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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月亮上的人(18701875)423

最初,安徒生似乎是高高地飞翔在现实和虚构编织起来的超现实主义空间中。此时,他正坐在自己小说中的舞台上,给爱德华?科林写一封语调欢快的调情信,而爱德华却拒绝成为安徒生的“小说朋友”,而且不久就要结婚了。另一方面,安徒生就像《O?郾T?郾》里的奥托,不得不幻想着婚姻,梦想着自己的朋友。但是到了1836年7月,安徒生的语调变得更刻薄,当时,他刚刚收到爱德华?科林的来信,爱德华在信中称呼安徒生为“我可敬的朋友”。这对安徒生来说是忍无可忍的。可敬的!对于一对亲密的朋友,这样的称呼太不近人情了!

“为什么你把我称作你‘可敬的朋友’?我可不想成为你‘可敬’的朋友!这是你所用过的最乏味、最令人厌烦的词,任何一个傻子都可以被称为可敬的!……我不想成为‘可敬’的朋友,我拒绝成为你可敬的朋友,也许我有着比你乃至一半哥本哈根人更沸腾的血液。爱德华,这种令人生厌的处境让我感到愤怒!我希望能让你颤抖,渴望看到你歇斯底里的大笑,渴望带着这份屈辱离开你,整整两天不再回家见到你。”

安徒生在信中附了一首,这首诗比以前写给这位朋友的任何一首都更加激|情四­射­,对于安徒生来说,这首诗就是他自己心目中的婚约。早在一封夏天早些时候收到的信中,爱德华就已经发现这首诗的缘由,当时,不拘小节的安徒生告诉他,有一天晚上,他把一朵“临时的玫瑰花”放在自己的床上,亲吻它,就像修女亲吻她的玫瑰,然后放在自己的枕头下。在回信中,爱德华?科林立刻以吹毛求疵的口吻把诗歌的语法批驳为废话连篇:“亲吻床意味着什么?”同时,他还问起安徒生先前发表的一首诗歌,于是,安徒生就势即兴创作了另一首新诗,为正在哥本哈根的新郎官写了一首关于玫瑰之吻的诗词:

科林家的婚礼(3)

顽强而浑圆的玫瑰花蕾,

如同少女的嘴­唇­那般可爱

我亲吻着你,仿佛你就是我的新娘!

当你绽放的时候,我会更加爱你。

用我火热的­唇­,再送给你一个吻,

你会感到,我在燃烧!

我必须向你承认,我早就应该这样做,

我从未亲吻过别人

我的面前永远不会有少女!

玫瑰,我必须吻你。

啊,你并不了解我的渴望。

你应该感到,我的心在燃烧!

两个星期之后,安徒生到达了斯凡波,在这里,他收到了之前提到的乔纳斯?科林写给他的信,乔纳斯?科林在信中告诉他,爱德华的结婚日期已经确定。此时,安徒生已经根本没有时间像亨里克?赫兹那样,给新郎写一首婚礼诗。于是,他决定给这对新婚夫­妇­写一封一语双关的书信,安徒生在信中直截了当地告诉爱德华,他将继续保持与对方之间的这种敏感友情。尽管安徒生的要求远远多于他的朋友,但他还是有理智地处理了这种情感上的不平等分割,他最终的要求便是:“尽可能给我更多的关爱吧,你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在另外一封写给“爱德华的杰特”的信中,安徒生用心良苦地送上了自己的吻,当然还有祝福的话语,并针对这个安徒生自认为比杰特更了解的朋友,向杰特提出了合理的建议。此外,安徒生还在信中谈到,她不应该容许丈夫拥有所有的权力。她既不应该纵容他的坏脾气,也不应该在所有事情上对他百依百顺。“必须为他制定适合他的生活节奏,以合理的方式处理与他之间的关系。”最后,安徒生请新娘代他本人给新郎送上诚挚的吻,他还补充说,他不久便

会造访他们温馨的小家。他真切地期待着这对夫­妇­能幸福快乐,当然,他更期待着重新与这个家庭的男主人重温旧情。但是在发给爱德华的信中,安徒生删去了最后这段话。

童话(1)

“给我讲一个童话吧,安瑟(即安徒生———译者注)”,扎着红­色­蝴蝶结的女孩说,她的姐姐也眼巴巴地期待着。作家放下手中的大剪刀,展开橙­色­的剪纸,剪纸的碎屑散落在地板上。他把这些快乐的小人排在桌子上,轻轻地吹了一口气,于是,这些小人便开始在桌面上手拉手欢快地跳起舞来,逗得两个女孩开怀大笑。然后,她们又缠着他讲童话。想起她们热心地帮自己把醋栗刺从拇指中拔掉,帮他吹抚伤口,安瑟答应了她们。

作家的大手放在自己的脸上,缓缓地下移,从前额到嘴­唇­,同时,凝视着其中一个女孩纤弱而浑圆的肩膀。她会心地对著作家笑了一下。一些成年人说安瑟看上去很恐怖,但孩子们都知道,只要他把手从嘴上拿开,他就不再是一个大鼻子、小眼睛、居住在洞|­茓­里的巨人,而是一只蝴蝶,蝴蝶用翅膀带着他们,飞跃大陆,跨过海洋,来到森林中宁静的深处,森林中的空气无比的清新,苔藓闪烁着绿光。这些女孩对此已经有所体验,她们知道,除了每天早上醒来面对的这个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其它世界,就像成年人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一样。安瑟曾经告诉她们,一个人的外表也许是一只黑天鹅,而她的内心却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

“你们听童话《仙女花》吗?”他问两个女孩,然后,作家开始娓娓地用诗歌讲起一个乡下贫困农家的故事,这个农家小屋的周围长满了野草,屋顶长着长生草。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坐在外面,在船坞之间的空地上乱画:

正当她玩耍的时候

从森林边缘来了两个穿白­色­长袍的孩子,

他们都戴着钻石般清澈的花,

鲜花散发着紫罗兰花般的香气。

他们说,“来啊!在那里,你会看到更多的花!”

然后,他们一起走进了森林。

然而,人们再也没看到这个小女孩。

两个小女孩一直盯着安瑟一张一合的嘴­唇­。在作家的故事里,她们仿佛看到了鸟儿、树木、丛林、花朵、阳光和云彩,还有绿叶、鲜花、细小的蛇麻草和聪明的小­精­灵。他们都是花的灵魂,穿着透明的衣服,百合花的花冠奕奕闪光,如同头上镶嵌着银子。走在前面带路的是­精­灵国王,他们要在森林中寻找一片月光最明亮的地方。突然,他发现了目的地,于是,他用拐杖戳了一下地面,无数银白­色­的百合立即钻出地面,形成了一个花的海洋。­精­灵国王和王后坐了下来。包括两个女孩在内的其它众多­精­灵安静地躺在草地上,摇晃着花朵,吸吮着花露。还有一些­精­灵则兴奋地上蹿下跳,从湿漉漉的叶子上滑下,或者在蜘蛛网中嬉戏打闹。

在这个神奇的背景后面,我们可以听到安瑟那舒缓的语调,讲述着这个小女孩消失在森林中的故事,一天,她的小弟弟也被诱惑到仙女王国。很多年过去了,但两个孩子一直杳无音信,他们的母亲去世了,悲痛欲绝的爸爸,失去了孩子,失去了妻子,孤身一人只有漫长而孤独的生活。他经常去墓地,坐在3座撒满了沙子的坟墓旁边,抬头望着天空中的白云。在一个秋天的晚上,他突然看到一些奇形怪状的云朵飘向远方:

一群孩子走出森林,

身边簇拥着美丽无比的鲜花,

其中有两个孩子手拉着手,父亲马上认出了他们,

那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儿子和女儿。

他们是去做礼拜的;

还有很多其它­精­灵

轻盈地飘过田野,如同空中的鸽子。

他看到孩子们走到母亲的坟墓旁,

他们带来了鲜花,他甚至闻到了花的清香。

“我的孩子!”这位父亲高兴地大声喊道,

冲进了教堂的墓地。

在月光下,他看到了一片片叶子,

周围弥漫着花园的花香,

但是那些孩子,所有­精­灵世界的主人,

却已经消失了。但是在坟墓上

生长着一束美丽的鲜花,大多数是玫瑰,

美丽的玫瑰,只有在童话王国里才有的玫瑰。

两个女孩还没有来得及听到更多的诗句,就听到大房子的门砰的一声关上,紧接着,是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亮而霸道,大声召唤着两个女孩。­精­灵走了,女孩走了,作家脸上的笑容也被带走了。

我们可以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进入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世界。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众多童话作品是在什么情况下诞生的,以及如何诞生的。在两条道路中,其中一条可以称之为“沙龙”,作家是成|人中的一员,因此必须像成|人那样做事,这意味着,他应该是一个严肃而理­性­的“艺术家”。但是在另一条路上,则是一个属于孩子的空间,在这里,他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在感情和想象力驱使下的老顽童,而在他的周围,同样也是有着这种思想的人。

童话(2)

当他身处沙龙中众多成|人之间时,他更喜欢让自己置身于围坐成半圆形或马蹄形的听众前面。这正是他在1831年的日记里描述的情景,当时,他正在自己的浪漫主义导师之一———路德维格?蒂克的德累斯顿家中。这也是安徒生在以后向读者朗读作品时最喜爱的一种方式。他不喜欢让别人坐在自己的身边,或是紧挨着坐在两侧,而且附近最好有一道门,这样,他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在沙龙里,他可以无拘无束地直接朗读自己的手稿或是书籍,这样,在对最终的用词造句进行详细推敲之后,一部完整的童话故事便最终出炉了。在这里,他的听众可以全神贯注、平心静气地去审视安徒生的艺术作品。一些史料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这种场景:整个阅读会一般会持续1个多小时的时间,一大群成|人和一两个孩子坐在安徒生的面前,当安徒生朗读童话故事的时候,已经着迷的孩子们会像老鼠那样一声不吭。《小伊达的花儿》中小女孩的原型———伊达?蒂勒后来嫁给了亚历山大?王尔德上尉。在王尔德上尉的回忆录中,他对安徒生在沙龙中的阅读会进行了细致的描述,整个阅读会一般是按照固定的模式进行的,气氛庄重严肃。在全部听众就座之后,安徒生才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吃力地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用亲切的目光环顾一下面前的所有听众,然后用右手拿着手稿,左手在自己的脸上从上到下慢慢地擦了一把:

“当他的手遮住了那双富于表情的眼睛时,他似乎是在休息,抑或是在积攒力量。当他再次放下手的时候,这个怪僻男人的脸便突然变得面目全非!仿佛是把一条蒙在脸上的面纱完全掀掉。当他坐下时向我们问候的表情,现在已经无影无踪,整个人立刻沈浸在周围的环境当中。于是,一部文学巨作,便在听众面前无声无息、轻松自然地拉开了帷幕。即使是一个­精­心照料初生婴儿的母亲,也做不到像安徒生那样,以无穷的爱和温柔去打理他心中生出的作品。他的行动虽然常常显得笨拙而不协调,但是和他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配合在一起,这些行动便会显得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哪怕他只是伸展一下手臂,抬起一只手,或是伸出一个指头,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着难得一见的优雅。尽管他的声音并非特别动听,但他的阅读听起来却像是没有伴奏的乐章。”

像王尔德上尉一样,在安徒生的阅读中,很多成年听众都会陷入到一种虚幻的神奇世界之中。只有在安徒生讲完童话之后,他们才如梦方醒:他们已经跟著作家远离尘世,走进了梦幻一般的旅程。19世纪40年代,安徒生的一位外国朋友,德国作曲家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曾经参加了一次作家在德国组织的阅读会。后来,这位作曲家在叙述到这次经历的时候,兴奋得几乎忘乎所以,以至于他迫不及待地连声感谢安徒生,竟然“兴高采烈地飞”到安徒生身边,脱口而出:“你真是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朗读大师;任何人都不可能像你这样去阅读一篇童话故事!”

相对比较内敛的则是英国作家兼批评家埃德蒙德?高斯。19世纪70年代,埃德蒙德?高斯在参观丹麦的时候,曾经到“罗莱德”拜访了这位年岁已高的世界闻名作家,“罗莱德”是一座属于梅尔基奥尔家族的乡下庄园,坐落在哥本哈根郊区的斯万尼莫伦附近。高斯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英俊潇洒的老人,但现实却恰恰相反,他在记载中说,站在面前的人如同一只大猩猩,一双关节松弛的长臂,一对大手和一张丑陋无比的面孔。但只要安徒生一说话,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了,对于这一点,高斯深有体会。这位老人的身上马上会散发出一种优美的艺术旋律和内在的优雅气质。“只要他一说话,即使只是一个微笑,你就会感觉到,他的天赋飘逸在四周的空气里,”高斯曾经这样写道。在客人的面前,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展现了语言的美妙,然后,他用非常缓慢而低沈的语调,开始朗读刚刚创作的童话故事。“在他的朗读过程中,我似乎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耀眼的风帆、辽阔的大海、瑞典的海岸和明亮的天空———如同沈浸在落日余晖中,灿烂多彩。仿佛是大自然因为听到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声音而兴奋得涨红了面颊。”

安徒生的阅读中的确浸透着一定程度的诱惑,把听众带到了时空中的另一个瞬间。在他的阅读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其它读者根本无法具备的独特魅力。在沙龙里,如痴如醉的听众根本不可能踏踏实实地坐到椅子上,直到他停止朗读,迅速消失在隔壁的屋子里,独自一人或者和主持人安静地呆在那里,听众们方才觉醒过来。人们可以鼓掌,但是不得对朗读的内容进行辩论或是讨论。正如格斯特?布农维尔所言,这种朗读的目的并不是希望听众针对这些童话故事提出意见、建议或是指教,相反,而是作家借此机会,抒发心中的激|情,同时,也是让自己的新故事做一个预演。既然是这样的话,交流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听众的人数以及他们的关注程度和笑声,尤其是掌声的力度和时间,都是作家衡量自己及其童话故事的尺度。在回到家里之后,对所有的印象加以评判,如果这个故事还没有出版,他将会进行最后的编辑和润­色­。在1864年1月的一天,科林夫­妇­拜访了安徒生,他们原本打算品尝一下丹麦的特­色­面包汤(一种用黑麦面包和啤酒做成的汤),安徒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个机会,为爱德华和他的妻子大声朗读了自己的新作。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讨论了作品的编辑方法:“通过采用远远高于平时的声音去朗读一篇文章,便可以改进文章中的语言;在朗读过程中,根据自然的谈话方式进行朗读和随时的修改,然后在回家之后,再对文章进行正式的修订。”

童话(3)

安徒生酷爱表演,还是在儿童和青年时代,他就被人们称为来自菲英岛的夜莺和小朗读家。他喜欢听自己的声音,喜欢把刚刚写下的词句用在自己的谈话之中。对于那些固定的听众来说,安徒生甚至是在以滥用的形式,专横地挥霍着他们的忍耐力。安徒生的一位年轻朋友在作家去世若­干­年之后说:“我觉得,对于那些曾经是这个圈子里的固定参与者来说,肯定会记住他的绝大部分童话故事。这里面多少夹杂着一种专横的味道,因为­妇­女必须放下手里的针线活,绅士们不得不停止交谈,放下雪茄烟,听他朗读那些已经听过成百上千遍的童话故事。”

比如在1870年,安徒生曾经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不止7次地公开朗读了童话《最令人难以相信的事》。第一次是在一天夜里,地点是建筑师兼艺术学院教授热根?汉森?科奇的家中。安徒生在当天完成了这部童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安徒生相继走访了哈特曼、科林、蒂勒、霍德茨、奥斯特和梅尔基奥尔等人。1868年1月,在完成童话《彗星》和《阳光故事》最终版本的第二天,安徒生便带着他的童话拜访了七八个朋友,其中包括布洛赫和布农维尔以及上面提到的家庭。事实上,他的目的只不过是想知道,这两个童话中,人们更喜欢哪一个。纵观安徒生的生活和工作,他这种利用视觉和声觉方法运用到了很多情况之下,其中包括倾听和观察听众的反应。而在沙龙里,最重要的量度还是掌声。掌声越大、越持久,便意味着他需要修改的地方也就越少,它说明,这个故事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简洁的方式送到出版商(C*9郾A*9郾赖策尔)或是其它杂志编辑的手里。

但沿着另外一条道路,一切都会变得迥然不同。沿着这条路———“孩子的房间”,我们将来到安徒生那个由童话故事编织起来的世界。但是与“沙龙”相比,在这条道路上,更有利于我们看到一个故事到底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在什么环境下诞生的。在孩子们的房间中,安徒生的唯一工具便是用来剪纸的纸张,而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几乎从不按照自己写在纸上的作品去阅读,而是时时处处地追随着自己的想象力,漫无边际地去即兴创作。在这里,无论事情大小,只要能触动他的心弦,他的嘴里便会诞生出一个美妙的故事。而且,他会在一个全部由孩子组成的小群体中,肆意地去放纵自己的想象力。这种听众群体一般不超过两三个孩子,最好只有一个孩子。这样的话,安徒生就可以像童话《在孩子们的房间里》中的祖父那样,把心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地讲述给自己的孩子。这部小说写于1865年,书中的祖父是一个与孩子有着深厚感情的老人,在一个超然于现实之外的世界里,他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梦想空间,于是,借助于一只烟斗、一只手套、一个旧花瓶以及胡乱散落在抽屉中的其它零星杂物,一部长剧便拉开了大幕。

和培养“艺术诗歌”的沙龙相比,童话故事在孩子们的房间里当然更自由,它们可以在这里肆意地生长。在沙龙里,安徒生要求所有成|人和孩子必须做到衣冠整齐、专心倾听自己的朗读,与这种相对较为庄重的安静气氛相比,在孩子的房间中,各种闲言碎语和荒诞之举都是容许的。孩子们的日常语言在安徒生的耳朵里,便是一首“自然的诗歌”,而他本人也会加入到这种漫无边际的胡扯和谈笑中。有人曾经说,他可以“把自己的声音调整为一种特殊的语调”,他总是能不可思议地在自己的童话中,让大自然的声音变得活灵活现。例如,他曾经念到,“‘呼———呼!终于过去了!’风说。”此时,这会让孩子情不自禁地在脑海里形成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霍尔斯坦伯格伯爵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克里斯托夫一直对安徒生的风趣念念不忘。他还回忆,在作家那张表情反复、不断变换的脸上,长着一张大嘴:

“当他朗读的时候,我们总是忍不住地大笑———但这丝毫不会惹他生气。毫无疑问,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笑声里,还夹杂着对他的取笑,尤其是那个大得出奇的鼻子和变换反复的嘴­唇­(事实上,他常常会让我联想起卖艺的小丑)。”

1866年,埃米莉?霍恩还是霍尔斯坦伯格庄园一个14岁的女佣,她负责照顾伯爵的孩子,当时,她对安徒生的态度也非常友好。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庄园的花园里一起跑步,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可以互相鼓励。伯爵夫人米米?霍尔斯坦每周都会让庄园里的所有佣人集合到花房,这样,他们就可以聆听作家本人朗读自己的童话。那段经历,埃米莉?霍恩一直历历在目:

“他并不是在朗读,而是在娓娓动听地讲述着……安徒生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到故事当中。他就是故事里的角­色­:笨拙的德国佬、美丽动人的公主、在‘火绒箱’里的女巫或是动作幽默的小动物,安徒生能惟妙惟肖地模仿出这些动物的有趣声音,但却一点也不夸张。那正是他想描绘出的气氛,只要看他一眼,他就会把你带到另一个神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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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4)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许多童话故事不仅仅源于他对大自然的亲身体验,同时也是通过对人类天­性­的亲密接触,对自然的本原以及孩子房间中一切生命力的感知。无论是弯着腰看木偶剧的时候,还是在制作剪纸、花束的时候,或者通过玩具、歌曲和游戏,他都能找到灵感。很多零零散散的想法和小东西,即兴而发的口头故事,最终都会在这位成|人作家的案上,变成一部­精­彩的著作。对于这个方面,只有在孩子们的房间里,我们才能找到全部156部已出版小说的基本前提。在故事的讲述者和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桥梁,那是一种心声的共鸣,而不是像成年人的思维那样呆板乏味,让人昏昏欲睡———如同安徒生在庄园的沙龙和音乐房中朗读时那些挂在墙上的漫画一样毫无创意。

在出版于1882年的一本有关安徒生的书中,爱德华?科林用美妙的语言描述了孩子们的聚会,地点是安徒生经常拜访的几个家庭。这个作家总会耐心地给孩子们讲故事,这些故事要么是他即兴创作的,要么是他根据儿时听过的童话和民间故事改编的。此时,他总是采用最直白的语言,完全采用自己的讲述风格,这样,他会感到更安全,更有把握:

“故事无休无止地继续着,其中不仅有大量孩子们熟悉的成语,还要配上恰如其分的手势。于是,原本乏味的语言变得生动活泼。他永远也不会这样说:‘孩子们上了马车,马车开走了。’而是说:‘他们上了马车,高声喊着,爸爸再见,妈妈再见,车夫甩了几下鞭子,鞭子在空中发出劈啪的响声,马车启动了,伴着嗒嗒的马蹄声,马车越跑越快!’而那些后来听他讲自己童话的成年人,对于这种在孩子中所释放的活力,以及故事的生动­性­,几乎毫无感受。”

一旦置身于孩子们的房间中,安徒生的想象力便会无比的强烈和丰富,他会在瞬间之内把任何事物都惟妙惟肖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可以说,纵观他的一生,这位作家都在发现并表达着各种各样的场景、人物和冲突,通过童话故事这种方式,让听众的思绪跨越房间的物理限制,自由自在地翱翔。如果安徒生开始讲述《拇指姑娘》中那个小田鼠的话,他马上就会和那些听故事的孩子一起在空气中挖出一个鼠洞,然后,他会爬进洞口,拜访田鼠一家,和慰问者一起,体验一下她那张用薄荷叶做成的稻草床,把自己的羽绒服送给田鼠作为见面礼,再看一看夜以继日吐丝织网的4只蜘蛛。思维敏捷的安徒生,就这样在孩子们的房间里展现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在这里,他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创造力、他那孩子般的想象和心态,而这正是浪漫主义童话故事作家最希望得到的东西。1864年,安徒生和小玛蒂尔德在科林家中度过了一段灵感四­射­的时光,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这段让他狂喜不已的事情。安徒生称赞她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孩子,充满了“个­性­和决心”。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里,的确很多有希望的孩子从孩子的房间中涌现出来,这些小故事家也的确充满了个­性­和决心。例如,在1870年的创作《跳蚤和教授》中,作家以这样的方式描述了故事中生活奢侈、­性­情奔放的黑公主:“她从父母那里夺取了权力,因为她有决心,而且又有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和顽皮。”通过她那间墙壁用甘蔗做成的屋子、与反独裁主义者的联系以及大权在握的黑人酋长父亲,这个名叫“长袜子皮皮”的人物,影­射­了现代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全部内涵,这种新兴的观念也在浪漫主义的复苏时代以及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中开花结果。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作品中,这位­性­情奔放的黑公主是一个根本不知道孤独为何物的人。他的故事里总是充满了奔放、自然、自由自在的孩子,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思想、游戏、感官直觉以及他们的梦想,也许就是安徒生对自身童年的追忆。或者说,由于他对儿童幼稚、天真的本­性­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能力,因此,他还可以通过置身于孩子房间一样的环境中的经历,让自己去寻找和积累这种本­性­。在孩子的房间里,你可以过着童话般的生活:你的背上会长着一副天鹅的翅膀,脚上穿的是七里格靴,还有喇叭状的魔法助听筒和有感觉的眼镜。

到了20世纪20年代,霍尔斯坦伯格庄园的二女儿,埃尔斯?布龙?德尼尔加德,针对安徒生去世之后所流传的所谓作家不能容忍孩子的谣言进行了驳斥。德尼尔加德还清楚地记得,安徒生曾经把她抱在膝上给她讲故事,还经常用小剪纸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甚至还能剪出自己的侧面像。尽管从总体上看,安徒生是一个极为和善的好男人,但是当小埃尔斯因为生气而开始乱踢的时候,他还是要斥责这个娇生惯养、不懂礼貌的小女孩。“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女士。”安徒生总会这样命令她。那是他给德尼尔加德起的绰号,因为有一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作家说:“早上好,太太。”小埃尔斯得意洋洋地转向她的女家庭教师,并耀武扬威地说:“我已经被宣布成为太太了!”

童话(5)

埃尔斯的哥哥,克里斯蒂安?克里斯托夫,后来成为伯爵,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并改名为C*9郾C*9郾霍尔斯坦-霍尔斯坦伯格,他并不记得安徒生是一个对孩子特别有好感的人,尽管他的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快乐的孩子。当安徒生一个人在屋子里或是漫步在庄园的花园中,童话故事便会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更喜欢一个人平静地独处。在漫步中,作家会随手摘下各种各样的花枝,不管是家花还是野花,然后再绑在一起编成美丽的花束。如果一个孩子碰巧遇到他在散步,安徒生便会叫住他,把头脑里对这些奇形怪状野生植物的想法构思出故事,现场讲给这个孩子。在作家的想象中,这些花草树木会马上变成王子和公主、穷人、令人厌恶的流浪汉和坚强不屈的骑士。这些巧遇也许会在作家的脑海里催生出各种各样的故事。在霍尔斯坦伯格,只要安徒生一到,孩子们就会像过节一样欢欣鼓舞。然后,他坐在夏季餐厅的桌子旁,娓娓动听地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游历。在那个时候,安徒生便回归到那个真实的自我。不管怎么说,饭桌成为一个“沙龙”和“孩子房间”完全地结合为一体的混合物。在这里,安徒生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朗读、即兴创作,也可以进行争论、说服和表演。作家会把用野花、荷花、谷穗和玫瑰编成的花束摆在餐桌上。在大家就座之前,佣人一般要把这些花束分发给在座的女士们,因为在安徒生的脑海里,他在编织这些花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确定的目的,每一个花束中都预示着一个小故事、小典故或是一种象征意义。简而言之,它们代表了作家心中的孩子以及成|人心中的孩子对这些故事的认同。

一年冬天,安徒生当时正在霍尔斯坦伯格过圣诞节和新年,大家决定在晚餐时举办娱乐活动来庆祝新年。在辞旧迎新之际,用庆祝活动预祝来年的好运气往往已经成了习俗。于是,人们拿出了钢笔、纸张和剪刀,希望安徒生来一次即兴表演。没用多长时间,一个有锯齿状边缘的椭圆形大剪纸便从安徒生的手中应运而生。安徒生在剪纸的所有扉边写上一些祝福好运的语言,然后再把扉边折起来,这样,任何人都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之后,作家给所有折起来的扉边编上号码。每一位客人选择一个数字,安徒生便逐个打开扉边,把这些祝词读给大家,在座的每个人都度过了一个美好的节日夜晚。在其它一些类似的节日晚餐中,安徒生也许会张罗一场业余即兴表演,由在座的大人和孩子客串剧中的角­色­。安徒生也许会给大家献上一场个人表演,凭借他那非凡的演绎能力,采用10拍或12拍韵脚,并根据客人们选定的主题现场即兴创作一首长诗。这种根据听众要求即兴创作的艺术形式被人们称为“回合打油诗”,正如爱德华?科林在其书中所写,在这方面,安徒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师,他总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创作出让客人满意的诗词。

但最令人赞叹的一点是,安徒生总能淋漓尽致地发挥他那出­色­的幽默和创造力,把旅途中的所有见闻和经历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无论是在街道上、小巷里,还是在戏院里、火车或是马车上,所有滑稽场面都会成为纯虚构小说中的一幕。在安徒生用一个滑稽场面取悦客人时,伍尔夫颇有微词地说:“那是谎言,是魔鬼带给我的谎言,千真万确的谎言。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在霍尔斯坦伯格,安徒生同样也喜欢讲述自己在旅行中经历的故事。例如,他曾经描述了自己和小乔纳斯?科林在1862年共同度过的西班牙之旅,当时,安徒生爬到一头毛驴的背上。他用小木­棒­子敲打了很长一阵子,小毛驴才开始懒洋洋地挪动,但是到了后来却奔跑如飞,吓得安徒生像猪一样大声尖叫:“‘我要掉下来了,我要掉下来了。’但我不会掉下来,因为毛驴从我的两腿中间蹿了过去,可我还站在地面上。”

第一部童话作品(1)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永远也不会停止讲故事。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童话故事完全是他天­性­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最初,这种倾向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但钢笔和剪刀很快便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在安徒生于1819年去哥本哈根的时候,在为数不多的必备品中,这些东西已经成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到了19世纪20年代,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随时记下报纸上的内容,剪下上面的图片。但是直到1830年,他才开始认真地去培养一个童话故事作家所需要的写作技巧,当时,他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词作品《诗集》,以及一篇取材于菲英岛的故事———《幽灵》。同时,他还在书中的附言里加了一段写给读者的话:如果他们喜欢这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的话,作家可以随时把锁在家中抽屉里的类似作品拿出来与读者共享。

“作为一个孩子,听童话故事曾经是我最大的乐趣;许多童话依然在我脑海中有着深刻的印象,其中的许多童话还不太为人所知道,或者根本就没有人听说过。在这里,我把其中的一篇复述给各位,如果得到你们认同的话,我将会把更多的童话故事用在我的作品中,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一套丹麦童话故事集。”

但这段话不仅没有招来人们热情的欢呼,却适得其反。至少有一个非常不满的读者在《文学评论》中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批评。这个人就是脾气暴躁的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在对安徒生的Chu女作《诗集》中的大多数诗词表达了相当有限的肯定之后,便逐渐开始采取了批判的立场。但是对于《幽灵》,曾打算亲自出版和改编这部小说的批评家坚决认为,年轻而略微过于活泼的安徒生完全“没有能抓住这个童话故事所必需的史诗般的基调”。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用一双深邃的蓝眼睛去探寻这个世界的约翰尼斯,小说本身的确过于主观,同时在表达方式方面也过于“咬文嚼字,故弄玄虚”,这是穆尔贝奇的原话。如果是从自然的和谐角度出发,对于像“她的双腿像鼓槌似的敲打着时间”这样的句子,在文学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设想,在夏季宁静的夜晚里,孩子们的喊声回荡在夜空中,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人都会想象到一个美妙的仲夏夜:“昆虫在跳四步舞,青蛙像个浑身湿透的小提琴手坐在那,齐声发出嘎嘎的欢笑声。”这些批评,让安徒生创作童话故事的愿望大打折扣,几乎消失殆尽,消沈了很长一段时期。

但是在1835年早些时候,那个装满故事的抽屉再一次被打开了。一种新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涌动在安徒生的作品中,这一期间的创作不仅仅是出于作家的创作愿望,同时也是出于生活的必需。这就是安徒生的创作风格为什么会转向更具有商业­性­的文学流派。在从意大利回到家乡之后,也就是在1834年到1835年的冬天,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财务状况开始出现了问题。他不得不搬到纽哈温20号三层的一间屋子,这里每月的租金只有8块钱。但是,作家并没有创作出任何能给自己带来收入的作品。只有一些游记、探险札记、大量的随笔以及众多简短的日记,他必须尽快把这些东西转变成艺术作品。

同时,在1834年的11月,安徒生向皇家图书馆提出的求职申请也被拒绝了。1835年1月,安徒生的生活在经济上的确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他给乔纳斯?科林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信中,安徒生描述了目前经济状况的艰难。他不仅没有钱买新衣服、新鞋和床单,甚至根本无力支付房租。因此,他提出向乔纳斯?科林借100元钱,此时的安徒生已经欠科林一家100元:

“我是个穷人,我觉得自己比最悲惨的乞丐还可怜;贫穷侵蚀着我的­精­神和我的勇气。我真的已经习惯了生活的现实,以至于我根本不会再去梦想美好的时光。我正在面对着一个痛苦的将来,我几乎没有勇气去面对它。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不得不去申请到乡下做一名穷教师的职位,或是到几内亚海滨找一个工作。如果你去世了,也许就不再有人关心我了,我的天分在生活的艰辛中将一无是处。”

同一天,科林马上给这个正在寻求援助的作家写了一封回信,像往常一样,他的回答特别简短但却非常冷静:“保持冷静,今晚先睡个好觉!明天我们谈一谈,想想办法。你亲爱的科林。”第二天,安徒生就拿到了20块钱,并在6月份又拿到了20元,8月份,作家再次拿到了第三笔借款———30块钱。大约在9月1日和10月1日,他不得不再次向科林分别借了15元。包括《小科尔斯顿》在内的很多戏剧已经被皇家戏院收下了,但一直没有上演。一般情况下,在一部戏剧上演之前,剧作家是不会拿到版税的。而实际的版税也从100到200元不等,具体取决于戏剧的幕数。

第一部童话作品(2)

1835年春天的安徒生竟然会如此贫困潦倒,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当时他正在准备出版两本书:《即兴诗人》和《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但是,只有在安徒生本人能保证有100名读者购买这本书的情况下,他的出版商,赖策尔才能付给他预定的200元版税。但安徒生在1835年却根本无力做到这一点,他仅能找到了18个订户。这意味着,《即兴诗人》的出版不得不延迟———于是,版税的支付也自然要顺延。而对出版于同一年的前两部童话故事来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从赖策尔那里只收到了每本30元的版税。事实上,这笔版税连4个月的房租都不够,只够买两条裤子,而在当时买一件新外套就需要40元,譬如,环菲英岛旅游的往返票价大约就需要50元。但是到了第二年,1836年8月,这位作家终于靠自己的努力摆脱了困境。在给乔纳斯?科林的信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即兴诗人》第二次印刷之后,安徒生从出版商那里收到了180元,这一次,他终于可以把钱存下来放到银行里了。在安徒生一生中随后的时间里,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按照今天的货币计算,他最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百万富翁。换句话说,在安徒生30岁的那一年里,这10个成果颇丰的黄金月份终于让他摆脱了穷困,变成了一个有稳定收入的大作家,这期间,他不仅把自己对科林一家的债务减少了几百块钱,而且还有了自己的银行存款。

《凯尼尔沃斯的宴会及其聚散离合》等戏剧的上演以及小说《O*9郾T*9郾》在1836年的出版,又给安徒生带来了一大笔收入,同时为打理自己的私人房产留下了一笔资金。以前,他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事情。仅仅《O*9郾T*9郾》这一本书就印刷了500多本,而且在两个月内销售一空,安徒生因此也收到了300元。现在,赖策尔才逐渐意识到,他手里正握着一只金凤凰。于是,他便不失时机地购买了一幅C*9郾A*9郾本曾宾森为作家创作的肖像,画中的安徒生手中拿着一份书稿。不久,赖策尔又把这幅画做成了铁刻版画,然后把画分发给图书销售商,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推销的包装材料上向读者推荐当时这位令人振奋的刚出道的作家。

1835年春天,在安徒生众多文学创作中,有一部名为《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的故事集,该书的标题页是作者后加上去的。1835年5月的时候,安徒生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故事很快便将成为他生活和事业最重要的一张牌。安徒生当时想的,更多的是他能从这些小故事中赚到多少钱。但是,对这种文学流派的尝试,也的确让安徒生本人感到振奋不已。1835年1月,安徒生在写给亨丽埃特?汉克的信中说,他马上准备出版几个针对孩子们的童话故事:“我告诉你吧,我希望用自己的作品赢得下一代的喜爱。”1个月之后,安徒生又把这个出版童话故事的计划告诉了B*9郾S*9郾英吉曼。安徒生对此非常乐观:“我已经开始创作几篇‘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我认为,目前的进展非常成功。我已经出版了一些自己小时候喜欢的童话。但我认为这些童话并没有得到普及。我在创作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如同自己正在给一个孩子讲这些童话,我的读者便是我眼前的这个孩子。”即使在丹麦以外,安徒生也迫不及待地宣布了他的文学生涯中做出的这一转变。1835年4月,他的朋友兼作家同事,阿达尔伯特?冯?查米索得到安徒生的消息,作家的童话故事已经送到出版商手里,大家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童话故事抱以巨大的期待。安徒生认为:“我相信,在这些故事中,我已经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什么是天真烂漫。”

换句话说,尽管安徒生渴望听到读者的反映,但是在另一方面———正如后面评论所指出的那样,他也意识到,他在自己的这些作品中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法,而这对于童话故事流派来说则是一种异类:带着魔法火绒箱的勇敢士兵;一对头脑顽固的兄弟;优雅而机警的公主;以及小女孩和她的未成年朋友,一个会讲故事、可以把他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同学。在内心深处,安徒生当然会意识到,这些童话故事很可能会遭到文学­精­英们的反对。穆尔贝奇对《幽灵》的批评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同样,从深层意义上说,要让人们接受他的浪漫先锋派艺术,安徒生就必须面对《小伊达的花儿》中的学生所经历的那种批评:正当小伊达和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男孩之间的故事缓缓展开时,一个令人厌恶的评论家从天而降,打断了原本流畅的故事,并恶狠狠地称之为废物!

在19世纪30年代,孩子还没有得到文学界足够的重视,很少有哪个成|人作家会尊重孩子的本­性­以及他们感­性­而富于幻想的生活,然而,安徒生却让这些本­性­在关于小伊达的故事里开花结果。从这个童话故事中的第一句开始,安徒生便采用了孩子般活泼的说话方式,并使之成为全文的基调。然而,从一开始,这种孩子般的说话方式就采用了一种不成体统、随意而原始的语言形式,几乎与真正的艺术形式毫不相­干­,只有通过成|人眼中的万花筒或是戏院的橱窗,我们才能在深层次上体会到其中的艺术成分。但是安徒生却在这里采用很多无聊的废话,以及诸如“baa”和“boo”之类毫无美感的词语。这无疑将是对艺术宫殿的攻击!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事集中,第一句话便已经把这种味道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士兵正沿着道路行进:向左,向右!向左,向右!他把背包背在肩膀上,把剑放在身体的一侧……”

第一部童话作品(3)

作家也正在全副武装地准备着一场战斗,1835年3月第一次出版的4本童话小说中,他用心良苦地让自己栖身于其中的每一部小说里。安徒生不但把自己打扮成全副武装的士兵,佩带着剑和火绒箱,而且还把自己化身为活力四­射­、永远不乏创造力的小克劳斯,和神经质般敏感的公主,她能感觉到20层床垫和20层鸭绒被下面的豌豆。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安徒生也是“孩子的房间”中最强大的反叛者———即《小伊达的花儿》中的那个学生,他能熟练地用剪刀剪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剪纸,他能讲出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故事。在1835年的春天,正是这种即兴表演的技巧———对于这个学生来说,则是他那把无与伦比的钢笔和剪刀———突然之间从作家的抽屉里倾泻而出,这是世界文学历史中的一次革命,它把儿童从几个世纪成|人艺术的园囿当中解放出来。他利用自己那魔幻一般的语言方式,对着孩子以及隐藏在成|人内心深处的孩子直抒胸怀,把那个未知的世界和神奇的夜景描绘在小伊达的眼前,让小伊达终生难忘。花瓶里和花盆里的鲜花一整夜都在跳舞,现在它们都累得低下了头,但是和那种呆板的评论家相比,却依然显得生机盎然。这位批评家无疑代表着那些面带菜­色­、脾气暴躁的笨蛋,他试图能够阻止童话中学生和小伊达之间天真烂漫的谈话,在他们的谈话中,他竟然会不知趣地Сhā话:“无论如何也要拦住那个孩子!那是一个愚蠢的白日梦!”

通过第一次出版的4本童话小说,安徒生发现自己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文学表达手法,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让这些小男孩和小女孩们的童真话语,更具有想象力和幻想力,然后,再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以一种反叛者的姿态,直面教育制度的桎梏和父母的压抑。当然,批评家们绝对不会容忍这4本童话小说中流露出的无政府主义基调肆意纵横,挑战时代的主旋律。穆尔贝奇早在1830年便已经对此进行了反击,但是在1835年,安徒生则收到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讯息,此间,《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的第1卷于5月份正式出版。第2卷在12月面世,安徒生希望这套包括《拇指姑娘》、《顽皮的孩子》和《旅行同伴》等故事在内的故事集能成为圣诞节最畅销的礼物。但是事情并没有像预想的那么顺利。喊打声一时间风声鹤唳。甚至像B*9郾S*9郾英吉曼这样富于孩子气的天真的人,也对安徒生的第一套故事集开始犹犹豫豫了,他建议作家不要再写类似这样的故事了。但是从两个人在年底的通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吉曼已经对这种童话故事的新风格予以了肯定,当时,第2卷已经正式出版,其中就包括《拇指姑娘》———她是英吉曼心中的女英雄。

1835年,外界对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反应更加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等了整整1年才出版第3卷故事集。这套故事集包括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童话故事:《小人鱼》和《皇帝的新装》。在书中名为《致成年读者》的前言中,作家对外界对其小说的批评做出了响应。安徒生指出,迄今为止,他所创作的任何文学作品没有像这7个童话故事这样,遭到如此之多的批评。在夹杂着痛苦和讽刺的语气中,安徒生威胁这些童话的老读者:这些故事很可能是最后的故事了:

“很多人的评论都是我极为重视的,有些人赞扬这些作品是我所有创作中最出­色­的,但另一些人却认为这些童话故事毫无意义,并劝我不要再继续写下去了。这种存在着天壤之别的评价,以及官方评论对这些作品的视而不见,他们对此采用了‘显而易见的漠视’态度,这严重削弱了我继续创作这类文学作品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了1年的时间才开始创作第3卷的原因。……在一个像丹麦这样的小国家里,作家永远只能做穷人。荣誉是他所追求的唯一的金戒指。至于我能否借助这些童话故事抓住这个金戒指,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

的确,在开始的时候,安徒生的前两卷童话作品遭到了“显而易见的漠视”。从第1卷出版一直到包括1837年一整年在内的这段时期里,只出现了4篇公开发表的评论,而只有一篇是出现在1835年5月,其它3篇分别发表于1836年到1837年期间。另一方面,所有4篇评论却都无一例外地针对成年作家对这种童话故事流派的运用以及他对儿童及儿童培养的观点,展开了乐此不疲的讨论。如果说评论家对一部作品没有作出任何评论,或是在它面世很久之后才做出评论,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学作品影响所具有的滞后­性­表现,那么,针对《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的后3篇评论就应该是这种滞后­性­的表现,因而绝对不应该理解为评论家们的漠不关心或是无动于衷。人们对这些故事的评价大多归结为这样的辞藻:“有毒的”、“轻率的”、“自欺欺人”以及“不文雅”等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不仅彻底颠覆了当时的文学教条———比如说,童话故事应该坚持虔诚和教育意义的传统———而且还对以往时代中有关儿童天然社会地位的观点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评论家们指责这些童话故事无论是在美学还是在道德意义上,都践踏了社会的传统观念。此外,他们还认为,一些故事不仅对文学本身,而且对孩子及其父母都存在着直接的危害。

第一部童话作品(4)

在一份报纸上,批评家兼作家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对安徒生的上述童话故事以及另一本名为《1835年送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的童话故事集进行了评论。正如我们在先前提到的那样,穆尔贝奇是当时的童话作品高产作家之一。在圣诞节期间,他出版了根据丹麦及外国童话故事改编的幼儿故事集和诗选。在这本出版于1935年圣诞节的书中,在极其乏味的前言中,作者像说悄悄话一样对他的年轻读者们说,如果他们喜欢这些故事,就一定要提醒父母,他们马上就会看到另一本童话集,这本书肯定会在下一个圣诞节出版。这显然是一种让儿童来资助作家的观点,而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恰恰坚决地抵制这种观点。这就是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为什么会遭到这些评论家无情的抨击。在1835年圣诞节期间,评论家们专门对这两本童话故事进行了比较,最终的结果是:与安徒生那种“试图借助一种更生动、但却更杂乱无章的口语叙事方式”相比,穆尔贝奇这种直白而简单的叙述风格更适合于儿童,也有利于儿童。

如果对创作于1835年到1837年期间的这4篇评论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批评无不源于一套已经为社会所接受的教条。第一个原则认为,文学作品的写作方式绝对不允许采用口语化的语言。早在这些针对儿童的故事问世之前,一个批评家就曾经措辞严厉地指出,对于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学作品,“以如此杂乱无章的文笔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即便这种表达方式在口头交流的情况下是极其完美的”。在19世纪30年代,人们认为以口语方式进行写作,破坏了文学最本质、最美好的本­性­。以思想中的自由语言———就像安徒生那些写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一样,用咕哝、哼唧和呜咽的口气,或是平铺直叙的方式,说出作家心中的话———来代替标准写作语言,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导致童话故事文法出现冲突的第二个原则是儿童本­性­的观点。安徒生一直在自己的故事里赋予这些儿童人物以活泼、独立的角­色­,就像《小伊达的花儿》中那样。在评论家们看来,这个故事显然与童话故事的传统形式背道而驰,把自己放纵到了一个病态的儿童世界之中。它意味着,读者们甚至身临其境地倾听伊达和两个挪威表哥之间的悄悄话,“因为他们没有枪炮”,所以3个孩子密谋带上威力强大的弓箭,假借举行葬礼的时机把箭­射­在墓地上。这就是安徒生童话的结尾方式,不需要任何成年人走到故事中,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批评家们则认为,以如此现实而残酷的手法描写儿童和动物们的世界,不仅缺乏文学的美感,而且是危险的。安徒生的语言过于形象、过于直白,以至于它已经超越了成年人和儿童之间完全必要的认知界限,以及他们在教育上应有的合理距离,如果故事的讲述者与儿童在­性­格上过于相似,必然会严重破坏儿童的自我形象。童话故事应该是搭建在儿童教育和强制管教之间的一个桥梁。正如《丹麦文学时报》中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都知道,不能让孩子们有机会感到,他们可以骑上高头大马,或是觉得自己举足轻重。他们应该得到的,就是被控制、被主导,这也是他们最愿意听到的事情。”

安徒生所挑战的第三个准则是童话故事必须包含着可见的信息和正统的道德观念。一位评论家在“Dannora”杂志中声称,以他的观点来看,他不敢保证这些童话没有害处。他挑衅­性­地向读者发问,他们的孩子阅读这本书是否仅仅为了娱乐,哪怕是在他们无事可做的时候:“至少从私人角度上来说,那些希望给孩子们读一些东西的父母,应该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而不仅仅是让他们娱乐,这一点是毫无质疑的。”这位批评家还认为,《豌豆公主》不仅在文笔上不够优雅,而且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以至于一个孩子可能会从中吸取错误的认识:这样一个高贵的女士一定会有娇­嫩­的皮肤。”

这就是1835年到1836年期间,人们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和理解。一个批评家曾经以期待的口吻指出,如果未来再出现一个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样的天才,他绝对“不会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为孩子们写童话故事方面”,甚至安徒生的好朋友,B*9郾S*9郾英吉曼也说过这样的话。的确,安徒生关于孩子的观念,关于童年是人生中具有独立而内在意义和重要价值的时期的观点以及他对于儿童生活所持有的观点,一直被外界批驳为异类。对于这些思想,就如同早已经逝去的让-雅克?鲁索,很多人已经把它们埋葬到了遥远的记忆中。在一个追求常规、舒适和高雅举止的年代里———也就是后来逐渐被人们称为彼德麦时代,安徒生童话中孩子们的自由和勇敢,当然是不会被人们所认同。

对儿童生活的膜拜(1)

19世纪30年代,安徒生对于丹麦文学界批评家们的声讨采取了回绝的态度,他继续平静地创作着自己所钟爱的童话故事,尽管他在当时还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正是一种给他的将来带来辉煌与荣耀的文学流派。由于童话故事一直只是附属于小说、诗歌和戏剧等艺术形式之外的选择,因此,直到1840年之前,在他所出版的童话故事中,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谨慎和疑虑。在1840年到1841年期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开始近东旅行之前,创作了17篇相互独立的童话故事。与随后的几十年相比,这只是一个相当有限的数字。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安徒生的童话已经成型并自成一体,丹麦评论家们的指责似乎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他的童话故事一路高歌地跨越哥本哈根的城墙,飞越丹麦的疆界,直达欧洲的中心。中欧人似乎对这个丹麦年轻人的即兴创作能力有着更多的理解力,同时也更感兴趣。在他所创作的诗词、小说、游记戏剧和童话故事中,充满了浪漫人­性­观的印记。此外,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优雅的故事,在创作于1843年的童话故事《丑小鸭》中被人们推崇备至。该书出版不久便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并很快就成为安徒生的名片,让他成为欧洲各地上层名流之间的焦点人物、皇宫官邸中的常客。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能比丹麦人更快地理解到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的划时代意义。他们意识到并承认,安徒生所创作的文体代表了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延伸和创新。他们也由衷地叹服,此前的任何浪漫主义作家都无法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现在所做的那样,以如此令人震撼的方式把儿童运用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事实上,这条主线在他的著作里无处不在,并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发展延续着。在此时期,安徒生也一直在自己的创作中乐此不疲地尝试着赋予儿童及儿童生活以更大的表演空间。在他的首部小说《徒步之旅》以及他的前两部诗作《诗集》和《幻想与随笔》中,我们已经看到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形式的儿童生活和儿童气质。例如,在诗歌《凡塔瑟斯》中,诗歌的讲述者就非常清楚地表示,他的艺术植根于纯真的孩子气和他们爱玩的天­性­,诗歌已经不仅仅是在暗示,而是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他宁愿生活在孩子们的房间里,也不愿意呆在沙龙中:

我自己就是一个孩子,我更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玩耍,

他们最能了解我那魔幻的世界;

无论是在小木屋,还是在城堡,他们最能体会我的内心世界,

我有着如此令人惊叹的财富。

我们不知道生活的艰辛和悲伤,

对于我们来说,小木屋的角落便是骑士的城堡,

哪怕只是一根棍子,也会变成勇敢而高贵的战马,

小燕子则是城堡的头号歌唱家。

通过“和孩子们在一起玩耍”,然后再把他的魔幻世界搬到自己的童话故事中,安徒生给19世纪的艺术和科学带来了无数新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浪漫主义把儿童放在诗歌圣坛至高无上的地方,让孩子的天­性­成为作家永不放弃的理想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1835年,安徒生走上世界的舞台,让孩子们走下圣坛,伴着他朴实无华的语言,走进他的文学作品。在这里,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也无论年纪大小,都有着同样“天真的声音”,用他们那最美妙的语言和诗句,颠覆一切原本貌似真理的谬误,戳穿所有成|人的谎言。“但是他什么也没穿啊!”当赤身­祼­体的皇帝穿着“新衣服”穿过人群的时候,小男孩在瞠目结舌的成|人中说,于是,人群一齐叫着:“但是他什么也没穿啊!”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在安徒生于1826年创作的诗歌《垂死的孩子》中,我们见证了社会舆论声音和观念方面从成年人到儿童的转化。在世界文学史中,青少年一直是一个被动的客体,但是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艺术中,他们成为积极的主体,他们可以去说话,去思考,去感觉,也可以去想象。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为我们指明所有人都拥有的创造力源泉。这些心理上的价值,如果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幸免于压制甚至是扼杀,那么将会在未来的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种把儿童生活视为人生中一个特别阶段的思想最早出现于17世纪末,当时,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教育学家约翰?洛克以及18世纪的让-雅克?鲁索,首先认识到儿童培养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1300年左右,但丁?阿利格耶里的文学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在他的作品中,所有孩子都被留在地狱的边缘(这里是善良的非基督徒或未受洗礼者的灵魂归宿处),婴儿不会被送到地狱、炼狱或是天堂,因为在但丁的伟大史诗《神曲》里,来世只属于成年人的灵魂,只涉及那些已经完全长大成|人者的灵魂。在中世纪,婴儿的高死亡率并不是成|人将这些小生命视为可有可无的唯一原因。在欧洲的婴儿中,有一半活不过5岁,而那些能克服儿童生活疾病和险境侵袭的孩子,马上便会被纳入到过于成|人化的生活方式中。儿童不得不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空间,同时,通过让自己融入到成|人的工作及生活方式中,维持自己的生存。无论是在工作时间里,还是在闲暇时间,儿童都需要被视为“小大人”。在16世纪画家彼得?布勒哲尔的作品中,这一点体现得极为明显,在他的作品中,孩子们往往被描绘成开心的样子,但是,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游戏,什么是真正的抗争。而在农村,儿童实际上是在社会地位和­性­方面受到双重剥削的奴隶。

对儿童生活的膜拜(2)

在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一种关于儿童和儿童生活的新观点。一些作家和思想家,譬如拉伯雷、蒙田、洛克、斯威夫特和笛福,把“孩子”和“野蛮人”看作是现代社会中原始人的唯一残留物。在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特别是在思想上和让-雅克?鲁索的作品中,儿童成为理想人的一个范例。但是在启蒙运动中,我们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儿童的呼声,而且在前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很少能看到其中的儿童角­色­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人。但鲁索的作品却是一个例外,他为提升儿童生活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使之成为现实;在1800年左右,儿童开始借助于全面的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作品中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一运动的源头是德国和英国,在这里,作家和画家们对于儿童和儿童生活作品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他们的投入,就社会对人的意识和教育的广泛而普遍的关注而言,构成了进一步推动这种关注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鲁索受到约翰?洛克的启发。约翰?洛克在19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一个孩子的­性­格必须通过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教育才能得以发展,同时,还应对书本学习以外的教育给予更多的重视。18世纪60年代,鲁索第一次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他认为,儿童时期是人生不可忽视的一个阶段,它不仅是独立的,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一时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最接近于自然的状态,或者说接近于人的本­性­。“人­性­本善”是鲁索的观点。“因此,应该赋予儿童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只有这样,上天赋予他的天分才能得到尽可能的发展。让孩子去看、去触摸这个世界吧!”在创作于1762年的小说兼作教材的《爱弥儿》中,这种类型的孩子成为作品的焦点。在这本书中,鲁索大胆地提出,在所有教育中,最重要的方面应该是儿童固有的天­性­和身份———正是这些天­性­和身份,让他们成为自己,而不是遵循成|人的规范。以前,人们认为,孩子的衣服要尽可能地匹配成年人的衣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鲁索却撕开了鞋对爱弥儿双脚的束缚,让这个少年光着脚去奔跑。18世纪晚期,几乎所有进步的教育学家都主张这样一个原则,即:一个人的第一个哲学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双脚、双手和双眼。这个描写富家公子爱弥儿的小说在法国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同时也遭受了诸多非议。在小说中,爱弥儿的老师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为了尝试自己的教育方式,主人把整个庄园交给了这位老师。因为语言存在亵渎宗教的方面,因此,在鲁索的这部小说出版3个星期之后便遭到了禁止,并全部被巴黎的执法机构焚烧在一个柴堆里。同时,还颁布了对作家的逮捕令,于是,他不得不走上流亡的道路。

尽管《爱弥儿》和《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相隔7年多,但鲁索和安徒生在哲学观上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鲁索在《爱弥儿》的前言中写道,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一个有明辨是非能力的理­性­人会留给人们一本启蒙教材,告诉人们如何去认识儿童,这样一本教材将对人­性­的教育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安徒生在1835年到1872年期间创作的150多篇童话故事,便是这样一种“启蒙教材”。安徒生是继鲁索之后第一个长期关注儿童的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强调着儿童的天­性­,另一方面,又以无比锐利的语言宣称:儿童生活是人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它有着独立的价值和重大的意义。

世界文学历史上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教条,在对过去几十年的浪漫主义作品中的儿童进行的学术研究中不断地被重复着。它认为,在鲁索之后将近100多年的时间里,朝气蓬勃的、具有独立言行能力的儿童一直远离着文学作品。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文学中有很多关于“浪漫主义儿童”的国际专著,常常会忽略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存在。事实上,在安徒生创作于1850年之前的作品中,从来就不缺少儿童。看一下他在1835年到1840年期间创作的前15篇童话故事,我们会发现很多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男孩、女孩,比如《小伊达的花儿》、《拇指姑娘》、《顽皮的孩子》、《皇帝的新装》、《甘菊》、《天国花园》和《野天鹅》等作品。而在19世纪40年代的作品中,则出现了更多有血有­肉­的儿童,他们有着不同­性­格、声音、意志以及不同的渴望和追求。在这些儿童中,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性­格和­性­情,尤其是一个自己的名字,比如克劳斯、伊达、依卜、克丽斯玎、乔治、埃米莉、玛丽、凯伊、格尔达、约翰尼斯和伊莉萨等等。这些孩子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秉­性­和癖好,既有谨慎踏实、温文尔雅的好孩子,比如《睡眠­精­灵》中的迦马,也有《雪女王》中不修边幅、无拘无束的小女孩强盗。在作家的笔下,这个小女孩是一个­性­情狂暴、毫无礼节、令人生厌的孩子,她甚至本能地咬掉了抚养她长大的强盗女巫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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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生活的膜拜(3)

当然,在鲁索于18世纪60年代去世之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也并不是唯一一个描写过儿童和儿童生活的作家。在1800年前后,我们发现,浪漫主义作家正在对孩子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其中包括布莱克、赫德、歌德、席勒、诺瓦利斯、让?保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雨果、蒂克和狄更斯等人。这种关注常常会呈现出这样充满敬仰和被神秘­色­彩所笼罩的形式,以至于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儿童生活的膜拜”。这种迷恋产生了一种新的写作类型,它更多的是关注儿童梦幻般的思维状态及其生活的田园特­色­,而不是儿童的心理特征及其社会状况。例如,在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在令这位德国作家如痴如醉的“天真”概念中,发现一种近乎培养英雄式的愿望。儿童和儿童生活已经成为衡量真正的艺术和真正艺术家的标尺。这一点在席勒的经典名著《天真与伤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书中,作家用这样的语言把艺术天才和儿童天­性­之间的关系推到极致:“真正的天才一定是天真的,否则就不是天才。”在歌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50种针对儿童的不同描述,但是,这些描述基本上还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或是哲学类型的概念。这些描写似乎有些肤浅或流于俗套,因为儿童在作品中的角­色­,更多地还是为了把作家与科学家放在二元­精­神实质论的传统轨迹上,这也是歌德作品的主要指导原则。大体上在歌德和席勒的作品中,儿童角­色­大多是匿名的,或是抽象的,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席勒的诗《正在玩耍的男孩儿》之中,尽管诗的主题是这个­精­力充沛、正在玩耍的男孩,但这个角­色­却一直没有任何名字,也没有出现其直接表达自身情感的情节,相反,纵观全诗,这个男孩只能作为一个学习的对象,以及这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思考的主题:一生充满磨难和渴望的诗人,尽情地挥霍着马上即将逝去的童真:“玩吧,亲爱的孩子!阿卡狄亚围在你的身边,为你喝彩!”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浪漫主义鼎盛时期的英国,就可以在华兹华斯和布莱克的作品中,发现作家们对儿童生活那种最强烈的渴望。对于威廉?华兹华斯,儿童已经成为全部人类天­性­哲学观的基石,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儿童的美化,所有这些目的都可以集中为这样一句名言:“子为人之父。”在浪漫主义时期,正是由于他对孩子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儿童生活对于成年的重要意义有着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使得华兹华斯成为崇拜儿童这一思潮中的核心人物。然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仍然会看到,孩子只是用于阐述成年人被解放过程中的一种媒介,而并非针对儿童自身的解放。孩子依然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哀悼和赞颂生命中丧失的一切:“我们的儿童生活永远不会休止/那种简单的儿童生活,永远停留在人生的圣坛之上/它所赋予我们的力量,是生命的任何其它源泉都无法比拟的……”

在关于儿童天­性­的看法上,威廉?布莱克是除鲁索之外最为接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浪漫主义作家。布莱克对儿童的关注并不是偶然、暂时或抽象的。而在1800年左右,英国和德国的其它浪漫主义作家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抽象的。儿童和儿童生活对于布莱克来说有着更具体,甚至是宗教意义上的重要­性­。为了体现他对儿童时代蛰伏的革命­性­­精­神的信仰,布莱克在《天真之歌》(1789年)和《经历之歌》(1794年)两部作品中,甚至偶尔也让孩子的声音出现在故事的情节之中。在这些作品中,布莱克讨论了人类全部内在力量中终将永久而不可逆转丧失的部分,以及人生当中可能出现的种种趋势。他用一种带有强烈反抗激|情的语调创作着,而这种激|情,正是年轻的安徒生长期与专横的理­性­坚持抗争的武器。威廉?布莱克同样也在用笔,执着地反击着理­性­主义的教育体系,而这场斗争的双方———天真与经验———则被他幽默地称为“想象人”和“白痴的理­性­人”。实际上,这种对立可以视为“幻想”及其败兴的老兄“理­性­”之间的交锋,安徒生在一篇写于1825年、用于学生课后讨论的习作中,曾经使用过“理­性­”这个词,当时老师的要求是讨论感情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威廉?布莱克之间还存在着其它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对英国作家中间的空想社会改良思路的看法:他们认为,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对自己本­性­的天真和内在的预见力有着清晰的认识,但是这些天­性­和能力却在迟钝的系统化、社会化进程中被扼杀了。如果换一个环境的话,安徒生完全可以写出布莱克的诗词《在校男孩》,而布莱克本人也可能会创作出《夜莺》的童话故事。这两个人都熟悉人鸟的故事,而且同样让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人鸟生来就会唱歌,但却被剪掉了翅膀强行关在笼子里,从此,他便永远也不能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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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宣言(1)

出版于1835年《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化革命,也代表着一场艺术革命。安徒生则是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他把各个年龄的女孩和男孩从无名无分的世界里拉了出来,让他们走进自己的童话世界。在安徒生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有了自己的声音和名字,还可以在语言中加入独特的拟声。一个较早的例子是小伊达的洋娃娃———索菲。在这本童话故事的结尾处,一个晚上,索菲变成了花朵舞会的局外人,因此,她不得不用谨慎而不耐烦的声音提醒自己:“于是,她坐在抽屉里,认为肯定会有一朵花来邀请她跳舞,但却一直没人来。于是,她开始咳嗽,咳,咳,咳!但仍然没有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越来越形象的拟声的例子出现在安徒生的童话小说中,而且很快成为安徒生童话故事的标签。这种对口语语言的强调,在普通人和孩子的口头民间语言中极为普遍,人们通过形象的口头语言,模仿周围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但是在讲究严谨的书面童话文学中,却是一种新鲜事物。即使是在今天,儿童以及有孩子气的成|人也会使用拟声体现动物或某种物体的个­性­特征。这种情况更是广泛地存在于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中。“石冢!石冢!”黑­色­的食腐动物一边尖叫、一边向前爬,这是童话故事《民歌之鸟儿》中的一个片断,这部不太为人所知的作品创作于1864年。在《睡眠­精­灵》中,我们可以听到鸭子的声音:“快,快!”在《害人鬼进城了》中,小鬼说:“呼!他们都走了!”作家在《飞箱》里描绘了火焰的声音:“嗖,多亮啊!”而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神奇但却瞬间消失的火柴则会发出“哧”的一声。即使是像热熨斗这种不会出声的东西也会对领子说“呲”,而安静的油脂蜡烛溅出的时候,则会发出“噗”的声音。当人们用大锤(在丹麦语中的发音近似于“少女”)铺路的时候,当然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在1853年的《两个少女》中,工匠用大锤砸着路面上的鹅卵石,大锤就会喊着“maid(少女)”。在安徒生的童话小说里,从来就不缺少绚烂多彩的声音。《雪人》中的看门狗总是纠缠不休地吼着“亲爱的———”,在《小­精­灵和女主人》中,因为女主人宁愿和学生一起去默读,也不愿意熬粥,于是,小­精­灵只能自己去吹火,罐子里的水沸腾着,发出“咝咝—咕噜—噗噗”的声音。1848年,在故事《水滴》里,我们可以听到神秘的声音“啪”,也许是混战中踢腿时发出的声音。

