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命令，这项政策将由纳粹党的各级机构、国防委员会和纳粹国防军共同实施。希特勒还特意补充道：“所有的指示，凡是与本命令相抵触的，均告无效！”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在3月15日的备忘录中，施佩尔试图保存德国人民在战败后起码的生存基础。如今，希特勒的这道指令显然是专门针对施佩尔的这种努力下达的，他在3月18日晚上曾经告诫施佩尔：

没有必要考虑为这个民族维持一种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亲自动手把这些东西摧毁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而未来只会属于那些强大的东方民族。况且，在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只不过是一些劣等货­色­，真正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3月23日，希特勒的心腹秘书马丁·鲍曼同样签署了一道野蛮的命令，要求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劳工和战俘，全部徒步迁移到德国中部地区，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当时，如果该命令付诸实施的话，必将导致不堪设想的悲惨后果。

在希特勒团伙最后导演的这场噩梦中，由于一些良知尚存的德国军官，尤其是施佩尔的非凡努力，德国人民最终得以幸免。当时，在确信希特勒已经彻底丧心病狂之后，施佩尔立即行动起来。一连数日，他乘飞机、驾车或者打电话到全国各地，四处劝说纳粹党的各级机构、省市官员不要理会希特勒和鲍曼的命令，或者至少不要立即付诸实施。在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各级官员们或由于确信战争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丧失理智，或仅仅由于组织混乱，使得施佩尔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杜塞尔多夫，一贯死心塌地的当地纳粹党机构这一次却没有执行放火焚城的命令，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会被愤怒的民众撕成碎片。事实上，据美军士兵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詹姆斯·奥唐奈介绍，在德国西部边境附近，有许多村镇组成了平民委员会，前往当地的纳粹“国防军”驻地，请求他们发发善心主动撤走，以便让这些村镇能够和平地落入盟军手中，不要招致流血或死亡。

在柏林，人们的情绪却截然不同。由于每天接受纳粹政权连篇累牍的宣传灌输，以及亲眼目睹了那些潮水般涌入柏林的东部难民们的悲惨遭遇，柏林市民对苏联人产生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恐惧。他们将对方看成嗜血成­性­的“蒙古恶魔”，通过折磨和虐待手无寸铁的平民来寻求极大的快感。在柏林民众中间流传着极其恐怖的谣言，譬如苏联人用火焰喷­射­器将神甫们活活烧死，对修女们进行轮­奸­后强迫她们­祼­体游街，还将活人的舌头残忍地钉在桌子上。然而，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广为流传的谣言又因为苏联红军自身的宣传活动而更是甚嚣尘上。其中，最为可怕的是伊利亚·埃伦伯格撰写的一篇反纳粹的宣传文章，他在文中慷慨激昂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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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6)

日耳曼人是一个女巫，我们踏上了她的土地。如今，日耳曼的城镇正在熊熊燃烧，我欢呼雀跃……日耳曼，你这个邪恶的女巫，你就在死亡的舞曲里旋转吧，燃烧吧，哭泣吧！报应的时刻来到了！

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1)

柏林战役是苏联红军对纳粹德军的最后一击。根据当时的作战习惯，备战工作通常由专门的军事指挥层负责，而苏军的备战任务也就由朱可夫、科涅夫及其参谋机构共同完成。他们都意识到德军绝不会轻易放弃一寸领土，很多情况下还会顽抗到底，直到最后咽气。

无论是沿着奥得河和尼斯河集结的苏联红军，还是他们的指挥官，最大的愿望就是攻克柏林，彻底征服纳粹德国。这种愿望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几乎压倒了一切。虽然他们早就对战争感到了厌倦，但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激励着他们，那就是攻下柏林，把红旗Сhā到“第三帝国”国会大厦的顶端，彻底粉碎纳粹分子所鼓吹的“日耳曼民族是天生的优等种族”的谬论。朱可夫元帅曾经这样描述苏军的作战热情：“我们全体将士斗志昂扬，都希望亲眼看到攻克柏林的那一天。这同时也是我的愿望，我全身上下都洋溢着这种热情。”

