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们，我一心一意为国家为集体，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没有罪，死后总有人为我说话哩！”
当家属推门出来时，电梯已经在12层守候一个多小时了。开电梯的女同志摸了摸骨灰盒，呜呜地哭了：“我，我这是最后一次为陈老开电梯了。”她哭得浑身颤抖，摸不着启动的按钮……
附录
一、回忆父亲陈永贵 陈明珠263
二、陈永贵讲话摘编 287
三、陈永贵生平年表 314
四、今日大寨 318
主要参考书目 333
后记 334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止无休的奋争。传记中人的生涯，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的膝上休息一会儿吧。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就在他们的行为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法］罗曼?罗兰
序一
春梅：
你好!
我向你表示真诚的祝贺，你不愧是陈永贵书记的好孙女儿，你辛苦了!
我朝思暮想着能有一天见到一本真正能展现陈永贵本来面目的书，今日终于见到了。这几天我忙里偷闲，关起门来一鼓作气读完了你的全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写得好，写得真好！读这本文稿不多会儿就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深邃奥妙的时代。我是你爷爷一手培养长大的，那个年代的我是那么单纯，那么活泼，那么爱干事，就是有一位尊敬的长辈支持着我，帮助着我，教我步入了社会。踏着老书记的脚印，一事一事地做，一步一步地走，正如大家所说，郭凤莲比过去成熟多了。
今日，继承着陈永贵书记的事业，办着他想办而没有办完的事，走着他没走完的路，承担着他没有完成的任务。我是这样的，大寨人也是这样的。
今年是陈永贵逝世二十周年，我在纪念会上发了言，这篇发言稿是我自己亲手写的，由于我没有读过多少年的书，所以我想表达的心愿始终是有限的。但是，我讲的都是肺腑之言。
我期盼着这本书能早日与众见面，让人们再认识认识陈永贵的一生吧。
致礼
祝你成功！
2006年7月10日
郭凤莲陈永贵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思念、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老前辈、班子领头人陈永贵同志逝世二十周年。首先，我代表大寨村党支部、大寨村民委员会以及全体群众对各位来宾表示感谢！
时间在飞速逾越，不觉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来大寨人无时不在怀念我们的老书记陈永贵同志，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铭刻在大寨人的心中，历史真像梦幻一样，一幕幕演绎着人生长河震撼人心的故事。陈永贵同志的故事充满着艰辛、汗水和心酸。他是矗立在虎头山顶上的巨人，他的业绩曾使这片无声的净土发出震撼的声音，他是一位罕有的无私奉献者，一心为公，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人，他为大寨积聚了永久的财富，他赢得了代代大寨人以及中国乃至世界人士的关注和尊敬。是他改变了大寨贫穷落后的面貌；是他早期创建太行山区新农村的典范；是他创造了中国农业历史的奇迹；是他早期受到了中央政府以及各级党委政府的认同。历史忘不了陈永贵，人民忘不了陈永贵，大寨人永远忘不了陈永贵。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变化，当我们享受今日幸福的时候，更感悟到陈永贵的功绩。大寨前辈的功绩，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他们的付出就没有今天的所得，没有他们的辛苦不会换来今日的幸福。山上、山下、田间、村落，他们的汗水播洒在大寨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大寨发展的基石。
我们要牢记老书记的教诲：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要学习先进单位的好经验，不断充实自己；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喊破了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打铁先得本身硬，革命先革自己命；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哪有甜……同志们想一想，这些豪言壮语出自我们一位朴实农民带头人之口，他曾激励了大寨几代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陈永贵一生俭朴，助人为乐。作为大寨人，我们都应该知道他的一切，把他的光辉品德、崇高精神、无私奉献和高尚风格记下来，告诉我们的儿孙后代继承下去，这是一份无价之宝，这是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永远为这块无声的土地上曾经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农民代表而骄傲自豪。我们要向他一样，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事业、热爱大寨。我们要沿着他的脚印一点一点地做，一步一步地走，扎扎实实地做，稳稳重重地走，把大寨的事做好。
他倡导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改革开放离不开这种精神，我们要以陈永贵同志为榜样，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迎接时代挑战，带领大寨人，团结奋进，锐意进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大寨而奋斗。
陈永贵同志永垂不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总支书记 郭凤莲
2006年3月26日
序二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是1986年3月的一天夜里，我父亲陈永贵对我说：“等我过世后，你把我用过的东西都摆出来，让人们看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话像刀子一样刻在我心上。可当我整理他用过的物品时，却发现家里除了几个旧式柜子和两把藤椅外，尽是些盛粮食的瓮，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能摆出来。家里的书桌、椅子、凳子、沙发大多交了公，属于他自己的仅有两三套黑布中山式对襟衣服和头上的白毛巾等个人用品。我拿什么展示给人看？
在所有的亲人中，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久，整整43年。当父亲离开我时，想想一世奋争的他转眼已成画中人，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我感到冰冷刺骨。最初的那半年，一提起父亲我就心如刀割，潸然泪下，巨大的空虚和痛苦缠绕着我。父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奉公，刚直不阿。他不用权势为子孙谋官位，他让我们自力更生。他生前当过5年零8个月的国务院副总理，却不拿国家工资。虽然他少有积蓄留后人，却留下了一世清名。这正是最好的展示！
我也曾惋惜过，可是看看逐渐长大懂事的陈氏儿孙后代们，深深地受着他的影响，汲取他人格上的优点，在各条战线上处处拔尖，口碑甚好。就连孙子辈写日记，都是豪气冲天，写出了一个又一个宏愿。孩子们坚毅的眼神，让我看到了决心和勇气，孩子们有远大的理想，并愿意为之努力奋斗，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吗？我终于想通了：虽然他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家产，可他的优良作风教育了我们全家，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为孩子们一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总结与反思：父亲依靠什么取得了成功？我想，1945年昔阳解放后，他听党的话，成立了互助组，这个互助组的成员大多数是老弱病残，但父亲带领他们艰苦奋斗，他们跟我父亲一条心，干出了突出成绩，在山西也是名列前茅的。1963年，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水灾，大寨人自力更生克服了困难，战胜了自然灾害，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1964年，毛主席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从此大寨引领一个时代15年。这绝不单纯依赖机遇，其中定有缘由：人生道路，不苦干不行，种庄稼如此，办任何事也是如此。小到个体，大到国家，多少次历经痛楚，幡然醒悟后总会归结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根本；多少次迷茫后，还是觉得只有不懈的努力才是取得成功最有效的方法，只有对事业执著的追求才是最持久的快乐。
大寨作为一个时代的亮点，曾带给人们多少兴奋，多少自豪！多少人慕名而来，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作为人生的座右铭，磨练意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可那个年代久远的往事，在一些年轻人看来，只是偶尔用作点缀现代心理的装饰品。老人们在叹息:有一种珍贵的东西正在像展览品一样被人不经意地欣赏、品评，又慢慢遗忘。因此，我非常希望这种题材能给中国的青年一代注入更多的正气，激励人们学习他的闪光点，为民族精神世代传承作出贡献。这也是写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父亲从担任大寨领头人到国务院副总理，历经坎坷沉浮，理解他不容易，写好他更不容易。他的朴实无华和雄才伟略，最亲近的我们也未必能真正读懂。我想我应该扶孩子一把，于是把积累和收藏了多年的几尺厚的珍贵资料拿了出来，全部交给她，并且尽最大努力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支持孩子把她爷爷的事迹朴朴素素地记录下来，告诉她在动笔的时候，尽量从农民的角度写他，站在第三人的角度来看他，从这一代年轻人的视角，从一个孙女的眼里看，不能也不必虚构和美化，只要向人们展现真实的他。
我认认真真地读完这本书，认为从总体上说写得很成功。该书图文并茂，不同于市面上其他任何一部写她爷爷的书。思路新颖，行文流畅，内容客观翔实、不温不火，适度地把握了语言的分寸感。文笔自然朴实，恰当地表现出父亲作为农民英雄的特点。全篇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其中，前面部分是他的创业之路，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眼前。看到后面政坛沉浮和晚年生活的许多地方，我湿了眼眶。她忠实地记录了我父亲的一生，而且能用现代的观点不时加以点评，使这本书不仅仅是怀旧，更有年轻人的思考在里边，这种思考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们这些人的共同思考，所以我想此书定能引起读者的喜爱。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心感受他的哲学思想和为人处世的态度，或许能悟到一些对我们一生有用的东西。尤其对于在人生的旅途中如何能保持内心平静、达观大度、镇定坚忍地对待困难和战胜困难将会大有裨益，进而指引自己的事业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对于他历经磨难积累的这么多好思想、好作风、好策略、好经验能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与阅读此书的有缘人产生共鸣，将是我最大的欣慰。让我们翻开此书，一起品味这位大地之子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吧！
2006年8月于大寨
大寨精神（1）
1964年，毛泽东把大寨推到了全国人民面前。从此大寨成为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
陈永贵从一个劳动模范成为国家政要。他的官职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从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到后来同时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这在中国政坛上是罕见的。
(1)久旱逢雨
1963年夏，大寨田里，玉米吐了穗，谷子也在向上猛蹿，太阳热辣辣地悬在空中，地里特别闷热。一连几日，爷爷在一小队和社员们一起拉锄。他们被晒得口干舌燥，一个个汗流浃背，不时用毛巾擦汗，撩起衣角扇风。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响雷，贾承让高兴地手搭凉棚看看天。天上晴空万里，偶尔出现几朵白云，飘忽了一会儿又被风吹散了，哪有一点雨的影子呀！他叹了口气说：“唉，老天干打雷不下雨呀！”梁便良接着话茬说：“再看也看不来雨，还是把心用在锄头上吧！”
这天气真怪！往年是“春雨贵如油”，这年春天偏是雨水多,到了夏天又来了旱。大树焦了梢，庄稼卷了叶，眼看绿油油的谷苗变成灰溜溜的，庄稼人看了咋能不着急？
爷爷拿起了烟袋准备抽口烟，却发现烟管子不通了。他使劲吹了吹烟锅里的烟灰，笑着说：“看来要下大雨了，我的烟袋不通了。”
社员说：“你的烟袋还怪灵验。”
他解释说：“这不是迷信，其中有秘密。吹不通，是因为烟袋里的烟渍多了，这说明天气返潮了，加上又闷又热，怕是快下雨了。”
他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咱们该往地里上化肥了。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从处暑到白露期间，蒿草的秆子正长了筋骨，籽儿成了颗，一捏是面面状，这时施肥最好了，一定要抓住时机。如果上了化肥，再来一场雨，估计今年庄稼可以达到亩产1200斤以上。知道他经验丰富，估产一向很准，大家都忙忙碌碌地撒好了化肥，满心欢喜地盼着这场甘霖的到来。
这时，赵素恒在办公室收到县里的通知：让陈永贵8月1日参加县人民代表大会。爷爷在地里继续干完了一整天的活，到晚上他召集干部开会，安排了这几天的工作，就赶到县城去了。
8月2日，真的下开了小雨。不一会儿，雨越下越紧，人们欢呼着：“好雨，下吧，痛痛快快地下吧！”梁便良高兴地说：“这次计划得多好，咱们刚把化肥突击施到地里，就下开了雨。这些日子大家辛苦了，今晚好好地睡一个安稳觉吧！”
(2)不测风云
可是，人们压根儿没有想到，雨越下越大，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大暴雨。结果很惨：大雨引起了洪水，桥梁被冲垮，道路被毁坏；有些庄稼倒了，果树毁了，破房开始倒塌，人畜的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中。
爷爷正在县城开会，他闻讯急忙往大寨打电话，打了几次总算接通了。在电话里他叫便良把干部集中到一块，遇事商量着解决，安排石贵林把民兵也集中起来，做好防洪防汛的准备,同时组织巡查抢险队，日夜轮班在村里巡查，以防出现意外事件。
等梁便良说完后，贾承让接过话筒说：“我也说几句。”他在话筒里听到了爷爷那充满信心的声音：“担子不轻吧？要坚决顶住！”承让说贾承保家的窑洞眼看快塌了，可死活就是不往外搬。爷爷分析说：“承保的窑住过三辈子，从来没塌过，他老婆坐月子才5天，你要耐心说服，如果实在说不通，拖也要拖出来，抬也要抬走他们一家7口人，只要保证不死人，过后我给承保作检查，说好话。”
大寨党支部在最短的时间里组织起了抢险队，大家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与狂风暴雨展开搏斗。多年互助合作的默契使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在雨里泥里日夜奋战。
分管村里治保工作的赵大和，白天带头救灾，夜间提着马灯巡查。那时他两腿正生着臁疮，但一看要挡口子，就毫不犹豫地跳进半人多深的红胶黏泥浆中抢修石坝。他两腿泡在泥水里，肿得很粗，疮口浸得血肉模糊，却一直坚持着。
团支部书记陈明珠、副书记贾吉义等人得知李三货家窑塌了，全家7口人堵在黑洞里。他们踩着3尺深的稀泥，爬进塌窑里，救出了李三货全家。这时，大队的仓库漏水了，墙皮一块块往下掉，窑顶裂了缝，非常危险。他们想都没想就冲进窑里面抢救粮食，装完了谷子灌黑豆，灌完了黑豆装高粱，再把粮袋推到窑门口，让外面的人背走。
大寨精神（2）
梁便良打着手电筒给里面照明。当人们扛着粮食送了七八趟的时候，窑顶马上就要塌下来了，贾承让两眼死死地盯着窑顶，急得满头大汗，突然，他大叫一声：“撤！”里面的人刚刚跑出门口，“轰”的一声，窑像山崩地裂一般倒了，顿时卷起浓烈的尘土。
