的读书日记节选。朋友们，三月见啦。
2006年2月13日星期一农历丙戌年正月十六
《晶报》上连载的《王光美访谈录》有点史料价值。刘少奇第一次去王光美家，既是女婿身份，又是中央领导身份。王光英特意到西单商场买了一条围巾送给刘，刘说：“我们没这些规矩，以后不要搞了。”然后又利用王光英的资本家身份，让他去联络天津的工商界。与资本家联姻，刘算是带了一个头。后来的“剥削有功论”等思想问题和晚年命运，皆与此有关。
多家媒体报道了陈凯歌要告胡戈，这有点过分了，小凯不该如此糊涂啊。看来娶同姓的老婆后果确实很严重。不过陈红嫂子倒似乎表现得比较冷静，静等着洪大姐率先打出一组七伤拳。
《文汇读书周报》2月10日头条文章是《韩国“伪书”炮制秘方大曝光》，原来市面上大多数韩国青春网络小说都是书商雇佣大学生伪造的。所谓“韩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韩流。正如日本指挥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明星挎着东洋刀去扮酷。
2006年第2期《语文建设》上发表娄同森《语文教学如何应对“汗”语的挑战》，论题很有意义。早在2005年8月，《新周刊》作了一个专题：《“汗”语言拍案惊奇》。语言学界反应比较迟钝，汗。
“人事”不是人做的
今天贴一篇朋友的文章，把时间省出来答复留言。时间最近好像又提速了，许多朋友的误会都是语文问题，但解释起来太长，网上说不清楚，好在世界就是在误会中前进的。简单说一句：我们看任何文章、任何语段，都要弄明白这是什么人在什么语境中针对什么读者在说什么事情和什么道理，也就是n个w的问题。在已知条件不充足的条件下，慎出断语，是为学的基本法门也。另外，“上帝的小舅子”不是在骂上帝，请看我的韩国日记，真主的姥姥观音的老公毛主席的叔叔等呼语，不过是我自己的祈祷词，相当于那些真假教徒的“阿门”也。再说“上帝”一词也不是基督教专用的，中国古已有之，请诸位耶稣的信徒明察，还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更为接近摩西大叔的原意吧。
“人事”不是人做的
聂荣
在企业，把政府部门的“人事管理”变成“人力资源”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移。
“人事”是小学生作文的构成要素，并列关系，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说清楚就行了。一落入政府部门，却把人当成了一回事，加以管制，理麻，美其名曰“管理”，让辖区里的人都顺从、屈服，这就是“人事管理”。因此，制度特别多，会议特别多，内耗特别多。
把人当成一回事管理的部门，一般称为人事处。科长太小，不值一提。
人事管理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是：大家都唱“卡—拉—ok”！
“卡”字当头。你要考研吗？单位不出证明；你要评职吗？学历不够条件；你要革新吗？机关没有先例；你要结婚吗？资格还要审查……
“拉”字随后。疲塌拖拉，扯皮撂筋，互相推委，是机关的通病。工作人员不在，我们正在考虑，还要领导审批，这些都是惯用的“拉”法。直到你说不完的好话，送不完的好处，上头再卡也卡不住了，下头再拉也拉不出了，最后才大笔一挥——一切“ok”！
从愿望上把人当成一回事，到执行起来变成了不把人当成一回事，这是一大退步。因此，我时常琢磨“人事处”这三个字。“人事”最终是不把人当成一回事；“处”如果作动词，就是不把人当成一回事来处理；如果作名词，则成了不是人办事或不是办人事的地方。
因此，人事处的人一般是不做人事的！
“资源”大不一样，它首先是一种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珍视；前边再加上“人力”，就是一切资源中最最宝贵的了！
资源是有限的，需要我们珍惜。
人力是无穷的，需要我们培养。这里的“力”，包括智力、体力、魅力、活力，因此企业要加强培训，让肯干的人和能干的人不断得到拓展，既是对企业的回报，也是对员工的回报。
因此，人事管理是把人压低，自然让人压抑；人力资源是把人抬高，自然让人高兴。我是人，我就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从物理学上讲，凡是力都是有方向的。要想每个人的力方向一致，首先要“心往一处想”，才能“力往一处使”，这就需要遵守共同的价值观念（心也）和行为准则（力也），这二者正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所以，企业靠企业文化来管好事情，理顺关系，这才是真正的管理。
所以，一个发展中的企业，应该设立“人力资源与企业文化部”。两手抓，两手硬。
若干年前，我在大学机关，曾戏言“机关就是关‘鸡’的地方”，主要在于把你关住管住，现在结合“人力资源”的理念看来，此话一点不爽（差也）！
机关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在机关，你有听不完的讲话，在企业，你还可以听讲座；在机关，你最多可以讨论，在企业，你完全可以争论；在机关，你得处处缩头缩尾，在企业，你可时时挥拳弄腿；在机关，你有忍不完的气儿，在企业，你有使不完的劲儿；在机关，你的饭碗握在上司手里，在企业，你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