大自然也可以用这种模拟声音来说话,在安徒生对儿童生活和变幻莫测的风景描绘里,这些声音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踪迹。在《看­鸡­人格里德的一家》里,土凫尖叫着:“你这个贼,你这个贼!”菲英岛的农民都知道,如果有人靠近土凫的蛋,它就会一直不停地叫“替夫,替夫,替夫(贼,贼,贼)”。相似的是,菲英岛的居民以前常常在麦茬地里模仿鹅的叫声。人们都会飞快而低声地嘀咕:“如果你能学,我就能学。如果你能学,我就能学。”这样的模仿的传统一直延续着,一直传到笨拙的汉斯,于是,他的故事就有了“如果她能带上我,她就会带上她!如果她不能带上我,我也会带上她”。

随着时间的流逝,安徒生在故事中的拟声方法也出现了变化。19世纪30年代,他开始在故事中采用简短的独立发音,譬如:哼、哈、扑通、哇或是呀等等。此后,声音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也越来越有力度,越来越丰富。例如,在1868年的故事《皮特?彼得和彼尔》中,夜莺唱着,“卡卡叽,噜噜哩!”而在1865年的《金­色­财宝》中,大火鼓的声音让小说充满了震撼:“咚,咚,咚!咚咙!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加油,加油!”随着拟声用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巧妙地运用在这些童话故事中,也使得安徒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派的味道,即使是他的其它类型作品中,也不能规避这种印象。于是,这种对声音的尝试从童话故事渐渐地渗透到他的戏剧和诗歌中。

这是一种新型表达方式的诗歌,这种天真幼稚,但绝无“糖衣”­色­彩的语言正是安徒生希望用自己的童话故事所创造的氛围。而在安徒生工作间里无数天然的材料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孩子们的名字不仅在语音、语调方面丰富多彩,富于韵律,即使是那些诞生于孩子房间中的自创词汇和概念,同样也是五花八门,妙趣横生。例如,在《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中,安徒生给故事的一个角­色­杜撰了所有世界文学史上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军衔:“长公羊腿的陆军元帅-准将-司令官-中士”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创造的角­色­中,孩子们第一次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成年人,他不仅尊重他们的天­性­,而且能耐心地倾听和理解他们的语言。在他的童话世界里,他把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放在和成|人相同的层次上看待。安徒生对儿童的­精­神本质有着一种非凡的感知能力。在他的作品中,安徒生对孩子的天­性­有着敏锐而深刻的观察,这些描写像金子一样熠熠闪光。例如:

神奇的宣言(2)

“孩子内心是如此的痛苦,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可以感觉到这种痛苦是多么的深刻。这种痛苦会让孩子感到毫无希望;此时的他孤立无助;除了悲伤之外,他看不到任何东西。”

这段话摘自1837年创作的《只是一个提琴手》。在这部小说中的很多地方,已经成年的主人公和他的儿童向导试图探索一个未知的领地,这个浪漫时代还未曾触及的Chu女地,正在等待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绘制在我们的已知世界当中。作家简短地对孩子的悲伤进行了描述,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安徒生已经走进孩子的内心,去描述他的天­性­。在安徒生的思想中深深地印刻着这样一个信仰:天堂只属于孩子,如果没有一颗纯真的心,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那个至高无上的地方。通过创作于1835年到1872年~1873年之交的童话故事,安徒生不仅打开了一扇通往现代艺术的突破之门,同时也开启了一道走向下一个世纪现代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大门。正如瑞典改革派教育学家埃伦?基在1899年所预测的那样,20世纪将是一个属于儿童的世纪。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在世界文学历史上,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并不是唯一一位在19世纪30年代描写过儿童生活的作家。例如,查尔斯?狄更斯在19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两部都市小说《雾都孤儿》和《尼古拉斯?尼科尔比》中,同样也对儿童社会及其心理世界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但是在这个方面上,我们不得不着重提及刘易斯?卡罗尔在19世纪60年代创作的《艾丽斯梦游仙境》,作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此后一直到20世纪早期文学史的现代时期,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家竟然敢于用如此毫不妥协的方式去描写儿童———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史中最高尚的主题,而且是在把儿童的思想、语言和想象力作为艺术创作的原动力。在瑞典人奥古斯特?斯特林德伯格、丹麦人约翰尼斯?V?约翰逊、俄罗斯人瓦西里?康丁斯基和德国-瑞士人保罗?克利这批安徒生迷的引导下,所有这些“孩子气”的作品成为20世纪早期各种艺术形式的现代主义根源。正因为如此,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也成为现代主义艺术形式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安徒生一直坚持主张儿童的权利,并坚持认为儿童的发展有巨大潜力,由此他不仅预见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甚至还预见到20世纪2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思潮。安德里?布雷顿指出,艺术家只能生活在转瞬即逝的情感世界里,而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儿童时期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于某些短暂和相互独立的时刻———比如说梦境。这就是安徒生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共­性­:引领人类回到纯真本原的意识以及这种勇气。只有在这里,人的­精­神和灵魂才能散发出内在的力量。这是一个未知世界的领地———在人类内心这个神秘的领域里,可以看到我们在儿时曾经梦想和向往的世界,一个五彩缤纷、无比深刻的世界———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生活与工作中,这个隐秘的领地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支柱和决定­性­的力量,正如对于70年后的众多现代艺术家来说,它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内在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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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故事从哪里来?(1)

“所有文学都源于民间诗歌”,安徒生在1868年写道。通过这句话,安徒生的目的在于强调,对于隐藏在那些农民和城里穷人流传下来的故事、传说、神话和传统背后的那个神奇世界,他给予了极大的尊重———这些故事往往与各种各样的迷信和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对于安徒生在40年间所创作的大量童话小说和故事,它就是那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有意识地去倾听,再加上足够的耐心,任何人都可以在自然界中寻觅到这样一种独特的­精­神和声音。在童话《一个人能想到什么》中,聪明的老­奶­­奶­告诉正在刻苦读书、希望能在复活节前成为作家的年轻城里人,诗只能来源于自然本身———如果你能感觉到它:“只要你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就可以有无数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主题。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农田里的庄稼,无论急流还是静水,你都可以找到写作的素材,但是你一定要理解它,知道怎样去抓住一束阳光。”

这同样也是安徒生在年老时经常说的话,安徒生在劳堪普庄园做客的时候,他的一个崇拜者问道:“安徒生教授,您的思想到底来自于何处呢?”作家答道:“哦,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一个大晴天出去玩的话,可能随便会坐在一棵山楂树下,你也许碰巧就会有同样的想法;唯一不同的是,你的想法是你的,而我写下的东西,也只能是我的想法。”

早在儿时的时候,安徒生在妈妈挤牛­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汲取这些古老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了。他听过很多故事。最初,做鞋匠的父亲就常常在家中为自己的儿子大声朗读《一千零一夜》。这个富有想象力的男孩还经常和母亲到菲英岛的农田,在收获的季节,田间垄头到处都是故事大王。晚上,女人和孩子们聚在谷仓里,这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终于明白了,当你讲故事的时候,50个年龄各异的人围在你的身边,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你的每一个词,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1837年出版的第三本书《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里,安徒生在序言中写道,所有这些民间故事依然清清楚楚地留在自己已经成熟的想象里,现在,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故事大王,但这些故事却由此而变得更加清晰,更加深刻。“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叙述这些故事,我会对这些故事随心所欲地进行我认为合适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已经褪­色­的情景重新在我的想象中焕发活力。”

在他的文学创作生涯里,安徒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所有权问题一直不以为然,他很少会考虑一首诗的主题思想、一个戏剧片断或是一篇童话故事的来源是否源于其它作家。小的时候,如果他想演一部戏,他会把书中的整个场面“借到”自己的戏中。在1821年到1822年期间,作为哥本哈根的一位年轻作家,安徒生曾经借鉴亚当?奥伦施拉格、詹斯?巴格森和B*9郾S*9郾英吉曼等人的著作,并对他们的文学思想加以拓展。对于浪漫主义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安徒生在第一部小说《徒步之旅》中,就在分散的叙事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德国浪漫文学。同样,在创作于19世纪30年代的3部芭蕾舞歌剧中的两部,则是改编于马萨、莫西、伯亚及其它作家的作品。安徒生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一直延续着这种方式———把别人的故事拼凑在一起,从国外小说、短故事和戏剧中截取自己认为适当的片断,换句话说,只要他认为能激发自己的灵感,他就会这样做。而且他常常认为,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扉页和脚注上提注其它作家的名字,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没有人认为这是犯罪。一方面,著作权法在19世纪初还不存在。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人比浪漫主义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更清楚,任何一种艺术总是需要依靠其它艺术,所有的文学作品,不管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是在其它文学作品的影响下或是与其对立中完成的。对于童话故事流派来说,这一点更为突出。因为它的起源和存在基础就是古人以口头形式复述的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就像游牧一样,从一种文化蔓延传到另一种文化,而每一次复述或是改编,故事的内容都会出现变化和更新。按照这种口头讲述的传统,任何人都无权说自己对某一件文学作品拥有所有权。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这件作品,正像任何一个的作家都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启发。1870年,乔治?布兰迪斯在一篇评价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童话故事的文章中说道:“当然,一种完全­祼­露、毫无掩饰的思想不可能写作;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思想及其所推动的文字,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去创作。”

每当安徒生身处豪华的庄园,坐在漂亮的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读书时,他当然知道应该如何利用自己在书中遇到的好想法。在环游欧洲的时候,安徒生也会把戏院中所见所闻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凭借着无处不在的想象力,在当时公开发行的所有文学作品中,其中的任何篇章都可能成为他使用的对象,因此,裁剪、抄写、剪切和粘贴成为他不可缺少的创作方式。他经常借鉴近期和以往文学作品的元素,并把这些要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这些元素往往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一种准诗词的功能,尤其是在他的小说中,表现为一种针对当时艺术作品的直接或间接引语。安徒生也清晰地意识到,无论是他本人的作品,还是世界文学中的其它“经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其它作家作品的启发,有的时候甚至是毫无羞耻的剽窃。这一点在安徒生的第一部小说《徒步之旅》中,体现得十分清楚。年轻的主人公和作家,东抄一段,西借一段,便攒成了自己的杰作,原来的作品已经被作家残忍地肢解,在作家的身后留下了鲜血淋淋的足迹,原本的经典之作已经支离破碎,犹如被肢解的尸体散落在地上。他眼看着3架灵车经过面前,灵车里挤满了已经没有了腿、胳膊或是眼睛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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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故事从哪里来?(2)

“有的是古老的经典作品,有的是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作品,但微不足道的小作家从不留情,他会从这些作品偷来一只胳膊或是一条腿;这里有一只眼睛,那里是英雄的一条胳膊,这样,粘粘补补,他们便让自己有了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男英雄或是女豪杰。一番挑挑拣拣之后,尸体上还能剩下什么呢?只有上帝才知道,等我们修补完成之后,一切便都知晓了。”

作为一个童话故事作家,安徒生总是对现存的一切文学作品采取开放的思想,其中包括各个时代的艺术。这并不是因为安徒生自己没有思路。事实上,透过安徒生的作品,我们可以体味到他那大胆的创新气魄,以及凭借不断翻新、不断变幻的方式去掌握材料的能力,尤其是在他讲故事的时候,他总是能够恰当地使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装扮。然后,他会把自己变成故事中的物体、动物和像人一样的生物,譬如睡眠­精­灵、年长的母亲或者1858年的作品———《沼泽王的女儿》中奇妙的鹳爸爸。安徒生童话比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更能显示出,故事和文学作品如何凭借声音和鸟儿的“喙”,飞跃现实世界的束缚,穿越遥远的时空。《沼泽王的女儿》是一篇颇具气势的童话故事,在故事中,我们可以穿梭于时空隧道之间,从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和木乃伊,到日德兰半岛北部的北欧海盗城堡,无处不在。身穿天鹅羽衣的埃及公主接到一项任务,给她病重的父亲带回能起死回生的荷花。但也许是命中注定,她陷入了荒凉的沼泽,丑陋的沼泽王用暴力抢走并占有了她。她为沼泽王生下了一个女儿赫尔伽,这个女孩从小便生活在丹麦海盗中间,忍受着生活的折磨。白天,她是一个充满邪恶和野蛮的美少女,但是在太阳落山后,她又变成一只­性­情温和安逸、但却外表丑陋的癞蛤蟆。把这个神奇故事告诉我们的是鹳爸爸,他在叙述这个他承担了重要角­色­的故事的时候,一直设法睁着眼睛,伸直喙中的舌头。它非常想让窝中的子女和毫无耐­性­、一心只想开心嬉戏的小中产阶级妻子能理解故事中的道德观。其中的一段情节是,鹳爸爸对两只奇特的鸟儿说:“我们谈一谈……现在,虽然一种鸟嘴的形状可能不同于另一种鸟,但我们还是能理解对方的语言!”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时代的故事得以出现在另一个时代中。如果他们想找到一个新的听众,就必须用一个新的鸟嘴去交流。正如作家所建议的那样,唯一的诀窍是找到一种能把旧故事和新故事融合在一起、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的基调。

这是童话故事中非常自然的一个部分,是任何一个故事都不可或缺的,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很多故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创作于1841年的《荞麦》。“我正在讲故事,这个故事是从麻雀那里听到的!有一天晚上,我让它们给我讲一个童话故事,于是,麻雀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在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世界里,故事不仅来自于人们的日常谈话,甚至还来自于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与仙鹤凄厉的嘶鸣。无论是月亮、风儿、一缕阳光,还是蜜蜂、­精­灵、蜗牛、玫瑰花或是蓟草,都可以为我们带来故事。蓟草满怀希望地把头伸过栏杆,向郁金香花倾诉着自己的心声。大自然中无处不在的童话故事,也许隐藏在一片小巧的叶子后面,或是伏在丛生的杂草中,或是在柳树林里,古老的界碑上,它就像一股溪流,像一股血流,贯穿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中,搅动着《野天鹅》中平静的海面,荡起阵阵涟漪:“海水轻柔地缓缓起伏,如同一个熟睡婴儿的胸脯。”

换句话说,童话故事是“自然­精­神”的一种载体。浪漫主义时代的科学家奥斯特曾经诚挚地恳请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写一篇学术论文,阐述他的童话故事美学,从而使得这种“自然­精­神”成为其作品的意识基础。但这种针对艺术和科学的理论­性­书面综合,对于安徒生来说显然是略显过分的要求,因为19世纪20年代的学校教育已经让他感到无法忍受了。但是在作家的心中,对于这种意识基础,他的表达却更为­精­彩,而且更为自信———比如《害人鬼进城》的描述。在这个故事中,寻找童话故事的男人离开辽阔的海滩,走在步入森林的路上,突然,他大声惊呼:“泥土已经感觉到它了,每一棵萌芽的小草都会谈到它。童话是永远也不会消亡的!”

如果我们系统地追寻安徒生创作其文学作品的源泉所在,也许会不可思议地发现,在他的很多小说、戏剧、诗歌和童话故事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主要依据,甚至经常直接来源于其它作家的故事。安徒生只不过让他们的主题、人物和舞台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并把它们放到自己的作品中,同时,对它们赋予合于自身的艺术处理形式和合于深刻本原的结局。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安徒生不仅注重继承传统,而且还注意汲取同时代文学作品的­精­华,在创作于1840年的戏剧《黑白混血儿》中,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使用了“借用主题”这一说法。单从他的童话故事来看,我们可以用无数的例子来说明,安徒生是如何在古典、现代乃至同时期的世界文学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灵感。19世纪70年代早期,安徒生创作了一个迷恋热气球的故事《跳蚤和教授》,这个故事的素材直接来自于儒勒?凡尔纳的诸多小说,安徒生曾经读过很多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而且极为崇拜。在作家早期的童话故事中,比如《玫瑰仙女》和《顽皮的孩子》,就是以薄伽丘(14世纪法裔意大利诗人和作家)的故事和阿克那里翁(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抒情诗人)留下来的诗歌为基础而创作的。甚至像《皇帝的新装》这样脍炙人口、深受喜爱的故事———也许是我们可以展现给世界的最“丹麦化”的故事之一———其基本背景和情节也是来自于一本古老的西班牙中世纪童话故事集:《巴楚尼的50个故事》。安徒生在一个德国童话故事集中看到了这个故事,并马上触发了创作《皇帝的新装》的灵感。

童话故事从哪里来?(3)

这个西班牙童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国王和3个骗子的故事,3个骗子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编织工和裁缝。在环游世界骗取钱财的路上,他们提议为城堡的国王缝制一件衣服。这件衣服非常奇妙,以至于只有是其父亲生之子的人才能看到它。另一方面,那些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其父亲生之子,但实际上并不是的人,则不能看到这件衣服。因此,每个担心自己不是其父亲生之子的使臣和大臣都纷纷称赞这件看不到的衣服。但最后,骗局还是被揭穿。在安徒生的童话中,揭穿骗局的是一个可爱而勇敢的小孩,而在原来西班牙的故事里,却是一个非洲人,摩尔,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然后径直走向国王的游行队伍中对国王说:

“陛下,我一直没有机会认识我的父亲,这是我莫大的遗憾,但至于我的父亲到底是谁,我一点也不关心,因此,我才敢直言相告,陛下,你正在赤身­祼­体地骑着马在城里游行啊。”

在安徒生的故事里,作家并没有斗胆使用这个父子关系的骗局,这使得最初西班牙童话中粗俗和野蛮的部分略显削弱。出于礼貌,他在改编故事的过程中融入了其独特的天真风格。在安徒生的其它童话故事中,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创作于1842年的《养猪的人》中,作家便删去原作中的粗话。在后来一篇关于其童话小说的评论中,他对自己这样做的理由进行了解释:“《养猪的人》中的十几个情节来自于一些丹麦民间传统故事,我在儿时曾经听过这些故事,所以说,不可能因为尊重传统就原封不动地照搬。”

正是在古老的丹麦民间故事与传说、神话、寓言和谚语中,安徒生不断地为自己的童话故事寻找素材。安徒生对很多故事的改编都显示出,他不仅巧妙地利用了国外童话故事的经典作品,而且还发扬了本国民间文学的­精­粹,让这些民间文学在19世纪显得依然生机盎然。安徒生让民间故事这种艺术形式获得了重生,让那令人作呕的粗糙故事多了一分天真、一分­精­细的心理元素和一分哲学思想,更重要的是,赋予这些故事以语言上的文学感,从而彻底突破它们在原始表达形式上的界限。在无数丹麦作家中,安徒生空前绝后地为这些古老但却呆板的民间故事增添了诸多栩栩如生的细节。他为故事中的角­色­注入生命,使之成为更深刻、更具有个­性­的主体,从而让这些故事不再是传统单一维度的民间故事,这样,安徒生让所有的读者身临其境,去体验和分享童话故事中人物那无尽的悲伤和欢乐。

每一代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诠释前人留给他们的童话故事,正如《沼泽王的女儿》中鹳爸爸和鹳妈妈所说的那样。尽管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19世纪30年代以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有一点是需要记住的:这些童话故事并不是他最早创作的。19世纪20年代,安徒生发现,他正处在浪漫主义文学的中心,这种时代的思潮为童话故事的滋生提供了一块沃土。整个欧洲在19世纪初都对童话故事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人们热情地拥抱着那些几近被遗忘的古老民间故事和传说,寻宝似地把这些故事从农民那里收集起来,然后再带到沙龙里。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丹麦,这种流派正在变得非常时髦。最初的缘由并非是因为安徒生,而是源于越来越多的童话故事编选者,他们的故事来源则是古老的丹麦民间传统故事和较新的德国和法国童话选集,是他们最早看到了丹麦童话故事的曙光。童话故事被人们视为一种“异类”的艺术形式,海博格夫人、尼尔森夫人、罗森基尔德和颇受欢迎的路德维格?菲斯特等著名演员,都曾经在­精­英荟萃的场合朗读故事。后来,安徒生的作品也成为他们的一部分保留节目,而且在若­干­年之内,路德维格?菲斯特的主打表演一直是他的《皇帝的新装》朗诵节目。

浪漫主义的突破与创新也唤醒了人们对原始形式民间文学的认识,以及人们对民间传说的兴趣。德国作家、哲学家海德认为,古老的民间故事反映了人的内心真实世界,现在,这个思想已经相当流行了。存在于数个世纪并一直在农民中间口头传述的各种迷信传说和异教徒观念,突然开始被正统思维所接受,登上了大雅之堂。童话故事在上层人物中同样也颇受欢迎。人们不仅开始声称,农民的思想灵魂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童话故事、神话、传统和传说中,甚至宣称这些原始农民还是整个文化的基石。德国的格林兄弟收集和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并以农民那种特有的直白方式重述了这些民间故事,同样也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同时,英吉曼和亚当?奥伦施拉格等丹麦作家也出版了改编的民间故事集。后者在1816年创作了一部两卷的作品,名为《作家作品故事集》。在这本书颇具启蒙意义的前言中,亚当?奥伦施拉格表达了对这一文学流派的支持,并进一步捍卫了浪漫主义基本原则:“只有用想象力,才能真正地认识美丽。”

童话故事从哪里来?(4)

两年之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好友,切斯特?马赛厄斯?蒂勒开始收集丹麦民间故事,并在1818年到1823年期间,先后出版了4册故事集。19世纪20年代,当年轻的安徒生正在如饥似渴地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的时候,这些书一直是他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在安徒生最初的文学尝试———剧本《维森伯格的强盗》以及历史题材的《帕尔纳托克墓地的幽灵》中,就是受蒂勒作品的影响而创作的。同样也是在这10年期间,安徒生从1823年起也开始埋头苦读马赛厄斯?温瑟的作品———《丹麦民间故事》。在这本书里,许多故事的前景不禁会让我们联想起这样一幅景象:在漫长的冬夜里,我们坐在农舍的壁炉旁,农夫和农­妇­在屋里踱来踱去。

19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国外童话如巨浪一般涌入丹麦,其中包括格林兄弟翻译的《童话故事》、沙尔?贝罗的《鹅妈妈童话》以及约翰?卡尔?奥古斯特?穆塞斯根据其《德国民间故事》节选的许多故事。丹麦作家和批评家保罗?马丁?莫勒对这股浪潮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保罗?马丁?莫勒曾经提出警告,过多地阅读童话,将会诱使孩子进入一个梦幻的世界,并将导致这种虚幻在儿童的意识中占据过多的空间,让他们对自身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产生不健康的迷惑和混乱感。“在这种过于诗意的文学形式影响下,他们会变得更习惯于混淆自己所受到的教育,以至于他们的大脑会成为一个存放诗歌垃圾的房间,让那些所谓最受欢迎的故事塞满了他们的思想。”

1835年到1836年之间的这段时期,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带着他那特有的童话风格,步入了这个辽阔多彩的童话世界。他的故事突破当时作家在创作童话时所必须遵循的一切桎梏,以新的视角重新诠释了文学应该讨论儿童以及如何与儿童交流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位童话作家能够如此随心所欲地驾驭自己的文笔。与此同时,他完全唤醒了人们去运用童话,并通过改编去完善这些童话故事。在一篇童年时听到、但直到年迈后才写下的故事中,安徒生在开头中以极其优美的语言写道:“现在,我打算给你们讲一个我在小时候听过的故事,从那时开始,每一次当我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它似乎都会变得越来越美丽。”

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1)

包含着多种多样宗教、哲学、科学、艺术思想和向往的童话,以完全不同于19世纪上半叶其它文学活动的形式,反映着时代­精­神。如果看到索伦?克尔恺郭尔同样也对童话如痴如醉的话,我们也许会更真切地认识到这种观点的真实­性­。和贯穿于其作品的那些匿名好友一样,克尔恺郭尔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阅读世界上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童话———尽管他不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那样,是在童话中长大的。

在1837年开始的一次旅行中,这位22岁的神学学生曾经写道,每当他“厌倦一切、对生活感到厌烦”的时候,童话总会给他提供一种恢复活力、焕发­精­神的机会,即使是在悲伤的时候,也能让他找到欢乐。此时的安徒生正在确立自己作为一名童话作家的地位,而与此同时,年轻的克尔恺郭尔则正在想方设法地让自己摆脱这种艺术类型,他希望自己远离这种对其哲学研究影响越来越大的艺术流派。但是,他对于童话的兴趣以及童话所赋予他的快乐,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1856年,在克尔恺郭尔去世之后,他所收藏的大量书籍被公开拍卖,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近100册童话形式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说,和大量来自罗马尼亚、荷兰、匈牙利、爱尔兰和德国等国家的故事,藏品中还包括一册《一千零一夜》、格林和伊索的寓言、丹麦的民间歌谣以及大量有关童话和众多传奇人物的书籍,这些人物不乏唐璜、浮士德、亚哈随鲁、蒂尔?尤伦斯皮格尔———14世纪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云游者和故事作家,他的名字几乎遍布德国民间故事和轶闻。克尔恺郭尔所收藏的这些童话书籍并非是继承得到的,而是他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购买的。这些藏书包括几卷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尽管这位哲学家并不是它们的热情拥护者。事实上,他对于安徒生以及他的童话叙述方式一直极为不满,以至于在19世纪40年代,他曾经愤怒地声称,安徒生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童话:“为什么他不去专门写诗呢?他有一副好心肠,这就足够了……他的诗词的确是纯洁的,但他的童话呢!?”

这些话是在哥本哈根的腓特烈堡里说的,当时,克尔恺郭尔正在和自己的秘书———伊斯雷尔?莱文一起散步。为了进一步证明安徒生的童话过于感伤,克尔恺郭尔在这次散步时提到了一些低俗的传说故事,其中包括一篇名为《阁楼上的夜晚》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男人之间在­肉­体上的爱。另外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则是一位禁欲的隐士,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抑制自己的­肉­体需求。莱文在谈到这次散步的时候说,克尔恺郭尔一直在不停地说,最后,这位哲学家强调,童话故事所追求的方向就应该是这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比较大胆的作品。在这场口诛笔伐的诋毁中,这位哲学家的最后一张王牌是,安徒生只配写诗,不配写童话,“诗歌并不适合那些口里含着­奶­嘴的孩子或是尚未发育完全的女孩,它是为成年人所准备的。”

对于童话故事及其作者来说,如果按照这种完美的理想标准来衡量,安徒生及其写给孩子们和追求纯真者的故事显然是不符合条件的。但有趣的是,在这场关于童话­性­质及其目的的辩论中,克尔恺郭尔却显得极为激动。对于童话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克尔恺郭尔有着丰富的知识,同样,在儿童以及儿童生活重要­性­这一问题上,他与安徒生也都有相同的浪漫主义情结,这一点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克尔恺郭尔应该对《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这本书的基本­性­质具有敏锐的眼光。可克尔恺郭尔从来没有对安徒生童话有过任何欣赏之意。但是,就像他在1838年的Chu女作中所表现的那样,克尔恺郭尔对安徒生作品中的所有幼稚之处采取了一种蓄意的强硬立场,原因何在呢?他把自己的全部观点总结为这样一个­精­辟的标题:“哭哭啼啼的。”这仅仅是一种对“童话是什么”以及“童话作家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所存在的不同看法吗?或者说,难道克尔恺郭尔的批评表达了隐藏在两个男人之间、贯穿于整个19世纪40年代的对峙吗?

要回答这3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这位身材高大、体形瘦长的丹麦作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童话,而那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面孔英俊,但却身材矮小、略显驼背的神学学生还没有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无论是在学生社团或者音乐协会,还是在奥斯特盖德的咖啡馆、剧院,或者是克里斯钦港的海博格家里,这两个男人经常会不期而遇。但他们从未向对方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也从没有亲密到可以使用不太正式的“du”相称,或是留下彼此的地址。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太多不尽相同的地方,但是两个人在情感深处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孤独、对女人的畏惧、对童话的热情、对童年重要­性­问题的兴趣以及了解他人的渴望。

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2)

从他们的初次相遇开始,这两个上帝的宠儿便表现出对对方的敌视。他们都发现了对方的滑稽之处,甚至是荒谬。1835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通过各种间接渠道,了解到年轻的克尔恺郭尔对作品《坏小孩》及《阿格尼特和人鱼》的看法。1834年,这个剧本遭到了爱德华?科林以及其它一些人的批评,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阿格尼特的异母之兄———海明。剧本中的海明“作为一个男人而言显然过于温柔”。从1833年冬季到1834年期间,许多读过这个剧本的男­性­朋友都认为海明是一个“娇气、喜欢哭哭啼啼而又让人同情的爱人”。对于阿格尼特这个奇怪的两栖动物以及她的哥哥这个小人物,22岁的索伦?克尔恺郭尔则采取了一种近乎苛刻的观点。1835年,克尔恺郭尔在他的评论中写道,《阿格尼特和人鱼》是一部不幸的作品,因为阿格尼特和海明兄妹明显就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自己的写照。克尔恺郭尔说:

“有些作家就像那些试图通过暴露自身缺陷和畸形的乞丐一样,不择手段地借助于暴露自己内心的痛苦以达到吸引注意力的目的。”

于是,从1835年开始,克尔恺郭尔就已经走上了批评安徒生的道路,这也必将是他在以后继续走下去的道路,而他的意图则很大程度上在于把这位童话作家描绘成一个围着女人裙子转的哭哭啼啼的天才。在1835年写给导师保罗?马丁?莫勒的一篇评论中,克尔恺郭尔说,他正在找寻一个在伦理上更具有说服力、能对自己及其生活负责的作家,比如说,他至少能彻底把写作与作家本人分开。虽然酷爱用纸和笔来表达自己声音的克尔恺郭尔,对自己的这些评论似乎毫不负责,但就安徒生而言,这些批评也并非完全不符合实际。

1835年,也许是什么风声让克尔恺郭尔的批评传到了安徒生的耳中。但不管怎样,通过19世纪30年代中期学生社团组织的一些二流业余表演,安徒生对克尔恺郭尔的批评给予响应,他嘲笑了那些崇拜海博格和黑格尔、喜欢闭门造车、狂妄自夸的年轻学生。在这些场合,安徒生的直接攻击目标则是一个与克尔恺郭尔及其同党极为相似的男人。此时,安徒生正准备疏远这个以海博格为核心的群体,海博格一直誓死维护着黑格尔学派的保守思想,他在当时的丹麦文学界和戏剧批评领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海博格以前对安徒生还算有好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对安徒生新作品的美学特征越来越苛刻。在克尔恺郭尔———这位年轻而难以控制的神学学生身上,安徒生看到了一种典型的批评家,安徒生统称之为“成形刀具”以及“诗歌园里的铺路石”。和安徒生的内心一样,克尔恺郭尔强烈地渴望能成为海博格派系中的一员。正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克尔恺郭尔在1838年出版的Chu女作《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简直就是一部针对小说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文学###。他还在书中描写了海博格的老母亲,并且对她的文学作品尽情地吹捧,他希望能借此为契机,让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主流文学俱乐部中获得一席之地。

但是在1838年的秋天之前,也就是克尔恺郭尔以Chu女作来###安徒生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之前,安徒生就已经让年轻的克尔恺郭尔怒不可遏了。主要原因是安徒生在1838年5月发表的一篇童话故事《幸运的套鞋》。当时,克尔恺郭尔针对安徒生最新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发表了一篇文章,但还没有入选到海博格的出版物《珀修斯》中,这本杂志是哥本哈根社会各界名流不可缺少的一份刊物。从文字上看,安徒生尖锐地指出,克尔恺郭尔对这个故事的一知半解,具体体现在“书记员的变形”一节中。在这篇童话里,作家向读者讲述了一只奇异的鸟儿,它总是晃动着自己的头,故作深沈地喋喋不休,鸟一样的发型和鹰钩鼻子,让这只鸟变成一个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源头。在这里,安徒生似乎是在通过这只不甘寂寞的大鹦鹉和金丝雀来影­射­克尔恺郭尔。而对于这样一只擅长“讽刺、讽刺、还是讽刺”、总是在喋喋不休嘀咕着“现在就让我们成为明智的人”之类人生哲理的大鹦鹉来说,城里的很多人都持有赞同的态度。对于像年轻的索伦?克尔恺郭尔这样的海博格的学舌者,一直坚信动物与人之间息息相通的童话作家完全能做到应对自如,至少在书面上是这样。据说,当这位神学学生还在读书的时候,他那“辩证”的舌头就从不停止。就像安徒生在他的故事里所写的那样:“所有让金丝雀尖叫的事情,都像它的叫声一样,令人费解。”当然,安徒生是绝不会像这些鸟一样的。

1838年夏天,克尔恺郭尔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抨击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小说家身份。在这些文章里几乎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分析,而是充斥着对作家的###。这种形式的变化,即使是编辑海博格也无法接受。不管怎么说,克尔恺郭尔的文章没有出现在《珀修斯》上,显然,这位作者不得不马上寻找另一位新的编辑和发行人。最终,直到克尔恺郭尔做出对这个小作品自负盈亏的保证时,同样作为安徒生作品发行人的赖策尔,才心甘情愿地出版这本评论­性­书刊。问题解决了,克尔恺郭尔也满意地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3)

这本80页的《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最终于1838年9月7日出版。书中截取了安徒生的故事《开门钥匙》中的部分内容,这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充斥了“与日俱增的仇恨”,但是,它在很多方面又不同于克尔恺郭尔一贯尖刻的批评,从《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这个让人迷惑不解的标题,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这个半死不活的尚存者到底是谁,而他的这些作品又是什么呢?它们到底是文章本身还是它的对象———安徒生的小说呢?或者说,实际上指的是索伦?克尔恺郭尔这个曾经在1837年到1838年期间,因为周围亲朋好友相继逝去而备受打击的人呢?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个标题是跟少数知情人开的一个善意的玩笑。也许克尔恺郭尔在克里斯钦港的莫勒家中听人提到过安徒生类似的一本趣书,这些知情人当时也有所耳闻吧。在许多场合下,莫勒都愿意谈论安徒生是怎样一个古怪、幼稚而又顽固的家伙;这位作家总是随身带着一小册手写诗集,而诗集的标题同样也标新立异:“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诗。死于1828年。”1838年,克尔恺郭尔写了一篇关于安徒生的文章,他在文中认为,安徒生不仅写不出象样的剧本、小说或是童话,还在学生社团中大肆取笑那些哲人圣贤。当时,克尔恺郭尔正在冥思苦想,希望能为这篇文章起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事实上,他完全没有必要为此煞费苦心了,因为从他已经选择的标题———《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来看,对于这场由克尔恺郭尔发起、永远也不会有结果的哲学闹剧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但是,就克尔恺郭尔的批评来说,其真正的基础何在呢?他为什么不能忍受《只是一个提琴手》或者这部小说的作者呢?而对于安徒生———他不仅留下了作品,同时也留下了不计其数让人评头论足的把柄———来说,这种批判不过是新手对于老手常有的看法。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克尔恺郭尔放在一边,去冷静地思索一下,安徒生在1835年、1836年以及1837年发表的这3部小说中,到底表达了一些什么呢?尽管每一部小说在构架文笔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且它们在情感上也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但是,它们却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两种­性­别取向共存于同一人的身上时所带来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提到的,如果读者读过《即兴诗人》、《》以及《只是一个提琴手》的话,就可以看到存在于这3部作品中两­性­之间激烈的斗争,尽管斗争的方式截然不同,但的确在某些方面有所相似,而3个男主角之间又都和作者存在着某种类似之处。这是关于一场­性­别之间的争斗,我们不妨引用克尔恺郭尔对《只是一个提琴手》所作的一些尖锐批评:这场抗争最终以“软弱无力的大男子主义”屈服于“不屈不挠的女­性­气概”而告终。对于安徒生在1835年到1837年期间创作的这3部教育­性­小说,尤其是《只是一个提琴手》中所阐述的雌雄同体问题,年轻的索伦?克尔恺郭尔则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如同他自己所言,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通过生活中的各种语法事例来彻底抨击安徒生”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克尔恺郭尔已经发现了安徒生­性­格中所具有的女­性­气质。这一点清晰地体现在几篇语言极其华丽的文章中,这些文章的用词之奢华,以至于读者如同身处深奥无穷的语言迷宫之间,只有遍读错综复杂的Сhā入语和注释,才有可能领会到他的批判方式原来并不难理解。实际上,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如同爱德华?科林恰如其分的评价所描述的那样,并不是一个思想者,更不是一个沈思者———也许恰恰符合克尔恺郭尔那略显微妙但实际并不微妙的暗示。

至于克尔恺郭尔对于《只是一个提琴手》提出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安徒生在生活和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虚弱,冗长的行文之间,充满了傲慢和救世主般的姿态。当克尔恺郭尔开始描述比自己年长8岁的安徒生生平时,竟然歇斯底里地用到了“单身汉阶层”这个词。很不幸,这个词确实没有错,尽管它同样也适用于单身汉的克尔恺郭尔,但后者显然更年轻。不过,相对而言,安徒生显然更容易成为其它问题男人的目标———他们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地借安徒生来掩饰他们自身在男­性­气概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克尔恺郭尔早已经意识到,安徒生也并不是完全孤立无助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安徒生并非如此危险,根据我的观察,他的追随者包括一个由一些志愿者所组成的唱诗班,还有几个到处流浪的美学家,他们声称永远忠实于安徒生。”

克尔恺郭尔在这本书中还从审美和道德方面对安徒生提出了批评:不要纵容自己的生命在同­性­情感中无端的“耗尽”,正如同安徒生的作品《只是一个提琴手》中的男主角克里斯蒂安所遭受的命运那样无法避免。克里斯蒂安的世界观是悲观的,是一种任命运摆布的看法,而这种观念恰好符合克尔恺郭尔在几年前针对另一个软弱的男人所批判的一切特征———安徒生的戏剧《阿格尼特和人鱼》中的海明。克尔恺郭尔不可能接受这种在安徒生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缺乏男子汉气概的天才。但这种天才的概念却与安徒生本人软弱无力的个人角­色­并不矛盾。按照克尔恺郭尔的观点,一个天才不应该放任自己,而是应该通过自身意志的力量来鼓舞自己:“天才绝对不是一阵微风就能吹灭的微火,而是能在暴风雪中让自己熊熊燃烧的大火。”当他对安徒生作为一位作家和一个人的身份而发起暴风雨般猛烈攻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阐述应如何做到这一点。

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4)

在克尔恺郭尔的全部批评中,经常被忽略、但却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他第一个指出:存在于安徒生作品中的弛缓和软弱完全是由于作者在­性­别上的混乱。他写道,这位作家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中间地带”,他的全部世界被深深地分割为一个内在的先天世界和一个由后天环境所决定的世界。安徒生在爱情和­性­别方面存在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真正根源。不管怎样,这个信息的确是世界文学中最具有戏剧­性­的一个片断,索伦?克尔恺郭尔把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比做一个雌雄同体的植物:“我们可以把安徒生的天赋比做那些雌雄同体的花。”

克尔恺郭尔在他的其它许多文章中,也多次提到安徒生在生活中存在的雌雄同体问题。例如,在最早的一篇文章中,他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动植物王国的奇异景象和概念,人们猜想,这个概念应该是用来指出安徒生的双重­性­别。克尔恺郭尔把一只蝌蚪推上了舞台,即所谓的蛙属蟾。人们认为,在远古时代,这种动物肯定经历了一个与青蛙相反的成长过程,最终变成了一个小蝌蚪。通过这种长着青蛙腿和蜥蜴尾巴的两栖动物,克尔恺郭尔形象地描述了一种动物———用隐喻的方式来说明一个人———是如何越来越远地偏离正常、合理的发展轨迹。克尔恺郭尔对这种动物学现象的运用,无疑是和他1835年看到的《阿格尼特和人鱼》联系在一起的。如同我们所提到的那样,对于安徒生笔下那只名为阿格尼特、似是而非的青蛙,他是根本无法接受的,而这只青蛙一半在水中,一半在陆地的生活则同样让人怀疑。克尔恺郭尔利用动物作隐喻的手法并不是凭空而来,正如他在几年后的《恐惧的概念》中所强调的一样,在这本书里,他再一次利用蛙属蟾来暗示某种违背自然规律的东西,只不过他这一次所谈论的是那些堕落、退化的孩子。

永远的对手(1)

这不是索伦?克尔恺郭尔的第一本书,也不是第一本特别纯粹针对安徒生作品的书。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如此彻底地公开评价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为人。9月6日,当安徒生听到这些批评时,他当然会感到震惊。该书出版的几个月前,安徒生曾经在奥斯特盖德与克尔恺郭尔偶然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他当时已经对这本书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这本书将是一篇相对较为积极的评论。但是在出版的那一天,他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1838年8月30日———也就是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前一个星期,安徒生在日历上所做的标注显示,他正在为此而日渐焦虑:“对于克尔恺郭尔这篇尚未发表的批评,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剧痛。”

如先前所提到的那样,《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里的批评,以及克尔恺郭尔对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厌恶,看起来似乎让人感到很吃惊。像克尔恺郭尔这样博学和理智的人,他对公正的基本认知居然会在某些方面如此有失公允,甚至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似乎已经完全被狭隘的思想和嫉妒所吞噬?无论如何,在1838年克尔恺郭尔抛出自己的批评时,两个人之间的敌对状态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作家与哲人之间则一直在进行着你来我往的相互攻击。这两个人比他们同时代的其它任何人都更能阐明和描述“浪漫主义者”,但他们却都没有看到,或者愿意承认彼此之间的诸多共同之处。他们不仅在童话故事中分享着欢乐,而且也都期望着成为作品里的引诱者,他们都信仰个人主义,也都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两个人都在痴情地阅读着彼此的作品,但却都不愿意承认这种倾心。在此期间,甚至是在克尔恺郭尔去世之后,出现在安徒生日记中的一些标注都可以表明,他经常阅读这位哲学大师的作品,尽管几乎都是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阅读的。安徒生在日记中并没有显示出重视和热情,而只有一个简短扼要的记录:“阅读了克尔恺郭尔的作品”,这几乎像是一段墓志铭,但事实上这并非完全是安徒生的本意。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第一次对克尔恺郭尔做出严肃而认真的回应,是1840年5月13日在皇家剧院上演独幕剧———《一场户外喜剧》的时候。这部戏剧的副标题是“根据一部古老的喜剧而改变的独幕歌舞剧:‘违背自己意志的演员’”。安徒生抓住这个机会,直指克尔恺郭尔写于1838年那篇评论中自命不凡的副标题:“由克尔恺郭尔违背自己意志出版”。这出戏剧的主人公是一个以各种男­性­角­色­伪装自己的流动剧院经理。剧中,一个聪明绝顶、但却愤世嫉俗的傻瓜理发师,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对世界感到沮丧、但最终却在哲学的指引下,找到让自己独善其身之道的人!我是剧院理发师!”

人们所见所闻都表明,在这位充斥着哲理思想的理发师口中,安徒生已经对两年前克尔恺郭尔说他“只是一个骗子”的批评做出了有力的响应。《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中推理部分的众多语句,被直接搬到安徒生的喜剧中。例如:“我是一个理发师!这几个词会告诉你一种概念,它彻底否定了生活中的各种语法规则,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不快乐。我们的艺术已经衰败了!”

随后,安徒生通过一位对这段话一点不懂的农场工人弗朗茨,用非常愉悦的手法嘲讽了那位认为现代艺术不过是糟糕的剧院理发师。一团迷雾的农场工人问道:“你难道不能直接告诉我,你在想什么吗?”尽管剧院理发师试图希望告诉他,让对方感到“混乱”的只是自己这种说话的方式,但弗朗茨却依然百思而不得其解。最后,那位农场工人不得不恳求:“告诉我,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而等待他的,也依然是另一番警告:

“我想怎么样?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最值得尊敬的人物心中,意志常常是一种我们可以看到的表像,正像我们在黑格尔那从一无所有开始的伟大尝试中所看到的那样。”

毫无疑问,这是最糟糕的一派胡言乱语,它让索伦?克尔恺郭尔在这个文学舞台上一度感到不知所措。在开始近东长途旅行之前的几个星期,安徒生做出这番还击。克尔恺郭尔马上做出了响应,但他的反应不管有多么的激烈,却始终停留在文字的攻击上。随后,他又把这些愤慨的严词夹杂在自己的其它各类文章中,但甚至到了今天,这些词句似乎还在因为愤怒而颤抖:

《且慢,安徒生先生》,这是克尔恺郭尔为自己的回复所起的标题。在这篇文章中,克尔恺郭尔用最浅显易懂、但对于这位哲学家而言却相当不寻常的语言,把那位童话作家批驳得更为荒诞可笑,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聊之徒。只是在接下来的长篇大论中,克尔恺郭尔才逐渐恢复了自己特有的晦涩难懂的语言:“安徒生,作为一名作家,他把一切哲学及更高层次学者形态中最消极、垄断­性­的部分集于一身。”至于在1838年最早对安徒生进行的攻击,他指出:

永远的对手(2)

“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去捕捉一个混乱模糊、令人难以琢磨、以作家身份出现的安徒生———这个人存在于他所有错综复杂、蜿蜒曲折、牵强扭曲的作品中。”

在克尔恺郭尔看来,这个“闻名欧洲的安徒生,尽管他即将踏上胜利的里程,但对于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却是毫不相­干­”。但是克尔恺郭尔也没有把针对安徒生的尖锐抨击公布于众,相反,他居然把自己的回击封存在一个抽屉里,直到有一天———大概是1843年———当这位哲学家突然收到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新童话》。这本书中的题词似乎是一个和平信号,同时也对克尔恺郭尔的著作《非此即彼》表达了真挚的谢意,安徒生阅读了这本书,并对此书给予高度的认可,因为他在里面所看到的自己远比他愿意承认的更为透彻。安徒生在题词中写道:“你或许认同我的作品,或许不认,但是你的剖析是毫无畏惧的,这就是最可宝贵的东西。”索伦?克尔恺郭尔并没有因为安徒生出人意料的友好姿态而感激他,直至若­干­年之后的1849年,他才第一次亲自寄给安徒生一册《非此即彼》,显然,安徒生从来没有想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竟然会出现这种兄弟般的来往。于是,他立刻回复:

“亲爱的索伦?克尔恺郭尔!我已经收到你寄给我的《非此即彼》,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我感到喜出望外,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惊喜;我从来没有想到,你会如此真诚地为我考虑,而现在你就是这样做的!上帝会因此而为你祝福!谢谢你,太感谢了!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阅读了你的书,你忠诚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尽管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第7章里试图淡化他们之间的敌对关系和竞争关系,但两个人之间并没有出现更深层次的和解。事实上,他只是力图在对待克尔恺郭尔1838年给予他的人格攻杀上表现得轻松愉快些:

“人们还开玩笑说,只有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读过整本书;也就是说那本《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我记得这本书里说过,我并不是一个作家,而只是从我所在群体中逃离的诗人,而未来作家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我送回到原来的那个群体,或是把我作为一篇文章的一个人物,也就是他所创造的那个我的补充!后来我才真正对这位作家有了更深的理解,很多年以来,他一直真诚而理­性­地看待着我。”

但是在内心深处,安徒生对于1838年索伦?克尔恺郭尔的那篇残忍的批评,却一直没有予以赦免。1855年,在这位哲学家去世之后,安徒生一直在用心良苦地去通过另一个人的嘴,来批判克尔恺郭尔,例如创作于1857年的小说《生存还是毁灭》中的埃丝特,尽管她“钦佩那些有天赋的人,但是对于穿越语言的漫漫征程而到达思想的圣殿却感到越来越厌倦,对于她而言,这样的路途太漫长,而她所发现的思想之苗却还没有发芽。”

无论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还是索伦?克尔恺郭尔,两个人的生命中都饱含着对童话故事的热爱,他们同样关注着童年以及童年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人似乎并不像他们在对抗以及相互揭短、相互诋毁中所表现出的那样老死不相往来。很多人都曾经指出,在1838年那些情绪低落的日子里,克尔恺郭尔对安徒生的评价实际上要远远高于他的表现,这一点是英吉曼第一次指出来的。在他的第一本书结论部分,这位哲学家以令人费解、略带修辞的方式承认,和从前作为一位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相比,作为一位读者,他在这本书中,完全是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安徒生进行着评论。用英吉曼的话说:

“也许他(克尔恺郭尔)对您的评价比他所承认的要高得多。我相信,尽管结论部分的语调有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压制,但仍然暗示着一种友好的姿态。但是,在大声对一个人责难的同时,又在耳边小声承认自己的赞扬和认同,一方面用公开的文字表达自己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在用无形的笔墨书写自己的感谢和赞赏,这显然是一种思想狭隘、有失公允的做法。我希望他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改变对待你的方式,就像从前在你耳边低语那样真诚地大声说出心里话,让那些无形的文字真正见得天日。他对你的读者和他本人的读者以及你和他自己所亏欠的,也不过就是这一点。”

在英吉曼写给安徒生的这封充满理智和宽慰的信中,他在字里行间所要求的,不过是让克尔恺郭尔纠正“他所失去的那一半观察力”,比如说,如果进一步了解《写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这本书的话,克尔恺郭尔也许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观点,而克尔恺郭尔却从来没有这么做。但是,要结束这个发生在幸运作家与霉运哲学家之间纠缠不休的故事,我们还需要看一看,针对如何给孩子们讲述故事的技巧,克尔恺郭尔在1837年写的一篇文章是怎样构思的。当时,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已经出版了9卷。克尔恺郭尔撰写这篇文学专著,部分原因是反驳他的导师保罗?马丁?穆勒,并对他关于过度阅读神话会有不良后果的观点提出异议。事实上,克尔恺郭尔的这篇文学专论一直没能最终完成。克尔恺郭尔认为,对于孩子来说,他们需要的只是神话和优秀的童话故事,而不是“诗一样的格言”。同时,他又提出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童年在人生当中是否具有独立的意义?”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实也正因为如此,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世界才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出现在孩子们的面前。

永远的对手(3)

穆勒曾经警告说,不要给孩子灌输一些虚幻的故事,这样会让他们在漫无边际的童话世界中误入歧途,与此相反,克尔恺郭尔则主张用童话和传说去充实儿童的心灵。当然,苏格拉底式的童话可以唤醒儿童求知和探索的欲望。“重要的是,以各种方式把诗和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培养他们锻炼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克尔恺郭尔写道。他强调,没有必要去刻意回避童话故事,因为童话故事可以为儿童与生俱来的畏惧心理创造出一个空间,而这种畏惧心理则来源于儿童所固有的生动的想象力。克尔恺郭尔认为,童话具有心理上的净化作用。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一阶段里,孩子们需要通过童话中的刺激和紧张来表现和释放这种内在的恐惧,这是任何一个儿童都无法回避的人之常情。而克尔恺郭尔的处方很清楚:“神话和优秀的童话故事就是孩子们所需要的!”

正是凭借这种童话故事具有治疗作用的观点,索伦?克尔恺郭尔预见到了纯粹的现代儿童心理学学派,而许多年以后,布鲁洛?贝特尔海姆等人则成为这种学派的代言人。这种学派的宗旨是,童话不仅有教育和培养作用,而它所包含的救赎­性­词句还可以让孩子们的情感得到释放。克尔恺郭尔认为,我们现在送给孩子们的童话既不能老掉牙,但也不能过于甜蜜。故事的讲述者不应该是一个和蔼的老大叔,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去激发孩子们“焦虑不安”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只能用田园诗般的废话哄孩子们昏昏入睡,他们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些暂时哄孩子开心一下的浅薄内容。

在克尔恺郭尔的眼中,安徒生的童话过于幼稚和情绪化。从他在1837年有关童话的论文草稿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徒生是这样一种存在于克尔恺郭尔噩梦中的童话作家:“那些高大的人竟然是如孩了般的天真和幼稚,他们几乎要不择手段地去证明,自己的胡子永远不会长到必须剃掉的程度,于是,他们就能让自己永葆青春。”克尔恺郭尔在文中写道,这些讲故事的人并非是以一种和谐的方式结束其童年时代,而是在不遗余力地假扮孩子。他们不仅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孩子,甚至他们还装出一副孩子说话的口吻,如果所有成|人都立即像孩子那样去说话和写作,也许会让他们更加欣喜若狂。毫无疑问,在克尔恺郭尔的脑子里,童话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就是一个这样的讲故事人。“看到这些孩子般的高大男人满地蹦跳,和可爱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木马,听着他们讲述着让人昏昏沉沉的有关‘天真而快乐童年’的故事,那种感觉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所有这些在文学和哲学思想领域出现的争论,并没有让安徒生受到什么真正的影响。1838年秋天,他出版了一本新的童话书,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一句话:“现在,我就会告诉你!”他的语气丝毫没有退让,他已经为《甘菊》、《坚定的锡兵》和《丑小鸭》这3篇童话将会受到的驳斥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些童话里绝对没有把孩子升华到天使的层次。相反,它们让孩子们的手中握着一把小刀,让读者看到,在孩子们的天­性­中,隐藏着怎样的残忍、目光短浅以及任­性­。对于克尔恺郭尔以及其它对安徒生作为一个童话作家的道德水平和勇气抱有怀疑的丹麦批评家来说,《写给孩子们的童话故事》的第4册彻底让他们显得无地自容。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安徒生又出版了《没有画的画册》。这是一组和月亮有关的小故事,月亮扮演的角­色­是天上的舍赫拉查德,如果云允许的话,月亮每天晚上都要凝视着顶楼里那位穷困孤单的艺术家。他站在顶楼里,可以看到工厂的烟囱和远处的荒野,那里记录着曾经被他抛弃、现在又让他怀念的往事。月亮用自己在俯瞰“地上的洪流”、穿越夜空时所经历的一些小故事来安慰这位年轻人。利用文字和诗词的力量,月亮把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展现在小伙子的眼前。在18世纪40年代,安徒生又为这本书续写了最后一首诗———《第33夜》,在这部分里,月亮———也就是安徒生———让读者认识到人类开创新纪元的原始力量。在这部分的开始,月亮就表达了自己对儿童的无限热爱,他认为孩子让他自己感到了乐趣和自然的魅力。他还告诉那位年轻的艺术家,在孩子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喜欢坐在天上看着他们:“一个光滑的小圆肩头先从衣服里冒出来,接着,手臂也露出来。有时,我还会看到他们脱下袜子,露出一条可爱、结实的小白腿,接着是让人垂涎的小脚丫,让人情不自禁地想亲一下;于是,我吻了一下那只可爱的小脚丫!”

在如此宁静安详的深夜里,月亮选择了一个能代表着地球未来生命的孩子。在一个孩子成群的大家庭里,窗帘依然没有被拉上,孩子中间有一个4岁的小女孩,她对祷告很是在行。当其它孩子在后院玩弄着椅子和玩具、大声吵闹的时候,女孩的母亲坐在她的床边,静静地听她做完祷告。突然,母亲打断她,让女孩重复一下她在“请赐给我们每天吃的面包吧!”的后面加了些什么话。这个小女孩满脸窘迫地抬起头看着母亲,她请求妈妈不要生气,自己只是怀着虔诚的希望让祷告更完美:“在面包上多放点­奶­油吧!”

永远的对手(4)

此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每天的面包上已经开始不缺少­奶­油了。1838年,他获得了由腓特烈六世授予的终生养老金。在此之前,他一直斡旋在一些当权者中间,说服他们在国王面前为自己美言。1837年12月,安徒生给热衷于诗歌的意大利总理大臣朗茨?博瑞登博格伯爵写了一封长信。此前,这位要人对这位创作《即兴诗人》的作者一直情趣颇浓,并且在纽哈温接见了他。现在,安徒生则需要设法说服这位大权在握的人支持自己的事业:

“我一生的幸福,我未来的一切的事业,都掌握在您的手中;我知道,您曾经在很多人面前为我美言过,您一定要把这些话告诉国王!请不要拒绝我的恳求!如果您相信我的内心无比烦躁激动的话,那么就在国王陛下面前说说我的事情吧。这也是我唯一一次请求您的恩赐。我不会让您失望,我只能给您带来更多的荣耀,上帝保佑,您一定会得到回报的!……我一生的幸福都决定于此。请把我的请求转达给国王吧,上帝保佑,您绝对不会为我而失望的!……此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这位好心的伯爵不可能、也不愿意拒绝安徒生,在许多年后创作的《我的童话人生》中,安徒生依然铭记着朗茨?博瑞登博格伯爵在1838年所做出的高尚之举。但是,安徒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没有提到这封信,他只是说,他当时正在纽哈温旁的住处,总理大臣拜访了自己,并当场向他许诺,从今以后,他将成为一位忠诚的朋友和积极的支持者。事实证明,这位伯爵大人也的确是这么做的。1838年,腓特烈六世宣布,向安徒生每年发放400银币的终生津贴。正如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第7章中所说的那样,突然之间,他开始不再依赖自己在哥本哈根认识的那些人了。他可以重新拿出自己心爱的七里格靴和那只会飞的箱子整装待发。在安徒生的一生中,一个盛大而充满冒险的篇章即将展开,尽管在一年之前,安徒生还在考虑着由国库中向作家拨付永久­性­津贴是否有希望,在写给亨丽埃特?汉克的信中,安徒生谈到,人们不应认为这点­棒­禄意味着他即将考虑自己的婚姻:

“只有每年能得到1000银币,我才有胆量去爱一个人,而只有每年能得到1500银币的时候,我才有胆量去结婚;即使能达到一半的水平,年轻的姑娘就会被其它人夺走,而我只能成为一个衰老而枯败的单身汉。那是多么可悲的未来啊……我可不想走到那一步。我永远也不会富有,永远也无法感到满足,永远也不会去恋爱!”

海外游历(1)

“真主是伟大的!”作家喃喃低语着。此时是1841年的5月,他正航行在黑暗和泡沫四溅的马尔马拉海上,准备前往君士坦丁堡。汽船的新月旗下有几位头戴面纱的­妇­女,身着丝绸、天鹅绒和皮衣,几个躺着的男子抽着水烟,戴着土耳其毡帽,身穿摩洛哥羊皮衣。其中有个又高又瘦的外地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只红腿大嘴的瘦鸟,这种鸟每年秋季从北方飞来,春季又离开希腊基克拉迪群岛和尼罗河。

他坐在甲板中间,全部家当紧紧地放在他那又大又笨拙的“羽翼”下,其中有手提箱、帽箱和一只螺旋大手杖。

他穿着极不舒服的紧身套装,裤角整齐地塞在一双大靴子里,不时摘下大礼帽,与周围的人打招呼。他说的话对于那些讲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人来说,听起来就像是鹳嘴里发出的劈啪声,或是远处一种模糊不清的声音。大家都大声而热情地响应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这个外地人没有安静地坐在那儿,而是在衣袋里到处乱翻,突然找到一张纸,上面写着几首诗。他把纸拿给一个英俊的波斯小伙,小伙把这张写有奇怪字母的纸捻了捻,翻了过来,然后耸了耸肩。

一个好奇的近东小女孩走了过来,想读懂这些怪符号。作家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女孩光亮的黑发梳成两条辫子,垂在双肩上,中间装饰着叮当作响的金币,头上戴着一顶金­色­的帽子,像是初升的太阳一样闪闪发光。

她的名字叫朱莱卡,作家很快就忘掉了马尔马拉海上的滔天巨浪、轮船的左右摇摆和对轮船沉没的恐惧。他叫来一名服务员,要了免费供应的甜果酱。果酱装在一只玻璃碗里,亚洲女孩很快就把它吃得­干­­干­净净,舔了舔嘴­唇­,然后就消失了。不一会儿,她又出现了,手里拿着她最宝贵的财产:一只土耳其小杯子,外形像一匹马,马的两只耳朵后面还各有一只小鸟。

除了这位童话作家,还会有谁对这种传说中的动物感兴趣呢?

如果能讲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他马上会给朱莱卡讲一个头上长有宝石的蟾蜍的故事。可是在这艘挂着外国旗帜的轮船上,因为语言不通,他没有什么童话可讲,只能讲一些眼前能够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他看着小女孩,开始讲了起来:

“它的头特别圆!外面隆起来的叫做鼻子,一边特别陡。这里我们能看到两个很深的洞,洞里经常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无疑,它们就是一些活火山。旁边是长长的喉咙和叫做嘴的深渊,深渊的边缘是可爱的红­色­珊瑚,如果我们爬上去,就会发现有两排白­色­的、非常漂亮的悬崖峭壁。鼻子和嘴的两边是两片迷人的土地,起伏不平,上面撒满了玫瑰花。如果我们爬到高处,便会发现两片奇特的湖水,湖水清凉而略带咸味,而且在不停地闪动,有一种奇妙的能力,因为如果你盯着它们看,就会有种怪怪的感觉,好像是看到了整个­精­神世界,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喜悦!湖旁赫然耸立着一座高山,山上拥有神奇力量的仙女正在建造‘想象’与‘理智’。里面是­精­神世界:记忆悬挂着巨大图像,­精­致的魔镜中显现着人类的全部生活,人们内心的梦幻像长翅膀的小动物飞来飞去,上帝和理智的圣坛也摆在这儿。如果离开这座高山,继续我们的旅程,便会来到一座茂密的森林,但是就连地理学家也不敢进去,因为他们生怕在这座广袤的森林中迷失方向。”

作家低头看了看静静倾听着的朱莱卡,“现在把你的嘴和眼睛给我吧!”他的手比划着,做出好像要去摘她眼睛的样子。小女孩摇了摇黑辫子,笑着,手指着大海。轮船已经进入平静海域;远方,亚洲海岸若隐若现。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1840~1841年的东方长途旅行中,经由陆路和海路穿过欧洲,到达罗马和那不勒斯,并在那里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他继续坐船通过墨西哥海峡以及神话传说中的锡拉岩礁和卡律布迪斯漩涡,这两处是以《奥德赛》中著名女妖(锡拉女海妖和卡律布迪斯女妖。———译者注)的名字命名的。她们隐藏在浓雾中,长着尖尖的毒牙,卷起漩涡,将靠近她们的一切吞噬殆尽。安徒生顺利通过险要,继续向前穿过地中海,前往希腊。在雅典稍作停留后,他穿过达达内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前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作家强烈的好奇心和开阔视野的愿望再一次征服了恐惧,独自一人继续荷马史诗式的旅程,穿过黑海,到达罗马尼亚的达康斯坦莎附近海岸。从那里,他搭乘封闭邮车,改由陆路前行,之后坐船沿多瑙河一路向前。当时,多瑙河所经国家几乎无一例外连年内战。安徒生乘船经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再一次到达中欧;在维也纳、布拉格、德累斯顿和汉堡做短暂逗留后,他最终或多或少有些不情愿地回到了祖国———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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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游历(2)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段非常漫长和危险的旅行,行程长达数千公里,之前没有一个丹麦人做过这样的事。旅程结束后,作家将自己厚厚的、详细的旅途日记写成了一本游记,而这次旅行就像游记里“君士坦丁堡”一章关于穆罕默德的一篇小童话中所说,“月亮­阴­晴圆缺了9次”才结束。游记从1841年5月开始记起,当时安徒生正在当地城市的市场里漫步,而当地人则在为他们的先知祝贺寿辰。

这本游记名为《一位诗人的杂货店》,其中有许多关于生死的譬喻。这本史诗­性­的游记长达400页,围绕着一系列新生似的场景展开。在这些场景中,作家要穿过墨西哥海峡、达达内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狭窄通道和涌动的暗流,在沿多瑙河到达塞尔维亚境内时,则要穿过奥萨瓦和德伦科瓦之间的铁门峡谷。有些地方可以用古老的拉丁谚语来形容:“你这边想避开卡律布迪斯漩涡,那边就会撞上锡拉岩礁。”上面提到的这些地方都与水有关,在游记中被形容为人生的十字路口,作家面临着生命危险,但每次“这个时代感觉敏锐的旅游家”都选择了冒险。

《一位诗人的杂货店》描写的都是海上、湖上和河上的见闻,在安徒生的游记中是不多见的。这本游记可以看作是关于一个北欧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的故事,这位艺术家先是逃往南方,后来在东方获得新生,但在回国途中一想到祖国越来越近时便又产生了一丝恐慌:

“我们眼前是绵延不断的稀疏树林!清晨的空气感觉又闷又热,并不像地中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阳光灿烂。我似乎在一个沈闷的、温暖的夏天回到了家乡!我的旅程现在结束了,沮丧停留在我的心头,有一种可怕的事情将要来临的征兆!在小小的丹麦,天才们紧挨着站在一起,互相推搡着,因为他们都想获得自己的空间。对我来说,人们看到的仅仅是我的缺点!我的返乡之路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我知道,在我到达港口之前,滔天巨浪会向我的头顶砸下来!”

