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20年前，教授们没有什么钱权名利可想，学生们也只能吃点方便面。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思想氛围的变化是必然的。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丧失了什么？不过，总算比十年前稍好一点。
[香巴拉的鹰]：您现在常在凤凰卫视上提到＂人民性＂这个词，对于这个＂失而复得＂的词，您的感受如何？
孔庆东：很高兴您注意到了我的这一提法，在《笑书神侠》这本书中，我自认为，《金庸小说的“人民性”》这篇文章还是有点意思的。该文也引起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评价。我觉得，时代的前进总是难免有得有失，但是，不论怎样的前进，“人民”是不该失去的。即使我不提到这个概念，自有其他人民群众会把它重新“高举”起来——特别是在凤凰卫视这样的媒体上。
[鸡鸣风雨]：您对新生代的武侠作家的发展前景持何态度？您曾说到您觉得步非烟、小椴等等一大群新作者的文化底蕴很深，这正好与许多评论家认为他们缺乏文化底蕴的观点相悖，为什么？
孔庆东：如果说：大陆“新武侠”作品存在着什么明显的缺陷，我觉得缺乏的不是文化底蕴，而是真实的人生底蕴。看一看步非烟他们写的旧体诗词，应该说是当今中国一流的。这些作者，有很多都是中文系的研究生。如果以后经过真实人生的磨炼，如果他们的写作兴趣能够保持，我觉得，大陆新武侠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灿烂的。
[星空下的水妖]：在中国的韩流盛行时，您推出《匹马西风》一书，那么您认为韩流、韩剧盛行的原因何在？对待韩流，您认为该采取哪种态度？
孔庆东：韩流韩剧盛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流行文化“风水轮流转”的原因，二是韩国方面意识形态、文化战略不断努力的结果。对待韩流，我认为，应该采取以我为主的接纳态度，学习人家弘扬本民族文化的鲜明主体意识，从而达到加强我们自己的“中流”砥柱的目的。
[金小斗]：孔教授，您对令狐冲这个角色是怎么看的，我个人认为这个角色是金大侠比较喜欢的角色，您说呢？
孔庆东：是的。令狐冲可以说是金庸小说中的“上上人物”。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金庸所要表达的自由精神。
[欢蹦烂跳的拉布拉多]：孔大侠，刚才我在想，金庸作品受道家的影响深些，梁羽生受儒家的影响深些，您觉着呢？
孔庆东：金庸作品不仅受道家影响，受儒家、佛家及西方文明的影响也都很深。粱羽生的作品除了受儒家影响外，我觉得还受到现代革命文学的影响。粱羽生的笔下的有些人物，换了服装，就是八路军。
[孤松]：你怎么看待魔幻类武侠小说的兴盛？你喜欢读哪类书？在你过去近2万天的生涯里，那些书很深的影响了你？
孔庆东：当今魔幻类武侠小说的兴盛，在我看来，是中西文学又一次大面积的接触碰撞，有可能会孕育出新的文学类型，让我们拭目以待。我喜欢读的书比较杂，基本上能够读懂的书都努力去读。对我影响深的书其实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那些经典著作。
[欢蹦烂跳的拉布拉多]：请问您看过《无极》吗？您觉着《无极》里有武侠精神吗？
孔庆东：我看过《无极》。导演想在这部影片里，表现一种独特的武侠精神。但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放映效果不太理想，请参看《鹿鼎记》中的陈近南形象。严谨地说，武侠精神是一直存在的。不过有时候强，有时候弱。当武侠精神非常微弱时，整个民族也会一蹶不振。所以晚清的思想家、革命家都大力提倡武侠精神。现在，中国民众对武侠精神的需求和弘扬，也是与当下中国的“强国梦”有关的。
[香巴拉的鹰]：我再接着问一下，现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强调＂法＂的作用，您认为＂侠＂与＂法＂矛盾吗？可以调和吗？
孔庆东：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法也需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古人常讲“变法”。但“法”自己是不会变的。必须有人抛头颅、洒热血，“法”才会变得更合事理，更合人情。没有英雄，没有侠客，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不可能完成的。当然，把法制建设的幻想完全放在侠客身上，那也是幼稚的。
[九莲宝灯]：孔先生，我想知道在北京二中当语文老师的那三年时间，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像出了皇宫的长今，只想着要重新回去？
孔庆东：北京二中在我的印象中，是中国最优秀的中学之一。我那三年，就当是进行了另一种“武功”的修行。那时我经常唱《沙家浜》里的一句，“战斗负伤离战场，养伤来在沙家浜”。毛主席本来预想，解放战争要打五年，没想到蒋介石不禁打，只用了三年——我就回到了北大。
[孤松]：对了，你怎么看胡戈与陈凯歌的“馒头官司”？如果有人恶搞你的作品，你作何感受？
孔庆东：我在凤凰卫视的全球连线节目中，已经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胡戈的玩笑并没有对陈凯歌造成实际的伤害。我非常欣赏胡戈的杰出才华，心里隐隐盼望着哪一天他把我的作品也恶搞一下。
[星空下的水妖]：你真的是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吗？第74代、75代情况如何？哈哈。很多名门之后都靠吃祖先活着。你有没有打算从你的始祖下手？
孔庆东：孔子的后人，现在共分为60支，我是最嫡系的一支。我们孔家的专业术语叫做“圣人派，圣人支，圣人户”。不过，我并不是最嫡系的，我的58代祖是衍圣公。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是否靠吃孔丘先生活着。不过哪天有空，也准备吃他几口。
[欢蹦烂跳的拉布拉多]：我觉得，有孔大侠这样的老师是学生的福分；有聪明学生可教是老师的福分；
孔庆东：我确实感到非常幸福，我当年教过的学生，现在有很多都是各条战线的佼佼者。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孤松]：真正的侠是有特征的，你认为侠应该具备哪些特征？金庸笔下的侠和生活中真实的侠有哪些区别？他笔下谁最侠义？
孔庆东：这个问题在《笑书神侠》一书中，我已经进行过论述。说一千道一万，“侠”的最基本特征应该是具有牺牲精神，只不过生活中的“侠”是比较复杂的。有时干点好事，有时也干点坏事。金庸笔下的最侠义的人应该要属萧峰和郭靖。
[欢蹦烂跳的拉布拉多]：您觉得，水浒算武侠小说吗？108将有武侠精神吗？俺对水浒的意见狠大：1滥杀无辜；2投降朝廷；3内部钩心斗角；4不尊敬女性。
孔庆东：按照学术研究的类别划分，《水浒传》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长篇武侠小说，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水浒传》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有缺点的作品，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经典作品。
孔庆东：千言万语说不尽武侠，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朝一别，何日再会。诸位朋友再见！3月5日——“纪念当代大侠雷锋”的日子，俺将在南京新华书店做一次《笑书神侠》的签售活动。欢迎大家包机前往。
什么是学问
我们经常听人说，某人有学问，某人没学问。“学问”一词很吓人，可以打倒人，也可以因此被打倒。但什么是学问，众人的看法却不尽相同。我据说是个没学问的人，经常被火眼金睛的革命小将临空揪斗一番。但是俺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自两槐夹井以来，毕竟跟大大小小真真假假有学问的人打过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交道，所以对“学问”一词也不免有几点个人的斟知拙见，下面就排在这里就教于方家。
一个人要“有学问”，首先必须“知道的事情多”。即多知、多闻。有些知识分子知道的事情很少，连灯泡都不会换，连邓丽君都没听过，连韭菜芹菜都分不清，不以为耻，反而宣称自己是“学者”，认为那些见多识广的人是“不务正业”，按照这样的逻辑，白痴就是最“务正业”的了，知识越多就越反动了。这真是学问的退化，文明的悲哀。
这里所说的“多知多闻”，可以是“知道很多领域的事情”，比如孔子，从朝拜礼仪到驾车射箭都知道，既懂军事，也懂“政治经济学”。这叫“广博”。今天的很多人，看见某人是数学系的教授，就以为他必定不懂建筑学，这是现代人的愚昧。我上大学时，数学系的朋友整天研究萨特和弗洛伊德，也没耽误他上博士，这就是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没有一定程度的“博”，是什么学问也谈不上的。
另外，多知多闻也可以指“在某个专门领域知道得比别人多”，这叫“专深”。例如我们大家都有些医学知识，但是医生就比一般人知道得更多，因此他在医学领域内就比我们“有学问”。即使他出了医疗事故，也仍然比我们外行有学问。千万不要发现了大作家的一个错别字，就汪汪狂吠，贬低其人格，觉得人家不如自己。现在的这种浅薄青年实在是太多了。再如刘心武讲《红楼梦》，许多人骂他是野狐禅，骂他无知，其实刘心武的研究可能比那些资深的红学家要弱一些，路子也未必正确，毕竟他是作家出身，但刘心武总比一般的中文系大学生有学问吧？他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我看也是超过许多古典文学教师的。刘心武至少称得上是《红楼梦》专家的。
需要注意，广博和专深并不是对立的。有些人可以在多个领域都很专深，古人往往如此，现代人也不少。所以，切不可认为一个铁匠做出的沙发就不如木匠。福柯、巴尔特这样的大师，我们能说他们是哪个专业的吗？一个在某一领域比较专深的人，对相邻领域也必然所知较多。举例来说，一个文史哲专业的大学者，应该在文学、语言、历史、哲学、宗教、艺术、心理、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都具有博士、至少是硕士的水平。所以，我们这些略有成就的小学者，没有任何骄傲的理由，我们距离真正的大师，还差得远呢。假如一个物理系的本科生想当然地在物理问题上随便教训一位化学系的教授，那就是不懂道理的“轻狂”了。
其次，多知多闻，可以算作有“学”。但光凭知道的事情多，还不能就算“有学问”。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知道的事情都很多，上知中南海，下知八宝山，有些司机的渊博程度已经超过了外省的局长和教授，但他们多数不能称之“有学问”。为什么呢？因为必须把知道的事情消化整理为系统的“知识”，才能称“学问”。用老百姓的话讲，那得“说出来一套一套的”。有些人被取了外号叫“张大学问”、“李大学问”，就是因为他们的谈吐比较系统，所掌握的信息连成了体系。
现在网络发达，可以搜到很多信息，浏览很多文章，这表面看起来是好事，其实害处也很大，使很多基本功没练好的青少年胡乱吞咽了一些信息快餐后，就自以为很有学问啦，动不动就“豁然开朗”，然后就去趾高气昂地教训别人。说他们没有教养他们可能不爱听，其实就是分不清“信息”和“知识”。今天读点张爱玲，明天读点张恨水，并不等于就知道了“现代文学”。今天读点水浒，明天读点金庸，并不等于就掌握了“武侠文学”。信息必须经过加工处理才能转化为“知识”，不然我们花钱上学干啥？在家里自己读书不也能“获得信息”吗？大学里主要不是学“知识”，而是学“获得知识的方法”。我当年要考大学时，父亲很困惑：“《红楼梦》和《资本论》你都读了，难道世界上还有你不认识的字儿吗？”老人家以为大学生就是比中学生多认识五六百个字吧。为什么现代人如果不上大学就比较难成为“有学问”的人呢？就
因为现在的“信息”太多了，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就不知道怎么“做学问”。所以大学里学什么专业并不特别重要，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研究什么都通。那种认为教育系毕业的就不能搞新闻、经济系毕业的就不能搞政治的人，一般属于学校里的可爱的白痴。还是普通老百姓看得准，给孩子请家教辅导数学，并不一定找数学系的，只要高考数学成绩好，历史系的也行。没有上大学的朋友也不必自卑，只要按照学术程序去自我修炼，一样可以成为大学者。梁漱溟、李泽厚就是榜样。不少高考落榜的朋友给我写信，我就是这么答复他们的。
再次，有了系统的知识，只能算“肚子里有学问”。那些知识必须能够灵活具体地运用，才算真的掌握了知识。背了五千个数学公式，却解不出五十道题，叫什么学问？拿了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却算不清水电费，叫什么学问？背了三万个围棋定式，连孔庆东都赢不了，叫什么高手？一台电脑有八万g的硬盘，装得满满的都是“正确而严密的知识”，可是286的配置，什么都调不出来，一敲键盘就死机，那些知识就成了死知识。现在的很多学者就属于这种“肚子里有学问”的人。读书破万卷，下笔如见鬼。学问做了五十年，讲点常识都不会。写了一本又一本学术著作，除了评职称填表用之外，连责任编辑算上一共两个读者。当然，能够达到肚子里有学问也已经不错了，即使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也总算“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一般不会过分迫害好人了。这也不全怪他们，应该怪他们的教育背景。
多知多学，博闻强记，自成系统，又能够灵活运用，这就叫“才学兼备”，已经可以说“有学问”了，区别只在学问大些还是小些而已。但对更高层次的真正追求学问的人来说，有才、有学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有识”。即有“识见”，有发明，有创新。
你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却不能给这个世界增添一点新的思想，新的东西，你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引用的都是别人挖掘的材料，表演的都是师傅的节目，那未免有些对不起自己的生命。不过能够老老实实守成，在当今也算难得了。比如很多哲学系的学者，他们非常有自知之明，并不把自己叫做“哲学家”，他们只是“研究哲学”的人。知道黑格尔生于哪年，知道康德晚年写了什么著作，当然不能就算哲学家。什么人称得上哲学家，是不是一定要哲学系毕业，大家自己去想。鲁迅和郭沫若，都不是中文系、历史系出身的啊。
此处尤须注意，“有识”应该是建立在“有学”和“有才”的基础之上的。无学无才，却急功近利，非要追求“有识”，那只能是自欺欺
人的客里空。现在的很多酷评家和以骂人为英雄的老少爷们儿，其实是急于表现自己的“有识”心理造成的。今天骂骂钱钟书，明天骂骂查良镛，不想想自己吃过几碗干饭，只会像苍蝇一般在人家的饭碗上空盘旋。这样的“有识”往往暴露的正是自己的无学无才，无知无能。曾有学者根据我某篇荒诞作品里孔子念唐诗的情节，大骂“孔庆东连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懂，给北大丢脸”。我只有苦笑一声：真给北大丢脸啊。很多人羡慕鲁迅杂文深刻老辣的见识，便以为“敢打敢冲”就能写杂文，不知道鲁迅是积累了几十年的才学，杂文方写得那般空前绝后。要说勇猛锐利，现在的革命小将还能超过文革中的大字报水平吗？为什么大字报举而不久呢？没有才学做基础嘛。
所以，完整的学问应该包括才、学、识几部分。而为了获得才、学、识，又需要德、义、勇等几项人品素质，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罗罗嗦嗦说了这些，说得很没学问，敬请有学问的高人批评指教。上帝的小舅子啊！
不敢说吴清源
吵了多日了，没吵够的继续啊。我跟梁实秋先生一样，号称“我不生气”。有人昼夜不分地在这里大战，原来服务器是北美那边的啊，海外同胞的爱国热情一般要胜过国内这些土著的。我的海外朋友如毛嘉之流就总打电话问我现在每周还有没有政治学习。不过先用脏话赶跑大多数良民，然后围攻越战一个傻小子，战术比较原始啊。我不过为文革讲了几句公平话，号称每日读书几十万字，就逼得某些人如此仇恨终生，非要除我而后快也，看来是阶级仇恨啊。行了，我给大家道个歉吧，害得你们心情恶劣，都是老衲惹的祸。我自己对那些谩骂都不在乎，人家那位同学也没有跑出来文攻武卫，大家借此发泄发泄，虽跑题较远亦可理解也。而且我也真的没有骂过粗鲁的话，我说的骂是责骂，不是辱骂，我没把字典上的这两个意项介绍清楚，惹得一些豪侠以为这回可找到撒村的时机了。虽然很多朋友主张对于无礼者该骂，但我坚持只能责骂。特别是辩论时，一旦开了辱骂的头，就变成赌气了。别人我不敢批评，就批评越战吧，勇气倒是可比子路和王成，但战术太让人闭眼啦。人家说你是我的学生，假如真是，我早给你一戒尺了——殴打学生，又是一罪。你小子这回知道“挑尽滑车不觉累，望穿铁壁叹徒劳”的滋味了吧。我本想群众可以开开眼界，受受教育，知道知道人生的真况味，但是想得过于乐观，郁闷了大家的心情，所以看了心慈的那段真诚的话，还有过客的几句冷静的话，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我相当感动。我知道拥护我的人里有糊涂的，反对我的人里有真挚地爱惜我的。就是语言格外不恭的可能也就是要较个死理儿。假如我认识你们，会请各位喝酒的。
今天起得很早，浏览了二十多种书籍报刊。中午吃了碗陕西凉皮儿，多放了一勺辣子，就着四个黑芝麻汤圆，口感极鲜。大半天看了一百多万字——有些先生又不高兴啦，告诉大家，中国速读协会的普通会员两小时读一部长篇小说然后写出梗概，是最基本的要求。收到几本发表了本人文章的刊物和两张稿费单、一个快递。今天不多说了，酱紫，把发表在《世界》上的一篇旧文贴在这里，与会心者共享吧。
不敢说吴清源
世界上有那么十来个人是不能随便乱说的，比如孔仲尼和李耳，比如耶稣和摩西，比如乔达摩西达多和达摩，比如鲁迅和毛泽东……再比如，吴泉吴清源。
仰慕吴清源的俗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我仰慕吴清源的时候，我知道，我确认：我是俗人。
我爱下围棋、看围棋。我下围棋，十手中大概有九手是俗手——剩下一手是无理手。所以，我知道我俗，我更知道我离高手有多远。
当一个俗人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你要知道并且承认你是俗人。你可以自得其乐于你是俗人，但是你不可因此反而看不起甚至迫害那些不俗的人。
吴清源可能认为他自己也是俗人，所以，他不是俗人。
我下围棋这么多年，最自豪的一次经历就是，公元2000年在大韩民国跟李昌镐对弈了一局。那一局，让我终生明白了俗手跟国手的差距。然而，李昌镐比起吴清源来，其境界又如何呢？
吴清源现在如果跟李昌镐对弈，或者跟曹薰铉、聂卫平们对弈，或者跟唐莉、毛佳君等“围棋美眉”对弈，未必会赢。但是，所有这些国手们美眉们都永远仰视着吴清源，他是天人。
有人说：棋是小道。其实，世上哪有什么固定的小道？任何事业，做大了，便是大道；做不大，便是小道。当皇帝是大道吗？刘禅同学当皇帝时，皇帝便成了小道。种地是小道吗？陶渊明先生种地时，种地便成了大道。
吴清源就是下棋下成了大道的人，所谓“踏平坎坷成大道”的那个大道。青年男女谈恋爱时，都鬼鬼祟祟漫步在小道，等到结婚典礼那天，就唯恐天下不知地前呼后拥走大道了。