梁便良用力一推贾承让，自己一闪身，钻到门旁的石板底下。贾承让像皮球一样被弹了出去，摔在泥水里，腿受伤了也没感觉到，只是一个劲地喊：“便良，你在哪里？来人呀，梁便良被盖在里面啦！”贾承让正要往里冲，只见从烂泥堆里爬出来个土人，经过雨水冲刷才认出是便良的眉眼。
陈明珠和吉义走在最后。陈明珠的双腿被倒塌的窑土盖在里面，吉义急得用手使劲地刨土挖泥，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把陈明珠拽了出来。
社员李傻小跳进洪水中，在沟中间搭起一个木板桥，让牲口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可牲口死命地往后退，不肯过沟。饲养员赵启发急中生智，一把将刚出生不久的小马驹抱起来，从木板上走过去，母马看见了，嘶叫着紧跟他跳上木板，其他牲口看见母马过了沟，都跟着走了过去。
这边正在抢救社员、粮食和牲畜，那边承保还是不愿搬出危房。有人提议让承保的侄女、共产党员贾存眼给承保做思想工作。贾存眼正和承保说着话，石贵林带领男女民兵已经开始动手收拾米面锅碗，承让和便良闻讯带了许多人进来帮着扛家具、背老人、抱孩子，最后，把承保老婆也搀扶出去了。承保见状还不忍离开，忙着收罗断锄把和破罐子等零碎物件，什么也舍不得丢下。眼看着墙上不停地往下掉泥皮，承保还在往篓子里装东西，突然，窑顶“砰”地裂开了一条缝，浑浊的泥水不住地从缝隙中哗哗地流下来，他大吃一惊，慌忙提起篓子跑到窑外，刚出了院门，就听到身后“轰隆隆”地响了起来——窑塌了，他吓得目瞪口呆，站在门口半天没缓过劲来……
这场瓢泼大雨下了整整7天7夜，大寨被洪水蹂躏得泥泞不堪，面目全非，惨不忍睹。100多条大坝被冲跨，层层的梯田被冲成了大沟壑，村里125间房和40孔窑洞，塌得只剩下12间房和5孔窑洞可以勉强住人。
梁便良当下决定在大柳树下搭起帆布棚，地上铺上秸秆，把老人、小孩和妇女集中在帆布棚里统一休息，统一吃饭。抢险的人们7天7夜没有睡觉，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踏着泥泞，迎着暴雨抢救出了31户社员和30000斤粮食，并冒着生命危险将23头牲畜从快倒塌的圈里救出来。梁便良鼓励大家说：“外国有些人诬蔑我们中国人喝大锅汤，让他们来看看我们是怎样对待困难的吧！”
(3)遭灾道喜
县里刚和村里通上电话，电线又被洪水冲断了。爷爷几次着急得想回村，但因为暴雨冲垮了桥，河水太深，过不去。8日上午，雨刚停，河水还没有完全退下，他就心急火燎地沿小路往回赶。他头上冒汗，气喘吁吁，满身泥水，一门心思要回村。到了松溪河，也不管会不会水，不顾一切过齐腰深的河水往对岸走，到了河中央时却发现水太深了。正在这危急关头，不知从哪里来了几个外村人认出了他，一呼一拥将他护送过河。这真是天不扶人，人扶人。
“永贵回来了！”一声大喊如同吹响了集合号，大家一起围了上来。李喜庆激动地拉着他的手说：“老陈呀，7天没有见你的面，可就像过了7年一样长，怎么也盼不回你来。”爷爷含笑和大家一一打着招呼。军属赵老人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过来，忍不住撩起衣襟擦着泪。几个妇女见状也忍不住抽泣开了。爷爷忙过去安慰她们。比起往日令人敬畏的威严，这时的他和蔼慈祥，更像一棵遮风避雨的大树。
大寨人终于盼回了自己的当家人，都用期待的眼神望着他。有人焦急地问道：“金小，咱们庄稼冲了，庄窝也塌了，往后日子怎么过呀？”
他镇静地问：“人怎么样？”大家回答说：“人都在。”
“牲口怎么样？”“牲口也都在。”
“那粮食怎么样？”“大部分抢出来了。”
爷爷穿过人群，跳到一块大石头上，拱起双手，大声地说：“我给大家道喜啦！”众人顿时愣住了，刚才还乱糟糟的，一听这话，倏地静了下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冲、房倒、窑塌，哪里还有什么喜呀？”
大寨精神（3）
“我真给大家道喜嘛！不承认是喜？第一，遭了这么大一场灾，一个人没有死，保住了人就是大喜事呀！第二，几十头牲畜没有受损失，这是不是喜？第三，咱们的粮食保住了，饿不了肚子，该不该道个喜？苗倒了，一株一株扶起来；坝毁了，一道一道垒起来；地冲了，一块一块修起来；窑塌了，一眼一眼碹起来。塌了土窑我们修瓦房，塌了瓦房修新房。冲走了旧大寨，来个新大寨，该不该道喜？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有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有集体经济这座靠山，有三战狼窝掌的大干苦干精神，有这三件法宝，就是天塌下来，也能顶得住。我们有的是一双手，劳动起来样样有。十几年工夫，我们把烂河沟修成了好地。现在有些地冲坏了，我们有治山造地的经验，再修嘛！塌了房，再盖嘛！淹了粮食，不用担心饿肚子，咱们大队有7万多斤储备粮！淹了农具，有铁匠，烧旺炉子重新打！毁了门窗有木匠，锯倒树木重新割！没有钱，咱们有信用社，还存着1万多元的公积金，还怕什么呀！只要咱们团结一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他用乐观的态度给大家鼓气：“人在就是大喜！山是人开的，房是人盖的；有了人就甚也不怕，有了人，一切都会有的！”末了他还忘不了来点幽默，“有钱难买回头看，这场灾，要是发生在旧社会，大寨不知道又会死多少人，有多少人家卖儿卖女！上年纪的人都还记得1920年那场灾吧，那时，我家5口人，卖了3口，如今，我家正好又是5口人，要是我现在闹着卖老婆，卖孩子，大伙不把我当疯子吗？”
他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颇显大将风度。这番话更让7天7夜满脸阴沉的人们第一次发出爽朗的笑声。大寨人心中的寒意，被他绝佳的口才驱散了。他朴实无华的辩证思想给大寨人带来了与天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这个遭灾道喜做思想工作的故事从此广为流传，堪称经典之作。
(4)悉心教育
大家被他说得信心十足。这时候，李喜庆激动地说：“永贵，你说吧，现在咱们该干啥？”爷爷笑呵呵地说：“老同志，别着急，到时候有你干的。现在嘛，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做好充分准备，等天好了，咱们就大干一场。”
说完，爷爷一回头，看见了贾承保：“哟，承保啊，你媳妇生了个啥？”承保高兴地说：“生了个小子。”“还住在你那土窑洞里吗？”“还说呢，要不是贾承让催撵得紧，一家7口人早捂在里面了。”
爷爷说：“你可别嫌干部强迫命令，要有意见，就批评我。”
承保忙说：“谢还谢不过来呢，哪还有意见！”
爷爷亲切地对他说：“媳妇生了孩子，可要好好照顾她，尽量吃得好一点。”
一提到吃，承保发愁了，说：“这几天抢出来的一点米面已经吃光了，碾磨被雨淋湿得不能用了，就是有粮食也磨不成面了。”
爷爷一听琢磨开了：别的户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马上对大家说：“开开咱那柴油机，用钢磨磨面。先给产妇、小孩和老人磨点白面。”
看着这位带头人办的事利利索索，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什么事都替自己想到了，大家一个个眉开眼笑，感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说：“好啦，我知道大家累了，现在你们的任务是安心休息，养足精神准备战斗，把肚子吃饱，其他事什么也不用担心，党支部马上开会研究下一步的任务！”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后，他招呼几个党支部委员到贾进才的窑洞里开会：“开门三件事，先拣最当紧的办。研究一下当前最要紧的事吧。”
支委们正讨论着，他忽然问梁便良：“在西山放牛牧羊的人有消息吗？”便良和承让齐声说：“村里的事还忙不过来呢！”“赶快派人带上白面、葱和油到西山去探望，出门在外的人更惦记家里。这么大的雨天，他们更辛苦，见了面，不要问损失有多大，先烙葱花饼慰劳他们。”这时有人说：“为什么老天老是和咱们过不去？”爷爷说：“我们不希望战争，但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坚决地回击。当领导的，不能群众哭，你也跟着伤心落泪，这好像是和群众一条心，其实不对，当领导的，就是自己有泪也得往肚子里咽，应该把大家调动起来，才能转败为胜。”
大寨精神（4）
贾承让接着先前的当紧事说：“那土地塌得不成样子了，十年来治山治沟的工夫全都毁了。”梁便良也补充说：“昨天雨下小了，我和明珠等几个干部到山上转了一圈，估计有九成灾，那里洪水还在哗哗地流，庄稼倒在地里，坝塌了，山流了，核桃树根也朝天倒竖着，怕是几十年也救不回来了……”
爷爷听到这里不高兴了，说：“倒伏在地里的庄稼还能扶起来，能挽救的也算灾？一个人病倒了，还没有医治，就能报丧？天灾并不可怕，怕的是我们思想遭灾，照这样下去，就是山洪淹不死，也会给悲观泄气的空气闷死，精神不对头，什么也干不成，还能和灾害作斗争？”说完，他大踏步走了。贾承让望着他的背影说：“他的眼和咱们的眼不一样，咱们核实灾情，倒伏了一半玉茭，这叫灾，在他眼里还能扶起来就不算灾。是该这样办，他比咱们看得远。”
当下党支部决定了几件事：第一，因灾缺粮的，大队发给粮食，没有布的，发给布证借给钱；第二，办公室、学校、粉坊都先腾出来住上人，搬出塌房破窑的，不能搬回危房去；第三，全体社员齐出动，上山抢救庄稼，将洪水冲得倒伏的玉米、高粱和谷苗扶起来。
四拒救济
1963年，不仅大寨遭到百年不遇的洪灾，而且昔阳县其他村庄也如此。上级给遭灾的村子拨了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大寨也属于救济对象。先后有4批救灾款和救灾物资要送到大寨，可爷爷都没让要。县里打来电话要拨给大寨每户80元医疗费，他答道：“我们没有伤病员，把钱给其他地方吧。”过了一天，公社来电话，说要拨100元给大寨买苇席，搭几个席棚当临时住处。他又谢绝了：“我们人都住下了。大寨有苇地，也有钱买席。”第三次，一辆马车拉着冬衣被褥送到了大寨，爷爷招待赶车的人吃了一顿饭，没让卸车，又让他原封不动地拉回去了。
一些大寨社员对此不能理解：“这类好事别人找还找不到，寻还寻不来，现在有人送上门来，你们却不要，这光景还怕过得太富裕了吗？真是太傻了。”针对这种说法，爷爷召集了一次党支部会议，他说：“我们真的傻？我们不傻！目前，我们的国家并不富裕，又是自然灾害，又要还债，我们要为国家着想才对。国家是我们的国家，集体是我们的集体，我们自己能够战胜灾情，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要依赖国家呢？不能只看到国家给我们那么多财富，要看到另一个问题。争拿救济，会不会使大家养成遇到困难就依赖国家、躺到国家身上的思想呢？”
第四次，国家拨下1000元钱给大寨恢复土地和修建房屋。当时的1000元不是个小数目，人们奔走相告，可他还是冒着得罪全队老少爷们的危险，把这笔钱转给了水泉大队和蒙山大队。可盖房、修地都需要钱呀！这么多人吃什么？掌管财务的贾承让犯难了，一句话也不说，噘着嘴，把头扭到一边，其他人也简直快泄了气。深夜决策
爷爷为了这件事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有个习惯：抓住一个问题就不放手，吃饭想，走着站着都要想，晚上躺在炕上还要想。忙了一天的村里人，晚上躺倒就呼呼地睡着了，可他辗转反侧，半夜半夜不睡，天不明就出了村，蹲在红石坡思谋着。
他往山上走去，想看看到底有多大的灾情。一路上，只见高粱、玉米东倒西歪，层层梯田塌陷下去，平整的土地成了壕沟，到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这灾情可不小啊！”看着灾后的山山水水，他的心凉了半截。在泥泞的路上，他跌跌爬爬翻了一道道梁，刚跳过塌山断路，又陷入稀泥，拔了半天才拔出腿来，浑身沾满了泥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却想起一件事来：1958年，有个村也遭了灾，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杀鸡求神，也难逃集体粮库被冲的后果，还惊慌失措地跑到了县里，抱着县委书记的腿就大哭起来。遭了灾，要和灾斗，哭顶甚用？现在大寨也遭了灾，难道我陈永贵也跑到县里，抱着书记哭一场吗？
他边走边想，到了狼窝掌，突然眼前一亮：一条条大石坝竟然巍然不动，傲然屹立！这不仅仅是几道没有冲塌的石坝，而是靠着双双铁手战胜困难的铁证。这是活生生的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活教材！怎么能伸出一双双满是老茧的铁手向国家要钱要物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寨精神（5）
到了掌灯的时候，他才转回村里。爷爷自从把房子让给承保家的媳妇坐月子后，自己就一直住在大队办公室。他连着三顿没吃饭，肚子却不觉得饿，此刻只是兴奋得睡不着，就在灯下翻开了书。
这些日子，贾根###汉常到他的办公室转上一圈，默默地关心他。趁他不注意，就将三五支烟，放到他枕头旁边，或者丢到窗台上。爷爷以为是自己的烟没抽完，拿起来就抽。根###汉看见他快抽完了，再悄悄地放上三五支。
这日根元又走进来，扫了一眼烟盒里还有烟，就站到他面前说：“永贵，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歇息？可别累倒了！”
他笑了说：“我这就是歇息呢，看看书，你有事？”
根元摇摇头，见他又贪恋地低下头看开书，就搬了个凳子，坐在他对面，仔细地端详着他，看他这些日子瘦成啥样了！这时的他面色憔悴，嘴角干裂了，眼圈和两颊塌下去，颧骨突了出来，眼白也熬成红色的了，显得老多了。根元不禁叹了口气，说：“永贵，听虎妮说，你最近不想吃饭，是不是病了？人眼是杆秤，你一天天不睡，我们都担心你的身体。你要是累倒了，谁能支撑这摊场呀！”
“大叔，你放心吧，我自己掌握着，觉得累了，就躺躺，不会让自己累倒。”
“你到底有多少烦心事，分给我一点不行吗？”
“我愁的是这村子一下子恢复不过来,你年纪大，经验多，你有什么主意？”
“那也不用急，我虽然老了，可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努出些力气。九牛上坡，个个出力就一定能够上去！”
爷爷听了一拍手说：“说得好！和这书上说的是一样的道理。”
“你看的是什么书？”
“毛主席的书。毛主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劳动人民只要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你说的九牛上坡也就是这个意思。”
根元把他面前的的油灯一挪：“说得好，可我不能让你再说了。我是来监督你睡觉的，赶快躺下睡会儿吧！”
“好，好，睡。”他顺从地躺下盖上被子。根元“呼”地吹灭灯，轻轻地走出来，掩好门，兴高采烈地走去，觉得今天又办了一件很满意的事，不由得轻轻地笑出了声。
根元高兴地走了，却没有想到爷爷又是一个通宵没睡。等根元走后，他越想越兴奋，又掀开被子起来了。7天了，他征求了许多人的意见。对国家的救济，多数人主张要。可他越想越觉得自力更生好处多。这晚，他终于理出了头绪，概括为“自力更生十有利”，并琢磨出许多条理由。直到鸡叫三遍了，他才灭灯睡下。
第二天，天还没亮，根###汉蹑手蹑脚来到办公室门口，侧耳听了听，里面发出了均匀的鼾声，爷爷睡得正香甜呢。贾根元满以为他睡了个囫囵觉，于是挎着筐拾粪去了。
鼓舞士气
这天早上，爷爷回到自家的窑洞里，看到奶奶做好了饭，走过去就捏上几个炒好的咸黑豆放在嘴里嚼着，一边拍拍手上沾的盐末。奶奶关切地问：“昨天你在谁家吃的饭？”他说：“谁家也没。”奶奶愣了：“那你饿了三顿？我刚做好一锅撒粥，给你盛一碗。”他高兴地说：“给我盛一大碗，多加点咸黑豆。”说完接过碗，一边吃一边向饭场走去。
饭场上，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还在谈论着要不要救济的事情。爷爷几口扒拉完饭，站起来问道：“在旧社会，遭灾谁来慰问？”大家说：“死了也没人问。”爷爷笑吟吟地说：“现在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处遭灾，八方支援。”他大声问，“现在和过去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人们齐声大喊。
“好，是和过去不一样。现在我们得到了温暖，感到了关怀。既然不一样，我们就要办同过去不一样的事情，做出不一样的成绩，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报答各兄弟县、公社和大队的支援和慰问。怎么样报答呢？自力更生，战胜困难，不要国家一分钱，把土地和庄窝重建起来。”接着，爷爷把他想好的自力更生十有利逐条详细地解释给大家听。这“十有利”是：
大寨精神（6）
第一，对国家有利。自己能办到的事自己去办，不依赖国家，就等于支援了国家，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
第二，对集体有利。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就进一步显示了集体化的力量无穷无尽，使大家更加热爱集体。
第三，对社员个人有利。可以激发社员战胜困难、奋发图强的毅力。
第四，对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有利。自力更生战胜灾害，就进一步证明集体经济是铁打的江山，任何大风大浪都不能推倒，使阶级敌人认输。
第五，对干部有利。能促进干部多动脑筋，多想办法，受到考验，受到教育。如果有了困难国家就给解决，那还要干部干什么？
第六，对一带二、学比赶帮竞赛有利。大寨大队是个先进单位，自力更生战胜灾害，就会带动兄弟队也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如果自己有了困难就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还让兄弟队学咱的甚哩？