因此，一个充满活力的企业，可以把员工调养成一群发情的狼，无论公母，嗷嗷直叫！
从本人前期的“革命生涯”，也可以窥见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区别之一斑。
上世纪末叶的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二年初夏，我大学毕业，母校认为我这个人还可以办点事，可留校工作，却又苦于人事指标紧缺，便将我的户口下到一所中学，借尸还魂，留在学校，人籍异处。以后数年，大到学校涨工资，小到工会分菜油，我因人事问题，要么特批，要么补得，常有一种被打入“另册”的感觉。学校党委书记找我谈话：小伙能干，却多抱怨。我坦白地说：书记，要是当时把我分到乡镇中学，莫说凭能力，单凭酒量我也当上校长了！书记差点晕倒。几年“转正”后，才露出了港澳同胞回归大陆的笑脸！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八年初春，天降大任，人交好运，两条人事大路突然摆在我面前：一条是下区县挂职锻炼当乡镇长，一条是借调到市级机关当公务员，时值重庆直辖，百业待举，要人突击。我最终选择了抛弃蜗牛爬树而直杀市级机关的“捷径”，一步跨入了新世纪。哪曾想后来又被医了“焖鸡”。
工作突击了，成绩出来了，利益丰厚了，矛盾集中了。于是，人事管理问题又被领导们义无返顾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借调”慢慢衍变成了“借用”，“逐步解决”变成了“公开招考”。笔试时本人又不幸名列前茅，于是又转入面试。其实，天天见面几年了，谁优谁劣，就连老百姓也心知肚明。当时，我曾赋诗一首，面呈当局，诗曰：“惊闻考公已入围，喜极悲来涕泪垂。不慕范进中举去，只喜相如携妻回。秀才得意半张纸，美人承欢两蛾眉。我劝青天公且正，党心民心两不违。”青天大老爷者，重庆市招办主任诸公也。面视当日，本人演讲的题目是《我是一只什么猫》，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演绎猫不分黑白男女，人不论亲疏内外，只要能逮耗子能干实事就行，讲的我热泪盈眶，听的人情绪激昂。结果，我却被一拨“超级女生”和“超级男生”pk掉了（杀人游戏，枪毙也）。
狗日的“人事管理”，处处与老子作对！我有时也后悔，要是当年去了乡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莫说凭能力，单凭酒量也恐怕当上区县长了！但马上又检讨自己的狂妄：其一，区县也有人事局也要管理呀！其二，难道区县长都是酒囊饭袋乎？谬也。
“考公”事变，发生在合作与共赢正在成为世界潮流的公元二千零四年春。恰其时也，课堂内外杂志社正在扩充“人力”，开发“资源”，伸出狼爪，四处抓人。于是，我义无返顾，弃暗投明！
从此，我淡出官府，深入江湖，工农兵学商，只差没扛枪了。在课堂内外干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莫说凭酒量，单凭能力我就当上了主编、编室主任，至少让我觉得，工作更充实了，生活更殷实了，做人更真实了，前景更现实了，睡觉更踏实了。忙完了今天，你就可以触摸到明天，这种手感真好！
兄弟们，让我们共同努力吧！上！
——摘自半闲斋主人聂荣读书笔记《闲言杂语》
2005年10月25日夜
今天的人民网访谈
人民网谈《笑书神侠》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孔庆东先生已经来到文化论坛。我们的访谈马上就要开始了。欢迎各位积极提问。[14：47]
孔庆东：各位网友，下午好！很高兴来到人民网跟大家在“空中握手”。
[网友]：很多读者反映，你的大作只有几篇文章可读，大部是文字幼稚的伪劣之作.这么说，你是怎么看的？
孔庆东：说我“文字幼稚”我承认。比起“成熟”来讲，我的文字是幼稚的，说我的文字是“伪劣”制作，有点批评我太苛刻啦，我的文字保证不是伪劣的，不是从别人那买来的，不是假的，都是我在自己家里琢磨出来的。所以，我愿意接受这样的批评和提醒，我要防止伪劣，纠正幼稚。
[网友]：有评论认为《笑书神侠》是您研究金庸的集大成之作，在此之后您会继续进行金庸的研究吗？
孔庆东：不敢说《笑书神侠》是什么“集大成之作”，只能说这是我到目前为止跟金庸有关的文章的一个“乌合之作”，因为这本书普及的意义更大。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含金量并不是很高，它是把学术研究转变为一种大众都能够接受的语言，来面向更广大的“金迷”，面向更广大的读者，谈论一下我个人对金庸的一些看法。在此之后，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我是否还继续进行金庸研究。因为我的专业主要不是研究武侠小说，我的专业主要是研究“五四新文学”。人必须不断地“充电”，才能继续前行，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会争取写一些更有学术含金量的文章。
[日出而做]：金庸小说中那么多女主角，不知道孔醉侠心目中那个最好？
孔庆东：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进行过多次回答，作为一个男性读者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生怕犯了“厚此薄彼”的毛病。但是，根据我的记忆，我好象在很多的场合说过，更喜欢赵敏这样的女性人物。