吴清源的大道是什么？这是不敢乱讲的。陕西话里有句口头禅：“不敢胡说”。也许有些人已经悟到了吴清源先生的大道，但是仍然不好乱讲，因为真正的大道都是：一说便错。正像整天满口马列主义的人，可能是最不懂马列主义的叛徒，整天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可能恰恰是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一样。大道是属于“天机不可泄露”的。吴清源先生说围棋的精神是“中”也好，是“和”也好，这应该理解为吴清源先生在指引我们去接近大道，而不是说这个“中”，这个“和”就是大道本身了。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中有一场“常青指路”，党代表洪常青为革命女青年吴清华（不是吴清源的妹妹）振臂指路的那矫健英姿并不是大道。吴清华要找到那大道，就还要“冲出黑椰林，跨越三座山，迎着朝阳去，迅跑无阻拦”。吴清华最后找到大道了，但是，大道之上，还有大道……所以邓小平先生以他那特有的简洁思维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下围棋，就是训练我们学会“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的最佳方法之一。吴清源先生悟到了这个方法，他“得道”了。我们这些俗人也都想跟着鸡犬升天，那是很困难的。因为吴清源先生一开始下围棋，并不是要“寻道”的，他只是要谋生，不过是很真诚的谋生。
然而，大道居然就藏身在这“谋生”里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不要侈谈什么道不道，什么精神不精神，而是只简简单单地，先从谋生开始。你谋生谋得真诚了，或者说“等级分”够了，那个“道”就自然“芝麻开门”了。
说着说着，竟然说了这么多。这肯定是越来越远离吴清源了。适可而止，大概也近乎是“中和”的精神吧。ok，让我们“打挂”。
民主的代价
博客真是好东西。因为可以躲在私秘的处所匿名攻击、任意诬蔑、纵情辱骂，所以给某些心理不太平衡的男女提供了自我疗治和排毒的舒适空间。我那天去田歌的“荧屏连着你和我”节目谈博客时，就明确指出，不要封杀博客的这一功能，让那些辛苦的劳动者在虚拟的空间里发泄了人性中不好的一面，有利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认真工作，做个真正的好人。只要不给当事人带来实际的损害，辱骂就辱骂呗，谁让你们所谓的“名人”给人家带来那么大的心理创伤呢？不骂你，怎解人家心头之恨呢？这是民主建设必须付出的代价啊。
昨天开了一整天重要会议，所以在骂我者看来，属于“装得很忙，没时间看博客”。遇到一位师兄，问我那个学生是谁。我说不管是谁，过去就算了。师兄说你怎么因为一个学生的无礼就否定全体清华研究生啊？我说没有的事啊，我只是说近来接触的几个清华研究生感觉也很差，并没有说北大人大北师大就都是好学生啊。其实凭我的体会，最坏的学生还是在北大，因为一来北大管理不如清华，二来北大思想混杂，三来有条件博览群书，使坏人如虎添翼啊。师兄说，你也不说清楚是哪个师兄，搞得人人自危。我一想是啊，我的亲师兄干师兄叔伯师兄一大堆，还有本来是我师弟后来尊让他为师兄的。除了当官发财出国的，在高校的也屈指不能数。不过这样也好，有利于保护那个学生的身份了。
我的一个师妹说，去你的博客看看吧，你是不是有什么仇人啊，开始很多人拥护你，今天很多人骂你呢。我说哪有什么仇人，都是正人君子，看见我这样的没有学问没有胸怀的人居然活得不如他们郁闷，人家就见义勇为呗。一个师姐问，那学生的留言是真的吗？我说不像，对话和情节都编得不像，通了两次电话，还用问答“我是孔庆东”吗？还有什么“粗鲁的叫骂”，我骂学生是经常的，但你问问所有我教过的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旁听生，我可曾骂过一句粗鲁的话。我连王朔小说里那种调侃的话都没有对学生说过。那情节基本是瞎编的。我当时声音最高的一句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怎么这么没礼貌！你没读过《送东阳马生序》吗？”说完我心里就觉得自己颇迂腐，哪有这样批评学生还带开列书目的？同时电话那边镇定的语音中就传出了一丝窃笑。有些好心的朋友觉得那学生是“撒娇”，说撒娇也是认错的一种方式，但当时不是那样的。没当过老师的人，可能不知道现在的一些学生对老师是多么的利用加无礼。大学还好点，中学老师简直是一肚子苦水啊，媒体都不敢报道。很多学生嘴上不说，但心里认为，老师就是给他们打工的。当然也有不好的老师，以实际利益来构建师生关系，这个媒体报道很多。我的那位师兄并没有事前打招呼，那学生自报家门，我是秉承做师弟的礼数答应的，并没有辅导她的“义务”。有些朋友认为“当老师的给学生回答问题，天经地义”，这是不是太霸道啦？那位研究生同学肯定不会思想觉悟这么低的。不过大概民主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吧，咱们都去向爱因斯坦请教相对论，派一万个学生不断打他家电话，敲他家玻璃，他只要生气那就是人格破产了，多好玩啊。
还有时间问题，我说七八点钟打来电话，是我白天要抽时间准备一下。这已经占用了我的时间了。我下午4点钟出去参加一个会谈，有什么错误么？难道我必须一直在家里等电话？那些讲宽容的朋友，为啥对当老师的这么不宽容啊？提前给我打了电话，这是她第一次做事不妥，我也没有责怪她。表快了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经常发生的事。第二次约定9点打电话，是为了保证准时沟通，说的是死数。那么我虽然早早到家，必然在那段时间里读其他书、写其他文章。这有什么错？难道我是有闲功夫跑到别人博客上撒野而不接其电话？从8点33分开始连打5次座机、两次手机，这是不是“相当地”不妥了？支持这样做的朋友，你们自己就是这样给别人打电话的吗？最后一次我接了，是8点57分。假如按照那位匿名者说的，她的表是9点7分，那么她的表不过快了10分钟，第一次打电话时，即使她的表，也仍然是8点43分啊。错了就错了，本来解释一句就可以的，但“过而不改，是为过也。”尤其不该文过饰非，强词夺理。这跟老师不老师无关，就是同学之间，同事之间，也不应如此。说老师不该对学生发火，否则就是没修养没品德，这真是天外奇闻啊。这学生至少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了，不是中学生，先侵犯了别人，别人为什么不能抗议？鲁迅说有些人是损着别人的牙眼，然后大叫要宽容，否则就是心胸狭隘。这道理那学生肯定是知道的，所以她尽管觉得委屈，觉得我对她凶了，但是并不会再来火上浇油。无奈很多看客是过分“仗义”啦。
其实我当晚就不生气了，我给师兄发了“已卖儿”，是尽师弟的礼数，也不需要师兄的答复的。师兄也没有答复我，小事一桩。我当研究生时，导师也曾让其师弟指导过我。我这人迂腐，教我一日，便终生执弟子之礼。即使后来学术观点不同，也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的。我把信发到博客上，隐去了师兄和学生的真身和电话，只是想借此讨论一下电话礼仪，当然也想看看每天伏在我博客上的几个小顽主是否又借机出来兴风作浪。果然这封道歉信是个好包子，那几位特别热爱我的经常变换姓名的过客闲人迅速抓住战机蹿出来，替我大增点击率。一时间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大有踏平新浪，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整得像真的似的。过客们哥几个好不兴奋，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以为这博客就要被他们整崩溃啦，忘了我在前一周的《生命在于静止吗？》一文中，已经描绘过了他们的尊容。他们以为我第一没有时间，第二爱惜羽毛，只好任他们在这里“主持正义”。不知道我从来不会被什么“教授”、“名人”之类的套子给吓住。我是跟鲁迅一样“心胸狭隘”的，见狗杀狗，见猪杀猪，虽然都是匿名的无物之阵，暗箭如雨，但我仍然举起了投枪。不过我比不了鲁迅，我并不把哥几个看作敌人，而是看作游戏的玩家，没有对手的时候，谢谢你们陪我找到点乐趣。你们不敢公布真身，这很好，更便于给我喂招。有什么凶狠毒辣的招法，都可以不顾人格地一一使将出来，我得到锻炼，群众得到欣赏。其中那位“骨干过客”，我真的很赏识你，你是个明白人，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心里都清楚，北京话说——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读书也不少，就是成心来灭人取乐的。人说东，你非说西，其实你未必就认同西的。你以前跟越战等人的辩论开始搞得挺好看的，后来就乱了枪法。有时候气氛温馨，你也说几句很得人心的话，只是气儿总不大顺。不过，你在王选刚刚去世的时候，贴上那样的诬蔑王选人格的文字，我以为是玩过了，大违厚道，有点丧失理智了。我相信你跟我、跟王选，都没有什么具体仇怨，就是担心人民群众受骗，有一种揭发阶级敌人的英雄冲动。但欲速则不达啊，你应该再沉着冷静点，让阶级敌人充分暴露，不要打草惊蛇，要相信人民群众的最终判断啊。一个人，事事标新立异跟人作对，企图以“恨”来引起别人注意，这不算本事。当然你还是有一定本事的，狠得下心，又勤奋，心眼儿也不少，应该用这本事，去做点奉献的事儿，让很多人感谢你，这才算英雄，这才没有辜负自己的才华啊。
不过我又想，你长期坚持在我的博客上练功的精神，是很可贵的。不然都是赞扬我的声音，还有各打五十大板的声音，也未免乏味了些。所以我又矛盾地希望，你的功夫再强些，把整个博客界——先从新浪开始，都整得更加热闹。那时，你体内的阴毒就不会时时发作，可以健康快乐地练成一种正派功夫啦。
这次道歉信，引起了网上网下这么多朋友的关注，东博书院的点击数大增，本人实在惭愧。评论多达十几页，我承认没有仔细看完，说的不当之处，还请大家真诚批评或者是不真诚地辱骂。我给博客的命名就是“博采众长的客厅”么，在这里撒点野，我真的不在乎。我给博客的比喻是“文化农贸市场”，要那么干净干什么？马车驴车小汽车，百舸争流，多热闹啊。
说点正事儿，谁有电话礼仪方面的材料，可以发点学习学习。另外，我们北大已经开学了，我可能隔几天才能来博客一次。没有答复的留言或者答复得不好之处，请朋友们谅解。我跟新浪网提出：你们不要那么抠门，等我的点击数达到百万的时候，你们出钱，在天安门广场搞一个东博书院大会餐，行不行啊？每人一碗刀削面就成。
新浪网还没给我答复，咱们一起给他们的客服打电话，打爆了换新的再打，就像《红灯记》里唱的：“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开学了，同学们好！
明天开学啦，今天同学们都回来了吧。春节、元宵节、情人节都过得好吧？跟父母家人都团团圆圆了吧，打工的哥哥回家过年了吧，乡里的白条都给咱还了吧，国外的姐姐电话拜年了吧，老舅三叔都给了压岁钱了吧？毕业论文也构思完了吧？那从明天开始，咱们就上弦了吧。
这两天准备课程，并且有几个文化聚会，例如今天去北京电视台谈博客现象，听说点击率猛增，我也没来得及细看。明天要起个大早去为学生选课，所以今晚就不多写了，也不答复留言了。转贴一篇有意思的文字，供语文爱好者学习。希望大家努力提高语文水平，看明白了全文再踊跃发言。做人第一要尊重别人的时间，第二要尊重别人的全文，不要以为民主就是红卫兵批斗老师也。诸如”电话就是用来打的“、”老师就是给学生打工的“一类至理名言，我并不看成是人格问题，只是看成语文问题。语文水平提高了，看明白了人家的话，许多误解就都避免了，那时再加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一个馒头的血案就不会再发生啦！
祝大家新学期快乐！
自由是一种气场
谢志浩发表于2006-2-615：40：00
2004年7月初，笔者从北京大学访学归来，一种淡淡的哀愁袭上心头，茶饭不香。
我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另外一种气场，在这种气场中，自由的呼吸，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北京大学从1989年以后，在原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后来的北大校长吴树青的治理整顿之下，在中共中央实行的从1989级北大学生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的政策之下，在有关部门连续三年的打击之下，北京大学“成功”地进行了一种历史性的转型。
曾几何时，北京大学的学生，英姿勃发，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是，当我2003年9月3号来到未名湖畔，做一年访问学者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已经不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
那种英姿勃发的北大气场，已经在新时代的学生脸上追寻不到了，满脸的冷漠、木然。
有两个小故事，非常有趣，都是我所亲身经历者。
我们都知道，北京大学是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各种讲座、演讲，真是多如牛毛。这些讲座一般都在晚上举行。其中有一个名叫什么小平者，好像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此公对美国的民主自由，非常之向往，在讲座中，有时做赞美诗、有诗朗诵什么的，反正挺动感情的。在自由提问阶段，许多学生对这位先生极尽赞美之能事。这些，原本都是正常的。其中，有位同学站起来说：“好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养了许多枪手，你不会就是这样一种枪手吧？”讲座的先生，回答得也非常得体。但是，惹恼了一些北大学生，他们觉得这位同学怎么会这样提问题呢？
我瞅准机会，站起来，也向这位先生请教。因为，在整个讲座过程中，这位先生不承认中国有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我当场就说：“我觉得，社会学的郑也夫先生、法学的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其实都是挺不错的。”北京大学的同学一下子受不了了，不许你攻击给我们讲座的先生。我心里想，这都是什么毛病？
我听的讲座，说起来，真不少。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来了，总想向这些出活的先生请教。有时候，还真能闻一两个出活的问题。北大的学生还有点意思，哪怕你问问题，问得尖锐，讲座结束之后，会向你问好。我觉得北大还是有点自由的风气。但是接下来，好玩的一幕便上演了。
一位同学，上来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先生，您的问题太精彩了，太精彩了。敢问先生贵姓？”“免贵谢志浩”“你是博士？”“非也”“您是硕士？”“非也”，紧握着的手松开了，面容尴尬，消失在滚滚红尘中。
这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非常的可爱之处。
另外一次，是在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参加陈平原先生主持的“教育：知识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学术讨论会。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的沈冬教授，报告“音乐双城记：台湾与上海”，讲述台湾被日本占领期间的音乐传播的故事。在报告中，沈冬教授常用台湾和中国来表示。引起坐在台下的一位北大女生的不满。在自由提问阶段，这位北大女生站起来：请问沈教授，您为什么不用台湾和大陆来表示？沈教授解释：那个时候，“大陆这个词是有特指的，他指的不是现在的大陆，而是当时的日本。”这位女生似有所悟。
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真是有一些自由的气息，但是，由于信息员制度的实施，许多坚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老师，不得不离开未名湖，比如袁红兵先生、王天成先生。袁先生不得不离开北大来到贵州大学，而迎接王天成先生的，是几年的牢狱之灾。周叶中的弟子抄袭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位王天成先生。剩下的能够在北京大学讲课的先生，比方说孔庆东先生，在讲选修课的时候，直截了当指出：有些同学很不容易，我也知道，你把我的情况汇报给上面，上面会给你好处，比如说入党啊，提干啊，分配啊。你也是迫不得已啊。
但是，北京大学毕竟是北京大学，还是残存了一点自由的气场，就是这位孔庆东先生，因为讲得太好了，别看长得非常有趣，但是成为北大女生崇拜的老师，被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在北京大学以外的社区，自由的气场，可以说非常稀薄，我所在的石家庄市，像我这样一种人，真是货真价实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还可以得到一点照顾，而我这样的少数民族，得到的“关照”，是非常丰厚的。
在中国，还有一种任务，每一所大学成为一个自由的社区。
但是，在石家庄，首先是增加一点自由的气场。
（2006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九）
悼念王选老师
傍晚传来一个悲伤的消息，今天中午，当代毕升、北大的王选老师去世了，似乎还不到70岁啊。我昨天的读书日记里恰好写到了王选老师，就贴在这里，表示一个后辈的悼念吧。
2006年2月12日星期日农历丙戌年正月十五
今日重读了2004年10月号《创作评谭》上博枚的《侦探小说论》，是个复旦的博士后，写得不错。
2005年第6期《当代文坛》上川大冯宪光的《人民文学论》论题很有意义。刘进的《知识分子何为？》是谈曹征路的著名小说《那儿》的，角度很好。小说本来的名字应该是“英特纳雄耐尔”，但是那么无产阶级的名字是不能发表的，只好改为暗示性的“那儿”。文章结尾表达了对于“英特纳雄耐尔“必将实现的乐观信念。曾洪伟的《手机短信：中国现代小诗发展新机遇》则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
2006年第2期《百年潮》发表了我的《陈独秀在1921》的修订版。第一篇文章是彭佩云的《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基本上坚持党中央的观点，看来关于文革问题的大辩论大研究已经悄悄开始了。
王选院士的《我的人生抉择》很好，中国从50年代发展计算机事业，到文革期间更加迅猛发展，1975年照排系统取得重大突破，获得欧洲专利，1979年《光明日报》报道了激光排版研制成功，当时王选的职称不过是个助教。80年代，捷报频传，中国各大报社都卖掉了铅字。可是随后刮起的理论风和出国风，使得研究不景气了。大家都要评职称了，要出国了，要赚钱了，要泡妞了。王选把事业交给了年轻人。我们现在都享受着从50年代开始发奋图强的那一代人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元宵节的短信铺天盖地，马上情人节的也来了，汉字的手机短信之所以这么发达，是多少人的多少个不眠之夜换来的，我们拿什么报答他们呢？中国只有一个王选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为王选们的来临准备了什么呢？呜呼！
给师兄道歉
师兄：
很对不起，我刚才骂了你的学生。
一个自称你的研究生的女学生昨晚电话向我请教武侠小说问题，说是写论文用。我对那个问题不大了解，约她今晚七八点钟再打给我。今天上午我特意看书，准备了一下那个问题。晚上我有个聚会，她不到7点就打电话问我，我说等我回家你再问好不好？她追问几点，我说你9点钟再打给我。我聚会完匆忙赶回家，要办许多事情。而那位同学从8点半开始连续打了四次电话，我都没有接。她的电话是6418××××。又打了两次我的手机，最后8点57分，她又打来电话，我十分生气，拿起电话训斥她不懂礼貌，不守时间，她居然口气强硬地说她的表已经9点了，语气好像我欠她的。我气愤地放下了电话。过了一会，她又打电话来辩解说，她的表确实是那样的，可能快了几分钟。话里的意思似乎说我的表可能慢了几分钟。我指出不对，你从8点半开始打来5次电话了。她随口撒谎，说“不会吧，我没有啊。”我说要不要给你看我的“来电显示”记录？你这不是道歉，而是辩解，客观上是要显得我错怪你了，似乎我没有肚量。我就是没有肚量，从来不会巴结学生，从来不认为学生都是好东西。我斥责她：一个中文系的研究生怎么如此不懂做人？你连《送东阳马生序》都没读过吗？不懂得怎么请教问题？老师生来是欠你们的为你们打工的吗？为了自己的一个小问题，随便拿别人的时间不当时间。自己错了，却如此强词夺理，半点真诚也没有。我说得很生气，而那学生十分镇定，一副玩世不恭的口吻，用朗诵课文的声音说：“我很真诚啊，真的太不对了……您怎么这样啊？我真的没法说……我就是很真诚的……”我说你这不是检讨，而是对我的声讨，一句具体的自我批评都没有，很像一个成熟的记者在骗人，不像学生。请你不要跟我联系了。