第七，对保持先进生产单位的荣誉有利。大寨大队所以能够成为先进单位，是由于党的培养、兄弟队的帮助和社员的努力。自力更生战胜灾害，就会使先进的旗帜更鲜艳，就会为党增光。
第八，对发展生产有利。通过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能够培养社员战胜困难的勇气，提高社员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本领，为今后战胜自然灾害、取得更大丰收创造有利条件。
第九，对人民公社有利。大寨大队不向国家要粮要钱，国家就可以重点支援困难多的队，增进全公社的团结，促进全公社生产的发展。
第十，对团结有利。大寨大队共80几户人家，这次就有78户倒塌了房屋，国家救济的钱毕竟有限，该给谁家修房又不给谁家修？分配不好就要影响团结。自力更生就可以促进社员们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大家团结成一股劲去克服困难重建家园。
爷爷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大寨遭了灾，国家不会不管。可是我们不能给国家增添负担。县里省里都派来了慰问团，寄来了慰问信，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都亲自来指导，这不是党和国家对咱最大的支援和关怀吗？国家给钱给粮，吃了花了就没有了，可党和国家在精神上给我们的力量，却永远也吃不完，用不尽啊！要时时记住：我国是几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永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我们不能站在炕沿边，看着米罐罐，光顾小天地，要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全世界！”他的每句话都充满了感情，很有说服力。人们听得鸦雀无声，只怕听漏了一个字。他的话刚讲完，人们就乱嚷起来。
小和的嗓门比谁都高，急得一拍大腿说：“永贵哥，你有这么好的想法，为啥不早说，让我们这些人还蒙在鼓里，我先前实在想不通，送到嘴边的肥肉为啥不吃，想不到还有这么大的学问……”
根元站起来说：“幸亏咱们手短，没有伸出去要救济，要是生米做成熟饭，那可就迟了，想退也来不及了。”
承让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原来想，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国家三番五次地给，我们为啥不要？现在我明白了。我这眼光，只看到自己的脚尖子，没有像永贵那样想的是全国，想的是‘众人是圣人’，我同意自力更生。”
小和接上说：“我每天去煤窑拉炭的时候，遇到别村人向我打听：‘听说你们又烧砖瓦又盖房，国家究竟给了你们多少救济？’我说没有，人家还不信，说你们是先进红旗，国家还能不扶持？嗨，要按我的想法，真的把钱拿到手了，那可就浑身是嘴也没法辩了。”
“说到红旗，我也来讲几句。”贾来恒大声说，“遭灾后，我一直在想，咱们以前做出那么大成绩，这家来取经，那家来参观。可这一下冲得好厉害呀！我心想旗子倒了，什么都完了，以后谁还来参观？要是我们坚持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说明我们的红旗还高高地飘着呢！永贵说得对：这办法好，那办法好，自力更生的办法最好！”
“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
一天晚上，在大队办公室里，贾承让汇报了目前面临的困难：一是这段时间修房子买木料，花了不少钱；二是修地需要补充农具，还得花钱。爷爷对他说：“损坏的农具，修理修理还能用。”可承让为难地说：“修理也要用钱呀，再说咱那账上只有出项，没有入项了。”
大寨精神（7）
爷爷把烟袋在板凳上磕了两下，吹通了说：“凡事总要从两方面想想，我们既有争取今年农业丰收的信心，也要准备对付因受灾减产后可能出现的困难。修地修房都得花钱，都得用劳力；又要救灾，又要增收，这些都是矛盾。有矛盾就有解决矛盾的办法。事在人为，办###有的，咱们和群众商量商量，只要人手多，就能把牌楼搬过河，这点困难还能难住咱？”
不一会儿，喇叭里传来开大会的通知，人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相跟着来到大柳树下，坐在砖堆和木柴上。
看人们到齐了，贾承让首先告诉大家《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发表了《志不屈旗不倒》等文章，报道了大寨在特大自然灾害中的表现，全国各地纷纷寄来了慰问信，有的还派来了慰问团等事情，接着谈了目前面临的资金短缺和劳力不足等困难。
大家听了交头接耳地讨论起来。
李喜庆慢慢地站了起来。他一头花白发，一脸憨厚相，腰稍微弯着，笑眯眯地说：“我来发表个意见。”
大寨的人都知道他过光景过得最仔细，平时精打细算，连袜子都舍不得穿，总是赤脚穿鞋。他劳动好，分的粮食和钱不少，可是舍不得花钱。有一次，赵小和进城看戏肚子饿了，把他拽到馆子里，他吃了几根油条和一碗鸡蛋汤，花了两毛钱，在回来的路上，却后悔得直嘟囔：“唉！宁买不值，不买吃食。要是这两毛钱买了旱烟，能抽多少天呀！”知道他攒了点钱，常有人向他借钱借粮，他总是小声嘱咐：“悄悄借给你，可别对外人说呀！”
人们奇怪地盯着李喜庆，有人低声咕哝：“他准是不同意不要救济。”
李喜庆激动得嘴唇有点颤抖：“常言道：一家有事，四邻不安。没有集体经济，就没有我李喜庆。毛主席咋说咱咋干，咱这是九股麻拧绳，一起使劲，集体就有力量了。我一辈子没啥能耐，可现在大队遇到困难，我哪能看着不管。我愿意拿出我的钱给集体用，不添斤也能添两。”说完将右手塞在怀里掏着。
他的举动引起人们的好奇，有人说：“你能给集体多少？几毛，几分，还是几厘呢？”
只见喜庆从怀里掏出两张存款单，颤抖着手交给大队长贾承让。承让一看，吃了一惊，睁大眼睛仔细看了看，大声宣布：“800元！”
看到这位平时花两毛钱都心疼的社员突然拿出800元存款让队里使用，刚才讥讽他的人惊讶得伸出了舌头。人们被他的行动感染了，纷纷表示也把自己的钱借给大队。大伙争先恐后，不一会儿已经报到15000元，负责登记的赵素恒忙得记不过来。贾承让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说：“我在事实面前认输了。我以前认为遭灾肯定得要救济，现在看来还是永贵站得高，看得远……”
已经深夜了，大家还在激动地争着发言。铁匠说：“盖房用的长钉、铆钉都得花钱，各家把自家的废铁拿出来作价，让我来打吧！”木匠说：“咱们有十来个木工，用料出入很大，我一人负责做木材吧。”泥水匠也提出包揽垒炕、抹墙和修灶火的任务。石匠提出，为了节省队里的开支，自己打造开石头的农具。车夫说：“我赶的车，可以抽走一个劳力干别的。过去我拉石头，一天5趟，现在努把力增加成9趟，省出人力工夫，也算自力更生。”
合理化的建议越提越多，爷爷担心太晚了，休息不好会影响第二天的劳动，让大家明天在地头休息时继续提建议。人们各自回家，一路还兴奋地谈论着。
“三不要和三不少”
这场灾害给了大寨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给了大寨人一个创造奇迹的难得机遇，使人们充分施展各自的聪明智慧和雄才大略。爷爷召开了支部会，和支部的同志商量了再商量，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研究了政治影响和经济利益，最后，确定了“三不要和三不少”的原则。“三不要”是：不向国家要粮，要款，要物资；“三不少”是：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粮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
这一原则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支持。社员们明白，不要国家救济，意味着要自行解决一系列困难，包括集体资金的不足，生产生活用品的缺乏等等。但这一切，并没有难倒他们。爷爷说：“城市里的大楼咱盖不起，咱们可以在下面一排修窑洞，上面一排修房子，又省地方又防漏水。家家户户没院墙，可以像城市一样修成通长一条街，搞一个城镇化的大寨！”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大寨精神（8）
大寨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重建家园，受到了全国各界的肯定，各地纷纷寄来信表示敬意。后来，来的信多了，爷爷就叫人一天读一份，鼓舞士气。
一天，在大柳树下的饭场会上，爷爷端着饭碗，胳肢窝下面夹着一个邮包，人们从他的笑脸上看出，一定有什么好消息。他举起纸包晃着说：“这是远方给我们寄来的物质支援。”社员们纷纷喊着：“你退回去吧！”没想到这次他却一反常态，说：“国家救济可以不要，但这个一定要留下。”人们好奇地问，究竟是什么珍贵东西，比国家救济还贵重呢？他卖够了关子，打开邮包，原来是一封信和一沓用报纸糊好的信封。大家一看不禁哄笑起来：“还以为是什么稀罕物件，原来是些废报纸信封。”
爷爷说：“依我看，这比稀罕物件更贵重。”他让一位社员念了这封信，信是内蒙古一个回民小学的四年级学生们寄来的。信上说：“我们学习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教育，要把大寨精神落实到行动上，估计全国给大寨寄信的人一定很多，回信需要信封，我们利用旧报纸糊了100个信封，礼轻情义重，表示对你们的敬意。”
大寨人深受鼓舞。1964年春，当他们信心百倍地开展生产自救的时候，县里组织各公社头头来大寨参观。爷爷向他们介绍时说：“大寨打算在3到5年内恢复所有被破坏的土地。”有个主任暗地里讥笑：“听，这家伙又在吹大话。光那边后底沟就够他干三五年了。”这话偏偏让爷爷听到了。等那些人一走，他一发狠，带人花了17天，就将后底沟修整恢复了。
那年制定生产计划时，他提出“减地不减产，亩产过‘长江’”的口号，立下了把大寨建成社会主义富裕新农村的宏愿。又有人说：“陈永贵连南河（指昔阳县松溪河)也过不去，还成天嚷着过‘长江’哩！”饭场会上，爷爷端着碗，边吃边说起了这事。
人们议论开了：“咱们的成绩是明摆着的，他们怀疑什么？”爷爷说：“人家不相信，说明咱们做出的成绩还不够，还不能让人信服。”大和嚷道：“脑袋长在他脖子上，咱还能挡住人家怀疑？不过咱们有办法，今年努力亩产800斤，过了‘长江’，看他信不信！”爷爷放下碗说：“人家说了，每年春夏秋冬都要来看。”便良说：“咱们加紧干，一天变个样，还怕他们看吗？”小和说：“老鼠拖木锨，重头在后边，咱们拿出更大的成绩给他看！”大家听了都开怀大笑起来。爷爷听了一拍手说：“对，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在困难面前，还是在胜利面前，不论是受到表扬，还是受到批评，都要坚持不断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
接着，他们制定了“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的计划，把劳动力分成三路，60%的劳力去扶苗修地，准备种麦；20%的劳力去割蒿沤肥，准备明年的生产资料；20%的劳力烧砖、烧石灰、修窑盖房。在执行中，提出“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的八字方针。大寨人从此不分好天坏天，不分农忙和农闲，白天到山上的庄稼地里干活，晚上在村子里突击两个小时修房。
困难吓不倒英雄汉
在那些日子里，爷爷成天扳着手指算节令，每天要观察好几次地温，真是绞尽脑汁，操碎了心。过度的劳累使他的牙疼病又犯了，他却喊着“牙疼不是病”照常上地。有一天，他发烧了，回到家后对奶奶说：“身体不得劲，实在坚持不住了。” 没想到这一病却惹下了麻烦，村里人都来看他。村里各家的门户都是敞开的，谁想来一抬腿就来了，不需事先征求主人的同意。来探望他的人这个出，那个进，像赶庙会一样。这个送汤，那家送饼，反倒让他难以安神。他不想麻烦大家，就挣扎着上了地，硬挺着熬了几日，病反而逐渐好了。除了奶奶，别人都不知道他的病为啥好得这样快。
他鼓励干部们说：“现在是船到江心，不进则退，闹不好有翻船的危险。社员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劲头很大。这一仗打好打不好，就要看咱们干部是不是指挥得法，能不能带头冲锋陷阵，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
谷雨那一天，在干部们的带领下，三路兵马一齐上阵，八驾牲口同时开犁，播种队促运肥队，运肥队促整地队，一场紧张的春播战斗打响了。他是春播的总指挥，哪里最紧张，他就到哪里劳动；哪里有了问题，他就到哪里解决。他比社员起得早睡得晚，晴天满身土，雨天一身泥。从播种准备到结束的85天中，尽管参观访问的人很多，需要会见接待,但他仍有83天半没有离开过第一线。这段时间里，虽然老天爷三天两头下毛毛细雨，但是人们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他们说：“小困难不在话下，大困难踩在脚下。踩着困难往前走，困难就得趴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寨精神（9）
他和几个主要干部，个个都像是铁打的硬骨头，一年忙到底，休息时间很少，社员们也深受影响。出勤表上记载着许多人一年参加劳动350天左右。有位老人，10年来居然没有一天缺过勤。
在抢险救灾中涌现出了一支享誉中外的“铁姑娘”队，23个姑娘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15岁。她们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哪里危险就冲向哪里。郭凤莲能歌善舞，带领铁姑娘坚持在田间地头演出，编演文艺节目，高唱革命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谷苗刚被扶起来又被刮倒了，可郭凤莲、赵素兰都说：“刮倒了，再扶起来，看老天爷厉害，还是姑娘们干劲大。”姑娘们按照爷爷的吩咐，边扶苗边唱歌，激励人们的斗志：“高山挡不住太阳，困难吓不倒英雄汉……”
嘹亮的歌声震荡着山谷，穿过山梁，一直传到远方。凤莲的姥姥听出了凤莲的歌声，直起腰望了望，擦了把脸上的汗，笑了起来。宋立英领着妇女们在一洼洼积水的地里扶玉米，一些年纪大的妇女们为了防止滑倒，索性跪在泥地里。一人扶着倒在地里的玉米，一人抓泥盖稳玉米根。她们滚得满身是泥，听到远处的歌声，也随着唱了起来。
歌声赶走了疲劳，歌声唤起了斗志。人们累得腰酸腿疼，却越干越有劲。那边便良也领着一队人马将倒伏的谷子一棵一棵扶起来，然后用草扎成一小把。不一会儿，一束束谷子就直直地竖立起来。他们溅满泥点子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经过几天的搏斗，捷报频传：几百亩庄稼全部站起来了！
人们站在山顶上望去，尽是绿油油的梯田，那些经过扶苗追肥后的庄稼显得茂密繁盛，叶子使劲地向上伸展着。一阵风吹过，庄稼叶子“哗哗”地响，像是在鼓掌庆祝胜利。爷爷欣喜地说：“困难是欺软怕硬的东西，你退一尺，它就敢进一丈。咱们不怕它，勇敢地迎着困难上，困难就乖乖地趴在地下。咱们这不是熬过来了吗？”
在大寨创业的过程中，干部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赢得了群众的一片喝彩，获得了各自有趣的雅号。如：好领班陈永贵、好参谋李虎妮、铁姑娘郭凤莲、铁肩膀梁便良、万笔清贾承让、老英雄贾进才、常不闲宋立英、时事迷贾来恒、猛张飞赵大和、绵羊姑娘贾存眼、爱社迷赵小和等等。这些雅号是他们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也是群众对干部们打心底里的赞扬。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有雅号的还是没有雅号的，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大家所称道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敢叫日月换新天
1963年是大寨的“七灾八难”年，除了这次特大洪灾外，大寨还受到两次风灾，一次雹灾，一次霜冻，加上洪灾前的一段干旱，春播时的涝灾，全年共遭受大小灾害7次。
大灾之年，大寨人坚持自力更生的法宝，凭着破筐扁担、镢头铁锨，靠着布满补丁的双肩和长满老茧的铁手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他们在与老天爷的较量中大获全胜。不仅生产得到了恢复，而且修好了马棚、猪圈、粉坊和许多房屋窑洞，当年粮食亩产704斤，总产量达到了56万斤，仅比上年减产4%。更为可贵的是，遭灾后的大寨，粮食没少打，口粮没少留。不但没有接受国家一分钱救济，而且还向国家缴了24万斤商品粮。当年年底，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目标。
1964年，山西省委派农业厅厅长康丕烈和省委办公室主任刘贯文协同国务院工作组来到大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查田定产工作。最后，核定大寨耕地面积为亩，粮食平均亩产809斤，实现了过“长江”指标。省委一面在省内作了通报，一面上报给周总理。
随后，“五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的计划也提前实现了。他们两年恢复了被破坏的土地，三年新修石窑洞100孔，瓦房300间。社员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全部搬进石窑新房。爷爷绕着一排排火车厢一样的新居转了好几圈，高兴地说：“过去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不就成了吗!”
