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不惊的几天。对于回到我自愿撤出的奢华旅行世界，我当然甘之如饴，但我还是怀念贝尔法斯特生气勃勃的日子。这里的其他客人大多是肥硕老头，为体态袅娜的年轻女郎所簇拥，要吊上什么人实在不容易。我喝­鸡­尾酒，看书，想贝尔法斯特，直到返程那天。

第二次旅行更带个人­性­质。除了母亲跟我频频交流之外，我跟家里所有人距离越来越远。事情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我给家里打电话前会先打母亲的手机，免得她挨父亲骂，迪恩也不至于觉得被忽略而受到伤害。跟母亲我总有许多话要说，但实质­性­内容却少之又少。我们会小心翼翼谈一会儿我最近那份“待遇极好的IT工作”，然后放松下来，聊旅行、聊巴特菲尔德。

我无法带母亲去贝尔法斯特，万一在那里碰上某个朋友，两个人聊上劲，我的谎言就肯定穿帮。最后，我终于说服了她，来伦敦和我过一个晚上。令人激动！要知道我好长时间没见到她了，而且这也是一次机会，可以向她显示我如何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取得不小成就。

我必须显示以前所有的麻烦事已离我远去。为此，我在克拉里奇酒店订了两个房间。几年前我在这里住过一次，相信这家酒店一定会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为她订了前往希思罗的机票，解释说我自己因为参加这样那样的旅客计划而能享受一些飞机里程，可以自己飞过去。我还给她寄了一张乘希思罗特快火车去帕丁顿的车票。

母亲很不爽我不去机场接她，但我解释说我的航班是飞盖特威克机场，没时间再赶去希思罗。当然，原因其实是另一码事：希思罗机场有一位探长成天想着以信用卡猖狂诈骗为罪名逮捕我；我的说辞更适合母亲一些。

我倒是真的飞盖特威克了，但留出了半天时间，赶在母亲抵达前把克拉里奇酒店安排好。我决定自己住套间，而妈妈住高级双人间，做出这一管理决策的理由是我更能领会套间的价值。住宿费是用现金付的。

套间内，我躺在有四根柱子的豪华大床上，欣赏着室内的奢侈布置。百叶窗拉了下来，我翻身下床按电灯开关，但什么反应也没有。我拿起电话打给母亲，但她一定还在飞机上，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留言。我正要留言，只听一记脆脆的敲门声响起。

即便我已老于此道，即便我是用现金付的房费，敲门声还是让我心蹦到嗓子眼儿，身体也一下子僵住了。片刻停顿之后，又是一记敲门，而且门把手跟着转了起来。

门打开，一个男侍者走进来，恭敬地半弯着腰。我勉强挤出一声：“什么事？”

“卡斯特罗先生，请问如何为您效劳？”

“嗯，对不起？”我有些困惑，马上怀疑这可能是一次非典型警察行动。侍者打了个几乎不为人觉察的手势，示意我肩后某个地方。我转过身，却什么也没有，然后才看到刚才按过的开关。

“真不好意思，伙计，我以为那是电灯开关。”

“当然。”他的耐心似乎好得过头，转身退出。

我躺下来，喘着粗气。虽说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却有一股怒火攻上来。我好不容易营造了一个安全小窝，在贝尔法斯特过得这么舒服，实在不该冒险惹酒店雇员生疑。不值得。但这次旅行却值得，而且非按原定计划行事不可。如果让我编写自己被捕的脚本，最最恶心的一种就是把母亲牵扯进去。

我从房间的小冰柜拿了杯酒喝，但心里还是惴惴不安。最恼火的是我登记入住时用了真名实姓，虽然付的是现金。我不想在和母亲走过前台时别人用假名叫我。但回头看，这是个错误，我担心酒店会接到要求确认我是否入住这里的电话。

可现在去改名字已经太晚。不过我想到一个主意，既能掩人耳目，又容易实行，可以让我放下心来。我戴上雨果波士太阳镜，来到前台，在远处晃悠，直到前台经理注意到我。我歪了歪头，他立刻赶过来，听我压低声音开口。