这段漫长旅程的目的地之一是君士坦丁堡,安徒生曾经带着强烈的兴奋与向往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根据他日记中关于1841年的一段,他在这座传说中的城市停留的时间是4月25日到5月4日。然而在游记中,作家的这段停留时间带有某种强烈的感官和神话­色­彩,简直就和《一千零一夜》一样。君士坦丁堡成了游记焦点,它曾经是阿拉丁洞|­茓­的所在地,深深地扎根于横跨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从这座城市中,安徒生获得了一笔财富,这笔财富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全部价值。直到他返回哥本哈根几年后,这笔财富所包含的价值才变得明晰起来:一串由童话构成的珍珠出现了,其中包括《睡魔》、《玫瑰仙女》、《放猪的孩子》、《荞麦》、《天使》、《夜莺》、《心上人》、《丑小鸭》、《椴树》和《雪女王》。这些故事都是安徒生从东方回来之后写的,但直到1843年,安徒生才意识到他的生活与工作发生了决定­性­转变。在写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他谈到了这种感觉,并说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我认为,我会为自己做出写童话的决定而感到高兴的。当然,我最初所写的大多都是儿时听过的,只是用自己的风格与方式将其重新讲述了一遍。但我自己创作的,如《小人鱼》、《鹳鸟》和《甘菊》,都获得了一致好评,也让我在想象的空间里自由驰骋!现在,我是从自己的心里讲故事:先是抓住一些成年人的思想,然后给小孩子讲出来,同时提醒自己,孩子的父母也许也在听,也要让他们有所感悟!我的材料极为丰富,比写其它题材的作品多得多。我有种感觉,似乎每个篱笆、每朵小花都在说:‘看着我,你就会写出我的故事。’如果我愿意,那我心中就有了一个故事!”

对安徒生来说,近东的这次旅行就像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他童年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当鞋匠的父亲在漫长的冬夜里会给他大声朗读《天方夜谭》,这个天才的小男孩被大鹏、阿里巴巴、阿拉丁和舍赫拉查德的故事深深吸引。但从安徒生生活与工作中几个重要的转折点来看,他在1840~1841年间长达9个月的旅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旅途中撰写了许多日记与书信,有一些对自己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这段旅程的重要­性­。同时,与1841~1842年间《一位诗人的杂货店》的写作有关的思考也表明了这一点。在1847年的《我的真实生活》一书中,很明显,一路上安徒生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内心世界。尤其是与那不勒斯以及从意大利和马耳他到希腊和土耳其的行程有关的章节,是以一种转折点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种转折既是地理位置上的,又是生活意义上的。在径直向南旅行一段时间后,作家的船便折向东,开始向“东方”进发:

海外游历(3)

“似乎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向我走来,而这的确发生了。尽管在我以后的作品中看不出这一点,但它使我对生活的概念和我的整个内心世界都充满了活力。我不再感觉虚弱不堪;当我看到祖国在我的后面逐渐消失时,一种遗忘的电流仿佛流过了所有的痛苦回忆。我觉得自己的血液流动着健康,头脑中涌动着健康;我再一次坚定而勇敢地扬起了头。”

是的,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于1840年10月31日乘克里斯蒂安八世号轮船驶离哥本哈根时,的确有许多事情需要逃避。第二天,他到了基尔,晕船极为严重。在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安徒生称与“死气沉沉的丹麦”再见了。他觉得自己被哥本哈根的知识分子所迫害,比如J*9郾L*9郾海博格、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索伦?克尔恺郭尔。这些人与安徒生不同,他们喜欢坐在哥本哈根家里的桌子后面,很少出城游历。内心浪漫的、不喜欢平静的安徒生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他在追寻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不仅以自然和自己为基石,而且还要以一个新的时代和这个时代产生的全部奇迹为后盾。

与批评界针锋相对(1)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与丹麦批评他的众多人物之间具有传奇­性­的辩论中,双方的界限在1840年变得异常分明。这场辩论涉及当时众多的丹麦艺术家和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因为这不仅是一场关于不同观点和气质的辩论,而且是一场不同“学派”与“主义”之间的文化与政治之争。1847年,批评家P*9郾L.莫勒发表了关于《一位诗人的杂货店》的评论,这篇评论姗姗来迟,但对安徒生的这篇作品大加肯定,并对1840年前后丹麦文学中的两极分化进行了讨论。他还利用这个机会表明了与安徒生站在一起的立场,阐明了自己的艺术观点: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作家几乎都在不遗余力地窒息着想象与情感中的天真与活力,以便表现出一种衰老的、颜­色­全无的、带着皱纹的理智面孔。此时遇到这样一篇文章,不禁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在这篇文章中,自然与活力大步向我们走来,带着自然与生气,在诗人敏锐的感受力这面凹面镜中,放­射­出异样的光辉。”

不是桂冠就是荆棘,这就是1840年丹麦界限分明的文学界。索伦?克尔恺郭尔在1838年对《只是一个提琴手》进行了攻击,而这只是1830年亨里克?赫兹抨击安徒生《灵魂之信》的续集。赫兹取笑安徒生说,他“乘着缪斯女神的小马驹”,带着一个吃飞蛾的鞍囊,里面装满了文不通、字不顺的文学作品,其中充满了语法错误和其它“粗俗的谬误”。作家卡斯顿?霍奇也禁不住对这位可笑的人物指手画脚,这主要是因为安徒生曾经在《徒步之旅》一书中对他进行了揶揄。在1830年的批评喜剧《微型巴比伦塔》中,霍奇将喜欢步行旅行的年轻作家描绘成一只带有悲喜剧­色­彩的鹦鹉,将他评价过高的《徒步之旅》一书描绘成一座巨大的“­精­神病院”。我们会在本章中看到,卡斯顿?霍奇在其1845年的小说《莱茵河上的城堡》中,再一次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形容为一个­精­神错乱、狂妄自大、女子气的作家,在书的结尾,安徒生胡言乱语,几近疯狂,不得不被人锁在屋内。

更糟的是,索伦?克尔恺郭尔对安徒生混乱的生活与工作进行了无情揭露,这为1840年前后对作家大规模的抨击奠定了“基础”。这件事带有一丝偶然­性­,索伦?克尔恺郭尔本人并未亲自参与,而是让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及其持相同观点的艺术家与批评家出头,安徒生辛辣地称之为“铣刀协会”。这是一个美###谊会,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倡议,海博格和其它作家、戏剧家和批评家领导,其重点在于用理­性­和推理思维,反对浪漫主义,尤其是反对神圣艺术中的即兴创作和肤浅。正是因为这样,笃信情感和艺术直觉具有重要作用的安徒生成为“铣刀协会”所反对和###的典型。

然而,海博格这一派最感兴趣的是艺术形式,而安徒生看重的却是内容,并于1836年在《O*9郾T*9郾》一书中加以了强调。书中,奥托?索斯特鲁普说,诗歌与上帝允许树生长是一样的道理:“内部的力量是用形式表现出来的,两者同等重要,但我认为内容要更加神圣。”换句话说,安徒生寻求的正是情感满足,其写作方式也属于现象学一派。他创作艺术的基础是即兴创作者所面临的不可预见和混乱的外部世界,是用材料和灵感来填充自己的­精­神世界,并迅速将之变成文学作品。相反,“铣刀协会”却要使艺术具有一个计划和意义,或是像安徒生1847年在其戏剧《亚哈随鲁》中所讽刺的那样:“叮咚!叮咚!/同样的歌,同样的歌!”

不管你在1840年前后看到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哪些生活与作品,都很容易深深地同情他,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好像都在遭受着政治迫害。但如果我们更深入一步地考察,超越诽谤这一层次,我们就会看到,安徒生也并非完美无缺。有时,他甚至主动与“铣刀协会”针锋相对。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安徒生心里非常清楚,浪漫主义天才不会趴在地上,尤其是在面对批评家的时候。正如自然学家和哲学家亨里希?斯蒂芬斯21世纪初在哥本哈根所做的哲学演讲中所说,“天才打破了别人想使他臣服的一切规则,从而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天才本人和他的整个时代。”

同样,在索伦?克尔恺郭尔抨击他之后的几年内,安徒生感觉更需要树立自己独特的风格,更需要吸引众人对自己的注意,吸引众人对自己遭受排挤和压迫的注意。然而,尽管如此,1840年前后的丹麦批评家并非如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中所描绘的那样,对他都持否定态度。他所得到的肯定实际上比他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要多得多。在1840年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一封信中,安徒生表明了他是如何一直努力地在艺术与批评家之间维护一种敌对关系的,原因是出于意识形态与心理上的考虑。表面上,不懈追求着的浪漫主义者想被理解和定义成一个“被排斥的人”,因为这种艺术家是上帝选择的子民,是注定要被放逐和排斥的,因为他们身上充满了一种少有的力量、直觉和意志。尽管“铣刀协会”代表平庸,安徒生认为自己有创造­性­,是独特的,正如他在1840年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一封信中所说,他“组织思维的方式自然、卓越、观照自我,同时又稍微有些轻率”。

与批评界针锋相对(2)

从安徒生的浪漫主义角度和他的诗人内质来看,对安徒生来说,与批评界针锋相对是非常必要的,这在创作过程中也是一种重要的刺激手段。安徒生也许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这意味着,每当他受到外界的强大批评压力时,他强大的意志、勇气和诗人的想象力就会汇聚成一种更强的创造力。我们在《没有画的画册》和童话《飞箱》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两篇作品都是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写的,当时他正遭受“铣刀协会”的残酷折磨。然而,他在这以前和以后都非常清楚,如何运用内心的力量,继续展示自己的自信、坚定和胆略。这在《飞箱》带有煽动­性­的语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篇故事中,安徒生将当时的批评家描绘成那种小小的柴火,它们虽然可以熊熊燃烧,可刚点着没多长时间就熄灭了。起初,他想把《飞箱》这一部分单独为海博格夫人和她的亲戚写成一篇名为《柴火》的讽刺故事。她的婆婆吉莱姆博格夫人扮演讲故事的茶壶,她的丈夫J*9郾L*9郾海博格扮演总是­干­­干­净净呆在架子上的老铁罐,海博格夫人是擦火星的打火匣,批评家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是放在窗台上的鹅毛笔,安徒生当然是窗外笼子里的夜莺。

“是的,我有点小孩子气,但我并非没有烦恼。”1839年4月,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谈到他的戏剧《黑白混血儿》被皇家剧院所接受时说道(稍后我们会讨论这个戏剧)。下定决心的安徒生向“铣刀协会”发起了反击,好像也被自己所具有的勇气和意志吓了一跳:

“我的朋友们说他们从未看到我如此愤怒,如此坚定,充满了复仇的怒火……但它必须爆发出来!必须展示出来!所有这些需要的就是决心!”

多年以来,许多人都误解艺术家内心的这种力量是一种虚荣和自以为是,有人称之为妄自尊大。然而,在安徒生的生活或作品中,没有一个时期像1840~1850年这段时期如此真实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在容易引起他人敌意却可以理解的自信中,安徒生像孔雀一样展示着自己的美丽羽毛。他用这种方式为自己和自己的艺术在丹麦树立了一种偏狭和土气的形象,与在国外大受欢迎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1840年前后他在国外的声望与日俱增。这意味着,即使在魏玛,他在受邀前往宫廷或皇家宴会时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携带着佩剑,戴着三角帽。当然,他当时给在哥本哈根的科林一家写的信中提到了这些,但他的信总是遭到抵制和怀疑。

国外的热情与丹麦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自然会使安徒生苦恼万分。每当他从国外回来听到一些闲言碎语,或在国外的风光国内无人知晓时,他就会在愤怒和绝望的信中发泄不满,对“铣刀协会”进行痛骂。“在我的祖国,有些人否定我……没有多少人比我更加热爱丹麦了,但那些人因为一条小虫闪闪发光便向它吐唾沫。我最难过的时光是在国内,愿上帝宽恕他们吧!”

但是,丹麦的批评家从来也没能阻止安徒生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实现了征服全部的伟大计划,这个计划自他1819年到达哥本哈根以来就一直在他的心中萌芽、发育,最后,他发现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19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人能够控制住安徒生,包括一些苛刻的赞助商、专制的校长、­精­通《圣经》的家庭教师、像科林一家这样备受尊重的公务员家庭,或者十来个目标一致的疯狂的批评家。1839年初,当安徒生的童话和小说即将在瑞典出版时,他像是诗歌里的拿破仑一样评估着自己的作战情况,为未来的征服进行规划:

“我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极为广泛的认同。德国和瑞典已被征服,小小的丹麦不久就会为此而自豪地说:‘这个家伙简直就是天才!’那时我就会将丹麦收入囊中……今天,兰佐?布雷顿伯格邀请了我,他对我在德国获得的成功非常高兴,但我如何才能征服法国和英国呢?我必须征服这两个大国,那时我才能休息!征服了它们就征服了欧洲,就获得了保险。”

与“铣刀协会”共进午餐(1)

“铣刀协会”的领导人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曾经对安徒生持肯定态度,那是在安徒生出版第一部小说《徒步之旅》(1829)的时期。当时,海博格对他的肯定态度对他的作家生涯取得突破­性­进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19世纪30年代安徒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文学创作中的哲学和美学嘲弄风格逐渐使二人分道扬镳。

1838年8月,安徒生在丹麦的一次大型宴会上感觉到了不妙。这次宴会由克里斯钦的海博格一家主办。宴会上,客人们用掉了大量食物和葡萄酒,正是这次宴会使安徒生得知索伦?克尔恺郭尔对他即将出版的《只是一个提琴手》进行了否定­性­批评。之后在海博格家,安徒生预感到风暴即将到来,便通过信件向他认识的几位女士表达抱怨之情并寻求安慰。他说,在海博格家那段时间,有人­阴­谋反对他,他感觉到有种东西正在酝酿之中:“我知道,那些批评巨头们正在默默计划着围攻我的奥林匹斯山。”

站在安徒生一边的P*9郾L.莫勒和浪漫主义者,如B*9郾S*9郾英吉曼、亚当?奥伦施拉格和奥斯特,站在另一边的有J*9郾L.海博格、亨里克?赫兹、卡斯顿?霍奇、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起初还有索伦?克尔恺郭尔。1839年,法国人泽维尔?马尔米埃的专著《丹麦与瑞典文学史》出版,这让“铣刀协会”对安徒生更加敌视。这本专著对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推崇备至,对他和他的作品进行了详细介绍。这是一本国际­性­参考书,在与丹麦有关的题为“新文学”的一章中,马尔米埃将丹麦的其它年轻作家压缩到了10行,以便腾出16页空间介绍年仅34岁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马尔米埃从1837年到1838年一直居住在丹麦。在此期间,他不仅成为奥伦施拉格的女儿玛丽亚的心上人,还与安徒生成了好朋友。接下来的几年,这位法国人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史的著作闻名欧洲,为全世界看待1840年前后的丹麦文学定下了基调。马尔米埃1839年关于安徒生的文章与他两年前在《巴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极为相似,安徒生本人提供了大部分传记材料。但这两篇文章最大的区别在于,马尔米埃的这本着作是一本文学史,对世界如何看待丹麦新文学影响极大,持续时间长达几十年。而且,他的著作实际上只关注唯一一个值得重视的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马尔米埃1837年在《巴黎评论》上对安徒生的介绍,是以安徒生本人对自己文学生活的评价为基础的,这从《安徒生童话》的法文版序言可以看出来,这本童话后来在1861年又被翻译回丹麦文。书中有一段关于马尔米埃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与安徒生“合作”的叙述:

“一天,我正居住在哥本哈根,一位高个男子进入我的房间。他不太优雅的风度和庸俗的举止可能会使有修养的女士感到不快,但他善良的眼神和开诚布公的面容立刻赢得了我的好感。此人就是安徒生,我的桌上放着一大堆他的作品。我们随即相互介绍自己,之后的几个小时,他敞开心扉,以诗歌一样的谈话赢得了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安徒生给我讲述了他所遇到的种种艰辛与困苦。当我问到一些关于他的生活问题时,他对我说道:‘1805年,我出生在欧登塞……’”

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837年秋,接着马尔米埃开玩笑似的问安徒生,现在全欧洲是不是都知道他讲的这些,于是这位丹麦作家回答道:“我属于全世界!就让大家都知道我的想法和感觉吧!”事情就是这样。在1839~1840年间,马尔米埃在《巴黎评论》上发表的这篇介绍安徒生的文章传遍了整个欧洲,甚至拜伦###也通过法国驻丹麦大使向这位丹麦作家传达问候,以示欣赏。而另一方面,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却对安徒生这种以丹麦其它所有作家为代价来自我宣传极为厌恶。1839~1840年的一天,当海博格在大街上遇到安徒生时,他讽刺道:

“我知道,你的作品已经被翻译到欧洲南部,在德国报纸上大受好评。我想你肯定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那是你的出版商替你出的钱。”“噢?是这么回事吗?”安徒生回答,“我想你也肯定知道,我们的出版商都是一个人,他没有对你的书表示肯定,那就显得有些奇怪了。”“是的,”海博格大声说,“他没有为我的书出钱,这也显得有些奇怪,不是吗?”

1839年,在前往瑞典南部斯科纳的途中,安徒生遇到的是穆尔贝奇的批评之声,而在返回的途中,在兰德,却受到了学生们国王一样的礼遇。安徒生回国后,海博格立刻对其进行了讥讽­性­问候:“我要是去瑞典,你必须跟我一起去,好让我也享受一下这种礼遇!”安徒生风度翩翩地回答道:“跟你的妻子一起去吧,这样你会享受更加高级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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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铣刀协会”共进午餐(2)

但是,“铣刀协会”领导人并不接受马尔米埃这种对当代丹麦文学如此小范围的肯定。1840年,他在《科学评论年鉴》上对法国人的这本仅推崇安徒生的书表示反对,称丹麦和北欧的现代文学终究比不入流的安徒生作品丰富得多。海博格早在1839年的德国之行就感觉到了马尔米埃这部肤浅之作造成的影响,当时许多人问他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据安徒生所讲,当听说海博格即将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反对言论时,马尔米埃推测说:“如果他写一百篇反对我的文章,我就写三千篇反对他的文章!海博格是个在丹麦风光而在欧洲无足轻重的诗人,欧洲人感兴趣的是奥伦施拉格和……安徒生先生!”

对安徒生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首悦耳动听的音乐,而且也是事实。但是说句实话,马尔米埃的著作的确有些片面和肤浅,甚至安徒生自己也在1839年12月给亨丽埃特?汉克的一封信中承认道:“他太喜欢我了,那个可爱的马尔米埃,但不幸的是,他的书有些缺乏说服力!”

1840年前后,海博格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进行了摊牌。他有一个忠实门徒叫克里斯蒂安?穆尔贝奇,早在1830年,穆尔贝奇就已经对年轻作家的童话《鬼》中的语言运用进行过嘲讽。1833~1834年冬,这位身兼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批评家和皇家剧院顾问的博学之士,在重量级刊物《文学》上对安徒生的两部诗歌集进行了评论。安徒生的文学作品再一次受到打击。

当《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出版后,穆尔贝奇对安徒生的批评之势与日俱增。这也许只是一种嫉妒,但他对安徒生作品的看法从一开始就没有发生过改变,这在1830年他写给安徒生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来,而且与“这种轻率地对待形式”有关。因为在穆尔贝奇看来,这会忽视艺术的向心力和形式的重要­性­,从而“毁灭诗歌艺术”。

穆尔贝奇是皇家剧院终身顾问,但很少露面,对演员或演出剧目几乎都不熟悉。但在1839~1840年这段关键时期,大家对安徒生的戏剧《黑白混血儿》和《摩尔少女》众说纷纭之时,穆尔贝奇的手里握着一件强大武器,最终他使用了它。安徒生这部乍看上去措辞连贯、构思­精­巧的戏剧遭到了穆尔贝奇的彻底否定,而穆尔贝奇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毁掉这位自鸣得意的浪漫主义者的前程。

出于这个原因,《黑白混血儿》在皇家剧院公演前接受了一连串“审判”。1839年3月,穆尔贝奇把对这部戏剧的批评递交给了剧院的管理层,对其大加否定和指责:“枯燥乏味、语言稚­嫩­、毫无意义、轻浮琐碎、虚假做作。”在对剧中男主角的分析中,穆尔贝奇写道,安徒生不明白如何将他的黑白混血儿描写成一个有意思和高尚的形象:“他和其它人一样,仅仅是一个感情用事的成语贩子。”

“我被一个暴君蹂躏了!”1839年复活节清晨,安徒生在给爱德华?科林的一封信中写道,他抱怨说自己的最后三四个剧本都被剧院否定了。于是,安徒生决定以牙还牙:“我的戏剧必须公演,否则我就自己演!我不能也不会容忍这种不公平。我的朋友必须站出来为我说话,否则就不再是我的朋友!”

结果他们都站出来支持安徒生。经过剧院管理层人员的激烈斗争,《黑白混血儿》被接受了。能有这个结果,主要是因为剧院老板弗雷德里克?冯?霍尔斯坦发现,最后一幕有个关于奴隶的场景非常引人入胜。他告诉安徒生,这种炎炎烈日下的人口贸易,就是看戏看得再多的哥本哈根人也会伸直了脖子,聚­精­会神地看下去。“奴隶市场,我们见得并不多!噢,对了,这当然会是个壮观场面!我必须坦白跟你说,这个奴隶市场正合我的口味!”

皇家剧院的成功(1)

《黑白混血儿》首次公演正好赶上丹麦国王腓特烈六世去世和克里斯蒂安八世宣布继位,此时是1839年12月。当时在戏剧舞台方面已经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12月末的首次公演也推迟了几天。从他在北方饭店的窗户,安徒生能够看到霍尔芒斯运河的景­色­,远处还隐约可见厄勒海峡,近处则有一个铁匠铺的大烟囱。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剧院入口旁来来往往的车辆,看着布景工往里拉大棕榈树和草棚。就在首次公演那天清早,人们争相排队买票时,腓特烈六世去世了,首次公演不得不再次推迟。在这种举国悲恸的时刻,安徒生并没有为继承亡夫遗产的###、皇室其它成员或丹麦臣民伤心,而是为自己悲伤不已,因为这个可怜作家的作品又被搁置在一边了。剧院会关闭多长时间呢?会不会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哀悼期将一直持续到新年呢?

但在1840年1月,剧院海报就又张贴在了大街小巷。到了2月3日,皇家剧院再次恢复生气,开始上演《黑白混血儿》。这天,大厅里座无虚席,同时也象征着新任君主任期的开始。仅此就意味着此次演出已经大获成功,因为新任国王也出现在剧院,谁还胆敢对这场演出进行嘲弄呢?

克里斯蒂安八世和皇后卡罗琳?阿玛莉不仅与安徒生非常熟悉,而且对他的这部戏也是耳熟能详。他们曾于1839年在吉塞菲尔德见过安徒生,当时安徒生为他们演唱了一些歌曲,并表演了剪纸。其中有一张太阳的剪纸,其中的每道光芒上面都写有一行小诗,这给王妃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皇后曾邀请安徒生到哥本哈根的皇宫,给他们朗读他创作的新戏剧。但是,取悦王室是一回事,获得观众的肯定又是一回事。《黑白混血儿》能获得他们的肯定吗?首场演出的整个晚上,作家都仿佛如坐针毡,注意力一会转移到海博格夫人身上,一会又转移到尼尔森夫人身上,一会又转移到赖奇医生、舞台上的其它演员以及底层和包厢的观众身上。安徒生想,起初几幕观众都表现得异常安静,甚至连­精­彩场景也没有打破观众的沉默。他们难道一点也没有激动吗?

他们的确激动了。正如剧院老板霍尔斯坦预言的那样,这部戏可让哥本哈根那些经常出入剧院的戏迷们开了眼。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如释重负,几天后,他向亨丽埃特?汉克详细描述了这次首场演出:

“在第4幕,观众的血液开始升温,到了第5幕,便开始沸腾,之后便落幕了!整个剧院一片欢腾!今天国王让我去见他,他显得非常亲切,说他对这部戏取得的成功感到非常高兴。”

正如B*9郾S*9郾英吉曼所形容的那样,《黑白混血儿》是“一幅大洋彼岸的画作,用的是强烈鲜明的热带颜­色­和真实壮丽的调­色­板”。这个说法并非风马牛不相及。同时,我们也不难明白,为什么甚至是安徒生的老朋友、脾气暴躁的商人的###、曾在19世纪30年代热恋着安徒生的卡瑟琳娜?布热尔也对这部戏中的奴隶、权力、原始爱情和贵族出身着迷不已。这部戏的社会寓意就是:“如果一个人灵魂是高贵的,那他就不会沦为奴隶。”

这部戏是安徒生所写的戏剧中最好的一部。正如剧中第5幕所说,“如果绳子拉得太紧,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句话不仅非常适用于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而且也适用于戏剧写作本身。在安徒生所写的为数不多的戏剧中,像《黑白混血儿》这样将整个5幕的角­色­、诗句、舞台动作和主题控制得如此灵活自如,是不多见的。其原因在于,安徒生不必使出浑身解数来创作整个戏剧,而是借用了法国查尔斯?雷巴尔夫人新近撰写的一篇小故事当中的情节、全部角­色­甚至是一大部分主题。这篇故事刊登在1838年的《巴黎评论》杂志上,马尔米埃在前一年所写的安徒生传记就刊登在这本杂志上。安徒生在将剧本交给剧院时,他或者主动忽略了这个事实,或者忘记注明这个故事的来源。后来,当剧本以书籍形式出版时,来源再次被省略,书的副标题为:“原创5幕浪漫剧”。安徒生在1840和1843年两次写给亨丽埃特?汉克的信中曾提到,雷巴尔夫人写的那个故事是“我在剧中所借用的一个法国小故事”,“它为我提供了《黑白混血儿》的素材”。对此,你也许会说这是被证明了的事实,这些话也仅仅是一种轻描淡写的掩饰,但实际情况远远不是这样。

《黑白混血儿》不仅仅是一部戏剧,因为该剧通过大胆聚焦于奴隶问题,同时与个人的­精­神和­肉­欲相联系,为这个法国故事赋予了一种更为广阔和创新的内涵。戏剧吸引人的主题可以称得上是戏剧中的戏剧,这也完全是安徒生自己创作的。这个主题贯穿于5幕剧始终,直到最后的救赎时刻,即率真的白人贵­妇­塞西莉(以迷人可爱的海博格夫人形象为原型)与美丽的黑白混血少女紧紧拥抱,重新聚在一起,而少女的自由正是塞西莉与另外一个女人用钱在奴隶市场买来的。

皇家剧院的成功(2)

这部戏剧讲的是权力和沦为他人和自己欲望的奴隶。人类的动物­性­在19世纪30年代逐渐引起安徒生的兴趣,并在《黑白混血儿》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两年前,安徒生曾在《只是一个提琴手》的第10章里,痛快淋漓地对这种魔鬼一样的欲望进行了分析:“兽­性­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有的是凶残的狼,有的则是知道如何在地上爬行的蛇。兽­性­已经被赋予给我们,现在的关键在于,是我们还是这种兽­性­拥有更大的力量。”

对这种安徒生所谓的“血液中的野蛮”进行探索,逐渐成为19世纪30年代安徒生3部小说的主题,并在《黑白混血儿》中更进一步,将束缚人类欲望和感情的绳索解开。在这部戏剧中,人类的动物本能已不再被视为一种应该惧怕和反对的疯狂,即在《只是一个提琴手》中对克里斯蒂安的教父进行的描述中所说的那种状态。相反,在《黑白混血儿》中,安徒生现在似乎是允许人类内心的兽­性­取得其应有的地位。他进一步将欲望作为一种力量加以研究,这种力量不仅是邪恶和贪婪的,而且也可能是­性­、爱情和艺术中一种具有创造­性­和青春活力的因素。1838年11月,当安徒生住在哥本哈根的北方饭店里写作《黑白混血儿》时,他高兴地向亨丽埃特?汉克透露说,有个黑人仆人伺候令他非常激动,但之后他便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看了一眼自己越来越像一面镜子的作品:

“根本没有什么华丽的戏剧服饰,我在诗句中展示出来的都是一些人类的情感、我的‘邪恶血液’和‘高贵自我’。这部戏剧将决定我将来是为舞台工作,还是仅仅当一个小说作家。”

在1839~1840年短短的冬季里,11场《黑白混血儿》演出,有5场都座无虚席,其余几场观众也非常多,但穆尔贝奇一场也没看。对此,安徒生在给亨丽埃特?汉克的信中说:“这太正常了!”当安徒生成功的消息传到欧登塞时,一份名为Fyens Avis的报纸报道说,哥本哈根的观众表现出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或听过的热情,这肯定会让作者欣慰不已。评论界也给予安徒生极高评价,几乎都对他的这部作品欢呼喝彩。在一片欢呼声中,唯一一个不同意见来自于一份杂志的匿名文章,其中强烈暗示说,安徒生盗用了一篇法国故事的情节,这篇故事即将由名为“Portefeuillen”的杂志翻译出版。对此,安徒生的反应异常冷静,因为他完全可以反击说,J*9郾L*9郾海博格的戏剧《仙女》就是以路德维格?提克的德国童话为蓝本的,奥伦施拉格创作的著名丹麦戏剧《黄金时代》中,阿拉丁这个角­色­也并不是他的发明。

但是,这个不知名的反对声被一片喝彩声淹没了。在相对的平静中,安徒生收到了皇室给予他的1000银币和朋友们赠送的礼物,其中有一枚克里斯蒂安八世给的钻石胸针和期待已久的剧院皇室包厢席。奥伦施拉格、索瓦尔德森、赫兹和其它人都在皇室包厢席有个编号席位,可以与皇室大臣、外交官和其它政府高级官员一起看戏。他最终不必再委身于那些普通的包厢客人,包括总想把安徒生占为己有的寡­妇­卡瑟琳娜?布热尔,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她了。“欢迎和我们一起去野餐!”索瓦尔德森在安徒生环视他的新席位时对他说道。海军准将伍尔夫则带着一些粗鲁和玩笑的味道说:“我们这儿怎么有这么多该死的作家!安徒生阁下居然也坐在这个座位上,到底是谁给这些人座位的?”但安徒生认识伍尔夫,于是回答道:“有两位绅士给我们座位,阁下您的座位是国王陛下给的,我的是上帝给的。”同时,他拿出国王给他的带有16颗钻石的胸针,炫耀说:“这些钻石里有一颗最大,四颗特别漂亮,其它的小一些!”这枚胸针是在皇室接见他时给的,当时J*9郾L*9郾海博格和作曲家J*9郾P*9郾E*9郾哈特曼得到的是宝石。

但是,面对这突然而至的桂冠,安徒生却没有时间充分享受其中的乐趣。他在1840年1月和2月间的作品数量,给我们的感觉是一位自负和贪婪的作家在“批量生产”文学作品。因此,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不得不为他的“信债”,即写信少而道歉,而这也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一生中所欠下的唯一“债务”。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在写作上感觉有些不堪重负了。1840年1月,安徒生为学生联合会写了几篇作品,以悼念已故国王腓特烈六世,其中包括一部关于国王为解放农奴而指挥战斗的清唱剧。几个星期后,当学生联合会再次请安徒生写一部喜剧以纪念忏悔节时,他才打算婉言谢绝。因为此时,他还要为H*9郾P*9郾霍尔斯特的晚会写一首诗,要为女演员安娜?尼尔森写一篇后记,要为演员路德维格?菲斯特写一篇轻歌舞剧独白。因此,他勉强同意为学生联合会起草一篇忏悔节戏剧的提纲,名为《空无》。他匆匆写了几幕,其中有些对白,剩下的学生自己补全。除了这些每天的小事,安徒生全身心投入了下一部名为《西班牙女郎》的大型戏剧。他希望这能够成为在皇家剧院的又一成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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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剧院的成功(3)

“《黑白混血儿》已经把我提到了它的肩膀上,但现在我必须再上一层!为了飞向另外一个星球,前进,前进,否则便死去,我一直在这么想。你知道,我决定不再出国旅行,除了瑞典,直到国王举行加冕典礼。我认为在国内过得挺好,而且《黑白混血儿》给我带来的收入还不够旅行之用,《西班牙女郎》成功后可能就够了。我喜欢写戏剧。在我的脑海中,我经常见到那些强壮的西班牙女郎,听到西班牙爱尔罕布拉宫里飞溅的水花;我看到了摩尔人的全部传奇故事,为他们生活中的不幸而心碎;无疑,我必须把我内心涌动着的形象表现出来。”

海博格夫人(1)

海博格1840年夏,约翰娜?路易丝?海博格(海博格夫人)———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的妻子,丹麦戏剧界毫无争议的第一夫人,在她丈夫的授意下,告诉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一些关于他的戏剧艺术的真实情况。她丈夫是个头脑冷静的人,喜欢用自己的作品代言,因此直到安徒生于1840年12月离开丹麦,前往慕尼黑后,才敢让安徒生和他的艺术去见鬼!在海博格的《新诗集》里,其中有一首诗叫《一个死后的灵魂》,诗中摩菲斯特(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他。———译者注)告诉“灵魂”地狱是什么样,说那里有个剧院,有人在给苏丹的妻子朗读《黑白混血儿》,而给那些即将被勒死的人则朗读《西班牙女郎》。

安徒生这部关于“西班牙女郎”的戏剧标题最终改成了《摩尔少女》,主角是为海博格夫人所写。1840年圣诞节前,该剧首场演出并以书籍形式出版,此时安徒生正在前往近东途中。该剧序幕是在他出发前几天,他正处于一种极度自怜的状态时写的,安徒生称之为“我的病态作品”。在该剧后来的版本中,他明智地删掉了这些介绍­性­语句,但其中有些话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比如:

“当我离开时,我对上帝祈祷,希望我的灵魂在返回祖国时能够拥有更大的力量,能够写出将我的敌人变成朋友的作品。”

他离开之前的四五个月里,安徒生与海博格夫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争论。作为战略家和战术家,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和安徒生实际上不相上下,但海博格要比安徒生更能控制自己,安徒生则像一本打开的书。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海博格经常通过剧院和杂志圈内外的种种关系网来暗中行动。尽管如此,《摩尔少女》这个例子说明,海博格并不总是独断专行,但会运用他的全部力量来实施自己的计划。1840年8月,剧院经理乔纳斯?科林不顾顾问穆尔贝奇和海博格的反对,接受了安徒生的戏剧,决定几个月后在皇家剧院演出,而此时海博格在这件事上还没有最后决定权。当排练在9月开始时,海博格与往常一样与其它演员一起进行戏剧的第一次全剧通读,这时他便抱怨说手写稿笔迹有些潦草,要求重新把《摩尔少女》抄写一遍。这是该剧第一次被延期,但并不是最后一次。

但是这种不怀好意与海博格夫人拒绝扮演主角时,安徒生所受到的侮辱是无法相比的。事实上,她根本就不想参加这部戏剧的演出,因为她不再对安徒生的戏剧感兴趣,并在其回忆录中说,甚至在《黑白混血儿》里扮演塞西莉时就已对他的戏剧反感,尽管当时并没有人看出来。

“如果你想走在世界的前列,那就得委曲求全!”这一直就是安徒生在走向成功过程中所奉行的黄金法则。1840年夏,当《摩尔少女》即将走向成功、安徒生也即将前往近东时,克里斯钦的海博格仍然不同意在剧中出演主角。9月29日,星期六,安徒生拜访了这位著名女演员,一是为其再一次朗读戏剧全文,一是争取她出演该剧首席女演员。但海博格夫人没有同意。早在春天,安徒生前往索克瓦瑟斯时,她就曾敦促安徒生将剧中安静内向的小女孩改成活泼年轻的少­妇­。安徒生认为他已经这样做了,但海博格夫人认为《摩尔少女》中拉斐拉一角是个“男孩子形象”,并将这部戏剧本身称为是一个“大瘤子”。安徒生心中十分不快,并流着泪请求同意,但毫无结果。海博格夫人拒绝做出让步。

安徒生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次耻辱。与1831年爱德华?科林拒绝用非正式的“du”称呼安徒生一样,这次海博格的拒绝是作家一生中最为痛苦的回忆。当安徒生步入老年后,他曾向一位年轻朋友尼科莱?博讲述自己与海博格夫人的冲突,而且几乎记得争吵中的每一个字:

“‘海博格夫人,你简直让我绝望了!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出演主角上了,如果你拒绝出演,这部戏剧就会失败,我就得不到所需要的钱。我非常需要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必须出国来获得这一机会,必须去希腊,去君士坦丁堡,必须有钱才能去这些地方。你可以给我带来这些钱,所以我恳求你扮演这个角­色­,就演5场。我求你了。’‘我不能,也不愿意!’她回答。‘噢,海博格夫人,你要我怎么求你才行呢?我怎么对你说你才答应呢?告诉我,如何才能进入你的心扉来说服你!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有可能会输掉整个演出。’她回答:‘也许是吧,但我不想演,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他继续恳求:‘你要我怎样卑躬屈膝你才能答应呢?我知道自己微不足道,但是告诉我,我如何卑躬屈膝你才能答应呢?’她回答:‘真是不知羞耻!你竟然说你在卑躬屈膝地求我!’‘难道不是吗?’他大声说,‘我为这样恳求你而感到羞耻,但这次演出对我非常重要,所以我才“拜倒”在你的面前,真心地恳求你。你就答应了吧!’海博格夫人却回答:‘我不演男孩角­色­!’安徒生愤怒了,大声说:‘噢,海博格夫人,你怎么能这样侮辱我?你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你是个混蛋!但你要明白:现在你虽然站在幸运之轮的顶端,冷酷而傲慢,但要小心!最后你可能会跌到万丈深渊,我却可能升到最顶端,到时我会把你捏得粉碎!’看到他威胁的眼神和魔鬼似的表情,她倒退了一步,随即转身走出房门,说:‘请你马上离开这里,你这个混蛋、魔鬼!你这个道德败坏的家伙!’他对她大声叫道:‘是的,我是个魔鬼,是你让我变成魔鬼的,因为我本质上并不是魔鬼。’”

海博格夫人(2)

不能怪海博格不愿出演这部戏剧。《摩尔少女》的故事发生在13世纪的科尔多瓦(西班牙城市———译者注)和格拉纳达(西班牙南部一座城市,位于科尔多瓦东南。———译者注),当时摩尔人和基督徒正在进行战争,但它与《黑白混血儿》在艺术上是无法相比的,因为《黑白混血儿》具有高超的戏剧艺术­性­和构思巧妙的角­色­及对话。当最终于1840年12月上演时,批评家对之进行了大肆抨击。

当安徒生于1840年10月离开丹麦时,他给海博格夫人写了封短信,告诉她,他对她的拒绝感到非常失望。同时,他预言,如果他们两个将来能再次相见,她会主动伸出自己的手,就像他现在的这封信一样。这就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外表冷漠,内心善良;有些狡猾,又非常真诚,但后者占据主导。事实上,作家几乎时刻都想与自己的大敌和解。多年以后,海博格夫人在回忆录中对这次巧妙的和解进行了评论,说她觉得有些可笑,因为安徒生竟然敦促她主动伸出自己的手与他和解,她感觉真正被侮辱的是自己,而不是他。

在J*9郾L*9郾海博格和安徒生去世后,二人在天堂每天注视着彼此时,海博格夫人又对二人的权力之争进行了评论。在爱德华?科林关于安徒生的书于1882年出版之际,她给科林写了封信,信中她先是对这本关于安徒生和科林家族关系的书给予赞扬,之后便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意识到海博格为什么不会同情安徒生这种犹豫不决和­性­格软弱的人,相信他们不会因为海博格所缺少的东西而怪罪他。他的批评并不是出于对安徒生名扬海外和前途无量的嫉妒,对这些他一点也不感兴趣。”

这种将安徒生的软弱­性­格与其艺术水平,主要是其戏剧艺术水平联系起来的观点,在海博格夫人的1891~1892年回忆录中再一次出现。其中,她写道:“安徒生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戏剧作家,因为他的­性­格有些过于女­性­化。”对此,爱德华?科林回答说,他可以证明安徒生如果没有J*9郾L*9郾海博格的支持是不会成功的,而安徒生也非常清楚J*9郾L*9郾海博格在丹麦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在科林看来,在19世纪30年代,安徒生对J*9郾L*9郾海博格是极为尊重的,但在40年代,当安徒生得到承认并蜚声海外时,两者的关系发生了转变。

“名望是他衡量一位作家价值的准绳,对他来说,获得名望是一位作家的任务。这种对前途的追求扰乱了他的内心,他把自己看成是丹麦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甚至是最伟大的作家,而他所衡量的这些作家恰巧在丹麦以外并不是十分有名。这正是他的悲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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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1)

19世纪40年代,每当安徒生从国外长途旅行回来时,“铣刀协会”和科林一家都会称他为“炫耀”或“欧洲”。他像个孩子似的,满怀热情地向他们述说自己的成功,对此他们都不当一回事,有时还要嘲笑一番,认为他是在吹牛、胡思乱想或妄自尊大。但在当时,像安徒生这样的人并不只他一个。19世纪60年代,乔治?桑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写道,当她回顾浪漫主义和它的时代­精­神时,成为“伟大人物”的这种思想是非常流行的。

爱德华?科林在书中指出,安徒生在19世纪40年代是否成了其虚荣心的牺牲品,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有一点是事实,即这位丹麦作家在40年代欧洲各国的沙龙、皇宫和别墅出入时,无时无刻不在为镜中看到的自己而感到高兴。在给朋友的信中以及与他们的谈话中,每当谈及自己在德国、法国或英国的情况时,他都充满了自豪。1843~1847年间,安徒生在国外的时间与在国内的一样多。1845~1846年间,他在国外呆了几乎整整一年,期间他见到了亚历山大?仲马(大仲马)、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海涅、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兄弟、卡尔?玛丽亚?冯?韦伯、罗伯特?舒曼和克拉拉?舒曼、弗朗兹?李斯特、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亚历山大?冯?洪堡、F*9郾W*9郾J*9郾谢林、本杰明?迪斯雷利、查尔斯?狄更斯以及众多国王、王妃、大公、伯爵和男爵,其中大多都想与这位丹麦作家建立紧密联系,甚至成为他的赞助人。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当然也在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成功的滋味,而且从未刻意掩饰过这种强烈的满足感。1840年7月,克里斯蒂安八世即将继承王位时,在弗雷德里克斯伯格堡举行加冕庆典,从安徒生对这次庆典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得意之情。当时,国王在大厅分给了他一个高级座位,可以方便地观看欢庆队伍进入城堡的情景。在漫长的欢庆仪式中,作家感觉有些厌倦,之后突然想到,如果从另一座城堡的窗户或下面的院子里看的话,他衣服扣眼上Сhā着的鲜艳的茉莉花便很像一枚漂亮的骑士勋章。多么美好的想法!当一名茉莉骑士是多么幸福啊!

所有大大小小的象征­性­荣誉都被安徒生以这种方式欣赏着,仿佛是茉莉花的清香一样迷人。19世纪40年代令他自豪的成功,他都详细记述在日记和书信中。他好像是上了瘾似的天天做着记录,记下每一次自己的名字被广为人知和作品在国外受到尊重的经历,尽管在国内并不怎么受到重视。在安徒生1840~1841年前往近东,到达维也纳时,这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维也纳一条著名的购物大街上,他在经过一家书店时,发现陈列架上放着一套《外国经典》,当中竟有一本安徒生写的书!这位丹麦作家立刻进入书店,询问有没有这位作者的其它书籍。书店老板只找到了《即兴诗人》,并且马上把书递过柜台,但结果安徒生发现书里只有这本小说的第一部分。老板有些不满,保证说这本书是小说的全部。尽管安徒生继续用他的外国话提出异议,老板仍坚持己见,最后用德语大声说道:“我自己就读过这本!”而这位作家则也用德语回答:“这本是我自己写的!”奥地利老板这时不说话了,向安徒生鞠了一躬。

这种亨里克?赫兹所谓的“追逐名利”,被40年代许多著名的丹麦人认为是安徒生­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缺点。那段时期,这个缺点多次被丹麦文学界作为主题而加以讨论。比如1844年,卡斯顿?霍奇的小说《莱茵河城堡》就对安徒生的个­性­和心理进行了分析。小说中有个非常夸张的小角­色­,一个叫埃金哈德的丹麦作家,他非常喜欢德国,并在莱茵河旁边定居,因为他对德国早年的传奇故事非常着迷,时刻都在寻找新的故事和名胜古迹,以便写出一大堆文学作品,成为多产作家。霍奇将埃金哈德描绘成一个十分敏感和专注自我的人,并承认自己在追求地位与头衔、垂涎名望与赞赏的过程中感到十分痛苦。他还承认,自己为头上的这顶桂冠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赢得各种荣誉的同时,自己却感到非常孤独———没有妻子、爱人、孩子或是一个固定的住所。

当安徒生于1845年读到这篇小说时,他立刻从中认出了自己,这个形象将他本人的弱点全部收集在一起,并加以放大———虚荣、天真、不安分、放荡不羁、自我陶醉、害怕女人和喜欢年轻男子。他认为这个小说形象(“我的邪恶形象”)具有一种纪实价值,对他某些缺点的描述非常到位。显得出奇镇静的安徒生在给B*9郾S*9郾英吉曼写的信中说,这篇小说最吸引人的是对埃金哈德­精­神崩溃和几近疯狂的描写。从许多方面来看,安徒生好像是在对自己的心理进行剖析:

“噢,是的,他们完全可以说:这就是安徒生,因为我的全部缺点都在这里。我希望而且相信自己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但小说中这个诗人所说的话正是我曾经说过和做过的。我被这些­精­彩的描写吸引住了,虽然有些不太舒服,让我感到一丝痛苦……打动我的、在某些时刻刺痛我的内心的,是这个诗人的命运……是他的崩溃,而他正是我的形象。一读到这些拨动我心弦的内容,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其中最让我感到痛苦的,是我从今以后必须稍做收敛,也许这也是明智和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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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2)

然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并没有对卡斯顿?霍奇进行任何形式的指责。这种忍耐的做法也许与两位作家社会地位不同有关。安徒生是个无产者,而霍奇则是贵族,丹麦正处于黄金年代时期的作家当中的一个贵族,也许这正是安徒生能够容忍霍奇在小说中如此粗俗不堪地讽刺其它作家的原因之一。小说结尾,埃金哈德在被送到疯人院时,坐在手推车里,头上戴着他的破旧桂冠,用纸做的各种奖章和饰物垂挂在胸前。这是一个让人既可怜又可笑的场景。取笑的人群围着埃金哈德,一直走过大街小巷,仿佛是安徒生童年时,有人预言他有一天会被人们簇拥着回到家乡,回到这个因他而满城生辉的地方。坐在手推车里,这个妄自尊大的埃金哈德不停地自言自语,讲述着三维治岛女王如何想要他的自传和照片,远方小岛上的书店老板如何订购了几千本他的《作品合集》。突然,他对周围的人们大声说道,他要立即出发前往非洲,因为那儿正有许多人渴望见到他。

安徒生容忍和躲避猛烈攻击的能力从下面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来。1845年9月,安徒生在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写道,卡斯顿?霍奇不可能在嘲笑和奚落他:

“霍奇是个品质高尚和心胸宽广的人。我知道,他会欣赏我的一切优点,我非常相信他的为人,并把他当作是我的朋友,而且一直会这样。”

安徒生1845年对霍奇的容忍可以使其称得上是一位世界伟人,但他对图瓦尔森的女儿埃莉萨?普尔森的拒绝却没有一丝的宽宏大量。1843年秋,埃莉萨?普尔森想通过科林家族说服安徒生陪伴她出游欧洲,并给她的儿子当教师。在给乔纳斯?科林的信中,安徒生坦白地回答说,这根本不可能,因为他在当时的名望是不能被这种事情所玷污的:

“对德国人来说,我是丹麦最著名和受人尊重的作家;我是否有资格担任这个角­色­并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但对德国人来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小孩的教师游历欧洲,那就会显得既可怜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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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火车游历欧洲(1)

19世纪40年代,安徒生一共游历过欧洲4次,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在丹麦所受到的压抑也随之一扫而光,为欧洲文化史写上了壮丽的一笔。安徒生在国际上受到的欢迎正逢欧洲40年代现代技术爆炸­性­的发展,当时,蒸汽机和电的发明将各式各样的机械力量释放出来,人们对进步的信心仍然非常单纯与乐观,安徒生在1861年的童话《新世纪的缪斯女神》中就曾描写过这种现象。此时,交通工具尤其是铁路的发明与现代化,革命­性­地扫除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对于像安徒生这样喜欢游历的自我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来说,它们要比同时期发生的政治革命具有更大意义。1833~1834年间,这位丹麦作家游历意大利时,乘坐的是邮车、驿站马车和意大利式四轮马车,12小时才走50到100公里,中途还要休息较长时间,以便让马和旅客恢复体力,为下一段行程做好准备。现在这种作家所谓的“喷火巨龙”,意味着在几个小时内他可以游历世界400公里,而且还非常舒服。1840年11月,安徒生乘火车从马格德堡(德国西部城市。———译者注)到达莱比锡,这是欧洲大陆的第一条铁路。这次他4个小时前进了120公里,每小时达到了30公里,这次经历使他兴奋异常:

“现在,我有一种地球在旋转的感觉;我旁边的草地田野好像是旋转的车轮一样向前飞奔;只有远方的物体似乎仍然保持着静止。现在,我可以想象出候鸟飞翔的感觉了,它们飞离城市时肯定是这样。一座城市与另一座之间仿佛离得非常近,真是不可思议。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魔术师,驾着巨龙,拉着火车,飞也似地经过旁边道路上坐在马车里,像是蜗牛一样的可怜人。蒸汽喷出时,好像是魔鬼在喘气。汽笛听起来很不舒服,好像刀Сhā入一头猪的肚子时,猪发出的嚎叫声。”

技术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安徒生的事业同样也在突飞猛进。他的小说和童话先是被翻译成德文、英文和法文,并在19世纪40年代现代印刷技术和快速扩张的图书工业推动下,在世界广为传播。这意味着,当安徒生在1840年开始他的文学生涯时,关于这位丹麦作家浪漫生活和传记的传闻就已经传到了德国上层社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安徒生的《没有画的画册》在欧洲德语区引起极大反响。这本童话著作以各种删节本和缩印本的形式,进入学术期刊和通俗杂志。这意味着安徒生已经进入德国的普通家庭,他的作品既属于先锋派,对读者来说又是一种读起来非常亲切的作品。

40年代中期,他前往欧洲的4次行程都经过了德国。他在慕尼黑、德累斯顿、魏玛和柏林呆了很长时间,并通过散发作品和讲述自己浪漫生活的方式赢得了大家的欢迎。在国王和王公宫殿里举行的宴会上,在有当时欧洲艺术与金融界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沙龙和文学协会上,安徒生结识了一大批德国朋友、同行和商业人士。这些人不管是在艺术创作上、商业上,还是作为普通朋友,对他都十分关照。这本身也代表了他自己视野的开阔,与乘坐火车旅行非常相似。坐火车时,一座城市与另外一座城市好像离得非常近,在德国,他的好朋友们似乎就在他的身旁。

在1840~1841年他前往近东的一次长期旅行时,就已经结识了一些著名人物,如弗朗兹?李斯特和门德尔松。当他继续向南前进时,有一天结识了一位现代书商弗雷德里克?坎普,并在第二天第一次看到了用达盖尔银版摄影法拍摄的图片。第三天,他与《大众报》的出版商古斯塔夫?科尔布成了朋友。在慕尼黑,他可以舒服地观看喜剧、悲剧、贵族画廊,可以每天拜访画家斯蒂勒斯、彼得?冯?柯尼利厄斯、考尔巴克和哲学家F*9郾W*9郾J*9郾谢林。这位丹麦作家一路上到处结识朋友,在德国大城市建立了友好和具有学术意义的桥头堡。从长远来看,这不仅意味着他可以享用美食住宿,可以在慕尼黑、德累斯顿和柏林剧院舒服的包厢里看戏,而且意味着他可以随时找到一位翻译和出版商。同样,他还结识了各种各样的Сhā图画家或油画家,如威廉?考尔巴克,他为安徒生的童话《天使》所配的Сhā图成为当时最受人们欢迎的作品。从斯塔万格到塞巴斯蒂安,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以平板画形式出版的安徒生童话。

在欧洲其它大城市,如巴黎、维也纳和伦敦,安徒生也结识了一些朋友,建立了或大或小的关系网,对他的后半生帮助良多,这也可以从安徒生的大“纪念册”得到证实。这本纪念册其实是一本剪贴簿,高达半米,重3公斤,里面安徒生记录着他全部旅行中的贺词、照片和纪念品。通过这本纪念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40年间不停游历与社交的情况,看到一大批欧洲名人(几乎有500人),他们通过亲笔签名、诗歌、书信、钢版雕刻的画像、乐谱和风­干­了的鲜花,给这位丹麦作家送来问候。这是一本握手、拥抱和亲吻的纪念册,也是这位丹麦作家在19世纪欧洲的地位与受欢迎程度的证明。安徒生结识了众多的文化­精­英,他的这本大型纪念册也是一幅40多年的文化图谱,其中有国王和王妃、画家、作家、作曲家和演员。比如,其中就有一位法国女演员雷切尔,1843年安徒生在巴黎被她的艺术迷住了。坐在满是崇拜者的更衣室中,雷切尔抽出时间给安徒生写了一张便条,上面用优美的字体写着:“艺术就是真理。”用这句格言来形容这本巨大的纪念册再贴切不过了,从它可以看出安徒生的艺术雄心与社会理想,以及他不同寻常的旅行中所反映出来的理想主义。安徒生在花费几乎10年时间、30次的长途旅行中,通过艺术寻求真理,当然也是通过与艺术家面对面和手拉手的形式寻找答案。

乘火车游历欧洲(2)

前文所提到的科林家族对安徒生这种遍游世界的一面了解或兴趣并不多。1843年,安徒生在巴黎曾试图向科林家族解释他与著名人物结识的情况:“这些不计其数的朋友,对我就像是亲人一样。”

在40年代的游历中,安徒生的固执起了很大作用。在一些国家,有些艺术家对结识安徒生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安徒生想结识他们的热情高。或许他们起床的时间比他在国内的习惯要晚一些。1843年,当他在巴黎游历时,安徒生不得不敲许多次门,才能见到诸如作家海涅、巴尔扎克、大仲马、卡尔克布雷纳、雨果、拉马丁、维尼,雕塑家戴维和女演员雷切尔。

1831年,亨里希?海涅曾使安徒生获得写作抒情游记《影子》的灵感。早在10年前,他曾在巴黎拜访过这位德国作家,但那次两人都对见面有些保留。现在当两人再次见面时,安徒生很快就发现,这位自从1830年就流亡巴黎的海涅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崇拜法国的人。在安徒生的作品中,海涅读过《即兴诗人》,认为它“结构不错”。1843年,安徒生在一篇日记中引用了海涅的一句话:“你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几年后,安徒生到了巴黎,海涅对他有了些不满,称他看起来像是个裁缝:

“他是个瘦高个,面部凹陷,外部形象与王公贵族们所欣赏的那种顺从个­性­背道而驰。不过这也正是他受到王公贵族热情招待的原因,他完全符合他们所希望的那种作家类型。当他拜访我时,他衣服上惹人瞩目地别着一枚领带别针;我问他别的是什么,他假装虔诚地回答:‘这是参加竞选的、亲爱的汉森夫人赠予我的。’在其它方面,安徒生还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安徒生终其一生都对海涅的文学作品十分感兴趣。到了后来的1865年,安徒生一次去巴斯纳斯庄园做客,60岁的他居然把庄园图书馆收藏的20卷海涅文集全部读了一遍。这是一套平装本文集,安徒生很想收藏,并在给爱德华?科林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这一点,还说:“我发现,里面有几卷是不能给女人看的。”安徒生在给科林的另一封信中说,他开始看的是一些散文作品,如《初级­精­神》和《流放的上帝》。在这些作品中,他觉察到,在这位德国作家“躁动的、违反基督教义的反复无常”中有一丝犹豫,但经过5天认真的阅读后,安徒生对这一点更加确信了:

“海涅就像是夜空中美丽的焰火,但焰火熄灭后你会发现黑夜显得更加漆黑。他讲话幽默诙谐,不相信上帝,轻率琐碎,但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的著作就像是穿着薄纱和丝绸、趴在地上捉虫子的­精­灵少女,所以当房间里有其它人正襟危坐时,你不能让她们随便乱跑。”

1843年,安徒生在巴黎还拜访了巴尔扎克、大仲马和维克多?雨果。与巴尔扎克的谈话是在一只天鹅绒大沙发上进行的。在安徒生一侧坐着一位轻浮的交际花,自称是男爵夫人,身穿一件配有宝石的墨黑­色­长外衣。另一侧坐着衣着极为讲究的巴尔扎克,安徒生在日记中将其描述为“一个小乡巴佬,肩很宽”,­唇­红齿白。交际花和巴尔扎克让安徒生极为感兴趣,他们几次声称这个丹麦人讲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法语,尽管有些听不懂。同一年,对于他不太娴熟的语言能力,安徒生自己说道:

“有时我讲着讲着周围一片寂静,但这时我便说:‘好吧,就这些!’于是我便让其它人发言。”

那是快乐的和充满生机的春天,至少安徒生在1843年写给国内的信中听起来似乎是这样。“我觉得让巴黎的沙龙接受非常困难,但没有什么事情是易如反掌的!”这是他在4月给国内一位女记者的信中所说的话。在另外一些信中,安徒生给人的感觉好像他每天都能见到海涅、巴尔扎克、大仲马和雨果,但这并非事实。安徒生在巴黎的大部分时间是与其它丹麦人一起度过的,如弗雷德里克?拉索、西奥多?科林、安德里斯?邦特森、约翰?博尼曼和弗雷德里克?席伦。或者他喜欢坐在“丹麦咖啡馆”,看丹麦的报纸。

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导致交流困难,安徒生让他的法国朋友和传记作家泽维尔?马尔米埃通过措辞考究的介绍信来安排他与法国著名人物的会面。然而,这些法国作家很少在家,安徒生在拜访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尤其是大仲马时,几次都无功而返。但当安徒生第三次敲响他称之为“羊毛头”的大仲马家时,他终于见到了主人。这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先把介绍信递进去,然后站在门前,等待主人露面。一会儿,一个仆人走出来,请安徒生随他到大仲马的卧室。卧室装修得非常漂亮,但乱得一团糟。在乱糟糟却显得安适的房间中,只见大仲马身穿一件蓝­色­条纹睡衣,手里拿着铅笔、纸和墨水。他和善地向这位丹麦人点了点头,说道:“我平时就像一个侍者,但你得原谅这一点。”大仲马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写完一张就扔到地上。过了一会儿,安徒生仍然站着,生怕踩到这些纸上。这个法国人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大声说:“万岁!现在第3幕完成了!”随即他肥大的身体滚下床,把毛毯像是托加袍一样裹在身上,径直向安徒生走来,嘴里还咕囔着,活像是他原来写的戏剧《卡利古拉》中的一个疯子。安徒生吓坏了,开始向门的方向后退,但大仲马比他还快,挡住了他的路,抓住了他的翻领:“这部作品难道不伟大吗?难道赶不上拉西内吗?”安徒生不得不表示同意。“这是我新写的一部戏剧,”大仲马指着地板说道,“我喜欢在午饭前写上一两幕!”

乘火车游历欧洲(3)

饭后,大仲马得到几张剧院入场券,剧名很吸引人:《巴黎的小秘密》。几天后,他把这位丹麦作家介绍给22岁的法国戏剧界明星雷切尔。安徒生在舞台上看到过她4次,并同意在她的私人住所会面。一次安徒生写道,晚上8点,穿着黑­色­衣服、浑身透出美丽的雷切尔坐在闪着火光的壁炉旁,身披红天鹅绒披肩,地上铺着红地毯,她的面前坐着一大群趋之若鹜的男人。大仲马还怂恿安徒生一起去圣马丁剧院,里面都是一些穿着极少的芭蕾舞少女,据安徒生所说,她们在演出间隙被男人的手摸来摸去。大仲马和脸­色­苍白、极度窘迫的安徒生很快就成为一群身穿紧身衣和纱裙的少女注意的目标。当安徒生试图溜走时,大仲马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又拉回这些少女中间,并将他介绍给特意挑选好的少女:“不要跑,我的好朋友!到这儿来,对这些女孩们好一点儿。”

在维克多?雨果位于皇家广场的住所里,安徒生遇到了另外一位喜欢享受生活的法国人。他记得非常清楚,那是1833年,他第一次拜访,当时这位写了《巴黎圣母院》的伟大作家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在《我的童话人生》中说,当时雨果身上穿着晨衣,脚上穿着“­精­致的拖鞋”。10年后,雨果仍然穿着晨衣,但这次邀请安徒生在他漂亮的住所吃午饭,只见他家的墙上贴着各种形状和颜­色­的丘比特。后来,雨果在安徒生的纪念册上写了一首美丽的小诗,其中表明了雨果为什么总呆在家里,而且白天也穿着晨衣:

去爱的人是幸福的!处于黑暗中的人,

只要他信心百倍,就能找到爱。

他在等待天亮时刻,至少还有灯笼一盏。

他的心中充满了幸福!去爱吧,那就是信念的一半。

媒人(1)

1843年,安徒生在欧洲之行后返回了祖国,期间他有两个月都呆在巴黎,结识了法国的全部伟大作家。回国后,他被亨里克?斯丹普迷住了。亨里克?斯丹普22岁,是亨德里克?斯丹普男爵和克里斯廷?斯丹普(娘家姓为戴尔加斯)男爵夫人最小的儿子,也是斯丹普堡男爵爵位的继承人。斯丹普堡位于普莱斯托附近的尼索,安徒生早年曾经拜访过这个庄园,正是那次使他与亨里克结识。与经常去庄园,并在花园里得到一间工作室的索瓦尔德森一样,安徒生在1840年前后是尼索的常客。夏天时,他在蓝­色­的波罗的海尽情享受,因为庄园的窗户外面就是波罗的海。

1843~1844年的冬天,安徒生完全被这个年轻人控制了。瑞典女高音歌唱家詹妮?林德曾于秋天来到哥本哈根,并以她美丽的声音和舞台上靓丽的形象征服了安徒生。但詹妮发现安徒生有点“天真”,于是便离开了,也离开了作家敏感的心灵。有段时间,这片空白曾一度属于亨里克?斯丹普。1843年10月,这位正在哥本哈根学习的年轻人开始经常拜访安徒生。作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安的情绪中,发疯似的工作,结果却十分可怜。一天,他想写一首关于罪恶的诗,一会又想写虔诚的童话《天使》。这时,亨里克?斯丹普出现了。他们二人早在尼索就已经认识,但如果不算信件往来,他们第一次简短的见面是在1843年的10月。安徒生的日记里有一张私人便笺,表明亨里克曾经到安徒生这里来喝过茶,这种邀请对于安徒生来说是极为少见的。他从来不喜欢在家里招待别人,而是喜欢拜访别人,或接待短暂来访的客人。在1844年他39岁生日那天,在看了看收到的礼物后,作家看到“门上有21张名片,可今晚没什么心情”。

而在1843~1844年冬,不论亨里克?斯丹普什么时候登门拜访,他都兴致盎然。1843年11月,安徒生在尼索呆了一段时间,参加索瓦尔德森的生日宴会,正是这段时间使他们两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843年12月4日,安徒生在日历中记录着:“亨里克太可爱了。”后来,他接到了这位年轻朋友的许多长信,是他早先寄出信件的回信。亨里克?斯丹普称,他以前从来没向任何人打开过心扉,心从来没有这样专一过,可现在“对他却全部打开了”。他还向老朋友要求道:“绝对地相信我吧,永远地支援我吧!”通过现存的几封信件和1843年11月到1844年5月间安徒生在日历上所标注的简短内容分析,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中,两人之间逐渐发展了一种非常敏感的、柏拉图式的友谊。在下面的便笺中,比如“满足”一词应该没有­性­方面的暗示:

1843年12月15日:亨里克太可爱了

1843年12月17日:亨里克是值得依赖的

1843年12月27日:我热爱着的亨里克来信了

1844年1月4日:与亨里克进行了交谈,他通情达理,答应了我一切

1844年1月6日:在亨里克家吃饭;非常高兴!

