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治·巴顿中将的指挥下渡过莱茵河，以每天高达50公里的速度，穿过德国中部向东推进。美军的快速推进令德军始料未及，几乎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3月28日，美国第9集团军第82侦察营的坦克行驶到一条铁路­干­线附近，停下来向上级汇报自己当前的位置。就在这时，一列满载兵员、装甲车辆和枪械的德军火车突然出现。对于当时的场面，第82侦察营营长惠勒·梅里亚姆中校这样描述：“德军火车从我军坦克中间轧轧地驶过，双方士兵呆呆地对视着，没有一个人出声，也没有开一枪。看来，德国人根本没有料到我们已经渡过了莱茵河！”

东线德军的抵抗异常顽强，而苏军部队的推进场面更是气势磅礴。截至2月初，苏军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成功摧毁了德国Ａ集团军群，穿过波兰和东普鲁士抵达奥得河，在距离柏林70公里的地方建立了3个坚固的桥头堡。到3月底，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肃清了波美拉尼亚的德军；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占领了西里西亚，继续向南面的尼斯河挺进；朱可夫对奥得河西岸的桥头堡进行大力扩大，达到纵深10公里、正面约50公里的规模。

但是，这些可喜的胜利也引发了很多新的问题。盟军地面部队进展异常神速，远远出乎决策层的预料。盟军空降部队对此十分不满，担心自己将失去参加这场战争最后一次突击的机会。这是因为，地面部队往往快速通过预先划定的空降区，使得空降部队不得不屡屡放弃自己的任务。美军第101空降师副师长Ｊ.希金斯准将抱怨：“地面部队的做法分明是想把我们挤出战争。”然而，让地面部队指挥官们更加为难的是，他们目前的军事行动需要与政府未来的政治意图挂起钩来。1944年12月，德国在比利时阿登山地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反击战，最终惨遭失败，为盟军在1945年春向柏林进军创造了便利条件。在此次战役之前，各国对于如何安排战后的一系列问题，最多只需要达成一个模糊的共识即可。如今，在战争日益临近尾声、盟军占领了德国大片国土的情况下，盟国不得不考虑未来如何部署占领军、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政府等问题。在消灭法西斯德国的进程中，美英盟国和苏联均主张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同时对各自攻克的德国领土实施占领，这就需要制定具体方案予以落实。双方高层担心，在从东西两线同时向德国腹地推进的途中，己方军队轻率地朝对方快速挺进，很有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1939年，德国和苏联在波兰就曾出现过类似的冲突，尽管双方事先已经约好如何瓜分波兰，但最终还是发生了短暂冲突，均损失惨重。

然而，最大的分歧却存在于英国和美国之间。早在1943年10月，英美两国的政治家就曾在如何管理德国人口以及西北部发达的工业区（包括汉堡、不来梅和不来梅港等三地的重要港口）的问题上发生过争执。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态度非常坚决，认为美国的占领区应当从德国西北部边境沿着莱茵河向下至美因茨，而后向东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从那里再往北至莱比锡，东北抵达斯德丁和波罗的海。尽管所有人都认为柏林应当由美英苏三国共同占领，但从战略位置上讲，柏林恰好位于美苏两国占领区的分界线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坚持认为，根据地理位置和军事行动位置（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Ｌ·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位于艾森豪威尔所指挥的三个集团军群的最北侧），德国西北部应当由英国占领和管辖。此外，所有人都清楚德国东部应当由苏联管辖。但在这个问题上，与罗斯福相比，丘吉尔主张给予苏联更多的占领区，接近1939年之前德国领土面积的40％。尽管丘吉尔也同意柏林由英美苏三国共同占领，但还是主张柏林应当划归苏联管辖。当然，对于英国人的主张，斯大林很快就在1944年2月18日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上表示赞同，但美国方面继续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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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角逐 明争暗夺“重大战果”(2)