师兄，很对不起，我当时非常生气。我可以喜欢笨学生、淘气学生甚至反动学生，但一向不能原谅人品不好的学生，也可能对现在北大清华的学生尤其失望的情绪混杂在里边了。我这两年接触了一些你们清华的研究生，感觉非常坏，自私自利得出乎我的意料，比本科生精明势利外加流氓无赖得多了。90年代的教育现在终于结出了硕果，你说教给他们学问有什么用？咱们的老师多不愿意带研究生了，我看咱们也快了吧。
不过放下电话，想到这是你的学生，我不禁感到有些对不起你。而且我本来是很乐意跟她探讨那个问题的，准备答复她的材料现在还摆在电话旁。我在“疾恶如仇”方面可能火暴脾气不亚于老兄你，而且也不打算修炼好了。我自己的学生如果迟到，我都是严肃批评的，要求他们做人要从尊重他人的时间开始。可能我的要求超出了现在学生的“人格底线”啦。请兄多多见谅。小弟这厢赔罪了。
顺祝元宵节愉快！
庆东敬上
纪念恩格斯
《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11期继续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发表了一组文章。
俄罗斯著名学者格奥尔基的《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的贡献》一文，强调了恩格斯的一个重要思想：恰恰在各门科学的接触点上“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今天那些闭门造车的所谓学者们之所以没有什么真的成果，从个人方面看，与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法论是有关的。恩格斯在1893年给大学生的信中，还创立了一个重要概念：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派出自己的优秀子弟去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从而给最广大的人群带来福祉。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和所谓“白领”，吃了几天饱饭，就忘记了自己仍然属于被剥削被压榨的“无产阶级”，企图单凭个人奋斗混入“上流社会”，他们的结果，老舍的《骆驼祥子》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并对过分看重经济因素的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他和马克思都把社会主义运动看作一个漫长的奋斗过程，其最高目标“是为每一个人和全社会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苏联的领导人僵化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动不动就宣布已经进入了天堂，结果陷进了崩溃的地狱。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法国德洛奈的《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一文谈到法国5％的经济活动是受美国控制的。对于资本家来说，“国家”观念是不存在的，哪里能剥削，资本就流动到哪里；哪里的“招商引资”条件好，就去哪里。90年代以来，全球的劳动者受剥削的程度加强了，劳动条件恶化了，西门子公司在匈牙利以裁员和迁址相威胁，迫使雇员接受每周劳动时间由35小时延长到40小时。大量贫困人口处于被“超剥削”状态。作者认为由美国统治的世界是“危险的”，并对中国的发展寄予希望。但我看作者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中国的无产阶级连自我的“阶级意识”都被剥夺和清洗掉了，几千万下岗工人正忙着跟几亿农民工抢饭吃，超女明星正唱着自己也不明白内容的歌曲鼓励全国的青少年都成为快乐的二百五。作者的希望未免过于法兰西式的天真了。
美国阿尔伯特·萨吉斯的《恩格斯的军事思想和美国的反伊战运动》写得很不错。博学多才的恩格斯是学术界公认的战争和军事理论家，从战略战术到武器装备无不研究，这方面的著述在其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恩格斯曾一度考虑做一位全职的军事作家”。作者从恩格斯的军事与革命的思想出发，分析了反越战和反伊战的形势，提出应该“系统细致地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状况，并战略性地将之应用到对军队的组织工作中。”不过我认为对于美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从恩格斯那里研究军事，不如从毛泽东那里更有效；而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则应该多读读马恩的原著了。
另外日本学者早坂启造指出，“流通资本”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发明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多次使用了该术语（capitalofcirculation或者circulationcapital）。日本学者的细致入微是值得钦佩的。
在纪念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人的时候，我想到，他们首先是学问上的伟人，然后才是革命伟人。
今晚早来
因今晚21点48分陕西卫视“开坛”节目有我的谈话，所以早点来博客。这几天太热闹了，我没有时间仔细拜读了，只好贴一篇刚写的文章在此。北京下了大雪，大家小心路滑。喜欢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君子们，也只好随你们的便了。
孔子论庙灾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如何对待法轮功的文章，题目叫《天必灾之》，中心意思是希望各地领导宽大对待那些普通的法轮功成员，至于少数骗人害人、乱国扰民的走火入魔者，逆天行事，自有老天惩罚他们。言外之意是，一切逆天行事者，都难逃上天的法网。
近日读孔子圣迹图，看到“知鲁庙灾”一节，很有意趣。使我不仅想到了法轮功，而且想到了诸如日本的靖国神社等相关问题。原文如下：
孔子在陈，陈侯就燕之。子游闻路人云鲁司铎哭，及宗庙，以告。孔子曰：“灾必桓厘乎？”陈侯曰：“何以知之？”曰：“礼云‘祖有功，宗有德，故不毁其庙焉’，夫桓厘，功德不足以存其庙，而鲁不毁，是以天灾加之。”既而鲁使果以桓厘报灾。陈侯谓子贡曰：“吾今乃知圣人之可贵。”
孔子在古代思想家中，属于相对不迷信的，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但是他从来没有否定过鬼神的存在，他相信冥冥之中的“天道”。他不去巴结天、贿赂天，只是按照大丈夫的原则行事，自觉站在天的一边，所以他相信“祖有功，宗有德”，那宗庙就立得住，如果没有功德，或者功德很小，甚至功不抵过，那宗庙就立不住。不值得保存的宗庙应该毁掉，如果人不去毁，老天爷就亲自动手去毁了。
中外历史上毁掉的宗庙不可胜数，因为随着时代的演进，功德的价值判断在变化。“破四旧”并非文革的发明，如果不抄家不打人，只是单纯的破除旧礼教、树立新风尚，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历史常例。今天我们不毁宗庙，并不意味着我们比红卫兵更懂得历史，我们是从文物保护的意义或者是发展旅游的目的出发的，其实是一种利用神仙和祖宗去赚钱的“文化商人”心理。今天的多数人并不去追询那宗庙里的神祗有什么功德，那些宗庙虽然还在矗立着、维修着，其实在我们的心里，早都毁掉了。因为那些八方神仙和列祖列宗，至少已经一百多年没有保护过我们了。即使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大多数教徒也只是依照文化的惯性例行公事，很多人连圣经都不曾通读的，每个礼拜去忏悔一次，仿佛是道德罚款，出来后继续自私自利，蝇营狗苟，教堂只相当于他们的精神厕所。只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比我们要虔诚，肯动真格的。可是太虔诚了又容易产生排斥“异教徒”的原教旨思维，正如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红卫兵”们，把所有为平民百姓说几句公道话的人都打成“左派”，满脑子不自觉的圣战意识。在他们的心里，是有宗庙的，那就是美国的自由女神。
按照这样比较麻烦的逻辑，那日本应该不应该保存靖国神社呢？那神社里的列位神怪到底对日本人民功德大还是罪过大呢？当今日本的主流思想，当然认为功德大，所以谁当政了都要去参拜。而反对参拜的中国韩国等，则认为是罪过大。可毕竟是人家的宗庙，人家自己不毁，咱们也不能举起十三亿块石头，隔海砸人家玻璃。美国那么霸道，也没有毁伊拉克的宗庙吧。毁庙是还须建庙人的。
看这几年的架式，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已经跟祼奔似的，看客越多越上瘾了，一时半会儿戒不了。而我们又没有自己的“靖国神社”或者“保家卫国纪念堂”之类的可跟人家对抗，连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拉了几声警报都有白领一族表示讨厌，说是干扰了公民的自由生活。所以我看此事也只有相信孔子的态度了，假如日本的靖国神社确实不是东西，那自有天灾加之。这样说未必就是怯懦或者迷信，因为天灾加于日本，已经不是十回八回了。除了东京大地震、阪神大地震之类的“纯天然”灾难外，独享两颗原子弹一事，恐怕也不能单纯看做“人祸”。多行不义者，耶和华当然是讨厌的。国人多恨日本，而我却心存几分悲悯，不知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发明了方便面和卡拉ok的民族还要逆天行事多久，是天灾太多对于苦难就麻木了吗？尽管靖国神社里供奉着许多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但我仍然希望那些鬼魂在地狱里经过劳改后，能够真的给日本人民带来福祉、带来和平。最后用一句我去年学到的不知明确含意的藏族咒语结束吧：嘛哈噶啦奔森堡！
生命在于静止吗？
本来说好了今后两三天博一次的，不能夜夜纵欲无度。可是今天午饭后看信箱时顺便浏览了一下东博书院，乖乖不得了，“过客”和“路人”等先生大战“越战创伤”先生，还有其他观战和参与的，从猪时一直金戈铁马干到虎时，比文革时的大辩论还火暴，整个一“许褚祼衣斗马超”，杀得好不热闹。后边的帖子相互反复引用，我都看不清谁是谁，简直吵成绕口令了。
看来博客上是不适于长篇大论地探讨严肃问题的，或者没有新材料，都是自己想当然的“常识”和“绝对真理”，或者材料太长太复杂，或者出于某种原因不能提供。激烈的争论最后容易转为人身攻击。其实假如见了面，没准彼此很投缘，只是语言有自己的逻辑惯性，吵着吵着，就不自觉地撒出“暗青子”了。恨我没有时间，不然以我的童心，是很喜欢参与一塌糊涂的乱战的。后来我看双方的基本观点其实差不多，但一定要先规定对方是某个片面，然后自己站在另一个片面去进攻，很像俩人下棋，总要一方执黑一方执白，不然就没法玩了。
我怕他们今天睡眠不足晚上又要纵欲，特意在那里加了“熄灯号”的音乐。当年上大学时，为了熄灯时间问题，我们包围了北大办公楼，逼迫校长当场接受我们的条件。现在想起来，做得有些过分了。我们不知道校长有些话是不能公开说的，他暗示给我们，我们不但不觉醒，反而继续打击他的人格，那一刻，老人家一定感受到了蔡元培先生当年的悲哀。
那今天我也玩个花样，戏拟一段对“生命在于静止”的跟贴。
孔：生命在于静止。
羊：沙发！好棒耶！
牛：牛！老孔天天有高论！
鸡：我是沙发吗？肝儿颤啊！
狗：板凳！本人直销中央牌卫生巾，。
马：献诗一首：老孔发高论，一石浪千层。愚贤各有得，江船火独明。孔老师，我的诗如何，千万指点一二。
龙：小马啊，诗的意思不错，可是你根本不懂韵律啊。
猪：老孔教出来的弟子也就这个德行。看看我最近写的诗吧，孔给我提鞋都不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怎么样？石上流，生命还是得运动吧。
兔：写得真棒啊，我虽然喜欢孔老师，但这样美的诗，恐怕孔老师写不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要吵架呢？你们跟孔老师当朋友，大家和和气气的，世界多美丽啊。
龙：小兔啊，你不知道，他们要是跟孔老师当朋友，就怕孔老师写出后四句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蛇：无耻，吹捧孔也太离谱了。孔能写出这四句，我把大象吞了。
牛：好像也可能啊，听说当今某著名作家还写出过“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妙句呢。
猴：胡说！那是秦可卿的老公公写的，专门为了纪念自己的爬灰生涯的。下着大雨，打着灯笼，爬了十年哪！
猪：看，我们革命群众的学问都比孔爷渊博十倍吧。是啊，这就充分说明了孔是个欺世盗名的家伙。大伙散了吧，天也不早了，稻草也铺好了，今儿个也甭洗脚了，我就往这儿一倒了，等天一亮俺就去补考了。
狗：祝大家狗年愉快，清清爽爽！常用中央卫生巾，党的政策暖人心——暖、人、心！
生命在于静止
今天是初五，四面又响起了烟花爆竹声。这年应该算过完了吧，那个据说是“怪物”的年先生该走了吧。其实“年”就是收获的意思，无知者非要附会成什么怪物，正如把“饺子”胡说成什么“交子”，还说是历史系教授告诉大家的，还春节晚会上散布这种歪理邪说，这个国家真是斯文扫地了。
今天看了西蒙诺夫的《最后一个夏天》，写1944年的白俄罗斯战役。伟大的苏联人民，伟大的苏联文学。
读了《当代文坛》06年1期上陈晓明的文章，指出现在是“后革命时期”的开始，很有见地。陶东风的文章《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与无聊感的蔓延》也不错，指出了当下文化的犬儒化和无聊化。
《党史纵横》06年1期上《林枫与一二·九运动》指出了运动其实是党领导的。《“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尼断交始末》一文也比较有价值。而《中越领导人成都秘密会晤内幕》是我以前只有耳闻不知详情的。
博客上近期的争论明显比去年高了一个台阶。“越战创伤”和“过客”、“心慈”等人的水平和理性都不错。有些感情用事的言辞不喜欢，但想起我自己20多岁时也是非常激烈，那时候对革命全盘否定，整天不知天高地厚地嘲笑老一辈革命家，许多关于他们的笑话都是我创作或者改编的，后来有的又流传回我这里。到了80年代末，古今中外的书读遍了，才醒悟自己脱离了土地，脱离了真实的历史，我和周围的广大人民所经历的不是被那样叙述的历史。而全面纠正那些叙述，已经几乎不可能。于是乃知鲁迅真正的悲哀。所有被编写在教材里的历史，都是为正在执政的统治者服务的。要穿透主流的叙述，万分艰难，首先遇到的，就是已经被洗脑的一知半解的小知识分子。鲁迅的大部分精力便用在搏击这个“无物之阵”上了。而且每个人自身都延续着已往的各种局限和谬误……正如《药》中的夏瑜说出“这天下本是我们大家的”之时，首先给他一个嘴巴的是阿义，茶馆里的客人们都认为他发疯了，用今天的话说，是“连起码的良心和常识”都丧失了。而今天的“常识”比已往更加可怕。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去体会什么是“夜正长，路也正长。”
所以不用着急，毛泽东的毛病之一是过于着急。他学鲁迅还没有学到家，学孔子也不对路。毛的精神遗产是需要几代人去重新加以批判性的整理的吧。
那么朋友们也不必着急啊，今天说不明白，明天再说呗。我打算以后两三天来一次博客，因为要准备下学期的课了。刚刚校对完一部《20世纪通俗文学史》的书稿，觉得自己做事还是不成熟。离45岁还远着哪，我且歇息歇息吧。
生命在于静止。阿门！
知识从哪里来？
人的知识应该从哪里来？
下面的知识真令我大开眼界：
孔庆东何许人也，恕小子寡闻。
这小子都不知道？那会让孔庆东好伤心的。我知道他原来是《文友》杂志的，当时为了出名，《文友》杂志曾经“评选”出“中国十名最不受欢迎的作家”，其中就有孔本人。这事让大家们喷饭不已。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哈。
我想，关于类似的知识不知道还有多少啊。
我们大家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讨论着，争论着。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上一个正经的大学呢？为什么要上一个正经的专业呢？为什么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就不能随便推论、更不能随便批评人呢？
博客是个好东西。
但是，如果读书不够，只依靠在网上搜索一些人云亦云的资料就信口开河，那博客只会使我们加速弱智。
明天是”破五“，希望破除我们头脑中的五毒吧。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但使龙城飞将在，琵琶声停欲语迟。
兄弟姐妹过年好！
三天不见，如一秋兮。先贴一篇大年初一的日记，算是给兄弟姐妹拜年。然后去留言堂和评论厅逛逛，看看各位在这里大放烟花爆竹的朋友炸得热闹不热闹。
2006年1月29日星期日农历丙戌年正月初一多云
昨晚的春节晚会质量一般，基本没有突出的亮点。第一个群魔乱舞的节目尤其恶俗，充分象征着举国上下的秩序混乱和语无伦次。半夜吃饺子喝啤酒，看了会电视，3点左右，未曾洗巴洗巴就睡了。
昨晚的拜年短信大概有100多条，睡着后也还有。今天早晨终于又把我折腾起来。我不去给任何人拜年，既不打扰人家，也不怕人家误解。被人误解半辈子了，也没耽误吃耽误穿的，就坚持到底吧。
读了今年第一期的《建筑业导报》，其中的《北京地铁建设大事记》很有价值。地铁一期工程是文革期间高质量完成的，新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多数是文革时期完成的。地铁在1976年9月18日停运一天，另在1989年6月3日到4日停运过。关于北京胡同的调查也非常有价值，北京已经公认是一座不适合居住的城市了，但人口还在继续膨胀，建设还在疯狂发展，历史不可能倒退，只能在前进中思考如何减少损失和危害，正如我们只有在继续吃垃圾食品的日子里思考如何排毒。
2005年12期的《书城》里有几篇文章不错。邵迎建谈张爱玲看《秋海棠》很细致，陈平原的《教育三题》讲得非常有道理。陈老师看出当今已经没有师道尊严，说“师道不能合一，这是个大趋势。”还有“人格上平等但专业知识悬殊的师生之间，如何保持良好的互动？”现在一些学生，自以为人格平等就可以随便侮辱教师，自己道听途说了些个可怜的“常识”，就自以为是地以辩论的口吻质问老师，这在北大清华人大这样的学校里尤其突出，结果一般是教师不屑于搭理，学生便更加得意忘形，恶性循环，贻害社会。一些学生以专门反对政府为荣，这其实恰恰是过去“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极端政治思维。而恰恰是这些学生，所依凭的知识，却都是从官方的教育得来，或者从英美作为高端的强势媒体得来，例如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对三年饥荒的推断，对伊拉克局势的分析等。
我一次讲鲁迅，一学生冷气森森地质问我：“鲁迅当汉奸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讲！”说完不容我回答，便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这学生大概从哪里看到过攻击鲁迅亲日的文字，便自以为掌握了一个真理，便认为我隐瞒了重大的历史真相，于是对我的人格极端蔑视，以无比崇高的姿态，把我这个“伪学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幸好他还质问了我一句，让我明白我“浅薄”和“无耻”在什么地方了。我知道肯定还有某些学生连质问都懒得。这些学生用过去的话说，真是“左得可爱”，文革中那些今天仍然要批判的不好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的学生做的。号称特立独行的，不一定就是理性的，更不意味着是善良的，希特勒集团就是特立独行的，汪精卫也是特立独行的。