19世纪末，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在沙皇军队的骑兵部队服役，以一名骑兵的身份开始了他漫长辉煌的军旅生涯。1917年2月，俄国革命第一阶段拉开帷幕，朱可夫所在的诺夫哥罗德“龙骑兵”第10团很快站到了主张激进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边。接下来，根据上级的命令，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需要选出参加团苏维埃的代表，同时选出本连的士兵委员会。结果，大家一致选举朱可夫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朱可夫不但讲话鼓舞人心，而且身先士卒，对于作战行动具有一种天才的决断能力。他是个非常有主见的指挥官，除了对部属取得的优秀战绩表示赞赏和祝贺外，他从不随意赞同任何东西。他具有令部属既敬畏又忠诚的品质，同时又十分关爱和体恤下属。这些优秀品质使他在红军中担任过很多职务，并且不断得到提拔和重用。由于他的早期成功以及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优异表现（1936年赴西班牙任苏联军事观察员），他在1936年获得苏联政府最高奖赏“列宁勋章”一枚。1937—1938年，苏联国内掀起了血腥的“大清洗”运动，红军各级军官受到迫害，部队遭受重创，朱可夫幸免于难。1939年夏，朱可夫调任远东第1集团军司令，指挥苏军在满蒙边界附近同日军进行短期交战，围歼敌重兵集团，因此再次脱颖而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起“巴巴罗萨行动”，朱可夫被提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同年，他指挥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1943年7月，他在库尔斯克指挥了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坦克会战，成功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反攻。1944年夏，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亲自策划并指挥了“巴格拉季昂”战役，在白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作战，一鼓作气将德军赶出苏联国土，并从此踏上了长途追击德军的征程，一直进逼柏林。1944年11月，朱可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协同作战，合力进攻柏林。

进攻柏林的另一支先头部队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至少从出身上讲，朱可夫和科涅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朱可夫从普通一兵­干­起，历任各级军事指挥官，一直达到军事生涯的巅峰。而科涅夫最初在红军中历任各级政治委员，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安全事务。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才由一名政治主官改行为军事主官。科涅夫口齿伶俐，擅长政治和外交，在政治领域总能够应付自如。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朱可夫相比，或许更称得上是一位善于把握全局的战略分析大师，而朱可夫则是一个战场上的战术家。他们在其他方面非常相似：都雄心勃勃，但相互嫉妒；都曾连续三次获得国家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此外，他们还都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样事必躬亲，深受部属们的爱戴和敬重。

早在1945年4月初莫斯科会议最终确定进攻柏林的方案之前，朱可夫就已经认识到，与柏林城直线距离60公里的屈斯特林对于任何进攻都至关重要。希特勒将屈斯特林确定为要塞城镇，在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配备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要求德军守备部队死守到底。这个小镇共居住16800人，其中守军就占到了10000人，包括当地900名的“国民冲锋队”。事实上，这里部署的人员几乎囊括了德国武装部队的各个军兵种，如纳粹国防军、武装党卫军、防空部队和警察部队等，还配置了大批重型武器：102门火炮、30门高­射­炮、25辆自行火炮、50门迫击炮和10辆“卡秋莎”火箭炮（德军称之为“斯大林的管风琴”）。时任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的瓦西里·崔可夫上将曾经这样描述摆在苏军面前的困难：

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2)

屈斯特林坐落在由奥得河和瓦尔塔河冲积而成的一个小岛上。春季的洪水淹没了所有通向该岛的通道。由周边地区进出这里的惟一路径只是几条沟渠和几条呈扇形的通向柏林、法兰克福、波兹南和斯德丁的道路。毫无疑问，敌人早就严密地封锁了这些道路。德国人在这些沟渠内和堤坝上到处挖掘防空壕、堑壕和交通壕，修建碉堡，架设铁蒺藜，布设雷区。在战斗中，我方的突击分队设法接近敌军的防御工事，双方用手榴弹和反坦克火箭筒互相攻击，几乎没有停止过。由于路面非常狭窄，只要有一辆坦克被击毁在路面上，其他坦克就无法通过。

无论如何，屈斯特林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军事目标。但它确实又是苏军对柏林发起进攻的最理想的出发地。

