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答：“理应如此啊。”

他说：“你家那边的老师是怎么样的？”

“他们？完全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但凡课文说得明白，已算尽责了。”

我说：“阶级分得好明白，否则，学生恐怕倒霉，这是中学，大学不得而知，看来也绝不民主。”

“你觉得哪种制度好？”他极有兴趣。

“我不知道，”我老实地说，“这里的学生太放肆了，我觉得。我读的中学是很好的，老师也待我客气，只是几个英籍老太太很作威作福。”

“我代她们致歉。”纳梵先生笑说，“只是你别太拘谨，有什么想说的，不要犹疑。”

我点点头。

我跟他说话，老是有点口吃。

罗莲说：“他好做你爹了，你几岁？”

“二十岁了。”

“可不是？他起码三十八。”罗莲说，“看上去倒是很年轻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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