同期里吴晓东评论贾樟柯的文章也很棒，显示出晓东一贯的忧郁中的冷静。最后介绍的“新法西斯主义”与第四次世界大战一文也很好，布什发动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战争，亚理士多德和歌德早都预言过了。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等谎言已经俘虏了许多同胞的心灵，幸好沉睡的国民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自我觉醒，幸好中国还有辽阔的疆域丰饶的物产和巨大的人口，更有祖先留下的打不烂拖不垮的泥沙俱下的酱缸里藏着元宝的多元文化，再加上毛泽东邓小平留下的国民经济支柱和强大的国防。文明的决战已经开始，但正如孔子没有看到汉唐盛世一样，我们这一代人也看不到全球文化真正平等交融，地球村欢乐祥和，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跟亚伯拉罕喝酒吃肉、猜拳行令的那一天了。
昨天去中文系取了高教社快递来的通俗文学史校样，这几天要校对出来，完成范伯群先生对我的嘱托。天下大事，吾辈当思考、当发言，但更重要的，是做好手边的具体工作，在一粥一饭里，去体悟天道。借用一句布什的不知羞耻的话说：正义受到了攻击。所以同胞们不宜再“彼此相贼”（严复语），要认真而冷静地学习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长处。学而时嘻之，不亦乐乎！
过年放假吧？
过年啦，咱们是不是放假三天，不跟那些电视台抢频道啊？也让大家都休息一下。看到有的朋友几乎天天来我的博客，十分感动。我这个银吧，表面上没心没肺的，其实贼柔情！有个铁哥们儿训斥我说：你小子就是离八次婚、坐九次牢、砍十次头，也改不了你那份儿假仁假义，非让人骗得一无所有不可。我说：大不了就当个张无忌嘛，人的生命本来就是赚的，我们到底有啥亏可吃的？
添加的音乐《金色的炉台》引起了水平比较高的争论，这本身就说明了乐曲的魅力。争论的目的不在于争个对错高低，而是通过争论理清自己的思想，吸取别人的智慧。不过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天天听，春节后我换个下里巴人的吧。
我的音乐素养很低，连五线谱都识不全，也买不起钢琴古琴流感禽，不过是个喜欢而已。平时听点巴赫舒曼舒伯特啊，贝多芬莫扎特瓦格纳啊，没事就唱点京剧评剧豫剧粤剧黄梅戏，搭配些革命歌曲流行歌曲真民谣假民乐什么的。瞿小松在《读书》上有篇文章，说游遍了西方音乐的海洋后，才知道中国音乐是真正的音乐。这话我不敢贸然赞同，但我知道他要纠正的是什么。我面对面听过当今古琴第一大师李祥霆先生的演奏，他请我们当场命题，我说了个“逍遥游”，李老师略作沉思，一段奇妙的乐曲便翱翔在大厅里。李祥霆说：再高雅的音乐也要能够打动人，否则就是装神弄鬼。我说，我不懂音乐，但我们学术界确实是装神弄鬼的家伙越来越多了。
今天读了“百家讲坛”系列丛书《品读水浒》，里面的九讲都还可以，最喜欢周先慎讲的林冲。我大学本科时古代文学史的最后一段就是周先慎讲的，扎实，过瘾。我当中学老师时也非常喜欢讲他的《简笔与繁笔》。还读了一点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水浒传资料汇编》。又读了一遍法国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我喜欢童心的作品。翻阅了信恒的文集《我是庄酷四十四》，信恒旁听过我的课，他说话有生理障碍，我鼓励他的写作，也帮他推荐过。北大很多旁听生都比正式学生有出息。有的北大学生逃课、作弊、撒谎，有的不懂装懂，到社会上骗人。昨天发现两份抄袭的作业，一律给了0分，我最痛恨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行径。
另读了毛泽东1949年10月20日派王稼祥担任驻苏联首任大使给斯大林的介绍信。开头就写“斯大林同志：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结尾写“致以同志的敬礼！”简洁明快，大方得体，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和半句恭维客套，也没有倨恭傲慢的自大无礼，真是大国气象，渊停岳滞。历代中国帝王哪个能比，真值得现在的外交人员认真学习。不过，斯大林看了肯定心中不快，后来的赫鲁晓夫就更是掩藏不住对中国的气愤。苏联一直憋着想收拾中国（我小时候黑龙江人人练武、年年备战），可后来反被中国联合美国给收拾了。毛泽东、尼克松那代政治伟人真是摆弄地球如摆弄地球仪一般，谈笑间樯灰橹烟。
鸡零狗碎的双子年，上半场就要结束了。三天后俺再来时，就是下半场了。明年有的人会多管闲事，有的人会看人比较低，有的人会假装吐出象牙，这是需要提前告诉朋友们警惕的。这几天还来看我博客的朋友，祝你们春节愉快！那天听术术妹子说，新浪的许多工作人员喜欢看我的博客解闷，那我特此向值班的弟弟妹妹问候了。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在这险恶的时代浪潮里，有时不得不拿出点庸俗和野蛮来保护自己的生存。但在我们的心底，都永远呵护着那份稚嫩而坚强的真和善。即使被时代的浪潮摧残得鸡零狗碎，那也可以借用一句著名的诗说：敲碎了，我片片都是忠诚！
唵吗呢吧咪哄！
今晚七点去凤凰卫视
今晚七点我在凤凰卫视的直播节目中说几句关于安全问题的闲话。一会就出发了。过客先生看我这里不顺眼，这是他的自由，他的批评也没有使用不文明的语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吧。昨天加上的音乐引起很多评论，有人感动，有人不喜欢。从纯艺术的角度说，这是新中国音乐的经典之作，是先锋艺术与中国人民命运结合的辉煌精品，现在的艺术家创作不出来的。即使不考虑其历史背景，有音乐慧根的人也自然会被打动的。
不过，饺子不能天天吃。文革的艺术虽然好，但是天天让人民听，人民就烦了，一气之下就改吃麦当劳了，管他垃圾食品不垃圾食品呢。等我有空时，换点通俗的。鲁迅先生说：“博客须时时更新。博的人多了，便都成了客。”信哉！
夜色阑珊
今天又很晚了，刚从凤凰卫视回来。今晚是到“一虎一席谈”节目做嘉宾，辩论属相跟命运有没有关系。我认为没有科学关系，这只是一种心理抚慰，是当前休闲文化所需要的“锦上添花”。
有朋友问我首页的设置问题，我也不懂，是新浪的朋友帮助我弄的。包括今天增加的音乐，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从里面可以听到我金色的童年。谁说我小时候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终有一天，被颠倒的历史还要被颠倒回来，那些在矿井下屈死的冤魂会合上他们愤怒的双眼。
话又说多了，真话是不得人心的，中国人并不喜欢鲁迅。还是假装幽默吧。在这如泣如诉的夜晚，无数的街灯，努力睁大着迷茫的眼。善哉，善哉！
啊，平型关
06年1月24日星期二阴
早上拥被读罢了《社会科学论坛》今年第一期上北大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四万多字的长文《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很有收获。
平型关战斗是我关注的战史问题之一，林彪也是我所认为的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但是对平型关战斗的叙述历来材料庞杂，数字混乱。杨文能够超越国共日三方的立场，客观地从材料对比中努力推断出历史真相，一时解决不了的就存疑，非常可贵。以前我们因政治需要，夸大了战果，而近年来又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贬低共产党的功绩，夸大国民党的威力，实际上还是政治思维——不过是反革命政治思维罢了。不论如何，平型关战斗是抗战以后中国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出了军威党威，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其历史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杨文的结论跟我自己业余研究的判断基本相符，只是作者过于依靠史料和一般性的“规律”，推理过分谨慎。对军事似乎不太内行，导致细节上有点问题。例如“根据战场一般的伤亡比例，死伤之比为1：3，故3000人伤亡，死亡一般应在千人左右。”这分明是既僵化又错误的推断。1000：（3000－1000）怎么是1：3呢？况且不同的战斗局面，结果也不同，如是不是歼灭战，火器程度，顽强程度如何等，都影响伤亡比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可以俘虏，而日军多数顽抗到底，最后还要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砸毁武器再自杀殉国，这些因素恐怕都是必须考虑的。
现在根据诸多研究成果，可以明确的是，平型关战斗本来是第二战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一次军事行动，林彪等指挥官根据形势变化，准确捕捉了战机，果断决定以主力部队打一次歼灭战。为配合伏击，同时进行了阻击战，这是典型的“林彪玄冥掌”。具体投入了哪几个团，目前说法不一，但基本是老红军的家底，八路军的精兵。大约一共使用了杨得志、杨勇的部队3000多人，占林彪的115师的约四分之一。被歼日军主要是坂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和赶来援救的部分战斗部队，其中可能有韩国兵和中国役夫，另外还有些伤愈的伤兵。辎重部队不等于一般的“后勤人员”，其警卫部队也是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的。台湾学者强调辎重部队为“非战斗部队”，用词大体不错，但其实别有用心。一般的“非战斗部队”能够在被团团包围、穿Сhā分割的情况下迅速组成战斗小组，还能集中火力反冲锋、占领老爷庙制高点吗？“非战斗部队”的士兵能够拼刺刀时一个人对付几个八路军吗？
日军入伏部队大体分两处被歼，具体地点仍有待进一步实地考察。歼灭日军人数既不是曾经宣传的几千甚至上万人，也不是台湾学者极力贬抑的不足200人。杨文非常保守地认为是四五百人，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大约千人。八路军死伤约400人——后来为了申报抚恤，上报蒋介石是600人甚至更为夸大。以精锐之师，打的是伏击战，最英明的将领指挥，对方又非主力战斗部队，猝不及防，没什么重武器，虽然八路军装备更差，弹药不足，又是第一次跟日本人干，但还不至于双方伤亡比只有1：1吧。杨文说此后八路军打日军的伤亡比都远高于此，这也是不准确的。例如著名的宋庄战斗，八路军的两个连依托村落工事血战16小时，打得两千日军几乎精神崩溃，坂木旅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被打死，300余人负伤，伪军伤亡约200人，合计敌方伤亡超过1200人(另一说为860人)。而八路军阵亡32人(突围时9人)，负伤41人(突围时14人)，总计73人（包括4名连级干部）。所以说平型关战斗消灭千把日军是不必再自我压抑的。按最保守的数字，仅辎重队一处战场，光汽车就烧毁约70辆，还有约70辆马车，就算是普通商队，每辆车上至少还得有两三个人吧（按当时日军编制，每车至少7人），难道说3000多八路军的精英打了大半个白天，就消灭了这点日本的司机和车把式，自己竟然伤亡了400多，那日本鬼子也太神了，那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飞跃腊子口那些仗都是怎么打的啊？
以前说平型关战斗国民党军队袖手旁观，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八路军配合国军，而国军在正面战场打得又笨又惨，根本抽不出手来帮助八路军。15万国军对3万日军，8天的时间，国军损失4万，日军仅损失3千（包括平型关的损失）。国共双方当时是有意配合，但力不从心，加上情报不灵通。林彪与增援日军形成对峙时，苦等国军不到，只好撤出战斗，并打电报发牢骚。而国军赶到太晚，反被日军大举围攻，平型关最终仍然陷落。今天指责国民党不抗战或者共产党总打游击战都是不近人情的，主要还是国家太弱了，军事太弱了，宁死不投降就已经是好样的了。我父亲是山东的老八路，他说拼刺刀三个八路军才能干掉一个日本鬼子，我小时候还以为他是个孬种呢，后来看了彭德怀的文章，才知道是真的。直到抗战末期，也要一个半八路军才能对付一个日军。至于国民党的军队，多是抓来的壮丁，简单训练一下就送去当炮灰，七八个打不过人家一个，就更不难理解了。
平型关战斗缴获枪支原来宣传1000多，现在能够核实的只有100多。所有军队都会根据需要夸大或者缩小战果，这是政治需要，不必指责。研究者要做的是从中发现问题。缴获枪支少，一是因为辎重部队枪支本来就少，日军一个2万2千人的机械化师团，步枪大约5千支，辎重部队的步枪比例肯定更小。二是日军陷入绝境后，从容砸毁了许多武器，其“英雄气概”一点不比咱们差。三是八路军太穷了，一些官兵“缴获的胜利品不登记，打埋伏”（685团平型关战斗详报），没有统计上来。当时很多官兵大发洋财，都自己换上了日军的行头，林彪也披着一件日本军大衣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结果乐极生悲，被阎锡山的士兵误认为鬼子，一枪打中了内脏（民间传说是打中了那话儿，从此不能跟叶群同志那个了）。我还看过这样的故事：民兵误认缴获的日军骨灰盒是罐头，打开就吃，呛得直吐。林彪后来治军极严，违反纪律的严惩不贷。一个营长跟女房东自愿相好，全村老乡给求情，结果还是拉出去毙了（按理说这是“拥军爱民”的典型啊），所以四野才出了那么多英雄，成为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军。
杨奎松教授指出战史研究中存在着互相抄袭、生吞活剥的现象，我深有同感。战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懂一般的历史，还要懂一些军事、政治、心理、语言、文学、社会、地理。既不能轻信非第一手材料，也不能轻信所谓“第一手”材料。所有的回忆都存在着主观性，对战争的回忆更是不可避免地搀杂着感情。在严守史料的同时，必须穿透史料，把握历史的“本质真实”。
学术研究，往往是在资料不够完整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学术研究上，有时候应该向军事家学习，军事家就是在资讯不完整的条件下，借助经验、智慧和勇气，力求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随时调整部署，不为面子，不守教条，不固执己见，一切为了胜利。当年四野的战士都迷信林彪，到处传颂“跟着林总打胜仗”，就因为林彪像做学问一样地打仗，胜仗打得漂亮细腻大手笔，败仗也打得不慌不乱不崩溃。可惜老林家祖坟风水不好，兄弟下场都那么惨。当林彪坐着三叉戟向温都尔汗飞去时，他可曾向平型关那边望上一眼？林彪是一只深居简出的孤独的鹰，虽然当过“副统帅”，也不大善于出来做秀。普通老百姓对他没什么热烈的感情，总是用“奸臣忠臣”的眼光看待高层斗争。民间传说：林秃子偷了毛主席家的三只鸡，坐着要往苏联跑，结果嘟嘟嘟——摔死啦！一代枭雄，留下了多少政治之谜、军事之谜。我们尽管努力去挖掘、去考证、去推断，但我们真能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吗？
啊，平型关。
后小年
北方是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南方一般是腊月廿四。很多人奇怪这是为什么，我说就好比本来春节是正日子，可是最欢乐的却是除夕。本来25日是圣诞节，可是最荒诞的却是24号晚上，号称什么“平安夜”（此夜交通事故和猝死率等皆倍于往常）。所以说，凡是重要一点的节日，都要过两天，现在连周末都改成两天了，那么小年分为南北两个有什么不可理解呢？我们可以在北方的家里祭一次灶，再飞到南方的丈母娘家里补祭一次，礼多人不怪么。如果那些小肚鸡肠的学者非要较真儿，就告诉他们，俺这是“后小年”。
今天起床比较晚，在厕所里继续读凤歌的《昆仑》，确实得了金庸的神髓，读得我不时忘了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昨夜剩下一个水晶包子皮儿，便剥开一个茶鸡蛋，用包子皮儿裹了，一口咬去，呣，真香。算俺又发明了一种美食：冰肌玉骨。
到资产部办事，没有人。给刘主任发了短信，回复我可以打电话找值班的。去银行办理了牡丹卡密码，下楼用电话查询了余额。这时已经到了10点25，便赶到中文系接受高晓春等人的采访。谈得兴起，便发挥了许多。中间凤凰卫视的胡一虎电话，邀请做节目。
中午步行去吃馄饨侯，想起曾经跟一个可怜的浑人在这里吃过，不禁胃口大开，便又要了一屉小笼包。心里编了两句歌词：“每次走过这间馄饨侯，泪蛋蛋跟头把势就往肚里流，屋里坐的都是大浑人，毛眼眼忽闪忽闪就直冒油。”
下午去学校办事，不料竟然停电，全校停止办公。学生一放假，学校里就什么乱子都出。想当年我当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的时候，我们学生激烈反对的事情，学校往往都是妥协答应，然后趁假期学生回家，突然实施，这就叫调虎离山、瞒天过海也。
黄昏时胡少卿来送《匹马西风》第二次印刷的样书。胡外和内细，堪当重任。傍晚去好园宾馆参加老科协团拜会。就在我工作过的二中旁边。有人问妇联的宾馆为什么叫“好园”，我说：“好者，女子也嘛。”程部长的讲话很有老一代革命家的水平，杨会长原来是邓小平同志的秘书，怪不得我看老人家一副老将军的气魄。我说，1984年，我是国庆游行队伍的北大仪仗队成员，那幅著名的“小平您好”，就是我的同学打出来的，那本来是违反纪律的，幸亏打出来的标语表达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结果成了最令人喜出望外的新闻。
归途跟张文增老师等谈了当年聂元梓的事情。聂元梓本是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堂堂十三级干部，调到北大当了哲学系总支书记，写了著名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风云一时，功过难评。去年看到她的文章，说季羡林老先生把文革中的错事都推到她身上，有欠公平。她还指出季羡林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很不光彩的事情。不知道百年后，究竟季羡林还是聂元梓是正面形象。
今天收到许多报刊，整理了半天。妹妹说要送我毛衣，大概是觉得我的衣服太给家里丢脸了吧。我一直到上大学，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既不觉得寒碜，也不以此为荣，随便惯了。北大里比我穿得破的有的是啊。
不能多写了，要尊重纪委对我的监督。一篇日记空流水，空里流霜不觉飞。过完小年过大年，乖乖宝贝都都都都——飞！
北大的工人
我前天自称“北大老工人”，有的朋友以为我是调侃工人，看不起劳动人民，实在是误会在下啦。今天转贴一篇北大工人的发言稿，请大家从“道之所在，每下愈况”的角度看看什么是北大精神，请大家看看一个学校是不是非要培养出几个政治局委员才叫务实、才叫有出息。我和韩毓海这样的所谓人民教师，如果不好好工作，对得起那些真正的“北大老工人”吗？
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办的“爱？生活”系列活动之“十佳菜肴、十佳食堂服务员”评选颁奖仪式上，黄淑艳代表获奖人员发言。她在获奖感言中讲述了自己在北大工作的经历，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以下是黄淑艳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尊敬的领导、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我叫黄淑艳，是面食部的员工。我做梦也没想到能站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被评为北京大学的十佳服务员。