1844年1月8日:今晚亨里克来访

1844年1月13日:亨里克让我感觉非常满足

1844年1月16日:每天都去亨里克家

1844年2月7日:给亨里克写东西,他来家里做客,可爱而和善

1844年3月4日:拜访亨里克,之后他来看我,让我感觉非常满足

1844年3月11日:今晚亨里克来访,可爱而和善

1844年3月18日:亨里克有些嫉妒

1844年4月30日:亨里克对我冷淡了

1844年5月2日:两天没见到亨里克了,他有些不太友好

1844年5月6日:去看了他……他与以前不一样了;友谊结束了!

1844年5月13日:亨里克昨天对我敏感而热情

1844年5月23日:晚上7点出发……出去时亨里克看到了我

在安徒生的日历中,尽管1月和2月他和亨里克每次见面都充满了渴望与愉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段敏感的关系中出现了嫉妒、忧郁和与手Yin有关的罪恶感。然而,这没能遏制住他的欲望,1844年2月,安徒生在日历中作为标记的“×”和十字越来越多。3月和4月,湿疹和皮疹开始在作家的身上蔓延,对此作家写道:“###软弱无力”、“###疼痛”、“###有病”、“###状况十分糟糕”。5月,安徒生的皮肤多处疼痛,必须让他的私人医生埃米尔?霍恩曼进行身体和心理治疗。在那年春天,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霍恩曼对作家进行了多次检查。

他的身体和­精­神痛苦一直没有好,一直到安徒生于1844年5月启程前往南方。他在德国度过了漫长而舒适的夏季,得以远离亨里克?斯丹普。旅行期间,他又迷上了另外一位年轻男子,他就是撒克逊-魏玛-爱森纳赫世袭大公。与此同时,丹麦的亨里克?斯丹普也与一位年轻女孩订了婚。这是安徒生移情别恋后的一段感情,尽管同时爱着亨里克?斯丹普,他还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同时想象着这种三角感情会出现浪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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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人(2)

那个女孩名叫乔娜,是英吉伯格?科林(爱德华?科林的妹妹)与阿道夫?德鲁森的女儿。她和弟弟(“小维戈”)都是安徒生30年代非常喜欢的科林家族成员。正是了解到这一点,亨里克?斯丹普才主动与安徒生发展感情,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位作家的手中拿着一把开启乔娜这个漂亮而难以接近的少女心扉的钥匙。

多年以后,安徒生在给亨丽埃特?科林的一封信中或多或少地暗示了这一点,信是1862年从蒙特鲁斯发出的。他说,自己被这位法学专业的学生和男爵当作媒人而加以利用。然而,安徒生既没有感觉被抛弃,也没有感觉受到侮辱,而是觉得有这样一段充满了嫉妒、卖弄风情和恋爱的友谊丰富了他的生活。在安徒生柏拉图式的爱情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另外一个空间,尤其是信件的往来,他称之为“灵魂的香水”。

1843年末、1844年初,当亨里克?斯丹普问他能否安排他与16岁的乔娜?德鲁森会面时,安徒生没有任何犹豫。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位年轻男爵就经常坐在皇家剧院的座位上盯着她看。很快,安徒生就参与到这对年轻人互相偷看和秘密约会之中,甚至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有些爱上了乔娜。从她小时候起,安徒生就认识她,现在她已经16岁,不再是个小孩子,而是一个长大了的漂亮少女。很自然,安徒生可以预见到,科林家的这个漂亮少女很可能会与尼索这位帅气的、有一天会继承一笔土地与财产的男爵在­精­神与­肉­体上结合在一起。

因此,在1844年1月末,安徒生给乔娜准备了几封信,当时她正在斯普林福比看望表妹范妮?伯特内。两个女孩年龄相仿,范妮也被安徒生卷入了这场敏感和带有调情取乐意味的牵线通信“­阴­谋”之中。这是一个虚空间,其中4人都是书信的撰写者和接收者,但没有一个人做出过什么承诺。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参与这场备感刺激的感情游戏,交换彼此对­肉­体和­精­神的感想。安徒生曾在一封有关他与两位女孩关系的信中阐明过这一点:“真是不可思议!我在你的灵魂中看到了她的形象!”他们就是这样通过信件来审视对方和自己,信中充满了安徒生所谓的“灵魂的香水”。当然,他是其中渴望最为强烈的一个。1844年1月,当他的日历中写满了对亨里克的渴望时,他给乔娜写了一封信:

“我亲爱的、尊敬的乔娜!你不能明白你在我的思想里占据了多大空间,不明白我有多么喜欢你,不明白你离我的心有多近!你必须永远地相信我,就当我是你忠实的长兄!”

更加直白的是对亨里克?斯丹普的提及,但并不能说这是安徒生在向乔娜卖弄自己,尽管他曾许诺这位年轻男爵要以他的名义表达真心。相反,安徒生让乔娜明白,亨里克也是属于他的。他是通过使用表示亲密的词语来表明这一点的:

“周日晚上,我在亨里克?斯丹普的陪同下前往哈特曼斯家。H*9郾S*9郾(即斯丹普———译者注)向你和范妮表示问候———我和他母亲一起吃饭,每天都可以见到他!”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安徒生在这场感情游戏中是情不自禁的。他不仅向他们传达一些虚假的问候,而且还亲自策划了整个通信过程,因为他同时在扮演几个角­色­,同时设计着几个场景。在信中,他以诸如“你忠实的长兄”和“你的诗人”等落款,逐渐进入一男一女的恋爱之中。乔娜的表妹范妮也被卷入这场复杂的室内游戏。巧得很,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索伦?克尔恺郭尔的《或者》出版几个月之后。这是一本关于各种形式诱­奸­的书,其中有一场激烈的感情游戏就是在虚伪的面具下展开的,同时作者还对爱情心理学进行了分析。

索伦?克尔恺郭尔的小说与安徒生的这次浪漫情事确有许多相合之处。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主人公之一(约翰尼斯)通过信件往来的方式陷入了恋爱之中,大胆并带有玩世不恭的味道。有一刻,他在考虑是否应该把这个年轻女孩(科迪莉亚)介绍给他的好朋友(爱德华),因为他现在已经将女孩吸引住,而这样做也仅仅是出于预先设计好的­阴­谋和游戏中的刺激。安徒生在给乔娜写的信中同样扮演了这种角­色­。在两人洋洋洒洒的长篇通信中,他可以将自己描绘成年轻的亨里克,同时又是一位年老的、正处于热恋中、对乔娜极为渴望的作家,同时与她的表妹范妮间接地调一下情。这件“杰作”的辉煌最终体现在1844年初的几封秘密通信中,信中安徒生慢慢地,既是蓄意又有违他本意地,将两位年轻男女引导在一起。对他来说,这整个就是一首诗,他则静静地站在后面,像一位生气的情人。

1844年5月初,安徒生在写给乔娜和亨里克的信中说:“如果我现在看不到你或他,看不到我所爱着的人,你和那些我所爱着的人仍将在我的心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他作为媒人使两位年轻人走到一起之后的事情,此时,他正在前往新的浪漫旅程的途中。

媒人(3)

毫无疑问,安徒生对亨里克?斯丹普的爱情比他对乔娜?德鲁森的爱强烈得多,但作家与往常一样,更喜欢在心中对爱进行想象和幻想,在­精­神中培育着爱,而不是变成现实。1844年6月,安徒生在去魏玛的途中给乔娜写了封信:

“请给我深爱着的亨里克带去千言万语的问候;我看到他和你温柔的双眸正在向我微笑!噢,是的,我们三人都在忠实地爱着彼此!你们两人之间的要稍微强烈一些,但你们并没有忘记我!”

然而,当他1844年夏在德国旅行,听说亨里克与乔娜已经在丹麦秘密订婚时,他的确感到一丝刺痛。他的感情与他开了一个玩笑,嫉妒突然变成了火焰,被抛弃的感觉难以抑制。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简短的、苦乐参半的话:“上周宣布了订婚。这是一个谎言。”

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1)

安徒生离开亨里克和乔娜1个月后,第一次来到魏玛。这是歌德和席勒的故乡,他在这里的公爵领地呆了几天,认识了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时间虽不长,但两人交往甚密。安徒生于1844年6月24日星期一清晨到达这里,住在旅馆。他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已经筹划多年,那就是歌德故居。到地方后,安徒生非常失望,因为只允许参观楼梯和花园。由于被拒绝入内,而且整座房子的气氛像是一座博物馆,令他感到非常失望。房子由歌德的儿媳奥提莉?冯?珀斯维施居住,安徒生几年前从近东返回丹麦时,在门德尔松的家中见过她。但是,安徒生在日记中称,她现在居然对这位丹麦作家极为冷淡。在第一天,安徒生还去剧院看了一场正在上演的《国王与佃农》,是为纪念年轻的世袭大公生日而演的。之后他参观了席勒故居,因此可以说他这一天并非是无功而返。

但安徒生不久就在贝尔维地亚宫遇到了大公一家,这座金黄|­色­的宫殿俯视着整个魏玛和周围地区。卡尔?亚历山大大公据说是德国传奇和萨迦传说方面的专家,对安徒生的《没有画的画册》也非常熟悉,因此安徒生在宴会上从中挑选了几段,给大家朗读。健谈的大公夫人玛丽亚?帕夫洛夫纳还向安徒生介绍了花园中几棵稀罕的美国树种,但在丹麦作家富于想象力的眼中,这些树看起来就像是芦笋尖。但两人在漂亮的花园里谈了很久,大公夫人在谈到哥本哈根时非常兴奋,同时又抱怨说,奥伦施拉格在魏玛总是感觉不自在。

第二天,安徒生又前往埃特斯伯格堡,它位于魏玛西北方一个森林覆盖的山坡上,风景十分优美。1844年,世袭大公恢复了城堡的狩猎、文学聚会以及知识分子沙龙传统。在接下来的4年里,安徒生在德国的许多快乐时光都是在埃特斯伯格堡度过的。在华美耀眼的彩灯下,丹麦作家遇到了年轻的卡尔?亚历山大大公。在安徒生来到魏玛的第一天晚上,他就见到过大公和他漂亮的妻子———20岁的荷兰公主索菲。现在,这位瘦高个、身姿优雅无比的年轻贵族突然出现了,安徒生在日记中称他是个极受人欢迎的人:“一个26岁的年轻人,十分帅气。我不认识他,没人告诉我他是谁,但我能猜出来。他对我说了些亲切的话,都是与我认识有多么高兴之类的!”

对安徒生来说,这是他与德国文化的中心人物建立友谊的大好机会。而在这位对文化极为感兴趣的世袭大公看来,与欧洲目前最有名望的作家建立友谊,意味着将一位现代艺术家与魏玛联系起来。现在,魏玛准备利用歌德和席勒的遗产,从而进入一个新的伟大时代。

1844年6月的一天,当安徒生第一次打开在埃特斯伯格堡的私人房间窗户时,他并没有时间陶醉在图林根森林的美景当中。埃特斯伯格堡的人们都在忙着准备游园,庆祝仲夏节和卡尔?亚历山大大公的26岁生日。高高的旗杆立了起来,上面系着随风飘舞的丝带,顶端有一些奖品之类的东西,爬得快的农夫便可获得。晚餐时,小提琴欢快的旋律回响在城堡里开着花的椴树中间,远处,卡尔?亚历山大大公和他的骑士推着坐在秋千上的当地农村女孩,丹麦作家则羡慕地看着他们。世袭大公最喜欢的是狩猎、读书和与艺术家交往,这在埃特斯伯格堡全部都实现了,因为世袭大公在狩猎时要带上一大堆诗集,以随时替换手里的短枪,静静地沈思片刻。奥古斯特?冯?普拉顿-哈勒蒙德感伤的诗集尤其贴近卡尔?亚历山大大公的心灵。这位在德国以外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以在19世纪爱着另外一个男子而著名。由于这个原因,亨里希?海涅试图将他的诗集碾成碎片,以一种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其进行严厉批评,称这个伯爵及其小圈子“结党营私”。尽管卡尔?亚历山大大公刚刚在1844年结婚,并且很快就成了父亲,但他在闲暇时仍然阅读普拉顿关于男人之间友谊的诗,其中包括诸如此类的句子:“我习惯于尊敬女人,而不是去爱她们,习惯于爱男人,而非尊敬他们。”

在一次沿埃特斯伯格堡周围散步时,卡尔?亚历山大谈到自己为城堡和魏玛设计的宏伟蓝图。在与附近大城市如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在文化上保持和谐的同时,这座城市将再次成为像歌德时代一样时代­精­神的象征。这个目标的实现将需要新一代著名人物的帮助,比如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詹妮?林德、贝托尔德?奥尔巴赫、费迪南德?弗里利格拉思、理查德德?瓦格纳,尤其是具有超凡魅力的弗朗兹?李斯特,他已经在魏玛举行了第一场音乐会,很快就会被任命为皇家管弦乐队指挥,拥有一座私人府宅和一份丰厚的永久­性­月薪,费用由公国支付。当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对这种资助很感兴趣,并在1844年的7月给爱德华?科林的信中说出了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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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2)

“上帝的方式真是奇怪!我不能完全离开丹麦,但想时常在魏玛呆上几天,与亲爱的住在一起;我真的非常爱他!”

安徒生很快就对自己的机会进行了分析,这样会有很大优势。如果在欧洲大城市及文化中心之间来回游历,并将哥本哈根和魏玛作为永久­性­基地,他就不仅拥有豪华住宅,而且会在欧洲各地结识众多的名人。“这仿佛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我想象着一会儿住在哥本哈根,一会儿住在魏玛,可以见到我在丹麦的朋友,我的爱德华和亨里克,亲爱的西奥多?科林,但无疑,我这是在做梦!”

1844年,安徒生在魏玛呆了一周,这期间仿佛带着一层童话­色­彩。安徒生参加了一个由卡尔?亚历山大的父亲在贝尔维地亚宫举办的宴会。宴会上,丹麦作家紧张得直流汗,因为一边坐着一个对他的童话极为崇拜的、博学多才的侍女,一边坐着非常崇拜法国文化的大公夫人,对面则坐着大公本人,向安徒生讲述着自己对《哈姆雷特》的理解。大公旁边坐着大公母亲,还不时地发表意见,说安徒生与她亲爱的儿子已经成了好朋友,她儿子已经为埃特斯伯格堡制定好一个非常宏伟的计划。她在安徒生耳边悄悄说道,他是她儿子复兴魏玛文化生活计划中一个重要伙伴。“记住,这里有你真正的朋友!”

1844年6月28日,他们在夏天最后一次前往埃特斯伯格堡。为了向安徒生表达敬意,卡尔?亚历山大组织了一次文学聚会。这种聚会从那年起作为一种新的传统开始定期举行,而且从一开始就遵循特定的方针。6点锺,大家都坐在茶几前,大声朗读诗歌与散文。之后是晚餐,餐后大家一直谈到午夜马车才来将客人们接回魏玛。1844~1852年间,在埃特斯伯格堡度过这样的夜晚已经成了一种惯例,吸引了德国国内外众多的名人。由于雇用了一个秘书,对全部聚会进行详细记录,因此这些聚会被称为“日记之夜”。后来,聚会上所朗读的作品都被收入一本特别设计的纪念册中,而在某些批评家的眼中,这本册子都是一些“文学垃圾”。

参加这个聚会的有各种各样的博学作家和音乐界人士。除了卡尔?亚历山大和他的妻子、比尤雷?马科奈男爵、钱斯勒?弗雷德里克?冯?穆勒和歌德原来的秘书约翰?彼得?艾克曼,这个埃特斯伯格堡文学圈还包括一些作家、作曲家、画家、经典语言学家、医生和法学家。当然,还有十几个有教养的伯爵夫人和脾气古怪的贵族###,她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花花公子和纨绔子弟,如弗朗兹?冯?肖伯和著名的园林建筑师、旅行家普克勒-穆斯考王子。在这个又被称为“埃特斯伯格堡圈”的沙龙的众多的女­性­人物中,有一位作家叫阿玛莉?温特,安徒生在1844、1846和1847年见过她许多次。她已经结婚,有4个孩子,是个因爱上表妹的丈夫而惹人议论的女人。阿玛莉?温特曾这样形容在世袭大公城堡举行的这些自由而富有成果的知识分子聚会:“埃特斯伯格堡是个令人销魂的宫殿,你可长年吃到草莓,又没有任何礼节的束缚。”安徒生一边品味着她的话,一边喝着茶,品尝着松脆的、带有香草和玫瑰味道的蛋白酥皮卷。安徒生还结识了一些年龄稍大些的女士。除了阿玛莉?温特,还有柏林的贝蒂娜?冯?阿尔尼姆、德累斯顿的埃达?哈恩和塞尔夫人、伦敦的布莱星顿女士以及其它一些人。她们都非常聪明、意志坚强,就像安徒生在《打火匣》中所描写的王后那样,不只会坐四轮马车,而且还能做许多别的事情。她们经常在辩论时占上风,而且由于非常大胆、经验丰富,经常讨论一些与­性­和爱情有关的微妙事情。简而言之,她们是­妇­女运动的先驱,得到了安徒生极大的肯定。

在阿玛莉?温特在埃特斯伯格堡朗读的一个故事中,她把没有爱情的婚姻称做“合法卖­淫­”。安徒生再同意不过了,在他的眼里,这些像阿玛莉?温特一样的知识女­性­就是当今的女英雄。她们的怪脾气和强烈个­性­在一般人的眼中,就像是荆棘一样扎手。安徒生与世袭大公在充满感情的通信中也经常使用“独特的个­性­”来形容她们,而她们的这种特点与安徒生是极为相似的。他在40年代写的小说《两位男爵夫人》中曾说:“行为古怪的人是不能消失的;他们与剧院里的礼服制服在世界上起着同样的作用。”阿玛莉?温特对自己与安徒生的会面记得非常清楚,在她看来,他在1844年的那个夏天就像是“一个介于纽芬兰狗与小孩之间的人”,因为这位丹麦作家的大眼睛很像纽芬兰的狗,还经常围着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转。

7月1日晚,安徒生即将启程离开魏玛,在这天的文学聚会上,世袭大公为此决定朗读他的短篇故事《森林里的孤独》。但安徒生由于连日来参加众多的宴会,还要讲外语,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有点恶心。他努力控制住自己,朗读了一篇又一篇童话:《豌豆上的公主》、《皇帝的新装》和《小伊达的花儿》。他不仅完成了预定的节目,之后还打起­精­神,不用稿子,用不太熟练的德语讲了几个故事:《放猪的孩子》和《夜莺》。整个故事讲得非常好,安徒生在回忆录中说:“就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梦”。

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3)

在即将出发时,卡尔?亚历山大多次说安徒生必须过几天就给他写信,还要送给作家几件铜版雕刻,上面有他自己和夫人索菲的肖像。卡尔?亚历山大紧紧地握着安徒生的手,很长时间,想让他留下来,说他是作家的朋友。他给安徒生一节刚摘下来的椴树枝作为送别礼物。这节树枝成了安徒生一直保存着的护身符,并且在他回到丹麦后,写作田园派浪漫主义喜剧《幸福之花》时,将其写到作品当中。这部作品由布农维尔领舞,亨里克?朗恩配乐,1844年10月在皇家剧院演出时受到热烈欢迎。喜剧中的主要人物叫亨里克和约翰娜,他们与亨里克?斯丹普和乔娜?德鲁森的相似不仅体现在名字上,在第1幕便可以看到两人热恋的象征,一节缀满小花的树枝,以充分证明幸福的主要源泉在于对幸福的笃信。这也正是安徒生在充当媒人以及与卡尔?亚历山大的交往中所力行的。“享受生活的人们,只要互相热爱,就能找到幸福。”

这段深厚的友谊不仅使他在40和50年代进行了多次令他难忘的魏玛之旅,而且两人经常保持着信件往来。1844年8月29日,安徒生在第一次写给卡尔?亚历山大的信中,用德语写道:

“我亲爱的大公!在我离开魏玛以后,我的思想每天都要回到那个让我愉快的地方。”

除了由于1848~1864年前后政治动荡造成书信间断外,他们的通信从安徒生由德国回国后不到一个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874年,一共有170封。从安徒生回国后给其它朋友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第一次见到魏玛和卡尔?亚历山大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其中第一封提到他的这位德国朋友的信是7月2日从奥登堡发出的,仅仅是他“满眼泪水、忧郁地”离开魏玛的一天之后。信当然是写给爱德华?科林的。一个帅气和幽默的王子,拥有自己的城堡和王妃,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作家可以炫耀的资本。他的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喜悦之情,并且想象着自己能够再次与爱德华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现在,安徒生比多年以前更加热情地接近着他这位哥本哈根的朋友:

“我亲爱的爱德华!这个我用‘de’称呼的人;那是一段非常深厚的友谊,与我的感觉完全相反。你甚至想打破常规!我现在已经离开魏玛,我亲爱的魏玛,这是地球上一个让我感到如此快乐的地方!噢,亲爱的爱德华,我是如此快乐,对歌德和席勒的故乡如此向往,从心底里觉得我必须从上帝那里拿一些值得带回国的东西。”

1844年秋,这位丹麦作家收到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两封信,现在这段友谊开始通过信件发展成两个男人­精­神之间的恋爱,成了讨论­精­神与诗歌的一个媒介。正如后来的结果一样,这位年轻的世袭大公对于男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有一种理想化的信念,将其视为是一种类似印度教的升天,即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一部分灵魂,以便把空间让给另一个人。卡尔?亚历山大曾在信中对安徒生说:“你应该进入我的灵魂中,就像是印度教逝去的灵魂一样。”在两人的­精­神通信中,卡尔?亚历山大是以诱惑者的角­色­出现的,试图用埃特斯伯格堡这座“天堂”来诱惑安徒生,他们两个仿佛手挽手地漫步在城堡周围的森林中。卡尔?亚历山大在信中说,他有一次就坐在森林里,读着安徒生写的信,随身带着的还有子弹和普雷顿的诗。

在卡尔?亚历山大那个讲究仪式和礼节的世界里,一本正经的面具下隐藏着对“真正友谊”的强烈需要,而他则通过与别人的通信寻求和找到了它,这些人中有歌德、弗朗兹?冯?肖伯、巴伐利亚的路德维格二世、奥地利的斯蒂芬大公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些大量的书信后来被称为“卡尔?亚历山大对友谊与爱情的膜拜”。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大公和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助手长达40年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这个人就是利奥?汉克尔?冯?多纳斯马克伯爵,安徒生后来于50年代在魏玛时称他为“和蔼的汉克尔伯爵”。世袭大公生怕他喜欢的这位助手离开魏玛,便让他免费住宿,并给他一年的俸禄,以将他留在这里。就这样,两人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直到利奥在1895年去世。

爱上詹妮?林德(1)

1844~1845年间,安徒生在国际上的声望如日中天,甚至在丹麦也名气大增。国王夫­妇­邀请作家到北海上的佛哈游泳度假,他与克里斯蒂安八世的关系愈加密切。等到安徒生快要40岁时,他的许多作品以德文、英文、瑞典文和俄文出版。另外还有一部新的童话作品集也出版了,其中包括《小矮人芒德》、《跳高者》、《红鞋》、《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这本童话集第一版就印2000册,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数目了。有了这些成就,安徒生便去找国王克里斯蒂安,要求提高薪金。国王立刻就答应了,现在这位丹麦的童话作家一年仅国王支付的永久­性­作家薪金就有600银币。同时,德国出版商和翻译家都争相用德文出版这位丹麦作家的作品集。“安徒生”这个名字一时炙手可热,丹麦的画家和版画家争相为他画像。现在,安徒生计划在1845年再进行一次规模宏大的欧洲之旅。但就在他筹备之时,瑞典歌唱家詹妮?林德突然再次出现在哥本哈根,戏剧­性­地打乱了他的计划。她整个10月一直呆在那儿,每天忙着举行音乐会,在贝利尼的《诺玛》和多尼泽蒂的《军团之女》中充当首席女歌手。她还在哥本哈根举行了25岁生日宴会,安徒生如影随形———他的心情非常高兴,天真地充满着希望,同时又心理极度脆弱,有时还“伤心万分”,他在日记中如是写道。然而,詹妮?林德对这位丹麦作家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浪漫感情。事实上,只要他在身边,她就尽可能地表现出厌烦和冷淡之情,可痴迷已深的安徒生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注意到这些。他在10月21日的日历上写道:“她和我­干­了一杯,把我当作哥哥一样。”这次是詹妮?林德在布农维尔家举行的告别宴会。宴会上,主人宣布,从现在起,所有的丹麦男人都将是詹妮?林德的兄弟。这对瑞典女歌唱家来说是个绝妙的开端,她立即答道:“这太多了!我想从中选一个当我的哥哥。”于是她转向安徒生,说:“你愿意当我哥哥吗?”这句巧妙的问话让一大堆追求者死了心,同时又像刀一样Сhā在了安徒生的心上。他被降到了普通兄长的地位了。多年以后,安徒生在一个故事中讲到另外一个类似的情景。当时是1843年或1845年的秋天,詹妮?林德到了哥本哈根。一天深夜,他们参加一个大型宴会回来,安徒生和林德陪奥古斯特?布农维尔夫­妇­回家。在美丽的月光下,作家和女歌唱家落在了后面。在这样的天气里,安徒生当然感觉浪漫之情油然而生,就在他要向这位瑞典歌唱家表达内心的爱慕之情时,林德麻木和没有一丝浪漫地大声说:“嗯,安徒生!走快点!其它人都快到家了!”

所有这些细小而清晰的暗示使安徒生陷入无助之中。从他保存的那段时间的日历来看,他的内心“非常沮丧”、“伤心万分”、“浑身无力”,但外表上,每当话题转向德国人所谓的“可爱的”詹妮时,他仍然会向她倾注无限的热情。尽管詹妮?林德明确将安徒生视为是一个普通的追求者,一个普通男人,他仍然忠诚地赞美她。比如,1845年10月30日他在给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的信中就对她赞美了一番,还说马上就会去魏玛,随身要带几篇新写的童话,但结果是他首先去了柏林。

在信中,事情似乎非常有希望。詹妮?林德要在柏林过圣诞节和新年,而安徒生对柏林也一直感觉非常亲切。1831年,他曾结识了德国作家阿德尔伯特?冯?查米索,此后他又来过好几次。有一次安徒生受到了一位年轻法国人的诱惑,被引到了“红灯区”;另外一次,他想象着不久还会再次回来,并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到了德国的罪恶之地———柏林!”

但是,1845年的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他的爱情生活并没有产生让他兴奋的结果。相反,安徒生意识到,他对詹妮?林德的爱在本质上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和“文学­性­”的,就像他早先与里伯格的爱情一样。甚至在圣诞节到来之前,作家就有一种被詹妮欺骗和侮辱的感觉,但一次又一次,他把自己的伤痛和失落作为诗的主题,写在给丹麦朋友的信中。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并不爱她,我能够感觉这一点。”同一天晚上,安徒生到了柏林,发现天气十分寒冷。他找了个舒适的旅馆,并在剧院听到了詹妮?林德诱人的歌声。后来,他想象着自己与她同台演出,并在日记中写道:

“她用德语演唱,无疑我也用同样的方式朗读着我的童话;一种熟悉的东西闪现了,但是,正像他们所说的,这正是有意思的地方。”

在圣诞和新年期间,安徒生的确与这位瑞典女歌唱家有了进一步接触,但在感情方面没有丝毫进展。詹妮?林德十分冷淡和疏远,像他当时朗读过的《雪女王》中的女主角一样。冷淡的她给这位丹麦兄长的圣诞礼物是:一块会让安徒生想起­奶­酪的香皂!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分析了自己在柏林与这位女歌唱家接触的全部过程,唯一的结果就是在一只沙发上与她谈了一小时,其中谈的大部分是丹麦的科林家族。甚至在圣诞夜,安徒生也是独自一人呆坐着。这些是他对朋友说的,但他的日记却不是这样写的,因为作家想到詹妮可能不会出现,于是另外安排了活动。詹妮并没有来,安徒生在日记中十分伤心,尽管大多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感伤:

爱上詹妮?林德(2)

“她曾经充满了我的整个胸膛,但现在我不会再爱她了!在柏林,她已经用冰冷的刀子割断了血­肉­!我奇怪,既然她对我毫不关心,那么她在想些什么呢?我来柏林,主要是为她而来的。”

然而,柏林之行仍然是硕果累累的。这段时间,一直不断的咖啡、茶会、皇家宴会以及与著名人物会面,使他很少有时间感觉孤独。其间有件奇特的事,就是安徒生与歌德的老朋友,才思敏捷的女作家贝蒂纳?冯?阿尼姆及其女儿再次相见。他们在前一年曾经彼此见过一次。那次,聪明的贝蒂纳说他的童话全欧洲的国王和王妃都在读,他们在用这种方式来学习生活中美丽的真理。她的女儿阿尼姆夫人长得并不漂亮,但她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却长得很帅。这些,丹麦作家都在日记中记了下来,还有这位柏林沙龙女主人令人难忘的形象:充满活力却尖酸刻薄、穿着邋遢:“突然,门开了,她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穿着邋遢、极为古怪!‘你今年看上去比去年好看多了!’她说道,‘走开,’她对女儿说,‘你没有变得漂亮,可他却漂亮多了!’”

他在柏林还参加了所谓“咖啡协会”举行的聚会。这是柏林的另外一个文学沙龙,由自称是“咖啡学家”的­妇­女举办,会员均由较为富裕的老姑娘组成,希望建立一个女权论坛,与男人主宰的柏林沙龙相抗衡。威廉?敏娜?巴德瓦,人们都叫她“敏娜”,是咖啡协会的记录员和协会通讯的编辑。Сhā图和封面设计由她的姐姐卡罗琳担当,她是一个年轻有才的肖像画家和钢琴家,曾经与歌德在魏玛一起狂欢痛饮过。协会于1843年3月成立后不久,男人能否成为会员这个微妙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敏娜?巴德瓦对此疑虑重重,大多数其它­妇­女也是这样。她提议,对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位丹麦作家,应该以“安德琳”的名义吸收为名誉会员。这个建议被采纳,并且据敏娜?巴德瓦在日记中说,当她们听说这位名誉会员将在1845年12月来这里过圣诞节和新年时,大家的兴致一下子高了起来。“安徒生的到来使整个协会的气氛热烈了起来———他就是今天的社交明星。大家都在谈论他的虚荣。”很自然,这位大受欢迎的单身汉接到了咖啡协会的邀请,据敏娜?巴德瓦在日记中说,他的到来使她们高兴得神魂颠倒,尽管他的脾气有点不太好。他不停地在看表,说他要去剧院,还有几个其它的活动要去参加。对安徒生入迷的敏娜?巴德瓦还注意到,安徒生身上根本没有一丝的虚荣,有的却是“一位作家不允许自己沈浸在国王与伟大世界香气中的天真本质”。在晚餐时,48岁的敏娜?巴德瓦觉得自己全身心地爱上了这位来自北方的单身汉:

“他看上去非常帅,我估计有40岁。他整个人看上去有种非常正直的感觉,讲童话和其它作品时也是这样。也许他在和其它男人讲话时,对自己讲得有些过多了……完全沈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对其他事情视而不见,但你不能说这就是虚荣。虚荣总是在某些方面掩饰自己,但还是能够被捕捉到。在安徒生身上,没有什么可以捕捉的东西;他知道自己有诗人的天赋,但还是如此的真诚、正直和快乐。”

然而,安徒生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柏林和波茨坦的普鲁士皇室上面,他们是在腓特烈?威廉四世举行的宴会上认识的,同时威廉还要给这位丹麦作家颁发“红鹰令”奖章。他在德国的名望与詹妮?林德不相上下,因为安徒生非常清楚如何在铺满意大利大理石、雪松木和椴木地板的大厅里表现自己。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受邀前往波茨坦和柏林的皇宫六七次,亲自为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国王和王后朗读自己的作品,并在他们的书上签名,如“上帝保佑高贵的心灵!”1846年1月,丹麦的科林看到安徒生写的一封信,信中他对自己在柏林逗留的这段时间进行详细和长篇大段的描写,尤其是提到,他现在已经与像詹妮?林德这样的欧洲名人一样伟大了。“噢!我真是高兴死了!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是明星,一个柏林的明星,男人中的詹妮?林德,我代表着世界潮流!”

这句不经意的话———“我就是男人中的詹妮?林德”———从某种意义上包含着安徒生对这位瑞典女歌唱家奇怪的崇拜。他的这种崇拜从未完全消失过,直到后半生仍然微弱地燃烧着。这从他年老后住在纳哈文的房子可以看出来,因为客厅的一角放著作家自己的半身像,另一角则放着詹妮?林德的半身像。他后来虽然没有再与林德联系过,但仍然对她满怀敬意,正如他曾经常说的:“我在用一个兄长的全部灵魂热爱着她。”

在研究安徒生的专家中,似乎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詹妮?林德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没有得到对方任何响应的最爱,其中包括情yu这个层次。然而,这种对安徒生与林德关系的传统解读当然是存在着争议的,因为有许多迹象显示,安徒生对詹妮?林德的喜爱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的,而并非­肉­体上的。安徒生对她的崇拜主要是柏拉图式的,其方式类似于他与其它年轻男女交往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当他1843年和1845~1846年一见到林德时,就爱上了她。这可以从1845年林德再次出现在哥本哈根,安徒生便立刻对这位瘦小的女人着了迷中看出来。林德声音洪亮,光芒四­射­,与安徒生一样,在舞台上则会变成一位杰出的即兴演唱家。安徒生曾写道:“这仿佛是给我们送来的一只装满圣水的瓶子,是艺术领域新出现的杰作。”

爱上詹妮?林德(3)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詹妮?林德都是一个幻觉。在剧院和音乐厅,她身上那股吸引和影响作家的力量在积累着、扩散着。对于安徒生来说,她就是纯洁的缪斯女神,带领他进入“多愁善感的真正王国……从童话里天真的游戏一直到生活中快乐与严肃的真理”。魏玛的亨丽埃特?冯?施万德勒1845~1846年间在作家纪念册中如是说道,她是安徒生40年代在欧洲结识的女­性­朋友之一。詹妮?林德使安徒生升到理想世界的最高点,但没有让他回到理智的现实世界中来,就像《即兴诗人》中桑塔和那些妓汝诱惑安东尼奥一样。相反,詹妮?林德就是这篇小说中拉腊这一角­色­的再现:才华横溢、漂亮和浪漫,就像是今天芭蕾舞中所常见的牧羊女或仙女,同时也是安徒生作品世界中最为忠诚和反复出现的人物形象之一。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与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卡?布莱默对詹妮?林德光芒四­射­的形象看法是相同的。或者至少他在于1843年11月写给科林夫人的信中,非常赞同布莱默的观点。当时,安徒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他对这位女歌唱家的极度崇拜,于是便借用了布莱默的话,而布莱默此时也像安徒生一样,热恋着詹妮?林德。在上面这封信中,丹麦作家同意布莱默对林德的描写:漂亮、天真和难以形容。布莱默指出,詹妮?林德“迷人魅力”中具有男女两种­性­别特点,而安徒生则引用这位瑞典作家的话说:

“此外,她吸引了众多男人和女人,原因是她的娇羞、活泼和欢快­性­格……她的整个面庞和身体散发出一种快乐和激|情的美。”

安徒生更多地在­精­神上而非­肉­体上热爱着詹妮?林德,这一点可以从1843年和1845~1846年这段短暂的时间看出来,当时林德在哥本哈根,作家曾幻想与这位幻影似的女人结婚。安徒生在信中、日记中和文学作品里描述她的方式完全脱离了­肉­体,从未带有­肉­欲­色­彩,尽管安徒生的作品中,有许多年轻男子都带有某些­肉­欲的成分,他们或穿着紧身制服、紧身连衣裤,或­干­脆­祼­露胸膛。比如,1831年当安徒生从德累斯顿回国,第一次到柏林时,他了解到欧洲大城市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黑暗面。在他的日记中,他叙说了一次被法国人带到妓院的经历。安徒生最终逃离了那个地方,但当天所目睹的一切让他写出了一首非常贴近现实的柏林颂,同时也是一首男人身体的颂歌:

街道一条接一条,宫殿一座接一座,

边走边看,让人如此疲惫。

几个帅气的士兵———我看到的第一个,

感觉从我的心中穿过。

我大声说:“多么美的身体,多么美的腿啊!

我的上帝,他是多么迷人啊!”

安徒生在40年代渴望的并不是詹妮?林德的身体或是腿,而是她的灵魂和­精­神。她像是天使一样盘旋在庸俗的欲望之上,她的­性­别被冲淡了,被安徒生奉若神明。在他的眼中,他们两人是如此相似,包括他们的名望,于是在他1846年到达柏林的最初几天里,他便给科林写信说,他是“男人中的詹妮?林德”。

安徒生曾在他的浪漫主义独幕剧《做梦的国王》中说过类似的话,这部剧是在他于1943年9月第一次与詹妮?林德结识后不久写的。第二年,他匿名把剧本交给了皇家剧院。该剧讲的是16世纪初克里斯蒂安二世与情­妇­迪维克之间传奇般的爱情故事,安徒生将其描写成不安分的年轻国王众多爱情梦想中的一个。迪维克解释了这个爱幻想的国王为什么一生中都没有一次Xing爱:“像克里斯蒂安这样的男人,只会爱他自己。”迪维克指出,对于国王来说,赢得一位皇后的心只是一种仪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手拉手地、漂漂亮亮地坐在宝座上,是皇家生活重视礼仪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相爱吗?”克里斯蒂安从未出于真正的爱而和一个女人结婚,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只能爱他自己。而这位国王承认了这一点。在国王对自己的反省中,我们可以找到安徒生对詹妮?林德崇拜的原因:

“但是,当他爱上她时,她就成了他的一半,这时爱她就是在爱他自己!我知道这一点,迪维克!我当然知道这一点。”

魏玛重聚(1)

1845~1846年快乐的圣诞与新年过后,安徒生启程前往魏玛。这段行程似乎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安徒生非常渴望再次见到世袭大公。马车里有个同行的人,一直在讲一些年轻女孩的­淫­秽故事,给安徒生在旅途中添加了些佐料。一路上非常辛苦,但为与卡尔?亚历山大重聚,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然而,两人当晚在一个大型舞会上见面时,不得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卡尔?亚历山大在欢迎安徒生时,为自己用这种正式礼仪与他说话而表示道歉:“在这里我不能像在我家里一样接待你。”紧紧拥抱以及卡尔在给安徒生写的信中所描述的那些———“当两个灵魂紧密相连时,一方都有要求对方为自己做事的权利”,都不得不等到第二天上午10点,安徒生前往卡尔家拜访他的时候:

“他向我走过来,把我抱在胸前,吻了我好几次,感谢我对他的爱。我们手挽手地到了他房间,坐了很长时间,一直谈到被政府委员会叫走。于是我们手挽手一起走到前门!”

接下来,他在魏玛和埃特斯伯格堡度过了快乐的两个星期。因为世袭大公和夫人彼此生活互不打扰,安徒生与卡尔可以不受­干­扰地培养他们的深厚友谊。1845年1月,在由阿玛莉?温特举办的宴会上,安徒生朗读了3篇童话,其中《钟声》大获成功。世袭大公对安徒生说,这个故事肯定是在暗指他。安徒生点了点头,卡尔随即说他就像是故事中国王的儿子,“将会为最高尚和最伟大的目标而努力”,于是大家都开始为作家­干­杯。

值得注意的是,世袭大公夫人索菲在安徒生的这个童话中没有一点踪影。童话中,穷苦孩子和漂亮的王子在神秘钟声诱惑下,来到森林中的一块崖石上,在夕阳的照耀下紧紧拥抱。在安徒生的这个故事中,钟声仅仅是为男人敲的。如果我们将他1846年的日记与1843年在魏玛时的日记做一对比,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1846年,索菲在安徒生的日记中完全消失了,突然之间变成了幕后一个“温顺快乐的”旁观者,而她丈夫则在努力与别人建立深厚友谊,恢复魏玛的欧洲文化中心地位。在安徒生看来,这两件事紧密相连,卡尔利用每一个机会鼓励安徒生停留尽可能长的时间,或者最好永久定居在魏玛,成为德国人,因为丹麦并不欣赏他的天赋:

“‘但我们德国人要比丹麦人更看重你!现在你处于我们两个国家之间;把你的手给我!’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还说他爱我,并把脸贴在我的脸上!”

在1846年1月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拥抱、握手、手拉手地走路。尽管当时人们对待男人之间的友谊是比较开放的,安徒生和卡尔也不得不将彼此之间的感觉隐藏起来。在由卡尔大公的父亲举办的宴会上,安徒生坐在卡尔旁边,他在桌子下面紧紧握著作家的手。后来,安徒生在日记中说,他们一起去到一个小阳台,卡尔“非常可爱、亲切”。但是,当1846年1月22日詹妮?林德出现在魏玛时,这一对便分开了。她吸引了每一个人的目光,安徒生在日记中说,一连几天,他的心中只有这位歌唱家的位置。1846年1月末的日记中显示出安徒生感情、冲动和欲望之间的强烈冲突。他同时对男人和女人的渴望在嫉妒方面发生了冲突,因为卡尔似乎也极度喜欢詹妮?林德,立刻想到了将她纳入他的艺术家军团,以使魏玛进入辉煌时刻。

这种由一个女人引起、发生在两个关系密切的男人之间的、突如其来的感情纠葛,安徒生几年前就曾经作为主题,写进了童话《友谊的约定》当中,时间在1840~1841年前往近东的途中。故事是讲古代对于男人之间高尚情感关系的不成文规定,包括少女应该祝福男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童话以一个希腊神话及传统为基础,以古希腊为创作源泉,但他在两个月后,到达了维也纳才在日记中谈到这一点:

“希腊人中间存在着一片背信弃义的风气,但他们歃血为盟的兄弟情义却非常令人钦佩。当两个男人真正喜欢对方时,他们便成为亲兄弟。他们挑一位纯洁的少女,带她去教堂。她站在圣坛前,将围巾围在他们的脖子上,他们则宣誓彼此永远忠于对方,生死不变。牧师随后为他们祈祷。在发生不幸的事情时,他们彼此站在一起,为对方互相牺牲,共同面对生死考验。”

在童话《友谊的约定》中,当宣过誓的一个兄弟心中下意识地燃起对异­性­的渴望时,尽管他还深爱着对方,但还是出了问题。这就是威胁友谊约定的东西,尽管它是十分自然的。这与1846年1月发生在魏玛的事情非常相似,当时詹妮?林德突然出现了。林德没有为这两个男人的友谊祝福,而是使它面临破裂的危险。围绕在詹妮和卡尔身上的崇拜与嫉妒使安徒生“苦恼不已,感觉不适和浑身无力”。幸运的是,在这段困难时期,安徒生得到了一些人的安慰。1月27日,在安徒生从宴会回家的途中,与单身男爵卡尔?奥利维尔?冯?比尤雷?马科奈同行,他们曾于1844年在魏玛见过。这时,男爵试图安慰忧郁的作家,建议他们应该轮流向对方敞开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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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重聚(2)

“比尤雷告诉我说,我正在热恋着詹妮!我告诉他不是这样,他给我讲了他的心事,我也想到自己的事,而且哭了。”

这位德国男爵费了很大努力,扮演着­精­神顾问和治疗师的角­色­,但最好的药莫过于詹妮?林德离开魏玛了。安徒生在1月28日的日记中断断续续地记着:“霜冻。和詹妮去了图书馆。与詹妮及世袭大公拜访了伯爵夫人雷德恩。今晚在詹妮家听音乐会;小夜曲。再见!”

最终,安徒生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卡尔、茶会和皇家舞会上。在舞会上,丹麦作家就像是皇帝一样,被一群军人和身穿拖地长裙的女士环绕。在大公的生日宴会上,他甚至被侍从抬起来,坐在轿子上来到宴会现场,而且许多人在安徒生耳边说,他将被任命为“白鹰骑士”。当安徒生于1846年2月7日离开魏玛时,离别之情依依不舍。他在早晨8点拜访大公,进行临别辞行,卡尔接待他时“身上只穿了件衬衫,披着斗篷”,安徒生在日记中如是写道。他并没有感到窘迫,也没有觉得失礼,“我们非常了解对方!”大公对作家说,之后便与他拥抱,亲吻,并说:“把此时此刻就当做是昨天吧,我们永远都是朋友。”但这仍然没有使他们忘记这次告别,两个人都在希望能够再次相聚,正如安徒生在日记中所说:

“当我们分离时,我感觉好像少了什么似的;我在心里回忆着每一个细小的过去。”

安徒生日记上的墨迹还没有­干­,卡尔就出现在了耶拿,并随身带了封信,让作家带到奥地利。大公抓紧机会见了安徒生最后一面,作家当然是喜出望外:

“我跑到雪地里;他就站在那儿,双臂紧紧地抱着我,我们互相亲吻着……亲爱的人!……我们一起去了城堡,在那里我们再一次拥抱。他让我夏天再来,不要去意大利,就住在他那里!我们拥抱着,亲吻着;这次我没有哭。那个可爱的人!”

是他不是她(1)

回到哥本哈根,科林一家对于安徒生在魏玛的过度兴奋一点儿也不感兴趣。1846年1月,当作家述说在奥尔登堡得到一枚指环、在普鲁士获得一枚奖章、在魏玛则得到“一颗真诚的心”、其中的爱情比其它一切都重要时,爱德华?科林尽一切力量使他着了迷的朋友回到现实中来,教导他男人之间的正确交往规范:

“你在德国大受欢迎;在魏玛他们把你惯坏了。你被那里所有的著名人物亲吻和拥抱。作为你在国内的朋友,我们坚决不喜欢男人互相亲吻,我们不通过这种方式来增进感情。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对这个故事的核心还是感到非常高兴的,这意味着你成功了,你结识了朋友,这些朋友现在看来是真诚的。”

一个月后,作家的回答不是以信件的形式,而是以一出喜剧《拉斯穆森先生》的方式出现了。这出戏起初在管理人员之间产生了分歧,后来被皇家剧院接受,但仅上演了一场。之后,这出戏便从名单上撤了下来,收进了剧院的档案中。后来,它也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作品集》中删除,尽管该剧有几段诙谐的台词,而且并不比其它戏剧作品差。这部作品集是1854~1879年间的作品全集。

在安徒生的作品中,再也找不到这样对同­性­柏拉图式的爱进行的大胆和质朴的描绘,而这种爱贯穿了作家整个一生。《拉斯穆森先生》是他于1845年匿名交给皇家剧院的,于1846年3月19日进行了首场演出。在魏玛与世袭大公卡尔呆了一个月,并在莱比锡、德累斯顿、布拉格呆了几天后,安徒生从维也纳前往的里雅斯特,从那里他将坐船前往安科纳,之后由陆路前往罗马和那不勒斯。

这出匿名戏剧是个极大的失败。科林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在前两幕就退场了,爱德华觉得第1幕就让他受够了,于是在两幕之间就离开了。在皇家剧院的内部记录上,幕布落下后,便立即写道:“演出6点开始,9点结束,一切均按照惯例进行。该剧引来皇室人员一片嘘声。”

安徒生选择匿名提交剧本,因为30年代有一大片批评他的声音,既批评他的艺术,也批评他的为人。在哥本哈根的­精­英中,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保持距离和对其进行嘲讽是一种非常时髦的举动。甚至有3位演员拒绝在《拉斯穆森先生》中饰演角­色­弗里茨?贝珀,就像海博格夫人在1840年拒绝出演《摩尔少女》一样;他们在第一次彩排后便拒绝出演自己的角­色­。安徒生在写给他的信中看到这种对他的艺术的抵制时,非常愤怒,立即于1845年12月从柏林给爱德华?科林写了封信:

“他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告诉我。是谁拒绝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我想是尼尔森夫人、尼尔森、菲斯特先生、海博格夫人吧?……剧院的这种人是主子,经理和作家都得向他们鞠躬,他们是4700万演员中的少数,却占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地位!我愤怒之极!”

不能说《拉斯穆森先生》是一部伟大或完美的戏剧。然而,它成功走上了皇家舞台,这无疑是在老乔纳斯?科林的帮助下才取得成功的。但结果,它却得到了全体观众一致的否定。舞台上,那些装扮成男人的女人或装扮成女人的男人没有一点感人的地方,这在轻歌舞剧的黄金时代之前曾出现过多次。尽管如此,健壮的男人彼此互相追求,这即使是在轻歌舞剧或喜剧中,也是极为罕见的。那天晚上观看演出的科林家有个人叫英吉伯格?德鲁森,他认为这部戏剧不仅糟糕透顶,而且让人非常难堪,她在首场演出失败后写信给安徒生说:“爱德华早就确信地告诉过你,《拉斯穆森先生》是不可能成功的。我感觉极为难堪,这是我从未在喜剧中看到过的。路易丝和我本想中途离开,只是怕引起会场­骚­动而没有这样做。我感觉可怕极了,对路易丝说我快要死了!非常不幸,这场戏一点也没有意思……”

英吉伯格?德鲁森还正确地指出,这场戏的情节有些脱节,对白冗长,看不出有什么内在逻辑。在第1幕,起初是大胆描写男人对男人及女人的爱,之后逐渐扩散到身份这一问题上:“我们到底是谁的孩子?”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就像一个影子,开始笼罩在40年代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生活与工作周围。当1846年德国德累斯顿的出版商卡尔?B?洛克要求他写一本全面的自传时,这个问题再次得到了重视。安徒生不得不思考他童话生活中笼罩在­阴­影中的最初几章。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分析他的这个写作与回忆过程。

当《拉斯穆森先生》接受皇家剧院审查时,约翰?路德维格?海博格是剧院的顾问之一。他认为,尽管对白中有逗乐和欢快的成分,但总的来看,“有些语句和表达方式似乎是从一些私人圈子的日常用语借用来的,这种语句过多,结果会让观众无法理解。”海博格没有明确指出他指的是哥本哈根的哪些圈子,但有诸如“接近肮脏的边缘”之类的评论。剧院顾问海博格和他当演员的妻子观点一致。海博格夫人立即表示不愿扮演这部破烂戏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她曾对好朋友剧院主任乔纳斯?科林说道:

是他不是她(2)

“我好心的、亲爱的、可爱的、虔诚的、明智的、忠诚的顾问先生!请您允许我不在《拉斯穆森先生》中扮演角­色­。我有几百个理由不想扮演那个角­色­,但如果你偏要列举出具体理由,我也不会怪罪你的。”

她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但海博格先生的强烈否定没有被乔纳斯?科林采纳。于是,爱德华?科林,剧院主任自己的儿子,这个曾拒绝以昵称称呼安徒生的人,不得不在1846年3月19日坐在头等席位上观看《拉斯穆森先生》,这让他丢尽了面子。上文曾经提到,爱德华认为第1幕就让他受够了,在两幕之间的空隙时,他立刻来到衣帽间,随即消失在国王新广场的新鲜空气中。

这场戏的主角是个孤儿,珀尔?埃米尔?拉斯穆森,他一直梦想能够成为一个独舞演员,但在皇家剧院学习时被院方开除。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梦想,找了份工作,给菲英庄园一位伯爵的几个没有礼貌、被惯坏了的孩子当私人教师。在一开场,拉斯穆森正在庄园里散步,这时遇到了老朋友———画家朱利叶斯?克里格。拉斯穆森童年时曾与画家一家住在一起;他是他们抚养大的,现在仍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克里格告诉他说,自己刚刚租了护林官的小别墅,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生活的主题,她的名字叫格里思,克里格的内心充满了对这位漂亮女孩的爱,但她此时极有可能与地主斯维恩伯格结婚。但朱利叶斯?克里格并不是菲英庄园唯一一个正在恋爱的单身汉,珀尔?埃米尔?拉斯穆森也找到了爱情,并且情不自禁地向他的童话伙伴敞开了心扉。很快,克里格知道了拉斯穆森的秘密,并在皇家剧院的舞台上小声地说了出来,使观众中的众多“真正”男人感觉到非常难堪,尤其是爱德华?科林,而正是他的父亲力主公演这场戏的:

拉斯穆森:在菲英庄园,我找到了最高尚、最美好的感情!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我看过众多喜剧,演出过所有的芭蕾,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噢,我是多么幸福啊!……我的内心充满了爱;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克里格:祝贺你!她漂亮吗?

拉斯穆森:是他不是她;他是个实习教师!

珀尔?埃米尔?拉斯穆森的“最爱”不是女人,而是一个男人。就在拉斯穆森遇到老朋友兼半个兄弟的朱利叶斯?克里格的同一天,他和自己的“男朋友”安排了约会。在一个约定的时间,他们将站在相距大约30公里的地方,都站在路边,纪念两人曾经相遇的那一天和那个快乐的地方。学习舞蹈的拉斯穆森和实习教师拉尔森相隔很远,通过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互相­干­杯,并用亲昵的“du”来称呼彼此。拉斯穆森用充满感情的声音说:“举起我们的酒杯吧,想念着彼此,呼唤着du,du(你,你)!”

当《拉斯穆森先生》1846年从演出名单上撤下来时,丹麦作家正在罗马。在4月2日他的生日那天,他写信给国内的路易丝?科林,说与他前几天分别的魏玛的世袭大公正在等着他从南方回来。他计划让安徒生和詹妮?林德成为魏玛的永久居民。对于他与这位瑞典女歌唱家的关系,安徒生最终意识到,与她或其它女人结婚是一个没有现实根据的梦想:

“詹妮?林德像是我的妹妹,一个忠诚的灵魂,仅此而已。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她可能根本就不想结婚。我非常了解她的想法,但没有权利对此指手画脚!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已经意识到只能顺其自然;我不会再建造一座梦想的城堡,而是接受上帝安排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上帝知道我如果结了婚是否会更加幸福,我是否也会让别人幸福。一切都会顺利的!”

接下来难熬的两个月是在意大利南部度过的,当时气温达到了意大利的历史纪录。旅行使作家身心疲惫,在1846年7月,在烈日炎炎的盛夏,安徒生不得不放弃另外一个梦想:第一次去西班牙游历。于是,他启程前往魏玛和世袭大公可爱的城堡。他在那里呆了3个星期,在带有洛可可式装饰风格的大厅里享受着奢侈生活,旁边的男仆则恭敬地称他“尊敬的先生!”

从窗户里,安徒生可以欣赏花园的美景和最后阶段的施工。花园由欧洲顶级园林设计师帕克勒-穆斯考王子设计,其中种植了数百种不同品种的玫瑰和来自喜马拉雅山的罕见杜鹃花。丹麦作家非常喜欢在其中散步,喜欢到“帕克勒舍草坪”,这是城堡下面茂密森林中开出的一片草坪。根据这位园林建筑师大胆的设计理念,整个森林、花园、草坪,甚至整个宇宙都应该聚焦在观赏者的眼内。在这座德国的天堂中,安徒生休息着,恢复着体力,欧洲南部之旅的疲劳一扫而光。这次旅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分析,因为它是作家的一次心灵之旅,是他过去与童年的再现。他贫苦的童年与其40年代经常出入的场所以及人们热烈欢迎他的场面形成鲜明对比。在彼德麦式风格盛行的这段时期,人们一边品味着香茶,一边坐在客厅的圆桌前大声朗读着文学作品,却很少有人知道一个迷人、浪漫和富于启迪意味的故事,不知道这位来自菲英岛的丑小鸭是如何成为一只美丽无比的天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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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不是她(3)

安徒生在对自己童年的回忆中,没有提到这些“美丽画册中的破损之处”,他这是在指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比如极度贫穷、堕落、犯罪、酗酒的母亲、父亲和私生子。他觉得这些是必须隐瞒的事情。当1846年夏前往欧洲南部游历时,他开始撰写自己的第一部自传,这时他不得不回忆过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他的人生故事与《拉斯穆森先生》中主角所透露的秘密极为相似,而这使作家在哥本哈根众多的朋友感到难堪异常。它暴露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神秘本质中敏感的一面,而且可能指出了某种未来,这一点作家从未告诉过任何人。正如《拉斯穆森先生》中的一幕所说:

“像一只小狗一样,我掉落到这个世界上,她———我的母亲,根本不关心我!一切事情都是自己管自己!我站在剧院大厅里,用木棍打着节拍,把腿抬到空中,剧院老板看着我的腿和护膝,说:‘你永远也当不了独舞演员,彼得?埃米尔。’可我现在已经是独舞演员了,而且一生都会跳下去。我经历过无数打击,现在,我已经是一条老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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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身体(1)

“我们也需要运动身体!”作家对国王大声说道,然后跳进水中。这是仲夏以后的天气,感觉非常温暖舒适,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和王后卡罗琳?阿玛莉邀请39岁的安徒生到日德兰半岛西岸的福赫尔岛上度假。他起初对是否接受邀请有些犹豫,因为长途旅行将会使他本已经拮据的旅行预算更是捉襟见肘。但他怎么能对国王和王后说不呢?他仅仅是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何况他也喜欢游泳,而且海滨上要举办宴会,要在美丽的月光下跳维也纳华尔兹,他还会有一间自己的车上浴室,和国王的挨在一起。

欧洲的铁路当时还没有延伸到丹麦,因此旅途既漫长又不舒适,他乘坐的是邮车、帆船和公共马车,途经阿森斯、阿罗桑德、阿本拉和弗伦斯堡,这是有道路通行地区的最后一站。接着是穿越潮湿的沼泽地,其间零星地可以找到一些肮脏的旅馆和农夫。安徒生心想,这些地方的一切似乎都是泥做的,肮脏不堪。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戴奇布尔的小渡口挤满了散发着恶臭的牛羊。但这次旅行给作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黄褐­色­的大海上,天空显得异常明亮,当他们离大陆越来越远时,天空变得更加开阔。远处,福赫尔岛在安徒生看来既美丽、又­干­净。这时,维克海滩就要到了,丹麦国旗在长长的海滩上飘扬着,就在安徒生将要上岸之际,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传了过来:“妈妈,安徒生在这里!”