[网友]：社会上有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武侠小说，在他们的想象里，武侠小说里面80%的内容充满暴力、打斗，实际武侠小说的内容如何？
孔庆东：社会上有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批判武侠小说，那是在他们的想象里，武侠小说里面80%的内容充满暴力、打斗，实际武侠小说的内容并非如此。比如金庸小说其中讲人性、讲感情特别是讲爱情的部分往往是更重要。有的时候重要性超过武、侠部分，很多“金迷”喜欢读金庸的小说，有时候不是要去读武打部分。很多人特别是女性读者更喜欢写爱情的部分。所以我们把武侠小说看成一个类别和名目，武侠小说里可以承载人性的各方面，从爱情角度讲，即使专门写言情小说的作家，他们未必对问题的挖掘，深度超过金庸。所以我的金庸研究是对应着金庸作品的内容的。如果不讲爱情的问题，显然不能把金庸小说讲深，讲透。当然，这个并不是我的“发明”，发现金庸小说里爱情写得深，写得广，这个是全体“金迷”的贡献。
[石头记2005]：对于金老先生对原著的改编，听说韦小宝要受报应了，您有什么看法？
孔庆东：这一次金庸先生对他小说的改编，是接受了社会各方面意见的结果。金庸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的人，他想让自己的作品经过这次改编后，变得更加对得起社会，更加对得起读者。可是，一部文学史证明，文学作品并不一定越改越好。作家的好心和诚意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金庸在改编中，把韦小宝设计为他要受到“报应”，这是受到了社会巨大压力的一种结果。因为很多人认为韦小宝是坏人，坏人必须要受到惩罚。我们很多可爱的朋友不能接受韦小宝居然可以一人娶七个夫人。所以我觉得金老先生的改编，有点过于屈从世俗。其实在我看来，原版的《鹿鼎记》，达到了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境界，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好人有好报，坏人一定有坏报”。
《鹿鼎记》一个了不起之处在于，深刻揭示了在现实社会中恰恰是韦小宝这样的人“飞黄腾达”，我相信今天社会中仍然有很多人，像他那样有七、八个夫人。但是这样的人，肯定不是好人。只有韦小宝这样的人才能够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所以，我对金庸先生的这次改编，持保留意见。很多读者认为，我对金庸是“无原则”的吹捧，其实我对金庸有很多批评，无论是对他的作品啊、他的文字，还有他的日常活动，我都经常有批评，特别是对他改编自己的作品，我从一个研究文学史的学者立场出发，我觉得他这次改编恐怕是“功过参半”。
[星空下的水妖]：从2005年开始，你数度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讲金庸小说，讲中国武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你怎么看学者上电视？
孔庆东：电视是当下社会的第一媒体，它的影响力要超过报刊等纸质媒体。媒体本身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平台，可以“雅”也可以“俗”，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在媒体上说话，我们有很多学者学识渊博，才富五车，但是他们洁身自好，他们觉得媒体是比较庸俗的地方，他们明哲保身不愿意在电视上发表言论。但是在我看来，“你不发言，总有别的人发言”。如果在你研究的领域内，你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允许一些水平并不高的人随便在电视上发言，造成了负面影响，学者自己是否也有一分责任？
过去有一句老话“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我并不主张学者都要上电视，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该考虑是否涉及到自己的专业领域；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很多学者习惯于在书斋里“自言自语”，从小没有受过在人前讲话的训练。所以学者上电视还要注意一个“话语方式转变”的问题。
其实我本人也是不太愿意“抛头露面”的，但是由于拒绝的“功夫”比较低下，所以不小心经常被拉上“贼船”。我希望以后能够有水平更高的人取代我。
[若耶]：去听法制讲座前，留几个问题，第一：孔教授好：同事们和我都喜欢看你写的文章，这两天一直都非常热烈的讨论，引用您幽默诙谐的语言相互说笑。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很开心。您在北大情书中写到：还是鲁迅说得好，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其实读书本身就是错误，读书人就是精神病人的代名词。请问您对中国目前的书有什么看法，对我们这一代有什么影响吗？如果说鲁迅时期读中国书害人至深，误人子弟，读书本身是错误，那么现代的社会的“中国书”是否能给我们带来好的高质量的精神粮食。