请大家原谅我声音的嘶哑，因为我们面食部的工作非常艰辛，厨房小，噪音大，我每天要面对上千次的提问，以至嗓子长期嘶哑。
我来自河北玉田农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北京大学——这个让我既崇敬，又觉得十分遥远的地方。我能在这里为广大师生服务，感到十分光荣。
我们的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夏天我们站在高温的炉灶旁售卖，浑身都长起了痱子；冬天我们凌晨四五点钟就要冒着刺骨的寒风准时赶到面食部为吃早餐的同学做好准备。面食部虽然地方小，但每天都有十几次的用餐高峰，近三千人次来吃饭。我刚来时领导告诉我要热情服务，我就要求自己微笑。时间长了我发现别人并不满意，因为大家来面食部主要是想尽快吃上饭，而让老师同学能尽快吃上饭，光微笑不能解决问题。我就仔细观察并开动脑筋，后来发现，要想让广大师生真正满意，就必须让他们在最短时间里吃上饭。要想快，就需要提高我们的售饭速度，要想售饭快，就需要加强记忆力。从此我每天下班后坚持段锻炼自己，模拟工作程序，提高记忆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现在至少能记住十五个客人的要求，并保证在最短的时间里让他们吃上饭。这项工作看似简单，但做起来很难，每天七八个炉灶呼呼的燃烧，鼓风机不停的旋转，面对这一批批拥挤在窗口的客人，刚开始下的我根本笑不出来，直想哭，别说记住十几个人的要求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也记不住，用句时髦的话说叫“晕菜”。但广大师生非常理解我，他们说小妹妹别着急，慢慢来，我们能等……他们能等我不能让他们等，我就坚持天天锻炼，现在我能较为自如地为他们服务了。尽管如此难免还会出现一些失误和差错，广大师生仍然都能理解和原谅我。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广大同学把我评为十佳服务员了，我真的还有很多不足，我还必须要更加努力，因为餐饮中心许多服务员比我更优秀，只是我太幸运了。我一个农村的孩子，不会说什么话，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最后我要感谢北大餐饮中心，感谢面食部给我一个展现自身价值的平台，感谢学生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更要感谢那些相信和支持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我决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我要更加努力，做得更好，并带领我们面食部所有服务员，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大家。
我爱北大，爱广大的老师和同学们！
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谢谢大家。
韩毓海《天下》片断
朋友们让我介绍《天下》的具体内容，别光贴一图吊人胃口，那我就贴一片断，请大家欣赏一下革命土匪韩毓海的文采。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不少观点是俺亲口给韩毓海这厮传授的，这厮竟然没有在注释里标明！
人间卢舍那
韩遇害
庄严美丽的大佛卢舍那，是龙门石窟的象征。
一花一世界，一步一佛陀。沿着高高的石阶徐步而上，当卢舍那一步步映入眼帘的时候，震慑之余，心中涌起的竟然是淡淡的哀愁与恬美。
同行者中，有新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孔庆东同志，其凝视卢舍那慧目良久，即赞曰：“此岂佛陀乎？——观其目光，如美少女企盼情人薄暮而至，似农家妇召唤劳作之夫君归来也！”
卢舍那大佛，据说是唐武则天仿自己面容而建造，因此，她既是华夏惟一按照女性面容而建造的卢舍那佛像，恐怕也是世上最美丽的佛陀了。“孔庆东代表”肉眼凡胎，自然算是个粗人，故也难怪会发此感慨，竟将大佛“卢舍那”认成“中国之维纳斯”。
（卢舍那像）
而想知道何谓“卢舍那”，那就必须先知道所谓“佛有三身”：即应身佛“释迦牟尼”、法身佛“毗卢折那”，以及报身佛“卢舍那”。而其间区别，权简述如下，以备多识者指正：
首先，应身佛乃根据释迦牟尼仪容所塑造，因此，说白了不过就是释迦牟尼的遗像罢了。而法身佛，乃“佛法”之人格象征物，强调的是释迦牟尼肉身虽逝，而佛法永存。既如此，法身佛“毗卢折那”作为佛法之人格象征物，就既保存了释迦牟尼的部分特征，又集中了当世面相的全部优点，所以应该说是世间完美形象之集大成。
而佛之“三身”之中，也只有报身佛“卢舍那”才宣称“现世现报”，我即是佛，佛就是我，人人皆可为佛陀。而武则天以女人之身，不但敢于称帝，而且敢于称佛，更按照自己的形象建造庄严美丽之卢舍那——这在佛陀世界算起来，那也应该属头一份的豪举。
众所周知，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小乘佛教，盛行拜像和坐禅，积极于个人的“解脱”。它认为众生在佛的指引下虽然得入涅磐，但最多也只能成为阿罗汉，而不能人人成佛；修来拜去，将来可以跻身佛界的，其实也只有弥勒一人。所以，小乘佛教专事烧香、磕头、拜弥勒，在艺术上造诣不高，充其量也就是大造弥勒佛像，以供烧香磕头而已。而我们所谓“迷信”者，多指这一路中人。
而大乘佛教，则恰恰相反。它认为佛有许多化身，特别是积下许多功德得入“涅磐”的人，可以暂时不入，而是降下人世，普渡众生。而且，任何人不必出家苦行，只要信仰虔诚，敬佛与菩萨，则人人皆可成佛。“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世上苦人多。”――大乘佛教因此广泛传播佛生前无数次牺牲、为善的动人故事（一般称为佛本生谭），讴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其对于佛教艺术，特别是北魏以来的石窟艺术影响深远。从莫高窟壁画到龙门、云岗石窟艺术，充满了对佛陀苦行、苦节的生动感人的叙述，夹杂了社会生活和人生斗争的描述。这些栩栩如生的艺术画卷，才是佛教艺术最宝贵的财富，其中渗透着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大乘精神。而这种精神，就远非小乘的独善其身、专事向弥勒佛像磕头请安所能比拟。
（大乘佛教崇尚千万佛的造像艺术）
一般来说，魏晋贵族阶级推崇小乘，玄谈释老的玄学乃“性命之学”，核心不过在保命养生；而北魏之后，大乘佛教方成了一点气候。这就是鲁迅在谈到魏晋佛学时所感慨的：渺渺茫茫说教的成了主流，而舍身饲虎的反而成了旁门左道。魏晋统治阶级之所以不能容忍大乘佛教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其“人人皆可成佛”之信念中，蕴涵着强烈的“众生平等”诉求。对于任何统治阶级来说，悠悠万事，其中“平等”这一件，当然最为他们所反对。因此，魏晋时代的佛教塑像中，主张现世报应、人皆可成佛的“卢舍那佛”，自然就十分稀有和少见了。
武则天平等的思想，首先因为她是女性。北方少数民族无一般汉族歧视妇女之伟大历史传统，鲜卑北魏更是几代母后掌握大权，以至于造成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以“子贵母死”这种前所未有的残酷方式，来与自己的母系争权（见田余庆《拓跋史探》）。拓跋圭被逼得山穷水尽，竟出此下策，也可见鲜卑女人大大地厉害。而唐初母系多鲜卑贵族，故尚有此“女强人”之流风余韵，这也是武则天能够上台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一。
（明人绘武则天像）
武则天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论之焦点，则集中于她所发动的政治上的最大革命——这当然就是开“文辞进士科”。郭沫若先生等认为此举非常了得，从此以后，天下读书人（特别是文人）均可以“文辞进士科”出人头地，即所谓布衣入卿相；而且从制度革命角度来讲，武则天发动的这一社会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千年以降的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更变“死制度”为“活制度”，为下层人可以进入社会上层开启了大门，也为社会各阶级的良性互动，制造了条件，唐时著名的贤相宋璟，诗人孟郊皆是拜进士科所赐。这种基于社会平等的制度构想能在武则天手中完成，不但是由于武则天本人出身不属于贵族集团（包括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且更是由于她受“人人皆可成佛”的大乘思想影响，而此思想，甚至比近世之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更高一筹。
（颜真卿题宋璟碑、明清进士题名碑）
但对于武则天的这一重大政治革命，史学界也向来有更为强烈、尖锐的否定意见。陈寅恪先生即认为：武则天此举自私自利，缺乏远见，完全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她不属于关陇贵族集团，而要想站住脚，就必须通过开文辞进士科来扶植新阶级，与原来的胡汉混合的关陇贵族集团抗衡。而正是武则天的别出心裁，开文辞进士科，结果才造成唐代开国之基石——关陇贵族集团瓦解；换句话说，武则天尽管不重男轻女，但却重文轻武，重汉轻胡，重视提拔年青知识分子而不照顾老干部，从而造成严重社会对立，实际上更为要不得。武则天后，原来为关陇兵府制度所凝聚起来的文武合一、胡汉合一体制重新破裂，尤其集中地体现在河北六镇军事集团与洛阳文士集团的对抗，即所谓初唐之胡人军队老干部子女，与武则天提拔的汉族知识分子年轻干部尖锐对立。此南北发展之严重不协调的结果就是玄宗朝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故与其说唐之衰败，是因安史之乱之六镇造反，不如说是由于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分裂社会，种下了恶果所致。
但无论赞成武则天如郭沫若，还是贬斥她如陈寅恪，武则天的政治革命――开文辞进士科，的确一举摧毁了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一点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贵族集团，因为出了武则天这个媳妇而崩溃，竟然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贵族集团。武则天之后，进士科举却被延续下来，修修补补，从此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立国基石。这个意义上，武则天确实为中国历史划定了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将自己塑造成了卢舍那的女人，以她的智慧与胆略，结束了惊心动魄、金戈铁马的中古时代。因此，对波澜壮阔之中古时代而言，武则天真所谓“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个女人”（theendofhistoryandalast′wenman′）。
（武后行从图）
武则天之后，佛教也逐渐结束了它在华夏最为轰轰烈烈的时代，并日益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走向衰落。这里的原因当然非常复杂，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因为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佛教，逐步丧失了其内含的平等诉求和革命精神有关。
如上文所述：佛教僧侣集团，其实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准军事性的贵族集团进入中国社会的。尽管它的确抱有“众生平等”的信念，而且的确也在中古时代为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统治力量——皇权、士族门阀贵族、外族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博弈达到均衡，制造了历史条件，但是，这样的权力均衡，却仅仅是统治阶级互相之间的权力均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重新洗牌而已。像基督教一样，佛教倡导的也是精神世界的平等，而不是世俗世界的平等。佛教的僧侣集团当然不可能、也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将权力均衡和平等的思想，扩展到统治阶级和重大利益集团之外的芸芸众生身上去。
事实上，每当“红旗卷起农奴戟”，奴隶们打算推翻现存世俗政权，建立平等社会的时候，宗教势力几乎无一例外地宣称，宗教里所崇奉的“天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并告诫芸芸众生不要成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更有甚者，如同欧洲最具革命精神的宗教改革家路德同是也是主张残酷镇压闵采尔农民起义的最热烈吹鼓手一样，佛教的僧侣集团一如既往地宣扬着“皇权乃受佛陀保佑”的思想。无论西方的上帝还是东方的佛陀，都宁愿忍受统治者之暴政，也不允许暴民揭竿而起。从僧侣阶级发展而来的知识分子，包括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同样也是一个贵族集团。对他们而言，历史就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而人民则是无声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自诩门第高贵纯正的余英时教授，就难免将魏晋时代高门士族结局的挽歌，唱成了高歌猛进的进行曲：“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尔！”但如此描述一个士族门阀崩溃的时代，却不仅仅是田余庆先生所谓“大可斟酌”，而是由一唱三叹，到一捶而鼓破。因为这些知识者皓首穷经所探求的，无非是历史上的各路统治阶级之间，如何才能达成权力的均衡与和谐；所谓“天理”也无非只是在统治阶级之间击鼓传花，仿佛只要统治阶级之间达成了权力的均衡和妥协，则会从此天下太平。此王国维所谓以“天命”代替“革命”说之由来——“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对他们来说，一个对人民群众来说最好的制度，无非就是统治阶级之间、利益集团之间权力均衡分配的制度：“盖惧夫名之可籍而争之易生，其弊将不可胜穷，而民将无时或息也。”
他们所谓博大精深的研究，无不将目光投向历史上各路精英阶层、统治集团——从皇权、士族、僧侣，到士大夫、军人集团，无不一一爬梳。在他们看来，这些精英们分赃不均打起来，就会天下大乱；而只要谈好如何分赃了，就会产生一个理想的制度。他们从来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只有在统治精英面对着一个共同的奴隶造反的幽灵时，他们才会内部“不争”，一致对外。对贵族知识分子来说，“天理”无非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和谐之道”，正义也从来没有站在过小民一边。甚至包括陈寅恪、王国维在内的大师们，他们所孜孜以求的“万世太平之道”，说穿了，其实无不着力于此，而他们所津津乐道的遗世独立，说白了，往往就是昔日高门士族地主阶级历史的幻化罢了。
（王国维像，王国维遗书）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在过去的旧文化舞台上，人民却难成主角，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一直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必须颠倒回来。从三皇五帝到现代，也许只有一位湖南农民的儿子，方才透过“一篇读罢头飞雪”的斑斑点点的历史，看到了在各路精英和统治集团之外，有一个无声的力量不断反抗，壮志未酬，而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但数千年来，这个力量却在浩荡的历史叙述中鸦雀无声，隐而不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精英和士大夫关怀的那些空虚缥缈的纲纪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于是，静夜读史，他发出了如此千古浩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蹶留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水深火热，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访尽了名山古刹，拜遍了基督安拉，只有发现了漫长中国历史中隐而不彰的亿万农民阶级之后，才终于找到了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根本契机。也只有在这个阶级的支持下，创造新的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方才有了可能。
什么是“平等”？真正的平等与和谐社会，不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均衡、和谐，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与精英集团之间的平等；是耕者有其田，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平等分享以土地产权为标志的社会财富。因此，“推翻三座大山”，“消灭三大差别”，此乃发千古未有之最广大宏愿，生无穷之菩提心。而这就是漫长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奇迹、人间的天国，是对不可能的解放的召唤，是无数过去对无穷未来的祝福。
1936年，在陕北寒冷的窑洞里，面对一位叫做埃德加·斯诺的年轻的西方智者，毛泽东说：“我的母亲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经常舍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我的父亲是个不信神佛的人，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故乡韶山，彻夜未眠之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椒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而此间大音梵声，复有几人能解？
（主席诗词手稿）
2002年，有一位叫雅克·德里达的西方哲人，在拜谒了毛主席纪念堂后，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画像前留影。而偏偏在这个时候，他的照相机却突然“休克”。而哲人悟顿，说：毛主席太了不起了，他对一切“表象”都是彻底否定的！
“喜看稻椒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小民可以创造历史。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人人皆可成佛陀。