奥古斯登堡公爵及夫人的3个漂亮女儿,尖叫着欢迎着安徒生。让他们看到穿着难看和破烂的旅行装,安徒生感觉十分难堪。不过他也觉得非常荣幸,女孩们非常自然的欢乐仅仅是此次惬意旅行的开始,后来安徒生有幸与国王一同游泳。他们是在所谓的“浴室”里游泳的———由马在浅水里拉着大轮子,上面放着小型浴室。浴室里一般只有一个人游泳,通过浴室顶部的红旗可以传递信号,马夫便将浴室拉到岸边。

安徒生在那里待了两周,简直是个运动狂热分子,甚至天­色­将晚、雷声隆隆也不能让他从浅水里走出来。哥本哈根的爱德华收到了他的来信:“我每天都在游泳,我敢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大海了!这里的水很咸,你从水里一出来,眼泪便止不住地往下流!你的血管在加速流动,整天你都在像火一样地燃烧着。”

一星期后,克里斯蒂安八世对给安徒生加薪的态度开始变软,尤其是觉察到安徒生关于经济拮据的暗示。国王当场给了安徒生100银币,作为旅行补贴,并慷慨同意给他增加作家年薪。王后也非常慷慨,给了安徒生一枚非常值钱的戒指,还给他一艘船和几个水手使用,让他观光这片奇特的群岛,游览群岛附近的自然风光和居民风情。国王在旁边的阿姆拉姆岛上打兔子,强健的水手则划着船带安徒生四处游览。郁郁葱葱的福赫尔岛周围有许多岛礁,如有必要,强健的水手就背着他涉水登上这些岛礁。

“唉,这些快乐的日子结束了!”国王和作家在打完最后一只兔子后感叹道。这两个星期,游泳、观光、跳舞和宴会一直不断。此前,公爵夫人曾邀请安徒生去位于阿尔斯的奥古斯登堡,但他并不太感兴趣。那个地方政治气氛比较紧张,此外,他没有能力、也不想象俄罗斯沙皇一样给仆人一笔高额小费。不过安徒生在回家途中还是拜访了奥古斯登堡,在那里他待了两周,第二年回到了家。在那段时间,有一次在宴会上,公爵的女儿们怂恿安徒生即兴创作一首10句的韵文诗。他能在10分钟之内即兴创作出一首与这次难忘的海边生活有关的小诗吗?他当然可以:

我告诉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

去福赫尔岛看看吧,赶紧去吧。

晒得像个烟囱清扫工,没有关系,

你将在水中来回摇摆,将会变得非常健康。

去福赫尔岛吧,这是我的建议。

它太美了,让人惊叹不已。

在沼泽地里穿行,你不会有任何痛苦,

只是不要瞻前顾后。

大家快乐和勇敢地前往这座快乐之乡吧,

它在海里游泳,我的诗就是大海!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一生扮演最多的角­色­就是客人。在哥本哈根是这样,他轮流与各种各样的朋友吃饭;在欧洲也是如此,他不断地拜访国王、王后和公爵。他经常长期在丹麦的庄园做客,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严寒肆虐,屋内生着壁炉,大家围着圣诞树跳舞。但安徒生最喜欢在仲夏时节出发,这时烈日当空,女巫们聚集在布罗克斯热格上空,鲜花、树木和圣洁的泉水获得了神奇疗效。他开始向南方的斯加兰和菲英岛进发:那里有赛恩?拉索斯坦堡、巴斯纳斯、伯莱根特维德、吉塞尔菲尔德和格洛鲁普庄园。在这里,有人早已为作家准备好了房间,他可以住相当长的时间,全身心地投入阅读和写作。同时,如果突然感觉情绪有些不稳定,他就会轮流到其它的著名庄园做客。在19世纪40年代,到庄园做客成了安徒生活跃的游历与写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年中时节,各种事情都进入转折阶段,候鸟经过从南方来的长途跋涉,在它们的丹麦巢|­茓­定居下来,安徒生也安定下来,对自己的写作进行全面评估,写完那些在城里曾经苦思冥想、长长短短的作品,构思新的作品,以及为秋初或冬季的南方之旅制定计划。

运动身体(2)

安徒生在丹麦的庄园里做客是免费的。几乎在任何地方,他都享受全方位的免费服务,从交通到衣服的洗涤、熨烫和理发。此外还有一大批仆人侍候,比如在吉塞尔菲尔德,他们会每天晚上都向作家问候“祝您晚安!”但安徒生在丹麦“像伯爵一样”地在夏日庄园里的生活,的确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桔子不会自己掉进作家的帽子里,烤熟的鸽子也不会主动飞到他的嘴里。作家必须为他考究的房间和饮食工作。他的主人希望安徒生不仅能吸引一大批人来,而且能在餐桌上和晚上提供内容丰富的娱乐。客人们都盼望听到作家的朗诵,期望他有一些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东西。至少,他要制作一些节日鲜花和一些不同寻常的桌面装饰品,比如一件用灯心草做的山羊角(丰饶之角。希腊神话中,山羊哺|­乳­了宙斯,山羊角后来脱落并装满了水果,后来象征装满主人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译者注)。他还可以即兴创作各种作品,或用单词和尾韵进行室内游戏,或是玩鲜花落托数卡牌戏、剪纸、唱歌和表演喜剧。

由于安徒生是这些庄园里令人瞩目的焦点和崇拜的对象,他既是客人,又是表演者,并且发挥得非常出­色­。他非常有魅力、幽默、有创造­性­,而且与众不同。没有一个人能像安徒生那样,在聚会上使死气沉沉的气氛顿时变得活跃起来。在一篇童话中,他曾对自己在庄园里的角­色­进行了­精­确的描述:“饭桌上的语言与­精­神。”他还在《只是一个提琴手》中同样提到,无论富人和皇室在哪里聚会,都能找到艺术家和名人们的影子,“他们的幽默和智慧被这些人视为是喷泉,邀请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这喷泉洒向其它客人”。

不过安徒生有时也是个非常怪的人,就像是丹麦的天气一样反复无常。但这一点许多人都能接受,只要他能够出场,为庄园增添一些亮­色­就行。对安徒生来说,他同意别人利用他的名誉和声望,但有时的确感觉像是一种文化卖­淫­。晚上,他自愿为尊贵的客人即兴创作,只要自己有休息的时间就行。其实他的休息时间是很多的。白天,丹麦庄园里异常宁静,古老的花园、湖泊和森林环绕,这些就是他灵魂的安慰剂。40多年间,这些对于安徒生和他的艺术来说具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在《我的童话人生》中,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描述:

“森林里,安静的湖水旁,碧绿的草地上,野生动物跳跃着从旁经过,红脚鹳从容地踱着步,我听不到任何政治或是争论,听不到演说或是黑格尔哲学;大自然在我的身边,在我的心中,提醒我还有工作要做。”

在1830年至1870年间,丹麦的庄园为安徒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持久和安全的环境,也是他的灵感源泉。1842年夏,当正在创作《丑小鸭》时,他开始思考庄园在他的艺术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吉塞尔菲尔德待了几天后,作家去了布莱根特维德,穆尔特克家住在那里。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庄园实际上就像是卡普里岛上的蓝­色­洞|­茓­(卡普里岛位于意大利南部,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就是度假胜地,以其蓝­色­洞|­茓­闻名,在该岛陡峭的海岸上。———译者注)。一个在富于启发­性­的童话世界里找到了自己的人,与单调的现实世界相隔绝,现实世界似乎就是洞|­茓­入口处水面上的微波。1842年夏,安徒生就是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找到了自己,当时他不时往返于吉塞尔菲尔德和布莱根特维德之间,两处相距不到一小时的路程。据安徒生在日记中所说,两座庄园都是“仙境中的洞|­茓­,只有杂志上的批评像清风一样进入我的耳畔,提醒我外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他的周围全都是友好和亲切的面庞、快乐的孩子和活泼的动物,包括屋顶上的一大家子———鹳,其中一个鹳宝宝还从巢里掉到了地上;另外,护城河里还有一对急躁的天鹅夫­妇­。1842年7月初,安徒生在吉塞尔菲尔德突然有了一个构思,立即将其命名为《丑小鸭》。这个构思在他的心中整整酝酿了一个月,每天都有新素材加入进去:“大自然是多么丰富啊:绿油油的燕麦、金黄的谷粒、成堆的­干­草、沼泽中的鹳。”他去了霍尔米加德?格拉斯沃克斯,那里农夫的孩子们跑来跑去,手里拿着一根铁­棒­,上面有个闪闪发光的瓶子,“好像瓶子里装着闪闪发光的香槟酒”。另外一次他去了维米托夫特?克劳埃斯特,在那里,安徒生在当地的老姑娘身上找到了自己。在日记中,他乐观地说,最老的90岁,最年轻的大约60岁。他还去了瓦洛,参加了一次大型捕鸭活动和各种各样的舞会。一天,他在科奇南部时突然看到一个石丘上长着两棵山楂树,当地人叫“树­精­”。安徒生将这一幕记在了心中,几年后他把这些写进了《树­精­》当中,其中有许多丹麦古老传说中的­精­灵,还有一些挪威多佛菲尔德古老传说中的巨怪。

运动身体(3)

但《丑小鸭》在1842年的夏天占用了安徒生大部分时间。7月末,当再次返回布莱根特维德的“世外桃源”时,他便开始认真创作这个故事———它比其它之前创作的所有作品都更能反映他自己的生活。他在创作时,曾为它起名为《小天鹅》。我们不知道安徒生写了多少之后便继续他的夏日之旅,接着返回哥本哈根,进入了“冬眠”期,为来年的德国和法国之旅积聚力量,做好准备。事实上,对于这个­精­彩故事的创作,人们了解的非常少,这非常令人奇怪。自从1843年付印一直到今天,它都是民族遗产,而且就像是一位忠实的侍卫一样,不管安徒生走到哪里,大家都会要求他朗读这个故事,尤其是在国外。

每一个认识安徒生的人都知道这个丑小鸭所遭受的苦难,但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发现一件直到最后一刻才取名为《丑小鸭》的手稿,这与安徒生写的其它故事完全不同。但我们知道,1843年秋天来临后,这个故事才写完并得以出版。10月7日,安徒生的日历上写着:“完成了故事《小天鹅》。”1个月后,《丑小鸭》与《天使》、《夜莺》、《心上人》一同出版。1843年11月,这本童话书受到了热烈欢迎,这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所有丹麦批评家都对安徒生的这本新书给予了肯定,甚至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讽刺或攻击。这对像安徒生这样一只丑陋的、受到指责的小鸭子来说,完全是一派新气象,面对整个养鸭场里突然而至的喝彩,他一时有些难以接受。对于对批评家满怀敌意的安徒生来说,仿佛自己是一个没有了武器的艺术家。从当时作家写的信中,我们有种感觉,即在这片突如其来、他一直都想得到的赞扬声中,他可能预感到未来自己与批评家们之间会发生更多的争论。比如,1843年12月,他在给里斯本的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信中写道:

“我被认为是最优秀的童话作家———简而言之,我这次对公众非常满意!这让我非常高兴,不过最好对此做一些保留,因为毫无疑问,我肯定会再次遇到滔天的巨浪,这样我至少还有一块板可以抓住。”

在丹麦和整个欧洲,《丑小鸭》很快就成为安徒生最著名的故事,这一部分是因为,他走到哪里都会给人们读这篇故事。在1843~1847年间的欧洲之旅中,他也带上了它,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只受到迫害、遭人误解的小动物,不得不忍受巨大的痛苦,之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辉煌,这个故事在整个欧洲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欢迎。任何­性­别、年龄、层次或出身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复杂的养鸭场心理学中找到自己,可以在这篇关于“奋斗”的通俗易懂的故事中看到自己。这篇故事大受欢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与安徒生明显存在着联系,他显然遇到过许多不幸。但是,在卓越的天才和上帝的帮助下,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安徒生没有埋怨人们把这篇故事理解成与他有关,埋怨将他与鸭子相提并论。相反,他用《丑小鸭》来引起人们对他欧洲生活和工作的兴趣,并把它加到了一本更全面的自传当中,并最终在40年代出版。他的神秘­性­从30年代日益加深,这篇丑小鸭的故事极大地改变了安徒生的生活环境。同时,这篇故事中,一只可怜的、丑陋的小鸟总是被其它鸭子啄咬、抓搔、推搡、碰撞和嘲笑,这与安徒生在1847年第一本回忆录《我的真实生活》及1855年的《我的童话人生》中所描写的令人同情的场面相得益彰。

这个为了生活、为维护自己的本质与个­性­而努力奋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对这只可怜小鸭子广泛的同情与爱护。故事结尾令人感动的场景更是如此,小鸭子之前的虚弱与之后的强大形成了鲜明对比。受到迫害、永不气馁的小鸟经受住了各种羞辱,具有一种不屈不挠的高傲­精­神,前面那个虚弱顺从的形象一扫而光。他现在吃着河边小孩子和大人手里的食物,就像是安徒生40年代走到哪里都会有的资产阶级听众一样热情洋溢。他们喝彩着,就像童话中的一样:“这新来的一只最美!那么年轻,那么好看!”

德文版自传(1)

1843年出版的《丑小鸭》中,有一句话与安徒生1847年出版的第一本自传中的一句十分相似,这本首先以德文出版的自传第一句就是:“我的生活就是一篇童话,是那么丰富和快乐。”但这句话最早可以追溯到30年代国外对安徒生的介绍。与泽维尔?马尔米埃在1837~1840年对安徒生生活与工作的介绍同样重要的,是1838年德文版《只是一个提琴手》中长达40页的“传记短文”。这篇为德文译本写的传记­性­介绍末尾写着:“哥本哈根,1838年5月”,后面是译者的名字“C*9郾F*9郾V*9郾杰森”。同样,这一次也是作家本人写的,不仅从传记的语调可以看出来,而且从现存的信件中也可以看出来。安徒生在信中曾预言,这篇传记短文将成为他在欧洲取得突破的最重要的文章。这一年是1838年,索伦?克尔恺郭尔对他的攻击仍历历在目,但乐观的安徒生期望得到的是国际声望。现在,他已经成功在即了:

“每天,我都在思考究竟有多少人承认自己。在德国,我的名字很快就会像在国内一样为人所知。昨天,我完成了自己的传记短文,准备放在《只是一个提琴手》的前面。我敢打赌,这篇短文将会在众多德国杂志上转载,将会对如何评价我产生重要影响。其中,我对自己的童年进行了详细描述,包括祖父发疯、我在赫斯菲尔德工厂做工以及父亲参军的事情。轻轻带过的是感情上的事,但大家都知道,我曾经恋爱过两次。”

30年代末,德文版和两篇法文版的安徒生介绍都是从这同一篇文章中节选的。他丰富多彩的生活故事中,主要包括他在温暖小城欧登塞度过的贫穷童年和在哥本哈根所受到的磨难,最终这个自然之子向人们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并据一本德文版介绍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书所说,他以“非凡的­性­格”取得了突破。《丑小鸭》和1847年的德文版自传进一步增加了安徒生的神秘­性­。安徒生生活与工作的界限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逐渐消失了,消失得非常彻底,根本不可能再将事实与小说分开。他对自己生活的描述更是如此;安徒生越来越深地退到自己的童话世界当中。他在40年代的众多信件显示,他反复讲述自己最近的魏玛之旅,将其称为“我童话人生的一章”。另外,安徒生正是在1846年的德文版自传中,进入那个他曾于1842年在丹麦庄园提到的蓝­色­洞|­茓­的———一个梦想与现实交融在一起、处于一种美丽与永恒状态的世界,而安徒生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德文版自传《我的没有诗歌的童话人生》,是安徒生1846年夏前往欧洲南部游历时写的,本想秋天在德国出版(后来出版的英文版名为《我的真实生活》)。安徒生的回忆录是分30卷出版的德文版《作品集》的前奏和饭前开胃品。自传于1847年1月出版,并在同一年出现在了英国,是安徒生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时出版的。丹麦则是在8年后才出版由作家亲自撰写的自传。

1846年2月末,安徒生在魏玛和柏林朋友的帮助与建议下,与数字德国书商和出版商进行了激烈谈判,与出生于丹麦的出版商卡尔?B?洛克在莱比锡达成了利润甚丰的协议,出版他的作品集。在他出发前往魏玛、以全身心投入自传的写作之前,安徒生说服了爱德华?科林当这本书的读者与编辑。根据与洛克达成的协议,这本书定于1846年5月完成。

从许多方面来看,科林答应他的要求可以说是对安徒生的救助,因为第一部这样的自传很快就出了许多当初没有想到的问题。安徒生这位即兴创作大师,突然之间不像往常一样对材料运用自如了。同时,由于他在不停地游历,启程、定居、再次启程,使他在写作过程中很难做到使文字自然流畅。手稿冗长,主题不集中,这就需要对文章进行紧缩和修改,甚至在书的前几章定稿后仍然需要如此。安徒生不想参与这种乏味的工作,于是把这项最后的定稿工作交给了哥本哈根这位他最信任的朋友。他与科林的分工十分清楚。在莱比锡与洛克签订协定后的当天,安徒生就通知了他在哥本哈根的这位顾问:

“我已经答应在5月写完一本自传,我会把稿子寄给你,你可以随意删改。我在写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时,不可能从下笔到出版一气呵成。我得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他知道我的一切,可以对我的话进行权衡;你难道不愿意吗?我毫不怀疑地相信你,相信你会以你的良心起誓,你会为将来的出版负责。自传从你那手中将会直接转到出版商那里。”

安徒生非常清楚,这个任务爱德华?科林会接受的。他不仅同意充当作家与现实之间的过滤器,而且答应会让他朋友的带有涂写和增删的手稿保持­干­­干­净净,以便让译者看得更清楚些。科林的帮助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安徒生在1846年8月写作完成后,还专门写了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此时,他正在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那里休息。“谢谢!谢谢!———我将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这份兄弟情谊;这就是我对你的拥抱,就是对你的亲吻,对‘你’(du)的敬酒———我肯定你知道我的意思。谢谢!”

德文版自传(2)

与往常一样,科林不喜欢安徒生的拥抱与亲吻。相反,他以简明而保留的方式回答说,他做这些不是为了得到安徒生的感情,而只是因为他的编辑习惯让他不能容忍一份文稿漏洞百出。不过,有学者在将安徒生的原稿与自传的最终稿进行了比较后,指出爱德华?科林强行让安徒生付出了代价。他大大超越了作为编辑和顾问的权力,利用这个特殊的机会,对他的朋友的生活进行编辑。科林用他那种带有学究气的­精­确语言,加上嫉妒、愤怒和对于安徒生的保护,从1846年夏天通过邮车寄来的原稿中剔除了部分材料。

受到主要影响的是爱德华最讨厌的安徒生的坏习惯:吸鼻子和虚荣。在现在这本为许多人所知道的德文版中,他删掉了安徒生的许多独特风格和语调,结果安徒生这位韵文大师的浪漫主义风格要比实际上的少了一些让人接受不了的、危险的东西。因此,在《我的没有诗歌的童话人生》中,我们听到的仅仅是节奏和措辞的回声,其中的语句和词语就像阿拉伯式花饰一样互相缠绕在一起。爱德华?科林关心的不是文章中的赘语,而是抓住这个机会省略或删节他所不喜欢的东西。他与安徒生讨论了每一处重大变化,但大多数修改,比如删节语句或整段文字,爱德华都是独立进行的。这种“对多余之物和装饰品进行严格审查”的模式与方法,就是科林多年以后,在他写《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与科林一家》一书的过程中,处理这位著名朋友所写的信件时所用的方法。但是从当初双方约定的角度来看,他的确是按照安徒生开始的要求,保持了整个手稿的­干­净整洁。

另一方面,安徒生也没能遵守当初的协议。显然,这本自传是不能按时在1846年5月完成了。当时,安徒生刚刚到达那不勒斯,此前在布拉格、维也纳和罗马进行了繁忙的社交,加上亚得里亚海和阿比尼恩斯的艰辛旅程,使他只写出了童年1805~1819年间在欧登塞的开头几章。这是一个他可以倒背如流的故事,但现在遇到了麻烦,需要外界的帮助与灵感。比如,他从两篇传记文章中挑了几段,借用了1838年《只是一个提琴手》德文版的序言,以及由批评家P*9郾L*9郾莫勒新撰写的、刊登于1845年《丹麦万神殿》上的传记文章。除此以外,还有其它文章和信件的节选,包括于1846年1月出版的卡尔斯顿?霍奇对安徒生的赞美之辞。在这篇文章中,霍奇衷心地称赞安徒生,并在1845年出版的小说《莱茵河的城堡》中提出了自己对这位童话作家的理解。霍奇的文章3月通过邮递到达维也纳,安徒生起初在写给爱德华?科林的信中还对此有些抱怨。但他决定从中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几段,直接粘贴到他的自传中,作为自己天赋的证明。突然之间,霍奇是“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人物”,安徒生在1847年的自传中如是说。

直到到了那不勒斯后,安徒生才真正开始在《我的没有诗歌的童话人生》的写作上取得进展。在不到6个星期的时间里,安徒生在火山下、闷热的市中心,取得很大进展,几乎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差不多写了100页,形成了自传中最有意思和最真实的几章。这部分讲的是作家1819年来到哥本哈根,30年代他与爱德华?科林的关系以及与里格格?福格特、詹妮?林德和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的结识。他在书中与所有这些亲爱的朋友再次相见,是他在欧洲南部感觉孤独和渴望友谊时,与他们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这些亲爱的男人和女人,代表了一种海市蜃楼。安徒生曾在自传中简短地谈到这个现象:“当一个人距离山峰很远时,就是最能看清楚它的全貌的时候。”

这也是安徒生记忆中其它形象的写照。当自传最终完成时,他在年末回顾这段写作的艰难时刻,整个过程仿佛是远处一座朦胧的高山。这是一个站在南方的烈日下,费尽心思,令人吃惊又需要付出极大耐心的过程。“全部都包括在这本书中了。”安徒生初夏在给爱德华?科林的信中写道。几个月之后,当最后阶段到来时,他再次对写作过程的艰辛进行了哲学探讨,他说:

“我告诉你吧,把一切都聚集在脑中,将它们写到纸上以及一气呵成,对我来说并非易事。我还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即写这本书影响了我的整个神经系统,其程度不亚于炎热的作用。”

童年故乡(1)

作家在谈到自己的生活时,可能会非常健忘。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同样也是如此,他在叙述自己在欧登塞的童年生活时,有时甚至缄口不言,包括1847年的自传,以及8年后的《我的童话人生》。如果我们对安徒生在自传中所叙述的童年故事做一详细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他的过去中的这些黑洞非常多,也非常大。

甚至自传的开头就有些不真实。这里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快乐和融洽的夫妻,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和汉斯?安徒生,1905年他们儿子刚出生,家里虽然不富裕,但非常舒适和­干­净。作家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新娘和产床的非常感人的轶事。孩子的父亲是个鞋匠,手艺高超,他从运送特兰普伯爵棺椁的灵车上拿了些材料,做了这张产床。不过,我们得跳到1807年,才能发现有个叫特兰普的伯爵死在菲英岛上。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不费吹灰之力,便在自传中的开头给我们扩展出一幅田园诗似的场景,其中他的父母“永远相爱”。相反,在本章的后半部分,他的父母被描绘成两个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多年,但感情和心理疏远,因为两人在脾气、­性­格和年龄上差别太大。

当安徒生在第1章中说他母亲比父亲“大几岁”时,有必要说一下,这意味着是整整10岁。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生于1773年,当两人于1805年结婚时,玛丽32岁,汉斯?安徒生(生于1782年)年仅22岁。安徒生有一次听父亲逗母亲,说她是“老母亲”,还说她“总是想找一个年轻的”,“你应该给陶工做助手”,使他母亲大为恼火。这里,这位鞋匠可能所指的那个人(丹尼尔?热根森?罗森文奇),应该是安徒生同母异父的妹妹卡伦?玛丽的父亲,安徒生在任何一本自传里都谨慎地避免提到这个人。而且,作家的母亲比她第二任丈夫,鞋匠尼尔斯?热根森?冈德森年纪大很多,他们在安徒生父亲1818年死后结婚。当时,她大约45岁,而他才31岁。不过在当时,年轻男子与比自己大的女人结婚是很平常的事情。一个男人“娶一个已婚­妇­女”可以避免每年生育一个孩子,使他可以节省许多支出。

许多迹象表明,从1805年开始,作家的父母除了两人之间的婚姻契约、聪明的儿子以及每年去欧登塞河附近旅游外,其它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在丹麦历史上,有段时期男女乱茭现象非常严重,于是出现了许多私生子。单身母亲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层,而且经常由于没有结婚而生育3个子女被关进监狱。基于这种情况,与鞋匠汉斯?安徒生结婚对于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从这个意义看也是一段“幸福”的婚姻。无论如何,他们是在1805年的某个时间结的婚,结婚时,新娘已经怀了孕,她戴着桃金娘花环和面纱,肯定由于大肚子而很难跪在地上。他们在临产前两个月来到教堂,但并没有一起进去,直到一年后安徒生出生以后。可以肯定的是,安徒生的父母在1805年时是无家可归的。据安徒生在自传中说,他们那时还没能租上“一间小破屋”。上面提到,他们直到1806年才进教堂成为合法夫妻。之后他们在欧登塞的几个地方都住过,直到1807年5月在蒙克穆尔斯特拉德租了一间屋子,这就是安徒生童年度过的地方。

我们今天知道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故居”是一座黄|­色­的、位于角落里的建筑,并且认为安徒生就是在这里出生并长大的。这座故居是作家童话人生中的众多神秘处之一。作家并不是在这里出生、满地乱爬、开始学会走步的。事实上,我们不能肯定作家1805年4月2日出生在欧登塞的什么地方。可能是在汉斯?让森斯大街与邦斯?伯德拐角处的小房子里,不过这座房子早在1908年就已改成博物馆了。但也可能像童话《打火匣》一样,在欧登塞的许多门上都画了一个十字。在祝贺安徒生70岁的生日宴会上,有人认为他的出生地在汉斯?让森斯大街,安徒生对此嗤之以鼻,说这肯定“没有在小说中出现”。早在几年前,他的美国出版商霍雷斯?E?斯库德就想证实一个谣传:作家的一个崇拜者根据推测购买了欧登塞那座拐角处的房子,并将房子转给了安徒生。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呢?斯库德很想知道。安徒生立刻做了回答,信息很明确:没有人购买或送给他那条狭窄街道上的房子。他用英语写道:“毋庸置疑,没有人购买了我的出生地并赠送给我,我也不喜欢这样做。”

换句话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晚年听到许多传言,说他可能是出生在欧登塞一个不体面的地方。事实是,他的外祖父母从1802年到1804年底曾住在汉斯?让森斯大街的那座拐角房子里。据大家所说,当他母亲在商人伯克罗德家当女佣时,他们还照顾着安徒生的同母异父妹妹,但是当安徒生于1805年4月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这座房子已经不再是外祖父母的了,而是给了一家与安徒生的父亲有关系的人。

童年故乡(2)

上了年纪、世界闻名的安徒生,非常讨厌别人说他出生在位于圣汉斯?帕里斯街区的一座房子里,这里1/3的孩子是私生子,根本没有快乐可言。甚至在1867年,安徒生被授予家乡名誉市民时,他大声宣布自己不知道确切的出生地,但猜测可能是在斯库尔肯堡或拉姆施里德———它们均位于汉斯?让森斯大街那座拐角房子附近。

但如果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回忆录里只说一些富有田园诗意味的家庭史,那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他童年的真相呢?我们应该去哪里寻找他所谓“使他的生活变得一片黑暗”的全部记忆呢?

我们可以寻找的一个地方,就在安徒生40年代以前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中,当时他创造了美丽的天鹅从肮脏养鸭场走出来的神话。安徒生在自传中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惬意形象与我们在他的其它作品中,尤其是40年代以前的作品中看到的邪恶残酷的世界有着很大差别。可以这样说,在他的小说中———史诗、抒情诗和戏剧———安徒生在关于他的童年故事方面要比在他所谓事实的回忆录中更为接近现实。在他的回忆录中,是他的想象和梦想在引导着他的笔,这里每天都是从来没有­阴­郁、悲哀或邪恶的。

正如上文提到的,《我的没有诗歌的童话人生》应该是浪漫主义时代做一个纯洁和未被玷污的人的梦想,这种人像孩子一样,心中充满了纯粹的感情冲动和自然本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847年德文版的自传和后来1855年的《我的童话人生》,删掉了作家生活中所有与肮脏、丑恶、分裂或不和有关的一切内容。这些自传意在表达人类崇高­精­神中的正面形象。由于这个原因,那些野蛮的东西被写进了作家的日记、书信和文学作品当中。

在安徒生的作品当中,自传中父呣子女之间的正常和快乐关系与童话、小说和戏剧中的混乱、破碎和创伤的家庭类型存在着极大反差。有时是虚假导致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邪恶跑了出来,出现了不正常的母亲、强Jian、乱­仑­以及走失了的、不知道自己身世的孩子。换句话说,在安徒生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社会现实,它被从自传中删除,却出现在了他的小说、童话和戏剧当中。1800年前后的世界是一个野蛮的世界,其中有许多没有父母的孩子,有的是男女通­奸­所生的私生子,有的孩子一生下来便被父母杀死,有的则被抛弃。在最好的情况下,孩子也许会有一个正常家庭。在安徒生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尤其会碰到这些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孤独和忧伤的孩子,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真正的父亲是谁。

从安徒生作品中零星的散落之语可以看出,安徒生小时候看到的和听到的是粗俗和残酷的事情,当他走在欧登塞的大街上时,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类堕落。正如《只是一个提琴手》中所说的:“一个人可以忘记是甘甜的水让他身上充满了力量,但永远也不会忘记肮脏与苦难!”作为作品中沼泽­性­象征的延伸,安徒生在童话《佩特、彼得和佩尔》中提到,水池里的泥浆与浮萍总要紧紧贴在人的生活故事当中。

而对于安徒生本人来说,他直到年老后,才开始讲一些关于自己童年中的不幸,而且几乎都是在与各种各样的年轻人谈话时说的,他非常信任这些年轻人,经常与他们一起出游,其中包括爱德华?科林的儿子乔纳斯,他把其中一些涉及个人的故事记了下来,并给后世子孙保存了下来,但是从未出版。安徒生有一次对乔纳斯讲了自己小时候在欧登塞市场上的经历。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熙熙攘攘的市场上有个算命的,他拿了一个窥视盒,交钱就可以看到你的未来。这时,作家的母亲想知道自己不同寻常的、聪明的儿子将来能­干­什么。算命的仔细地看着盒子里面,之后递给她一张印有诗的小纸条。上了年纪的安徒生居然还给乔纳斯背了其中的一句:“他能成为一个皮条客———但不可能是个贼!”他母亲不得不作罢,转过身,对围在周围的女人说:“噢,好吧,感谢上帝,至少他不会偷别人的东西!”我们在安徒生的自传中找不到一个像这样的故事,但的确出现在他的早期文学作品中,如30年代的3本小说:《即兴诗人》、《O*9郾T*9郾》、《只是一个提琴手》。这些小说使用作家自己的传记作为传声板,来描绘一个小孩子在长大成为一个男人并寻找问题“我是谁”的答案时的艰难过程。

3从这3本小说与安徒生自己生活故事的联系来说,它们都有一种公开与隐蔽的混合意味,而在1835~1837年间,许多丹麦人都非常了解他。一方面,这3部书都明显流淌著作家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经历。另一方面,作家明显是在掩饰和躲避着某些特定的联系,以防止将其与作家本人联系在一起。因此,文字的掩饰意味很重。《只是一个提琴手》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篇小说是在1836年即兴创作的,几乎像是在自动写作。在写作时,安徒生从一开始就没有设定故事的发展情节,而是让自己的笔随意在纸上自由书写,因此人物与情节就会或多或少地掌握着文章的发展脉络。安徒生几乎是刻意让自己的下意识力量在创作过程中释放出来,而这对作家有一种救赎­性­质的影响,使他明白了其中一些道理,对此,他于1837年2月在给英吉曼的信中分析说:

童年故乡(3)

“就我的心情来讲,许多年来我还记着是再好不过了。我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和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上帝给了我们什么,为我们做了什么;不快乐是不对的,因此我在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从乐观一面去看,这对我来说很容易。如果黑暗的念头真的来临,我会像冰岛的吟游诗人一样,唱出我的悲伤。所有悲伤,所有痛苦,都写进了小说。这将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让我告诉你!它像我写的大多数书一样,是我自己的一面镜子。在《O*9郾T*9郾》中,我在写之前就有了一个详细的计划,但这次我是在让上帝来照管一切……这次我不会写一个字,直到这个字自己出现,几乎是逼着我写的。”

《只是一个提琴手》中的沼泽(1)

现在还不能确定,安徒生通过自己的作品所描绘的这种关于自己和世界的清晰的概念,是否是由他内心对两­性­界限模糊的、与众不同的认识而产生的。也可能是因为,在将自己过去的感受变成文字时,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童年中的黑暗和隐秘之处。估计二者都有可能,但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即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一直在找寻可以拯救人的心灵的词语和意象,而这种做法我们也可以在他后来的小说中找到,包括1847年的《两位男爵夫人》。《两位男爵夫人》中说,作为一个人,你必须在生命中的某一时刻做好准备,探求自己肮脏的内心世界,研究其中体形庞大的水蛇和蜘蛛。这个生动的意象出现在《两位男爵夫人》中一个特定的章节中,其中反复使用了像“无意识”和“梦”这样的时髦词汇。叙述者在其中一处还指出,即使是沼泽也会有百合花,“看不见的神圣丝线”就藏在百合花的花丝中。

我们在1858年的长篇童话《沼泽王的女儿》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看不见的神圣丝线。在这个海尔格的故事中,转折点是这位少­妇­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从悲剧­性­的人格分裂和双重人格中解脱出来。她不得不返回“荒无人烟的沼泽”,潜入沼泽,过着悲惨生活。海尔格是残暴的沼泽王将美丽无比的埃及公主强Jian后所生,这位埃及公主身穿天鹅皮来到丹麦,为住在尼罗河岸边病重的父亲寻找医治良方。在沼泽中,她怀上了海尔格。现在,海尔格不得不回到原地,看着水中自己的倒影,希望能找出导致她分裂和悲苦生活的答案。基督教神父对快要长大的海尔格说:你得“冲破那覆盖着深沼泽的水,把你的生命之根和摇篮拉出来”。

在半个世纪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超自我”的概念。然而安徒生在《沼泽王的女儿》中用海尔格这个角­色­创建了由遗传和环境所形成的反作用力会使一个人崩溃的画面。这样的力量既会出现在阳光之下,也会出现在泥潭深处。在1854年2月写给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的一封信中,安徒生像弗洛伊德那样清楚地将所有这样的沼泽符号同人类的­性­驱动联合起来。在这封信中,安徒生谈到了他遭遇的不舒服———和很多的其它丹麦人一样———因为看过了一本新小说《米诺纳》。这本书一出版,就因为它对一对兄妹Xing爱关系的直白描写而成为了公众愤慨和讨论的话题。这本有争议的小说的作者是克拉拉?拉斐尔,这是玛蒂尔德?菲比格的笔名,她是安徒生的好朋友。在给卡尔?亚历山大的信中,安徒生把自己的阅读经历比喻为像在手中抓着“一个又臭又黏,还有毒的水生植物”。不过他还是看完了全书。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分析和解释对这部小说的厌恶,这部小说将重点放在了­肉­体之爱,而不是­精­神之爱上。在同一时候写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一封信中,安徒生又一次提出了沼泽符号的问题,希望和自己持相同观点的人是同样愤慨。

“你看过这本书么?这本书的作者肯定是病态的。为了她自己,为了文学,我真希望这本书没有被创作出来。我觉得我好像抓住了一个臭不可闻,有毒的水生植物,而且现在我觉得自己抓住了整个这个植物,它分裂开来,黏糊糊的,又令人作呕!一个小女孩怎么可能沈沦在这样的思想中?或者,也许是为了纯洁,她走向沼泽,在沼泽上方游荡,指出沼泽的力量,然后陷入其中死去。”

考虑到在作家作品中发现的沼泽画面和沼泽中或多或少暗含著作家自己的生活,很值得细看一下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中的某些部分。这些章节揭示了一些关于妓汝斯蒂芬?卡里特的事情。在一封探讨小说的书信中,安徒生称她为“一个不开心的沼泽肖像”。在小说第二部分的开始5页非常集中和晦涩的叙述中,作家或深或浅地谈论了人类道德的堕落。这个讨论用到了一些词和短语,譬如“污水坑”、“沼泽”、“坟墓的有毒恶臭”、“罪恶的土地”和“丑陋的浑身黏糊糊的癞蛤蟆”。在叙述斯蒂芬?卡里特悲惨生活的更深层次中,沼泽符号根植于作家自己的生活,以一种启发­性­的方式,缠绕于情节之中,并使引人注目的一章成为艺术和自知之明的混合,难以辨别。这就是安徒生的瑞典朋友,作家弗雷德里卡?布莱默看过他的小说后对这一章的描述。1837年夏,她在瑞典和安徒生在一艘汽轮上相识。在船上的栏杆旁,两人很快对彼此产生了信任,安徒生简要叙述了对他来说,在自己的新小说中什么是重要的中心章节。1837年11月,这本书出版后,安徒生赠送给弗雷德里卡?布莱默一本。弗雷德里卡?布莱默在几个月后写了一封长信给安徒生,在信中她表达了自己是多么感动和震撼,正是安徒生称为“最低层次的堕落”,也就是上面提及的章节描述使她感动和震撼。布莱默被安徒生的­性­格和人格魅力深深地迷住了;因此根据安徒生自己生活中的不快之事来阅读这本小说,安徒生暗示的事情就是这部小说的基础。

《只是一个提琴手》中的沼泽(2)

“在你的《只是一个提琴手》中,我非常高兴看到了令我难忘的场景,在船上的那个夜晚当你向我讲述了小说的大体框架之后。艺术是多么奇怪多么有力量的炼金术士啊!从生活的最不开心的事情中,从原始而卑鄙的话题中,和在引起我们反感的真实生活里,艺术家在他的­精­炼炉中炼成了最纯的黄金,而且,在另一方面使我们发抖的东西让我们狂喜。”

在所涉及的那一章中,这个在哥本哈根寻找立足点的名叫克里斯蒂安的男孩,陷入了大城市的人际沼泽中。这一章以引用维克多?雨果的一首诗开始,这不但是对雨果的尊重,而且也是对在大城市中所有“出售甜蜜的爱情之名”的不忠贞的女人的警告。这就定下了一个基调并指明了一个方向:读者将陷入泥潭!真实的是我们和克里斯蒂安一同被拽入海平面之下。克里斯蒂安在停泊在新港的船上一间昏暗低顶的船舱中找到了避难所和一张床,他最近遇到了渐已衰老的斯蒂芬?卡里特,在孤寂中他依靠着她。深夜里,她和水手索伦出现在船上。这个男孩熟睡着,起初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他梦见一个友善而亲爱的女人,这个女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斯蒂芬?卡里特”。应该注意到,对于一个比克里斯蒂安大的男人来说,这个名字是对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的一种清晰暗示。在丹麦语中,“卡里特”的意思是“手推车”。一个妓汝通常被称为“乞丐的盒子”、“弯曲的灵车”和“木头ρi股”。在这个孩子的梦中,他母亲般的朋友———这位友好温柔的天使,拉着他的手,把他从荒芜之地带到了充满鲜花、音乐和欢乐的天堂花园。在梦境中,斯蒂芬突然给了克里斯蒂安一把银制的小提琴。只要他用琴弓在弦上滑动,这个乐器就能发出比其它成千上万乐器同时演奏的音乐更为有力和美妙的声音。就这样,克里斯蒂安在这种声音中醒来了,在半醒半睡的蒙眬中,他听到成年人微弱的交谈声。在交谈声中,他听到斯蒂芬请求水手索伦帮她一把,因为她怀孕了。如果他和自己结婚,她愿意偿还自己欠索伦的全部,这样她就可以逃避羞耻和公众谴责,逃避进监狱和罚款等各种形式的惩罚,避免被社会抛弃。1800年左右,无论乡下还是城市,到处都有带着没有爸爸的孩子,单身一人四处游逛的女人。克里斯蒂安不再睡觉了,他在听着卡里特请求水手索伦:

“一个孩子和一个灵魂是否会沈入永远的污水坑,全都靠你了。”她说。

“你已经成为虔信派教徒了?”水手笑着问道。

“我必须告诉你我心中的每一件事情!”她说,语气有种奇怪的颓废。克里斯蒂安听着,因为她肯定将要谈到自己……

“救救我吧……我在泥潭里啊!”她说,“没有人尊敬我,我也不尊敬我自己。救救我吧,索伦!我诚恳地和你分享我的钱,我还有40元。和我结婚吧!把我从悲苦中带走,带到一个没人认识我,你也不会因为我而感到羞耻的地方吧!我会为你­干­活,直到手指甲渗出血来。哦,把我带走吧!再过一年就太晚了。”

“我能带着像你这样的人去见我老父老母吗?”水手说道。

“我会亲吻他们的脚,他们也可以打我,我会耐心忍受每一个人的殴打。我已经老了,我知道;不久我就28岁了,但这是我求你做的一件慈悲事。如果你不这么做,没有人会做了,那我就不得不去酗酒,直到脑袋爆炸,这样我就会忘记自己多么悲惨!”她靠着这个肮脏的水手。

“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重要事情?”他推开了她。

眼泪、夜景和令人绝望的言语,深深刺痛了克里斯蒂安的心。梦境中的画面破碎了,他看到了现实的­阴­暗面。

他又一次孤独了。

据弗雷德里卡?布莱默以及与安徒生通信的女人所说,《只是一个提琴手》对作家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安徒生是否在描写自己家庭和祖先的部分真实生活呢?是否在描述不能在浪漫版童话人生中告诉大家的自己的身世呢?

在小说这一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章节中,叙述者不时出现,几乎是带着不安,出来为我们提供与情节并不相关的信息。甚至在克里斯蒂安的梦里,在不需要证明其合理­性­的梦里,讲述者还是Сhā了进来,开始解释我们读者为什么应该作为见证人,见证这场一男一女之间可耻和令人不快的私人谈话。讲述者带着歉意说,这是一个既让人厌恶,又让人同情的场景,但有必要对其详细叙述。接着,我们读者便会被这位叙述者笨拙的介入大吃一惊:没有做任何解释,一个新的女­性­角­色­被引入到这一章。第一眼看上去,她似乎是斯蒂芬?卡里特的影像,两人极为相似,但经过进一步研究和比较(尤其是这个女人的年龄),她又好像来自一个与小说描绘的完全不同的时代,甚至完全不同的空间。也许她来自于现实。叙述者在向读者讲述并说到她时,对卡里特、水手索伦和克里斯蒂安毫不理睬:

《只是一个提琴手》中的沼泽(3)

“如果你在18年前看到这位身形苗条、眼神中带着生活的喜悦的14岁女孩,你会想到塞默勒(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之女。———译者注),就是那个等待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统治诸神、主宰一切的主神,古罗马的保护神。———译者注)的女孩。在神话中,她的爱人终于来了,但他不是温暖的太阳,而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她在他的怀抱中变成了尘土。尘埃和泥土成了美丽的化身。”

对梦境中的女人的年龄进行­精­确描述,这可能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姨妈克里斯蒂安娜有关。在这部小说出版的18年前(1819年),她向14岁的汉斯?克里斯蒂安敞开了自己的家门和妓院。他正好刚从欧登塞而来,但当他找到他的姨妈时,他发现正如《只是一个提琴手》中说的那样“堕落在最底层”。过了一阵子这个男孩才发现他的姨妈在她的寄宿处­干­的是什么营生。姨妈的寄宿处大概位于霍尔门斯盖德附近,在当时这条街到处都有“放荡的女人”。把它阐述清楚是很重要的,即《只是一个提琴手》中的直接向读者说话的讲述者试图理解这个女人,并想解释在深层次的意义上,她是遗传和环境的牺牲品。无论她的生活是多么的烦恼和不开心,讲述者还是用亲切包围着她,讲过后仍然在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关心和理解着她。“如果一个人能找到一个体面的家庭,那她就是幸福的。但是,她没找到。”男人的甜言蜜语在女人的灵魂中滴下了什么毒药,使她掉进了耻辱中?”

他在这里指的是姨妈的脸庞和哀伤吗?安徒生同时也将母亲这边的亲戚小心地关联起来了吗?在自传中安徒生从没有提过他们。无论如何,他努力抹去这样一个关联的痕迹。他这么做是因为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不道德和女人们之间的放荡生活似乎就是标准而不是特例。

安徒生的外祖母安妮?索伦斯达特(1743~1825)和3个男人生了3个孩子。这3个孩子都是非婚生的,在1773年她被关进欧登塞法庭下的监狱,在那里她被判处吃一个星期的粗劣的饭菜。这是对她“通­奸­”的惩罚。不可否认安徒生的外祖母曾经参与卖­淫­,并且还开了一家妓院。这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也为四处游荡的最底层女­性­提供了一种谋生方式。在18世纪晚期,安妮?索伦斯达特很明显地属于这些最底层女­性­中的一分子。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不知道安徒生的外公是谁。可能在那个时候他是驻扎在菲英岛的骑兵团中的士兵。

我们知道汉斯?克里斯蒂安的外祖母生的3个女儿中的一个,就是上面提到的克里斯蒂安娜?约翰逊姨妈(1778~1830),在哥本哈根参加了一个有组织的卖­淫­活动。在1832年安徒生的自传体著作中,他极其镇静且毫无保留地叙述了在1819年困苦的秋天,在大城市找到了他的姨妈。这本自传直到作家死后多年才被出版。他也描述了儿时在欧登塞母亲与姨妈之间的遭遇。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曾责备她的这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喜欢漂亮衣服”。在当时,普通大众会认为穿着这样衣服的女人是人尽可夫的。安徒生的母亲是大姐,她现在是体面和合法地结婚了。毫无疑问,她不得不给妹妹上了一堂道德教育课,这很可能让克里斯蒂安娜非常生气。在1819年,汉斯?克里斯蒂安事先未打招呼就突然出现在克里斯蒂安娜在哥本哈根的住处,并且像个乞丐一样穷困,她看着这个男孩,对她妓院里的姑娘们说:“好啊,看看啊,以前对我那么不客气,现在还带着孩子给我增加负担!偏偏又是个男孩,要是个女孩就好了!”

是的,如果这个瘦长丑陋的少年是个来自菲英岛的活泼漂亮的女孩,他姨妈就会马上收入她的哥本哈根少女公司。安徒生从1832年便不再提起这位妓院姨妈的事情,说正是因为他在霍尔门斯盖德的女房东索格森,使他终于有一天明白了,每当他姨妈和那些衣着华丽的女人与一位男客人走入房间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干­什么。同时,安徒生接着强调说自从那次发现了这件事之后,他立刻同那个小镇说了再见,此后他再也没见过姨妈。“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我想她已经死了,或者我们彼此都认不出对方了。”

在安徒生后来的从1847年到1855年的自传中,克里斯蒂安娜?约翰逊就再也没出现。任何与这个曾在1832年的自传中被作家称为“某类姨妈”的女人有关联的事情,和现在这位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都永久地消失了。有关她的盈利的企业的零星话题被转移到与作家的家庭无关的人的肩头上,并被贴上“这个女人”和“船长的寡­妇­”这样的标签。但是安徒生从未忘记克里斯蒂安娜?约翰逊和霍尔门斯盖德妓院。毫无疑问,他的妓院姨妈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只是一个提琴手》中对斯蒂芬?卡里特的描述中。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位近亲的痕迹,在1830年2月份她过世了,留下了两个女孩,这两个女孩不是她亲生的,而是她的员工在工作中“偶然”留下的。

堕落的菲英岛(1)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我的真实人生》(1847)和《我的童话人生》(1855)两部自传中,删掉了家庭和长辈的各种面孔。这个事实反映出菲英岛的这样一个现实:1790~1820年间,没有任何事情是质朴宜人或欢快的。安徒生曾经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尽管后来他选择逃离菲英岛,当然他有很好的理由这么做。

安徒生童年的许多秘密与那些有一个母亲和几个可能的父亲的男孩子有关,这是贯穿于他的著作中的一个模式。他的诗歌、剧本、童话故事和小说都有这样的孩子,他们向自己的母亲打听谁是他们的亲生父亲,或者我们听到一个孩子刚一出生就被秘密弄死或送出去。如果我们看一看欧登塞的生活,看看1800年左右菲英岛的一切,我们就会看到在城镇和周边地区中的许多女人,他们像安徒生的母亲和外婆那样,背负着私生子的沉重负担。很快,我们就会在无意中发现一个又大又深的人类沼泽。为了生存,许多带着孩子的穷困母亲被迫在城市、农场和整个菲英岛的市场与农田中做起了各种形式的卖­淫­。我们发现,在大约1800年丹麦的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相似的令人绝望的情况,但是与当时丹麦道德状况有关的历史记载认为,菲英岛乡村与城镇贫困人群更是以放荡不羁而闻名。人们早在当时就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调查,说明菲英岛实际上是丹麦人均私生子最多的地区。

在1888年的一本书中,监狱牧师S*9郾M*9郾哈夫斯特罗姆强针对丹麦农民和穷人做了一个调查。他开始编辑记录数据全面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表明每年在丹麦王国中“6000个儿童是非婚生的”,占同期出生儿童总数的10%。在研究中,S*9郾M*9郾哈夫斯特罗姆强说道,菲英岛十三四岁年轻的穷困女孩为了分娩会回到父母那里待一段时间。相似地,还很年少的年轻男子,此时会被宣布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在许多女­性­中,我们也能看到放任自由的生活,她们有一个又一个的私生孩子———3个、4个、5个或6个。这位监狱牧师根据19世纪菲英岛的状况,得出了结论:

“整个欧洲都可能发现一些与菲英岛的堕落生活相似的地区……霍尔斯顿的农民住在同等肥沃的地区,也有相似的活泼­性­格,可为什么他们就比菲英岛的农民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我们竟发现,菲英岛的教区的孩子中,私生子占了20%~30%;是的,甚至教区的大部分­妇­女都有私生子。”

19世纪菲英岛的婚外­性­接触是多于丹麦的其它地区的。菲英岛的穷人对女­性­婚外孕和非婚生子持有相当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安徒生在童话故事《安妮?莉丝贝特》中对这些被遗忘的孩子用了“从未被爱过”这样的表述。

把话题转移到菲英岛和欧登塞,上面所谈的内容不是我们对作家的童话故事般的儿童时代正式的考虑。通常讨论更多的是关于弗立兹王子赋予这个城市的荣耀。弗立兹王子就是后来的腓特烈七世。而且人们]的人在冬天离开自己在乡下的庄园,来到舒适惬意的首都之岛,住在被誉为“小哥本哈根”的城镇中自己的土地上。那么我们就会听到俱乐部的生活,听到音乐会和剧院上演的节目,听到舞会和化装舞会,这些都吸引着图章雕刻师、肖像画家、剪影艺术家和其它卖手艺的人来到这个城市。偶尔他们也会为当地的杰出人物和正在成长的天才腾出空间。正在成长的天才譬如是这样一个来自于蒙克穆尔斯特拉德的奇怪男孩:他可以快速背诵完整的剧本,表演芭蕾舞剧,并能像夜莺那样唱歌。噢,是的,菲英岛是个好地方。

但是在1800年左右的其它人的境况如何呢?这些人包括小工匠、做散工的人、乞丐和四处游荡在欧登塞街头的孤儿。所有的痛苦、污秽和明朗面下的沼泽呢?还有长年在乡间小路卖­淫­的女人们呢?其它水­性­杨花的女人或穷困的单身母亲以及她们为了找到一个丈夫一次又一次地与别人通­奸­。但是她们宁愿经常遭到6个金币的罚款,这些钱相当于一匹马的价钱,或者是一年租房的费用,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她们会被判罚在菲斯凯特维特遭鞭打,然后赶出城镇。不,当谈话转移到1805年到1819年的欧登塞,我们很少听到其它次要人物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生活。我们也没在安徒生关于自己出生地的记忆中看到他们。

除了文雅的白­色­宫殿,就环境和城门内的道德两方面而言,欧登塞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地方。在仅仅数英亩的区域内,5000口人和500只大型动物如此接近地生活着。孩子们和成年人都涌进了狭小的寄宿处,2到4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这意味着身体和­性­的卫生状况都像家畜一样接近。安徒生1805年出生在欧登塞,当时欧登塞没有专门的水供给、排污系统,也没有任何类型的公共设施清除垃圾。污水从公共厕所和垃圾堆流出,沿着贫民区流下。广泛分布的污秽可以理解为人们居住的环境,可以理解为人们说话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自己的­性­道德。尤其是男人,他们对自己的欲望毫不掩饰。如果你随便翻一下那段时期欧登塞的记录与法庭档案,你会发现,轻骑兵团的下士和二等兵、陶匠和鞋匠的学徒、做手套的、做帽子的、做马鞍的,所有这些人都被判是一些孩子的父亲,并处罚12金币,是女人处罚的两倍。1800年1月,当过兵的陶匠丹尼尔?罗森文奇就受到这种侮辱,被指认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同母异父的妹妹卡伦?玛丽之父。罗森文奇不得不和安徒生的母亲一起前往欧登塞法院,以与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上床”为名受到处罚。和当时很多男人一样,丹尼尔?罗森文奇在对待异­性­和家庭责任感方面同样是毫不负责的。但不管怎样,同一年他又成为凯伦?阿尔里卡?汉斯达特所生女孩的父亲。早在1797年,他第一次被当局抓住,因为一个叫克里斯廷?索菲?尼尔斯达特的女人指认这位陶匠是她女儿的父亲。

堕落的菲英岛(2)

如果查阅圣汉斯教区老教堂留下的记录,我们便会发现,欧登塞人在1800年左右的­性­生活方面可以说绝无浪漫之意。1805年4月15日,也就是复活节第二天,当天的教堂记录中提到了一些教父和教母的名字。当时,这些人一起为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和汉斯?安徒生的儿子做洗礼,并为这个男孩取名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出席洗礼的4位教父分别为:制帽匠多尔奇、鞋店老板瓦尔特斯道夫、学徒期刚满的木匠热根森和陶匠戈马德。1805年,他们4人曾经都被指认为是一个私生子的父亲。对于他们4人中的某些人来说,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精­力旺盛的尼古拉斯?戈马德当时是格拉布罗德医院的陶匠。他出生于法国,之后曾经在丹麦经商,也做过语言教师和剃头匠,最终去世于欧登塞。后来,他成为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热诚的教父。由于经常有机会到他的家里以及他工作的医院,于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开始对戈马德越来越熟悉。在这里,这位像生身父亲一样的教父还伺候着一座花园。当安徒生在教堂接受洗礼的时候,牧师竟然不识时务地大声斥责说:“这孩子的哭声简直就像是猫叫。”于是,这位善良的法国人只能去安慰他的母亲。戈马德小声对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说,孩子的哭声越大,他以后唱歌的声音就会越动听。1868年,在他68岁的时候,他被指控为让熟悉的年轻女仆人非法怀孕,当年4月,这个女仆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在此之前,­精­力旺盛的戈马德已经成为11个合法婴儿的教父。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些非正当怀孕或高价出售自己孩子的单身女­性­,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较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她们大多居住在索特布罗德-托夫附近拥挤而又破旧的房屋里,而人们传言中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出生地,与这里近在咫尺,可能是汉斯-约翰逊斯-斯特拉德、斯库尔肯堡或拉姆谢里德。这些女­性­构成了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劳动阶层。在夏天,她们到处游荡,即使是找到一份做短期佣人、护理工或是收割工的差使,也会让她们心满意足。而到了寒冷的冬季,她们只能蜷缩在像欧登塞这样的大城市里,忍受着非人的境遇。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她们也不过是为别人去做纺织、缝纫或是洗衣这样的活计赖以为生。但是,对于其中的绝大多数而言,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从事更为低贱的工作,比如做妓汝。

1852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小说《她是个坏女人》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个阶层女­性­的悲惨生活,其中既有年轻的女孩子,也有上了岁数的女­性­。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做洗衣工的单身母亲的经历,真切地感受到这个过着流浪生活、毫无基本权利、每天以喝上一点烈­性­酒为唯一生活乐趣的最底层阶级。在安徒生的小说中,这位穷困潦倒、每天一醉方休的女­性­,站在冰冷河水里,撩起裙子,用洗衣板洗衣服的情景,无疑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母亲最真实的写照。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部小说中窥视到作者的童年。故事中的很多情节是以现实事件为背景的,其中包括一些日期,以及这位洗衣工不得不“自寻出路”,因为她只能放弃英俊潇洒的法官之兄,他曾经送给洗衣工一枚戒指。故事中,牧师宣布禁止洗衣工和艾里克?汉斯卡迈格在2月2日圣烛节的婚礼之时,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父母在1805年的婚礼。在故事的最终,勇敢而又现实的洗衣工大胆地向一位同样潦倒的工人进行了表白,但她并不是出于爱才这样做的。尽管她不能嫁给自己所爱之人,但是,她却可以去爱自己嫁给的这个人;“你需要一个像我这样尊重你、爱护你,但却不爱你的人,但这份爱一定会来临!”洗衣工说。“是的,一定会来临!”手套工回答说,然后,两个人牵起了对方的手。

从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把安徒生视为一个不乏好奇的人,同时,又自始至终是一个­精­明的社会观察者,对于各种形式的爱情,他从不会视而不见,正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的那样。早在孩童时代,他就已经感悟了生活的美好与丑陋。男女之间复杂的­性­关系不止一次地闯入这个孩子的家庭生活,这也是父母经常吵闹的缘由。从老年安徒生1880年左右对年轻时的朋友尼科莱?博说过的一段话里,我们可以对此略知一二。安徒生对他谈起,曾经有人向他母亲提出过厚颜无耻的要求,对此她拒绝了。但从这种无耻的要求以及儿子多年以后的回忆,我们可以揣测他母亲是“一个­性­感的风­骚­老女人”。

巧合的是,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也曾经像《她是个坏女人》中的单身母亲一样,为欧登塞的富裕人家做洗衣工,而且一­干­就是很多年。有一天,她带着洗完的衣服来到一个非常有声望的大家,正好家里来了一位年轻的男士。他刚刚从哥本哈根回来,而且还带着令人羡慕的大学文凭。看到眼前风­骚­­性­感的洗衣女,这位大学生马上动了邪念,他拿出兜里的钱,向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提出上床的请求。回到家之后,她气喘吁吁地把这件事告诉了丈夫,毫无疑问,他最急于想知道的,是自己的妻子说了什么,又做了些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是想跑得再快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直接跑回家,来到你的面前。”喘了一口气,安徒生的母亲又补充说,“虽然那是一大笔钱!”安徒生的父亲听了之后勃然大怒,攥着拳头大吼:“这种流氓居然还要当牧师———牧师!”

他是国王的儿子吗?(1)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于1875年留下的数据中包括一本笔记,笔记中记载了一些引言、警句和励志之类的话,还包括一些我们在本书中曾经提到的语句。在这本小册子最后部分的记载中谈到了欧登塞和他的童年。在安徒生称之为“记载我童年时所见所闻的故事”以及他父亲说的一些话语中,我们可以找到两句希伯来人信奉的铭言,每一句话都从不同角度触及安徒生一生中曾经经历过的苦难。第一句格言是:“你的秘密就是自己的囚徒;如果你让它逃离自己的手掌,你就会成为这个囚徒。”这个生活的规则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事情必须永远地封存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永远不要让它解放,一旦让这些事情为外人所知,它们也许就会成为你的未来,这就是人生的宿命。第二句希伯来谚语则是关于家庭,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警世之辞,而深层的含义则更加富有哲理­性­:“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非如母亲所言的那样,而邻居的说法也许才是事实。”

在1800到1820年期间,对于像欧登塞这样的一个小城镇来说,有关卖­淫­和乞讨之类的流言蜚语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以至于有人甚至会因为传播过于恶毒的谣言而受到惩罚。在安徒生于1832年写下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中,他谈到了一个­妇­女被人们“带上枷锁”,在圣库德教堂附近的克林根堡游街示众,任大家去侮辱、嘲讽。直到1822年,这种针对女­性­因破坏社会稳定和传播流言而进行的惩罚,才在欧登塞受到禁止。如果大家认为一个­妇­女在城里到处散布谣言,就会被戴上枷锁,用一个铁圈套在头上,然后在铁圈上挂一个铃铛,再Сhā上一把狐尾草。如果有哪个­妇­女违反这一规矩,便被戴上这样的行头,在广场上游街示众,让人们去奚落、嘲笑。在这种时候,最过瘾的恐怕就是那些淘气的孩子们了,当然还有那些同样喜欢胡说八道的­妇­女,因为她们不仅幸运地逃脱了惩罚,而且又让自己的闲话有了新的话题。而这种家常话形式的言谈在安徒生的小说《O*9郾T*9郾》中也随处可见。比如,一群坐在河边洗衣服的­妇­女一边­干­活,一边谈论着被示众的熟人。“即使是做平平常常、毫无美德的人,也比献这么大的丑要好得多”,其中一个­妇­女在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于是,另一个­妇­女马上答话:“哎,老天呢,难道约翰娜?玛丽一定要受到这样的处罚吗?她看上去总是衣冠楚楚,长相迷人,这真是乐极生悲、物极必反呀!”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作品中,这种悄悄话之类的语言很常见,尤其是在描述非正常男女关系的时候更是如此。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1839年《没有画的画册》中的第6幕,月亮正在谈论一个站在高山上的歌者:“他倒空了镶嵌着银环的号角,默念着一个名字,然后,他又请求风儿一定要替他保守秘密;但是我(月亮)听到了这个名字,我居然还认出了他,这个人平时可是个了不得的人,这也就是他没有大声说的缘故吧。”在安徒生的小说、戏剧和故事里,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类似隐秘之物的例子,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会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篇幅,去描述秘密衣柜、抽屉、箱子、瓶子以及保险柜里面的神秘图腾,以及一些教会记载中被删除或是更正的内容。它们都是所谓神秘的标志,按照安徒生的说法,这些标志常常可以暗示出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和出身,而这种标志既有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也有可能是突发而至的。至于标志的形式也因人而异,它可以是刻在人身上的字符,比如《O*9郾T*9郾》中主人公奥托?索斯特鲁普肩膀上的字符O*9郾T*9郾,不仅代表着他的名字,而且可以暗示出他的住所———“欧登塞?塔格瑟斯”,即欧登塞监狱的前两个字母。在旧时代,这种标志很可能意味着一个人的全部归宿。安徒生的作品里充斥着隐秘的家族宗谱标记,以及揭示人生真理的种种潜在愿望。正如他在《只是一个提琴手》中所说的那样:“有谁会像父亲那样值得我去爱呢?”而在1831年创作的诗歌《男孩和远在天堂的母亲》中,这种愿望显而易见地体现在男孩向母亲提出的问题当中:

噢,请您告诉我,告诉我您从没说过的话,亲爱的母亲,

我何时才会见到我的父亲?他是否已经长眠地下?

但您以前从没告诉过我谁是我的父亲,

这正是我经常在夜里做一些怪梦的原因!

我的父亲难道不是国王吗?———我经常这样想!

我们为什么必须没完没了地在这片荒野中独行?

而自始至终贯穿于这部作品的中心线索,则是母亲编织的一根红线,它寄托了孩子生身之父的秘密。在安徒生的早期作品中,譬如《森林教堂》、《克里斯蒂安二世的矮子》以及后来的《O*9郾T*9郾》、《只是一个提琴手》,再后的寓言和《无处之身》等戏剧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很多文章都可以看作是寻根问古的推理故事,在这些推理中,人们都如同1846年的作品———《拉斯穆森先生》中的主人公一样,还没有来得及知道自己到底是乌鸦还是小鸟,就早早地被扔出巢|­茓­。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得不耗尽毕生的­精­力,孤独无望地在神秘的抽屉、衣柜或是教堂留下的只言词组中,去寻觅自己的身世。

他是国王的儿子吗?(2)

于是,问题也就应运而生: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本人到底是不是“私生子”呢?一个不知道是谁的女子和一个穷困潦倒的年轻鞋匠生下的孩子,一个被孤零零地遗弃在欧登塞这样偏僻小镇上的孩子。也许他出身于名贵之家,因而注定会有着大把大把的金钱和可以期待的未来呢?

对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来说,其中的一个不解之谜则是在最近被人们发现的,这个谜团与克里斯蒂安四世国王以及他的贵族情­妇­艾丽斯?阿利菲尔德-劳尔维格有关,据说,他们才是作者的真正父母。但是,这个错综复杂的想法早已经被人们所否认,因为那个女人在怀上安徒生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四世根本就不在丹麦。此外,在1805年4月2日的夜晚———也就是安徒生来到人间的那一天,这位年轻的女伯爵和她的父亲一起出席了在欧登塞附近举办的一个舞会。至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皇族出身的观点,可以从作者众多著作中引用的皇室族谱中略知一二。比如,安徒生的朋友———亨丽埃特?伍尔夫在1848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说:“你应该意识到,你是我们最近常常谈到的王子之后。”这是否意味着,作者的血脉里流动着皇室家族的血统呢?

这封信以及其它一些书信往来中的言谈,似乎向我们揭开了隐藏在作者背后的一个戏剧般的世界。但如果仔细推敲的话,再加上其它一些类似的例子,这种国王之子的讨论似乎只是一种隐喻­性­的说法。安徒生本人或是别人把他视为王子之后的想法,归根到底,只是称赞这位天才不乏浪漫的思维而已,这是当时众多丹麦作家以及具有相同思想之士所吹捧、刻意模仿和追求的一种习气。而这种风格也正是19世纪40年代的人们追捧一个作家的闪光点,也是当时欧洲人极度提倡的观念。于是,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安徒生自然会像国王一样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待遇。当然,他也会不由自主地这样看待自己———在文学界里,潮流就是一切,它主宰着一切。也只有借助于这种隐喻­性­的说法,我们才能理解亨丽埃特?伍尔夫的言辞,以及安徒生在德国南方的好友———画家威廉?冯?考尔巴克曾经说过的类似之辞。安徒生曾多次造访慕尼黑,有一次,范科尔巴奇在宴会席间祝酒的时候,竟然把他和传说寓言中的国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真正的王者,都是上帝对我们的恩赐!”