晚上，贾根###汉坐在新窑洞里，看着明晃晃的电灯，听着喇叭说唱，心里乐开了花，对老伴说：“永贵说得对，咱看到社会主义啦！”
实践证明，大寨人思想变了，土地变了，技术变了，产量变了，村庄也变了：大寨建成了举世闻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集体经济的典范。英雄的大寨人不仅有了电，有了机械化，有了自来水，还把水引上了虎头山，浇灌大寨田；不但从房倒地毁的困境中走出来，而且重建了更美丽的家园。他们自豪地说：“冲走了旧大寨，迎来了新大寨！”
大寨人在十年创业中凝聚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为核心的大寨精神，为人们留下了永久的精神财富，人们的目光深深地为之吸引。
走向高层（1）
(1)赵树理说：“陈永贵了不起！”
大寨人藐视困难、战胜天灾的事迹引起了上级领导的关注。山西省委再次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全省掀起了学大寨的新Ｇao潮。
爷爷在山西省农业劳动模范大会上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这一次他不仅向人们介绍了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过程，更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他绝佳的口才。他的讲话在省里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人们听了情绪激昂，纷纷传诵。省委候补书记黄志刚说：“陈永贵同志有水平呀！讲起话来头头是道。”
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讲话后马上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说：“陶书记，我今天发现了一个人才！”陶书记问：“是谁？”“陈永贵！陈永贵没一处讲到毛主席，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人才！陈永贵了不起！”
听了赵树理的评价后，陶书记特意邀请爷爷到省委讲一下。这是爷爷第一次在省委讲话，省里的领导专门为他拟了个讲话稿，他看了笑着说：“我讲话还用什么稿子呀！”随后，省委宣传部部长李琦请他到太原给干部作报告，他问李琦：“允许我讲多长时间？”“你愿意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他不用讲稿，讲了整整半天，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会后李琦连声说：“行，行，你把大寨的历史讲活了！”这次报告轰动了太原。随后他又应邀连讲了4场。
中南局书记李一清的故乡行
1963年底，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昔阳人李一清，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时，从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那里知道了大寨的情况。特别是听说大寨遭受特大洪灾后没有向国家求援，反而超标给国家缴粮后，李一清对于家乡的变化十分好奇，会议结束后就直接回了山西。在太原，省委书记陶鲁笳向李一清详细介绍了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事迹，并安排计委副主任陪同他来到大寨，了解大寨的灾情及恢复情况。
李一清参观完后大加赞赏，非常动情地说：“大寨遭了这么大灾不要国家的钱，难能可贵！像大寨人这种干劲，这种战天斗地的毅力，在当代中国还是少见的。陈永贵虽然是个农民，但却像个政治家一样去看待国家与集体的利益。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魅力，深深地感染了我。他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农民之外的东西。”从此，李一清成了大寨的义务宣传员，将大寨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国务院。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进入了高层的视野。
(1)2人民大会堂作报告
国家计委主任张劲夫听了李一清的汇报后，很快也到大寨参观，回到北京后积极促成有关部门请爷爷进京作报告。
1964年1月19日，应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大的邀请，爷爷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一万多名党政军干部盯着他，他却从容不迫，毫不腼腆，仿佛面对的是多年的老朋友。
他演讲的题目为《关于大寨人民以革命精神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自力更生、战胜严重灾害的报告》。会议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同志主持。参加报告会的有水利电力部、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业机械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他不看讲稿，娓娓道来。用那独特的充满太行山乡土气息的话，讲了整整4个小时，没有重复的地方。他讲合作化，三战狼窝掌，多缴爱国粮；讲抢险抗灾，“三不要、三不少”和白天治坡、晚上治窝……大寨建设史被他讲得活灵活现。
刚刚经历三年灾害的人们盯着这位头上裹着白毛巾的大队书记，兴奋地听着大寨田粮食产量的数字和大寨人新鲜生动的故事，听着他简洁深刻、形象生动的顺口溜和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充满哲理的话，精神为之振奋，不时发出热烈的掌声。当他讲到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动人事迹时，台下爆发出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
他的报告大获成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配发了一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题为《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
走向高层（2）
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这份“专刊”的发行对全国范围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吹响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号角。
在回大寨的火车上，不知是谁认出了他，火车上的人传开了：“陈永贵在这列火车上！”人们纷纷拥向他所在的车厢，要见见这位新闻人物。人们朝他使劲地鼓掌。他微笑着，一边拍着巴掌，一边向人群频频点头，在火车上来回走了一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学大寨，赶大寨”专题连续广播，关于大寨先进经验的介绍和宣传开始传遍全国。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的来信。社会的关注把大寨推向历史前沿，为农业学大寨运动做了最好的宣传铺垫。
毛泽东认同之路
人们常说：撒下思想的种子，便收获行为；撒下行为的种子，便收获习惯；撒下习惯的种子，便收获人格；撒下人格的种子，便收获命运。大寨人战胜灾害，获得思想和粮食产量双丰收的不平凡事迹，让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深受感动。陶鲁笳直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陈永贵”这个名字和事迹从此直达“天庭”。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援华专家，国内又经历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面对这种境况，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在探寻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1964年3月，毛主席南巡。他召集陶鲁笳和林铁等人到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陶鲁笳把他在昔阳县蹲点的情况向毛主席详细作了汇报，他说：“我一直在农村，我见过的农民不少，我认为陈永贵是一个杰出的农民。”
毛主席感兴趣地听着。陶鲁笳接着汇报：“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有人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知道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都是一清二楚，定期公布，接受大家监督。群众称他们的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听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他常说，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缴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800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亩产500多斤。”毛主席抽着烟，仔细地听着。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有的人哭了起来：‘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陈永贵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禾苗，一棵棵被扶起来，千方百计救活了，粮食亩产获得了700多斤的高产纪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旱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寨。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
毛主席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说：“他42岁扫了盲，今年50岁了，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毛主席用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陈永贵识字不多，干的事情不少。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你们有陈永贵的材料没有？”
随即，中共山西省委农工部部长阴发祥递给毛主席一份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毛联珏整理的材料，材料的第一页是关于政治挂帅、差别不大又不繁琐的劳动记工和报酬分配办法，总结得十分简练。毛主席当场看完，对大寨的劳动分配制度非常赞赏，并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讲了一大篇话。毛主席说，过去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供给制，人的思想还健康些，并不为追求待遇吵架，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靠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励。毛主席还批评了不讲政治觉悟，只讲个人主义的物质刺激等现象。
会见结束后，毛主席继续南巡。每到一处，就讲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讲陈永贵带头劳动、不搞特殊、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说这是干部不脱离群众的好方法，还说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精神不行呀！
附：《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1）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
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它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业绩。今天本报发表的题为《大寨之路》的通讯，就是说的这个大队怎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同穷山恶水作斗争的经过。这是一篇极其感人的通讯，值得人们仔细地读一读。
大寨村坐落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中，全村的土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山坡上和沟壑之中，土质十分瘠薄，耕畜和农具量少而质劣。解放前大寨人民在地主和富农的残酷剥削下，过着极其穷苦的日子，全村有一半多的人当长工、短工，赶牛放马，出外讨吃讨穿。解放了，人民重见天日，实行了土地改革，又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然而大寨的自然条件却仍然十分恶劣。
但是，特别困难的自然灾害并没有使翻了身的大寨人民垂头丧气，相反地更加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斗志。1953年，是这个穷山村组织起来的第一年，他们就制订了一个改造自然的雄伟规划，决心要使穷山沟变成富饶的米粮川。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学习他们这种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
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固然是穷逼出来的，但是，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所说，他们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有多么远大的前途，集体经济的力量有多么大。大寨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虽然住在群山之中，但是并没有被太行山的群山挡住视线，他们身在太行，眼看全国。在大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教育下，大寨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贫农和下中农，心胸开阔，眼光远大。他们不仅看到自己的集体，而且看到别的集体，看到我们整个国家及它的光辉灿烂的前景。他们对自己的集体，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正是在这种远大的理想和对未来的坚定不移的信心的鼓舞下，大寨人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把穷山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还要学习他们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
大寨人民在同自然作斗争，建设山区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很大的。要把全村七条大沟、几十条小沟都打坝垒堰淤成良田，要把全村分割成四千七百多块的八百多亩坡地、圪梁地修成水平梯田，这需要一块一块地垒石头，一担一担地挑泥土。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劳动是艰苦的。而当时全村只有五十多个劳动力，集体经济又刚刚建立起来，财力、物力都很单薄。但是，大寨人民敢于藐视困难，并认真地同困难作斗争。他们坚信，只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依靠集体的力量，就能把大寨的面貌改变过来。他们没有坐等农业机械化，没有单纯依赖国家的支援，当改造自然的规划一经制订，就立即投入了战斗。他们经受住了一个又一个严冬的考验，尽管凛冽的寒风吹裂了他们的皮肤，坚硬的岩石震破了他们的双手，他们的心始终是热气腾腾的。困难没有吓倒他们，失败也没有使他们后退。正是这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顽强的革命精神，使他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成倍地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同时使林业和畜牧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我们干革命，就是要改造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不论是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或者是同自然作斗争，就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只有坚决战胜困难，我们才能前进。对困难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考验人们是否真正具有革命精神的试金石。大寨人民出色地经受了这种考验，使大寨的山河变样，使穷大寨开始变成为富大寨。
附：《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2）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还要学习他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兴办的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大寨的事迹证明了：农村人民公社，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能够使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对国家的支援也越来越大。总之，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对社员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很有利。
正是由于以陈永贵等同志为首的大寨大队党支部是这样看得深、看得远，所以他们一贯用自力更生的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要求他们处处精打细算，把一切可以节省的财力物力都节省下来，用到生产建设上。十一年来，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而且第二年就如数还清了。去年他们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大水灾，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修复被洪水冲毁的土地。事实证明，他们走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十一年来，大寨大队的集体经济大大地发展了，自己牢固地站稳了脚跟，又有力地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整体，一个单位有困难，国家或者别的单位加以支援，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对于每个单位来说，首先不应当是要求国家和别的单位支援，而应当像大寨大队那样，充分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好生产和工作。因为只有每个单位都这样做，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迅速发展。
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还要学习他们永远前进并且把伟大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的好作风。