在这一问题上，由于美国军方表示反对，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务院难以作出抉择。与英国和苏联军方领导层不同，美国的将军们往往不考虑政治目的和战略动机。艾森豪威尔坚持自己的军事指挥员的角­色­，认为自己只是在军事指挥方面是盟军最高统帅，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他“进入欧洲大陆，与联合国其他成员一道采取军事行动，突入德国腹地并消灭其武装部队”。他将这一要求理解为：要确保盟军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击败德军。至于战后在政治上如何处置德国以及处理战胜国内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不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在艾森豪威尔和绝大部分美军领导人看来，既然美国集团军群此前一直驻扎在北爱尔兰和英格兰南部，并且已经完成了在西欧海岸登陆的任务，他们就应当驻守在英军当时所处位置的南面。1944年8月，艾森豪威尔致电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展望未来占领德国的前景时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纯军事基础上解决占领区的问题。”他极力主张：“保持我军各部队目前的部署现状……除非我们接到相反的命令！”事实上，盟军部队接下来也的确这样去做了。英美两国领导人关于分区占领德国的大规模论争一直持续到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会见丘吉尔时作了让步，表示同意英苏两国的方案，其中包括同意由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和萨尔地区。

但就在此时，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对于柏林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从盟军一致同意彻底毁灭纳粹德国以来，根据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观念，“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将是一个“重大战果”。此时，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正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军。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场争夺柏林的竞赛中。与其他人相比，颇具政治头脑又很有人缘的蒙哥马利也许更想获得这项殊荣。在盟军尤其是英军中间，一种建立显赫战功的欲望正在迅猛滋长，他们在密切关注着苏军的意图。1945年3月27日，蒙哥马利致电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恳求艾森豪威尔允许自己单独对柏林发动一次“强有力的血腥突击”，遭到坚决拒绝。当时，艾森豪威尔考虑到在1944年9月“市场花园行动”中，盟军对阿纳姆采取的“狭窄纵深突击”战术的惨败，决定在向前推进时更加小心谨慎，继续坚持他的“宽大正面”战略，即在保证第21集团军群主攻地位的前提下，美军各集团军应以积极的助攻相配合，以使盟军全线推进到莱茵河西岸。此外，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最终将会被苏军攻克。鉴于盟军当前的获胜速度以及德军即将溃败或投降的前景，柏林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西线盟军此时再把柏林作为主攻目标就丧失了意义。

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了艾森豪威尔的决策：首先，苏军以惊人的速度横扫波兰和普鲁士。由于德军1944年冬季在阿登山地突然对盟军发起大规模反击，苏联最高统帅部于是下令前线苏军提前对德军发起进攻，以减轻盟军的压力。在补给线和交通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苏军依然大举穿过波兰西部，不到3周时间便突入德国心脏城市勃兰登堡，并于2月初沿奥得河成功建立了桥头堡。就在蒙哥马利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前夕，苏军的3个方面军已经占领那里将近两个月之久。3月11日，艾森豪威尔设在兰斯的司令部收到情报（后经证明不准确）称：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抵达奥得河西岸的泽洛高地，距柏林仅有45公里。当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于苏军的作战计划和目标知之甚少。事实上，除了最高层的政治接触外，英美盟军与苏军之间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以便进行联系和合作。鉴于这种情况，艾森豪威尔打算通过正规的外交渠道与他的苏联同行进行沟通，以便协调彼此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在向“第三帝国”心脏柏林推进的问题上，即使像美英这样的两个最亲密的盟友也很难进行良好合作，更何况苏联红军与美英西方盟军这两个长期彼此猜疑、互不信任的伙伴。今天，尽管用冷战思维来解释当时的东西方关系显然不符合实际，但苏军与美英盟军结成的同盟的确是一场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的“联姻”，双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在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双方的分歧尤为突出。由于胜利在望，同盟国政治高层不得不开始为战后的欧洲作打算，“三巨头”———约瑟夫·斯大林、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赔款细则以及波兰新政府的问题展开了最后的争论。由于盟军和苏军仍在同德军进行激战，同时美英两国希望说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于是只在一些最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例如三国军队如何在波兰部署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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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1)

随着苏军和盟军的步步进逼，大多数德国人逐渐认识到德国走向最终失败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他们开始盼望能够早日结束战争，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落入美英盟军而非苏联红军之手。在柏林，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们现在讨论的并非如何投降的问题，而是如何与西方盟国达成某种条件的妥协，而后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

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一直到1943年和1944年之交，纳粹政权鼓吹的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美梦一直迷惑着大部分的德国民众，他们对于纳粹政权表现出空前的支持。事实上，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这个独裁政权都在对普通的德国民众进行着残酷的压迫，即使那些因为非日耳曼血统而受到歧视­性­对待的非主流的民族和团体———犹太人、吉普赛人、社会主义者、同­性­恋者、和平主义者和残疾人———也毫不例外。然而，纵然有许多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不感兴趣或者持保留态度，但这个独裁政权在很短时间内还是创造了许多值得吹嘘的政绩，譬如就业率上升、消费品充裕等等。更为重要的、最能够迷惑德国民众的一个原因在于，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重新崛起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乃至世界大国，恢复了昔日的荣耀和尊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德国人对于纳粹政权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暧昧态度。