因此,包括安徒生本人以及同时代其它人把他视为国王之后的观点,更多的是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隐喻,他们用这种手法来不遗余力地称赞这位艺术大师所享有的无可比拟的地位、他在­精­神世界的崇高以及他的宽宏大量。他经常把自己视为上帝缔造的­精­品。这种思想在《我的童话人生》的第1章里表露无遗。他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在欧登塞菲德尔?卡斯顿学校读书的时候,为了向一个漂亮的犹太小女孩讨好,他画了一座漂亮的城堡,并承诺将会在那里给她找一份工作。与此同时,他甚至向她保证,自己有着高贵的身世。上帝派来的天使经常为了他而降临人间。于是,小女孩开始对他感到越来越难以理喻,最后终于对其他孩子说:“他和他爸爸一样,都是疯子。”

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不是疯子,当然,也不是国王的儿子。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对此应该没有值得怀疑之处。而唯一无法确知的,则是其穷困潦倒的父亲到底源于何种身世。他只是汉斯?安徒生家族的一个普通后裔吗?抑或他只是在1805那一年因为同意娶回当时已经怀孕的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而被人们强加为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呢?对此,我们无从知晓。正如一句古老的拉丁美洲谚语所说的那样:“只有母亲才是永恒的,而父亲则是可有可无。”

至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出身和成长经历中的种种奥秘,早于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人们热中讨论的话题了。1867年,安徒生成为其家乡的荣誉公民,当地报纸《Fyens Avis》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这一庆典。该报纸连续4天用头版连篇累牍地介绍这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在1867年12月4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里,向人们提出了其出生地不详这一事实,并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为什么作者在1805年进行洗礼之后没有取姓的原因。而后来取的姓氏似乎也和其父汉斯?安徒生家族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而与其母的族谱似乎更为接近。按照《Fyens Avis》的说法,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名为汉斯的父亲之后,作者的姓本应该是汉森,正如那个时代的鞋匠之子———比如安德斯的儿子,他的姓氏应该是安徒生。很明显,就在一个隆重庆典即将召开之前,就在安徒生即将被授予勋章,走上镶嵌着黄金饰物的红地毯接受欢呼,他的照片被镶在镀银的镜框里,让所有欧登塞人顶礼膜拜那一刻到来的时候,这家报纸披露了这位当时红人的趣事。而故事背后隐藏的问题,无疑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姓氏之所以是安徒生,而不是汉森,难道只是因为汉斯?安徒生并非他的生身之父?这个孩子之所以当时取了母亲的姓氏,是否正如同他在《安妮?利丝贝特》一书中所描述的近乎残忍的事实:一个刚刚出生的男孩被人送给有几个臭钱的挖沟者之妻?于是,“他就成了挖沟者的儿子;在教堂的记载里,他也就成了安妮?利丝贝特的儿子。”这是否是在暗指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本人呢?难道说,“既然他是鞋匠的儿子,那么教堂里记载的,自然也就是安妮?玛丽的孩子”呢?由于《Fyens Avis》对姓氏问题极为热心,于是,人们对此事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咨询了教堂司事,并查阅了教堂的记载,并最终作出了一个还算让人信服的解释。之后,事情的发展自然而然地将庆典仪式再度提上议事日程。

他是国王的儿子吗?(3)

“圣汉斯教堂的教堂司事非常热情,他向我们逐字逐句地阅读了教堂日志上的记载:1805年4月2日,星期二,早晨1点,学徒期刚满的鞋匠汉斯?安徒生,与其妻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共同产下此子,并在同一天,由代牧师拉姆辛完成洗礼,取名为汉斯?克里斯蒂安……从这份洗礼证明来看,作者在洗礼上被授予的姓名并非安徒生。在1814年之前,在洗礼上赋姓还很少见。直到后来,人们才开始给孩子取姓,一般是用父亲的姓氏;因此,作者也就因此而得到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这样的名字。而孩子的姓一般是在学校里得到的,至于到底是用父亲的姓氏还是学校给予的,则完全是偶然的。”

因此,这就促使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作者的姓氏来自于他的父亲。至于鞋匠到底是不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亲生父亲这个问题,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话,我们最好不要忘记现有的诸多文字记载,这些文献的真实­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当然,尽管我们还能因此而怀疑:那些旧教堂的记载是否是不可推翻的,但1805年圣汉斯教区的文献上的确用白纸黑字记录着这段历史,而此后的众多文字记载及合法的文文件也都证实:汉斯?安徒生就是这位传奇般作家的合法父亲。

而那些拒绝承认鞋匠就是作者亲生父亲的学者或是其它数据、学说,只不过是在相互引证而已。1816年,就在父亲去世之后不久,仅有11岁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当时留下的笔记却已经让人感到惊诧不已。除了服兵役时的账本和一堆破旧的衣服之外,汉斯?安徒生几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因此,让自己的儿子去继承这样一种近乎无形的遗产,的确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位慈祥温和、富有阅历的鞋匠,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和自己的母亲又有所不同,他在当时就已经学会了读书和写字,所以,在父亲去世之后,他创作了一篇关于父亲生平的自传体作品,只不过语句极为简单。这篇自传甚至可以折成一个小得不可思议的纸团,而且文法也很幼稚,他把这本册子命名为《汉斯?安徒生的生与死》。在文中,儿子以极为尊重、甚至是略带夸张的纪实手法,收录了父亲简短一生中的大事。除了把父亲的年纪算错之外,其它日期却毫无偏差:

“汉斯?安徒生,一位热爱自由的鞋匠,出生于1782年12月14日,死于1816年4月26日晚8时,下葬于4月30日,享年33岁3个月零3个星期5天。”

这就是自传的全文,对于那些笃信作者与鞋匠之间生身父子关系的人来说,我们几乎根本无法找到儿子对父亲怀念之情的任何证据。也许他们是对的,但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仅有的只言词组中,其间的记忆除了一些重要的日期以及儿子对父亲蓦然之间产生的怀念,同样也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如果还有什么人对此持有怀疑态度的话,或是一时间谣言四起,这个生于苦难的孩子也许从怀里掏出这张纸片,当然还有教堂的记录,因为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向人们宣布:“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是一个有身份的孩子。它们也许可以验证这样一个事实:他曾经有一个真正的、活生生的父亲,而不像他的妹妹———卡伦?玛丽那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私生子。在完全实行君主体制的丹麦,能证明这一点本身就已经非常重要了。而能够记住是否有一天应该去怀疑自己,同样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自由的鞋匠与自由的思想家(1)

悬挂在蒙克穆尔斯特拉德那幢黄|­色­小房子外的牌子上则是这么写的:“安徒生———自由的鞋匠。”而这个小男孩对此的理解则最为深切,正如他在很多年后的回忆中指出,这并不是一个不错的名称;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一个“虚伪的装饰”而已。如果能在牌子上这么说也许会更好:“安徒生———自由的思想家。”

1872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出生于欧登塞郊区的罗鲁普教区,尽管他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天才思想的孩子,但他的生活境遇却从来无法和他所拥有的天分相提并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曾经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指出过这样一个事实,尤其是在他的晚年生活中,他终于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出身,并真诚地感激了父亲曾经赋予自己的一切。同时,他还把自己称为“一个鞋匠的孩子”,并指出,如果父亲能活到1867年,能亲眼目睹自己的儿子被授予荣誉公民这一时刻的话,这位在短暂的一生中被失望所缠绕的鞋匠,一定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噢,要是他能看到我被授予欧登塞荣誉公民的盛大庆典该有多好,他一定乐得昏过去!如果他能看到我一生的前进足迹,他会对自己一生中所经历的艰辛和痛苦感到无怨无悔。他会理解,在我的成功后面,有一种来自于他的­精­神财富在支持着我;而我的母亲却从未抓住过这种力量无穷的­精­神。”

一生只有短暂33年的汉斯?安徒生其貌不扬,个子不高,有一头金­色­的头发和一张圆圆的脸庞。他的实际身高只有5英尺5英寸,而他的儿子却和父亲大相径庭,长长的脸形,体形健美,黑­色­的头发。即使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个子就长得非常快,年轻时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身高就已经达到了6英尺,这在当时已经很少见了。平时里的汉斯?安徒生沉默寡言,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坐下来想事情。他还是一个博览群书、非常有学问的人,每天中午的时候,他都要放下乏味的工作,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认真阅读当地报纸,经常是逐字逐句地读完。还有一点和欧登塞大街上其它商贩不同的是,汉斯?安徒生坚决反对饮酒和赌博。1811年,大家都在谈论着彗星的事情,认为彗星是世界末日的前兆,而汉斯?安徒生却马上向人们宣告了另一种预示世界末日的征兆,他说:“就我所知,最恶毒的两种彗星是酒和彩票!”

但在1800年那样的时代里,作为一个平凡的鞋匠,汉斯?安徒生同样也不可能有着超脱世俗的自律能力。从1802年欧登塞警察局报告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父亲同样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他和那些热血方刚的鞋匠一样,偶尔放纵一下,从中体会生活的五彩缤纷。在1802年10月的一天,在欧登塞河上的石磨大桥边,包括汉斯?安徒生在内的7个­精­神抖擞的鞋匠,在彼得胡斯酒馆群殴了热根?布彻和拉斯姆斯兄弟。当时,汉斯?安徒生并没有临阵脱逃,但在激战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站在最前面。这些情况记载在警察局的调查结果上,这意味着,汉斯?安徒生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处罚。

尽管一生穷困潦倒,很多梦想都一一破灭,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父亲依然是一个理智的人,而且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应该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人。作为他的儿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最喜欢提到的一个童年时的故事发生在1810年,他几乎在所有的自传中都会提到这件事,尽管其真实­性­还值得商榷。当时,汉斯?安徒生在特兰克尔城堡准备找一份做鞋匠的工作,这里正需要一个手艺娴熟的鞋匠,而且一定要搬到朗格兰德,住在距离城堡不远一座工作、生活两用的房子里。这座城堡有自己的花园和牧场。这听起来的确很诱人,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汉斯?安徒生当然会竭尽全力。为了检验他的水平,对方要求汉斯?安徒生为城堡女主人制作一双­精­致的舞鞋。这位来自蒙克穆尔斯特拉德的鞋匠需要用特兰克尔城堡直接提供的丝线,但是必须用自己的皮革做鞋面,于是,这张用做鞋面的皮革也就成了他余生中最重要的工程。最终完工之后,汉斯?安徒生小心谨慎地用一块手帕把舞鞋包起来,毕恭毕敬地献上自己的作品。身材高挑、极为挑剔的女主人亲自接受了这双鞋,但出人意料的是,她居然没有试穿一下。相反,她只是轻描淡写地扫了一眼,耸了一下娇小的鼻子,抱怨汉斯?安徒生浪费了如此珍贵的丝线。汉斯?安徒生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愤怒在胸中燃烧,正如他的儿子在《我的童话人生》所回忆的那样,汉斯?安徒生用颤抖的声音反驳说:“如果你认为浪费了自己的丝线,那么我绝对不吝惜我最宝贵的皮革!”于是,他坚决地掏出鞘刀,剥开了鞋面上的丝线,拿着舞鞋径直回家了。

每当汉斯?安徒生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捶打潮湿的皮革,让皮革更加柔软的时候,那种声音和节奏总会让他不由自主地陷入到沈思当中。这个时刻,在儿子的眼里,他就像是一位魔术师。最形象的时刻莫过于,当黑夜降临的时候,汉斯?安徒生总要玩弄一个里面有水的大玻璃球,让玻璃球到处滚动,最后放在窗户和蜡烛旁边;这个大玻璃球把依稀的光亮反­射­到破旧、­阴­暗的屋子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正是由于这个做鞋匠的父亲,也正是由于有了他的才智和思索,才诱发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灵感,于1830年在哥本哈根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旧鞋的思索》的文章,其中的很多言辞甚至直接来自于他的父亲。比如,“最好把这双鞋送给一位鞋匠,而不是药剂师”,以及“虽然鞋子会变得破旧,但人的心却应该永远是正直的”,这些话都是取自这位富有哲理思想的父亲口中。

自由的鞋匠与自由的思想家(2)

我们一定会这样设想,正是对这位安静、理智,但又不喜欢无所事事的父亲的回忆,才形成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1847年创作《亚哈苏鲁》的灵感。在这部戏剧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认识了耶路撒冷穷困的鞋匠———亚哈苏鲁。但是,因为他有着天生写书的本领,因此并不缺乏钱财。如作者在剧本中所说的那样,童年时代的亚哈苏鲁,就已经“深深地体会到这些古老传说中的­精­髓,因此给了自己以忍受生活艰难的勇气和力量”。到了成年之后,他更擅长于“用语言来抚慰他人”。和鞋匠汉斯?安徒生一样,亚哈苏鲁同样也梦想着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里,去追求另一个自己,去实现更伟大的人生:

有时我觉得自己比现在更出­色­,

适合做比做鞋更值得人尊敬的工作。

每当利未人的歌声传到我耳中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冲动,希望能坐在他们中间,

和他们一起放声歌唱!

但每当我听到那些所谓的学者们告诉我,

我缺少他们的学识,我就会觉得痛苦万分。

从安徒生对自己童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的父亲多么希望能和他在一起玩耍,一起聊天。汉斯?安徒生总是会用一种无声、内敛,但却令人赞叹的教育方式,去引导自己的孩子,而父亲与儿子之间的交流,以及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光,经常是在默默无语中静静地思考。每当到了星期日,父子俩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的时候,鞋匠会让儿子随心所欲地去玩耍,去触摸大自然中的一切———树枝、落叶、灌木、栗子、草丛和石头,而父亲则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在沈思中注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只有两个人坐在一起看书的时候,安徒生才能看到父亲的笑容。只有在书中,鞋匠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每天反反复复的工作,已经让他感到无比的厌烦,不能给他以丝毫的快乐。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书中写道,他的父亲有着“超人的头脑”。尽管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可以像父亲一样,自由地培养读书方面的天分,但现实生活仍然迫使他不得不在12岁的时候,去给鞋匠当一名学徒。18世纪末期,制鞋是欧登塞最大的行业之一,当时全城几乎有近80家制鞋店,这几乎是水果店和裁缝店的两倍,是木匠的3倍。只有手套行业可以与之相媲美,手套让欧登塞在整个欧洲闻名遐迩,因此,手套制造业几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当然,在那个时候,欧登塞的酿酒厂也是不计其数,几乎每个喝酒的男人都会自酿自用。而对于被父亲强迫做鞋匠学徒,去做这种任何一个人都能学会的“钉鞋掌”的活计,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一直倍感痛苦。至于父亲没有答应送他去拉丁学校这件事情,他更是耿耿于怀,他一直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文章中回忆说,曾经有一天,城里一个在拉丁学校读书的孩子到家里做客,这座学校就位于蒙克穆尔斯特拉德的郊区。这个学生想在安徒生这里订做一双靴子,在等待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开始向鞋匠和他好奇的儿子炫耀。他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一股儿脑地讲给他们。而后,汉斯?安徒生凝视着自己的儿子,有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亲吻了一下孩子说:“这本是我应该走的道路!”

毫无疑问,对自己人生的极度失望,正是汉斯?安徒生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己去教育儿子的原因,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儿子有朝一日圆了自己曾经的梦想。在小安徒生六七岁之前,他一直对自己的教育方式成果感到自豪,他觉得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才智传递给儿子,两个人在­精­神和智力上一脉相承———而这些东西则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母亲所匮乏的。这种深刻的关系几乎延续了青少年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也是儿子培养个­性­的时期。但到了1812年,一切都戛然而止,那年他父亲参加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直到1814年才退伍回家,这时的汉斯?安徒生不仅让自己的所有理想归于破灭,而且疲惫不堪。而在此之前,他一直希望能给儿子留下一个毕生进取的形象,在《欧登塞》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从热情洋溢的第三段中窥见一斑,安徒生于1875年去世的5个月之前创作了这首诗:

我穿着木底鞋奔跑,

跑到贫民学校,

但我的前面就是整个世界,

仿佛我穿着伯爵的衣服!

不,我不是一个穷孩子,

我的爸爸也不是。

他给我讲过童话故事,

我自己也成了一个讲故事的人。

汉斯?安徒生不仅擅长音乐,而且心灵手巧。1808年到1812年期间,他参加了欧登塞民兵第三连,他在那里担任鼓手,同时还负责长笛吹奏,除此之外,这位鞋匠还会写诗和剪纸。他尤其擅长抒情诗,这种小诗词可以看成是今天情诗的起源。1800年左右,这类抒情诗在丹麦的贵族、大城市和农民之间都极为流行。其形式可以是朋友之间的玩笑,或是求婚者、情人之间的信件,其间再夹带上一点小礼物。信件的语句非常甜美,富有韵律,然后在信中附上一些­精­心设计的剪纸画片,或是在闪光的纸上题写几句甜言蜜语。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汉斯?安徒生就喜欢用刀、木板、锤子和斧子之类的工具削木头,因此,他不仅有着艺术的天分,也不缺少木匠的手艺,于是,给儿子做几件象样的玩具还算是得心应手,而父亲用线绳在模型上比划的情景,自然也是儿子不会放过的事情。父亲为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制作了各种各样可以点头的玩具,还有所有的木偶,只要加上发条,就可以不停地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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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鞋匠与自由的思想家(3)

也许是受到了鲁索的启发,汉斯?安徒生把这种启迪式的教育方式蕴藏到这些富有想象力、具有启蒙意义的小物品中,他不仅用这种方式教育着自己的孩子,而且直到成年之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甚至还一句不忘地牢记着父亲的教诲。在安徒生的很多文章中,都可以看到父亲对这种教育方式的贪婪。比如,他在回忆1847年之后在德国的生活经历时,安徒生写道:“父亲总是让我凡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路;我占有了他全部的爱,他生活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在记载1832年那段时间的回忆里,27岁的安徒生谈到了父亲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我永远也不会被迫去做某一件事;即使有人认为我毫无道理,我也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对于人的本质这一问题,汉斯?安徒生的观点相对较为进化,也很时尚。他所倡导的这种以“自然”和“意愿”为核心的观点,来源于法国大革命,以及当时社会所推崇的以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主题的启蒙运动。尽管这些思想早在18世纪末期就已经传入丹麦,但当时还没有得到众多底层阶级人民的广泛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这位默默无闻的鞋匠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一生中同样具有父亲地位的伟人———乔纳斯?科林以及奥斯特有着不谋而合的地方。和后两者一样,贫苦的鞋匠同样也坚信:新鲜的空气、宽松得体的衣服和良好的卫生,以及培养和坚持自己的本­性­,都将会让自己的孩子受益无穷。在安徒生的很多作品中,这种倡导个­性­的教育观念深深地印刻在通情达理的父亲、同时又是启蒙老师的身上。例如,在戏剧《拉斯穆森先生》中,我们会突然听到法官大声喊道:“万能的天主经常告诫,‘让人类去主宰自己吧!’”汉斯?安徒生对这句话的诠释应该是再完美不过了。

古怪父子(1)

在安徒生童年,影响最大、具有中心地位的一本小说名为《无可置疑的怪异》,由德国作家奥古斯特?H?J?拉封丹写于1799年。这本书在1802年时被翻译成了英语和丹麦语。书以译者的一段话开头:“阅读,评判并加以利用!”而我们的鞋匠安徒生在1805到1816年期间一定是把这句话铭记在心了。安徒生在自己儿子身上付诸实践的育儿原则就是源自拉封丹的小说。这本书是关于富可敌国和容易冲动的路德维格?伯查德以及在他­精­心的培养计划下成长起来的路德维格?约翰的故事。在这本小说里,这种­精­确的教育方式是根据一种合理准确的“教育方案”来执行的。而这个所谓的“教育方案”是建立于这位父亲在漫长的环球旅行中得到的经验之上的———例如,“人类无论置身于何处终究还是人类。”援引于让?雅克?鲁索关于儿童的自由意志的观点。这句话体现在小说中就是路德维格?约翰在婴儿时代不带尿布,也不穿任何紧身的衣服。这个孩子生命中的最初5年除了玩耍还是玩耍———穿着宽松肥大的衣服,赤着脚———这个孩子所经历的就如那句箴言所说的:“不需要母亲,先爬后走。”这种将母亲排除在外的教育实践使得孩子的教育完全限定在父子之间。伯查德怀抱着他刚出生的儿子解释说:“我将要教会他如何享受快乐!”

可以想象,安徒生的父亲也正是这样在他早期的生活中实践的,并且将他的理想灌输给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因此不难想到,汉斯?安徒生在这种目的­性­很强的教育方式之下,有意孤立他的孩子并且增强这个内向的孩子的孤独。汉斯?安徒生的教育方式并不是出于想让他的古怪的儿子适应那个时代或是社会的目的。据说,他的个人发展和想象力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他古怪和敏感的­性­格也没有受到任何的纠正。而这种古怪的­性­格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已经在欧登塞引起了关注。汉斯?克里斯蒂安的父母允许他不停地玩花玩草,摆弄剧院的椅子,甚至是穿着戏服的木偶。他可以不受拘束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去背诵、跳舞、玩耍、画画、写作、缝纫、剪纸。

同别的孩子玩耍在安徒生的童年时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是一大群孩子一起,他通常会跟女孩子一起玩,而很少同男孩子玩耍。这一事实反复出现在作者童年自传中。在他的第一部抒情诗集中,也就是1822年他的第一本书,17岁的安徒生这样描述自己:“一个在玩耍的9岁男孩/毫不理会生龙活虎的男孩子/却一个人静静编制花环。”25年后,类似的描述又出现在《我的真实人生》中,他说道:“我几乎不跟其它的男孩子玩耍,即便是在学校,我也不参加他们的游戏,而是在屋里待着。”在1855年《我的童话人生》中,描绘了令他难以忍受的学校生活。当时他被迫跟男孩子们面对面地待在一起。“我很害怕那些嘲笑我的穷孩子。”他的与众不同使得这种恐惧感变得可以理解。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是一种矛盾。因为无论是在当时,甚至是他的一生当中,安徒生都喜欢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为别人表演。剧院融入了他的血液,给了他勇气去思考和行动。我们可以通过汉斯?克里斯蒂安的一些轶事考证这一点:瘦瘦高高的他曾经举着一个从­肉­店捡来的巨大牛头在欧登塞的大街上狂奔。“你想看看两个斯吉林铜币能换来的新鲜玩艺儿吗?”他对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这样说。他用围巾的一角包住牛头的大部分。当得到的答案是“想”,这个人在付过两个斯吉林铜币之后就可以看一看这头牛的面目了。

在他一生的早期,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与别人格格不入。在他的自传和早些谈到的他的第一本书,自传草稿《年轻的尝试》中就可以找到这种证据。安徒生在其中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欧登塞岸边的男孩子。他孤独地坐在那里,编织作家的头冠,将芦苇做的船放在生命之河中扬帆起航,而别的男孩子在一旁爬树,打闹,粗野地玩耍。在他1832年的自传中,安徒生解释和说明小汉斯?克里斯蒂安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回避大多数玩耍的男孩子。他并不是出于恐惧,只是因为他觉得他无法融入男孩子们的游戏中那些暴力和男子气十足的行为。年轻的安徒生在1825年给乔纳斯?科林的信中重复着这一情节,他想要以他20岁生日的机会,让他的赞助人多了解自己一些。他着重描述了儿时由于­性­别和等级而感到孤立:“我从来不同其它男孩子一起玩;我一直是独自一人。”在他的1832年的自传中,安徒生再一次指出,他这个孤立于群体之外的男孩子却一直快乐地孤独着,并且从未想要跟其它的男孩子一起玩:

“我只觉得同其它小女孩一起玩有意思;我还记得那个漂亮的8岁小女孩。她吻了我,说愿意做我的情人。虽然我并没有回吻她,但是除了她以外,我没有让任何人吻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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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父子(2)

这种通过我们的这位鞋匠的教育方式所激发出来的古怪,早在安徒生青春期的时候就已经被他所察觉。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变得更加的脆弱和孤独。我们通过安徒生的回忆录中的暗示可以推测到成年的安徒生所受到的种种羞辱。而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确凿无疑受到了此种待遇。我们可以从他的自传中发现这一点。虽然关于这一部分的描述并不多,但却十分生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男孩子由于过人的天分和古怪的外貌而经历的痛苦和捉弄。比如有一次,在欧登塞的一个针织品作坊里,他应当同那里的年轻人们一起工作,但这个男孩子很快就表现出来他的“温文尔雅”。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成年之后描写道,自己“根本就无法同那些粗野的孩子们打成一片”。几天之后,事情就变得更加糟糕。他被怂恿在那些粗鲁的工人面前唱歌。他很愉快地表演,并且还背诵了霍尔伯格的诗句。之后工人们唱起了他们自己粗俗的小调,结果安徒生先是羞红了脸,继而啜泣起来:

“开始他们嘲笑我,说我像个女孩,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一种很下流的娱乐活动,于是我哭着请求母亲不要让我再待在那里了。”

在他的3部自传中,成年的安徒生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描述这种“下流”的娱乐活动的内容,以及当他还是一个害羞而又敏感的男孩子时,几次被迫脱掉衣服接受所谓的­性­别检查。

在他的回忆录中,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母亲也十分喜欢拉封丹的《古怪的人》,而不是路德维格?霍尔伯格的故事,并且更喜欢听这本小说被大声地诵读。她总是觉得看霍尔伯格的喜剧是一种折磨。“看这种东西怎么能笑得出来呢?”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有一次问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回答说:“你难道听不出来这有多么的滑稽吗?听听亨里克是怎么说的!”然后他大声地把整个故事又读了一遍。

另一方面,鞋匠的儿子吸收了父亲给他阅读的所有东西。1822年一首名叫《我的生活》的小诗这样写道:“当我回想,泪水慢慢的流淌/我那充满快乐喜悦的童年。”以这种方式,17岁的安徒生描述他童年的文学阅读经历。这其中包括阿拉丁,莎士比亚笔下的邪恶的女巫和魔法师,以及霍尔伯格的全部作品。在霍尔伯格的作品中,人­性­和人的冲动都是经过检验的,而一个人必须学会审视和发现自我。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刚刚来到世界的第一天,他的父亲就坐在妻子的床前,大声朗读霍尔伯格的作品,而伴随着读书声,婴儿的哭声也越发的洪亮。然后汉斯?安徒生猜测着开玩笑说:“你是想要睡觉呢,还是想安静地听呢?”

在安徒生的第一本自传中,他提到他的父亲“并不是没有受过教育,并且有着睿智的头脑;而我的母亲,则是一个热情的人”。在他的描述中,父亲和母亲的­性­格迥异。父亲看上去是一个思维清晰而又理智的人,而母亲则是一个相信宗教而又有些迷信的人。她深信不疑自己同上帝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同时她又对于预言、巫术和庸医的医术很感兴趣。关于生命的宗教问题是安徒生父母争论的焦点。他们在­性­格、态度和智力上的差别导致了他们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有一次安徒生的鞋匠父亲决定全家人一起大声地诵读圣经,可是随即他又告诉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自己并不像妻子、儿子和其它所有虔诚的欧登塞教徒一样忠于上帝。“基督跟我们一样都是人类,但他是一个超凡脱俗、伟大的人。”汉斯?安徒生带着强调和重音的语句给他的儿子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父亲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思想者”,并且认为圣经很有可能并不是上帝的作品。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地狱,而这些无非都是人们的想象而已。虔诚的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听到了这些大不敬的话,这位母亲马上在胸口画十字,并把自己的儿子抱到了屋后面的小煤棚里,在那里,她摘下自己的围裙扔在他的头上,并且小声地说:“这是魔鬼的胡言乱语,而并不是你父亲说的话!他并不是想要表达这个意思!”但是父亲却始终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父亲后来进一步挑战母亲的权威:有一天,当着儿子的面,他对妻子宣称,世界上没有什么魔鬼,真正的魔鬼出自人们的内心。然而父亲的这些话以后在安徒生看来是十分“合理”的。

上帝或拿破仑(1)

拿破仑是汉斯?安徒生心目中最伟大的人。这位鞋匠所有想要飞黄腾达的梦想,以及他想要成为一个英雄式的人物,都来自于这位具有领导天赋的战士和指挥官、同时又是一个征服者的启发。具有天赋的拿破仑那种捍卫社会改革成果的巨大勇气和尝试以及他充沛的­精­力和自信,在这位鞋匠看来是“最值得效仿的楷模”。1808年,黑颜黑面的法国士兵出现在欧登塞。他们是被派来帮助丹麦人攻打瑞典人的。这些法国士兵的出现极大地燃起了汉斯?安徒生想要开阔眼界、成就一番事业的渴望。他打算结束永无止境地给别人修补破破烂烂臭气熏天的破旧鞋子的职业。就如同他的裁缝父亲当年受到一个军士浪漫的英雄主义故事感染:军人们总是为了荣耀而牺牲,总是伴着雄壮的歌声前行。安徒生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自己有这样敏锐和聪明的头脑,肯定比现在拿着锥子和锤子能成就一番更大的事业。这些鼓舞人心的话语在他的儿子的小说的第1章里面有所体现:“旅行和行军就是你的生活。战场是最适合你的生活方式,前进!你胸前挂满了荣誉的勋章,在你军旅生涯结束前,你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

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丈夫一起分享他的梦想。就像她的儿子在第一部自传中描述的那样,她对军人毫无好感。当他的父亲每天大声朗读报纸上从德国传回的战事的时候,这也就到了他一天中情绪最激昂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往往会有拿破仑最新在德国的行进以及从战场传回胜利的消息。这时候,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就会说:“他坐在那儿就知道念那个什么拿破仑。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看到一个人杀了别人就这么有意思!”

随着战争的进行,这位鞋匠的躁动和不满也随之增加。随着拿破仑的前进,丹麦国内的就业机会也不断减少。欧登塞也同别的地方一样,在1810到1814年这段时间遭受通货膨胀、实际工资减少、食品价格飞涨等问题的困扰。而这些问题使穷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对于欧登塞的鞋匠们来说,生活就更加困难。在1809年,一双靴子大概需要8个到10个银币;但是在1814年,由于皮革成本的增加,这个价格增长到了20到30个银币。没有人愿意买新鞋穿了,因此鞋匠们只好努力工作来维持每周的收入。这个时候,大概在欧登塞的每条大街上平均都有两个或者三个鞋匠。这就促使汉斯?安徒生需要做出决定了。到了他“系上背包”寻求新的机遇的时候了,比如参军。在那里他可以得到食品,有固定的军饷,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机遇和冒险。但是如果他能够自愿代替别的人完成任务,他还可以额外得到一些贿赂。在几年反反复复的考虑之后,汉斯?安徒生在1812年入伍。值得一提的是,他取代了另一个受政府应征的人的参军资格。由于汉斯?安徒生和他的家人生活在城市里,他被排除在普通军队之外。他承担起那些不愿意参军的富足农家子弟的参军义务。1813年夏,国王第五团第三营在菲英岛驻守9个月后,开始向南进发,这时一个维比来的富裕农家子弟不知给了汉斯?安徒生多少钱,让他代替自己从军。

现在家里只剩下小汉斯和母亲。1813~1814年期间,丹麦出现财政危机,家里更是缺钱。显然,汉斯?安徒生代替别人完成任务所得的奖赏已经远远不能维持家里的开销。1813年,我们可以在欧登塞接受公众事务部门援助的超过55个个人和家庭的人员名单上发现“鞋匠和步兵汉斯?安徒生的妻子和儿子”。这种政府援助的形式是发放黑面包、猪­肉­、谷物、黄油以及泥炭等。

1813年9月,当我们的鞋匠要出发前往霍尔斯顿的时候,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高兴。他的儿子还记得那天鼓声响起来,队伍离开欧登塞的时候,他是如何高兴地又唱又跳。当货真价实的毛瑟枪和得体的红­色­制服代替了国民军的鼓乐声的时候,汉斯?安徒生手中拿着剑,已经正式成为了他的祖国武装力量的一分子。他生命中那些因为这个理想而产生的渴望和失望现在终于被自豪和希望所取代。作战计划是1万名丹麦士兵由腓特烈王子率领,到霍尔斯顿与那里由达伍德元帅率领的法国部队汇合。敌军则是北部的德国军队和瑞典伯纳多特的辅助部队。他们威胁着丹麦南方的边界。安徒生在《只是一个提琴手》中写道,他聪明的父亲对于建立在爱国主义之上的拿破仑的战争机器十分着迷。在小说中,安徒生提及丹麦努力取得同法国人的良好关系,却事与愿违:“拥有忠诚和热诚的心,但是热情与希望差距甚远。”

鞋匠的军旅生涯非常之短暂,而且并不那么光彩。在法国的振翅雄鹰的旗帜下他没有打过一仗,然而他也遭遇了自己的“滑铁卢”。汉斯?安徒生在战争中甚至没有开过一枪。根据计划他们应当与法国部队在霍尔斯顿汇合,但当他们的团在1814年最终到达霍尔斯顿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经过几次小规模的战斗和漫无边际的行军,汉斯?安徒生最终在1814年返回了家乡。在战场无功而归这件事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他留下了烙印。除了设法没有被敌人的子弹打死,他的其它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目标都未能得以实现。到1815年3月8日,军队不再付给他军饷,至此,他所得到的酬劳只有4个银币和46个铜币。

上帝或拿破仑(2)

很快,汉斯?安徒生重­操­旧业。在窗户旁边,他的锤子、钳子、锥子还有补鞋用的线,这一切都还在老地方等着他,好像在提醒他作为一个鞋匠,那里才是属于他的地方。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似乎又重新恢复了他的活力。他把自己从军的经历讲给自己的儿子听:在通往前线行军的路上,合唱和靴子踏在地上的声音。这些关于勇往直前的谈话深深地吸引了只有10岁的儿子。在他1847年的自传中,安徒生回忆他是如何模仿父亲只言词组的德国话。当他的父亲听到这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自己的儿子说,“多出去旅行对你会有很大好处的。不管你能走多远,但是一定要出去看看!记住这一点,汉斯?克里斯蒂安!”

但是父亲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不能完全从这次失败中恢复过来。“他的身体被毁了”,儿子在回忆录中这样准确简练而又痛心地描述自己父亲的状况。1815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天,所有的窗户都上了冻,­精­疲力竭的父亲用胳膊撑住自己的身体说:“瞧,你能在窗户玻璃上看到冰女神,她要来把我带走了。”汉斯?安徒生疾病缠身,变得越来越消瘦;他被发烧所折磨,经常神志不清,产生幻觉,看到拿破仑的战斗。一天,他对自己受到惊吓的儿子挥动手臂,错把他当成一个法国士兵:“孩子,难道你没看到我的陛下吗?当国王走过来时要给他让路,脱帽!小鬼!”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阶段,汉斯?安徒生苍白虚弱,卧床不起,瘦弱得皮包骨头———瘦弱得看起来就好像童话《旅伴》中约翰尼斯的父亲一样。1816年4月的一个晚上,安徒生的母亲让他去埃吉比找一个名字叫麦特?摩根斯达特的智慧女人来给情况已经很糟糕的父亲看病。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从来没有去看过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医生。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去看医生,另一方面是因为安徒生的母亲相信巫术可以治病。在《我的童话人生》中,安徒生描述了他与这个智慧女人的相遇:她用一条羊毛纱线来测量他的手臂,在他的头上作奇怪的记号,然后在他的胸前挂上一根树枝,宣称这根树枝与当年耶稣受刑的时候所用的木头都是出自同一棵树。最后,她说:“你要沿着河回家。如果你父亲这次熬不过去,你将会遇见他的灵魂。”安徒生战抖着跑回家,可是他一路上也没有遇到他父亲的灵魂。他试图说服母亲去找一位医生来给父亲看病,但是没有成功。两天后父亲就去世了。也许对于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来说,1816年失去丈夫的痛苦还可以承受,但是对于她的儿子来说,虽然父亲在过去的几年中并不是朝夕相处,但失去父亲的痛苦还是难以想象的。许多年之后,安徒生在他的小说《生存还是毁灭》里面,描述了一个年轻的男孩子经历了父亲的去世,对他来说这是最大的损失。“这是对我给自己描绘的美丽生活的第一次打击……天都快塌下来了。”

1816年4月30日,在圣克努德教堂,就好像童话《旅伴》中所描述的约翰尼斯那样,安徒生的帽子上带着长长的黑­色­挽纱。也许就是牧师向父亲的棺材上抛撒泥土的时候,汉斯?克里斯蒂安决定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他已经拿到了父亲的为军队服务的账本。那里有他亲爱的而又虚弱的父亲留给他的最后的遗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1816到1818年,渐渐地,这个本子里写满了儿子疯狂的念头。他偷偷地写下了今后他有可能创作的伟大的剧作的主题。有朝一日他将写出并上演这些剧本,并且他也将因此而功成名就。他这种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梦想证明了他跟他父亲的相似之处。他们父子二人内心的梦想永远都不会停歇。

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1)

在安徒生对于自己家庭的描述当中,在他8岁以前的日子里,全家人似乎都过着安静祥和田园一般的生活。时局也非常的稳定,根本看不出有任何的紧张之处。我们只好跳过安徒生的自传来考察他另一部作品。我们找到这样的话:“我的摇篮摆放在家徒四壁的房间的墙边。”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同样发现了关于贫穷困苦的描写。就好像他已经对这种贫穷习以为常,只不过是老调重弹一样。

1840年夏天,安徒生因为他的剧本《黑白混血儿》而在尼索受到国王的奖赏。他在那里同斯丹普男爵夫­妇­、索瓦尔德森以及其它名流一起度过了那个夏天。有一天他去了布拉斯托的市场,他对那里的所见所闻感到厌恶。无论是廉价的纱布、姜饼,还是那里的农夫。“一切都是那么破败贫困。普普通通的纱织品,令人作呕的姜饼,迟钝的人们手拉着手盯着一个小摊上几条彩­色­的丝带看。”

Armod是一个古老的丹麦词(与之意义最相近的英文词就是penury,意为赤贫。———译者注),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但经常出现在安徒生的文学作品中。它不能被直接翻译成为“贫穷”或者是“穷困”。根据《丹麦语词典》,这个词是形容“非常贫穷,身无分文”。安徒生在自传中没有使用这个词,但是我们却可以经常在他的诗歌、戏剧和小说里看到。比如在1827年的诗歌《新年之夜》中,其中一句写道:“在赤贫与痛苦之中,/母亲让我来到了人世。”我们同样可以在18世纪30年代的3部小说中反复发现这个词。比如在《只是一个提琴手》中,克里斯蒂安被人们称为“赤贫之子”。在后来的剧作中,如1840年的《黑白混血儿》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语句:“国王的内心深处经常受到赤贫的折磨。”

但是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3部自传里又是另一种情况了。“Armod”一词所表达的关于贫穷的含义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中已经很难想象了,慢慢地也就消失了。

这是不是说,汉斯?安徒生和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就不贫穷呢?事实上他们很穷。但是在安徒生的回忆录中,他设法把自己贫穷的童年时代的家描绘成为一个­干­净、舒适整洁并且高雅的地方。当然这就与安徒生的父亲在1816年以及继父尼尔斯?热根森?冈德森在1820年去世后遗嘱验证书的客观的评估报告中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了。在他的自传中,安徒生写道:“绿­色­的植物和油画装饰着我们小小的家。”这个家是由一间起居室兼卧室的房间组成的,大约只有18平方米左右大小。用石灰粉刷过的墙壁,低矮的天花板上横着一道房梁,窄小的窗户朝向街道。在窗户的旁边,放着鞋匠的板凳和工具。在安徒生的回忆录中,屋子里摆着带抽屉的柜子,一张床,漂亮的窗帘,还有一个带着铜管的亮闪闪的壁炉。他在1847年写道:“这就是我们小小的家,母亲把家里打理得­干­净而整洁;她以家里洁白的床单和窗帘而快乐和自豪。”在1855年的《我的童话人生》中,他们家的窗帘虽然有些短,但是却总是“像雪一样的洁白”。他在20年后还反复回忆着这幅场景———“阳光夏日里雪白的窗帘”。这句诗出自他的《我儿时的家》,这首诗发表于1875年4月2日,他最后一个生日。

1816年4月,当欧登塞遗嘱见证法庭代表们和委托人们走进这座矮小并且几乎是家徒四壁的房子中,眼中所看到的窗帘可并不是“夏日里雪白的窗帘”。而安徒生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过道中间的那个摆放的都是闪亮的盘子和罐子的小厨房,在遗嘱见证报告中根本就找不到踪影。所有的地产检验内容都是在极为慎重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继承的东西了。所有的房产———如同记录里面说的———“基本上不能满足债方的需要。”于是在寡­妇­同意偿还地产债务并且支付遗嘱见证费用的情况下,这些微不足道的遗产就转交到了她和她11岁的儿子手中。最终,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勉强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因为她是个文盲,根本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

人们常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富有想象力是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而他的身材则是遗传了他的母亲。也就是他得到了父亲的智力和母亲的身材。但是当我们仔细检查过安徒生的遗传特征之后,这些说法就站不住脚了。父亲和母亲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父亲是金黄|­色­的头发,身材矮小。母亲则很高大,有着强壮的手臂和棕­色­的眼睛。同有些驼背并且内向的父亲相比,他的母亲站在矮小的房子中间一定看起来高大魁梧。

据说,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是一个对异­性­有相当吸引力的女­性­。她的着装与当时下等­妇­女的着装并没有什么区别,同样也戴着帽子。根据她的儿子的回忆录,生灵降临节前后当全家人到树林里面郊游时,她总是盛装打扮。那个时候她会穿起那件只在领圣餐时候才穿的棕­色­的棉布花裙子。

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2)

在《我的童话人生》中,安徒生提及,他早期的两本小说《即兴诗人》和《只是一个提琴手》都写于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去世之后。他描绘了母亲在各个年龄和各个方面的­性­格特征。她在《只是一个提琴手》里面扮演现实的玛丽,这个角­色­与她的年龄相同。而在《即兴诗人》中,她则是年长一些细心健谈的多梅尼卡的原型。玛丽作为一个年轻的女子,据说有着丰满的身材,有着大大的棕­色­的眼睛,能够把远在南方的男人的心召唤到身边。这个玛丽对自己的儿子慈爱而又严格,但有时候也会严厉和喜怒无常。小说里有这样的描写:“现在就给我闭嘴!不然我让你哭都来不及!”在其它玛丽雅与克里斯蒂安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找到那些母亲针对父亲做白日梦的谴责的痕迹。在玛丽看来,父亲给孩子很坏的影响。比如,她说孩子“胆小怕事”,跟他的父亲“一个样”。玛丽有时候会变成一个暴躁的母亲,当她说:“那孩子就是个爱埋怨的人!跟他爸爸一个样!没人会说是我把他给惯坏了!”

我们对于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童年和成长知之甚少。也不清楚她的父亲是谁,她何时又是在何地出生。各种欧登塞的人口统计信息表明她大概是1773~1775年间出生。而在安徒生的回忆录中有关母亲家庭的信息,只是提及她出生在一个叫博根斯的镇子。但是没有教堂或是人口记录能够证明这一点。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以及安徒生外祖母在1770到1783年这一段时间居无定所,我们只能假定安徒生的外祖母安妮?索伦斯达特大约在18世纪70年代生下了他的母亲。而他的外祖母当时是无产阶级单身母亲一族的一员。在当时,这也就意味着她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他们通常在乡村一带游荡,充当仆人或者在春夏两季帮助收割;冬季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到欧登塞去过冬。有学者调查了关于18世纪丹麦社会底层­妇­女的道德状况之后指出,“有些带着私生子的­妇­女,尤其是经济状况非常困难的那些,偶尔会卖­淫­来维持生计。”我们并不能肯定地说安徒生的外祖母是否就是定期地从事这种活动,但是这是极有可能­性­的。因为安徒生在他的传记里对于母亲的家庭只字未提。他的外祖母与不同的男人生下了3个孩子这一事实也没有记录在内。安妮?索伦斯达特同那个时候的许多­妇­女一样,是一个粗心大意的母亲。她让自己的大女儿自己照顾自己。有些时候她还被送去跟一大群孩子们一起乞讨。就好像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描述的那样,不管在什么样的天气里他们都被派出去乞讨。

各种年龄的大群乞丐在18世纪90年代的菲英岛登陆,欧登塞以及周边地区则情况尤为严重。每天清早,孩子们和年长一点拄着拐杖的人成群结队地去敲镇上村民的门,就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样。傍晚,他们会带着或大或小的面包、谷物以及其它的必需品归来。一回到城市里,他们就用这些物品来交换酒、咖啡和其它高级物品。这就是报纸出版商和书商索伦?亨普尔所描述的19世纪初欧登塞市民贫富不均的状况。如同欧登塞其它社会地位较好的市民,他也对成群结队的乞丐大为厌恶。在他看来,这是因为懒惰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缺少什么。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回忆录中也证实了他的母亲也曾经是乞丐孩子们中的一员。但是他没有描述过他曾经在童话故事中描述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划完了所有的火柴之后冻死在街头,眼睛还盯着富足的商人家丰盛的圣诞除夕大餐那样悲惨的画面。在他的传记中,他曾经描述自己的母亲当年不知道应该如何合适地乞讨,因此有一天她很伤心地坐在欧登塞河大桥下面哭泣。她的乞讨生涯几乎还没怎么开始就基本上结束了。

但是这个故事同样还是站不住脚。可能这仅仅是安徒生从母亲口中听来的。现实对于当时只有10岁的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来说更加的残酷并且一团糟。跟那时候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一样,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她没有父亲,只有一个妹妹。而母亲在1783年又为她生下了一个小妹妹。随即母亲因为多次通­奸­而受到惩罚。

相对于用在社会底层­妇­女们身上的那些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的词语,安徒生的童话《她一无是处》中用“愚蠢”这个词已经算是比较温和了。被认为是私生子的父亲的人需要支付12个银币的罚款,而在此之后的通­奸­行为就基本不受限制了,最糟糕也就不过是再支付一张罚单而已。然而,行为不检点的­妇­女则要遭受鞭打,然后被驱逐出这个城市。1781到1782年这段时间对于快40岁的安妮?索伦斯达特来说并不算是太糟糕。由于考虑到她正在哺育孩子,她被免除了1年的牢狱之灾。但是在1783年,她再次被判处拘留1个星期,这期间仅供应给她少量的食物和水。她一出狱就马上结了婚———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嫁给了一个也是刚刚出狱的男人。她是从法院的拘留室出来,而他则是刚刚被欧登塞监狱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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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3)

那时,只有大女儿(安徒生的母亲)能够照顾自己。她那时候大概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1787年,她第一次在人口统计部门登记。当时她登记在案的职业是在格拉布罗德莱斯特拉德一个酿酒商兼旅店老板拉斯姆斯?伊卜生的女仆。大概1800年的时候,她在诺里盖德的伯奇罗德杂货店打工。从那以后就不知道她做些什么或者去过哪里,一直到汉斯?克里斯蒂安的出生。她有可能在欧登塞的中心做一些仆人或是看孩子的工作,但是1805年4月她是在诺里盖德还是汉斯金森生下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后者现在是安徒生的纪念堂所在地。就连安徒生的出生地都如此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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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英岛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女人(1)

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具有迷信的倾向同样证明了她是个充满了想象力的人。引用童话《安妮?利丝贝特》中的话,她的迷信“在她的血液里沸腾和冷却”。她对于种种迹象和征兆极为感兴趣。比如1811年的那一次彗星。安徒生后来记录下整个事情的经过:

“彗星出现了,它的星体部分燃烧着,闪耀着,拖着长长的尾巴。人们在富丽堂皇的宫殿,在寒酸的房子里,拥挤的街道上,或是孤独行走在荒野之上都能看到它。每个人看到它都有自己的想法。‘快来看天堂的神迹,快来看看这神奇的景象!’人们拥挤着,争相观看。但是在房子里面,小男孩和她的母亲并没有出去。点燃的蜡烛慢慢地因为热度弯曲了。她想,或许这个小男孩马上就要死了。毕竟木屑已经转向了他。这是一种古老的迷信,她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同样相信这一点。到了每年的仲夏,她都满心虔诚地去菲英岛东南弗洛鲁普的圣雷吉斯泉参加各种宗教###。在那里,在仲夏夜的月光之下,生了病的人们在泉水里,寄希望这泉水能够治好自己的病。传说在这一天,泉水拥有神奇的功效。这个泉现今依然存在,大约距离安徒生最喜欢的格洛鲁普与利克施尔姆有几公里之遥。

在所有的通灵者之中,安徒生的母亲最经常拜访的就是来自埃吉比的麦特?摩根斯达特。她因为用草药、油脂和石膏做成的药物而出名。同时,她还会通过看别人的手相或者是通过咖啡粉的形状来预知他们的未来。安徒生的母亲相信这位聪明的女人的能力远非仅仅会背诵祷告词那么简单。有些通灵者可以用松节油、蚁酸酒、草药浴和黑石膏来治疗小病小灾。还有一些人则向病人们建议让他们找到死囚犯执行死刑的地方,在他们身首异处之后马上喝下他们的血。而这位聪明的女人尤其擅长的是“替别人煮药”。这可算得上是一种艺术。她把几页赞美诗、一小块苔藓、石莲花、新鲜的­鸡­冠子和订婚戒指放在一起煮。在适当的调制之下,这种药剂会产生神奇的作用。无论爱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会受到召唤而回到你的身边。我们在安徒生的童话《老约翰娜讲的故事》一篇中可以见到关于这种药剂的描写。在这个故事里,当上弦月的时候,每当煮这种药剂,远方爱人的思念之情就会被激起,无论在何方都会听受召唤而回到家乡。“锅子一开始沸腾,他的爱人就已经在等着他了。”

麦特?摩根斯达特不仅仅为人看病,还可以给动物治病。她给伤口止血有绝招。1813年她因为庸医骗术而被审判,至此她已经行医有25年了。此后她很快又继续行医。1816年,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派自己的儿子去她家,正是她告诉安徒生,如果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自己父亲的灵魂,那么父亲将很快就要死去了。

鬼魂在那个时候是丹麦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夜幕降临之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下,你都有可能在任何地方遇见鬼魂。在欧登塞,尤其是圣克努德的公墓,也就是1816年4月安徒生的父亲被埋葬的地方,有许多的鬼魂在那里活动。在夜晚,人们有可能会被粗野的女人们纠缠,她们坐在自己的坟墓上,就要临产,祈求别人能给她们一些亚麻布来包住自己即将诞生的孩子。人们通常会被这样的场景吓呆,然后转身逃离公墓。身后还可以听到女人痛哭声由大变小,然后慢慢沈入地下,最后听到棺材重重地扣上。这一类闹鬼的故事在19世纪丹麦的穷人中间非常盛行。一直到安斯加把基督教介绍到丹麦的1000多年之后,人们还深信如果一个女人在怀孕的时候死去,她仍然会在适当的时候把孩子生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在孕­妇­死去后的棺材里放上小孩子的衣服。如果有些勇敢的人在圣克努德公墓遇到那样的一幕并不转身走掉,他将会迅速从自己的衬衫上撕下一块布递给这位母亲。

“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很虔诚,还有点迷信。”安徒生在他的自传之中回忆道。从这句话中,我们能找到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的身影和她直率的个­性­。她是个地道的菲英岛人,具有着一种先见之明。安徒生后来对她的评价是“无条件的虔诚”。尤其是通过母亲这种迷信,汉斯?克里斯蒂安从童年时代就与菲英岛的宗教产生了难以割舍的联系,并且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无论是孩提时代,还是长大成|人之后,他都觉得自己与普通百姓紧密相连。他与生俱来拥有对诗歌的灵感,对耶稣的信仰,以及对北欧的雷神和欧丁的崇拜。自小时起,安徒生的骨子里就深深藏着那种不安于现状和不安分的思想,就好像他所热爱的奔流不息的欧登塞河一样。尽管安徒生对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敬仰不已,但他却从未放弃过对原始农民文化的热爱。这些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儿时所发生的一系列超自然的事情上有特别的体现。他把迷信描述成为是大众言行的一种基本的属­性­。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中回忆当他小时候也被一种幼稚的想象所左右的情景:“在我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有关于迷信的事情我都非常相信,当时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种最高的信仰。”从各方面来看,这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对普通人民有广泛的影响,并形成他们宗教信仰的本质,无论是北欧、印度还是土著的血统。

菲英岛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女人(2)

安徒生这种相信万物皆有生命的思想大部分都是从他的母亲那里传来的。虽然他的母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她在同自己的儿子谈论那些神秘的力量的时候如此富有想象力。她向他描绘了一个充满了不可征服、不可驱使的生命和事物的世界。原先汉斯?克里斯蒂安从父亲那里所吸收的现代和文明的教育和启发,让他看到自然的神灵都是积极向上的。但渐渐地,随着母亲和她的朋友们给他灌输的一切,他开始对于世间的神灵充满了敬畏。在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看来,这些神灵数目众多,并且具有强大的邪恶力量。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家里壁炉上悬挂桦树枝,在房梁上悬挂常青植物,在门上挂上马蹄铁用来防止狼人和鬼怪等不速之客。在他的早期生活中,这个鞋匠的儿子对于晚上出现的可怕的声响和影像非常之熟悉。他对于坟地里出现的那些鬼怪们也颇为熟悉;还有幽灵马、­精­灵女孩、吸血鬼乌鸦、海怪、龙、仙女和鬼火。他相信,水中的­精­灵就住在欧登塞河中,所以夜幕降临之后,人们可以看到从水中升起的雾霭,并且听到猫头鹰和乌鸦的叫声。汉斯?克里斯蒂安可以看到和听到这些统治自然的神秘力量,但从未对别人提起,除非你是具有这种能力的人。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超乎寻常的聪明而又很敏感的男孩子很受欢迎。例如,有一次在格拉布罗德医院的一位老­妇­人深为这个小男孩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并喜欢听他讲故事。“心脏、肺还有肠!”他有时候在医院会一边讲着,手中拿着一根粉笔一边在门上写。“你看,这就是我们里面看起来的样子!”然后所有的老­妇­人都面面相觑,议论说:“这样聪明的孩子肯定会死得很早的。”

在所有的这些生灵中,与安徒生联系最紧密的应该算是河神。每天汉斯?克里斯蒂安都要渡过欧登塞河好几次。在他独自一人探索自然的过程中,他会坐在河岸上休息。或者有时候他会去研究那个在街道尽头的水车,距离他家的房子不过100码而已。欧登塞河与许许多多菲英岛的有名的神话传说紧密相连。毫无疑问,1805~1819年间,它是汉斯?克里斯蒂安的乐园。

1822年,正值青春年少的17岁的安徒生把Chu女作中那个9岁的孩子放在了欧登塞河畔。这个9岁的小男孩用芦苇做成小船,并让它带着他想要成为一个诗人的梦想在欧登塞河面上启航,去探寻外面更­精­彩的世界,而再也不是他原来放在脸盘里纸折的那条小船了。这条河对于这个小男孩的意义在于,满怀向往的他,有一天会从这里起程,奔赴外面宽广的世界。如果需要,哪怕是逆流而行。每当汉斯?克里斯蒂安的生命中发生重大的变故时,比如他的父亲死了,来了新的继父,整个家庭突然间必须搬到一座异常的房子,这条河就是他经常出现的地方,是他熟悉的地方。那是一个永恒的、迷人的世界:无论是当他顺流而下地向东行或向西走,还是当他坐在蒙克博附近,看着水流冲过那古老磨坊的3个巨大的车轮时,到处都是芦苇、荷花、鱼、蜻蜓、垂柳、阔叶植物、蜗牛以及整天在他身边飞舞,跟他说话的蝴蝶。他喜欢倾听水车上流水湍降的声音,看着水闸打开时可见的河床,有时可以在海藻中发现一些小鱼或是胖胖的河鼠,也许是刚从水车底上的小洞逃出来的吧。

在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年,即1805~1819年间,到处都是故事和故事家。尤其是在乡村、田地和啤酒花藤栽培园里, 9月份的时候母亲会带着儿子出去,加入其它收割工人的行列。太阳落山以后,就在谷仓安顿下来,修剪黄|­色­的啤酒花藤茎,他们一边工作,一边讲故事。正如安徒生所写的,那时“迷信的灯塔照亮了整个图画”。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讲着有关预兆、鬼怪、啤酒花的故事以及酿酒的秘方。在丹麦,除了菲英岛,没有别的地方有这么多这么好的啤酒花藤,所有这些采集来的啤酒花藤将被酿成好喝的啤酒。年老的工人们会讲起以前的日子,大家会为了使啤酒更加的可口美味,而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啤酒的发酵过程和口感来说,没有什么比新鲜的血淋淋的小偷的手指更好的东西了。当然,这必须是从一个刚被绞死的人身上取来的。所以,在幽黑昏暗的夜晚,酿酒工必须悄悄地溜出去,从还吊在绞刑架上的尸体上切下一根手指。然后,再把那根切下的血淋淋的手指从桶孔放到啤酒桶里。这就是那个年代,这就是当花藤越堆越多时,流传的有关啤酒桶和酒糟的童话故事。有一次,汉斯?克里斯蒂安听一位坐在啤酒桶旁边的老人说,上帝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长大后的安徒生在他1847年的自传中说,他被这个想法完全控制住了,于是决定晚上去验证这个理论正确与否。他悄悄溜到村里的池塘边,站在位于水池最深处正上方的那块大岩石上,想要结束自己的一生。如果他跳进水里淹死了,那这就是上帝的意志,那个酒桶边老人的话就是对的。该不该这样做呢?他冥思苦想着,突然间另一个想法冒了出来:“这是魔鬼想要控制我。”于是,这个小男孩发出一声尖叫,撒腿就跑,就好像被菲英岛所有的侏儒、巨人和鬼火追赶着。回家后马上投进他母亲的怀抱。像谷仓里所有其它­妇­女一样,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相信极度忧伤的人会看见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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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英岛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女人(3)

年轻的安徒生也曾听过有关格拉布罗德医院过道的奇怪故事,他偶尔会去那里听同屋们的演讲和唱歌。或是来自于奥弗盖德救济院或欧登塞监狱的童话故事,那里靠近他童年时居住的孟克姆里斯特德。这里,当年轻的女孩与老主­妇­转动着手中的纺锭时,在不间断的河流里,流淌着这些蜚短流长与至理名言。这些­妇­女中的很多人可能被控偷窃、卖­淫­或付不起通­奸­罚款。虽然她们没有任何金钱,但她们却是一个故事宝藏,尤其是最年长的人。正如安徒生在他的一本童话故事中说,就像“一本编年体史书,记载着处方和古老的故事”。

但是安徒生的一些最奇怪的农民的故事则来自于他­精­神失常的祖父,安德斯?特雷斯?汉森或叫特雷斯?基勒拉普,当时他在菲英岛也非常出名。安徒生的祖父是欧登塞的怪人之一,在他从乡村进城的时候,他喜欢用山毛榉的枝和花圈来装饰他的头。他会带着装有各种造型奇异的木雕的篮子,在街上四处溜达。在这些木雕里,人有着动物的头,怪兽装着奇怪的翅膀,像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绝非正常的人所能拥有的东西。正如我们在第10章中看到的,天才孙子的大部分剪纸、绘画作品及其整个童话故事世界与他疯子祖父的原始雕刻极为相似。在安徒生1845年的作品《霍尔格?丹斯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祖父的缩影。作品中,他被刻画成一个正常的人,他一边在木头上雕刻巨大的奇怪图像,一边在跟他的孙子讲霍尔格?丹斯克的故事,说霍尔格的胡子最后长成了桌子的一部分。这个故事发生在祖父的工作室里,是关于一个老人如何在雕刻时表现童话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给孙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上床以后再也不能入睡,总是把下巴藏在棉被下面,好像有一根长的白胡子已经变成了床的一部分。在安徒生的自传里,我们知道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非常害怕他的祖父,因为他时常不能区分汉斯?克里斯蒂安和《圣经》的圣子。他经常头戴鲜花,放声高歌地走过城市,后面跟着一群嘲弄的男孩子。有一次,当汉斯?克里斯蒂安正躺在地面,跟几个在檐槽板下面水里的赌场伙计玩时,他的祖父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后,严肃地问道:“你难道就是拉撒路的儿子吗?”

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年老到牙齿脱落时,他觉得自己看起来很像祖父。实际上,作家认为鞋匠汉斯?安徒生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因为他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像这个人一样­精­神错乱。1845年,在他写给英吉曼的信中,安徒生对卡斯顿?豪奇把他形容成一个语无伦次的疯狂作家表示愤慨。安徒生在信中表现出一丝恐惧:“我祖父疯了,父亲也在死前发疯了!”同样,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中描述了他如何在欧登塞的街头被追赶,当一群小男孩在他身后喊道“他疯了,跟他祖父一样”,他就会浑身冰冷。

而在19世纪20年代,当安德斯?特雷斯因­精­神错乱被关在格拉布罗德医院,也叫疯人院时,安徒生祖父悲惨的命运并不是安徒生所关心的。另一方面,作家的母亲在1816年鞋匠死后,依旧与她的公婆保持着联系。这可能是因为安徒生的祖父在波盖斯特拉德有一小幢房子,而她则寄宿在那里。安徒生对这个自己曾经生长的地方,已经没有多少留恋之情了。

母亲的求助信和病逝(1)

爱德华?科林在他的书中曾提到,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经常提起他的母亲。与此同时,在他的印象中,汉斯?克里斯蒂安总是常常为他和他母亲的关系挂心。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在19世纪20年代,这位作家几乎毫不关心他母亲悲惨的命运就显得异乎寻常。这与他在该时期的诗中描写的温柔的慈母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在他母亲生命中最后的岁月里,1829~1833年间,汉斯?克里斯蒂安作为一名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初露头角,甚至还赚了一点小钱(虽然他仍旧依靠别人的资助过活),但拒绝帮助在欧登塞已经穷困潦倒、正饱受酒­精­中毒的煎熬的母亲。而在安徒生的文学作品中,他则常常跪倒在圣母玛丽亚的膝前。在1836年的小说《O*9郾T*9郾》中,他描写了人物奥托?索斯特鲁普,讲到“要以罗马天主教的方式对待自己的母亲”。

在安徒生的许多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他母亲的爱的宣言。在1823年的《致我的母亲》一诗中,他写道,在他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他的母亲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生母。如果说一个儿子能在他的作品中,以“你是我快乐的源泉”这样的措辞,直接地赞美他的母亲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为什么他在1819年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离家远走。而且显然在他抵达哥本哈根之后,或者说在他以后的人生里也从未害过思乡病。看起来,似乎安徒生不得不在他的洗礼以后,尽快逃离欧登塞,不仅是为了加入皇家剧院,同时也是为了开创他人生新的篇章———正如他在作品《O*9郾T*9郾》中所说,建立“他自己的高贵族谱”。自他第一天抵达首都之后,这个果断而且雄心勃勃的男孩已经树立了他的人生目标:开创新的家庭,结交新的朋友,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失去、抹去他以前的家庭历史。

在他母亲最后漫长沈闷的生命中,从1822年她第二任丈夫去世后,直到她在博德医生的救济院里去世,她的儿子安徒生从未给过她任何经济援助,就像在1820~1825年间一样。尽管他当时正在斯拉格尔斯上学应试,接受国库救助,但几乎所有钱都装入了校长米斯林的口袋。在接到他母亲的求助信后,汉斯?克里斯蒂安也只会偶尔地寄给她一些衣装费。在1824年,他曾向他的祖父周转过1/4的遗产寄给他的母亲。但在1825年后,安徒生并不是像他自己早期诗歌所写的那样,寻找一种“­精­神安慰,而赡养他贫困的母亲”。最明显的是,他总是隔很长一段时间,才给他的母亲写信,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徒生并没有做到他在19世纪中期时在学校散文中所写的“子女有照顾父母的责任”:“没有什么人比那种背弃父母的人更邪恶了,因为正是他们给了我们生命。”

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那现存的25封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在1822~1833年间写给儿子的信(当然她一文不识,必须央人代笔),我们就不难发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与关系。他是一个在外面大世界受高等教育、学识渊博的儿子,而她只是一个文盲,在家里那个小世界里贫困的老母亲。她必须时常提醒儿子她的存在,央求他寄点生活费。从来都没有任何亲密和知心的对话———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母亲不会写字,长年以来,都必须由5至10个不同的人代笔。

1825年春,安徒生的母亲作为一个乞丐被接进格拉布罗德医院,那是一个专门收容贫困老­妇­人的救济所,在顶楼的右面,有一间放着16张床位的房间。没有人再让她洗衣­干­活了。她越发酗酒,终于导致了最后可悲的结局,而此时,她儿子的人生却熠熠生辉。

他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832年的夏天,当时安徒生在菲英岛待了1个月。他舒服地住在陆军中校霍?古尔德伯格家里,或出没于菲英岛的布拉姆斯特普、霍夫曼斯盖夫、桑德拉姆盖德和利克施尔姆城堡各处他曾经暴食暴饮的地方,参加以前家族的各种社交活动。安徒生曾在8月3日给爱德华?科林的家信中提起:“在利克施尔姆,他们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想方设法地探知我的愿望,给我所有我期望的东西”。当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在欧登塞的救济所耗尽她最后的生命时,她儿子正在霍夫曼斯盖夫花园表演,在布拉姆斯特普听着华尔兹舞曲,在地主们的簇拥下,乘着四轮马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游玩。他从未想过要前往欧登塞,他写信给爱德华让他再寄10个银币给他,以继续下一步旅程,说到他路过了故乡,但没有提及他的母亲。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所有的东西都只是一片昏暗。对我而言,好像我已经死了,而现在只是回到了一个另一种方式生活和嬉戏的地方。我感到不安,对斯加兰德有一种连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渴望。”

1年以后,在1833年11月,安徒生的母亲去世了。2月,她寄走了给她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她感谢他给她寄了1个银币,也称之为是“这些日子以来对我最热忱的帮助”。两个星期后,在1833年3月13日,这位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受到公共基金会的旅行邀请,2年600个银币。这是一大笔财富,于是他马上就开始计划他豪华的“意大利文化之旅”。安徒生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4月份他离开之前再给他母亲寄点钱过去。母亲的信终于来了。1833年12月,安徒生在罗马终于收到了他母亲死前在欧登塞寄出的信。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分或是长时间的悲伤,看起来就跟平日里一样。当然,在他12月16日接到乔纳斯?科林的信,知道这一消息后他震惊了,但这时,他更在意的是他突然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了。同一天,他收到了他母亲的信。他写信给亨丽埃特?伍尔夫说:

母亲的求助信和病逝(2)

“她的处境非常糟糕。但几乎没有什么是我能为她做的。这也常常使我痛心不已,但我却不曾向任何人提起!现在,上帝把她带走了,作为儿子我非常感激这一切,但这也让我非常的难受,现在,真正只有我一个人了———在这个世上再没有一个人天生爱我了。”

在他1833~1834年的信和日记中关于他母亲及其“糟糕状况”的命运的记述,表现出了一种冷漠,这与他在20年后《我的童话人生》中的哀伤截然不同。安徒生在他的自传中回顾1833年11月他得知他母亲的噩耗,写道“给我带来无尽的痛苦”。同时,他写道:

“我一收到科林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上帝呀,她终于解脱了,我总算安心了!’一想到我失去了这个世上唯一一个天生就会爱我的人,我就禁不住流泪。我悲痛万分,但却知道对她来说,这是最好的。我责问自己为什么不能让她在最后的日子里免受悲痛之苦,开心地走完这一生。唯一让我宽慰的是,我总算稍有成就了。”

很明显,安徒生很高兴他的母亲终于解脱了。但他同时安心了,在这个世上只剩他一个人了,没有任何的亲人也没有什么亲戚了,可以开创他自己的家族了。“你一定要往上爬”,这是他的童话故事《雪女王》中机敏而且野心勃勃的主人公鲁迪的信条。很久以前,安徒生就意识到,他要踏入上流社会的第一步必须通过受人尊敬的高贵的科林家族。那是一个健康向上、富裕无忧的家庭,没有放荡的女人、无父的孩子、只会做梦的人、疯子或是乞丐。1834年,在安徒生从意大利回国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即兴诗人》,书中他没有描写他已故的母亲,而是提到了他在不莱德加德的新家:

“我把科林议员和他高贵的妻子视为自己的父母,把他们的孩子,视为自己的同胞,这个家,是我现在最大的财富。”

安徒生在他1874年和1855年的自传中,跟读者们讲到了母亲之死。这些叙述现在仍可以在格拉布罗德教堂医院的记载中找到,以前博德医生就在那里的顶楼里收容了一批乞丐。在教堂的记载里,简明扼要地写着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

“1833年10月7日,玛丽?热根森,博德医生病院的病人,鞋匠汉斯?安徒生的寡­妇­,享年66岁。死因:­精­神错乱。”

19世纪70年代,在一次与他年轻的游伴尼科莱?博的知心谈话中,年老的安徒生曾透露他的母亲实际上是死于饮酒过度,也是因为酒­精­使得她在晚年的时候丧失了神志。在这次偶然的机会中,安徒生说他在欧登塞的母亲“变得越来越堕落”。年轻的博在他20年后的文件中写道:“那个时期欧登塞的每个居民都曾有过类似的证词,她在她最后的日子里,终日迷醉,致使她歇斯底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的儿子在19世纪20年代时,当安妮?玛丽?安德斯达特开始酗酒后,很少给她资助。正如安徒生在他的一部童话故事中写的:“一杯不错,但是要有两杯就更好了。”早时,安徒生在信中反复强调他的样子很像他的父亲。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晚年的时候想起他曾在一封已经遗失的信中劝诫他的母亲:要克制住,“尽量少打开橱柜里的酒瓶。当我从欧登塞的朋友那里听说我亲爱的母亲被人奚落,我非常痛心”。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在这些善意的言辞背后,暗藏着这个想努力进升的儿子的害怕。他担心,在首都的上流社会,他可能会听到欧登塞沼泽地里的那令人尴尬的闲言碎语和流言,那可能会影响到现在他在哥本哈根的名声。

姐姐卡伦(1)

正如安徒生在1845年的美丽童话故事《老树妈妈》中所说,我们身边的每件事都能变成一个最动人的故事。在该作品中,突然从茶壶里长出一颗可爱的老树,慢慢地伸枝发芽,就像一个老人正在给一个躺在床上发冷发热的男孩讲故事。还有很多故事则来自于安徒生童年的生活,虽然那时候生活大多贫困悲苦。例如,他的姐姐卡伦?玛丽,一个安徒生最不愿意想的人。安徒生长大后,他用尽了一切办法,试图掩饰她的存在。

她的全名是卡伦?玛丽?罗森文奇,她在1842年突然冒了出来,站在安徒生的家门口。她比安徒生大6岁左右,现在自称阿尼?考夫曼。她出生于1799年,是她母亲的私生女。1819年安徒生来到首都后,想树立一种浪漫的童年形象,而卡伦的出现对他的形象构成了一定威胁。

所以可想而知,当他的姐姐再度出现的时候,安徒生愤怒至极。就像1824~1825年那时,他在皇室资助下,在斯拉格尔斯语法学校当学生的时候。突然间,他觉得他的姐姐掐着他的脖子,几乎使他窒息。他坐在亨尼伯格夫人家的住所里,忽然觉得卡伦?玛丽就是校长家的新佣人:“米斯林家刚从哥本哈根雇请了一个新女佣,我怀疑那就是我的姐姐,他们曾跟我说过她的名字也叫玛丽。”但是第二天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猜疑欺骗了我,我根本就不认识她。”1833年,一想到他的姐姐再度出现,安徒生就十分不安。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母亲,问她是否知道她还活着,还有她究竟想要­干­吗。她的回信终于让安徒生安下心来:“自跟卡伦失去联系后,我就再也不知道她在哪儿,在­干­什么。”

然而,在1842年的2月8日,卡伦如­阴­影般地袭入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生活。她给他寄了一封信,更准确地说只是一张便条,而非一封正式的长信。其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那是安徒生一生中极少的不保存的信件之一。显然,卡伦还活着的消息,给安徒生带来了沉重地打击,当晚他在他的日历中写道:

“当我回到家,发现有一封母亲女儿的来信时,我感受到了《O*9郾T*9郾》中所描写的那种不安;多么可怕的夜晚啊,满脑子的痛苦与绝望。”

安徒生的恐惧与担心无法控制地蔓延开来,他姐姐就像一个女巫一样跟随着他。但是为什么他会这么绝望与恐慌?他真如他在《O*9郾T*9郾》中所写的一般?