十一年来，大寨人民在建设山区、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被已有的成绩所陶醉，不再继续前进了。在大寨大队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大寨人民始终是朝气蓬勃，一往直前。他们治理好了这一条沟，又开始治理那一条沟；修好了这一处梯田，又开始修那一处梯田。在治山、治坡、治沟的斗争中，坚持科学试验，把种试验田的制度一直坚持下来，几乎从种到收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技术措施，他们都进行过科学试验。革命精神推动他们进行科学试验，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科学试验的每一项成果，又更加坚定了他们不断前进的信心。到1962年，大寨每亩土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七百斤，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这是相当出色的成绩。但是，大寨人民仍然没有满足，他们要从各方面继续努力，争取在1970年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更高的指标。
我们所以要学习大寨人民这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因为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革命的道路还很长。只有永远向前、不满足于现有成绩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才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而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严格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就需要经常地、认真地进行科学试验。
大寨贫困落后的过去，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缩影；大寨的现在，土地变样，生产变样，技术变样，人的思想变样，正是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写照。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每一个地方，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试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Ｇao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农业学大寨（1）
(1)全国农业学大寨之始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
据有关资料记载，毛主席的这一思路，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就《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毛主席当即写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批驳这个说法，他说：“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毛主席认为，“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
大寨适时涌现出来，为毛主席长期为之奋斗的理想提供了一个样板。这个只有300多人的小山村，不但自己留足口粮和储备，每户每年还平均向国家缴售2000多斤粮食，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获得了战胜困难和粮食增产双丰收。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曙光展现在毛主席面前。 1964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讲，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加强内地建设。中央决定，在农业战线上树大寨这面红旗，给全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总理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专程去大寨考察调研。廖鲁言亲自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他们与大寨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开了8次联席会议，看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走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他特别赞赏大寨经过多年努力，使建起的水平梯田成为活土层在一尺以上的、能蓄水保肥、抗旱保墒的“海绵田”，他认为这种海绵田对于发展我国旱作农业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对这次调查很满意，并在大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大寨树立为一面旗帜。他告诫大寨人：“大寨可是给树起来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廖鲁言回去后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呈送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阅示。
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上，并第一次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众所周知，这个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审阅、修改的。这个报告中有相当篇幅讲了大寨，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周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报告叙述了大寨的条件、工作和成绩：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基本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这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万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 ”
农业学大寨（2）
周总理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大寨的先进经验，并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会上，周总理还脱稿讲了许多话，介绍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有关情况。
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发扬大寨精神”，同时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从此，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2)各行各业学大寨
海军在学大寨上带了头。海军政治部在《学大寨工作简报》上写道：“海军战士学大寨，万里海疆添新彩，军舰不能上高山，大寨精神可下海。”不久，北京军区的各军把野外拉练和学大寨结合起来。三十八军在昔阳搞了一次军事演习，除了炮弹、机枪射击之外，还发射了两组多管火箭，许多昔阳人还坐着三十八军首长的直升飞机在天空中飞了几圈。
从此，一场全国性的学大寨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或召开专题报告会，或开现场会，办学习班，或组织大家到大寨参观……运用多种形式学习大寨经验。中央有的部级单位还提出要把本单位建成大寨式的单位。学大寨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国内的舆论工具予以积极配合宣传，许多记者为此常驻大寨。人们打开广播，歌颂大寨的歌曲随时可以听到,《大寨红花遍地开》成了广播节目的开始曲。各地报刊杂志学大寨的口号随处可见:
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
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
学习大寨人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
(3)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
“农业兴，百业兴；农家旺，国家旺”。党中央、国务院树立大寨为全国农业上的一面红旗，这面红旗的旗手就是爷爷自己。要想保持这面红旗鲜红，就得解决“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的问题。他说：“大寨学全国的先进单位，大寨学人民解放军。大寨要找差距，要用更大的干劲创造更大的成绩。”在他的带领下，大寨继续进行着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开始防旱防涝，向改造大自然的深度进军。
这时，“文革”开始了。大寨本身就是一面红旗，没有什么值得炮打的“司令部”，也无所谓“造反”与“保守”两派，因此大寨比较平静。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共同语言和行为”——早请示、晚汇报及忠字舞等没有在大寨流行过。他们也不是“宝书不离手，语录不离口”。因为安排紧凑的劳动搭不起时间，读报和学习只能在劳动之余进行。在这个时期，大寨与全国相比，有三个特点：全国运动，大寨生产；学生上街，农民下地；参观火热，生产繁忙。可以说，“文革”10年，是大寨人实实在在地大干的10年。
(4)记者的到来
有位记者来大寨，看到大寨的革命运动太平静了，就建议让社员下地劳动时扛上红旗和语录牌，说这样的场面拍下来发表，才能显示出大寨浓厚的政治气氛。爷爷听了说：“我们山区地块零碎，一个人一天要换好几块地，干好几种活，下地要拿几种工具。你说，社员下地是扛工具还是扛红旗、扛语录牌？再说，除了农田基本建设，一般的农活我们都是分散干的。如果几个人下地扛上一面红旗，游行不像游行，劳动不像劳动，这是干什么？”
这位记者没有回答。爷爷继续说：“政治空气是不是浓厚，不在形式，而在实际。如果一味追求形式，弄虚作假，影响了生产，那么，这种政治空气再浓，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
大寨人一心搞生产，分秒必争，不管什么事，占用一点劳动时间都不情愿。他们利用整时间劳动，零时间办公。安排农活，是端着饭碗时议定的；学习读报，是在地边休息时进行的。他们的劳动很紧张，占用他们劳动时间的采访者难免会碰钉子。
一位技术员和一位省报社的摄影记者一起住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技术员刚调查完大寨的情况，就告诉记者说：“你要摄影，最好不要占用他们的白天时间。因为大寨干部有‘五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在劳动时间从地里叫走社员去谈话；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借口检查生产东游西转；上级来下乡的干部不准从地里叫走正在劳动的干部。”记者紧皱着眉头说：“晚上怎能看到播种？”“陈永贵最怕别人白天占用他的时间，侵犯了他，可不给你留情面。”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农业学大寨（3）
摄影记者只好把时间安排到早饭后。按照习惯，社员们天刚明就上地了。为了配合记者拍摄，爷爷叫他们等着。眼看着火红的太阳已经远离山峁，记者还在琢磨着社员们的姿势。爷爷说：“七八十号人哩，停一个钟头就少种好几亩地。”排练了半天，记者仍不满意，又让人们排成一行队列重新走，老农贾承运嘟囔：“这是做甚哩，上地还排着队走？”“好，开始走！”记者发出口令。人们慌忙扛起农具走起来，突然又被叫停，只见记者摆弄了半天机子。
爷爷抬头看看太阳已经爬出山顶三竿高，心里开始火烧火燎起来，可他尽量忍住了。他是被拍摄的主要对象，左肩扛耙，右肩扛犁，出了一身汗。人们正在走着，记者又喊了一声：“停！”原来是太阳光线变强了，又得调整光圈。爷爷忍不住了，把肩上扛的耙扔到地上说：“同志，我们正在春耕大忙，这么耽误时间，我们可吃不消。”摄影记者抱歉地说：“这是工作需要，是为了拍摄得更好！”
爷爷按捺着火气，说：“我们搞的是农业生产，如果这样耽误下去，恐怕生产也搞不好了，你就不来大寨了，我们也该歇心了，咱们两省事！”他心疼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可这也是工作需要，只得忍耐，也劝社员们再忍耐些，并且提议开始一边劳动，一边配合，干活摄影两不误。
摄影记者被他们一分钟都不愿耽误的劲头感染了，集中精力抓拍他们的劳动镜头，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这位记者感慨地说：“拍得自然、真实，这是因为大寨人干得实在呀！”
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赵忠祥在《岁月随想》中写道：“我第一次见到陈永贵时，他正值壮年。那天，我住在窑洞，窗纸刚一放明，我就走出门外。正像先到达的记者所说的，这时，陈永贵已在周围的山梁上转了一圈，把这一天该在什么地方干活，该干哪几种活计，每一处分派几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能正好把活计完成，放在心里谋划好，以便等社员出工时，好一一安排。他穿一身黑布衣，头扎一条白毛巾，胸有成竹地巡视这片土地，天生的农民首领的素质。
“那时大寨虽没达到辉煌之巅，但已经有了名气，来采访的记者逐渐多了起来。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嘱咐我们，到大寨来采访，只是拍摄镜头、拿个本子记录是不成的，陈永贵会不高兴的，你们必须在和社员一同干农活儿中进行采访。另外，他叮嘱，一定要小心，别说出或问出会使永贵不高兴的事，他脾气不好。于是，我穿上粗布外衣，借了个圆形垫肩，走进了山沟里和社员一块儿整土地。大寨的社员干起活儿来十分卖力，这平常的活计，在他们干起来，就像我曾参加过的劳动会战，每人都是一脸土，一身汗。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难干的活儿。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么巧妙，看他干活儿，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儿，他只专注地干他的活儿，在他的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眼里服他。对于我们这些客人，大寨有个招待所，每天供应我们三顿饭，中午和晚上是粗面， 碗中飘着葱花香油，偶尔还会有一两片肉。陈永贵把我们带到食堂，看到我们端起碗筷，说一声：‘你们吃吧！’他掉头就走。我们刚想挽留，新华社的记者说：‘不用，他从来不陪客人吃饭。’陈永贵回他的窑洞，去端他的大海碗，喝他家的玉米糊糊去了。”
(5)应接不暇的参观者
20世纪60年代的大寨，红遍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奔向大寨。一些画画的、谱曲的、写剧本的、调查农业专题的、劳动锻炼的、研究土壤的、调查种子的，还有人事组织部门派的人也纷纷到大寨来取经。
“文革”中，尽管中央一再发出通知，不让那么多人去大寨参观，甚至规定参观大寨必须经农业部批准，但是各地的人们不管那些，仍然潮水般地拥向虎头山。随之而来的是给忙于生产的大寨人带来了诸多接待方面的不便。
农业学大寨（4）
在食宿方面。大寨接待站从早到晚都在接待客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闻见饭菜味，听到炒菜声。由于来的人太多，接待人员只好往桌上放一盆饭，让来吃饭的人自己动手。即便是喝水，也是个大问题。大寨缺水，只有一口井。参观者来得太多了，水不够喝，最后只好从邻村抽水给大寨。后来还不得不用卡车从远处拉水来解决参观者的喝水问题。为了接待中央领导人和外宾，大寨人在村口推平了一座小山，建起了“大寨国际旅行社”。由于来的人太多，多数到大寨参观的人不能住在大寨旅行社，只能住在昔阳县城里。当时昔阳县的招待所和旅馆一共有5000多张床位，但还是满足不了需要。有的参观者只能住在邻近的阳泉市和平定县，每天坐汽车到大寨参观，晚上回去住。最高峰时，有些人只能住在远处的石家庄。
在出行方面，到大寨的汽车来来往往，特别繁忙。很多人来不及等汽车，只好步行到大寨。即便这样，停放的车辆还是很多，从村里一直排到村外。
有人说：“小村大寨，因陈永贵而蜚声世界。不知陈永贵，不可谓知中国大寨；不到大寨，又焉能知陈永贵？”怀着对这位劳动模范的尊敬，许多人都希望见他一面。可爷爷最怕劳动的时候有人打搅他，到了地里，他低头不语，只赶着撒种修地。来访的人们只好在他收工以后访问他。于是常常出现前后左右围了一大群人拦在路上向他发问的情景。可已劳动了半日，疲惫不堪的他目不斜视，低着头，经常是径直往家走去。他对到大寨视察工作的上级干部解释道：“晚上谈工作通宵不睡地谈，我也高兴，可是在播种时白天耽误我半个小时，我也心疼。如果让我们的干部整天陪着外来的人介绍经验，必然影响他们的劳动生产。”
有段时间，为了躲避拦在路上的参观者，曾经整整3个月时间，他有家难回，在地里劳动，在地里吃饭。有人认为他已经有了这么高的荣誉，不用再到地里劳动了。他却回答：“劳动模范，不劳动了还叫什么劳动模范！”
来参观的人兴致勃勃地想见见大寨的干部，可到大寨后，发现家家户户都锁着门，因为他们都下地干活去了。
为了满足参观者见到大寨人的愿望，爷爷安排了一种独特的见面方式。每隔四五天，选一个中午，来大寨参观的人站在从虎头山到大寨村的路两边等待见面。大寨接待站的人用麦克风宣布：“现在，大寨干部和大家见面。”然后大寨的几个干部从路中间微笑着快速走过。有的人挤过去，一把一把往大寨干部衣兜里装他们那里制造的毛主席像章。大寨干部也回赠几枚印有大寨图案的毛主席像章、大寨纪念章或是“红宝书”，同时又不忘说些为了确保下地劳动，不能有太多时间接待大家，希望大家理解之类的话。两旁的人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红宝书”，高喊着口号：
“毛主席万岁！”
“向大寨人学习！向大寨人致敬！”
“向陈永贵学习！向陈永贵致敬！”
“大寨精神万岁！”
参观者的热情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校师生以及成千上万的参观人群，都心甘情愿地在虎头山上参加义务劳动。哪怕是垒一块石头，铲一锨土，栽一棵树，都是荣誉性的留念。
不少地方的负责人到大寨取经送宝，带着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表演歌舞。《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等8个样板戏几乎天天在这里上演。每次表演，大寨干部都得坐在大礼堂前排观看，这是态度问题，不能不参加。有时碰上连续几个晚上都是同一个节目，头天空军到大寨演了《沙家浜》，第二天工程兵来了，演的也是《沙家浜》，最后海军演的还是《沙家浜》。干部们劳动了一天，累得上下眼皮直打架，可还得坚持坐到演出结束，等着上台和演员握手致谢。
大寨对干部的要求不同于一般社员。社员们下工后就可以休息了，干部晚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大寨结了婚的女干部吃了晚饭后可以在家干点家务，男干部晚上9点多还得凑在一块研究当天的事和第二天的生产安排，一般都得熬到夜里12点之后才能休息。大寨干部忙这忙那，睡觉时间大为减少。
农业学大寨（5）
(6)各地到大寨取经送宝
大寨闻名遐迩，光临大寨的人愈来愈多。大寨像井冈山和延安一样，成为红色圣地。人们去别的圣地，都是有季节性的，而去大寨，却是终年不衰。即便是在凛冽的寒风中，有的人怀着朝圣取经的愿望，步行几百公里，吃着自带的干粮来到大寨；有的怀着革命的热情来交流；有的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参观。大寨的田间村落、山上山下常常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一天少则两千多人，多则一万多人。
虎头山上空架起了高空运输索道，地里出现了拖拉机。高空中穿梭的运输机和地里耕作的拖拉机隆隆作响，奏出一曲曲和谐的音符。年轻的拖拉机手高唱着豪迈的歌：“我站在虎头山上哎，迎着朝阳放声歌唱……”大寨的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大，大寨人的心也越来越红。看着大寨这些既会操纵机器，又会种田；既会动脑筋搞技术，又能辛勤耕耘的新一代农民，看到用自己的双手建设起来的新大寨，感叹之余，老年人仍不忘教育年轻人：“如今，有了拖拉机，有了高空运输，可不能丢掉咱自力更生的扁担精神。丢掉这些，人就变了。”