而所谓佛陀，便是那个为天下饥荒打开自己谷仓的人，是那个为了世上的不平牺牲了全部亲人的人，是那个观看《白蛇传》泪流满面、拍案高呼“不革命行吗”的人，是那个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强权，轻轻作了一个手势说：“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故名如来。”
“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与金庸狭路相逢
与金庸狭路相逢
——《笑书神侠》自序
社会上和学术界的许多朋友师长，都谬推我为金庸研究专家。有些喜欢辱骂金庸和金庸研究的风流老先生也把误导青年的帽子往我头上戴。其实我关于金庸的文章写了不少，讲演访谈也做了不少，但直到2005年之前，并没有出版过金庸研究专著。我是个什么都研究、什么也都不研究的人。我推崇我家老祖宗的名言：“君子不器”。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我看来应是：“无所不为，一事无成。”不过为了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一个有良心的人总该研究点什么。我学无所长，只好研究“文化”。在文化里，我重点研究文学；在文学里，我重点研究小说和戏剧；近年来附庸风雅，重点研究通俗小说；在通俗小说里，曾经用心研究过武侠小说；而金庸先生早早地埋伏在武侠小说里等待我这个假面伯乐，于是我们就狭路相逢，悲惨遭遇了。
我开始读金庸比较晚，那已经是建国35周年之后，80年代后期，我刚当上北大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官倒腐败方兴未艾，社会风气日益崩坏，雷锋精神受到质疑，救助落水儿童要先给报酬，光天化日之下，广大市民踊跃围观流氓歹徒轮奸妇女的年头了。我那时对什么“武侠小说”是不屑一顾的。俺自幼受到高雅的正统文学教育，批林批孔时就读《论语》《孟子》《韩非子》，评《水浒》时就读《水浒》《三国》《红楼梦》，批邓小平时就读鲁迅茅盾高尔基，批“四人帮”时就读王蒙张洁刘心武，后来上了北大，更是什么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海德格尔马尔克斯川端康成小林多喜二好色一代男……整天大鱼大肉地胡吃海塞，只觉得天下的山珍海味已尽入腹中，曾经美味难为菜，除却西施不是人。渐渐地，看穿了各种文学伎俩，炼就一副铁石心肠，任你情天恨海，五雷轰顶，俺也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许多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朋友都走过这么一段“人性丧尽”的歧路，试问，在那饱读了古今经典、中外名著的时候，还有什么文学，还有什么作家，能够感动我们这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文学狂徒吗？
就在这时，我发现周围同学不仅仅迷恋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和艾略特里尔克波伏娃，他们中颇有些人神气活现地谈论什么三毛琼瑶席慕容和金庸古龙梁羽生。作为一名优秀学生干部和班里第一批共产党员，我觉得有责任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些同学“思想堕落”的根源。我说：“什么破玩意儿？你们这么没日没夜地糟蹋身子？呈给本官，验看验看！”同学说：“这可是最伟大的文学啊，比你那鲁迅老舍万家宝，一点都不差！”于是，递过来一本脱落了封面的通俗文学期刊，上面连载着两章《射雕英雄传》。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刻诞生了。
我是个读书看戏都很投入的人，标榜“先感性，后理性；先感悟，后研究”。我在小学和中学时代，为《红灯记》和《高玉宝》流过泪，为《卖花姑娘》和《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流过泪，为《雷雨》和《家》流过泪，为《流浪者》和《简爱》流过泪，为《爱是不能忘记的》和《高山下的花环》流过泪。上大学以后，就不曾再为文学作品而流过泪。我以为自己成熟了，永远不会再被作家骗去泪水了。像《悲惨世界》《复活》以及轰动一时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深深打动过我，但是没有摧垮我的泪腺。然而，我却一次又一次，被金庸这厮感动了。当郭靖背负着黄蓉去找一灯大师疗伤，当杨过苦等小龙女一十六年后毅然跳下悬崖，当郭襄“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当程灵素为胡斐吸尽毒液而死，当胡一刀把孩子托付给敌手苗人凤，当殷素素用生命告诉儿子张无忌“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当明教群雄出征前高唱“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当香香公主把匕首刺进那世上最美丽的胸膛，当岳灵珊和马春花被爱人害死而临死仍然挂念爱慕着那无情的爱人，当萧峰一掌误毙了世上最爱他最理解他的阿朱，当“恶贯满盈”段延庆得知段誉是自己的儿子，当韦小宝在通吃岛接到康熙画的六幅充满兄弟情谊的“救驾图”……我几乎每次读到这些段落，都会热泪盈眶。止庵兄说感动是不成熟的表现，读书多了就不会感动。可我确实做不到止庵兄的境界。我是万卷书也读了，万里路也行了，乱七八糟的觉也睡了一万多回了，可是眼看要到四十不惑的冷血大关了，却反而愈加容易感动起来。美国人死了我也伤感，伊拉克人死了我也叹息，气得我夫人咬牙切齿地咒骂我：“更年期这么早就来了！”
由于迷恋金庸，我开始疯狂地阅读武侠。但是几百部读下来，大多都忘记了。没有炒作，没有指导，甚至没有正版，是亿万人的阅读实践，把金庸的名字铭刻到了人类的文学史上。我加入了谈侠论剑的行列，由同学间，谈到老师处。我和其他同学，向钱理群这位以严肃著称的导师推荐金庸，我们夸张地说，不读金庸就等于不懂得一半的中国文学。于是，钱理群老师读了金庸，后来还写了研究文章，他和吴晓东著的Сhā图本文学史第一次列入了金庸的内容。钱老师又鼓励我们把金庸当成严肃文学来谈。于是，我又抱着研究者的态度一遍一遍重读金庸，但是仍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泪水。这时，我知道了金庸的读者原来是遍布全球和几乎所有的领域的，邓小平、蒋经国、华罗庚、杨振宁、王选、李陀、冯其庸……都对金庸小说评价很高。但是，要在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高学府公开研究金庸，以我的年龄身份，是必遭保守势力疯狂漫骂陷害而自取灭亡的。陈平原老师以极大的热情和才华写出武侠小说研究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在大学界振奋一时。然而陈平原老师居然也不敢乘胜开设武侠小说研究课，可见金庸进入北大阻力之巨。
打破坚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严家炎先生。我考上他的博士生后才知道，严家炎先生不但也是金庸迷，而且早已在美国讲授过金庸问题。社会上有些黄口小儿散布谣言说严家炎自己喜欢金庸，就强迫学生都研究金庸，污蔑他是“误我青年，毁我文学”。其实我博士生读了一年，才和严老师互相发现对方是金庸迷，而且严老师从不束缚学生的研究方向，我们不过是巧遇同道而已。严老师的其他学生都对金庸研究不大感兴趣。我跟严老师的金庸观也并不完全相同，我的博士论文也并非写金庸的。我最佩服的一些导师往往都具有超人的学术勇气，严家炎先生那么高的学术声誉仍然锐意进取。他率先在北大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后又出版《金庸小说论稿》。果然社会上枪林弹雨袭来，颇有踏平北大之势。照我的意思，根本不用理睬，严先生却一丝不苟，每责必答，那种儒侠风范令人格外感动。在严家炎先生促成下，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庸，跟他合了影。后来，北大又召开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这时，我已经三十多岁，有资格说几句真话了。于是开始写点赏析金庸的文字，包括与严家炎、冯其庸、陈墨等先生一起点评了金庸的小说。一些学校和电台电视台轮番请我去讲金庸小说。那几年，社会上压制歧视金庸的正统力量很大，所以，我学习金庸研究先行者陈墨先生的策略，对金庸小说以热情肯定为主，采取一种坚决的抗争姿态。其实我对金庸小说包括金庸本人也颇有不满的意见，余杰先生、骆爽先生、迟宇宙先生的一些批评金庸的文字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极左势力全盘否定武侠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汹汹攻势下，首先要保护人民大众自由阅读的权利。只有在自由阅读金庸的前提下，才可能自由地谈论金庸小说艺术的是非得失。
进入21世纪，我们终于用艰苦的战斗拓展了在学术界谈论金庸的空间。金庸开始进入各种文学史。我还把金庸讲到了国外，把研究金庸的文章也发表到了国外。最近我参与主编的大学通俗文学教材中，我专门写了一章《武侠小说的革命巨人金庸》。我今后的研究重点仍是鲁迅老舍曹禺等作家，但金庸还是会经常遭遇的，因为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文化焦点。
遭遇金庸已经二十年了，金庸已经成了一个有点碎嘴唠叨的老人，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也越来越俗不可耐。但是我忘不了金庸小说带给我的感动和我知道的带给别人的感动。为了休闲，为了备课，为了研究，我肯定还要许多次打开金庸的小说。我不能预料当我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的时候，面对那些段落，还会不会热泪盈眶。
小炒肉
笑书神侠》书评：
孔庆东的“金庸牌”小炒肉
书评人胡小狠
孔庆东在北大开讲金庸，火爆异常，教室挤得跟北京西客站的候车大厅有得一比。据说，还有人坐飞机过来听。当时正值秋末，孔庆东就说：“今天降温得厉害，坐在地板上听的同学尽量将体内真气沉于丹田，不时运行一下……”引得哄堂大笑。
2005年伊始，与刘心武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同时，孔庆东在“百家讲坛”讲金庸。这种平列已经暗示了金庸地位的提高。十年前，孔庆东的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严家炎率先在北大开设“金庸研究”课程，还带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悲壮感，而今天，金庸的小说片段已经入选中学语文读本，同时还可以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来发展自己的爱好者，可以说是一路攻城掠地、向着经典的堡垒高歌猛进了。
2003年金庸和孔庆东在“华山论剑”时曾笑说：“孔庆东这个醉侠，侠是有的，醉还不行，好饮无量，还要多喝啊。”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孔庆东其实都颇像金庸小说里的江湖人物。在新书《匹马西风》的封底，他曾赋诗曰：“藏冰埋火销神剑，匹马西风听大潮。”活脱脱一副独孤求败模样。他谈金庸，好在通透，不拘泥。从大的方面来讲，他把金庸分析到和鲁迅一样的高度，说金庸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传统，说他是“民族形象设计师”，说“韦小宝”可比“阿q”；从细小的方面来讲，则分析到具体的情节，比如说《天龙八部》里萧峰和康敏的纠葛延续了中国古典小说里“英雄杀嫂”的模式；甚至具体到单个的词，比如他特意分析了“怜惜”这个词。《神雕侠侣》里小龙女对杨过说：“是啊，世上除了你我两人自己，原也没旁人怜惜。”孔庆东发挥道：
我们知道什么“你爱我”、“我爱你”这样的话，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从西方贩运来的，我们中国人是不说这些肉麻的东西的，什么是“你爱我”、“我爱你”？“怜惜”，“怜惜”是一个多么好的词！我们中国人讲怜惜，讲恩爱，我们不说我爱你，在古代爱甚至可能不是一个褒义词。
孔庆东延续了中国古人“评点”、“感悟”式的读书方法，比较注重用直觉去体验金庸小说的美。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摘选了五十多段金庸“情语”，逐一赏析，美不胜收。也正是因为这种平易亲切的态度，使得许多对金庸有偏见或者对金庸完全不感兴趣的人摇身一变为“金迷”。
“今天早晨梦见点伤感的往事，就起来吃点爆米花冲淡了一下。”孔庆东在他最近的新浪博客里写道。他的幽默是以大悲恸为底色的，恰似抚慰感伤的爆米花。如果了解孔庆东的历史，就能更深地理解为什么他会那么深情地回忆自己80年代的大学生活，会那么义无返顾地投入到对快意恩仇的金庸的研究中去。
近十年来，孔庆东曾在数以百计的大学、媒体及公共场所举办关于金庸的讲座，还将金庸讲到了韩国、新加坡。但在《笑书神侠》之前，孔庆东没有出版过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金庸研究著作。这本书收入了他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的全部讲稿和研究金庸的精髓，可以说是孔庆东研究金庸的集大成之作。
近日欣闻金庸作品最新修改版已经做成口袋本陆续推出，《笑书神侠》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如果说36册的金庸全集是一道美味大餐，那《笑书神侠》可以说是一道风味小炒——孔庆东用金庸作原料，炒出了自己的人生况味。
《笑书神侠》相关资料
昨夜11点来博客，居然打烊了。这两天话题比较沉重了吧，今天整一个武侠的题目，告慰那些要找我的金庸文章的朋友。
《笑书神侠》相关资料
书名：《笑书神侠》
作者：孔庆东
版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1月版
isbn：7-80165-322-x
开本：小16开字数：250千
页码：296Сhā画：12张，特种纸环衬
定价：25.00元
孔庆东央视百家讲坛讲稿闪亮登场
日前，修改版金庸全集以口袋本的面目全新亮相，而与此同时，“北大醉侠”孔庆东亦推出妙趣横生的品读金庸的新书——《笑书神侠》。
从2005年开始，孔庆东数度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讲金庸小说，讲中国武侠，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许多观众表示：“武侠小说原来可以这样读，这是我看了百家讲坛后的第一感受。”近日，这一系列讲座的讲稿由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书名《笑书神侠》，除了收入孔庆东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所做的金庸系列讲座的全部讲演稿，还收入了孔庆东解读金庸的精髓文字，堪称孔庆东研究金庸的集大成之作。
金庸的武侠小说早已在亿万华人的心中生根结果，但一直为主流文化和正统学术圈所排斥。作为“金迷”，孔庆东曾在数以百计的大学、媒体及公共场所举办关于金庸的讲座，还将金庸讲到了韩国、新加坡。在《笑书神侠》之前，孔庆东没有出版过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金庸研究著作。孔庆东表示，此书是他解读金庸的阶段性总结。
在书中，他饶有趣味地分析了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模式、金庸小说中的奇情怪恋、金庸小说中的武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的作用等等，还对金庸的若干作品进行了细读。由于作者广博的知识面、丰富的人生体验、独到的思想见解、幽默的行文风格，使得他谈论金庸纵横捭阖，气势恢宏，妙趣横生，使人时有豁然开朗之感，时有开怀大笑之乐。
亮点：孔庆东，金庸，百家讲坛
关键词：孔庆东
这个人，自称“长得像东北胡子”，或者像“抗日联军”，十年前他初登北京大学讲台时，学生们竟以为走来一位“电工师傅”。
这个人，曾以令人“笑喷”的《47楼207》、《北大情书》、《口号万岁》等绝妙之文享有“北大醉侠”之美誉。2003年西岳秋风中，他与金庸大侠等“华山论剑”，成为流传江湖的一段佳话。
2005年伊始，他又数度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讲金庸小说，讲中国武侠，同时也“夹带”出他自己的故事……
孔庆东，人称“北大醉侠”，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98年起以一本《47楼207》火爆登场，此后的《空山疯语》、《黑色的孤独》、《口号万岁》均大受追捧。近作《匹马西风》亦同时推出。
人大日记
听匣子里广播，李鹏同志又出新书了，叫做《李鹏人大日记》，是《李鹏电力日记》的续篇。人家李鹏同志那么大岁数了，还写人大日记，而且还上了畅销书的排行榜，想想自己是多么汗颜哪，怪不得俺只能当区人大代表呢。虽然海淀区相当于一个市，虽然海淀区已经快要没有水了。没有水的海淀区就成了“每定区”了。俺一定要为使海淀区不变成每定区而努力奋斗。
这次人大会，俺第一做了比较认真的准备，比较早地和比较广泛地征求了选民和非选民的意见，而且把个人的其他工作都安排到别的时间，牺牲了自家的许多欢乐生活。下学期的课也推迟到春节期间再备。学校的招生工作也没有积极参加，还大冷天骑车转悠了许多治安比较差的地区，充分做到胸中栽了竹子，这才耿耿于怀地“赴宴斗鸠山”去也。
第二，俺会议期间从头到尾全程坚持，天天独宿在空荡荡的宾馆，吃着顿顿差不多的大锅饭——连猪蹄和肘子都没有，疙瘩汤里没疙瘩，大米也不是东北的，而且第三天才听说宾馆的餐厅连卫生许可证还没办下来哪——代表们纷纷质问，领导说等会议闭幕了就收拾他们。天天早起，夜夜晚睡，不看电视，不打扑克，除了开会就是跟代表们讨论，另外阅读带去的专业论著——我的韩国师妹申东顺的博士论文写得非常棒，考察沦陷区的《万象》杂志。我当年也研究过这本杂志，但是申东顺做得比我强多了，她跟着钱理群老师这么多年，每次聚会都默默无语的，论文一再延期，精益求精，功夫不负苦心人哪。另外还读了点医学书籍。我只有为了撰写大会发言，才请假半天，另外为了给罗洗河战胜李昌镐观敌掠阵，逃会约1小时。此外每次讨论皆积极发言并认真听取其他代表发言。还努力克服身材臃肿的不利条件，在代表联欢会上参加了藏族舞蹈的表演，受到节目主持人——北京电视台著名美女田歌（六团代表）的专门表扬。没办法，许多代表都是单位的一把手，能从百忙中分身出来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就很不错了。所以我这样的平民代表，必须每天“顶”啊。某日的大会，400多代表只到了200多，我要是再不去，那就不是能不能赢李昌镐的问题啦。
第三，俺跟其他代表一起，提了十多条议案和批评建议，比如交通啊、安全啊、治理污水啊、肖家河地区的事儿、万柳地区的事儿、香山的事儿、城中村的事儿、科技创安的事儿、保护文物古迹的事儿、民主法制建设的事儿等等。每个代表团推举一名代表做大会发言，我今年又没躲过，就只好去人来疯了一把。开过人大或者政协会的朋友看了我的发言自然会明白，俺自诩那功夫叫做“天山六阳掌”。
第四，俺流窜质询了七八个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公安、交通、旅游、文化、城管、卫生、新区建设等，另外有几个部门主动找了俺，问寒问暖的，使俺了解了不少职能内幕。比如为什么北大校园内的车辆速度那么快捏？答曰你们北大的事儿俺们也不敢管哪。为什么卖假文凭的老要卖给俺捏？答曰抓了好几百了，可你们北大文凭太值钱了，谁不想买呀？这有买的，那就有卖的呗！俺还问了看病为啥那么贵？想把俺们都整成孟二冬啊？答曰已经开始便宜了，现在还有了惠民医院。俺还问了为什么以前三年才丢一辆自行车，现在半年就丢三辆自行车，答曰现在的大学生太不自重，别说自行车，他们啥不偷啊？俺愤怒地驳斥说：不是大学生偷的，匣子里都说了，是盗车团伙！答曰，那都抓了一百多个了，剩下没抓的，可能就是大学生了。俺还问了为啥法官纷纷跳槽去当律师，为啥越学法律就越缺德，答曰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律师给大款辩护，那多来钱哪。法官要公平公正，只有刚毕业的研究生才乐意干。我说那尚秀云、宋鱼水怎么不跳槽啊？答曰那不是全国的典型吗？就像您孔老师，到了现在这份上，能去写那些不要脸的电视剧吗？……