在作品《O*9郾T*9郾》中,主人公奥托?索斯特鲁普一生都带着童年时的烙印,所有的一切都是丑陋或邪恶的。O*9郾T*9郾这两个字刻入他的血­肉­里,同时,它也代表了这样一个事实:欧登塞图格瑟监狱,即私生子奥托出生在监狱里。然而,奥托长大后,用尽一切办法想要掩盖这一事实,尤其是在首都的上流社会中。但是,有一天他的过去回来了,魔术师海因里希来找他,以过去的事情威胁勒索他。声言如不给钱,他就揭露奥托的真实背景和不堪的身世。

事实上,这一主题并不是安徒生凭空想象的,1836年,在他给亨丽埃特?汉克的信中曾讨论过这本小说的题目。信中,安徒生写道:“这并不是我编纂的,而是这人世的本­性­。”事实是,小说主人公奥托?索斯特鲁普想不惜一切代价地隐藏自己的身世,这同样也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真实写照,即他有一个他不能接受的姐姐。主人翁和作者都希望他们的姐姐能像《O*9郾T*9郾》中的伊娃一样可爱纯洁。最后,小说以喜剧结尾,与预想和逻辑相反,伊娃真的就是奥托的亲姐姐。但在此之前,我们看到奥托梦到,他的姐姐就是那种可怕的疯子西德赛尔,她经常陷入生命的沼泽,据说是活得更像只动物而不像个人。小说中,奥托跟19世纪20年代的安徒生一样,一想到她会从黑暗里走出来,给他的生活造成­阴­影,影响他光明纯洁的未来就惊恐万分。然而,虽然他非常害怕这位可怕的姐姐和她所带来的一切,但是奥托出于他的家庭责任心,还是对她表示了亲切,并厌恶自己以前的想法:

“我的姐姐!我可怜的被人遗忘的姐姐,她也有权利表达她的想法,跟我一样。我是多么害怕与她相见,那无疑将是一种痛苦。但必须避免这种想法,我一定会的。这儿的生活让人窒息!但毕竟,我要去旅行了。啊,可爱的法国将帮我驱除这些想法……我将远离家门。明年春天,我也将成为陌生人中的一个。”

自1842年2月8日,安徒生收到他姐姐卡伦的来信后,就无法忘记。2月11日,他送去一张条子,于是第二天他的姐夫就前来拜访。安徒生在他的日记中写着:“他看起来诚实大方。”他跟安徒生说他们夫妻的生活很困苦,于是,安徒生给了他4个银币。“他跟我一样,非常高兴。”1个月以后,他又来了,虽然他的姐夫只问他要了2个银币。据我们所知,他在9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当时,安徒生只给了他1个银币,于是,他已43岁的老姐姐再次前来拜访他的兄弟,希望能要到更多的钱。9月30日,安徒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卡伦来了,她衣着华丽,看上去很年轻,我又给了她1个银币。”

姐姐卡伦(2)

安徒生姐姐的到访,让他觉得有必要第二天去科林家走一趟,请教他该如何处理这样棘手的问题,并请求他的援助。他必须果断地结束卡伦的事情,一次便会成为习惯,直至永远。自1842年,他姐姐第一次出现后,安徒生就找到阿道夫?德鲁森,他作为副总警长,成天在哥本哈根的治安法庭活动。安徒生请他帮忙调查卡伦?玛丽是否正与工人比德?考夫曼“非法同居”。这对夫­妇­是否不合常理?是否有证据证明她只是一个跟其它女人一样,从各省市到首都来赚钱,但最终却只能在拉皮条的掩护下,到妓院或在街上卖身?

在2月份,在她第二次上门来访之后,安徒生在日记上写道:“今早去拜访了科林,把所有事都跟他说了,相信德鲁森会查出谁是她的丈夫。”我们只能猜测“所有”这个虽然简单但却包罗万象的单词的大概内容,但明显地应该是关于“我母亲的女儿”及有关这不堪的关系和他母亲私生子等可悲的事实。这是安徒生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开诚布公地向科林家透露,有关他童年时代的一些不光彩的故事。他知道那个家庭有丰富的法律常识和官方关系,他可以完全相信他们的判断力,而“卡伦”可以继续成为一个地下秘密。在安徒生的故事中将不会有关于她的记载。自1843年10月30日,卡伦再次出现在他家门口后,安徒生再也没有在他的日记中提起她或是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即使是在他最隐秘的私人通信中,我们都找不到任何对“所有”这词的蛛丝马迹。

然而,安徒生永远都不能改变的是,卡伦和他有着同一个母亲。确信的是,在安徒生童年的特定阶段,卡伦是现实存在的,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还睡在同一张床上。在1805年11月,当汉斯?安徒生在欧登塞,申请做见习鞋匠的时候,曾在他的申请表上写道:“为什么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几乎都吃不饱,住不下,穿不暖,甚至连一点可以用来添柴的东西也没有。”对于两个孩子的说法,我们也可参照安徒生的母亲寄到哥本哈根和斯拉格尔斯的信中也提到“你的姐姐”。有很多事都可以证明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并不是如他记忆中的,及随后所说的,是他那个家里唯一的孩子。

那么安徒生的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概在她8岁的时候,卡伦跟其它穷人家的女孩子一样,被送去欧登塞或周围的地方当女佣。也正因为如此,在1807~1808年后,他们几乎不跟安徒生的姐姐联系,他们两个只在几个特定的场合,见过几次面,如1814年10月,卡伦在圣克努德教堂洗礼时。那时,她取名卡伦?玛丽?罗森文奇,登记在教堂名册上,注明为“私生女”。同时,还记载着她有很好的宗教修养,品行高尚,曾幸免于天花。所有这一切的一切,说明尽管她很贫穷,但还是一个健康纯洁的小女孩。对她之后10年内的所作所为,我们一无所知,直到在她去世的4年前,突然出现在他弟弟的面前,索要一大笔钱。

1946年11月,卡伦被发现死于哥本哈根红灯区中间,不莱格德20号顶楼的房间里。那里是一些街头妓汝,即年老­色­衰的妓汝经常出没的地方。她们在后院的角落里、小破屋里跟客人交易。通常有拉皮条的人出去接生意。1848年,单不莱格德就有37个妓汝。在过去,这条街是城里贵族的场所,但到了19世纪40年代,随着人口的增多,这里成了贫民窟,到处都是又老又荒芜的建筑,很多时候作为后院或额外楼层租售。根据泰姆特斯教堂的记载,安徒生的姐姐曾于1846年11月,嫁给工人考夫曼。她的死因是“肺病”和其它的­性­病,这是当时穷人之中很普遍的毛病,他们长期在污秽肮脏的环境下生活,很容易感染。卡伦死在后院的顶楼上,距她弟弟在孔恩斯-尼托的住所不到1公里。她死于1846年的秋天,她死的那天他也正巧不在家。他正与奥斯特一起进餐,讲述他刚完成的欧洲旅行见闻。安徒生又一次地受到了皇室般的礼遇。他曾与一位丹麦-德国出版商签订协定,要用德语出版安徒生的作品集。首先,这位丹麦作家必须先写一本他的长篇自传。

可惜卡伦?玛丽在世时,没有机会看到弟弟的这本自传。1846年11月22日,她葬在阿西斯顿斯公墓第9排第125号的穷人墓|­茓­中,享年47岁。那一天,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正在阿马利盖德的科林家,在这个有着很多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家中之家”里做客。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安徒生在他的故事中,只字没有提及他的姐姐卡伦。她也没有留下任何值得提起的东西。只有房东出现了一下,收拾了一下她在不莱格德20号的房子。她所谓的“考夫曼先生”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后事也处理得很快,因为卡伦跟她在欧登塞老家的母亲、祖母和两个继父一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1847:多姿多彩的伦敦(1)

在经过了一段对安徒生来说极为悲痛的一年后,他于1847年的5月再次前往欧洲的另一个地方旅行,在这几年内这已是他的第5次欧洲之旅。尽管安徒生必须忍受炎热的酷暑和写作过程中的­精­神压力,但他在南方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后,终于完成了他的自传。安徒生在炎热的南方的3个月里,完成了300多页的著作,这也使得他几近虚脱。回到家后,在他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说他还是感到很不舒服:

“可以说,南方的夏天几乎剥了我一层皮。除了脑子我什么都没有了,太可怕了,我的四肢都起了变化。”

但是,1847年春天快来的时候,安徒生又燃起了旅行的兴致。这一次他打算周游荷兰、英格兰和魏玛,要去拜访他尊敬的世袭大公———他跟安徒生其它德国朋友一样,已经读过或是听说过安徒生的新作《我的没有诗歌的童话人生》。1847年3月和4月,德国的第一波评论全部是肯定与支持之声,其中写满了大段引用与参考注释,将安徒生的书与让?雅克?鲁索在1765~1770年间创作的《忏悔录》相提并论。这位法国作家在对自己进行反省的过程中,产生了这部著作。正如鲁索所说:“我想告诉人们,人类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就跟我一样。”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安徒生对于他简单而天真的童年的叙述,几乎德国所有批评家,甚至是最谨慎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这本自传中最成功的地方。甚至有人曾表扬安徒生敢于这么公开诚实地讲述自己穷困童年的勇气。批评家指出,在那个年代,很多没有父母的孩子很少有人敢承认他们原来的生活状况。1847年春天肯定的评价掀起一股公开安徒生生活和工作的潮流。但是随后严厉的批评接踵而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有人开始第一次攻击安徒生的作品。一些批评家指出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是对他自己生活的神化。他与众不同的­性­格是不是真的那么特别或神秘?他是不是真像他表现的那么独特和才华横溢?这些批评尤其针对他自传中最薄弱的部分,即一直叙述到1846年夏的这一部分。很多德国的作家达成共识,认为这是“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和善妒者无聊恶意的攻击”。换句话说,这些尖锐地批评可以被视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海外效应。在继近10年的连续好评,赢得德国的文学交流界高度评价后,安徒生和他的作品再也不能幸免于被诟骂。

然而,在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安徒生依然是艺术天空上一颗闪亮的新星。尤其是在伦敦,当1847年的早夏,刚流传丹麦作家安徒生要前往英格兰的时候,那里的出版商、销售商和所有文学沙龙就殷切地期待着。鉴于此,其它的事就没有任何机会了。最后,在安徒生访问同期,出版了《我的真实人生———素描》。这是玛丽?豪伊特在翻译此书时所起的标题,该书年初就已在德国出版。在英文版扉页,“我的……人生”几个字刻意采用了粗体和大字体,这样对歌德的经典之作、自传《诗与真》标题的巧妙模仿就不是那么明显了。

这种清晰而简明的英文版标题肯定能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安徒生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作品在英伦三岛出版后能够带来多少利润。19世纪30年代以来,他已有3部小说,一本游记《一位诗人的杂货店》和很多童话故事集被翻译成英文,包括《讲给孩子听的故事》。这些出版商和安徒生一样,以市场为导向,疲于奔命,安徒生的名字被错拼成“Anderson”印在茄克上。一条通往掌声和名望之路再次地铺在了这位北欧作家安徒生面前,而他的最大愿望是有一天能遇见另一位当时蜚声世界的名字:查尔斯?狄更斯,或“博兹”(在他第一本作品出版之后,人们就习惯于这么称呼他)。1846年11月,安徒生写信给这位英国作家和《文学报》的编辑批评家威廉?杰丹。最初,正是杰丹把安徒生的作品传到了英格兰,在过去的10年里,他曾多次诱使安徒生前来旅行。

“我是多么热切地希望能握着博兹的手!当我读到他的作品时,我就常想:我一定要到那里去,我可以在那里写作!……我喜欢英格兰,因为那儿的作家!我长久以来经常有前去的冲动。”

查尔斯?狄更斯也同样很想见一下安徒生。跟很多英国人一样,他也曾听说过和阅读过安徒生的作品,如《即兴诗人:一位诗人的杂货店》、《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童话故事。他十分好奇能遇上一位跟他一样的空想家,一个一样喜欢孩子、戏院、圣诞夜、旅行、报刊以及大声朗读的人———就是一面一直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的大镜子。“我一定要见一见安徒生。”狄更斯说。据安徒生所说,他自己不是一个善于用英语说话或写作的人。结果,不只是狄更斯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几乎是当安徒生刚在奥斯特推荐的利塞斯特广场的饭店入住,就有一大批的出版商、翻译家、大臣、外交家、银行家、报社编辑和贵族开始涌向那个地方,想引起安徒生的注意。每个人都想约这个丹麦作家出席他们的社交圈。正如狄更斯在那时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及的,很有必要马上去提醒这位丹麦作家,否则嗜血的“英国猎手”会用庆典和欢宴把这位瘦小虚弱的作家憋死的。

1847:多姿多彩的伦敦(2)

安徒生相信这个英国最迷人的季节,这儿跟他以前去过的柏林、魏玛、维也纳和巴黎很像。正如城报上所写的“这个时代一个最特别最有趣的人”,安徒生立即写信给科林家说:“不开玩笑!我真是太高兴了!我真不明白,我比我自己或丹麦人认为的更加有名。”

外交大臣帕尔默斯顿、马洪勋爵以及这个公爵夫人和那个男爵,还有不计其数的穿著花边绸袍、戴着钻石的上流社会的贵­妇­们簇拥着安徒生,喋喋不休地说着《丑小鸭》、《爱人》和《即兴诗人》等。有一阵子,安徒生因为这些赞美和荣誉而眩晕,虽然他并不自大,然而最终也因为疲惫使得他感到极为不适。他慢慢地知道该如何使自己立足于上流社会。在他抵达伦敦的第一个星期内,安徒生不得不极为感动地再三感谢他们的盛宴,并反复为他迟钝而生分的英语道歉:“我不太会说英语。但我希望我能以我新的作品来表达我的诚心。非常感谢!”

安徒生的英语听起来固然有一点别扭,然而当一位极其富有的老­妇­,握着他的手,一边亲吻一边说“我必须吻一下这双珍贵的手,它为很多人带来了安慰与快乐!”时,安徒生的表情也极为怪异。安徒生不喜欢这么尴尬的场面,他极为惊恐和迷惑,他抓起这位­妇­人的另一只手,飞快地吻了十次八次。“我以为这是我该做的”,他在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信中这样写道。另有一晚上,当他满怀希望地想遇见狄更斯的时候,他又一次经历一堆赞美和无聊的庆祝。女主人达夫-戈登自我介绍时说她是律师约翰?奥斯汀的女儿,但安徒生却认为她的名字就是简?奥斯汀之女。

查尔斯?狄更斯不久就听说了这些尴尬的小Сhā曲、古怪的文风和经常­性­的语言错误,比如搞混人或是他们的名字。但这一切却只是让他更迫切地想要见到安徒生。据狄更斯对其他人说,这么古怪的个­性­,正是伦敦正式传统沙龙中需要的人。威廉?阿林厄姆和利?亨特两位作家曾前往旅店会见安徒生。此后,他们一致同意这个丹麦人,有着瘦长的、灿烂无邪的脸,他的长相和行为都像极了一个天使。这两个年轻人认为,安徒生的友善、聪明和纯真使旅馆里的其它人都黯然失­色­。苏格兰作家伊莉萨白?里格比对安徒生有着很深的第一印象:“高但消瘦憔悴的男人,他像蜥蜴一样地弯曲着身子,长着一张中凹苍白的脸。”她特别在她的日记中提到安徒生的天真,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善:“他一点也不矫揉造作,因为很显然,他有着孩子般的天真­性­情。”

鬼火已经真的从丹麦飘到了伦敦!

1847年7月16日,狄更斯和安徒生在布莱辛顿夫人的家里第一次见面。19世纪40年代,布莱辛顿夫人因在“戈尔会馆”举行排他­性­的聚会而声名狼藉,该会馆坐落在海德公园角和宫门之间的肯辛顿,即现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的所在地。

玛格丽特?布莱辛顿在伦敦贵­妇­中的名声极差,参加这一名为“戈尔会馆圈”沙龙的人大多都是男士。在英国,没有一个上流社会的­妇­人会尊敬她。维多利亚女王可以证明,她曾在那座龌龊的房子里与她的养子,英俊的多尔赛伯爵通­奸­时,被当场抓获。有一次,当安徒生在斯坦利勋爵家用餐时,兴高采烈地说起几个星期前,他在伦敦偶然地遇上了大家一致谴责的布莱辛顿夫人,以及那次他对她的拜访。她是当时有名的女­性­小说家之一,她因她的游记《与拜伦的谈话》而出名,这本书早在10年前即1834年就已出版。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她在1823年,在热那亚遇见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拜伦的故事。也是在那时,布莱辛顿夫人才发现洛德?拜伦并不像他的传奇和名望显示的那么英勇。事实上,她发现像安徒生这样一个天真外向的人是非常有趣的,很容易交流彼此的思想。在巡察这房子里所有宠物时,包括几只外国的鸟,布莱辛顿夫人大加赞扬了安徒生的作品《一位诗人的杂货店》,称之为“诗中瑰宝”,比把很多本书放在一起的内容还要丰富。哦,当然,安徒生很喜欢她。当洛德?斯坦利的妹妹,坐在安徒生旁边用餐时,听他以这么激动的语调说起那个丢人的女人时,撅起嘴­唇­,吃惊地问:“你去拜访过她?!”

虽然布莱辛顿夫人在上流社会的女人中并不受欢迎,但像查尔斯?狄更斯、布尔沃-利顿和政客诗人本杰明?迪斯雷利等明智而有才华的人是戈尔会馆的常客。其它人还包括当时来自英国和海外的主要演员、画家、科学家和政客。对“戈尔会馆圈”持肯定态度的迪斯雷利后来称,邀请谁参加布莱辛顿夫人的沙龙,其依据并不是以一个人的名望或地位,而是以他的智慧与才能,这让人感到一种轻松和自由。依照这个原则,184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安徒生成了这里的贵客。从一开始,他就对这个矮胖但衣着讲究的布莱辛顿夫人非常感兴趣。她每根手指上都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而且在安徒生看来,她说着一流而缓慢的英语。过了一会儿,她的继子兼情人,纨绔子弟多尔赛伯爵和他们坐到了一起。当安徒生1847年拜访布莱辛顿夫人时,分散解体的­阴­影正笼罩着戈尔会馆。有谣传说,布莱辛顿夫人再也无力支付多年以来用于款待客人的高额费用,而她即将出现经济危机的谣传致使很多以前未付清的账单也涌入戈尔会馆,主要是摄政街服装店的欠款。多尔赛伯爵这个“花花公子中的花花公子”,长年像苏丹一样在这些服装店大肆购物。毫不奇怪,安徒生在伦敦逗留期间产生了一个想法,想写一部与上流社会有关的童话,题目则暂定为《出身并非名门》。安徒生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情况有多么糟糕,但注意到在布莱辛顿夫人的戈尔会馆,每一个人都显得雍容华贵,装束有一种法兰西风格,甚至仆人都在头发上搽粉。特制的灯环绕在一幅真人大小的拿破仑画像周围,使拿破仑看上去好像在光晕中若隐若现。

1847:多姿多彩的伦敦(3)

安徒生在《我的童话人生》一书中描写了1847年夏天的那个夜晚,他与狄更斯在布莱辛顿夫人家的不期而遇。跟多尔赛伯爵一样,安徒生在那天穿着他最奢华的衣服:浅­色­的裤子,加上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在他微卷发亮的头发上戴着一只高高的绸制的帽子。而狄更斯穿着黑­色­的天鹅绒上衣。在正式场合,他把自己的乱发梳到鬓角。哦,这两位作家和他们的造型无疑是这个聚会的焦点,都喜欢在丝制领带上别上钻石,在各自怀表上配上金链,并戴着巴黎最新款的手套。席间,安徒生的旁边坐着邮政局女局长和他认为是布莱辛顿夫人继女的女人,他的对面坐着惠灵顿男爵。当查尔斯?狄更斯进来的时候,安徒生正在给他的女主人介绍他的《我的真实人生》。安徒生从戈尔会馆回来后,在日记中记下了整个晚上的情景与他的心情

“我们看着彼此的眼睛,握手交谈,我们了解了对方。我们一边谈着一边走到了阳台上,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在饭桌上,多尔赛伯爵建议狄更斯和我一起与他­干­杯,还有惠灵顿男爵。饭后,狄更斯约我8月1日去他家。”

然而,在1847年,安徒生跟狄更斯并没有试图进一步了解对方,他们两人都太忙了。狄更斯匆忙地奔走于伦敦与城外的各个住所间,忙于出席不同的作家和出版商的活动,出入各种社交和政治场合,因此必须取消8月1日他跟安徒生的约会。对于安徒生而言,他也很忙。在他给哥本哈根科林家的信件中,描述了他繁忙的日程:“我收到的请帖已经把从今天到未来两周内的时间都占满了。8点到11点午饭,从11点半到次日早上。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快被淹没了,快被大家的请帖淹没了。”

同一时期,安徒生请了几位画家和雕刻家,包括约瑟夫?德拉姆,在安徒生的眼中,德拉姆为他雕刻了一个“无比英俊”的塑像。他早已计划要在英国逗留期间与丹麦银行家约瑟夫?汉布罗一同前往苏格兰游玩。汉布罗的儿子还曾邀请安徒生前往艾德姆博格的家中小住,但安徒生跟狄更斯终究还是无暇相见,作为补偿,狄更斯给伦敦的萨布勒内尔饭店寄了一个大包裹。那里面装着12本他的著作和一条更为奇怪的留言:“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自他的朋友和仰慕者,查尔斯?狄更斯。”安徒生看到后极为兴奋,急忙回信向狄更斯道谢。当他8月底从苏格兰返回时,想到他可以在回家途中顺道前往拜访狄更斯一家。他们在返回拉姆斯盖特,坐船前往奥斯坦德的路上,在布罗德斯泰斯住了整整一个夏天。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徒生该如何写信告知狄更斯他将前去拜访。这该死的英语又一次让他陷入困境,但是决心可以战胜所有的困难,这封信最终还是寄了出去:

“我最最亲爱的狄更斯,明天我将返回拉姆斯盖特,我希望您能把您的地址留在皇家橡树饭店,我将在那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坐船前往奥斯坦德。我必须当面向您致谢:对我而言,这也是我此行的最后一个愿望。”

1847年夏天,安徒生的英国之旅极为成功。正如他给爱德华?科林的信中所说,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甚至是没有见过面的英国贵族,也都很喜欢他。他们甚至觉得连安徒生那生分的英语也很“动人”,至少是大多时候。在一个大型的午餐会上,一个英国­妇­人挤在“迷人的”安徒生身旁,但不久后便发现她必须转用意大利语,希望能了解安徒生到底在说什么。因为她知道他曾去过意大利,还曾写过一本有关于柠檬生长地的小说。但是,由于安徒生的意大利语也不比他的英语好多少,他只能匆匆地结束了交谈。

安徒生不仅会在语言里迷失,还会在这个大城市里迷路。如果我们知道安徒生以前就曾在科林家中走迷路了,那就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曾有一次,这个丹麦作家走向一名英国警官,想问他回“莱斯特广场”饭店的路怎么走。但安徒生在给警察的条子上,却把它写成了“拉特广场”,这还是他从饭店旁边的建筑上抄下的。非常不幸地,没有任何一条街道是安徒生熟悉的,除了一张不要在墙上张贴广告的警告:“禁止张贴广告。”于是,警察把这个奇怪的陌生人带到了警察局,直到丹麦领事前来,证明安徒生是完全健全的,才让他离开。

然而,这位旅行作家终究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在他的作品中或口语中。安徒生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在开口说话前先查字典的语言学家。他在开始一段新的各种文化交集的旅行前,只会做一点肤浅的准备工作。安徒生也没有时间和耐心坐下来,花上一两年的时间学习单词与语法。语言,跟他旅行途中其它的东西一样,只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创造。结果,当安徒生在各国周游时,即兴创作了很多口语。某种意义来说,他就像是一个孩子,总是想跟各国志趣相投的小孩或是同辈人一起交谈嬉戏。在安徒生的国际交往中,手势与模仿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即使是遇上了最生疏和困难的语言,安徒生也总能以他的方式脱口而出。其实,语言与诗一样,重情胜于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如安徒生所说的,是在“阿芙罗狄蒂的拥抱里而非老师的教鞭下”进步。尤其是在1847年,安徒生前往英格兰和苏格兰时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他在各种英语来宾簿和签名册上的标准致词:

1847:多姿多彩的伦敦(4)

当语言之门对我说“站住!”时,

你的眼睛就是开启它的钥匙。

歌曲会在生硬的外语中消失,

但能在心跳中听到它的旋律。

对于安徒生而言,说话的调子与节奏更胜于谨慎优雅的用词。在他从伦敦写给科林一家的信中提到,“现在我已能说一口清新的英语,当然,错误百出,但是他们都能听懂,甚至赞美我的发音!”这些和蔼谦逊的英国人,在他们极有修养的外表下,当安徒生迸出他夹杂着英、德、法和丹麦语的奇言怪语时,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而这种情况在安徒生10年后重返伦敦前一直都没有改观。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再讨论这个问题。

1847年8月底,当安徒生在好客的狄更斯家做客时,那里簇拥着一群孩子,所有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妙,也没有人对他的奇言怪语做任何鬼脸。他们一家在海边的小屋里度过了整个夏天。在他们的起居室里,就可以看到英吉利海峡,也正是在这儿,狄更斯舒适的家中,安徒生结束了他的英国之旅。安徒生来的那一天,爸爸妈妈和孩子们都坐在桌子旁边,一看到他就把他也拉了进来。狄更斯的家是典型的维多利亚式家庭,所有的孩子都跑过来亲吻这个丹麦作家,除了那个最小的男孩,他更愿意吻他自己的手。一家之主狄更斯神采奕奕地走了出来,安徒生被迷住了,他写道:“年轻、英俊,看起来既聪明又善良,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两位作家互相握手并约定以后要保持联系。狄更斯对他的日耳曼血统很感兴趣,乃至于想开始学习德语,甚至丹麦语。第二天一早,当安徒生离开英国的时候,狄更斯穿着一条绿­色­的苏格兰短裙子和一件五彩的衬衫———“非常时髦”,亲自陪他前往拉姆斯盖特码头。正如安徒生在1847年8月31日的日记中热情洋溢地写道:

“当船驶离海港,狄更斯离得越来越远,我以为他已经走了,他高举着帽子,不停地挥手告别。我想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从此难再相见?”

这次短暂的会面,使两位作家保持了长达10年之久的通信,零星但却真诚。彼此的信中都写满了溢美之辞。狄更斯告诉安徒生,孩子们是多么的喜欢他,并催促他尽快再度前往英格兰,到他家多住一段时间。然而正如上面所说的,10年之后安徒生才又重新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那时,一切都变了。

遥远的政治风云(1)

1847年9月,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在他魏玛的一个男­性­朋友家中小住了一个星期后,回到哥本哈根时,受到了奇怪的冷遇。在他旅行期间,《科萨伦》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名人安徒生》的文章,嘲讽他当时在欧洲的战利品和结交的新朋友。在这本杂志的画片上,安徒生被一群女人簇拥着,头顶月桂花环,胸戴骑士徽章,可笑至极。很快有人发表评论说,这是在提醒安徒生,他只是个“继赫兹和海博格之后的三流作家”,正如安徒生自己在这些评论和诟骂中所看到的。在他回家之后,这一切愈演愈烈,安徒生几乎不敢想起当他刚回家的那一天,他从窗户里看见考更斯和尼托里,两个衣着华丽的贵族停在街上,指着他的窗户叫着:“看到了吗,那就是世上最著名的猩猩!”

岁月流逝,安徒生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科萨伦》 9月刊中继续对安徒生穷追猛打。12月,安徒生出版了一本所谓的“世界戏剧”《亚哈随鲁》。用安徒生自己的话说,这部戏剧讲的是“人类批判上帝,获取真知,乃至完美”。但是它却遭到那些曾经非常喜欢他作品的人的广泛批评。事实上,这部“世界戏剧”是一个怪诞的故事,甚至手稿都难以看懂。安徒生为它绞尽脑汁,花了几年心血,还说服爱德华?科林帮他誊抄一遍。而爱德华?科林却禁不住带着讽刺说,虽然这部戏剧可能会永垂不朽,但可能除了安徒生之外,其它人都不会读。爱德华说,问题就在于它的内容混乱,使得主公人亚哈随鲁看起来像是一个博物馆管理员;另一个问题是该戏剧的形式和数不清的押韵错误:“这些双音节四行诗是我见过的最没有美感的东西。”

即使是像亚当?奥伦施拉格这样的文化巨匠,当他在1847年12月阅读安徒生的这部《亚哈随鲁》时,都有跳进墨水池的冲动。这部戏塑造了一个丹麦浪漫主义时期,“让人不舒服的和混乱的”内斯特形象。对于那些十分了解世界史的人来说,简直就读不下去,没有人会愿意看到一个这么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安徒生的笔下居然以侏儒、燕子、夜莺和美人鱼的形象出现。奥伦施拉格曾尖锐地批判:“作者对于这部作品过于自负,但却没见成绩。”而让安徒生觉得更为刺耳和痛苦的批评竟是,在圣诞节,平日里善良和蔼得不能再亲切的B*9郾S*9郾英吉曼在给安徒生的信中,表明了他对《亚哈随鲁》的反感。

当1848年来临时,安徒生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郁闷的结论:丹麦的生活还是一点也不快乐。好像是他7年风光的海外生活,注定了他以后7年的悲惨。这一年,安徒生后来称之为“火山年”,几乎是克里斯蒂安八世刚死,巴黎的二月革命爆发,宣布成立共和国,法国国王被迫退位,平民起义的浪潮扩展到奥地利、德国和所有公国。3月,当哥本哈根起义爆发时,原来友爱和谐的世界秩序摇摇欲坠。3月21日,哥本哈根爆发和平革命,君主政体彻底崩溃。在新国王腓特烈七世时期,他聪明地解散了政府。更高明的是,几天后他同样驳回了斯莱斯维格-霍尔斯顿自由修宪和斯莱斯维格加入德国联邦的要求。当时,民族主义的思潮锐不可当,在哥本哈根的路上到处可见。

但是,安徒生并不乐见于这些新的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观念,尤其是战争的威胁。1个月前,他接受了国王奥斯卡一世颁发的瑞典-挪威“北极星勋章”和魏玛大公的特别荣誉封号。但所有这些荣誉并不能抵消安徒生焦虑不安的情绪。难道说一个国王交出他的统治权很好吗?为什么人民那么乐于放弃像父亲一般可靠的国王?国家暴力事件不符合人类健康和文明的信念,正如安徒生在《亚哈随鲁》中所写的。对于菲英岛和哥本哈根的公民来说,要理解势利的英国人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当整个民族大家彼此间从此互不相知,拿起武器,那将是一件全然不同而且极为严重的事情。1848年9月,在写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信中,安徒生说:“战争让我们远离上帝”,又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彼此间相互理解是多么重要啊,我指的不是语言,而是­性­情……然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彼此理解呢?……过去的这一年意义深远”。

而当他的其它男­性­朋友———亨里克?斯丹普、威尔海姆?彼得森、瓦尔德玛?德鲁森、西奥多?科林、克里斯蒂安弟兄及彼得?伍尔夫———拿起武器向日德兰半岛南部前线进发时,安徒生则满足于拿起他的笔、日记和帽盒前往菲英岛。在格洛鲁普,他可以安然地远离战争。在这个安全的地方,他可以听到远方前线传来的炮声,看到英俊的瑞典士兵在这里扎营。大量的新后备役部队匆忙赶往丹麦边境战场,去抵抗2万多名普鲁士士兵和斯莱斯维格-霍尔斯顿的居民,他们在5月初穿越边界来到日德兰半岛。远离战争的喧嚣,回归自然,一如从前。树木开花了,发芽了,非常漂亮,鹳从巢|­茓­里跳了出来,森林里的鸟儿唱起歌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安徒生在给其兄弟在前线的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信中写道:

遥远的政治风云(2)

“如果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会参加的,但那不适合我。别笑!但是我保证我决不会从敌人面前逃走,虽然我也会害怕,非常的害怕。但我知道害怕并不等于怯懦,前者非你所能控制,而后者却取决于你的意志!”

正如1848年4月安徒生投身于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战争时期的勇敢并不止乎冲锋陷阵。他写给欧洲其它国家的信,不仅保卫了丹麦,同时也是以国际共识和睦邻­精­神寻求和平,达成欧洲共识的勇敢尝试。安徒生的和平鸽,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述,最终促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机构。在丹麦国王身边颇具政治影响力的人都觉得,能有一位受国际尊崇的丹麦人,一个单纯与和平的化身,代表国家说话,是件不错的事情。这位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许多欧洲国家备受争议但却才华横溢的童话作家,这次做得漂亮极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理解并接受了外交挑战,虽然他从未关心过任何政治计划与口号。正如他在1846年的喜剧《拉斯穆森先生》中所写的“我将继续致力于我的创作事业,绝不从政”,这些话同样适用于安徒生本人。

安徒生在他和平信的开头称呼“亲爱的朋友”,因为这本就是一封写给《文学报》编辑威廉?杰拉德的私人信件,他是安徒生那年在伦敦的时候认识的。信中,措辞极为普通,但又不失战斗口号宗旨,便于在全欧洲所有的报刊杂志上刊登。这封信无疑充满着爱国的热情,但语气却极为节制识大体。在信的结尾,安徒生天才地跨出了伟大的一步,他抛弃了丹麦的国旗,改称自己为欧洲人。以此,他也表达了对欧洲文化共同的信仰。安徒生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认为要取得这一目标,必须用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

“为了国家权益,为了明智妥善地解决问题,这是也必须是欧洲的决定,如此我才能看到进步的希望。德国人是诚实和真正相爱的人,他们会明白这儿的处境,只要他们明白,他们的痛苦就将也必将转变成深切的尊敬与友谊!上帝会保佑我们的!”

安徒生在寄出这封信后就来到了格洛鲁普,有很多其它丹麦人居住的地方。他觉得“从哥本哈根的压力中解脱了出来”。一个星期后,在他写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信中说:“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再次习惯于孤身一人。”在安徒生的一生中,他可以沈迷于自己的世界里,远离外面的世界,忘记地球上所有的革命和社会变迁,只关心手边的事情。B*9郾S*9郾英吉曼常常很羡慕他,总是可以忘记所有的不幸与痛苦,只关心他脑子里的脉络与沙粒。英吉曼把安徒生称为十分快乐的人,说他“可以在一个到处都是刺刀和长矛,充满着战争叛乱的年代里,一心醉于写作”!

1848年,格洛鲁普的夏天对于安徒生而言,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这里早晨特别的和平与宁静,在这个到处弥漫着紧张军事气氛的日子里,这里还有这么多可听可看的东西。例如,安徒生可能会被“一个特别英俊的陆军上校”吸引,也可能被前线的无数尸体和伤员所牵绊。甚至在他前往菲英岛的路上,安徒生遇上了一位驾着马车,刚逃离斯莱斯维格的书商,据他所说,沿着拱卫日德兰半岛南部的防御工事丹尼弗克一线,到处是衣不蔽体的尸体。安徒生曾经以他那封信投身政治战争。而现在他更关心对战争痛苦和灾难的现实描述。这位《拇指姑娘》的作者想要了解,当一个人在堤坝上被击中,“在草丛里咬紧牙齿不停地抽搐”会是什么样子。他在日记中写下了野战医院是如何臭气熏天的,下半身受重伤的伤员又是如何将粪便排出体外。安徒生住在格洛鲁普的时候,就听说过约翰?托马斯?伦德比,一个在战争中倒下的画家,据说他的头被德国人的子弹打爆了。在安徒生的日记中,这位画家是永垂不朽的:

“我们听到枪声,看见他倒在了地上,子弹穿过了下巴,他的嘴巴裂开了,一片带着胡子的血­肉­飞了出来。他痛苦地呻吟着,裹着丹麦的国旗,躺在地上。”

1848年夏,安徒生在日记里写道,他想近距离体验一下战争的残酷。我们看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孩子般的英勇事迹,他在5月23日写道,今天他“救了一只被甲虫抓住的蜗牛”。这个已经年近中年的作家,在这块他成长的土地上,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再次变成一个小男孩。也许,正是他人生中那段最悲苦的日子给了他乐观的­性­格:

“我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对自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跟瑞典人一起骑马走路,感受他们的心灵;除了美酒佳肴,这就是我拥有的一切,但我绝不是在虚度光­阴­。我给自己带来了快乐时光,就像你给大母熊一块咸­肉­,它们(快乐时光)就还会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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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晚会(1)

身体不适的奥斯特一边咳嗽一边说:“每当我们吃完饭,安徒生都会读书给我们听。”这个星期三,像往常一样,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又被邀请去教授在斯图迪斯特拉德的家中共进晚餐,并参加一个社交晚会。然而这是第一次他们没让他喝水果汤。费卢?奥斯特似乎认为这是安徒生最喜欢的一种食物,即使这种味道浓郁,糖浆似的汤让他十分不舒服,直到深夜,剧场结束之后,他通常不得不吃整盘子的无盖三明治来稳定情绪。

但安徒生今天的不安仅仅是因为奥斯特的身体状况。这个老人躺在床上,他的假发看起来非常凌乱,他的脸颊不再丰满,眼睛也比任何时候都无神。但是这个“非凡的教授”的­精­神却很好。即使再厌世的人见到这个73岁的老人都会让步,也会相信人类和永生。这个老人认为他肺部恼人的炎症仅仅是需要忍受的东西,然后他会继续回到那些关于天堂和地球的研究中去。首先他想把所有的家具、收藏品和工具从在腓特烈堡花园的高贵的皇家住所“费山花园”里搬走,那所房子是他最近从作家亚当?欧兰斯查格那里接收过来的。上周六的一个家庭生日聚会让他不得不卧床休息。聚会之后的周日早上,虽然睡眠不足,但­精­神非常亢奋,他坐在冰冷的工作室里继续写他的新书《从自然通往上帝之路》。随后他就发烧了,晚上芬格医生来了并要求他立刻上床休息。星期三晚上在安徒生匆匆忙忙道别并赶往他在剧院预定的座位时,奥斯特低声嘟囔最迟要在星期天下床。

但到了星期天,也就是1851年3月9日,除了上帝,没有人能让奥斯特再起来了。一大早老人在临终之前把安徒生急召过来。当他一路经过奥斯特盖德和诺里盖德,匆匆赶往斯图迪斯特拉德时,沈睡的城市上空还悬挂着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在那灯光昏暗的病房里,奥斯特的妻子伯格特和几个孩子围在他们所“深爱的光荣的奥斯特”的床前,安徒生则叫唤着在他生命中如同父亲一般的导师。就像年幼的孩子相信他们的父亲是不朽的,会永远年轻一样,安徒生从来没想过奥斯特会死———当然是在他去世之前。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确定奥斯特的­肉­体已经离开,而­精­神却不愿离去之后要独自忍受悲痛。他没有下楼加入那些聚集在教授家中的家庭里的其它朋友,而是把自己锁在隔壁的房间里。他踮着脚尖在这个冰冷空旷的房间里来回走动,在这里他和奥斯特曾经经常一起读书,讨论问题,做剪纸,唱歌,装饰圣诞树。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的声音了,然而人们常说任何一个伟人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都会成为他的一部分。奥斯特应该也是这样。即使一切有关他和他的家庭的记忆都消失了,他最小的一部分仍会存在,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所有的力量。在靠沙发和咖啡桌的墙中央挂着一幅埃克斯伯格所作的旧画,是那个带点严厉的物理学家中年时候的画像,他戴着白­色­的领结,穿着白­色­的燕尾服。然而这幅画上不寻常的和谐并不能减轻安徒生的痛苦和焦虑。他不得不走出这些被死神所占领的房间,到开阔的地方去走走,驱散他内心的恐惧。

他匆匆地走着,穿过城市,走向阿马利盖德的方向,感谢上帝,爱德华和老乔纳斯?科林正好在家。在这里安徒生稍稍平静了下来,在吃饭的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足够镇静又可以回到斯图迪斯特拉德的大学教学楼去了。在国王新广场,他碰到了卡尔?霍尔斯顿,他是工学院的数学博士,还是奥斯特的研究助手之一。像往常一样,有礼貌的作家没有仅仅轻轻碰一下帽子打个招呼,而是拿下帽子使劲一挥。数学家有些保守,摘帽时迅速划了个圈,然后把帽子放在胸前,宣布奥斯特去世了。

在1851年的3月上旬,教授在斯图迪斯特拉德的家并不是这个城市中死神唯一光顾的地方。安徒生在奥斯特家参加最后一次星期三晚宴之后不到24小时,他的另一个好朋友也去世了。作曲家J*9郾P*9郾E*9郾哈特曼的妻子去世了。在星期四那天,他数次拜访他们家,一方面是为了表示他的哀悼,另一方面是想最后看那个作曲家的妻子一眼。他足足穿了一个星期的丧服,往来于哈特曼和奥斯特的家,拜访他们的家人。然而这一切似乎还不够证明他们的生活的艰辛,哈特曼5岁的女儿也在她母亲下葬的那天死于脑膜炎。安徒生不得不又一次表示他的哀悼,最后一次看望死去的孩子,并努力让自己理解这么年幼的一个孩子就被剥夺了生命这一不公平的事实。小玛丽亚躺在棺材里,看着她苍白的脸庞,纤细的胳膊,有点发紫的胸部,和一双带着小小的黑指甲的手,安徒生仍觉得她像个天使。每个关于她冰冷僵硬的身体的细节都清楚地印在作者的脑海里,并且都被详细客观地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其中还记录去了两次的墓地:

社交晚会(2)

“今天12点我们安葬了小玛丽亚;在此之前不久我还去过那个敞开的坟墓;它离她母亲的坟墓非常近,棺材的一边已经全放进了墓|­茓­,墓中有一只花环是如此鲜艳。”

在安徒生这个时期的日记和书信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绝望,而且开始集中在简洁而又令人绝望的惊叹句中:“他们都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有好几个星期,他都是麻木的,处在一种恍惚的­精­神状态中,棺材、灵车、悼念、丧服、黑纱、赞美诗、墓边的仪式、花圈和那些可贵的回忆,壮观的悼念者队伍,都一起涌入他脑海中,其中有些人是非常冷漠的。1851年3月18日,奥斯特隆重的葬礼在“圣母教堂”举行,在此之前大学生和工学院的老师们抬着他的棺材穿越了整个城市,后面跟着皇室成员和政府官员。途中,安徒生在访问日德兰半岛南部庄园时认识的一位###村长叫住了他,说他失去了一个父亲,现在只剩下老乔纳斯?科林了。这时安徒生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简单的事实。奥斯特的死使他不仅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可信赖的父亲一样的人物,而且失去了­精­神上灵感的源泉,他是一位真正尊重安徒生的人。这是他在科林家里从没有过的经历,他们通常都对安徒生所相信的事物表示怀疑。而在奥斯特家里,安徒生的拜访几乎总是愉快的,在此期间他们都异常兴奋和热情,没有任何保留或者怀疑。

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徒生根据奥斯特的观点“自然中的神灵”调整改变了自己的诗论,然而从这个章节的结尾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始终没有背离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浪漫主义的科学家在他的生活和工作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他优雅而又高贵的朋友们变得更加魅力四­射­,和他对他们的感激一起出现在他的自传中,他总是感到非常痛苦和伤感,因为他对奥斯特的怀念从没有停止过。没有任何回避,在安徒生的自传中奥斯特总是被描述成:

“一个在我思想进行斗争和经受考验的过程中帮助我最多的朋友。”这无疑是一个经典而又准确的描述。当安徒生自己也成为一个睿智的老者时,他强调得更多的则是他们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奥斯特毫无疑问是我最爱的人。”

在安徒生的意识中,即使是在10年之后的1861年去世的乔纳斯?科林都没有奥斯特如此高的地位。这个童话作家后来认识了许多要人,并对他们深表感激,但物理学家是唯一一个会让安徒生用开玩笑的语气呼唤他名字的人。他喜欢称他们为“小汉斯?克里斯蒂安”和“大汉斯?克里斯蒂安”。但在这个角­色­扮演的游戏中,谁是“大汉斯?克里斯蒂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就是奥斯特。

总而言之,1851年的春天是段令人悲伤的时期。安徒生本应该和其它人一样,庆祝和平的到来,经过3年的战争,这个国家建立了一个新的民主的宪法体制。“1849年6月5日宪法”为新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基础,这个社会是建立在广大人民共同参与的基础上的,以自由竞争和市场的力量作为贸易和生产的基础。1848年,关于社会的旧观念在整个欧洲都受到了质疑,阶级观念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压迫了人们几个世纪的对政府权威的信仰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安徒生从资产阶级的角度看待这些困境,开始变得不安和惶恐。他决心集中­精­力发掘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从而才能完成1851年他正在创作的几个作品。首先是一本关于1849年夏天他在瑞典为期3个月的旅行的书,写这本书比预期的时间更长,直到奥斯特去世之后才完成。这本书名为《在瑞典》,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他对奥斯特的一种敬意。

在19世纪40年代期间,每隔一定时间,奥斯特便激励安徒生写一篇关于童话的论文,现在作者想把它Сhā入这本游记最为夸张的一个章节之中去,题目就叫《自然的启示》。然而当他在瑞典的大自然中坐在他的苏格兰毛毯上时,他并没有写出这篇文章;反而当他坐在位于哥本哈根新港区的格洛鲁普寓所的温暖的房间的桌前时,他写下了这篇论文,现在他早已搬出了这个地方。在这里他曾梦想过他所谓的“诗歌中的加利福尼亚”,意思就是在自然和现在所处的时代中写作的一座金矿。更确切地说,就是用诗歌的观点来运用这个时代的许多科学发现。这就意味着在机器闪亮滚动的车轮中,在蒸汽机中,在飘浮的热气球中,在埋在海底的电缆无声的运作中,我们能看到普遍的永恒的美。安徒生在1851年的文学宣言是缺乏政治口号的,另外,它体现了奥斯特的著作《自然中的神灵》对他的重大影响。这本书发表于1849~1850年期间。这位老物理学家旨在洞察所有事物的内涵———就是他所说的“普遍规律”。因此经过几次尝试,在奥斯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安徒生最终一直处于对信仰和知识的关系的激烈争辩中,正如奥斯特的书中所说的那样。

社交晚会(3)

《自然中的神灵》是奥斯特的科学遗嘱。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从在欧登塞的孩童时代开始就在信仰和知识之间摇摆不定,对他来说,奥斯特的书无疑是一本圣经。这点在作者于1850年8月写给这个科学家的意义深远的感谢信中可以得到证实。当时他正在格洛鲁普奋笔疾书他的《在瑞典》一书。写书期间他会长时间休息,在他安静的寓所中阅读《自然中的神灵》。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就像一面镜子,从中他多次发现了关于他自己、他的写作以及关于艺术和自然的关系的真理:

“它就像一条清澈的小溪:而且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我似乎从中看到了我自己的观点,而这是我之前所没有完全看到的。我的观点、我的信念用清晰的文字表达了出来……读你的书我感到非常愉快,对我自己也感到很满意,它是如此之简单易懂,就像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一样。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说:‘是的,这就是我本会说的话。’其中的真理已经影响了我,并成为我的一部分。”

奥斯特和安徒生持续了30多年的亲密关系开始于1820年左右,这是科学家与年轻作者的初次见面,当时是安徒生敲开了这个哥本哈根资产阶级家庭的大门。因为关于电磁学的发现而开始闻名世界的42岁的物理学家,立刻引起了青年安徒生的注意。奥斯特有着渊博的知识和强烈的好奇心,不仅是对科学,还包括艺术、哲学和关于道德规范的一些问题。他博学多才,是唯一能够看到安徒生身上那种可贵的天真和烂漫的人。这个有天赋却没有经过教育的男孩常常上他家吃顿饭,拿一两个铜币或是从教授藏书众多的图书馆借几本书。正是奥斯特对不可知事物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的渴望使他发现了电磁学。也正是这种好奇心和渴望促使这个物理学家在19世纪20年代期间让安徒生明白他总是受欢迎的,并且可以从他家中得到帮助和支持。他们之间的友谊在安徒生回到首都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此时安徒生完成了学业,突然面对了是当老师还是当作家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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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新突破(1)

奥斯特关于科学的理论和关于《自然中的神灵》的教义大都来源于他自己的信念,他相信在事物存在的自然法则和人类的思维方式之间有着相似的地方。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奥斯特对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保持长久不衰的兴趣的原因所在了,安徒生后来成了物理学家在文学界的代言人。很简单,奥斯特只是预料到了安徒生的童话会有助于在艺术和科学、信仰和知识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安徒生的母亲死于1857年,6年后,他出版了一本小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本书跟奥斯特的教义产生了轻微的抵触。从中我们可以听到有关老科学家的教义的余音和共鸣:

“我确信在我们的时代,在机器翻滚的轮子的嗡嗡声中,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在所有的喧闹声中,一个新的文学界英雄会在科学的­精­神下站起来。”

在早期———早于任何一个丹麦的文学评论家———奥斯特就意识到了安徒生的文学天赋和他的现代­性­。他的预言世界闻名。1835年3月,第一本童话故事集正在出版当中。一天晚上演讲结束后,物理学家把安徒生拉到一旁并对他说,虽然他的新小说《即兴诗人》会给他带来好的名声,但他的童话故事更会使他流芳百世。同样地,奥斯特也是第一个发现安徒生所画的小素描和图画的意义的人,这些作品都是他在1833~1834年间在意大利旅行时所画的。他说如果不是决定成为一名作家的话,安徒生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

在作者写作生涯刚开始的那段时间,他对安徒生的持久的兴趣和无比的信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哥本哈根狭小的文艺圈子里,每个人都用嫉妒的眼神密切地关注着别人。奥斯特却跟他们不一样,他拒绝被影响、­干­扰而改变他对安徒生作品的重要评价。在这个物理学家的眼里,安徒生代表了那种纯洁而又未受污染的天才,通过他的天真和直觉,他可以表达出自然和人的­精­神中的相似之处。他是自然的儿子,懂得怎样去描绘、扮演、列举、裁剪表现我们永恒的­精­神的形象,不管它是在人类生命中跳动着的,还是在铂丝中发光的,或是在岩石和树木中沈睡着的。在去世的前一年,奥斯特还在对他的《自然中的神灵》一书作最后的修改。他再次敦促安徒生这位门徒写一篇关于他文学生涯的美学论文:

“另一方面,我相信你会写出一篇非常好的关于童话美学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你可以严肃而平静地指出导致对你作品进行不公正评价的误解,但我建议你尽量不要提起他人的作品,不要与他人争论。最后,如果写这篇论文会使你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喜欢创作真正的文学作品,那我是不会建议你写的;相反,我强烈反对。”

奥斯特说,在任何情况下,安徒生都必须坚持去旅行。因为这样他才能从中获得对自然的最新感受。这个魔术师的学徒很早就接受了这个好提议,并经常运用在他写给不同国王的申请书中,来申请更多资金用于长期国外旅行。在1836年,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用庄重的口吻给爱德华?科林写信的,并且使用了奥斯特关于生活的学校的一些话:“陛下!请允许我去旅行,只要1年就可以了,去西西里岛或者去希腊都可以!我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这段旅程就是我接受教育的地方。”

在安徒生的《演木偶戏的人》这一故事中,旅行者在听了工艺学院毕业生富有启发­性­的演讲后,觉得简直就像醍醐灌顶。同样,安徒生在与奥斯特的友谊中,接触到了浪漫主义时期科学及众多发现发明背后的各种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奥斯特在1820年春所做的划时代实验,实验结果意味着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证明电流有磁场效应的人。

当时奥斯特拥有少量的由国王资助的仪器设备,他通过努力奋斗才确立了自己的物理教授的地位。跟其它许多这个时期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人一样,奥斯特对自然中所存在的对立­性­很感兴趣,尤其是对电力和磁力的相互作用感兴趣,认为也许从中能找到解释自然中真实而又美丽的统一的关键所在。早在1806年———当时尽管遭到众多反对,他还是被授予了物理教授的职位———奥斯特就提出了他的观点,认为自然界中的所有现象都来自于一个统一的原则,只不过这个原则表现出不同的且经常难以理解的形式。然而,奥斯特远不是电磁学领域的第一个或是最后一个科学家。当时的浪漫主义思潮激起了许多科学家想要证明自然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自然的伟大梦想。正像自然哲学家谢林在19世纪初所说的那样:“自然是可见的灵魂。”那时的奥斯特正带着他自制的镀锌电池作学术研究旅行。在耶拿他参加了谢林教授关于自然的本质的著名讲座。“自然是可见的灵魂,灵魂是看不见的自然”,这是奥斯特所坚持的浪漫主义的根本信条,并把它传授给了他在艺术领域的学生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许多年以后,作者在《我的童话人生》一书中一字不变地重复了这个观点。

黄金时代的新突破(2)

奥斯特在1820年用拉丁文所写的长达4页的论文中称他的发现为“电磁学”。而后这篇论文被迅速译成丹麦语、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因为它无疑标志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正如安徒生后来所说,人类的思维将会“Сhā上钢铁做成的翅膀”。当时整个欧洲都沈浸在烟雾和蒸汽当中,速度在铁锤强劲有力的击打声中不断提高。乐于冒险、想象力丰富的发明家和企业家对奥斯特伟大发现的­精­神价值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技术与工业的发展潜力,是安徒生在1851年的瑞典游记中所描述的利润:

“我用骄傲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的时代,注视着那些翻滚着的车轮,注视着铁锤有力的击打,注视着那些毫不费力地切割金属板的切割机,注视着那些像蜡­棒­一样轻易折断的铁棍,铁锤敲打的声音似乎在说:‘快看,快看,大家快看哪!’一切都在冒着蒸汽———带着蓬勃的活力。”

电磁的发现很快便带来了迈克尔?法拉第的发明———发电机,从而为发电机、电动机、电报、电话和电灯的使用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从1819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来到哥本哈根,到第二年发现电磁,再到1851年奥斯特去世的30年中科技发明的类型和数量,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重新考虑之前的这个时代所认可的标准和价值观。比如这包括了人们对“速度”和“力量”的理解。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陆上或水上行走都是借助于风力或者马匹。然而在1830年以后,人们有了蒸汽船和蒸汽火车。这些交通工具的­性­能要远远胜于鸟类的翱翔,骏马的奔驰,或是其它任何一种之前被用作衡量力量和能力的标准的事物。在奥斯特在哥本哈根证明电磁的存在的同时,人们在英国也找到了铺设铁轨的办法。19世纪20年代中期,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开通了,到1830年,第一批蒸汽发动机被运用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这一段铁路上。人们可能要再花5年的时间才能在欧洲大陆上坐火车旅行,但当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于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旅行的时候,铁轨到处可见。如今再没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人们出去旅行了。1846年4月,在罗马的安徒生力劝在哥本哈根家中的奥斯特和他的妻子立刻收拾行李,以便这对住在斯图迪斯特拉德的“老人”可以亲眼看到近几年来世界的变化:

“两年之内,所有铁路都会建好,只要7天您和您的妻子就可以从哥本哈根来到那不勒斯,而且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有了这些发明,生活变得多么丰富多彩!人们可以在几年中看见和经历以前一生才能看到和经历的事情。我发现,我们的时代是一首最有想象力的诗;理­性­开出一朵朵鲜花,而这些花也是属于诗歌的,因为真理是真、善、美三元素之一。从这一点来看,我想到了你在我的相册里所留下的话:‘理­性­在理­性­中,是真理;理­性­在意志中,是善良;理­性­在想象中,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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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德累斯顿(1)

5年后的1851年夏,安徒生回到德累斯顿的布吕尔-特雷斯,和城里最重要的公民一起,穿过这一区,来到易北河边。在向爱德华?科林咨询后,安徒生决定绕开魏玛而行。在此之前,曾经十分和善的张伯伦勋爵(原先封为博利尔-马科内勋爵)给他来了一封不友好的信。1848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安徒生写信给张伯伦勋爵,问他在丹麦与德国的战争结束后,魏玛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欢迎他?毕竟,他在魏玛一直是受到热情款待的。但是看过张伯伦勋爵的回信后,科林认为这封信是极大的侮辱,于是对安徒生建议说:“我希望,作为‘一个受人尊敬、从不讨论政治的著名诗人’,你会放弃可以随意在魏玛贵族中散步的荣耀的。”

于是,安徒生选择在德累斯顿与贵族和贵­妇­们一起散步。作为游伴,安徒生邀请了21岁的“小维戈”,他是英吉伯格?科林和A*9郾L*9郾鲁德森的儿子。维戈不再是一个要大人抱着骑马的小孩子了,现在是一个高高的充满自信的学生。安徒生途中带了一本被媒体炒作且极为推崇的《在瑞典》,即使是《科萨伦》这本长期以来一有机会就诟骂安徒生的杂志看后也承认,现在是丹麦开始推崇安徒生作品的时代,而不再肆意地指责或用“用恶意擦亮的”弓箭­射­击。新时代,新观念,所以并不奇怪,安徒生在易北河畔大展拳脚,得到了中欧读者的认同。另一个让人惊喜的是,在茨温格的画展上,安徒生再次看到了拉斐尔的《圣母玛利亚》,自1831年起,他第一次在德累斯顿看到它后,就经常专程前往那儿欣赏。

19世纪50年代,安徒生常去德累斯顿游览时,通常住在施塔特?罗姆饭店或是科普切斯特拉斯的贝尔维尤饭店,在那里,可以看到庄严的易北河、克罗南大桥、王城宫邸和大教堂。然而,大多时候他则住在城外的马克森庄园,位于风景如画、靠近“撒克逊瑞士”和波希米亚边界处,乘双轮双座马车到城里要走2小时路程。安徒生在1844年,第一次来到马克森,他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儿看起来就像领主的宅邸,有着巨大的直角塔楼,鸟瞰花园,山谷间美景一览无遗。”7年后,在1851年8月,当他再一次看到这个围绕着马克森的小镇时,他第一感觉就是这里还需要一对尖塔,那么它看起来就更像是一个土耳其的小镇。显然,安徒生在这里闻到了东方的味道。而且不久以后,他还会遇到这块土地的主人弗雷德里克?塞尔勋爵及其夫人。19世纪50年代,他们夫­妇­二人邀请了欧洲众多杰出人物前来马克森,其中包括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塞尔一家早在1819年就在德累斯顿的南部拥有了一大块地。弗雷德里克夫人是一位富商的女儿,而弗雷德里克则是一位法理学家和政府官员。他们两人都是极为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一生都怀着这样的信念:“尊敬上帝,博爱众生。”正是因为有如此高尚的情­操­,他们把大部分的积蓄都花在了这块地的改建上,而这也最终造福了马克森及其700多个居民。塞尔夫人热心于人道主义事业,因此她手里的一部分钱还用于科研、艺术和社会援助。例如,1831年在这里开设了一所孤儿院,紧挨着一个酿酒厂、一个甜菜加工厂和一些生产工业铜盐和铬盐的小型工厂。所有这些项目的资金都是由一个萨克森最富有的叶岩和大理石采石厂所提供的,它也坐落于马克森。工人们把这些大理石从地表下50米深处黑暗潮湿的矿井中采出。

正如以上所提到的,塞尔夫­妇­同时也收容那些白天到处步行、自称为艺术家的人们。在19世纪的四五十年代,这些来自当地或海外的艺术家,坐着整修一新的四马拉的大马车前去参加各种沙龙。这些客人包括当时著名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如1841年,伯特尔?索瓦尔德森就曾在这里度过两周,并且以爱神丘比特及其所爱女子普绪客为题创作了一座大型浅浮雕。10年后,当安徒生来到这里时,这一作品仍然矗立于此。还有其它的诗人和音乐家,如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德、卡尔?玛丽亚?冯?韦伯、阿道夫?海斯特、弗朗兹?李斯特以及克拉拉和罗伯特?舒曼夫­妇­等都到过这里。为了感恩,他们为塞尔夫人创作了《阿拉伯花式乐曲,第18号》。其中,来过的画家有J*9郾C*9郾达尔和沃格尔?冯?沃格尔斯坦,作家有伯绍德?奥尔巴克、路德维格?提克、卡尔?古兹科、朱利叶斯?哈默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还有一些欧洲社会中的名流,如奥蒂莉?冯?歌德、爪哇的拉登?谢里夫?塞尔王子和非洲的阿奎西?博奇王子。

冬天,塞尔家会在德累斯顿的阿玛林斯特拉斯举办极尽奢华的宴会。这种社交会,通常会有很多夫­妇­参加,主人需在德累斯顿内,马克森外,为客人们提供60~70个床位。这儿宁静而优美的风景是塞尔夫人举办的恬静的社交活动的最佳选择。这里的大马车能舒服地装下20个人,是夏天社交活动的熟悉标志。在那些日子,马夫们迎来送往,不断地往返于德累斯顿与马克森之间。19世纪50年代,几乎每年夏天,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都会出现在这些马车上。

可爱的德累斯顿(2)

马克森古老的签名册表明,在塞尔家的聚会上会出现艺术家、批评家、名流和革命的民主党人,客人们或争论,或朗读,或唱歌,或演奏,或表演戏院里流行的演出。来此散步或远足,美丽的风景、绿­色­的小山和峻峭的峡谷会令人流连忘返。1854年5月,当安徒生在此小住一周时,客人们玩起了心灵感应游戏“瓶中­精­灵”,即桌上放一把能回答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的钥匙。轮到安徒生时,他几乎无法抓住这把飘忽不定、到处乱跑、低声叫了几次他名字的钥匙。当其它人问钥匙安徒生的作品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时,钥匙立刻回答:“品德高尚!”