虽然生产已机械化，生活也大大改善了，但大寨人仍然担着土石往山上走，挥着镢头在地里刨，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衣服是自己做的，小工具是自己造的。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看了感慨地说：我们来大寨取经，思想上获得了很大的收获。爷爷却说：“你们是送宝来了，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长了见识。通过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对我们有好处。”
全国各地来大寨参观学习的人非常虔诚。山西雁北地区有个谢家坪大队，11个干部冒着严寒步行四五百里来到大寨参观学习，一路上像八路军行军一样，不住民房，不扰百姓，吃着自带的干粮坚持到了大寨。听说参观大寨“只能看地，不能看锅”，一些人就悄悄地来到大寨人的厨房里，揭开锅盖，一看都是些玉米面窝窝头，心里很不平静。大寨人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过着简朴的生活。这些参观的人非常感动，拿走大寨人正在吃的半个窝窝头带回谢家坪，告诉家乡的人：“大寨人就是吃着这种饭与自然斗争创造出一个新大寨的。”
浙江的一名生产队长，想通过学大寨改变家乡的面貌，自己花钱千里迢迢来到大寨取经。大寨人深受感动，特许这位生产队长住在大寨接待站。后来，浙江省来了几百人，领队说他们是第一批来大寨的浙江人，爷爷说：“不对，第一批已经来过了，是一个人。”
新疆的同志在昔阳办了为期10天左右的学习班，自己带了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翻译，还带来了油印机，将介绍大寨经验的材料翻译成上述少数民族文字后，当场印发给大家学习。南疆的人们路上走了十几天才来到大寨，原来准备顺便到北京看看，可参观了大寨后，对比自己没有做出多少成绩，就马上回去了。
从全国范围来看，几乎每个省都组织了县以上的干部参观大寨，学习大寨精神。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的事迹最为感人。林县人民为改变农田缺水的面貌，在险峻的山壁上开凿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面貌。当时，比较突出的还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和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等先进典型。到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大丰收，这是与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各界名人的足迹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大寨人在虎头山上打坝造地，从未间断，真正实践着我国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国内国外，从高层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纷纷来到虎头山，虎头山成了一座驰名中外的名山。
据资料记载，大寨接待的我国副总理以上的中央领导人有28位，部长以上的领导人有50余位。其中有周恩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罗瑞卿、谭震林、邓颖超、纪登奎、方毅、张劲夫、康世恩、谷牧、粟裕、姬鹏飞、王震、孙健、谢富治、康克清、林佳媚、徐向前、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藏族）、赛福鼎（维吾尔族）、廖汉生（土家族）、耿飙、乔冠华、钱正英和石广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到过大寨。
农业学大寨（6）
科技卫生、文化体育界的名人更多，如：文学家巴金、郭沫若，医学家林巧稚，科学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等。还有如侯宝林、红线女、郭兰英、孙道临、崔嵬、马季、庄则栋等也慕名而来。在大寨这块平凡的土地上，还留下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伊丽莎白?柯默的笔名）、美籍华人杨振宁、物理学家李政道和美国作家斯诺等外国友人的足迹。
1969年来大寨的共375万人,是人们上虎头山最多的一年，平均每天有一万多人。在我国的名山中，没有一座山有这样显赫的记录。大寨以其独特的人文景观吸引着人们摩肩接踵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奇迹。历史上也许只有在大寨出现过。
(7)国际友人访问大寨
据统计，农业学大寨期间（1964年-1979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要到平民，到大寨参观的人总共达到1045万人。其中国际友人共计25423人，包括来自22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政党领袖，134个国家的友好人士，2281个参观团。这之中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副主席斯皮罗?科列加，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乔?蒂奥多西。（1965年5月21日）
哥伦比亚共产党总书记巴斯雷斯。（1966年12月15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副总理武元甲。（1967年4月9日）
保加利亚等35国驻华使节一行72人。（1967年5月25日）
尼泊尔、埃及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73人。（1967年4月27日）
朝鲜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77人。（1967年5月13日）
越南等43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95人。（1967年5月27日）
黎巴嫩等34国驻华外交使节一行68人。（1967年6月13日）
加拿大等24国驻华商务参赞一行66人。（1967年6月27日）
日本文艺工作者组成的齿轮座剧团。（1967年9月25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拉米兹?阿利雅。 （1967年10月4日）
丹东联盟（马列）主席东尼托斯科萨。（1970年7月27日）
越南劳动党西北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黄文矫。（1971年7月11日）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穆赫辛?艾哈迈德?艾尼。（1972年7月20日）
赞比亚共和国副总统迈因扎?乔纳。（1972年9月21日）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1973年4月23日）
马里共和国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1973年6月25日）
塞内加尔共和国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1974年5月10日）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1975年2月25日）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伯纳姆。（1975年3月15日）
柬埔寨首相宾努。（1975年5月15日）
新加坡共和国总理李光耀。（1976年5月14日）
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副书记、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索平。（1976年7月29日）
洪都拉斯总书记阿加皮托?罗夫荣。（1976年12月14日）
挪威工人共产党主席保尔?斯泰根。（1977年2月2日）
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主席沃斯瓦尔多?贝契。（1977年2月13日）
缅甸总统吴奈温。（1977年5月2日）
荷兰王储贝娅特丽克丝（即后来的女王）。（1977年5月7日）
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维拉尔。（1977年5月15日）
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洪涛。（1977年5月23日）
佛得角共和国议长兼外长阿比利奥?杜亚尔特。（1977年6月5日）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1977年8月7日）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海外贸易部长布赖思?托尔博伊斯。（1977年10月29日）
哥伦比亚卡米洛运动（马列）总书记奥尔兰多?利斯。（1977年10月30日）
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书记文铭权。（1978年4月2日）
乍得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马卢姆。（1978年9月24日）
国际友人看到一派丰收的景象，亲身感受着大寨精神，发自内心地留下了许多评价。
马达加斯加新闻代表团把大寨誉为“全世界农民的首都”。
泰国学者格桑认为：“大寨人创造的奇迹，可以和世界上七大奇迹并列。”
南斯拉夫学者维达索维奇参观后说：“大寨是一所共产主义学校，不仅中国人要学大寨，世界人民也应学大寨，大寨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
农业学大寨（7）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说：“陈永贵的有机战略，对我们很有启示。”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感慨地说：“大寨是中国的骄傲。”
日本学者在精心研究和分析后说：“我们国家从你们开山造梯田建设小平原的实践中受到了启发，进行围海造田。海绵田对日本的农业改革是有意义的。”
这些评价不是客套话，因为农业问题几乎让各国的领导人感到头疼。农民问题也是学者不断探索的课题，更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有关人士在苦苦地找寻着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他们在大寨受到了启发。
有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人说：“我们学不了，我们国家没那么紧张，不靠那么多人去拼。”即便这样，参观后他们也被大寨人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
(8)周总理三次到大寨
周恩来总理三次到大寨，大寨人对周总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
第一次是1965年5月21日，周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陪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副主席科列加一行到大寨参观。遵照事先总理在北京发出的“要吃大寨饭”的指示，大寨人这天中午就准备了一顿地地道道的家常便饭。四菜一汤，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和小米稀饭，饺子和油糕。总理边吃边说：“这个饭很好吃。”饭后，总理走进了大寨洪灾后新修起的窑洞里，一边拿起村民端上的瓜子，一边和大家嘘寒问暖。他感慨地对李先念副总理说：“大寨人不多，办的事情可不少，是改天换地啊！”
登上虎头山后，周总理和爷爷俩人坐在一个大石头上促膝交谈了将近4个小时。爷爷对周总理非常尊敬，愿意掏心窝子说话。总理在肯定大寨成绩的同时，要求大寨多种树，控制水土流失；要针对三年大旱搞水利设施建设，保证稳产高产；要多储备粮食；办粮食加工厂，发展畜牧业，发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还要办半耕半读的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下午，总理要离开大寨了，行前他依依不舍地说：“我们只看了三分之一，可惜时间太短了。”
这次来访，把大寨精神提到了世界性的高度。3天后，山西省省长卫恒在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学大寨的问题，现在已不是全省全国的问题，而是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第二次是1967年4月23日，周总理与陈毅副总理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及副总理武元甲来大寨访问。这时，周总理第一次到大寨的指示，大寨人都已照办了。此次总理来后看了高兴地说：“大寨变化真快呀，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周总理照例又吃大寨饭，饭后把自己吃剩下的半个窝窝头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带了回去。
第三次是1973年4月23日，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来大寨参观访问。周总理走下车，敏捷地扫视了大寨新建的一排排石窑洞。仅隔6年，再次踏上大寨的土地，看到大寨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理兴奋不已，热情地抓住爷爷的手说：“永贵，我不敢认大寨了，变化真大啊，你们老一辈、小一辈干得真好啊！”总理接着向外宾介绍道，“前两次来大寨时房子还没有这么多，树还没有长大，今天大寨人是在新农村欢迎我们！”总理又对省、地的领导同志说：“天大旱，人大干，我将你们一军，你们要学昔阳、学大寨呀！要给你们些压力，没有压力不行。我们都有压力嘛!”
在与一个男子握过手后，周总理说：“你不是大寨人。”那人说：“我是县农科所的。”大家奇怪地问总理如何知道他不是大寨人，总理笑着说：“大寨人的手没有他这么软的嘛。”大家明白后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在大寨旅行社稍歇后，就兴致勃勃地提出要陪外宾参观虎头山。爷爷说：“总理，我们把路修好了，可以坐车上山了。”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大寨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寨社员每天挑着重担上山，我要用大寨精神参观大寨，自己走！”他们路过枝繁叶茂的“乐人树”，穿过后底沟的弯曲小路往山上走去，到了绿油油的麦田边，总理还嘱咐身边的同志走路不要踏坏庄稼。路上，总理看见康家岭变成了苹果园，就问：“我第一次来，没见这里有树呀？”爷爷说：“这几年新栽的，总理你上次来，嘱咐我们要多种果树哩！”
农业学大寨（8）
山路越走越陡，爷爷因为每天爬山，走得很快，可当时总理已经是75岁高龄了，看见他走路如风，和蔼地说：“永贵同志，走慢些，总理不是10年前的总理了。”到了小石坡，要迈过一个尺把高的石坎。总理试着抬起右腿，努努力却没有跨过去。于是，他回过头来喊：“永贵，来，扶我一把！”爷爷紧跨一步，扶着总理的胳膊登上了石坎。
那天，红日当空，热风拂面，大寨接待站预备了草帽，总理执意不戴。总理陪同外宾一步一步登上虎头山，来到“军民池”旁边，周总理指着七沟八梁一面坡，给外宾介绍大寨的工程和变化，他说：“我1965年来时，山上没有树，今日树木成林，又种了这么多果树，梯田修得这么漂亮，又修了蓄水池，我说的，大寨人都做了，干了这么多事。”正在这个时候，邓颖超在一旁风趣地说：“你让永贵介绍吧，你们看，总理成了大寨的说明员了！”周总理高兴地说：“我来大寨三次了，对大寨的情况还是了解的。我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永贵同志补充嘛！”总理的话逗得大家笑了起来。埃切维里亚总统接着说：“我们今天来到大寨，看到了你们这样巨大的成绩，看到了精神力量。大寨不仅是你们新中国的榜样，而且是墨西哥的榜样，也是第三世界的榜样。”
总理环顾山下，看到了邻村武家坪的土地，便问那里的情况。爷爷说：“武家坪经过5年苦干进步很大，大寨如果不注意就要被超过了。”总理听了十分高兴，说：“超过了，那我就高兴了。我很喜欢有很多地方超过大寨，你们再努力赶上去。全国都像大寨就好啦，但需要很长时间。”
当周总理走到一块被水冲刷得非常光滑的大石头前面时，问身边的郭凤莲：“小郭，你说是人的力量大呀，还是水的力量大？”郭凤莲脱口而出：“人的力量大，人定胜天嘛。”总理故意说：“我看水的力量大，水能把石头冲成这个样子。”郭凤莲说：“那水几千年才把石头冲成这样，俺大寨人三次就把狼窝掌给治住了，还是人的力量大。”总理高兴地说：“这就对了，青年人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
周总理视察狼窝掌，称赞了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事迹后，又一次问郭凤莲：“小郭，你学不学毛主席著作？”凤莲说：“学哩。”总理说：“有了成绩应该怎么办？”凤莲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周总理听了很满意，说：“对了，要继续前进。”
下午4点10分，周总理就要动身走了，全体支委来送行，一个个说，总理，有时间千万再来大寨看看。总理说，只要我身体好，一定还来大寨。临走前，他还一再告诫大寨的干部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教育后代永不变色。
曾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周总理走时叮嘱大寨人要多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周总理走后，老陈带着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开会时还讲，有树才有鸟，树多鸟才多，鸟多人快乐。如今梯田旱涝保收，山上绿树成阴，水土基本没什么流失。老陈是英雄，我们大寨是在他的带领下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我亲眼看见老一辈人付出的心血，老陈在大寨从肩扛、人抬、担挑、小平车推，到推土机搬山、填沟、造人造平原，那可是真干呀！”小辈人享受着老一辈造的福，那种由衷的感谢之情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诗写春秋唱太平”
大寨人创造出了丰硕的物质成果，也创造出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形成了独特的大寨文化。巴金、郭沫若、孙谦……众多文化名人都慕名而来，写下了不朽的诗文。在文化汇聚交流中，为大寨文化增添了活力，在虎头山上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文学泰斗巴金先生是第一个来大寨采访的外地作家。他踏着山路观看了狼窝掌、合作沟等地，了解了大寨人的事迹。回到上海后写出了万字的纪实散文《大寨行》。在文中，他细致地描绘了大寨村的景象、人物和见闻，至今读起来仍然亲切感人。他笔下的大柳树、狼窝掌至今脍炙人口，现摘录如下：
“在新社会，这里是人们称为‘饭场’的小广场和会议处，大寨人有大大小小的心事，都要在这里讲给大家听，大柳树不知听了多少豪言、壮语，多少捷报、喜讯，多少笑声、歌声。‘苦人树’变成了‘乐人树’，它是大寨人最忠实的朋友，大寨人的精神面貌如何成长，它是最好的见证……我仔细地看着它，我走到树下摸摸它歪斜的树干，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好像它不是树，是我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想见陈永贵一面也见不到，可是这棵树它不知道见了陈永贵多少面，一千次！一万次！……站在这棵树下，我有多少的感想。我羡慕它，我喜欢它，我看见它，仿佛读到大寨的历史，从旧大寨变成新大寨的一部斗争史。
农业学大寨（9）
“著名的狼窝掌就在上面，坎高、坡陡、路滑，我那朋友已经去过两次，他劝我不要上去。但是到了合作沟，不上狼窝掌，总觉得好像不曾到过大寨似的。我说：‘上去罢！’靠着一位同志的帮忙，我还是上去了。多么壮的玉米苗！我顺着田边坎顶走到木牌前面，注意地看牌上三个红大字：狼窝掌。我只看了一眼，突然感到精神振奋，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英雄故事又来到我的心头……我们站在坡上往远处看，一道一道的坎，护着一块一块的梯田，顺着蜿蜒曲折的山势，一层一层地高上去。我知道坎一共有32条，可是我究竟看到了多少条，我没有数，我只有一种惊奇的感觉：多大的工程!多大的干劲！我不由自主地赞叹一声：‘大寨人！’在每一条石坎上，在每一块梯田上我都看见了大寨人的英雄气概!”