第五，俺从其他一些代表身上学习到了不少可贵的素质。比如我们十三团的几位农民代表，不遗余力地为农民说话，为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鸣不平。马世琴大姐愤怒地说道：“难道我们农民就低人一等！”我听了顿时一腔热血翻腾。他们一面为农民说话，另一方面又要替政府安抚农民，不让农民来政府闹事，真是太不容易了。12号早上下雪，马世琴一出门，就把骨头摔坏了，听说不太严重，我们才长出了一口气。做街道工作的王俊申、李春燕，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说话那么实在，我觉得她们才是社会的脊梁。人民大学的汤维建和洪玫，态度谦虚平和，发言条理分明，总是以建设性的姿态为政府献计献策。还有马俊杰，是人大党委副书记，却说话很“损”，没有个官样。我说幸亏你老兄当了个官儿，你要是潜伏在群众队伍里，那对政府的危害该有多大啊！来自部队的拓成祥政委长得高大魁梧，政治上很敏锐，我说您肯定不是汉族吧？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您肯定是北魏拓拔氏的后代，看这身材就是骑高头大马的。可是吃饭时我观察了一下，他吃肉并不多。黄兆山主任在我们团，他简直是个人大法律专家，关于人大方面的问题讲得头头是道。当秘书处说没有专门的代表团议案时，老黄断然指出：“胡说八道！人大代表法上清清楚楚。”还有公安局长张伟刚和海淀区委书记谭维克也在我们十三团，所以我们团发言时故意针对这两位的尖锐性发言就比较多。老谭总是笑眯眯地听着，前年他跟我争论过两次，去年争论过一次，大概看我态度不够谦逊，今年就不跟我一般见识了，没有争论，还跟我合了影。联欢会那天有个花絮：老谭负责上台抽奖，结果一等奖竟然抽到他自己——404号，而俺是405号。老谭赶紧声明他没有作弊。这种事的概率真是太低了，看来老谭是个老实人，一袋洗衣粉就吓得招了，所以全会场都笑了。还有其他团的代表，比如冰心的女儿吴青老太太，每次都那么认真、较真，还有吴观乐、赵典军、卫爱国、田歌、莫敌、雷达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海淀人大”现象已经成为全国学习的楷模，但我觉得还不够，议案落实率才30％，就在全国领先了，这说明咱们中国的民主精神还差得远呢。
这次大会开得大家都恋恋不舍的。昨晚回到家，整理了会议材料和照片。今天一早搬家公司来了三个工人帮我搬东西，搬了一半，工人开始找各种借口刁难，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想多要钱，就多给了他们50元。后来看他们太辛苦，而且又是重庆的“棒棒”，就又多给了10元。他们非常感谢地走了。我在人大会上多次呼吁要善待外来务工人员，要从我自己做起。我不仅是工人的后代，自己也是当过工人的。
今天写得太多了。累着您了。说句单田芳的口头语吧：咱下回，接着说！
兄弟姐妹们辛苦啦！
杨白劳躲债5天，回村啦。可惜村里黄世仁太多，呼啦一下就包围上来啦。俺今天可能写不了啥，就贴一篇今天的大会发言稿，告诉有关人士什么叫“议会斗争”。等我稍微有点时间，再向各位好人坏人汇报思想和罪行吧。
创建安全海淀保障和谐之本
——海淀区十三届人代会三次会议大会发言
尊敬的主席团、各位代表：
大家好！我受海淀街道、海淀乡和燕园街道30名代表的委托，向大会发表我们关于海淀区发展建设方针的议政思考，题目是：创建安全海淀，保障和谐之本。
从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位代表的亲身感受可以体会到，本届海淀区政府做了大量卓有实效的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值得充分肯定的成就。即使在我这样的比较挑剔的、曾经给政府工作报告打过82分的学者型代表看来，也准备考虑把对本届政府的评价从82分提高到85分。特别是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建设“四型”海淀、和谐海淀的战略目标，更充分表现出我们海淀区高瞻远瞩的胸怀和吞吐八方的气魄。
但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片成就、一片数字中，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问题，尤其是对今后的发展大局有可能构成严重阻碍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所谓人才高地、创新源地、旅游胜地等“六地”也好、十二地也好，都必须建立在“安全之地”的基础上。不得不令我们直面应对的是，海淀区近年的安全态势十分不容乐观。刑事案件连年激增，交通事故高居不下，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生产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信息安全等各类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安身立命的问题逐次凸现在人们的视野，有时候甚至在人们的脑海中全线告警。正像我此时的讲话，一旦超时，警告响起，那就说啥都来不及啦！
试想，光天化日之下，著名律师居然连人带车被劫持；月白风清之夜，高校教师在自家的楼内被杀害。中小学幼儿园的门外挤满了忧心忡忡的家长，大学和科研单位周围充斥着蠢蠢欲动的犯罪分子。每家每户、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龟缩在钢筋水泥加铜墙铁壁加电子监控加保安联防的“现代堡垒”之中，但却仍不能高枕无忧，借用一句幽默的古语，真可以说是“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至于自行车被盗和数额不大的金钱被抢劫等，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不再引起警方和被害人注意的家常便饭。我们在物质生活水平和纳税总额不断提高的同时，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安全感的提高。我在凤凰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激动地说：“还我一片安全的大地和天空。”播出后很多观众打电话表示支持。我那句话并不是特指海淀区，但我想它代表了很多中国民众的心声。2005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为《说“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龙新民副书记（刚刚调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视察考场时，亲口对我说：“题目出得大气，抓住了关键问题。”考生纷纷联系生活实际，写出了许多优秀文章。这说明安全问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会引起共鸣，人人都有话要说。
根据现代心理学，人的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没有安全，其他一切政绩都是沙滩上的宝塔。所以说，安全的重要性必须从其他工作中凸显出来。有了安全，才能稳人心、招人才、增效益、建首善，有了安全，才能发挥“上风上水上海淀”的优势，才能达到“融商融智融天下”的目标。所以说，安全是和谐之本。
为了创建“安全海淀”，我们建议政府一定要标本兼治，不可偏废。一方面要大力缓解社会矛盾，保护弱势群体，认真解决三农问题，尊重农民的权益，关心流动人口——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安抚各界民众，安定各方人心。另一方面则要加强执法力度，打击黑恶势力和团伙犯罪，强化科技创安，提高公检法人员特别是一线法官和警察的待遇，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及时宣传表彰优秀的公安干警。我们相信，以海淀区的智慧和力量，是能够做到刚柔并济、既富且安的。
当前，安全问题不是海淀一个区、北京一个市的问题，全国乃至全球的安全态势都令人担忧，所以我们并不能对海淀的安全问题单独设立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相比之下，海淀区在安全方面也已经做出了显著的努力，公检法各部门均是全国的先进单位。但我们既然肩负了建设新海淀、实现新跨越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以建设首善之区的精神，先把海淀区建设为“首安之区”，以创建安全海淀，作为保障和谐海淀的根本，从而让我们海淀区的几百万人民安居乐业，让我们的海淀区长治久安。
最后，让我借用昨晚我十三代表团表演的节目中的一句祝福语，祝各位代表和全区人民在新的一年里：扎西德勒！
十三代表团孔庆东
2006年1月13日11时30分
明天要去开会
明天要去开海淀区人大会，不知道那里能不能上网，如果不能，那么大概5天不能来博。所以今晚在这里多玩一会儿。
今天把《现代通俗文学史》整理完毕，累得眼睛好疼。跟出版社的朋友洽谈。老鲁电话，先是诉说自己委屈，我表示不赞同。后来又承认自己虚荣等过失，我说哥们儿你承认错误也太晚啦。人活着就是活个“机缘”，一机错过，万劫不复。总是不知道此时此刻该怎么做，扑通一声就解决的问题，一再错过，只好遗憾了。性格即命运，坐实在此处啦。宽带还没来给弄。晚上搞了点家务，收拾了明天去开会的东西。
近期几个选集同时推出，《匹马西风》、《笑书神侠》和《47楼万岁》，算是一个总结。把《笑书神侠》的封面贴在这里吧。我谈金庸和武侠的文字大多都收入此书了。
我说过了，以后一般都是23：30之前来博。24：00以后请不必等我。
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懂吗？
今天是周恩来的忌日。当年我没有哭。我非常敬重周，钦佩周，但是他永远理性永远刚毅的性格跟我不合。我更喜欢那些深情的伟人。江青自杀前写了一张字条：“主席，我爱你，我随你去了。”我一读到这个消息，立刻跑到阳台上，泪水洒到了花盆里。我相信，历史终会公正地评判每一个好男人好女人的。
明天开人大会，我会为那些好男人、好女人，多少说几句有用的话的。好男人、好女人，你们保佑我！
■蔡元培的矛盾2006-01-0723：09：53
今天整理旧文，因为很快要出一本叫《47楼万岁》的精选集。挑出一篇旧文贴在下面，献给那些关心北大的朋友。
另外我想，今后我一律在半夜11点30分之前来博客，以免很多朋友傻等。不能因为我的非典型性作息影响大家的正常休息。如无特殊情况，我半夜12点以后就不来博客了。我尽量每周来几次吧。现在去看博客了。
蔡元培的矛盾
北大百年校庆之际，蔡元培成为一个微妙而敏感的话题。
坐在办公楼礼堂，看学生演的话剧《蔡元培》。环望一下四周，该来看一看的人，大都没有来。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从另一种意义上，深味到此话的悲哀。
学生的表演激|情而幼稚。我尤其感兴趣那幼稚，那幼稚使台上台下的许多人，误以为自己正生存在别一个北大。
而楼外干燥的风，刷刷击打着那些不太驯服的枝叶。
几天后，我读完了京都名记萧夏林编的一本书：《为了忘却的纪念——北大校长蔡元培》。
这是一本好书。紧紧围绕“蔡元培和北大”这一宏旨，所收文章开合有度，气象森严，谢冕、钱理群的两篇序言尤其令人击节咏叹。全书凸显了蔡校长的一个“大”字和蔡校长被今人忘却的一个“哀”字。“大”字中充溢着对北大的赞美，“哀”字中则蕴含着对北大的批评。作为北大中人，我对这赞美和批评是早已熟稔的。10年前北大90华诞时，我也曾作文缅怀蔡先生。每次经过未名湖畔蔡校长的塑像，我都有意无意地去望一下蔡校长的眼睛。然而从那眼神中，我越来越望到了一种凄苦和矛盾。
今人之仰慕蔡元培，最集中的一点便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我以为，蔡元培的矛盾或许就产生于对这八个字的苦苦追求和这八个字的不合实情。
蔡元培的矛盾首先体现在教育观上。他一再申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但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实用教育，提倡“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道德主义”教育。他既号召学生独立研究，又强调学习要“服役社会”。当今由于实用教育的泛滥，蔡元培的“大教育观”引起了相当多学者的重视。但是应该看到，加强实用教育，乃是中国急欲走向富强之路的必然选择。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教育机构，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推卸地肩起了为中国培养“专家型人才”的使命。《论语》中描绘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教学境界，从大环境上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蔡元培从“立人”的角度出发，看到了实用教育的弊端，但他是无法挽回这一大势的。上大学可以求学问，也可以升官发财，这二者并不一定总是矛盾的。且不说升官发财是否一定是坏事，只从极世俗的道理来看，社会上总要有人升官发财，而现代社会之所以“进步”，就在于越来越倾向于让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升官发财”。况且大学里培养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学问”。此中的关键在于学问与实用的结合度。蔡元培自己和他的好友以及得意门生，其实都是“学而优则仕”的。他所担心的是学生“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将来“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蔡元培的这一担心实际上一直在20世纪的中国反复上演。中国的教育问题并非是实用人才太多，博学通才太少，而恐怕是二者都既短缺又浅陋。进一步说，所谓“纯粹学问”也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一部分学者的善良追求。过于追求学问之“纯粹”而结果却不能实现，必然反过来促使更多的人干脆去追名逐利。今日的北大也正是如此，一部分人在那里做着“客观公正”的学问，结果仍不免被怀疑为“心术不正”，“学术倾向有问题”或是“甘做帮闲”，“迎合贪官污吏”；还有一部分人则公开背叛学术，上欺善良的学校领导，下压正直的师生员工，嫉贤妒能，武大郎开店，借百年校庆等机会大肆捞取个人私利，使北大在社会上的声誉受到不应有的损害。不知当年蔡校长有没有想到，现代型的大学，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大学，根本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而是一个三教九流荟萃的“学问江湖”。我们指责这样的大学“不合理”是没有实际意义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对它和改造它。
蔡元培教育观的矛盾背后还有一个专制与自由的矛盾。蔡元培在《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还曾讲演说：“断不能以国民的权利移用到学生上。”五四运动时辞去校长的宣言中讲：“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这些言论在今日听来是颇为激动人心的，话剧演到此处时，掌声一片。许多人士皆认为北大精神最核心的一点应该是“自由与反抗”。但是我们又似乎不应该忘记，蔡元培是一个失败者，尽管英勇，仍然失败了。他的失败，他的不得不离开北大，不得不眼看北大“重新沦为官僚化的大学”，并非是有什么道德上的小人专与他捣乱。那些与他执行不同治校方针的后来者对他本人大都是十分尊敬的——包括今日的北大党政领导，一般也都十分肯定蔡元培的历史功绩。问题在于，在一个以富强的现代化为奋斗目标的“赶超型”国度里，由上至下的高度组织化是大势所趋，要求一所大学单独保持“自由”，事实上万无可能。自由非不美也，乃不可求也。对于“自由”的超出现实可能的追求，结果往往带来加倍的专制和摧残。正如鲁迅所说的进步三尺，反动一丈。蔡元培在北大时，的确短时期形成“兼容并包”的局面，那局面到今天已经成为北大人向往的神话。但当时被蔡校长兼容的各方，却并不肯互相兼容，甚至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所谓“兼容”，实际上是靠蔡元培个人之力在维系。也就是说，北大的短暂“自由”是由一个伟人的专制之力所造成。一旦伟人离去，那“自由”就无法延续。我同意萧夏林说的“蔡元培在中国的思想文化教育方面是一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巨人和圣人”。但是对于北京大学和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来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圣人的降临上。这话并不是闻一多《死水》的意思：“索性让给丑恶来开垦，看它造成个什么世界！”而是说中国教育的问题并非是“领导不力”或“自由度不够”。事实上在北大校园里，师生们谈论政治、议论领导，并没有什么大的顾忌。我认为“自由”二字是用不着去乞求、去“争取”的，拥有自由精神的人，你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是自由的。严重的现状是，北大的某些方面未免太“自由”了。少数学生贵族不求学问之有无，一心钻营“竞选”，“创收”，学生们看待有的学生干部犹如看待“黑社会”。有的教师或领导干部明明对别人的专业所知甚浅，却动不动横加干涉，指鹿为马，大搞文字狱，企图以别人的灾难来染红自己的顶子。有的办事部门官气十足，对广大师生百般刁难，二十几年如一日。所有这些，与政府的知识分子政策，与科技兴国战略，明明是背道而驰的，然而几万北大人虽然看在眼里愤在心中，却没有一个办法来改造这种局面。极度混乱的管理，导致图书馆珍贵文物149件竟然被盗一年多才发现，导致法律系博导、教研室主任竟然在嫖娼时被妓汝打死。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其根源，我个人认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太没有“王法”了。教育改革和其他领域一样，核心是体制。这种无法无天的体制不改动，就是蔡元培复生也徒唤奈何。有的学生埋怨校长不够权威，我倒想为校长们辩护一下，他们实际上是这个僵化体制的替罪羊。当年的蔡元培可以成批地开除不合格的教员，而今日的校长恐怕是不敢得罪一名普通的后勤职工的。所以，就算我们再热爱蔡元培，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为蔡元培的降临准备了什么？事实上，当年蔡元培到达北大之前，北大的教授和学生中间已经兴起了一种新的风气，要求注重公德，反对猎取功名，提倡学以救国，反对老爷作风，这为蔡元培的改造北大奠定了一个群众基础。假如今日的北大校长提出要让那些尸位素餐的教职员“下岗”，北大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和支持呢？