“不知怎么回事，有人打电话找卡斯特罗先生，电话转到了我房间。”

他等着我说下文，但我打住了。他张开口，又合上。于是我继续。

“有人应该告诉过你，我想隐姓埋名住在这里。”

他放了心：“哦，当然，我可以为您安排。用什么名字好呢？”

“对不起？”

“您想让人们用什么名字称呼您？”这有点出乎我意料，但我心情正好。

“皮诺曹先生，”我说，“就用它了。”他眼睛也没眨一下。

“没问题，先生，”他“啪”地一转身，退了下去。

我走向电梯，门刚在身后关上，就放声大笑。回到房间我又倒了杯酒，然后用手机拨打克拉里奇酒店。对不起，酒店没有名叫艾略特·卡斯特罗的客人。我等了一会，喝­干­酒，又重拨。

“请接皮诺曹先生。”少顷，座机响起，我用手机和房间的座机通话，又一阵大笑。下楼去前台的路上、打车去帕丁顿车站时，我都在给皮诺曹先生打电话，一口美国口音，而且透出要务在身的样子。别说，还挺管用，对马上要在帕丁顿与母亲相见，我不感到那么紧张了。

我找到母亲这趟车停靠的站台，车正好进站。一开始她挺拘谨，但在前往克拉里奇酒店的出租车里我和她聊起最近的旅途见闻，她渐渐放松下来。进得酒店大门，母亲挽着我的胳膊穿过大厅，一双鞋在克拉里奇著名的棋盘图案大理石地板上敲出阵阵脆响。经理绕过办公桌迎上来。

“这是我母亲，”我告诉他。

“很高兴见到您，卡斯特罗夫人，”他答道。意识到说漏了嘴，全身立刻绷紧，转向我，但我把话题岔开了。

“有人打电话找我吗？”我问道。

“是的，有几个电话，转到您房间了。”

“好极了。谢谢，”说完，我领着母亲上电梯。从镜子里，我瞥到她开心地往我这边看，但我回看时，她又隐藏起自己的兴奋。我把房间钥匙给她，让她放好行李就来找我。

走了一小段路，我们来到邦德街，我最美好的梦幻之旅就此开场。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正是它帮助我熬过了监狱里的漫漫时光，熬过了睡廉价床位、吃简陋早点的许多个夜晚，那就是：一定要带母亲到富可敌国的邦德街，告诉她，无论看中什么，就随便买吧。我想象着当我告诉她只要喜欢，钱不是问题时，她那欣喜的表情，还有女售货员感激涕零的笑容。

但实际上，我几乎连哄带骗才把妈妈弄到商店里，而让她选购东西，那是门儿都没有。

她瞟着满架华服，斥责说：“这不是抢人嘛！”我又是辩解、又是恳求，告诉她我最近拿到一笔丰厚的奖金，她想买什么都付得起。最后她终于心平气和了。

她说，“是这样啊，那倒满不错，”这是阿伯丁人表示激动的方式。我赶紧招呼售货员过来。回到克拉里奇酒店时，她手里已经拎着好几个体面的袋子。我请母亲回房稍事休息，准备一会儿出去吃晚餐。本打算去克拉里奇酒店的戈登·拉姆塞餐厅，但运气不佳，餐厅满座，神秘莫测如皮诺曹先生也难觅一席之地。

没办法，我们去了拐角处一家价格昂贵的餐厅。饭菜丰盛之至，我们聊起家里、聊起巴特菲尔德，几乎什么都聊到了，唯一不提的是我靠什么支付的整个这次伦敦之行。妈妈说得很少，后来­干­脆一言不发，低头看着盘子，偶尔才应一两声。

我说起最近参加一个IT研讨会碰到的好笑事情，试图挽回气氛。妈妈突然抬起头，我一下哑巴了。泪花在她眼里打转。

“别说了，”她说。现在我明白她为什么不肯跟我四目相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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