截至1944年底，纳粹德国企图征服世界的迷梦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迅速走向破灭，他们一手发动的用来实现野心的战争全线溃败，大批德军不是客死异国他乡，就是丢盔弃甲向本土败退。如今的德国，面临着比纳粹政权上台前更高程度的羞辱和毁灭。1945年初，苏联和盟国军队从东西两线同时向德国本土发起进攻，德国军队遭受致命打击，经济也因为大片国土沦丧而陷入停滞。德国不但丧失了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就连构筑行之有效的防御体系的能力也丧失了。1945年2月，在西线的德军兵力已经锐减为6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在东线，德军兵力锐减到103个步兵师、32个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他们却要对抗强大的敌人苏联，而对方仅预备队的兵力就是自己的数倍。在东线与苏军的激战中，德军阵亡295000人，被俘86000人，损失火炮和迫击炮15000门，坦克2995辆，机枪26000挺，摩托化车辆34000台，飞机552架。截至1945年3月底，德国在莱茵河西岸据守的最后一块领土迅速萎缩，最终在卡尔斯鲁厄西北部的兰道附近形成了一个微小的突出部。在东线，德军在库尔兰（今拉脱维亚）到东普鲁士之间布署了51个师进行据守，但他们很快便被苏军切断并团团包围。

1945年1月30日，阿尔伯特·施佩尔———希特勒的总建筑师，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纳粹领导层中最富才华、最有独立思想的官员———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报告，就当前德国面临的形势坦率地指出：“（德国）已经输掉了战争”。鲁尔工业区遭到接连不断的轰炸，西里西亚如今也落入苏联红军之手，施佩尔据此判断，德国铁路、工厂和发电站储备的煤炭只够用2个星期。事实上，施佩尔并不是危言耸听。德国1945年的煤炭产量只有1944年的四分之一，钢产量只有六分之一。由于燃料极度缺乏，驻克雷菲尔德的一个拥有37架飞机的战斗机大队每三天只能起飞一次，作战半径仅有100公里。施佩尔还指出，他在1944年10月视察驻意大利北部的第10集团军时，发现当地驻军的150辆卡车竟然用牛来牵引。在报告中，施佩尔最后这样总结道：“在失去上西里西亚之后，德国的军事工业再也无法满足前线对弹药、军械和坦克的需求了……从现在开始，面对敌人庞大的资源优势，单靠士兵的英勇作战是不行了！”这时，许多德国大城市开始遭到美英盟军的猛烈空袭，尤其是柏林。这个城市几乎遭到全天24小时的不间断轰炸，美国陆军航空队在白天实施进攻，英国皇家空军则在夜间进行轰炸。

一些头脑清醒的德军官员和柏林市民已经认识到，敌人在几周内很快将攻入这座城市。截至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盼望的并非是德国国防军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而是希望由美英盟军而非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因此，听说美英军队进入德国境内并向前继续推进时，柏林人的内心在感到绝望的同时，竟然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期盼，这是一种非常微妙、复杂的情感。时年45岁的玛丽亚·库克勒是柏林城的一位家庭主­妇­，她告诉记者科尼利厄斯·瑞安，自己时刻准备走上战场阻击红军，一直坚持到美国人到来。除了普通的柏林民众外，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也抱着几乎同样的想法。其实，就连德国最高统帅部也不例外，他们普遍认为美英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将很快分崩离析。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2)

Ｈ·Ｒ·特雷弗－罗珀，第一个撰写“第三帝国”覆亡历史的盟国历史学家，仔细分析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刻体会到他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人的刻骨仇恨。当然，德国对于西方国家以及那些阻挠其实现霸业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同样非常憎恶，但客观地讲，无论出于荒谬至极的种族理论还是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纳粹德国对于苏联人都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仇恨。纳粹德国高层一直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堕落成一个官僚化、犹太化的国家。他们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英法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就不能认识到，共产主义苏联其实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可怕的威胁。不过，纳粹德国高层深信，由于苏联和西方盟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反纳粹同盟将很快崩溃。届时，西方盟国由于担心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造成的后果，一定会主动上门与自己媾和。1月27日，朱可夫元帅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渡过奥得河，距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召开例行­性­的元首会议，会议记录准确记载了这出闹剧中的一个场景：