当时流行的各种科学与魔术也曾出现在马克森的宴会上。画家和物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卡勒斯是客人中的明星之一,他是歌德和卡斯珀?戴维?弗雷德里克的好朋友,同时也是路德维格?提克艺术圈的成员。卡勒斯医生除了负责萨克森国王约翰的健康外,也是著名的浪漫主义山水画代表人物,同时还是一位作家和­妇­产科与脑科教授。在他1841年的著作《现代颅相学原理》中,他在对席勒的头骨­精­量细查的基础上,深入解析了这位作家的­性­格。无论什么时候,这位卡勒斯医生都会花上很多的时间用他的头盖测量器来检查这里的客人,然后评价他们的­性­格。当1855年轮到安徒生时,卡勒斯医生认为安徒生的头属于比较小的那种,他的脑子也不是特别大。但另一方面,他说,安徒生的想象与情感中心非常发达,如果上帝在赐给安徒生­精­神负担的同时,没有赐给他强大的意志与活力,那他早就疯了。

塞尔夫人生平最大的愿望是通过结交当时的名人,如丹麦作家、爪哇国王子,抑或是非洲酋长之子等,为马克森在世界文化领域内赢得一席之地。她周旋于这3人之间,他们就好像她的孩子一样,代表了浪漫主义的矛盾。正如安徒生在一年后的夏天说起,那时,他总是等着陪她前往戏院、沙龙和午餐会:“她是真正地关心和爱着我的。”爪哇国王子被允许在离这儿1公里的德国山岗上,建造了一座占地5平方米、黄铜屋顶的小清真寺。现在,这个清真寺还坐落在那里,安徒生还在那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迹。1844年夏,当他穿越那里的一片树林时,他和塞尔夫人一起发现了一株漂亮的落叶松树苗被暴风雨吹打得折了一半。安徒生马上在那同一个岩脊上种了一棵新的落叶松,塞尔夫人就把它命名为“安徒生之树”。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全力照顾那棵小树,从头到脚地加以照看,甚至还放了一块路牌。10年后,她在这座庄园的另一个角落为这位丹麦作家立了另外一块碑。那是安徒生有一次在她的陪伴下,外出到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大声地朗诵《天鹅巢》,结果受到塞尔夫人的赞扬。她被此情此景打动了,第二天便委托一名石匠在一块大花岗石上凿刻了几个字:“献给这只丹麦的天鹅,1855年7月11日。”花岗石就放在树林中举行酒会的地方。这种爱的宣言使安徒生深受感动,他和塞尔夫人一起看着石匠把自己的名字也永远刻在了花岗石上,他还在自己的这块碑旁种植了车叶草和金丝桃。

然而,马克森的一切并非都充满了田园诗般的气息,每当有新的客人造访时,安徒生身上的光环便会荡然无存,尤其某些男­性­作家让安徒生极为难堪。作家和新闻记者卡尔?古茨科正是如此,当他看到几乎所有荣耀都集于安徒生一人时,就非常的苦恼。1856年夏,他决定要从嘴皮子上和­精­神上解决安徒生,然后再狠狠地向安徒生的ρi股踹上一脚。安徒生已经确实感到ρi股有点痛,因为洛拉———庄园里乱跑的一只狗———已经在他ρi股上结结实实咬了一口,伤处必须用加盐的白兰地小心地涂搽。卡尔?古茨科是当时德累斯顿皇家剧院出名的编剧,也是当时德国主要的年轻作家之一。但他也因为过于愤世嫉俗而出名,甚至因诽谤他人在柏林被判3个月监禁。相信当他们两人那晚共进晚餐时,卡尔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安徒生不得不一忍再忍,他却用侮辱­性­的话向安徒生挑衅:“您几乎快成为德国的一分子了,可您怎能对德国文化一无所知!”但事实是,安徒生是一个求知欲极强的读者,绝不会把时间浪费在阅读当地小人物的作品上,但是他对德国的文学著作极为熟悉,包括当代和过去的。因此,安徒生听到这些公然的指责当然会很生气。但当古茨科开始攻击安徒生的个人生活和作品时,情况就变得愈发得不可收拾了。首先,他声称安徒生刚刚朗诵的童话《柳树下的梦》令所有在场女士激动得近乎发狂,听起来伤感、动人却混淆人­性­观念,实际上极为“白痴”。更过分的是,他指责安徒生根本不了解孩子!至少是不够了解!这个德国的挑衅者进而开始肆意抨击安徒生的私生活和­性­取向,虽然安徒生怎么回答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他的日记中重演了这一幕情景和这些恶毒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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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德累斯顿(3)

“他(古茨科)太不会说话了,居然问我是不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我的作品里从来没有任何爱情的描述。我把爱情写成了童话,我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这种生硬的对话令优雅的马克森宴会极为尴尬,塞尔夫人好像在抽泣,客人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回了房间。就像以前很多次一样,一旦他受到打击,就会在日记中寻求庇护,在那里他总是可以找回勇气和力量。但即使是在最私密的场合,安徒生也只会默不作声地忍耐,而不会选择站出来予以回击。而且,一段日子以后,平静又回到了马克森,为了纪念那个日子,大家开始向森林进发,在那块刻有“献给这只丹麦的天鹅”字样的纪念碑上放了一个花环。午餐时,卡尔?古茨科和一位手摇风琴师也在场。塞尔夫人对这两位争得难解难分的人好言相劝,让他们即席以两人的名义做一首诗以便和解,安徒生充当“天鹅”一角,而古茨科充当“鹰”的角­色­。除塞尔夫人,林中聚会的还有卡罗琳?冯?佐尔纳和朱莉?伯罗?普凡南施密特。佐尔纳夫人是安徒生在德累斯顿沙龙的老朋友,也是一名作家,有感于跟安徒生在马克森的会面,后来写了一本书《克里斯蒂安?沃尔格穆特》,对此安徒生认为:“她已经记述了我所有的生活和故事。”安徒生觉得很难跟普凡南施密特相处。他读过她写的故事,结果却发现跟她本人一样的华而不实。一次,当安徒生在马克森朗读完他的童话故事后,做作的普凡南施密特夫人走上前,给了安徒生深深一吻,吻得他差点背过气去。在随后的日子里,她形影不离地跟着安徒生,只有当他们一起走到大自然中去的时候她才不再跟着他,她已经写了很多关于大自然的故事。但她太胖了,以至于不能远行或爬山。一次,安徒生在日记中露出喜悦之­色­地记道,普凡南施密特夫人本想跟着他们一起爬山,但不一会儿就头晕得很厉害,终于让人扶着回去了。3天以后,安徒生在日记中对她最后一次进行了严厉批评:

“昨晚打雷了,德累斯顿下着很大的冰雹,今天早上,天­色­灰白,下着小雨。普凡南施密特夫人坐在雨中说:‘太伟大了!多么美的自然啊!’她真是太做作了!她的做作与对我的追求简直让我受不了,比如昨天我正在马桶上时,她一定要知道我在哪儿。”

是的,在19世纪50年代,安徒生即使躲进浴室也很难躲开女人的纠缠。正如1860年11月他在给科林的家信中所提到的,这个城市里有365个女作家,一天一个:“她们像云一样地涌过来,像苍蝇一样在屋里屋外嗡嗡作响。哦!她们的叫嚣与恭维是那么华而不实!用来在签名册里签名的笔也用光了,昨天还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诗人叹息着说:“就只用你一滴墨水吧。”

但德国人和丹麦人在马克森的友谊到1860年左右还是画上了句号,因为两国间新的战争已经风雨欲来。1863年,弗雷德里克?塞尔离开了人世,塞尔夫人顿感孤独和责任重大。直到1869年,安徒生才又回到了马克森,那时一切都变了。然而,正如安徒生所写的,那幢房子还矗立在那儿,样式陈旧、笨拙,但里面仍然温情四溢,只是物是人非。塞尔夫人又老又驼,已经不能站起来拥抱这只丹麦的“天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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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与李斯特(1)

从德累斯顿和马克森到莱比锡或是魏玛只需要一天路程。因此,德累斯顿—莱比锡—魏玛这个三角地带成了安徒生40年旅行与艺术生涯的中心舞台,同时也是他与欧洲关系的中心舞台。而在19世纪,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安徒生于1831~1873年期间所做的30次国外长途旅行中,没有几次不经过德国的这个重要地区,此处对于安徒生来说就是一个中转地。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或是结束了大部分长途旅行,要么是从丹麦来,要么是回国。而且从这里他可以继续走陆路或是水陆到布拉格、慕尼黑、维也纳、巴黎、伦敦、柏林、汉堡、基尔以及哥本哈根。在这片地区,火车、公共马车、长途汽车以及汽船都可以找到。甚至可以选择在富有但古怪的朋友家里过夜。安徒生的丹麦籍德国出版商卡尔?B*9郾洛克住在莱比锡。在德累斯顿,塞尔家族在城里有一个庄园和一套住宅。而在魏玛,是世袭大公卡尔?亚历山大首先给这位丹麦作家提供住所。

安徒生于19世纪50年代对德累斯顿、莱比锡以及魏玛的拜访也促使了他与当时欧洲丰富的音乐文化的相逢。他和他在魏玛所遇到的作曲家门德尔松、巴托尔德、舒曼以及弗朗兹?李斯特成了亲密的朋友。在那里钢琴大师李斯特是城里的音乐指导,是他把安徒生介绍给了理查德德?瓦格纳以及他的音乐。19世纪50年代没有哪一座欧洲城市可以拥有这么多方面的现代音乐生活。而李斯特就是吸引大作家和青年才俊的磁铁。

对于安徒生来说,音乐在他一生中都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在他小时候欧登塞的家里,唱歌跳舞都是这个天才少年最喜欢的艺术形式。在很多很多年以后,也就是1874年,他正在忍受肝病以及­精­神衰弱的煎熬,还得了风湿病,呼吸困难,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到戏院去。当时,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不能聆听音乐,这是一种折磨。”

在丹麦,安徒生是哥本哈根“音乐协会”的一员。而不管是在家,还是他的长途旅行中,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音乐和与歌手、作曲家以及钢琴、小提琴演奏家们的###上了。他的旅行报告和日记充满了他所看过的歌剧、音乐剧以及戏剧,还有他已经见过和在那些场合下将会见到的音乐家的名字。而关于安徒生文学生涯中的音乐纠缠,可以在他的《纪念册》中找到大量的材料。他在《纪念册》里写下了他旅行中所有的纪念,因此成为偶遇或经历的事情的大收藏家,其中包括个人的问候以及来自那个时代杰出作曲家的音乐手稿。这些作曲家们把他们写乐曲的小纸片和自己的肖像或是­干­花放在一起,同时把自己的签名连同真诚和问候一起送给了这位丹麦作家。除了丹麦籍音乐家魏兹、哈特曼、朗以及盖德以外,在这本剪贴簿上还有着当时伟大的欧洲音乐家们的名字:弗朗兹?李斯特、贾科莫?梅耶贝尔、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德、西吉斯蒙德?撒尔伯格、克拉拉和罗伯特?舒曼夫­妇­、弗雷德里克?卡克布莱纳、阿道夫?汉塞尔特以及其它许多人。他们把对安徒生的问候用当时最时尚的方式表达出来。例如,钢琴家波恩哈德?库兰德于1833年写的手稿是画在一张乐谱上的画谜,由仔细摆成的字母乐符形成了他自己的名字。

安徒生不会演奏乐器。他顶多会敲鼓,就像1819年他有一次去拜访塞尔夫人,在他穿着长袜为舞会上的第一夫人跳舞时就用自己的礼帽当作小手鼓来敲的。另外,安徒生还喜欢唱歌。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那优美的男高音就为他赢得了“来自菲英岛的小夜莺”的称号。在小说《幸运的佩尔》中,我们就知道了安徒生从小就知道利用自己美妙的嗓音。他是这样描述佩尔的:“他唱得时高时低,有词没词,前后一点也不连贯,听起来倒像是一部歌剧。但是最令人惊奇的还是他那铜铃般的美妙嗓音。”就像之前提到的,他歌唱的嗓音在他15岁试图加入皇家剧院的过程中丧失了。但是仍然没有人可以阻止他唱歌的渴望。在更多的家庭聚会中,在别墅里,在位于哥本哈根的科林或是奥斯特的家里,或是在他拜访位于索洛的英吉伯格家里,人们都可以听到安徒生“渴望歌唱的心声”。偶尔,特别是在他晚年,安徒生会为他的宾客们敞开歌喉。尤其是在1856年一个可爱的夏日夜晚,在巴斯纳斯别墅,当艺术家吉利科?鲍曼和他的妻子跳萨尔塔列洛舞时,安徒生就用一种意大利男高音为他们歌唱。

在这种与音乐的联系中,人们很难忘记在安徒生的许多戏剧、喜剧以及轻喜剧中,音乐都是演出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最后一刻才粘贴在情节中的东西。在安徒生的许多剧本中,零星的当代乐曲就像阿拉伯花饰一样缠绕在情景、对白以及台词中。安徒生,这个勤于写民谣和歌曲的作家,在他写那些音乐喜剧、清唱剧以及其它为了不同的节日场合而作的抒情文章时,经常会坐在那儿哼唱一些乐曲片段。这一直是一个特殊而有节奏的创作过程,而这个过程在他的小说《幸运的佩尔》中阐述得很清楚:

瓦格纳与李斯特(2)

“在一部乐曲中,有时会带有歌词,其音符是上扬的,而这些音符不能与歌曲分割开来。这样,无数的短诗就创作出来了,有节奏又有感染力。这些音符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唱出来,好像有种羞涩和担心被别人听见的感觉,又似乎在孤独地到处飘浮。”

通过追踪音乐在安徒生的整个生命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做如下结论:作为一个成年人,安徒生几乎每天都要聆听或是思考音乐。尤其是他每次去剧院朝拜音乐,无论是在哥本哈根的家里还是旅行中,他对音乐的热爱都得到了满足。在那里他通常都可以获得一个免费听众的席位,或是借到包厢的座位。在戏院的半黑暗中,每个人都可以观看别人,同时也被别人观看,而安徒生对这些形象和肢体语言都很熟悉。这是一个幻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语言、手势以及音乐流淌在一起,为听众变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而安徒生比大多数他的同辈人都要更相信这个现实。当安徒生坐在戏院或是音乐厅里时,通常并不是作曲吸引住了他,而是音乐中的艺术因素抓住了他。因为音乐通过演奏它的音乐家们散发出一种神秘的魔力,而安徒生把这些音乐家们叫做“暴风雨­精­灵”。这种创作出一个不同的更高现实的演奏,尤其体现在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天才弗朗兹?李斯特身上。安徒生是在1840~1841年的近东之行中在汉堡第一次听到他演奏。当《利贝斯特劳姆》的音符慢慢消失后,李斯特倒向后面,两眼直直地看着空中,就好像在寻找一座看不见的­色­彩、音调和思想之桥,就像安徒生10年前在《影子》里描绘的那样:

“音调就像一座连接天堂和世俗的彩虹桥。­色­彩、音调以及思想是其中的三位一体。世俗的东西被不同的­色­彩力量表达出来,而­色­彩反过来又被强大的音调显示出来,而音调又把音符隐藏在心里的最深处!仅仅音调就有能力释放出从我们的心灵里唤醒的谜一样的思想。”

通过这段话,我们就可以明白安徒生为什么会时不时地迷上詹妮?林德。在安徒生的一生中,他不断地告诉世界,直到他在舞台上看到她,他才懂得了“艺术的神圣”,也才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艺术最深刻的一面。但是詹妮?林德仅仅是吸引了安徒生很多年并把他领到真正的情感领域的众多给人以激励的音乐家之一。其它人还包括小提琴家帕格尼尼、奥利?布尔、钢琴演奏家撒尔伯格以及他的死对头弗朗兹?李斯特。李斯特演奏他的音乐时带着一种力量和一种脆弱,可以震撼听众,同时也让自己经受痛苦和欢乐。

安徒生并没有任何对于音乐的理­性­理解。在《我的童话人生》里,他说他衡量一首音乐的标准就是“一种普通、自然的感觉”。用别的话说,这种标准是处于直觉的,没有经过分析的;假如我们相信《幸运的佩尔》,这种标准就好像是“一个渗入脊背、深入到每根神经的炽热的吻”。对于安徒生的眼睛和耳朵来说,跟音乐有着这么多­精­神活动的联系是一种时髦的做法,而他对于这种做法是很挑剔的。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他曾好多次指责李斯特,尤其是对瓦格纳的艺术表达太理­性­、太矫揉造作了。安徒生和丹麦作曲家哈特曼意见很一致。哈特曼说理查德德?瓦格纳是索伦?克尔恺郭尔的音乐答案。他的音乐和心灵对话太多,而和想象对话太少。但是安徒生从来理不清自己和瓦格纳的音乐的关系,因为他对现代音乐也不感兴趣。这种分歧可以在《幸运的佩尔》中找到线索。书中,年轻的主人公是瓦格纳的誓死追随者,而年老的唱诗班指挥则是个极端的怀疑论者。把瓦格纳的歌剧作为自己论证的论点,安徒生说“猜测并不是音乐的材料”;它只是充满了感情的东西,这种感情是高于音调中的诗歌的。

安徒生喜欢听的是来自人们大脑深处下意识的声音。所以他认为音乐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应该反映人们美丽无邪的一面,同时降低反映人­性­恶魔和扭曲的一面。但是他自己禁不住被瓦格纳的经典乐章所吸引,尽管这需要他耗费相当大的­精­力。安徒生第一次听汤豪舍的前奏曲时,他是莱比锡整个剧场里唯一一个鼓掌的人。1852年当他参加弗朗兹?李斯特在魏玛举行的首次公演时,他当然也是深受感动。帷幕刚刚落下,李斯特满怀热情,气喘吁吁地跑到这位丹麦作家所在的包厢。作为一个皇家音乐指挥,李斯特负责这个具有争议的歌剧的演出。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故事中一个身着银­色­铠甲的年轻骑士为他的美貌新娘而战,天鹅牵引着他所乘的船助他航行,李斯特认为这个故事肯定会深深吸引这位丹麦童话作家。李斯特满怀期待地问:“安徒生,你觉得怎么样?”安徒生在听完如此冗长的歌剧后感觉到­精­疲力竭了,他说:“我已经累得半死了。”

瓦格纳与李斯特(3)

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在音乐方面对安徒生挑战最大的是弗朗兹?李斯特。1840年,他在汉堡首次听到李斯特的演奏,并且他将这次邂逅写成了《一位诗人的杂货店》的序。在这本书里,以第一人称出现的主人公带着对死亡和重生的探讨踏上了漫长的旅程。在那个时候,安徒生很难确定是李斯特控制着钢琴还是钢琴控制了李斯特。不管怎么说,他的演奏充满了生机和力量。后来安徒生在他的一本游记中写道:“他(李斯特)的手指简直就像是铁路和蒸汽机。”李斯特飘逸的长发、黑­色­的燕尾服、清秀的面孔和他超乎寻常的细长的手指,以及他的整个舞台形象,都给安徒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面对面看到了李斯特。这些伟大的人物和山峦非常相似。最好是从遥远的地方观看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被光环围绕。他们看起来好像进过整型外科医院,身体变得笔直。他的身上还有一些蜘蛛似的充满魔­性­的东西。他坐在钢琴旁边,脸­色­苍白但是热情洋溢,对我来说他好像一个将要解放其灵魂的魔鬼。每个音符都像是从他的血液和灵魂中蒸发出来,对我来说他好像在受着痛苦的折磨……但是当他演奏的时候,他的面­色­恢复了活力;他就像是从魔界出现的一个圣灵。那音符就像是叮咚的滴水声,女士们的眼睛都闪着光。音乐会结束时,无数花环向他抛去。这些花环大多数是由服务员带来,然后让人们抛给这位音乐家。”

后来安徒生有很多机会听弗朗兹?李斯特演奏。例如1846年在维也纳,在那里他甚至厌倦了参加“演出”。他对于主次键之间频繁切换所引起的音调变化也不是太热衷。在音乐会期间,琴弦一根接一根崩断。同时,大厅里面特别炎热,空气炙热,所以安徒生不能很好地整理他的思路。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用音调演奏的狂暴的­精­灵。他是一个用音调变戏法的人。我为之感到惊奇,但是不能为之感动。”

但是1852年在魏玛,当安徒生被介绍给李斯特和他的同伴卡罗琳?维特根斯坦公主的时候,他心动了。据说这位公主逃婚,带着她15岁的女儿跟一位俄罗斯贵族私奔。现在她背负着罪过和李斯特在魏玛生活,在魏玛,李斯特自从1842年起就被世袭大公亲自任命为这个城市的皇家乐队指挥和编剧。魏玛是各类才俊自由发展的地方,同时他们也以杰出的成果回报了赞助人,凭着他所谓的“未来派音乐”以及对这个­精­神上的国中之国和艺术温床的忠诚,李斯特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他为卡尔?亚历山大大公实现其复兴歌德和席勒时魏玛“黄金时代”的梦想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当安徒生被迫离开德国3年后,他于19世纪50年代又回到了魏玛,当时关于李斯特的传闻正处在巅峰状态。关于这位钢琴大师的数不清的传言主要来源于他与那位公主的暧昧关系,那位公主信奉天主教,是俄罗斯人,抽大雪茄。但是这些传闻还和李斯特与其庞大的女­性­听众间一直存在的暧昧联系密切相关。

欣赏是相互的。弗朗兹?李斯特也非常赞赏女­性­,私下里访问他的贵族夫人的涓涓溪流可以汇聚成大型的水库。对此维特根斯坦公主非常清楚,她甚至宣称像李斯特这样的男人“需要各种类型的女人,正如一个管弦乐队需要各种乐器一样”。她相当清楚如何讨好她的男人,每当李斯特长途旅行回来,她都会用长杆的红玫瑰点缀家中的地板。概括地说,她是一个品味很高的公主。尽管安徒生已经习惯了与思想解放的­妇­女在一起,但是在他的眼里,这一对夫­妇­有点过于解放和危险:

“他和这位公主对我来说像燃烧着的狂躁的­精­灵。他们可以马上温暖你,但是你不能靠近他们,否则你就会被烧毁———能见到这两个激|情的人和了解他们的故事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1852年5月安徒生在这对夫­妇­位于杰尼尔斯特斯的家中共进晚餐的时候,他被邀请在餐桌上朗读他的故事。和往常一样,当他出了丹麦,遇到一大群新的听众的时候,安徒生会选择朗读《夜莺》和《丑小鸭》,不管使用什么语言,这两部作品都会很快让他和他的生活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然后,客人们到起居室喝咖啡。这里有李斯特的钢琴和一个巨大的音乐书库,屋子里满是巴赫、海登、瓦格纳和舒曼的手写稿。墙上挂着柏辽兹、瓦格纳和舒曼的画像。在钢琴上方有一幅肃穆的贝多芬面部石膏模像,在靠近门的地方挂着贝蒂娜?V*9郾阿尼姆创作的一幅主题欢快的作品,其中描绘了丘比特拿着乐谱戏耍的情景,是送给“小淘气———弗朗兹?李斯特”的。喝咖啡时,安徒生恰好坐在维特根斯坦公主的旁边,当时她身着一件绿­色­的形状怪异的外套,并抽着一根黑­色­的大雪茄,她很有兴致地跟安徒生就犹太法典、费希特和黑格尔进行了哲学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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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与李斯特(4)

他们直到1855年和1856年才再次见面,当时李斯特对安徒生的《科尔斯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那个时候,安徒生已经对李斯特和他的公主感到越来越厌倦了。这是因为舒伯特告诉这位丹麦作家,那位公主的女儿已经离开了她的母亲。而且有传言说李斯特和理查德德?瓦格纳的妻子过往甚密。安徒生听信了这些传言,并把这些丑闻写在了他的日记里。同时他感觉到他已经受够了魏玛音乐圈里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他1857年的旅行期间,他终于冷落了这两位“效果音乐家”,这是他对李斯特和瓦格纳的称呼,他没有参加这个城市的纪念宴会,也没有使用他独有的免费门票参加庆祝演出。在他短暂的访问期间,参加一次李斯特的音乐会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音乐充满了狂野、优雅和朦胧。好多次铙钹敲碎了,我第一次听时,以为是盘子打碎了。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该死的音乐。”

考尔巴克和马克斯国王(1)

19世纪50年代,安徒生常常往来于魏玛和慕尼黑之间。正如当时的波特尔?索瓦尔德森,他在这两个地方都很受欢迎,可以在所有的剧院自由出入。正如在德累斯顿他可以求助于皇家医生卡拉斯,在慕尼黑,这位丹麦人又雇用了吉尔特医生,后者既是枢密院官员又是巴伐利亚国王的皇家医生。慕尼黑一直是安徒生最喜欢的欧洲城市之一。19世纪40年代,他在此与画家威廉?冯?考尔巴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离英格里花园不远是画家的私宅,还有总是充满了衣不蔽体的模特和弹奏吉他的艺术同僚的宽大有趣的工作室。而这位童话作者是这里的常客。就像考尔巴克的女儿在她回忆录中所说,那个丹麦人来得跟燕子一般勤。

1860年,热情好客的考尔巴克绘制的一幅画成为对安徒生的童话《天使》非常有名的诠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只要作者想要衡量他的声誉,这幅画就是一个主要指标。在19世纪60年代他所游历的许多城市———甚至是如西班牙和葡萄牙之类的异国———安徒生都能看到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的考尔巴克的《天使》的复制品和小相片卡。当然了,安徒生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画上,但正如他在给汉里科家的一封信里所说,那种感觉就像是“我的思想和我的作品在向我问好”。1860年的夏天,安徒生到访时,考尔巴克告诉他由于拥有用于复制的铜蚀刻版,维也纳的艺术商印制了许多“天使”的复制品并因此成为了巨富。同时考尔巴克也不断接到需要油画“天使”的订单。他总是在工作室放上两三件成品以待随时出售。

安徒生喜欢位于奥伯加顿斯特拉斯的威廉?冯?考尔巴克家的闲适气氛和家庭聚会。早些年安徒生总能在他家门口受到考尔巴克小孩———3个女孩和1个男孩的欢迎。他们总是很兴奋地朝屋里叫道:“亲爱的安徒生来啦!”画家的女儿约瑟夫后来常常回想起这些难忘的时光。那时,这位丹麦童话作家常到他们家做客,并使大人小孩一并陶醉于他用断续结巴的德语讲述的童话。约瑟夫的侄女同样难以忘记这位丹麦作家。19世纪60年代所有小孩都已长大成|人。一次在考尔巴克家的晚餐之中,安徒生突然同所有女士一道退到了起居室并要了剪刀和纸张。然后他一边讲述他的童话生涯一边开始剪纸。他的话语、纸张的沙沙声和微弱有节奏的咔嚓声渐渐把人们从真实的现实带入了童话的世界。侄女还回忆了另一件事,刚好推翻了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不喜欢小孩的谣传。当时,她带着她的小女儿到考尔巴克家。出于对他极大的信任,女孩把她最漂亮的跳娃娃交给了这个奇怪高大的男人。他谢过她,并立即让跳娃娃在草地里蹦跳以此逗乐了两人许久。后来女孩的母亲觉得该和其它人会合了,就让两个玩耍的孩子快去。但安徒生首先要回到自己本来的角­色­。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吓到小女孩,他只好给了跳娃娃一个吻别。他转向那位母亲,说:“等她长大到能读我的童话时,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请你告诉她我是谁,告诉她我们在一起玩得有多开心。再告诉她我还吻过这玩具,还有你……”他对着跳娃娃说:“你一定要把这吻留到那时候,再把我的吻还给她,你听见了吗?”

19世纪50年代安徒生游经慕尼黑时,除了看望考尔巴克,还要拜访巴伐利亚王室。1852年,他收到了第一份官方的邀请,去参加马克斯国王将于慕尼黑南部的施塔恩贝格湖的王室狩猎城堡中举办的宴会。慕尼黑南部的施塔恩贝格湖位于慕尼黑西南向着巴伐利亚有积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方向。安徒生驾着活泼的四轮马车远远地就可以瞥见那里的山脉。

马克斯国王很有学识,曾在柏林和哥廷根学习并多次到意大利和希腊游览。他对科学极其感兴趣,对丹麦和其文化颇有了解。1852年6月他们首次见面,国王就向这位丹麦作家吐露他长久以来就想到哥本哈根的海湾去尝试时髦的盐水浴。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个经常谈论的话题。尽管马克斯国王在艺术方面的热情不如他父亲———讲究吃喝的路德维格一世,但他对安徒生的作品非常熟悉,曾读过《即兴诗人》和一些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童话,如《小人鱼》和《伊甸园》。

这一切都是健谈的国王在一次富有艺术气氛的航程中告诉安徒生的。航行的目的地是位于慕尼黑南部的施塔恩贝格湖的浪漫的罗森尼塞尔岛。马克斯国王在岛上修建了一座四周有赏心悦目的玫瑰园环绕的别墅。在途中,安徒生朗读了《丑小鸭》。国王用一束来自岛上古老的花树上非常美丽的花作为感谢。在安徒生眼里消除了王室和普通人之间区别的另一种独特而敏感的友谊,现在开始蓬勃发展了:

“我独自和国王坐在长凳上。他谈到上帝所赐予我的一切,谈到人类的命运。而我说我不愿做一个国王,因为国王承担的责任太大而我无法胜任。他说首先上帝得提供力量,然后一个人才能做他所能做的。我们的交谈热情而私密。返航途中,我又读了《一个母亲的故事》、《亚麻》和《缝衣针》。清澈的湖水,带着白雪和阳光的蓝­色­山脉,让我们上岸时感觉置身童话般的世界。喷泉跳跃着,国王感激地向我道再见。我见到了两个年少的王子并吻了他们。”

考尔巴克和马克斯国王(2)

7岁的路德维格王子和4岁的奥托王子此后得到了充裕的时间听这位丹麦的作家讲述天鹅和鹳的故事,尤其是王储路德维格,他的兴趣要更大一些。1865年,他18岁时成为臭名昭著的路德维格二世,一直到1886年他过早而神秘地死于慕尼黑南部的施塔恩贝格湖,这个年轻古怪的路德维格以理查德德?瓦格纳慷慨的赞助人著称。同时他还是不切实际的野心勃勃的建筑狂。他耗尽了国家的财库就为在巴伐利亚南部建立许多奢华的童话城堡。而浪漫的天鹅和鹳只能在庸俗的装饰和家具上才能扮演重要角­色­。所有这些城堡中最为出名的是位于慕尼黑以南与奥地利毗邻的非常高大的斯科劳斯?纽施万斯坦。路德维格二世把塔建在高山地形上一个如此显要庄严的地方,这使其在高度、规模和装饰方面都远胜于500米外他父亲的黄|­色­城堡。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曾于1854年6月访问过较小的霍恩施万高城堡,那里是路德维格二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安徒生在马克斯国王和王后玛丽娅?赫德维格(前普鲁士公主)善解人意的陪伴下度过了令人愉快的3天,陪同的还有两位年轻的王子,路德维格和奥托。安徒生差一点就决定待在慕尼黑了。他的嗓子发了炎,脸上又长了个疖,有几天他到哪儿都得敷上软和的膏药,围上围巾———甚至去剧院都不例外。但是安徒生从不拒绝一位国王的邀请。经过了艰苦的火车旅行来到奥格斯堡,他又登上了去福森的马车。短暂停留之后,一辆皇家马车已经等在那里,准备送这位丹麦作家走完风景如画的最后几公里。最后他终于来到了皇家旧天鹅堡城堡的庭院,由自己的男仆带到房间里。随后他立即被马克斯国王邀请上了去奥地利蒂罗尔地区的马车,在那里他们再次谈论了安徒生的生平和作品。在此期间,马克斯国王从1847年起开始阅读安徒生的德语自传。国王满怀着敬仰之情,主要是因为安徒生本身是这样一个纯洁自然的人民之子,克服了重重困难,随着时间的过去,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一切———马克斯国王严肃地说———都源于安徒生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安徒生没有否认国王的说法,他的确从信仰中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安徒生的生活正在翻开另一个难忘的篇章。趁男仆还没有熄灭避暑别墅的灯火,他拿出日记本记录了对这一天最后的印象:

“这是个温暖、宁静的夏日傍晚。一只蚊子叮在我的脸上,国王把它赶走了。喝傍晚茶的时候我朗诵了《柳树下的梦》和《完全是真的》。国王很早就离开了,王后陪着我们,送给每位女士一朵杜鹃,也送给我一朵生长在阿尔卑斯山上的花。晚餐我们吃的是国王打的野味和王后捉的一条狗鱼。她真是美丽动人,看上去聪慧异常;她和我谈了很多,我们谈得很愉快。我还见到了两位小王子。等我上床睡觉时,已经差不多12点了,整个人都觉得筋疲力尽。”

在前一天的长途旅行中安徒生带回了一束野花,装在用天鹅剪纸做成的盒子里,送给了王后。安徒生不仅答应第二年再来,而且将为圣诞节写一篇长篇童话,背景就是这个美妙的天鹅之家,坐落在巴伐利亚的皇家城堡。这个童话没有写成,但是他和国王夫­妇­一直保持联系,并经常在各种场合遇到他们。1854年安徒生做客时,就给两位王子讲了很多童话故事,还给他们做了一些锡兵和单腿站立的苗条舞女的剪纸,此后王子们经常谈起安徒生。王储路德维格对安徒生的童话特别感兴趣,对《坚定的锡兵》及其主人公丧失生命是如此着迷,以至于当发现他的3个玩具士兵的脑袋不见了时,非常难过。“3个勇敢的小锡兵死了!我真不知道安徒生知道了会说些什么。”

路德维格王子根本不需要担心,因为安徒生一点也不知道。这位丹麦作家在1860年慕尼黑的一次戏剧表演上最后一次见到巴伐利亚王室时,只匆匆瞥了王子们一眼,那时他们已经长大了。安徒生去世之前一直与巴伐利亚王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95年11月,安徒生被授予无上荣耀的“马克西米利安科学与艺术奖章”———该奖项一向只颁给德国人。丹麦和丹麦人又一次发现,德国人总是愿意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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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叛奥斯特(1)

安徒生于1956年8月开始着手完成他的小说《生存还是毁灭》。此前他刚从不到6年内的第五次德国远行归来。当时他待在格洛鲁普庄园。在那里他也读了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例如弗雷德里克?法布里的《反唯物主义信件》。安徒生赞扬了这本书在认知上的价值,说:“它对我的启发很大,但它没能明确地将我所有的唯物主义论断都清除掉。我的经历更多一些,对­精­神和物质有同样的认识,但我心中两种无形的东西此起彼伏。”这是毋庸置疑的。在1856~1857年安徒生最全身心地投入到《生存还是毁灭》上的那段时间,他曾被鬼魂弄醒。它们使庄园里的钟楼响起来了。幻象在模糊和黑暗中涌出。昏昏欲睡的安徒生一会儿认为自己在君士坦丁堡或日本,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因为油腻的扑克牌的刺鼻气味而感到窒息。有天晚上作家梦见自己在坐着写作时,书上的字突然间将纸引燃了。

“存在的”是否比“不存在的”更真实和确定呢?“存在”代表着什么呢?这些便是安徒生于1857年5月出版的《生存还是毁灭》一书中的孤儿尼尔斯?布莱德不得不深思的问题。这些哲学问题提出后,人们对现代科学及其与艺术的关系的看法开始转向肯定。这一点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安徒生就在游记《在瑞典》中提了出来,并将这种想法告诉了奥斯特。在游记末尾,有一首致《诗歌一般美丽的加利福尼亚》的赞美诗,其中说道:

“科学的阳光将穿透作家明亮的眼睛,使他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小和无穷之大中所蕴含的真理与和谐。这将净化并丰富他的才智和想象力,并展示给他超越这些话本身的新形式。就算是个人的发现也将引发这种探索之旅。当我们将人类世界置于显微镜之下时,将看到一个多么童话般的世界啊。在新式喜剧和小说中,电磁学将成为主线。多少幽默的故事将涌现出来,就像我们这些渺小而又骄傲的人类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从一个银河系到另外一个银河系来观望宇宙一样。”

在1851年奥斯特去世后的几年里,安徒生作了许多旅行。而且大部分的时间他都用在了思考而不是写作上。渐渐地他开始对奥斯特及他的《自然中的神灵》越来越持批判态度。上帝的影响对他又起了作用。一方面,在写给B*9郾S*9郾英吉曼的信中他说,利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判断力可以很容易地对上帝做出认识和评价。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也很难做到。至此,他没有疑问了。他在《生存还是毁灭》一书结尾中写道:“信仰来自于上帝,并非思考所能得到!”这本书包含了最多的了解安徒生作品理论体系的钥匙。

像作者大多数的长篇作品一样,这本小说在审美上不能算作是完美的作品;与此相反,它只是一堆混杂的信条和观点。许多深奥难懂的哲学和宗教问题被提了出来,就像同时向空中抛了无数的小球。其中也有许多是关于存在的问题,不过没有给出什么实质­性­的答案。15年之后,评论家乔治?布兰迪斯从丹麦作家中找出了他们超越自身而参与社会的证据。而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不光掀起了一场论辩,而且把现代人自身当作了讨论对象。

我们的信仰和知识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有没有永恒的生命?当躯体的生命之火熄灭时,灵魂的余烟是否也散去了呢?这些都是在《生存还是毁灭》一书中被大胆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本书主人公尼尔斯?布莱德及其犹太情人埃丝特,需要面对的难题。直到3年战争和一场霍乱大流行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尼尔斯?布莱德与读者见面时是哥本哈根圆城的一名守卫的儿子,一贫如洗。突然有一天他成了孤儿,孤零零地一个人被留在了世界上。牧师杰普特斯?莫勒鲁普成了这个富有才华而又敏感的孩子的庇护者,并将他带回了斯克博格的家里。牧师的女儿鲍迪欧迅速对这个收养的兄弟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不久,人们发现这个天生虔诚而又好问的尼尔斯希望像他继父一样做牧师。但是他在哥本哈根学习神学时接触到了新时代的无神观点。尼尔斯迅速投入到了对单细胞的研究之中,不再关心什么更深入的看法。现代科学用一种全新而又激进的眼光来看自然及人类的存在,这改变了尼尔斯的生活观和世界观。像霍尔伯格作品中的埃拉斯穆斯?芒特纳斯一样,尼尔斯回到了日德兰半岛,这个真诚地等待着他这个收养儿子的家里。他被当作异教徒迎接了回去。当他承认说自己不再想做牧师而是想当一名医生时,这一点被进一步证实了。当他与犹太姑娘埃丝特订婚后,那些旧的宗教体系彻底垮掉了。埃丝特和他一样是一个爱思考的年轻人。但与他不同的是,她完全相信灵魂的不朽。当尼尔斯?布莱德在战争中与死神亲密接触时,他更加笃信所有这些信仰上的想法了。在他回到家康复后不久,埃丝特得了不治之症。她临终之时,尼尔斯又回归了他强烈而又坚定的对上帝和永生的信仰,这也是他儿时的鲜明特征。在正统基督教的教义里,这是一个悲剧爱情故事的“美满结局”,但是这对读者来说完全不容易接受。尼尔斯的信仰转变相对于前面150页的内容来说显得比例失调。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尼尔斯?布莱德走向成熟和现代观点的发展历程:

背叛奥斯特(2)

“相信我,我们对自我和情绪的掌握,不会比我们对那些使我们­肉­体和灵魂分离的物质的控制强多少。我们的各种情绪随着血液的循环而出现,这正是为什么我大胆地相信并断言,我们对情绪稳定­性­的把握并不比没受过训练的动物强多少。”

安徒生选择在1857年奥斯特去世6年后向读者给出的结论,看起来更像是直接放弃了以自然科学而非宗教为基础的生命观。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地看一看小说匆忙完成的最后几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会发现它不仅仅是展现尼尔斯内心一系列矛盾的力量那么简单。小说最后的场景或许更应该被理解为表现出信仰和科学已经不再在尼尔斯内心争战,因为它们已经融合为对上帝在自然中的抽象存在和自然科学的具体存在的一致认可。与所处的时代实际相脱离的信仰是盲目的,尼尔斯得出结论。他从他死去的妻子埃丝特那里学到了这一点。在她的灵床之前他看到了圣光,从而了解到自然科学对人类的客观理解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关于现代人类的孤立的知识,正如喜欢唠叨的尼尔斯所说的,它是“无止境的摸索,与时代脱节,其唯一的论据就是上帝;没有上帝这个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这个观点与安徒生在1855年12月末写给亨丽埃特?伍尔夫的信中表达的观点完全一致。在新年来临之际———屋外大雾弥漫,冰冷刺骨———他谈到了他要在新小说里采用的“物质主义”的研究。作者的观点与那些没有生气的生命观信徒完全不同:

“整个虚假的系统已经被演绎到了极致,然而也还只是一个系统而已,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种绝望的存在。人类成了所有造物中的小小的一颗螺丝钉;神———甚至上帝———都消失了;多么可怕!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我来说,科学阐明了神的启示;我睁大双眼朝着别人盲目追寻的目标走去。上帝会容许被他自己赐予我们的感官所看见。自然和圣经之间的和平和和谐才是我所追求的。”

19世纪50年代后期,安徒生像他小说末尾的尼尔斯?布莱德一样,甚至比奥斯特更过分,想把自然中不知名的引导力量称为“上帝”,而不是仅仅称之为“自然中的神灵”。在这种意义上,在安徒生的父辈们一一离开人世的这段时期,上帝以更人­性­化的形象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奥斯特于1851年去世,在这10年间,安徒生的皇室和父辈支持者们,像乔纳斯?科林和英吉曼,也显然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因此我们可以说安徒生只能靠自己了。从他19世纪50年代的困惑———也是尼尔斯?布莱德的困惑———中浮现出来的,不是对信仰或科学的抛弃,而是对两者的同时接受。这意味着他对老式信念和现代理­性­主义有了更坚定的双重信仰,在小时候他曾在他父母那一辈人中见到过这种信仰。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一分为二的方法对安徒生都永远有效,尽管在19世纪50年代他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在文学中表现艺术了。但是在《生存还是毁灭》机敏的结局里这种情况得到了改善。尼尔斯?布莱德,化名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务实的生命观,让他可以从容地面对生和死。

1857年夏,带着他新小说的丹麦语、德语、英语的3个版本,安徒生又进行了一次欧洲长途旅行。除了慕尼黑,所有他喜爱的大城市都被列入了行程,包括一个不太熟悉的目的地布鲁塞尔。进行这次“大旅行”的部分原因是1856年夏天安徒生收到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令人惊讶的称呼:“我亲爱的、尊敬的汉斯!”

“汉斯”———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没有人这么称呼他了。安徒生立刻写信告诉爱德华和所有其它科林家族成员,这个令人惊讶的亲密称呼来自查尔斯?狄更斯:

“在他的国家,用名来称呼最亲密的朋友是一种习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一直被称为汉斯?克里斯蒂安,从来没人只叫我汉斯,而他却写‘亲爱的、尊敬的汉斯!’多令我惊讶的称呼啊!”

自从1847年第一次访问了伦敦后,安徒生就经常收到狄更斯的来信。狄更斯这封意外的来信是向安徒生道歉的,因为在伦敦的时候他没能抽出时间接见一个持有安徒生的介绍信的丹麦人。他感到很抱歉。他是在法国度过1856年夏天的,这封信正是在那里写的。同时,狄更斯还在信里向安徒生发出热情的邀请:

“而你,我的朋友———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从你最后一次访问我们,至今9年(正如你所提到的)已经过去了。这9年并没有使你在我们英国人心中的记忆有所减退。相反,与你第一次看到他们相比,你为更多的英国人所知晓,为更多的英国人所爱戴……亲爱的安徒生,再次收到你的来信使我欣喜不已。我向你保证,我对你的敬爱不是言语所能完全表达的,尽管在从这里到哥本哈根的途中我已经用了很多的纸张。永远爱你的,查尔斯?狄更斯。”

背叛奥斯特(3)

这个时候正合适,因此在1857年4月狄更斯再次发出邀请,代表他整个家庭———他的7个儿子,2个女儿和凯瑟琳夫人———邀请安徒生到他位于伦敦至多佛途中肯特州的新居———盖兹山庄。在他给安徒生的邀请信中,狄更斯还表示,如果想在这个城市过夜的话,他将腾出位于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的房子。狄更斯还说在6月份和7月份他将有更多的空余时间,因为那时他的系列小说《小多里特》将已经完成,他期待着和这位来自丹麦、仍然带着孩子气的客人一起打板球和进行其它的户外活动。在他们心中,仿佛这将是一个真正快乐的夏天:

“你离开英格兰时(1847年)在布劳德斯泰尔斯所见到的两个小女孩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最大的儿子也已经20多岁了。但是我们还有处在各种年龄段的孩子,而且他们都非常喜欢你。来到这个家庭你会发现,这里全是爱你、崇拜你的朋友,最矮的只有3英尺高,最高的有5*9郾9英尺高。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不必要再考虑去瑞典了,你得来看我们。”

对安徒生来说,这个计划再合适不过了。带着皮包里新出版的《生存还是毁灭》的丹麦语、英语和德语的版本,他再次准备进行穿越欧洲大陆的旅程,结识更多的新朋友,介绍他自己和他的作品。

与查尔斯?狄更斯失和(1)

在从加莱前往多佛的旅途中,安徒生受到晕船极度痛苦的折磨,这样的预兆,也许应该使他察觉到前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当安徒生再一次站在坚实的土地上、到达肯特的希格哈姆站时,他发现,尽管10年前查尔斯?狄更斯一大早就亲自为这位丹麦作家送行,但这次狄更斯甚至连辆马车也没给他的这位客人派———这又是安徒生没有注意到的不祥之兆。狄更斯只是让信号员拎着安徒生的旅行箱和帽箱,与安徒生一起走到盖兹山庄。第二天一早,没有人把安徒生满是尘土的衣服拿去洗涤,这也是一个不祥的迹象。狄更斯的长子拒绝为这位新到的客人刮脸,甚至他最小的儿子,又叫“普劳恩”的5岁的爱德华也毫不客气地对这位陌生人大叫:“我要把你从窗户扔出去!”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一而足。

从各方面来看,安徒生来得都有些不太凑巧。就在他来的前一天,作家道格拉斯?杰罗德去世了,狄更斯曾在他的病榻前向杰罗德的朋友和同事许诺,要尽力帮助他的妻子和孩子。他马上着手安排了几场戏剧表演,他和艺术界众多的朋友以及他的女儿玛米和凯蒂都要参加。表演中有一场以冰山为故事背景、名为《内心冰冷》的浪漫剧,还有一场小型滑稽剧在7月初的首场演出中为嘉宾提供消遣。除了这位丹麦客人,观众还有英国皇室、普鲁士亲王和比利时国王。狄更斯本人扮演悲伤的情人一角,在安徒生看来,狄更斯的演出极为成功,让他想起了丹麦迷人的迈克尔?威。但没有一个人,尤其是坐在第一排的这位丹麦作家,会想到这场在许多方面是如此单纯和即兴创作的演出,在1个月之后的曼彻斯特再次上演时,会彻底改变狄更斯的个人生活。

在英国,狄更斯的家庭代表着维多利亚观念中的某些­精­神,这种观念与这位英国作家大受欢迎的小说一样闻名世界。这一次,自安徒生到这里的第一天起,盖兹山庄就笼罩着敌视与烦恼的­阴­影,而后这种­阴­影开始蔓延。“这个瘦巴巴的讨厌鬼,总是赖着不走!”狄更斯的一个女儿后来说道。在安徒生终于启程离开后,查尔斯?狄更斯自己做了一个小标志,贴在客厅壁炉的外墙上:“汉斯?安徒生在这间房子里住了5个星期,对我们来说简直像是几十年!”

但安徒生与主人的紧张关系并不完全是他的错,狄更斯也有分儿。在堂皇的盖兹山庄里,表面上一片祥和,充满了田园诗似的气氛,大厅里还放着一座漂亮的木刻时钟,其心形指标每隔一刻锺便敏捷而自信地发出报时声。而实际上,一场激烈的家庭争吵即将来临。安徒生并没有注意到这种不和谐音符,直到1年后这位英国作家出人意料离婚的消息传到索洛时,他才知道。一次,安徒生到B*9郾S*9郾英吉曼家与他和他的妻子露西共进午餐,席间他听说了关于查尔斯?狄更斯传闻的最新版本。英吉曼曾对安徒生开玩笑说,也许正是因为他这个来自丹麦的著名单身汉手里拿着睡帽胡乱摆动,才使盖兹山庄的夜晚失去了平静。

“嗯,我觉得真不应该说这些,但在安徒生来访之前,狄更斯和妻子一直相处得不错。之后,情况便马上有些不对了,现在他妻子已经离他而去。安徒生看上去没有一丝恶意,但的确有些可怕。他曾经给女人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只要他待在这里,我就替露西担心,担心她与安徒生一起跑掉。过来,露西,让我紧紧抓住你!”

1857年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对所发生的事情记得并不太清楚,没有意识到几年后,在与狄更斯夫­妇­离婚传闻的形成中,他会扮演一个具有重要作用的配角,而这使他丧失了与这位英国作家的友谊。除了一封1857年晚些时候寄出的信,狄更斯再没有对安徒生说一个字。1858年或1859年的某个时候,这个英国人一定是决定不再回复这位丹麦作家的信件了。他既不阅读,又不回复这些写有感人献辞的信件与童话。安徒生受到了冷遇,这使他既伤心又奇怪。难道1857年去狄更斯家做客时,他真的是那么难以相处吗?还是那些拿着安徒生写的介绍信的众多丹麦来访者让狄更斯不高兴了?

在安徒生1857年夏天的来访中,用“难以相处”来形容这位丹麦作家再恰当不过了。一方面,他想让人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想让狄更斯的长子给他刮面;另一方面,这位丹麦作家的英语明显比1847年的水平还要差,交流时间一长,的确是一件费力的事情。正如狄更斯在写给朋友威廉?杰登的信中所说:

“他那难以听懂的语言简直太可笑了。他在讲法语或意大利语时,就像是个疯子,讲英语时,就像一个聋哑学院的学生。我的大儿子发誓说,没有一个人的耳朵能够听懂他的德语,他的翻译则对本特利说,安徒生根本不会讲丹麦语!”

与查尔斯?狄更斯失和(2)

另外,草坪上还发生过一件非常夸张的事情。当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看到一份英文杂志有篇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评论文章,看完他便倒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紧接着传来了消息:丹麦刊登了一些批评更为严厉的评论文章。在《祖国》杂志上,克莱门斯?彼得森将小说中关于形而上学的讨论称做是“填石膏”,主角尼尔斯?布莱德则是一个“­精­神上的懦夫”。安徒生对此伤心不已,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迷人的魅力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造访英格兰最富裕的女人之一伯蒂特-考茨小姐时,这位丹麦人的行为更是可笑。他不敢让举止端庄的女仆多拿几个枕头放在床上,而是直接去找女伯爵本人。据经常讲这桩轶事的狄更斯所说,最可笑的是这位丹麦作家害怕遭到抢劫,把钱、手表、小刀、剪刀和火车时刻表都藏在靴子里。

安徒生是一位非常古怪和难以相处的客人,甚至小孩儿也讨厌他。一次,在盖兹山庄的宴会结束后,安徒生将他的剪纸和花束放在了作家威尔基?科林斯的大礼帽上,这位英国作家直到长时间散步归来后,才发现上面的雏菊。1863年,科林斯写了一篇杜撰的德国著名作家“冯?穆夫先生”的小故事,以表达自己对安徒生的“谢意”,借此讥讽安徒生。故事中,这位穆夫先生前往他的英国同事“约翰先生”家长期做客,主人便安排他住在一间名为“单身汉卧室”的房里。在整个逗留期间,他的行为极其古怪,甚至安徒生的坏习惯也成了科林斯故事中的一部分。比如,穆夫先生被描绘成一位多愁善感和喜欢暴饮暴食的乞丐,一个“悲伤的外国单身汉”。总而言之,里面全都是用漫画手法对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进行恶意讽刺,还把他与主人的关系进行了总结:

“冯?穆夫先生根本就不是一个卑鄙的人,请相信我……至于约翰先生,他受的苦是最多的,因为冯?穆夫先生一直都在想亲吻他。”

在狄更斯家里,似乎喜欢被安徒生亲吻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就是5岁的爱德华?狄更斯。如前所述,当安徒生来到盖兹山庄后,爱德华便威胁说要把这个陌生人扔出窗外去。然而,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在安徒生待在这里的5个星期里,他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语言与行为方式。没有人能像爱德华一样能让安徒生如此放松,爱德华可以随时抓住他的手,把手拉倒在草地上,倾听他用奇特的语言讲述。每当一个丹麦单词发音像英文词时,孩子便高兴得不得了:“我也懂丹麦语了,它和英语真是太接近了!”一天,安徒生大胆地问孩子是否喜欢他,爱德华点了点头,笑着说现在他愿意把安徒生推进窗户里!

但是,最终事情开始向反面发展,爱德华的父亲将安徒生牢牢地锁在了他的生活之外,因为1860年秋,英国的杂志与报纸出人意料地刊登了安徒生一本已在德国出版的新书节选:《来自内心与世界》,其中有一篇游记:《拜访查尔斯?狄更斯》。在丹麦,该书的这一部分仅在报纸《贝林时报》上以连载方式刊登。与之前安徒生的欧洲之旅一样,《来自内心与世界》完全跟随作家的行程与路线,这样在沿途各地,他可以把这本新书作为礼物和朗诵的材料,以进一步介绍和宣传自己的生活与工作。比如,1860年6月22日,他给巴伐利亚女皇送去了一本刚出版的、安徒生在日记中称为“我的新书”的《来自内心与世界》。几星期后,他又给巴伐利亚国王送去一本书,讲的是这位快乐的丹麦作家造访住在快乐的伦敦的幸福的狄更斯一家。

这本书的出版丝毫也没让安徒生感到过担心,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要给狄更斯写封信,告诉他这本短篇游记即将出版。游记对1857年的狄更斯及其正要崩溃的一家作了详细描绘,对他造访查尔斯?狄更斯进行了天真和感伤的描述,它轰动了整个欧洲。此时,在上层人士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这位英国作家在丹麦作家造访后不久便爱上了一位年轻女演员。

无疑,安徒生早已从别人那里,如索洛的英吉伯格,听说了这种外遇和离婚的谣言。他的信件与日记显示,安徒生一定也知道狄更斯已经受到各方面在道德上的责备。比如,安徒生作品的英国出版商在一封信中对丹麦作家说,这位写出了不朽作品的伟大的英国作家已经“自我堕落”了。

同时,这件事也说明安徒生缺乏判断力,因为他从没想到自己应该为两人友谊的破裂承担责任。他在他的个人相册中,极力炫耀自己与当时这位最著名的艺术家的友谊,一点儿也不为别人考虑,尽管他也意识到这种事是一种私人­性­和隐秘­性­的。事实上,在他于1857年从伦敦回国后,他在信中向爱德华?科林和杰特?科林夫­妇­暗示说:“我有许多关于狄更斯及其家庭生活的话要告诉你们。我并不在意将完全私人的事情公诸于世,你永远也想不到我会在书中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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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查尔斯?狄更斯失和(3)

此外,已经完全被人们忘记的,是他对爱德华?科林说的一些明智之语,但那是多年以后才说的。这些话强调,在讨论某人的旅行生活以及造访陌生人时要小心谨慎,防止冒犯这些人:“你会看到,在这一点上,我的智慧要比虚荣大得多。”

对于不经同意便­干­涉自己私生活的人,查尔斯?狄更斯便会烧毁全部与此人有关的信件,对谁也一样,这已经尽人皆知。他对安徒生没有手下留情,而且断绝了其它一些好友的关系,包括作家萨克雷。在狄更斯看来,萨克雷公开谴责狄更斯,为狄更斯夫人讲话,这就是对朋友不忠。出于这个原因,安徒生对1857年夏做客盖兹山庄时的狄更斯家庭生活的美好描绘,在狄更斯看来,就是对别人家庭事务的­干­涉与冒犯。安徒生一直积极响应别人对他的热情,现在甚至用讨好但错误的描述让人感到不快。这位丹麦作家对狄更斯夫人表现出夸张的热情,竟然说她“眼睛大大的,显得非常和善”,“露出和蔼的微笑”。他还反复将她与她丈夫小说中最漂亮和最诚实的女人相比,如《戴维?科波菲尔》中的阿格尼丝。在狄更斯看来,安徒生说的这些只能是一种偏见,因为狄更斯提出离婚的主要理由,就是他的妻子完全没有对他们的9个孩子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好奇的英格兰公众来说,安徒生的书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甘露。快得就像是闪电,这本书被刊登在《本特利杂记》杂志8月号上,同时还刊登了一篇对狄更斯和安徒生都大加批评的社论。在英国人眼中,这位丹麦作家对盖兹山庄的日落美景和幸福的狄更斯一家所进行的描绘,违背了私人生活的神圣:“整个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美好的仲夏夜之梦,但不仅如此,这也是现实。”

当然,这种说法并非正确。在这位丹麦人于1857年7月离开后几个星期,他这种对天堂一样幸福的家庭所做的描述受到了致命打击。查尔斯?狄更斯深深爱上了一个年龄与自己女儿相仿的、不知名的女演员。她叫内利?特南,在1857年七八月间来到伦敦的塔维斯托克剧院,与安徒生离开伦敦的时间大致相同。狄更斯想让她在慈善演出《内心冰冷》中扮演本来由自己女儿担当的角­色­。早在7月,安徒生曾带着极大的热情观看了首场演出。

内利?特南使狄更斯的后半生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情。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从未见过她,同时再也没见过狄更斯。他与英国这位19世纪伟大作家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但安徒生从来也没完全搞懂这是为什么。当狄更斯1870年7月去世时,安徒生在日记中写道:“9日晚,查尔斯?狄更斯去世了,我是在今晚的报纸上看到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相见和交谈了,我再也不会听到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的解释了。”

1860年11月,安徒生从瑞士和德国9个月的旅行之后回到祖国,感觉与《生存还是毁灭》中尼尔斯?布莱德一样沮丧和痛苦,仿佛上帝已经不复存在。在旅行期间,他到处朗诵《拜访查尔斯?狄更斯》,并获得极大肯定。始终存在着的那种年轻的躁动与不安感,是安徒生本­性­的一部分,驱使着他在现实与­精­神中不断向前行走,但现在,他对这种环游世界的喜悦似乎被扼杀了。“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对他真是显得愈加迫切了。

“我灰心丧气,一会儿想死去,一会儿又想活过来,根本不想在家里待着。但我知道,在其它什么地方我都不会感觉快乐。未来会是什么样?我为什么要回来?在这次旅途中,我感觉自己似乎是跳到了海里,让波浪推着我,可这一次波浪又把我推回到了祖国的岸边。为什么?”

1860年圣诞节,安徒生是在巴斯纳斯庄园度过的,女主人亨丽埃特?斯凯夫尼亚斯连续3年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忧郁隐藏在圣诞的喜悦之中,但这并没有使安徒生的孤独感减少一分一毫。与往年一样,在圣诞节与新年这段时间里,安徒生一直在写作,翻译梅耶贝尔的戏剧《普罗麦尔的宽恕》,匆匆写了几十封信,还起草了3篇童话:《12封邮件》、《屎壳郎》和《雪人》。就像童话中的雪人一样,作家渴望有一个炉子来取暖,感觉到肌­肉­里有一根拨火棍在撩动。圣诞期间,安徒生在对自己的弱点灰心与厌恶的同时,还能在创作中加入幽默的成分,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而且无论情况多么糟糕,安徒生都能运用自如。在创作的紧张之中,他能够抓住所有互相矛盾的想法,这同时也是在生存与毁灭之间做出一种平衡。然而在圣诞期间,他一直有一种被拘禁和衰老死去的感觉。像童话中的雪人和屎壳郎一样,安徒生渴望的是炙热。从窗户他能看到盖着皑皑白雪的小树和冷冻的海岸。南边有一片无冰水面,像一条窄窄的条纹。夜里,梦见了可怕的牢房、散发着恶臭的厕所以及被抓住和剥了皮的猫。白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思想已经不再年轻,生命之花已经开始枯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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