遗憾的是，巴金来大寨时与在外开会的爷爷失之交臂。如果历史能够重演，“巴金笔下陈永贵”的形象定会栩栩如生。
1964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到大寨拍摄了纪录片《学大寨》。当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奇迹叠印成电影画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时，音乐渐起。著名歌唱艺术家郭兰英唱出了尽显大寨人豪情的主题曲《敢叫日月换新天》：
一道清河水，
一座虎头山，
大寨那个就在山下边。
七沟八梁一面坡，
层层梯田平展展，
层层那个梯田平展展。
牛羊胖乎乎，
新房齐崭崭。
炕上花被窝，
囤里粮冒尖。
银光满屋喜气多，
社员梦里笑声甜，笑声甜。
一朵红花开，
百里光闪闪，
陈永贵是俺大寨的好领班。
铁手磨光金锄把，
汗水洒满块块田，
汗水那个洒满块块田。
年年新套套，
步步夺丰产。
怀揣社员心，
眼往全国看。
依靠群众掌大印，
永不褪色的好党员，好党员。
一条阳关道，
万马奔向前，
这就是大寨的英雄汉。
扁担挑走烂石坡，
镢头开出米粮川，
镢头那个开出米粮川。
困难一层层，
歌声一串串。
冰天造大坝，
雪地移高山。
哪怕灾害有千万，
敢叫日月换新天，换新天！
从此这首歌颂大寨精神的歌曲走红大江南北。
1965年12月7日，郭沫若先生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来大寨参观。郭老在昔阳县参加了县委召开的座谈会，听了大寨发展史后，登上虎头山，参观了狼窝掌。面对大寨的巨变，他激|情豪迈，诗兴大发，挥笔写下《颂大寨》和《参观大寨展览馆有感》，发表于《人民日报》上。郭老被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感染了。这种感受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
能成为合抱的大木
给天下的劳动人民一片清荫
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
我也希望它的残影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
郭沫若经常说：“人活着是要吃饭的，千万不要忘记农民，不要忘记大寨人。”这位文化巨人一生向往光明，追求革命，充满了传奇色彩。在逝世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一半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凝重的浪漫。
1976年，著名画家杨力舟、王迎春夫妇在大寨深入生活，创作了反映大寨劈山造地英雄气概的国画《挖山不止》。著名导演崔嵬、桑夫，电影演员张平、赵子岳、谢芳等到大寨体验生活，拍摄了反映大寨精神的故事片《山花》。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寄予着影坛人士对大寨的一往情深。
1977年，电影艺术家孙道临执导纪录片《大寨》。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壮举，使孙道临更加感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由衷地说：“大寨人，了不起！”
作家孙谦用心血写成了《大寨英雄谱》。在文章的结尾，孙谦激动地写道：“大寨人说到哪里做到哪里。大寨人说要修沟，沟里就有了平地；大寨人说要治坡，山坡就变成了水平梯田；大寨人说要战胜灾荒，他们就把灾荒远远地甩在后边；大寨人说要修水地，就一定能修出水地来；大寨人说要亩产过长江，大寨的亩产就一定能过长江！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是我们伟大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缩影；大寨人民的坚定意志，是我们伟大中国人民坚定意志的缩影！”
孙谦是爷爷的挚友。在爷爷人生起伏之时，总是出现在爷爷身边，他们喜欢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孙谦为他那种农民式的智慧所折服，说：“活着是兄弟，死后还在一起喝！”孙谦留下遗愿，死后把骨灰撒在大寨，当成肥料肥田，把自己的最后贡献给大寨。爷爷在国际友人眼里是一位英雄式的人物；可在国内一些人眼里，他是个大老粗，但是，为什么这些文人贤达临终前一再叮嘱，一定要埋在陈永贵的身边？他似乎没有文化，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复杂和疑难的文化课题！
大寨这块神奇而独具魅力的土地，引来了众多文化人士心甘情愿地进行文化意义上的垂注。这令人深思，使人顿悟……
历史性的会见（1）
1964年12月，爷爷到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26日上午，人代会刚结束，他与往常一样随着大家一起走出人民大会堂会场，忽然听到周恩来总理在背后喊他的名字：“永贵同志，请等一下！”他回头一看是周总理，忙停住了步子。周总理说:“今天晚上不用到大灶吃饭了，跟我来吧！”总理告诉他，“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主席特意把你请来。”
爷爷听到毛主席要请他参加生日宴会，高兴地随总理一同走去。他俩边走边聊，不一会儿就到了休息室，只见朱德委员长已经先到了，正在沙发上休息。爷爷立即向朱德委员长问好。朱德委员长同爷爷握手，并闲聊起来。他询问了大寨在太行山的方位，说他曾在山西武乡和左权县住过，还说起了当年他驰骋敌后，在太行、华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情景。正在说着话，周总理看了看手表说：“时间快到了，咱们到餐厅去等主席。”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安排，又约了刘少奇副主席一同进入宴会厅。应邀而来的还有曾志、彭真、罗瑞卿和余秋里等同志。
不一会儿，门敞开了，毛主席面带笑容健步走进来，人们纷纷向主席致意。毛主席微笑着一一与大家握手。
爷爷目不转睛地看着身材魁梧的毛主席，心情非常激动。这时候，周总理走了过来，将他领到毛主席身边，并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永贵好啊！”爷爷无限幸福地伸出两只长满老茧的手，捧着毛主席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毛主席也仔细地端详着他。一个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个是基层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彼此间似乎已经很熟悉，犹如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突然相遇似的。
毛主席对农业劳动模范有特殊的感情和关爱，入座就餐时，向他招手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爷爷激动万分，但又觉得这样坐有些不妥，就对毛主席说：“还是让给年轻人吧。”于是，邢燕子和董加耕就挨着毛主席坐了下来。
宴会开始后，毛主席举杯幽默风趣地说：“今天既不是祝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指干部下乡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有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
席间，爷爷凝望着主席，很少动筷子，主席见他有点不好意思，就热情地说：“永贵，吃菜，吃菜嘛！”随手将一盘菜端到他面前，为他夹了一筷子，招呼道：“这个菜好，吃这个……永贵同志别客气！”同时，请大家动筷夹菜。毛主席又一次肯定了大庆和大寨两个先进典型。主席先问余秋里同志读了几年书。余秋里答道：“三年小学。”主席说：“三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不错嘛！”接着毛主席对爷爷说：“你是农业专家噢！”爷爷没大听懂主席的湖南话，只是连着点头说：“嗯，嗯。”主席知道他没听懂，就重复了一遍。周总理在一旁向他解释，他憨厚地一笑，赶忙连连摇头谦虚地说：“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又问起了他的年龄，知道他已50岁，于是风趣地说：“噢，五十知天命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爷爷这次是不住地笑。主席还问起了大寨的情况，在座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对主席说：“永贵今天上午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讲得挺生动，代表反应强烈。”毛主席随即向在座的人称赞道：“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是聪明的，而我们在大学里读那些书，越读越蠢。”
毛主席又指着钱学森说：“你是导弹专家，依靠你，使我国的原子弹早日爆炸。”钱学森忙立起身，恭敬地说：“我不敢称为专家，距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远哩！”接着，毛主席告诫这几位劳动模范说：“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翘尾巴不好，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做出两点、三点、四点也不要翘。”爷爷连忙点头说：“记住主席的教导，永远不骄傲自满。”这时，总理过来敬酒，气氛非常活跃。
这次接见和宴请进行了两个小时。据说，毛主席一生很少请客，即使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友，在他那里也只能得到一杯清茶的礼遇。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历史性的会见（2）
毛主席邀请爷爷参加生日宴会，爷爷感到这是最荣耀的事，也是对他和大寨的最大肯定。爷爷感慨地说：“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常常使我激动不已。我作为一个长工出身的农民，能走进中南海参与国家大事，毛主席还亲自接见，请吃饭，这是一个高得不能再高的荣誉了……这既是动力，又是压力，从此，我的工作信心更高了，要求更严了，干劲更大了。”他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脱口而出吟诗一首：“下山容易上山难，上得山来景更宽。莫说此山无人到，更有高峰在前边。”
第二天，首都各大报纸以显著版面登载了毛主席和他亲切握手的照片。在山西省第二届党代会上，爷爷代表大寨党支部作了“困难大压不倒，灾情重吓不倒，成绩大喜不倒，荣誉高夸不倒”的发言。中共山西省委认为大寨人“四不倒”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会后，省委把他的这个发言转发给全省各地、市、县，并加了按语，号召大家学习和发扬这种精神。
他成了18万人的总指挥
爷爷见到了毛主席，表示要紧跟伟大领袖的部署，出大力，立新功。然而从这时开始，国内的政治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
1964年年底，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运动开始了。晋中地委组织了几千人的“四清”工作队进驻昔阳各个公社抓“阶级斗争”，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昔阳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认为：“越是先进的地方，问题越大。”大寨是先进大队，他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于是就对大寨进行检查，并当面批评了大寨没有把新修的土地跟产量挂上钩。大寨人认为这位县委书记不过问干部参加劳动和评工记分等方面的创新，而是带着一种成见找茬。他们感觉受到了伤害，从此憋了一肚子气。
“四清”工作队到来前，爷爷一再叮咛大家要热情接待，积极协助。谁知工作队到大寨后行动诡秘，专找对干部有意见的人摸底。可在召开揭问题会时，社员们都说：“我们的干部都是社员的贴心人，不要说贪污盗窃，就是连集体的一口汤也没多喝过。可你们硬要逼社员说白话，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说罢，一个个离开了会场。工作队折腾了一段时间后，认为大寨有两件事情不符合规定：一是说分给社员当口粮的玉米不扣水分；二是说大队给扫雪的社员记了工。爷爷当即与工作队辩论，把他们整理出的问题一条条驳了回去。
正巧有一天，下起了雪，阳泉来了一群参观的人。大雪覆盖了参观者必经的路，工作队的人请爷爷派人上山扫雪开路。爷爷说话了：“我哪还再敢犯这个错误哩？因为扫雪受了这么大的败兴，我们可不敢再扫了，扫雪就得记工呀！”说得工作队长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爷爷派人扫了雪，可也引起了工作队的更加不满。
这一年，爷爷出席了全国三届人大会议。可工作队并没有因为他参加人代会而善罢甘休，反而趁着群龙无首的机会斗争大寨的干部。爷爷开会回来后感觉气氛不对。有一天深夜，他在屋里背着手来回踱步，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门打开后，大寨支委们一个个走了进来，不停地叹气。有个支委对他说：“他们这样整人，咱们恐怕是见最后一面啦！”爷爷吧嗒着旱烟，说：“他们这是整我们来了。不怕，鸡蛋里面是挑不出骨头的，我们跟他们抗一抗。”爷爷劝了他们一晚上，干部们走了，他自己却抱头痛哭。
在北京开会期间，他不止一次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反映了情况，汇报说“四清”运动打击面太大，基层干部无法干下去了。随后，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晋中地区和昔阳县委派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大寨，进行了多方面的认真调查。1965年5月21日，中共山西省委下达了［1965］138号文件，并加了按语。按语中写道：“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班子。”
当时流行所谓“拉大旗作虎皮”的说法。县里和省里刚刚形成的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知道两派要在拼斗中取胜，一要取得中央支持，二要取得群众支持。而要做到这两点，争取到爷爷的支持是绝对重要的。有些学生来大寨串联，鼓动爷爷加入他们一伙，但都遭到爷爷的婉拒。爷爷对当时的形势有看法。一次，昔阳育红中学的红卫兵去找他，他淡淡地说：“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凭几个毛娃娃也能掌了权？”
历史性的会见（3）
但是，全国性革命浪潮不允许他们观望，文化大革命照样像火一样熊熊燃烧。搞“阶级斗争”、揪“党内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大寨也面临着危机。不断有人闹事，不断有人来让爷爷表态到底站在哪一边。他和村党支部商议后决定，恳请中央出面制止这种停产、造反和斗争干部等混乱局面。
1966年11月，爷爷精心挑选了十几个苹果，带着农民特有的一份深情，到北京送给周总理，请总理品尝大寨的苹果。周总理高兴地接过来说：“这么好的苹果，我代你转送给毛主席吧！”爷爷随后向总理反映了他对形势的看法。这次与周总理见面后，他心里踏实了很多，更加明确了方向。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劳动模范要站出来，支持无产阶级的造反运动》。社论说：“你们是真正的劳动模范，就不要怕群众运动。要坚定地站在群众一边，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台也及时播出了这篇社论。爷爷听后打好了主意：按《十六条》办事，毛主席有什么号召咱就有什么行动。
不久，太原被夺权，成立了以工农为主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邀请他和李顺达参加。二人达成共识：你去我也去，你不去我也不去。他们去了后在太原待了几天，因惦记着土地，就忙着回各自村里劳动了。他们一走，这一组织就渐渐自行解散了。
然而，此时的造反运动已是声势浩大。1967年春节，在昔阳县礼堂，一些人要将夺来的县委公章交给爷爷。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还“病”了，住进了医院。周总理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给了爷爷几个红袖章，说：“他们组织红卫兵，你也组织红卫兵，他们破坏生产秩序，你维护生产秩序。”
此时，昔阳各地的几十个群众组织相继夺了各地的权，并纷纷把第一把交椅空出来留给他，有的组织甚至写出大字报称他们的总司令就是陈永贵。干部看他是自己人，老百姓看他是自己人，挨整的看他也是自己人，革命小将看他还是自己人。因此，暂时没人敢动他。他就利用出席群众大会等机会，大造声势，高呼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起来，共同打击走资派，同时想尽办法稳定秩序,紧抓生产，建设大寨县，让大寨红旗更红。
之后，各地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致请他担任一把手。他提名包括人武部、工人、干部和学生等各界头头在内的13个人当了副总指挥。从此，他从领导300多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了领导18万人的总指挥。
“永贵好”成为领袖的最高指示
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被请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拉着他的手问候道：“永贵好！永贵好！”在那个领袖崇拜的年代，这句问候成为领袖的最高指示。各大报纸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贵好！永贵好！”的最高指示，一些报纸把它套红印在了报眉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经常谈到识字不识字的问题。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 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2页。）
历史性的会见（4）
毛主席相信他能把事情办好，他成了毛主席信任的人。随着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大英雄。每到一处，经常遇到一些群众组织恳请他题词签字，题报头，似乎能让他写一个字，就是一种力量，一种荣耀。他盛情难却之下也会拿起毛笔，为热情的人们题几个字。在这样的光环照耀下，他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7月3日，他写了《永远艰苦朴素，永远当老百姓》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周总理说：“你做得对，做得好。”