希特勒：“你们认为英国人对于苏联人的这些进展会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苏联人占领整个德国……他们当初并不希望……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地抵挡他们，而让苏联人步步进逼，现在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于苏联人怀有戒心。”

戈林：“如果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一份电报！”

“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就是这样把自己最后的希望维系在一根游丝之上的，但直到最后他们仍然不能明白，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同自己一道去击败苏联。

英国人的电报始终没有到来。相反，在德国武装部队内部和纳粹党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着自己拟订的和平方案与英国人或美国人私下进行沟通。当然，此类事件并非史无前例。早在1941年5月份，当时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就曾经单独驾驶“梅塞施米特”110型战斗机飞往苏格兰，希望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随着战场形势在1942—1943年期间的逆转，到了1945年春天，苏联红军已经兵临柏林城下，堵住了城市各个出口。在此情况下，此类行为更是层出不穷。就在元首会议举行前两天，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将军拜会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请他设法马上同西方盟国进行接触寻求停战，以便集中剩余德军全力对付东线苏军，解救柏林。然而，这位外交部长立即跑到希特勒跟前告密。古德里安不但因此遭到希特勒一通臭骂，还被指控犯了“叛国罪”。与此同时，施佩尔也在绞尽脑汁地寻求有效途径，力争在德国被苏联人彻底摧毁和占领之前结束战争。2月中旬，几近绝望的施佩尔甚至策划了一项计划，密谋刺杀希特勒、戈林、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以及纳粹党务部长罗伯特·李，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然，这种在最后一刻试图结束战争的努力都失败了。相反，盟国方面却口径一致，坚决要求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之所以如此坚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战争。事实上，就在战争最后阶段，“第三帝国”最高领导层无论在军事指挥方面还是局势判断方面，都表现得极为低劣。希特勒，这个曾在1941年11月攫取了德国军队全部指挥权的赌徒，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天才的、大胆的战术家。在军事研究和指挥领域，他一再拒绝职业军事家和专家们的建议，很少考虑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是否切实可行。1944年12月，希特勒不顾将军们的警告，下令在比利时的阿登山地和卢森堡北部发起反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西线大批德军陷入绝境。但是，更加令人担忧的却是东线德军的危险处境。希特勒当时还曾试图在东线发起一场猛烈反击，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就此事向希特勒发出严厉警告，认为根据他所要求的进攻规模，将把大批后备部队和坦克投入到一个注定失败的战场上，从而无法及时增援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据守波兰和东普鲁士的德军部队。据古德里安的情报处长莱因哈特·盖伦分析，苏联人随时可能发起一场大型攻势，兵力规模预计达到225个师和22个装甲军。当时，希特勒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雷霆：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3)

谁在这里胡说八道？简直荒谬之极！无论他是谁，都应当把他关进疯人院，让他彻底闭嘴。

就在这时，古德里安也发火了（这种场面在最后几个月里经常出现），尖锐地回敬道：

如果你打算把盖伦将军送进疯人院，最好让医生证明我也是疯子吧！

事实上，无论是盖伦还是古德里安，均不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在整个苏德前线，苏联红军拥有600万人之众，而德国及其仆从国的军队仅有200万人。1945年1月12日，古德里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仅在波兰和东普鲁士就有163个师之多———从其所在的桥头堡出发，渡过维斯瓦河，于1月17日占领华沙，随即向西里西亚煤田扑去。1月27日，朱可夫的部队抵达奥得河，还在西岸的吕本建立了一处桥头堡。截至2月底，他们已经沿着奥得河构筑了一条150公里长的阵线。

灾难接踵而至。随着美英盟军在西欧开始反攻，防御西线的德国驻军一触即溃，德国西部边境岌岌可危。自从19世纪初拿破仑军队横扫欧洲以来，德国军队将第一次与敌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战斗。这种局面让所有德军将士始料未及，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心理上都难以接受。此外，在全力仿效墨索里尼建立极权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希特勒比他的朋友高明一筹：他一直不愿下令动员全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投入战争，坚持将生活消费品的生产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以保持德国在战争期间的民心和士气。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年，德国社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仍然与战前保持一致。希特勒还拒绝动员德国女­性­进入经济领域工作。根据他的种族主义谬论，日耳曼女人应当呆在家里，专心致志地生产“纯种的雅利安人后代”。当时，德国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施佩尔曾经提议征召女­性­进入工业领域，遭到希特勒的拒绝，“这样做将会牺牲掉我们最宝贵的理想，代价太大了”。据统计，在战争期间，英国动员了225万女­性­从事社会生产，而同时期这样做的德国女­性­只有18万人。