蔡元培的矛盾，说到底是一个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软弱的北洋政府无力管理文化教育的时代，蔡元培以个人之勇对北大进行了理想化的改造。这次改造给北大留下了永久的病根，天一阴就发作。而蔡元培个人因为要捍卫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一再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这意味着要捍卫理想就必须放弃对理想的实践！我终于仿佛从蔡元培塑像的眼神中看出了他老人家的这一番凄苦。北大的历史使命是为中国的振兴做范蠡、做文种，它应该立志牺牲自己那种充满文人气的“自由”，起码五十年不动摇。在现实苦难的承受中去一点点接近理想，在不自由中去接近自由。这话讲得很不英雄，很不北大，但恐怕这正是蔡元培的道路所能启示给我们的真谛。
不要盼望蔡元培，让我们自己去打抱不平，尽管我们武艺不甚高。打得多了，艺自然会高，路自然会平。
还是那句老话，夜正长，路也正长。
有教无类
早上继续读了100多页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谢绝采访一个。上午去更换了充电器，服务态度很好。到系里上交了温主任的党员评议表。看了看研究生们的工作。中午跟几个老同学聚会，都是当年中文系我们文83的才子。我们班50多人，拥有当年的各省高考状元9名，真是空前绝后。现在全中文系的在校状元一共才5名。不过这也很牛啦。麦芒从美国回来玩，送我们他的诗集《接近盲目》，我说麦芒的境界已经达到“完全盲目”啦，即庖丁解牛的境界。海翁现在是中国诗歌界的权威之一，当年本来在我们宿舍，后来跟阿忆换了。我们是十年同学。徐永是当年的四川状元，我们班的帅哥，照片长年陈列在北大南门外的照相馆的柜台上。我们喝的从茅台酒厂弄来的绝对正宗茅台，以当年无数快乐的往事下酒，满座十余人（包括几位徐永的副总）尽兴大笑。明年2007年是我们本科毕业20周年，应该欢庆一下。
下午完成了招生办的工作。读了一会《生者与死者》，便去理发。还是那个很阳光的四川小伙子给理的，一边理发一边从镜子里看电视上的韩剧。小四川很痴迷，说：“韩国老婆真好哇，我要是有福气，娶回个韩国老婆，我妈妈会乐死啦。”旁边的女理发师说：“你就会做梦，人家韩国女人怎么会看得上你？”小四川问我：“你们大学教授娶得上韩国老婆娶不上？”我说：“娶上倒是没问题，就怕被伊削得人憔悴。”我这里的“削”是东北话，就是“收拾”的意思。他们没听出来，小四川说：“憔悴就憔悴，会伺候男人就行。”我说：“你们四川男人是不是被女人给耍怕了？”他说：“你咋个知道哩？”我说：“我喜欢听你们四川李伯清的评书，四川人绵里藏针的幽默是非常有味道的。”顾老师电话，我就赶紧理完发，赶到高远东师兄那里，是语文教材编写的事。
晚上《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的电话采访，关于大陆新武侠。匆匆读完《生者与死者》，感觉不如《日日夜夜》，不够紧凑有力。浏览了今天收到的报刊，读了半本麦芒的诗，构思了一点东西。上网回信。看了博客，看到一些博客要当我学生，要我答复问题、开列书目等。我想，我这个所谓“东博书院”，只是个虚拟的文化交流客厅，并非真正意义的教书育人单位，难以承担严格的教育任务，何况我自己的知识也很浅陋，哪里敢随便误人子弟。不过既然某些朋友有要求，我就勉为其难，偶尔装神弄鬼一番。
首先，我宣布东博书院的教育宗旨是有教无类。任何人都可以来提问（我不会的问题就对不起啦），免费指导，自由交流。少数人一定要交费，我也不拦着，但是声明，您交了费也没有什么特权可享，那只是您自己换来一个心安理得而已。东博书院首先考虑的是穷苦孩子、残障孩子、傻孩子，包括什么“笨小孩”啊，放羊孩啊，求实孩啊。孔子当年要求学生交十捆牛肉干，批林批孔的时候让我们给骂得狗血喷头，说他贪财、说他把贫下中农的子弟置之门外。其实孔子是个民办教师，既没有岗位津贴，也没有项目经费，就爱吃个牛肉干，还因为听了一次音乐会就“三月不知肉味”，他收个点心费是可以理解的。而我拿着国家工资和北大校长书记们好不容易通过各种创收弄来的岗位津贴，衣食无忧，就应该比孔子境界更高点才对啊。所以，还是有教无类。只是发现我这里没有什么您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别杀人放火就成了。
通俗文学史的稿子还没有修改完，任重道远的感觉。又到“三更半夜子时分”了，那老夫也就准备“关门闭户掩柴扉”啦。今天可真冷，但愿明天早上一起床，云淡风轻满城絮。东单西单人如海，吱扭一声山水绿。
今天偷懒，转贴他博
问我咋回来这么晚，我回来早也得干活啊。我们当老师的就得白天集体干活，晚上单独干活。有时候梦里都不闲着的，要不这国家能前进吗？哪天不得读个几十万字（报刊、网文不算），写个一两千字的（博客、信件不算）？所以今天不写网志了。看见一个别人的博客提到我几句，就贴在这里吧。省下的时间我去看看博友们都干啥呢。那两位争论韩国问题的吵得真欢哪，我很喜欢你们，跟我中学时一样。不过我还是再提一次意见：不要骂人，容易伤感情，你们不都是为了咱中国好嘛。再有，不要叫人家“棒子”，他们也是受害者，都是让“鬼子”给害的呀。好了，我方便一下，就巡视去也。
当我再次踏进重庆的科协大厦去看望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的时候，无论是电梯里、楼道里还是办公室里，很多人看到我时吃惊的程度无异于见着了一个死而复生的人。秀外慧中的年轻老同事“虫虫”是电脑报的名人之一，这次我有幸得到了一本她送的《天蓝色的彼岸》——一本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最深刻的寓言书。等到这本书，是她为了我“死而复生”地在她面前突然出现而给我的奖赏。而此刻，“虫虫”正逛荡在黄浦江边的上海，接受她在上海的“粉丝”们的簇拥呢，她知道我写到她了吗？
《天蓝色的彼岸》的书腰的广告条上写着“……孔庆东……等倾情推荐”，拿到书的那天中午我正好跟这位孔庆东老师同桌吃饭。孔庆东老师是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他的外形像个普通民工，内心是个精致的文人。他这次是专程从北京赶来重庆作为专家为《课堂内外》员工作培训的。孔老师是东北人，却没有东北人的酒量。倒是同桌的另外一位重庆本地的作家莫怀戚老师酒量更像东北人。莫老师当过兵，还会拉小提琴，他的作品麻辣生鲜，是地道的重庆味道。莫老师笔下描绘的不少人物，狡黠、圆滑，有市井和江湖的聪明，是以前很多四川战友给我的感觉。莫老师幽默的笔触中总是深藏着他的冷峻。
回到酒店的房间，我一个人静卧着读那本《天蓝色的彼岸》。这本书通过描述一个孩子死后看到的景象和经历的故事，告诉我们正直、善良和诚实是美德，让我们去珍爱身边的每个人，让我们多说“谢谢”和“请”。故事还告诉我们，生气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千万不要低估了宽恕的力量……书的作者是英国人希尔，配图是当前炙手可热的漫画高手——慕容引刀，也称为刀刀。刀刀的作品在正在举行的上海书市上表现出众。
2006年1月3日累
今天很累。
在早餐店里巧遇熊伟，他还在为法制建设而奔忙。然后去买了一双棉皮鞋，把旧的送给了老板。然后去招生办，然后去系里。中午跟我的研究生们一起吃饭，根据星座运程，今天适合在吃饭时谈话，果然比较开心。
下午叫了一辆三轮，跟我一起搬柜子。很沉，我坚持着搬完全程，把力气用到极限，又找到了筋疲力尽的青春的快感。当年高考结束后，我去干了20天的建筑工，无比自豪。在建筑工地上，我告诉工友们，明天我不来了，因为我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工友们的那些眼神，还有那些滚烫的祝福，是我终生不会忘记的。
然后去买手机。相邻的两家，服务态度天壤之别。
晚上工作了几个小时。刚才看到博客的点击数超过了十万，而且心平和尧舜人生等朋友在那里倒计时，我很高兴，仿佛参加运动会长跑，同学们在给我加油似的。这也算“旌旗十万斩阎罗”吧。我这人不是不懂得世故，就是心太软，经不起三句好话。所以我理解关公为什么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换了我，不但放了，另外还要送上几箱方便面，再拿上几枚银毫子，像洪常青给吴清华指路那样，对他说：“孟德呀，快跑吧。跑到宝塔山下，延河岸边，窑洞门前，你就自由啦。我亲自到西站送你吧！”
看到许多朋友还在我的几篇文章那里争论不休，我很欣慰。大家虽然争论得面红耳赤的，但我看出，大家都是爱国的，不论批判我们的国民性还是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都是为了让中国好。大家喜欢在我这里争论，那我表示欢迎。不过以后有工夫，我想提醒大家，争论要注意方式，最基本的一条是不要人身攻击。自己受到攻击时，要退让个两三回，给对方一个澄清和回头的机会。另外，一定要看清材料，正确理解对方的话语。我骑自行车与人相撞时，首先要想对方不是故意的，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希望东博书院的争论水平越来越高。
现在手臂还有些酸软，所以不多写了。我跟大家交流一会，就洗巴洗巴睡了。明天要见一位我尊敬的老学者，还有其他两件工作要完成。夜很冷，人很累，但比我冷比我累的人还正多着呢。阿门！
老孔啊老孔
一
“北大，理教113。我6点一刻下课。老孔。”孔庆东老师回复过来的邮件很简单。不过我心领神会，这就算是接受我的采访要求了。
我特意提前了半个小时赶到。理教113是个扇型的大阶梯教室，又是晚饭时间，但是仍然“客满”。教室后面站着不少人，两侧还有几条“好汉”坐在暖气片上。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后面，看这位传说中的“北大醉侠”究竟“武功”如何。
讲台后是老孔健壮的身躯，一条细格纹的围巾搭在胸前不乏儒雅，然而胡子却还“拉茬”着，果然是一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醉侠”神情。他身后四块硕大的可拉伸的黑板上，字并不多，错落写着“孤岛戏剧”、“郭沫若”、“改造秧歌剧”等等字样，这是一堂有关中国现代戏剧的北大通选课。
“当时的上海，各色人等、鱼龙混杂。”老孔讲课语速偏快，但是更快的是他的思维跳跃能力，“那时候你在街上走，碰到一个人，戴着大檐帽，你不知道他是干嘛的。他很可能是日本人的特务，也可能是汪精卫的特务，也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还没准儿是八路军的眼线……那时候可以说满街都是戏——比007的故事可精彩得多了。”
“历史剧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在国统区兴起了？因为那个时候的高压统治不让你说现实的尖锐问题。不让直接说，那就借古寓今呗，要知道‘一切的历史剧都是现实剧’，所以抗战时期历史题材的戏剧把笔墨集中在中国的明末清初和太平天国两个时期就很好理解。晚明，这是国家危亡的关头，可是朝廷里的人内讧，亡国了还不团结，这点大家看看《鹿鼎记》就知道了，沐王府、天地会相互不服气、成天扯皮；太平天国也是一样，内斗，最后加速了自我灭亡。郭沫若的《屈原》在重庆，观众热烈欢迎，因为他把中国当时最尖锐的矛盾，用历史上的故事表现出来了。”
“把文学当历史写，或者脱离了历史戏说甚至瞎说，那是两个极端；历史题材写得最好的，从精英文学的角度来看，是鲁迅，从大众文学的角度来看，是金庸。真正好的文学作品，是在历史的夹缝中作文章。”
一条条精彩绝伦的“语录”一路雀跃着奔涌而来，人群中笑声不断。老孔是个天生的“演讲家”，拿他自己的一句话说叫“黑色幽默，可口可乐”，我觉得还得加上一条，他是个“挠痒痒高手”，每一句话都正捅在了现实问题的“痒处”。
二
我开始留恋今天的课堂，可惜时间飞快地过去，老孔宣布“下课”。时间是6点25。
我收拾好记录本，凑上前去。几个学生拿着一些新书围在讲台前请老孔签名；他一边签名一边收学生交上来的期末论文；一个韩国学生用汉语磕磕巴巴地向孔老师解释自己的论文今天忘了带来，希望老师可以原谅……老孔是个繁忙的老师。
终于，名签完，作业收完，韩国学生获得赦免离去，我和老孔一起走出理教，我们约好和他的两个研究生一起吃饭。走到门口，他摸出一把钥匙，说，等我把车推上。一辆很旧的黑色自行车就停放在车丛里，没看出来，这就是“醉侠”孔庆东的“坐骑”。
这个冬夜里的燕园，新年的氛围正浓。我们走在校道上，几乎就是穿行在人群里。老孔忽然感慨道：“我念书的时候，可没这么多人啊。那时候，晚上要是有这么多人在外面晃，那一定是学生想闹事了。”
路过学五食堂，我问老孔，还在食堂吃饭吗？老孔一笑：“其实我倒是很喜欢吃食堂的，不过现在我不在食堂打饭了。”他侧头又笑了笑，“主要是我现在在食堂打饭吧，学生们认识我，都不让我排队。”——瞧瞧，老孔这“笑”，典型的“坏人”，且是“著名坏人”。
三
找了个小饭馆，落座，随意点了菜，啤酒端上来，话匣子打开，各种各样的人物、事件、掌故借着老孔闪烁着智慧与幽默的语言“蹦达”出来。
“明天是我们北大中文系95周年系庆的日子，你们不知道吧？北大中文系可了不得，咱们中国还有哪个学校哪个院系能拥有19个‘著名’副教授，‘富贵不能淫’，高薪请不走？我看这些人，无论是谁，随便换哪所学校都得是重量级的学者。”作为“著名副教授”之一的老孔原来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会主席，酒酣耳热之际不忘为自己的同事评功摆好。最近他的同事孟二冬教授以其治学态度与奉献精神成为全国教育界学习的楷模，老孔于是在回复给我的邮件里署名为“孔一东”。我回信表示不解，他又回信“收拾”了我一番：“‘一东二冬’是韵部的头两个，你小子古代的知识不扎实啊。”我浑身冒汗——这是典型的老孔的风格，侠之大者，师之严者，往往随意里还有鞭策。
说到自己的同事们，老孔的段子可就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1998年我被派到新加坡去教中国文学，同去的还有我们系研究古代文学的一位先生。这位先生给新加坡的学生讲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为五斗米折腰’嘛。没想到新加坡的学生太认真了，就有人站起来很严肃地质问老师，‘陶渊明怎么能不负责任地这样做？他不要自己的工作，那自己的家庭、老婆孩子怎么办呢？’这位先生哪里曾想过这么煞风景的问题，一时大窘。我后来跟这些学生解释说，陶除了当官，还有别的生活来源，人家好歹还是个小地主嘛。”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老孔四十不惑，知道酒色财气都是不好的玩意儿碰它不得。故而雅号“北大醉侠”却不胜酒力。金庸古龙俏黄蓉、老婆孩子热炕头，趁着酒可劲儿聊着，一不留神却已经酒过三巡饭馆到了快打烊的时候。虽然一心还想套出点野史稗闻来，也不好不放孔老师回家，大家于是决定撤退。老孔抹了抹关老爷的大红脸，喝掉剩下的小半杯啤酒，系好小花格围巾——毕竟还是斯文中人——呼哨一声，翻身上了坐骑晃晃悠悠径往北去了。
打道回府，打开电脑，老孔最近开了博客，也时髦一把，里面有句话挺自我感动兼感动人的，摘抄如下，权作结尾：
“昨晚在（西安）西八里村吃了两串臭豆腐，老板夫妇年龄跟我差不多，辛苦而充实的神态，看上去很默契很恩爱。我想假如我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现在过他们那样的日子也不错。”
想起武侠小说里的一个词儿，“侠骨柔肠”。
老孔啊，老孔。
今夜回来太晚，就贴篇书评吧
人间何处觅诗情
——读丁启阵《诗意人间》
孔庆东
丁启阵的《诗意人间》送给我好久了。我答应写一篇书评，可是迟迟写不出来。原因一个是此书写得太好了，它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书评，你读上个开头就会欢喜赞叹，读到一半就开始舍不得读完，想把欢喜留到明天后天。等读完了，又希望还有续篇，就像赵本山做客中央电视台，节目结束时对主持人朱军说：“这就完啦？再做两集呗。”
但我写不出书评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生活中太缺少诗意了。我所要评论的书，跟我所处的人间，形成了太大的反差。书中的第一篇《司马相如：向爱情骗取一生幸福》，让我们歆羡之余不得不承认，当下的人间，基本上没有爱情和幸福的位置，只剩下一个关键词：骗取。我的读者多以为我活得很潇洒、很幸福，其实，我不过是皮糙肉厚、任人骗取而已。不仅如此，骗取者还一定要反噬一口，说我有负于他们，方称心如意。
书中的第二篇《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让我们感叹自己活得何其渺小，而且还要世世代代地曲解污蔑那些伟大的人物，以此来掩盖我们自己的浅陋和卑琐。第三篇《魏晋人物：是真名士自风流》，让我们明白生活中的诗意是那么多，可我们为什么却看不见？第四篇、第五篇……最后第十四篇《〈浮生六记〉：恩爱夫妻的人间清平乐》，让我们思考什么叫恩爱，什么叫夫妻之乐。在今天大叫大嚷男女平等妇女独立的悍妇横行的时代，有多少家庭真的有恩爱呢？
丁启阵是我在韩国结识的朋友，英华内敛，温雅诙谐，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但回国后基本没有来往。我们的相互欣赏是不必见面也自能莫逆于心的。我们都主张文学研究必须落实到“人间”，文学研究除了严格的材料训练、严谨的分析判断等功夫之外，必须还有一种“以生命理解生命”的超拔之气。这种超拔之气是当今冰冷僵硬的学术界极为罕见的，我们许多学者生活知识贫乏，鉴赏能力低下，不懂人情而假装清高，不通物理而假扮超然，他们连一般的电视剧、地方戏、民俗画、工艺品都看不出个美丑高低来，只会胶柱鼓瑟地用自己平庸的生命去糟踏前人的精美创造，正如许多中学教师如果不到区里集体备课就不会讲课一样，我们许多学者如果不参考八国联军的文学理论，就什么文章也写不出来。诗意、人间、生命、幸福这些基本词汇，早被他们抛入了“不可回收”的垃圾桶，而这些词汇所代表的人生价值，也反过来抛弃了他们。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污染中，丁启阵从容不迫地从杜甫研究开始，写了《悲怆唐音》，后来又写了《恍如昨日》，扎扎实实地与文学先贤们逐个对话。这种对话不是“鲁豫有约”式的“套词”，不是“焦点访谈”式的逼问，而是把满腹经纶沉在锅底，以文本细读反复滚涮，是和和气气的“欢然酌春酒”与“把酒话桑麻”，于是，那些大师圣贤们一个比一个鲜活地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作者把功夫下在了“疑义相与析”，读者则得到了“奇文共欣赏”。
什么是真正的学问？真正的学问不是把鸡鸭鱼肉葱姜蒜连同菜刀炒勺都端到餐桌上向人显示自己多么渊博丰厚，那些应该在厨房里解决的工作不论多么辛苦都不必用500条注解的形式向读者倾诉。端到餐桌上来的，应该是充满诗意的佳肴美味，读者不必知道其刀工如何，原料如何，开卷皆有益，掩卷可深思。孔子说了一句“学而时习之”，用了什么理论？引了多少材料？好像没有，但是谁说真的没有？孔子之前的三千年文明史，都闪烁在这几个大字的每一个笔划中了。
可惜，食客们享受了美味后，未必就知晓谁是真正的厨艺大师。恰如丁启阵所论：“历史有时候是真的不公平，宋人范仲淹说了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轻轻巧巧地获得了一片赞扬之声，而曹操艰险备尝，为统一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情，写了那么多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得到的却是万世骂名！”平心而论，做个范仲淹已经不容易了，而要做曹操，没有“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魄，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不敢想，丁启阵也不敢想，所以我们只能品味点诗意，呼唤点诗情。而诗情画意在当今的中国是何其少啊，每年只见评选十大经济人物——往往转过年来其中就有个别老兄下了大狱——何曾见过评选十大诗意人物啊？幸好还有丁启阵这样的文学老饕，不断给我们偷运点美酒佳酿。这不，我刚读罢了他的《诗意人间》，就又收到了他的《北京东京随笔》。好啊，夜虽长，心欲醉，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诗意人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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