为了落实周总理提出的要把昔阳县建成大寨县的目标，他极力控制大局，维护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由于他的保护，许多干部和群众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在这场运动中安然无恙。64岁的李二和说：“斗争我的时候，我只是被推推搡搡过，没有一个人在我身上动过家伙，也没坐过喷气式，多亏了永贵啊！”在“四清”和“文革”期间，爷爷把晋中地区挨过整的绝大多数干部解救了出来。
1967年9月，昔阳县七一广场举行晋中地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爷爷坐在主席台正中，举止沉着，表情严肃，不怒而威。一位部队的领导同志在麦克风前作检查。原因是某中央首长点名批评这位同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和大寨唱反调，严重地干扰了本地文化大革命和学大寨运动。
突然，大会主持人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同志们，现在，我们欢迎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同志讲话！”尽管报纸上经常这样讲，但当着爷爷的面这样提还是第一次。与会人员猜想：下一步可能就是向这位同志发起冲击了。有几个人窃窃私语，开始摩拳擦掌了。
出乎意料的是，爷爷憋着粗嗓门儿说：“今天，这位同志作了检查，我看他对问题还是有所认识的。今天我要和你们讲的是，对这位同志不能像对待走资派那样随便批斗！《十六条》讲得很清楚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啊，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矛头要对准谁！你们不是要求批斗吗？不行！你们想一想，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军队干部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嘛！上次我和这位同志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原本是不准备坐飞机的，就是怕有人揪他，我才带着他坐了飞机!不让揪就是不让揪啊，你们要揪就揪我吧！”
全场鸦雀无声，他说完就拉着这位同志的手，从台上走到台下，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两人一起钻进吉普车里坐车走了。
正月十五那天夜里，他给周总理打了专线电话，汇报说他掌了权，还解救了一些挨整的干部，表示要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周总理鼓励他说：“你做得对，做得好。还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要求做。学大寨的意义就在这里，不要打派仗，一定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你抓大寨县建设，我就放心了！”
他向毛主席反映不能再斗争干部了
在“文革”中，他对“打砸抢”等破坏生产、斗争干部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撇开生产闹革命是违反中央指示的。他说：“这些孩孩们，就知道‘抓革命’，不知道‘促生产’，这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昔阳县和公社干部大会上，他态度明确地讲：“基层干部不经县里批准，不准随便打倒、随便揪斗。凡是在农村煽风点火搞串联、揪斗干部、妨碍生产的红卫兵，一律赶出昔阳县。”经他这么一说，干部们胆子大了起来，大部分红卫兵离开了昔阳，不过，有一些人仍在找机会活动。
一天，他下乡检查生产，发现几个红卫兵在冶头公社搞串联，就马上通知干部把他们送回原单位。正要返回大寨时，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抱住他的腿哭着说：“老陈，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你给毛主席反映反映，农村中的干部不拿工资，靠劳动吃饭，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他们有什么罪啊？”他马上开起了座谈会，说：“干部犯错误，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解决，而不能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乱批乱斗。”他向参加会议的社员们表态：“今后红卫兵再来，你们用扁担把他们赶出去。”有人问：“敢不敢？闯下祸咋办？”“敢！闯下祸算我的。”“那会不会戴上‘保皇派’的帽子？”
历史性的会见（5）
他哈哈一笑说：“不怕，冬天这么冷，戴上帽子暖和。”
停了一会儿，他又赶紧叮嘱说：“你们主要是吓唬，把他们赶跑，可不要把人打伤了！”
刚开完会，听说那几个搞串联的红卫兵又跑到王寨公社去了，他立即就带人追到王寨，把他们送回太原。到了方台大队，又遇到几个红卫兵正在揪斗方台的支部书记，这几个红卫兵听说陈永贵来了，撒腿就跑，边跑边喊着：“我们到北京去告你！”
面对大量要求惩办干部的意见和来信，他的倔脾气上来了。不为农村干部做主，农村工作怎么搞？他心里想的话不吐不快，于是做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他以超人的胆魄，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提出了“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党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和“农村文化大革命要集中批判极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5条建议，最后在信中写道：“我对农村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要分清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坏干部毕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他既有冒风险的胆量，又能把握住说话的分寸，并且把当时的政治理论和自己的主张巧妙地结合起来，诚恳地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接受了他提出的建议，并作出批示：“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所提出的五条意见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
接着，一份题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下达到全国各地，在当时无疑成为众多基层干部的护身符。
据了解，短短几天内，这份文件传遍了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许多基层干部捧着这份中央文件读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失声痛哭。据说，湖南省湘西山里新晃县有一个生产队长把文件上载有的爷爷的讲话读了21遍，之后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放心了。昔阳县的张怀英看到文件后大喜过望，马上告诉县里的干部。县里马上派人连夜打印下发，人们守在打印室的门口，等着刚印出来就往外拿。
不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他提出的五条意见，说这对稳定全国农村形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后，爷爷收到全国各地的大量来信，上至省委书记，下至生产队长都在信中表达了对他的谢意。
爷爷的这次大胆谏言，使农村夺权和乱批乱斗基层干部的现象初步得到制止。人们对他十分佩服，认为他有胆量，敢讲真话，句句讲到农村干部的心坎上了。有人说：“这封信除了陈永贵没人敢写，除了毛主席没人敢批。”还有的人说：“他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开除公职，不怕下放劳动，所以他敢写。”他的威望越来越高，受到全国基层干部的热烈拥护。
喝退持枪的劫持者
“文革”期间，山西的两派闹派性，客观环境使爷爷在派性的纠缠中也受到了影响。在昔阳和平定交界处因为派性问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惊险的事。
爷爷坐着的吉普车在通往昔阳的公路上行驶着，突然，一群来路不明的人把他的车截住了。
司机以为遇到车匪路霸了，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不停地向这群人解释：“这是老陈的车，你们想怎样？”
这伙人听了，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截的就是这辆车！”话音未落，一支枪已经伸进车里，对准爷爷的脑门。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爷爷冷冷地瞥了那人一眼，把烟一丢，右手狠狠地拍着胸脯大吼一声，“你开枪吧，朝这儿来！”
那人没想到他有这一招，几秒钟的对峙后，那持枪的手一抖，枪掉在车里。
爷爷慢悠悠地点着一根烟，狠狠一吸，又吐出一团烟雾，打开车门一弯腰走了出来，双眼直视着这伙人，沉着而平静地说：“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多大胆量就用多大胆量，尽管来吧，我在这儿等着哩！”
这伙人被他的气魄震住了，突然一起跪了下来：“老陈，这，这不是我们愿意干的，是，是他们打发来的。”
看到这些人服软了，他也没再计较什么，这件事就这样被他平息了。
对此，他说：“派性是安定团结的大敌，是经济建设的大敌，一些人借用我的名气，拿上‘反大寨’的棍子乱打人，乱批乱斗，有意无意都给我树立了对立面，其实我哪里知道呢？真是人怕出名，名人难当啊！”
“错了就改，天经地义”
派性斗争最大的受害者是国家和老百姓，其结果是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火车停运，社会秩序混乱，人们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1967年4月8日，昔阳县成立革命委员会，爷爷当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他知道，派性和党性格格不入，只有党性才能克服派性。因此，他的第一条号令就是不准闹派性，不准打派仗。同时，恢复全县的党组织。昔阳成为“文革”中全国第一个全面恢复党组织的县。
他按自己的想法整党，当即为“四清”运动中蒙冤的昔阳干部翻案，原来被打下去的干部，除了少量确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大部分重新掌权。他还主张为“四清”运动迫害致死的40余名昔阳干部平反昭雪。有的人不同意，说中央、省里还没有说话。他坚定地说：“错了就改，天经地义。天塌下来我撑着，绝不能人死了还背着黑锅。”那些被救的干部对他感激涕零，更加铁了心跟他走。
他注重抓党建工作，进一步稳定了大家的思想。只用了一年多，昔阳县的领导班子就形成了一个跟大寨党支部一样坚强的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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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唱段打金枝吧——全免了！”
1969年4月，爷爷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0年11月，在昔阳县第六次党代会上，爷爷当选为县委书记。大寨在昔阳，昔阳怎么办？他带领县委一班人，按照把昔阳建成大寨县的目标，作出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决策。
他不轻易相信县里的汇报，为了多掌握一些具体情况，总是翻山越岭实地调查。他往车上一坐，去哪里也不说。司机往往上了路才知道去哪里。有一次去阎庄公社，听到一间房子里有许多人在吵吵嚷嚷，好像是在议论粮食的事情，他便闻声而去。公社书记想领着他先去领导同志的办公室休息一下，对他说：“咱去那屋吧？”他回答：“去那屋做甚，那屋有群众吗？”
他径直走进那间房子，问明情况就开始现场办公。有人向他反映：多年来，生产大队收粮后，先缴国家征购粮，再分社员口粮，扣除欠缴的，剩余的不久就吃完了，然后又得借集体的粮食。因为年年缺口粮，昔阳全县社员欠了集体2000万斤粮食。全县20万人，平均一个人就欠了100斤。他听后当即宣布：“这债免了。”
春播后，他在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又说起了这事：“过去年年说丰收，社员却年年欠集体的粮款，吃不饱肚子怎么搞生产？这不是社员欠集体的，是干部欠大家的，他们没有领导好。今年大家好好干，丰收了，这笔债免了！”
有的干部提出建议：贫下中农全免，中农减免一半，地主富农不免。他不同意，说：“阶级路线不能这样贯彻，社会主义要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事干，连战犯都要给饭吃，咱们唱段打金枝吧——全免了！”他深知，免去的是一个数字，得到的却是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那一年，农民关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好像脖子上的一把锁被打开了。他们生产热情高涨，果真取得了大丰收，粮食产量一亿多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爷爷在昔阳上台执政，一出手就干了两件别人不敢干的事：一是为干部平反冤案；二是为群众免掉粮食债。他的不凡举动，暖了百姓的心，饱了农民的肚，在干部和群众中树立了较高的威望。
他在昔阳县具有绝对权威，有他坐镇，全县人民得以安安稳稳地搞生产，谁也不敢乱来。别处文攻武卫白热化，惟有昔阳生产建设遍地开花。1970年9月15日，国务院在昔阳县召开北方地区14省、市、自治区农业会议，肯定昔阳建成了大寨县。大寨、昔阳都成了全国学习的好榜样。
“想新的，干大的”
1971年，他在提出治理大寨农田第三个十年计划的同时，开始“想新的，干大的”，抓全县的水利建设。
界都河工程是他抓的第一项工程。他动员大家：“一条河不可怕，怕的是我们拿不出办法。要打坝造地可不能像狼窝掌那样搞，得搞顺水坝。用水坝这么一拦，几千亩地就拦住了。至于这坝怎么打，基础多深，坝多宽就能承受住水的冲击，叫水利局做个规划。还是总理说得对：水不如人可怕！”
正当水利建设准备快马扬鞭的时候，1972年，昔阳县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
为了抢救地里的庄稼，机关、工厂和学校全民总动员一起参加抗旱，全县的卡车、马车、拖拉机和小平车都用来运水浇地。有些村没有机器运水，完全靠人力担水。他们每人每天担水3个来回，一个来回跑30里，可以种30株玉米。一路上常常能见到几百人浩浩荡荡地排成长队挑水的情景，称为“千里百担一亩苗”。这种场面蔚为壮观，就像解放战争时千千万万群众支援前线打仗似的。
爷爷说这是“人不动员，天动员”，并抓住这个机遇，提出“抗旱抗到天低头，抗旱抗出水利化”的号召，动员全县大兴水利，带领各公社干部去参观那些有条件搞水利建设而没搞的地方，将那里的军，一下子就把水利建设推动了起来。
不久，城南河大会战工程打响了，赵壁川大会战工程打响了，秦山水库工程打响了，水峪水库工程打响了！这一年昔阳县的水利工程搞得轰轰烈烈，形成了社社有工程、队队有项目的强大声势，全县成了水利大会战的战场，并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
短短几年内，昔阳县不仅农田水利建设颇具规模，而且公路、村庄、城市建设成绩显著。他的一个个决策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昔阳的水、昔阳的山，在他手下慢慢地驯服温顺了。他高兴地说：越干越想干，越干越敢干，越干越会干！
“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随着学大寨运动的蓬勃展开，他愈来愈感到知识和人才的珍贵。有一次，他在一份内参上看到许多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批判斗争，戴高帽挂牌游街，有的被下放到农村，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他感叹地说：“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求贤若渴的他想出了一个请这些专家到大寨“改造”的办法。
征得周总理的同意后，他亲自到各地打听专家们的下落，并以自己的名义发出邀请函，不久就有20多位专家教授前来大寨。他非常高兴，把大寨的好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为他们专门安排了办公用具和科研设备，还配了一台放映机活跃他们的文化生活。当时虽然粮油紧张，但爷爷尽量供应给他们细粮和肉蛋菜等。
专家教授在大寨受到尊重和礼遇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吸引了许多高素质人才。除了农林牧和水利工程方面的专家外，教育、医疗、文艺、新闻等方面的专家也纷纷闻迅而来。在当时大讲出身成份的形势下，一些非工农家庭出身的“臭老九”在大寨得到起用并被委以重任。
直到现在这些人仍记得大寨，记得他的好，不管身在何处，年年中秋节都邮来月饼以寄相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华炎卿教授回忆以往情景时动情地说：“我当时被下放养猪，当时老陈一家人把我当人看，明珠悄悄地给我送吃的，他们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哪！”不少人在大寨住了十几年，有的在昔阳结婚生子，为了表达对大寨的感情，他们给孩子起名字叫“寨寨”、“学寨”等等。
爷爷重视人才，更重视读书。对于一些学校的教师在“文革”中参与停课造反一事，他十分恼火。在大寨公社召开的教师队伍整顿大会上，他语气沉重地说：“过去我们这茬人念不起书，是因为旧社会黑暗。可是没有想到，新社会了，我们的后代还念不成书！学校不上课，教师不教书，误国误民误子弟，这是对人民的犯罪，终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在他的倡导下，大寨、昔阳尊师重教，成了专家教授们大显身手的地方。这些“大手笔”写出了“大文章”，研究出了包括新的果蔬种植、粮食新品种栽培等在内的很多项目。从此，新鲜的蔬菜一年四季摆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新品种的苹果摆上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精装核桃、冷冻兔肉、水果罐头等十几个产品在广交会上频频亮相，并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居安思危，一直是他激励、警戒自己的格言。他在欣喜之余不免担心：有朝一日专家们走了怎么办？于是他抓住时机，号召以公社为单位建立农科所、技术推广站和农业技术学校，村村建立农科组，人人落实试验田，拜专家为师，扎扎实实学科学、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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