然而，在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政权眼里，将大批的老人和孩子送入地狱却不属于一种“巨大的牺牲”！1944年秋季，德国再次修改兵役法，规定15～18岁和50～6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入伍作战。随着该项政策的出台，纳粹国防军又搜罗了50多万的兵员，这些老人和孩子大部分被分配到了25个新组建的国民掷弹兵师和国民装甲师。由于缺乏作战经验，他们在惨烈的战斗中往往遭受惨重损失。1944年9月，施佩尔在视察比德堡附近的某个国民装甲师时，该师指挥官向他讲述了刚刚发生过的一场战斗。在这场并非特别激烈的战斗中，该师共有32辆坦克参战，10辆由于驾驶员技术低劣导致非战斗损毁；另外22辆坦克由于缺乏作战经验，误入一片开阔地带太深，被美军反坦克部队轻而易举地摧毁了15辆，最终只剩下7辆。此外，纳粹党卫军全国总队长希姆莱还奉命征召大批老人和少年，组建“国民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等民兵组织，协助正规军进行本土防御作战。其中，国民冲锋队的规模达到了150多万人。

1945年2月，近乎绝望的德军对苏军在奥得河上的桥头堡发起反击。国民冲锋队也参与其中，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重大战斗。其中，第108国民冲锋队营被仓促组织起来，每人领取了沙漠作战靴和褐­色­军服，这种装束很容易被德军正规部队误当作苏军部队。更加糟糕的是，纳粹当局配备给他们的是意大利制造的老式步枪，还有少量没有保险丝的手榴弹。在这些队员中间，许多人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但他们在柏林战役开始前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当时，曾有一个国民冲锋队营在战斗中丢掉了阵地，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居然下令将年过六旬的营长送上军事法庭并判处死刑（在最后几个月的混乱中，这道命令最终没有得到执行）。此外，在西线，美英盟军经常吃惊地发现，在与自己殊死搏杀的德军中间竟然有许多女人和孩子。美军第84步兵师的罗兰·科尔布中尉回忆，自己的部队在向易北河推进的途中，曾与许多年龄大约12周岁甚至更小的德国娃娃兵遭遇。这些孩子们在战场上往返奔走，运送炮弹，“他们宁肯战死，也不愿投降”。美军第2装甲师的詹姆斯·霍林斯沃思少校回忆起他亲身遭遇的一件事时仍然心有余悸。当时他的部队在比勒弗尔德附近与德军一支装甲训练分队遭遇，双方随即发生激战。霍林斯沃思少校用英寸口径的机枪朝着一辆满载德军士兵的卡车猛烈扫­射­，敌人纷纷应声倒地。最后他们才发现，那些几乎被子弹打成碎片的竟然全是女人，这让他们极为惊恐。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4)

最后时刻的决战即将来临。摆在风雨飘摇的“千年帝国”的军政高层面前的惟一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这场来势凶猛的风暴？过去，希特勒和他的心腹们总是不切实际地白日做梦，如今纷纷陷入困惑之中。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研究发现，在最有权势的纳粹领导层中间，有许多人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一直利用纳粹意识形态为个人攫取政治上的最大好处。当然，在希特勒身边，也不乏像宣传部长戈培尔这样的死心塌地的走狗，在他们看来，接受失败和有条件投降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情。

自从1944年7月20日发生刺杀希特勒的“将军­阴­谋”以来，惊恐万状的希特勒几乎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逃亡者，一天到晚马不停蹄地从他躲藏的6个掩体中的一个逃到另外一个。但是，到了1945年1月16日，他终于停止了东躲西藏的脚步，在位于柏林的总理府的地下室里|­茓­居下来。长期以来，有很多文字连篇累牍地介绍在最后几个月里，总理府地下室这个疯人院里曾经上演的一切丑剧：偏执、妄想、沮丧和幻灭等。在所有人笔下，这里都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地方。在这个狭窄拥挤、­阴­暗潮湿、散发着臭味的洞|­茓­里，希特勒狂躁、郁闷的情绪被放大到了极限，甚至达到­精­神分裂的地步。这位元首永远不能接受有关失败的任何言论，甚至无法容忍任何人谈论撤退的事项。在1942—1943年血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希特勒执意不准陷入绝境的第6集团军撤退或投降，并向指挥官保卢斯元帅下达一道臭名昭著的指令：“必须死守阵地，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你们的英勇坚持对于拯救西方世界将是永志难忘的贡献……”就这样，在他的固执和愚蠢下，285000名德军将士被蓄意送进了地狱和苏联人的战俘营。到了1945年春天，面对每天关于城市和人员损失情况的战况简报，希特勒总是与将军们产生严重分歧甚至对立，他就像一名传教士抨击妓院的邪恶和不道德那样，喋喋不休、声­色­俱厉地指责手下背叛、出卖了他。据有些目击者介绍，希特勒在­肉­体和­精­神上逐渐走向崩溃，几乎进入昏迷状态的他时不时发出一声声的嚎叫，他总是把诅咒的矛头对准古德里安这位德国陆军的总参谋长。2月13日，希特勒在听到一些不利消息后，再一次朝古德里安暴跳如雷。后者这样回忆道：