孔庆东：我们今天的时代与鲁迅所生活的时代，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地方。鲁迅的时代，中国人最急需的是接受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所以鲁迅用比较偏激的话语形式，提出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因为在鲁迅说这句话的同时，大多数当时的中国学者，是开出了一长串又一长串中国古代典籍的书目，鲁迅的这些话，在那些铺天盖地的书目中是“空谷足音”。但是今天在读书问题上，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青少年基本上是不读“四书五经”了，从小就是看日本、韩国的漫画，今天恐怕需要另外一种“空谷足音”。所以，今天的读书态度应该是“兼容并蓄，打通中西”。
[香巴拉的鹰]：请问孔老师对最新的一些根据金庸原作改编的影视作品的看法。你觉得读武侠作品是不是比看武侠影视剧更爽？
孔庆东：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很难改编为其他的艺术形式，改编的作品往往都是“吃力不讨好”，所以，根据金庸原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现在被称为“金剧”，普遍不如金庸小说原著。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指责编、导演人员不努力，不敬业，正像改编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也很难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一样。很多“金迷”主要看的是金剧，而不是金庸小说。我建议这些朋友应尽量地接触金庸小说原著。因为影视作品很难体现小说原著中那些深刻的文化内涵。金庸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话“看到自己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仿佛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给人家打”。我也希望以后的“金剧”改编者，“打人家的孩子打得轻一点。”
[东瞧瞧西望望]：不知道47楼207室的那几位舍友现在过的怎么样了？
孔庆东：他们现在都过得非常好，比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过得更好了。不过其中有几位朋友因为我的那篇文章，生活中经常受到骚扰。在此，我表示“洋洋得意”。
[若耶]：孔教授是金庸的超级大fans，哈，“不读金庸就等于不懂一半中国文学”，请问：孔教授，武侠顶下中国文学半边天，他对您的作品产生了什么影响？
孔庆东：那是一句比较夸张的话，并不具有真理性质。当年我的同学，用这句话刺激我去读金庸。后来我也用这句话，去“刺激”我的老师，这并不能说金庸或者武侠就能“顶下中国文学的半边天”。应该这样理解，没有武侠的中国文学，肯定是相当不完整的中国文学。
[若耶]：孔教授，记得在04年你写的《口号万岁》中，痛斥不良标语，您认为现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语和很多街头标语，是否有所改善？？
孔庆东：在《口号万岁》这本书中，主打文章就是那篇叫做《口号万岁》的杂文。其实已经在各种媒体上流传了四、五年了。该文刚刚发表时，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一些压力。但是，我的一些批判性文章往往有这样的“效应”，“压力”过去四、五年，我的观点就会成为全社会接受的一种观点。当年批评我出言偏激的领导，当面表扬我说，“庆东这篇文章写得好”。而且，《口号万岁》一书出版后，云南省等地方政府发起了“清除不良标语”运动。当时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希望这个运动不要五分钟热度”，我的担心现在果然实现了。
[星空下的水妖]：孔大侠，您刚才说喜欢赵敏。和我一样，握个手吧！我也喜欢神仙姐姐，不知道您觉得赵敏和神仙姐姐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地方？
孔庆东：我不大喜欢“神仙”姐姐。所以只和你握一只手吧。我更喜欢带有人间气息的人。
[confucius]：请教嘉宾：堂吉柯德式的骑士文学在西方已经沉寂了几百年。中国的武侠小说却是如日中天。武侠作品在中国的常盛不衰，是不是和中国式的“精神胜利法”有关？
孔庆东：“骑士文学”是西方中世纪的文学类型，堂吉柯德的出现，终结了这种“骑士文学”。现在西方通俗文学的主体是推理侦探小说。它所发挥的文学功能，跟中国的武侠文学是相类似的。与“精神胜利法”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过是用中西文化各自的方式去探讨人性。
[星空下的水妖]：你给金庸戴上了“民族形象设计师”的帽子，可王朔说金庸小说里的人物见面就打架，能说清楚的偏不说清楚。他认为金庸塑造了一群很不高明的中国人形象。你觉得呢？