2月初，苏军在屈斯特林两侧的基尼茨和格里茨分别构筑了一个桥头堡，对屈斯特林构成夹击之势。从2月份一直到3月上旬，朱可夫的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69集团军多次尝试彻底合围该小镇，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但均未能获得成功。德军第21装甲师和第25装甲掷弹兵师（2月9日以后）成功地维持着一条进出小镇的3公里～5公里宽的走廊。虽然该条走廊只在夜间供坦克部队通过，但它对于保持屈斯特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迅速陷落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22日，戈特哈特·海因里希接任德军“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官。也就在这天，苏军在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下，终于将屈斯特林团团包围。在战斗中，苏军共有116辆坦克被德国第9集团军击毁。

一周后，屈斯特林完全落入苏军之手。自2月份以来，苏军多次用火炮、迫击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对这个小镇进行毁灭­性­的轰击，多次尝试进攻，其中有两次还动用了充气艇。3月8日，苏军攻克工业小镇新施塔特，俘虏了大批德军。残余德军在撤退途中，炸毁了横跨瓦尔塔河的通往重兵把守的旧施塔特的桥梁。3月27日，德军发起反攻，企图解除苏军对旧施塔特的包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当天，苏军搭乘橡皮艇和驳船横渡洪水泛滥的瓦尔塔河，从东南部攻入旧施塔特。德军指挥官莱尼华斯致电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请求其准许自己放弃该小镇向后方撤退。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况大发雷霆，下令解除古德里安的陆军总参谋长职务，同时下令逮捕莱尼华斯，将其送上军事法庭。迫于希特勒的压力，防守新施塔特的德军不得不硬着头皮坚守了一天时间，与苏军在奥得河上的这个要塞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随后，德军指挥官们在仔细分析了希特勒的命令———除非士兵自愿放弃阵地，否则不得擅自撤离阵地———之后，在私下里达成一致，决定放弃该阵地向后方突围。3月29日晚23时，上述德军开始突围。1318名德军，包括莱尼华斯本人和118名“国民冲锋队”队员在内，成功突破苏军6道阵地，回到己方一侧。剩余的135名“国民冲锋队”队员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最终向苏军缴械投降。最终，为了防御和救援屈斯特林小镇，德军大约5000人阵亡，9000人负伤，6000人被俘。苏军5000人阵亡，15000人负伤。但无论如何，朱可夫最后还是在奥得河西岸夺取了一个进攻柏林的最佳落脚点。

就在苏军攻克屈斯特林的当天，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同斯大林一道商讨进攻柏林的作战方案。4月1日，朱可夫和科涅夫会见了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成员。

“究竟谁将攻克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斯大林巧妙地询问。紧接着，他又表示希望红军最迟在5月1日攻入柏林，他强调指出，这一天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盛大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因此，必须在4月16日之前发起进攻，力争在12～15天内结束。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Ａ.Ｉ.安东诺夫将军介绍了柏林战役的基本作战方案，决定在一个宽大正面上对柏林实施大规模攻击：苏联红军3个方面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包抄柏林，粉碎德军逃往南部阿尔卑斯山脉防御工事的企图；同时，加大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境内德军的压力，防止其回师柏林解围；苏军攻城部队将首先突破德军外围防御，将其分割包围而后逐个歼灭。根据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成功经验，必须在柏林外围歼灭德国第9集团军，从而避免出现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残酷的巷战。一旦突破柏林的外围防御，苏军将很快攻克整座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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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3)

这套作战方案和朱可夫早先同斯大林讨论的方案非常相似。1944年11月，斯大林特意指定由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担负攻克柏林的光荣任务。当时的作战方案详细列出了各参战部队作战区域的分界线，惟独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提供了一条进攻柏林的笔直的路线。安东诺夫和其他国防委员会委员认为，柏林是一个大型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防御体系固若金汤，进攻柏林的战斗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巷战，因此，仅仅依靠一个方面军的兵力恐怕难以拿下。科涅夫极力赞成这种意见。他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被赋予的任务是，肃清柏林南部地区，摧毁在科特布斯附近的德国第4装甲集团军，然后朝西北方向推进，前出到易北河和德累斯顿。他极力反对早先制定的不让他的部队参与进攻柏林的方案，极力要求自己至少应该有1～2个坦克集团军直接向柏林西南郊区进军。在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之后，斯大林看了一下地图，默默地擦掉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吕本到波茨坦之间的进攻界限，给科涅夫留出一个通往柏林的65公里宽的突破口。随后，他抬起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爱将们说：“谁先突进到柏林，谁就攻占柏林！”紧接着，他要求科涅夫拿出一个机动灵活、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确保近卫坦克第3和第4集团军能够从南部郊区向柏林市中心发起进攻。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斯大林风格的方案———让手下的指挥官们在作战过程中相互竞争，激发他们的潜力和灵感———或许也是惟一合理的军事方案。

