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该在这样的时节看沈从文的，是初冬的季节，又下着淅沥的小雨，且是晚上，窗外的路灯比平日­阴­暗了许多，轮廓倒清爽了。只是冷，因为我看到的是那个准备远离文学创作的背影，孤独而倍受煎熬。

忽然想到了顾城。那个曾经徘徊在奥克兰岛上的忧郁青年，他，也孤独。

这样的两个时刻，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危机。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4月2日，妻子张兆和在给沈从文姐姐的信中这样说。那时，沈从文已经“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事实上，还是在3月早些时候，沈从文的儿子龙朱看到他把手伸到电线的Сhā头上，龙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Сhā头并把父亲蹬开，才避免一场惨祸。

可以肯定地说，沈从文没有疯，张兆和说“他一切很正常脑子，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

对于这样一段公案，喜欢历史和文学的人都很清楚。1948年11月，沈从文拒绝了北大校方送来的直飞台湾的机票，选择了留在北平。尽管他已知道，“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但他还存着一份侥幸，以为最不济做个教师，或者去研究文物和美术。

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郭沫若在当年3月写的《斥反动文艺》大字报，在这篇后来影响了新中国文艺生态极深的定论式文章中，郭沫若很诗意地用红黄蓝白黑给当时的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沈从文被列为美艳却俗气的“桃红­色­”。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作为新中国文艺界最高官员出现的郭沫若之所以有这样的气魄，不但因为沈从文一贯主张和践行的独立于政治的创作观点，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沈从文在1930年公开发表的《论郭沫若》一文中，对这位比自己年长10岁的大人物做了很“放肆”的批评，说郭沫若“创作是失败了”，“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

这样的批评，岂是沈从文之辈对无论是大革命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领*人物加以放言的？

沈从文的悲剧就始于此。

也正是因为郭老先生的定­性­，沈从文在家也倍受冷落。夫人张兆和在华北大学接受新思想的教育，无暇顾及他的生活；两个儿子在学校受激|情的感染，回到家对这个落后的父亲严词辩论和批评。创作上，他已经停止了，只能躲在故宫，与那些前代的旧衣服为伴。

他给同样炙手可热的丁玲写过信，以为凭借当年胡也频去世后护送她还乡的旧情，丁玲会援以玫瑰之手。当一切化为泡影之后，他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陪伴他终生的两个女人身上，一是《边城》里的翠翠，那毕竟是一个梦；一是自己视为“小妈妈”和“三姐”的妻子张兆和。妻子的远离，让他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如同一个需要撒娇的孩子却找不到对象，他在内心承受太多的孤独和悲凉之后，不得不选择自杀。连“向人民投降”和“向人民学习（沈从文自语）”都不得，在那个激|情和疯狂交加的年代，消失，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我一点不怀疑芒克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顾城在姐姐顾乡的陪伴下第一次去《他们》诗刊社送诗稿的腼腆和害羞。顾城的父亲顾工在说到顾城的时候，念念不忘的是顾城小时候从窗台下掉下去的情景，“那一次，他摔坏了脑子”。以后的顾城在邂逅同样是诗人的谢烨后，一切的生活全部仰仗了她，即使是夜半，他按照习惯喝水，都是谢烨给他喂水。

谢烨之于顾城，其角­色­就是母亲加姐姐，包括后来顾城去瑞典和新西兰，照料他一切的，都是谢烨，她牺牲自己很有前途的诗歌创作，目的只有一个，让顾城成为一位大师级的诗人。

然而，一个叫英子的女人在新西兰的出现，打破了谢烨对顾城的崇拜和慈爱。再宽容的女人，也无法容忍自己的卧塌，有另一个女人酣睡。大鱼的出现，仅仅是谢烨离开的一个借口，我知道，在内心深处，只有顾城，才是她的唯一。她的离开，与其说是对顾城的远离，勿宁说是对顾城的爱护。

那一刻，她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然而，在那颗大橡树下，失去了女人庇佑的顾城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最后一次对女人的撒娇和依偎——他举起斧头，砍死了谢烨，并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多时候，外表越是坚强的男人，内心越是脆弱，何况是文人。如同女人对男人的呵护和慈爱一样，母­性­的光辉照耀的，永远是男人的脆弱和无助。一旦母­性­流失，男人不是落魄，便是极端。

有人说，女人有两个儿子，一是孩子，一是丈夫，除了不在一起喂­奶­，他们永远是争怀的。所以，女人与男人的这种非血缘­性­呣子关系，无关尊严，事关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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