孔庆东：王朔对金庸的那些评价，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是王朔独有的幽默调侃方式。其实王朔跟所有的名人恰恰是“一见面就打架”的关系。他用这种独特的幽默，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好看的“名人搏击秀”。其实金庸小说，超越其他一些庸俗的武侠小说之处，就是并非人物“见面就打架”，能说清楚的一定说得清清楚楚。里面既塑造了许多很不“高明”的中国人形象，也塑造了不少“相当高明的中国人形象”，既有韦小宝，也有康熙；既有张无忌，也有张三丰。从某种程度上讲，金庸小说是“传统中国人形象大全”。
[金小斗]：孔大侠您好，你能谈一谈庸俗与通俗的区别吗？
孔庆东：“庸俗”是一种审美品位方面的评价，所以它含有一种“高下”判断的意味。而通俗只是一种类别，“通俗”不一定意味着“庸俗”。在所谓“严肃文学”里，在所谓的“纯文学”里，存在着大量的庸俗作品，以往的通俗文学中，庸俗作品也很多，所以给人们造成了一个误区，把通俗与庸俗直接划了等号。正像通俗歌曲里可以产生大师一样，通俗小说里也是大师辈出。所以不要把审美与类别混为一谈。不要忘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是通俗小说。
[为了心中的理想]：记得您讲的金镛的小说是《连城决》对不对？
孔庆东：我对《连城诀》进行过评点。不过我讲课时，涉及到了金庸所有的小说。
[恬然]：孔老先生说话真慢呀，对前一段时间红学研究的争议，怎么看？
孔庆东：我是红学的门外汉。毛主席说：“《红楼梦》要读七遍才能发言。”我只读了不到四遍，比许世友将军略强一点，所以不敢随便评价。不过我以为，红学研究不必搞得过于高深、过于神秘。应该把通俗小说的研究权、评价权还给最广大的普通读者。
[金小斗]：孔大侠，我曾是一个狂热的金庸迷，但我不喜欢别的武侠小说，只喜欢看金庸的，您能说说金大侠的小说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呢？
孔庆东：像您这样的金庸迷，非常有代表性。这种现象恰恰说明，金庸小说与其他的武侠小说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金庸小说给武侠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如果不喜欢别的武侠小说，就不必勉强自己去看吧，除非你是专家。
[庐山]：孔教授，好象你曾经说在金庸的小说里，完颜洪烈是天下最痴情的男人？你怎么看待金庸笔下的爱情与现实的爱情？
孔庆东：我好象没有说过这句话。不过完颜洪烈确实也算得上比较痴情的男人。金庸笔下的爱情，一部分是现实爱情的反映；还有一部分代表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的追求。金庸小说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结合”的作品。
[若耶]：我们以前读书时候看武侠，现在的学生不知道看什么东西，据说很流行卡通武侠，孔教授，您认为现代武侠值得看否？
孔庆东：当前，武侠文学出现了种种新的情况，必须慎重对待，前提是胸怀要宽广。在每一种新出现的文学样式中，都可能蕴含着未来的经典和大师。
[鸡鸣风雨]：2005年，大陆新武侠创作开始呈现出一股欣欣向荣的势头，您本身从事金庸的研究，是武侠小说专家，对大陆新武侠这个概念，你是怎么看待的？武侠文化有可能成为大陆文化的核心吗？
孔庆东：大陆新武侠这个概念，是我和韩云波等其他武侠文化研究者共同提出的。新世纪以来，一代新的武侠小说创造者成长起来，推出了一批质量上乘的佳作。我对这种势头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武侠文化不可能成为当代文化的核心，但它是我们文化的基础之一。对于大陆新武侠的呼吁，也已经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今天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为了心中的理想]：孔教授：金镛的哪部小说写的最好？
孔庆东：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见仁见智。很难排出明确的座次，我个人认为，金庸写得最好的小说有两部：《天龙八部》和《鹿鼎记》，前者是武侠精神的高峰，后者是反武侠精神的高峰。金庸一个人做到了“左右互搏”。
[十一郎111]：请问孔老师，您怎么看待扎堆儿写博客，谢谢！
孔庆东：引用一句鲁迅先生的话来回答：“大约他们觉得寂寞了。”
[欢蹦烂跳的拉布拉多]：孔大侠，请问您最近研究的课题是什么？
孔庆东：今年在研究两个作家，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张恨水。准备对鲁迅的小说进行评点式研究。另外，目前在整理《水浒传》研究资料。
[庐山]：当下的北大的思想氛围与20年前相比有何变化？差别在何处？教授们是不是只想着钱权名利？学生们是不是也只管吃喝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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