前沿突破 殊死搏杀泽洛高地(1)

4月16日黎明前数小时，大规模进攻终于开始。苏军首先进行了战争开始以来最为猛烈的炮火准备，但落在德军阵地上的炮弹并未造成太大的杀伤。由于准确预测到了苏军可能采取的行动，海因里希将军早已下令德军从前沿阵地上撤了下来。

海因里希将军非常了解他的对手。朱可夫对于这场由自己指挥的最大规模的战役并没有太大创新，他基本上沿用了苏联红军经常使用的一种进攻战术：首先出动战斗侦察部队探测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炮掩体情况，为随后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但是，这一战术意图却被他的机智高明的对手海因里希敏锐地捕捉到了，后者据此准确地判断出：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将在未来48小时内打响。4月14日，星期六，在整整一天里，朱可夫的前沿主力突击部队———第47集团军、第3突击集团军、第5突击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的加强步兵营———对德国第9集团军阵地发起了数次佯攻，实施战斗侦察。在少量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他们向着5公里外的泽洛高地进发。在战斗中，他们成功地绘制出了一些布雷场地图，还摧毁了德军的一些火力系统，但是，无论是朱可夫还是他的下级指挥官都没有认识到：德军的第二道防线才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德军并没有被苏军的佯攻所蒙蔽。据被俘的德军士兵交代，指挥官告诉他们，苏军在一两天内不会发起大规模进攻。

人们通常认为柏林战役是在4月16日凌晨发起的，但实际上早在前一天的夜间就开始了。4月15日夜幕刚一降临，苏联空军第4和第16集团军的战机就开始猛攻德军第一道防线。20时30分刚过，海因里希将军，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突然停住他在战地指挥部里的脚步，据一位随从参谋回忆：“他好象突然闻到了最准确的气息！”海因里希告诉他的参谋：“我断定攻击将在明天凌晨开始。”他给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将军下达了一个简短的命令：“立即撤退，坚守第二道防线。”然而，并非所有的将军们都赞同放弃前沿阵地的命令。许多人认为，在战斗即将打响前撤退的做法非常不恰当。对于这种抱怨，海因里希粗暴地反驳道：“在钢铁厂，一个人是不会把脑袋放在夹板锤下的，他会及时地把脑袋收回来。”在夜幕的掩护下，德军主力部队顺利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仅剩下一小股部队仍然留守在构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阵地上。

几乎就在同时，苏军部队开始集合，聆听上级发表的战前动员讲话。在热情洋溢的演讲中，政治委员们将打倒德国法西斯的最终目标与发扬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联系起来，呼吁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保持和发扬同志间的阶级友爱­精­神。最后，红军将士们在红旗下面轮流宣誓，表示将坚决为理想和荣誉而战斗。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瓦西里·崔可夫上将这样描述：“从下面看上去，列宁的脸就好像活在战士们高高擎着的红旗上，仿佛正在召唤我们与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斗。”