他站在我的面前，挥舞着拳头，气得脸­色­通红，全身发抖。暴怒之下，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完全丧失了自控能力。在每次发作之后，他都会在地毯边上走来走去，然后猛地在我面前停下来，指着鼻子继续恶毒地咒骂我。他几乎是在嚎叫，两只眼睛瞪得简直要蹦出来，额头上青筋毕露。

希特勒这次歇斯底里的大发作持续了两个小时，他的将军们局促不安地站在一边，不愿意也不能够打断他的诅咒。然而，即使阿尔伯特·施佩尔———最受希特勒赏识的人，他的“艺术家朋友”———也在不断地给他带来坏消息。在1月30日的备忘录事件之后，希特勒拒绝再次单独会见施佩尔。他告诉他的将军们：“他（施佩尔）总是告诉我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我实在忍受不了。”就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候，希特勒却在1945年1月19日下达元首指令，要求师级以上的所有指挥官都必须将所有的作战计划———无论进攻还是防守———向自己汇报，“他们必须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在他们作出决策时进行­干­预，必须确保我的反对意见能够及时传达到前线部队。”这道命令牢牢地捆住了指挥官们的手脚。到了3月中旬，西线美军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突破莱茵河，东线苏军也开始沿着奥得河集结兵力构筑阵地。在此情况下，希特勒和戈培尔才开始密切关注盟国下一步的动向。作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始终是希特勒坚定不移的信仰。他顽固地认为，正如《圣经》中上帝通过人类的自相残杀来“纯洁”世界一样，日耳曼民族的最终失败预示着世界末日来临前的大灾难，德国将和世界一起灭亡。在回答施佩尔3月15日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时，希特勒说道：“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由此可以看出，直到末日临近，游荡在希特勒骨子里的种族主义幽灵依然­阴­魂不散。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5)

其实很早以前，希特勒就曾在多个场合发表对于战争的看法。1944年8月，在接见地方各级纳粹头子时，希特勒就曾妄言：“如果日耳曼民族在这场斗争中被征服，就说明这个民族太软弱了。它无法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注定只能毁灭。”1934年，希特勒曾经这样描述这场战争的目的：

即使我们不能够征服敌人，我们也要拖着半个世界与我们同归于尽，不能让任何人打败我们……我们决不能够屈服！不，永远不能！如果我们被摧毁，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把整个世界一起带向毁灭，化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

1944年9月，在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希特勒签署了一道灭绝人­性­的“焦土”命令。按照施佩尔的说法，在这道命令中，“所有人类文明的成果，凡位于有可能被敌人占领的地区，都必须彻底予以摧毁”。这些成果主要包括社会基础设施，例如工厂、煤气厂、电力设备、电话交换机等；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文件信息，例如食物定量配给卡、婚姻和居住情况档案、银行账户等；粮仓也要予以摧毁，农田要放火烧掉，牲畜要全部杀光，绝对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纪念碑、宫殿、教堂、城堡、剧院、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统统要夷为平地。此外，在上述地区生活的德国民众必须根据命令进行迁移，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生活在沦陷区里。1944年9月7日，纳粹党报的一篇社论鼓动民众：

对于敌人，绝不能把任何一棵日耳曼人的麦穗留给他们食用，绝不能有任何一张日耳曼人的嘴巴向他们通风报信，绝不能有任何一只日耳曼人的手臂伸出去帮助他们！将他们面前的每一座桥梁摧毁，每一条道路堵死！除了死亡、灭绝和仇恨以外，让他们什么也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