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每个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当凌晨4时的钟声敲响时，根据朱可夫的命令，40000多门野战炮、迫击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同时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声，数百万发炮弹和火箭弹（100000多吨）朝着德军阵地喷涌而去。参加过这场战斗的人们曾经这样描述：猛烈的枪炮声震耳欲聋，8公里外的森林和村庄几乎被钢铁碎片撕裂了，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此期间，苏联空军进行了数百次的空中突击，与地面火力准备同步进行，持续了将近半小时。临近火力准备结束前数分钟，夜空中升起了数千枚五彩缤纷的信号弹。根据这一信号，红军女兵们­操­作的140多部间距为200米的高能探照灯一下子亮了起来，上千亿度的电光照亮了战场，不但把敌人照­射­得头晕目眩，也为苏军照明了攻击目标。朱可夫后来写道：“在我们面前，泽洛高地完全被照亮了，一幅充满魔力的画卷展现在我的面前，它是如此迷人。可以说，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红军报》记者谢尔盖·戈尔波夫上尉的报道中这样描述战斗场面：“在空前猛烈的炮轰中，红军将士们的战斗热情空前迸发出来，他们高声呐喊着向前冲锋，不论手中拿的是什么武器，即使没有看到目标，仍在向四处扫­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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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突破 殊死搏杀泽洛高地(2)

就在密集的火力准备继续进行的同时，苏军机械化部队和步兵接到命令开始进攻。数十万红军将士在呐喊声中越过奥得河，向泽洛高地发起冲锋。在奥得河东岸，等待渡河的苏军将士斗志昂扬。但在许多地方，由于桥梁和渡口堵塞，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开始使用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譬如小船、桶、木块、树枝等工具，准备涉水过河。还有人背着武器和装备，直接跳进河里游向对岸。据戈尔波夫上尉回忆：“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的大个子直接游泳过河，他的身后竟然拖着一只小船。”尼古拉耶夫原本是一名医师，“他很有可能被留在后方的战地医院，但为了参加战斗，他什么也顾不上了。”

除了零零星星的机枪声外，德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反击。因此一开始，进攻非常顺利。在首轮炮击结束30分钟后，崔可夫用无线电话向朱可夫报告：“近卫第8集团军已经拿下第一个目标！”站在崔可夫的指挥所里，朱可夫元帅完整地观看了从屈斯特林桥头堡发起的第一阶段攻击行动。对于部属们的初步成功，他给予了热烈的祝贺。

但是，这位元帅的轻松心情很快便烟消云散了，恼火和挫败接踵而来。在距离泽洛高地两公里处，攻击行动陷入了困境。在回忆录中，朱可夫曾经表示自己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只不过是探照灯出了一点问题。当时，下级指挥官们纷纷向朱可夫报告，突击部队所需的光线太暗了。崔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光线太暗给许多部队的行动造成极大的不便，他们只能在奥得河谷地里停了下来，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一位指挥官安德烈·格特曼将军向尼古拉·波皮尔中将———朱可夫的参谋部成员、历史学家———抱怨道：“探照灯不仅未能迷惑敌军主力部队，反倒使我军坦克和步兵全部暴露在德军炮手的眼皮底下。”在其他一些地段，探照灯­操­作员得到的命令却是熄灭灯光，但这一命令立即又被高层指挥官的命令撤销。在这些互相矛盾的命令下，战场上出现了荒诞离奇的灯光闪烁的现象。

同样，其他一些问题也影响了苏军的进攻速度，例如泥浆、沼泽地以及因洪水冲刷和灌溉形成的纵横沟壑，其复杂程度比预料的要大出许多。许多自行火炮和机械化车辆陷入泥浆，远远地落在后面，进一步加剧了交通混乱的局面。这些车辆在泥浆和水中拼命地转动车轮和履带，但毫无用处，很轻易就成了德军炮兵的攻击目标，有数辆坦克被彻底击毁。最大的障碍是泽洛高地前方的运河，横跨运河的几座桥梁刚好在德军炮火的覆盖之下。同时，河岸过于陡峭，不适于机械化车辆通过。再加上春季解冻，地表蓬松，车辆很难进行机动。最终，在距离进攻出发地大约公里处，崔可夫的部队不得不完全停滞下来。

崔可夫报告进攻被迫停止，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性­情急躁的朱可夫闻讯后暴跳如雷：“见鬼！你说什么？你的部队受阻了？”当镇定的崔可夫将军进一步解释所遭遇的一切时，据波皮尔回忆，朱可夫毫不掩饰地用最地道的农民的语言，大发雷霆。当然，朱可夫非常清楚，要想在很短时间内攻克柏林这样的大城市，势必面临难以想像的巨大困难。但是，他承受着来自斯大林的更大压力，而他的一贯做法就是将这种压力转移到下属身上。当然，朱可夫大发雷霆的原因远非如此，他完全没有料到苏军这么快就遇到了困难。他和参谋部其他成员都曾希望，通过首轮火力准备就能够摧毁德军的主要防线，在敌人来不及组织起任何有效反攻之前，夺取泽洛高地并突破前沿阵地。如今，形势已经非常明朗：德军已经判断出了苏军的战役企图，及时地撤走了大部分兵力，躲过了苏军的猛烈空袭和炮击，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对此，第3集团军司令瓦西里·库兹涅佐夫悲观地说道：“我们的炮火打击了除敌人之外的所有一切。”

与此同时，海因里希同样非常清楚自己当前的艰难处境。在柏林北部舍讷瓦尔德森林的第9集团军群的指挥部里，他与集团军司令巴斯将军一起研究来自前线的报告。对于苏军的猛烈炮火准备，尽管巴斯早已预见到它的猛烈程度，但当真正的攻击开始后，他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引用他的原话就是“史无前例的可怕”。当前线的第一份报告到来时，指挥部里的许多人都认为己方前沿阵地已经完全被毁。但事实证明，海因里希的方案非常奏效：在法兰克福的德军守备部队甚至对苏军发起了反击，并将他们赶了回去。第9集团军的一些指挥官报告，敌我兵力相差悬殊，几乎达到10∶1的比例。巴斯手下的一个师长报告说：“敌人成群结队地向我们扑来，一波接着一波，简直不要命了。我们用机枪拼命地扫­射­，敌人纷纷倒下，战场上血流成河。我的手下就这样战斗着，一直到弹尽粮绝。我不知道这样还能持续多久。”但是，海因里希明白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没有足够的人员和武器，根本无法对付如此众多的敌军。如今，在暂时压制住了朱可夫的攻击后，海因里希想知道南部的科涅夫和北部的罗科索夫斯基的进展情况。这个答案不久后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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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突破 殊死搏杀泽洛高地(3)

凌晨5时，就在朱可夫下达进攻命令一小时后，科涅夫也命令乌克兰第1方面军发起进攻，强渡尼斯河。经过猛烈的炮火准备后，攻击行动正式发起。但科涅夫并未像朱可夫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地毯式轰炸，他的炮兵部队根据所掌握的德军防线和坚固支撑点的确切位置，对这些目标进行了定点清除。其他一些炮兵则为进攻部队开辟一条通道，以便大部队在渡河后能够顺利推进。为了掩护苏军部队在黎明时的军事行动，科涅夫派出一支配备有特殊装备的伊尔－2型战斗轰炸机编队在尼斯河上超低空飞行，释放出厚厚的一层白­色­烟雾。这时，德军防空炮火开始­射­击，但不太密集。苏军战机在河谷上空50英尺高度上下盘旋，在400公里长的尼斯河两岸形成了一道烟雾地带。科涅夫计划以布赫霍尔茨和特里贝尔为中心，在大约80公里宽的正面上发动攻击。如果烟幕能够奏效，德军将无从得知苏军具体从何地发动进攻。幸运的是，自然条件当时对苏军非常有利，空气­干­燥，微风习习，风速只有米／秒，苏军制造的人工烟雾不至于很快消散。再加上一些被炮火引燃的森林和村落所产生的黑烟，整个烟幕的浓度和高度恰到好处，非常适合苏军渡河的需要。

经过40分钟的有针对­性­的地面和航空火力准备，科涅夫下令部队开始渡河。浓烟遮住了德国人的观察哨，苏军从150个渡口发起进攻。第一梯队搭乘突击艇冲向河对岸，身后同时拖带着便携式的桥梁设施。战斗工兵们勇敢地跳入齐颈深的河水中，把桥身连接在一起，同时还争分夺秒地搭建了多个人工渡口。早晨6时刚过，先是自行火炮和85毫米口径反坦克炮，紧接着是坦克和大批步兵通过桥梁和渡口抵达对岸，对刚刚夺取的西岸桥头堡进行巩固。这时，烟幕开始逐渐散去，苏军基本实现了作战目标。7时35分，苏军已经夺取150个渡口中的133个，并开始正常运作。科涅夫得到报告称，普霍夫将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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