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期分批带领社队干部到山东、河北、江苏、湖南、江西等地外出考察，对大家说：“天外还有天。要学习当地科学种田和农业机械化的成功经验，回来后注重推广。”他还让县里各专业单位举办学习班，派人到南方接受培训，学成归来后在昔阳建立育种基地，进行品种改良试验。
应中国农科院的邀请，他派出几位同志代表大寨去海南参加农业会议，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把眼光放远些，把先进的技术学到手。他语重心长地对与会人员说：“学大寨运动要有后劲，这个后劲就是科学。如果在科技上落下步子，我们的工作将一塌糊涂。”他教育大寨人：每次人们到大寨，都要当做是自己学习他人的机会；每次外出学习，都要当做是寻找自己差距的机会，即“到来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学生”。
多年来，在专家们的传帮带下，一批大寨“土专家”脱颖而出，在科研上大显身手。自从1965年11月起，北京农业展览馆年年举办“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一直延续了13年。大寨的许多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成果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后来，全国科学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寨作为全国科研先进集体出席了会议，在近百项科研成果中，筛选出了优良玉米品种“大旦1号”、“大旦2号”和优良高粱品种“大杂5号”等十几个有科技含量的成果向大会献礼，引起很大反响。与会者看了说：“过去只知道大寨人大干苦干，没想到科研也搞得这么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和希望。”
“我是‘三不管’主任”
爷爷当了县里的官，仍然坚持领导生产，带头参加劳动。有一次，昔阳县革委会开完会后，已经是半夜一两点钟了，工作人员给他在县委大楼准备好宿舍，让他住在县城里。他听后哈哈一笑说：“我要回大寨，明天一早还要下地劳动哩。三早折一工嘛！”众人听了不理解，他就说：“我这个主任是带领全县人民搞生产的，不参加劳动怎么能领导好生产？”
他很明确地对几个县委领导说：“我这个主任可是‘三不管’主任，白天的事我不管，不要妨碍我劳动；不懂的事我不管，你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一般的事我不管，你们研究着办。有要事咱们晚上开会研究。”
这么多年来，他手中有着实权，但是掌权不揽权。这么多事，只要他管哪件，哪件就有分量。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管的事必有结果，不管的必有答复，一切都不忙乱。这是他的领导风格。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任县委书记时，爷爷定下一条原则：“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主政昔阳12年，执掌大寨21年，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为昔阳人民创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一是农田基本建设卓有成效。12年里，他领导昔阳人民共建大小工程9830多个，治理小流域3200多处，劈山3座，打坝860公里。全县治理山沟共碹涵洞长约77公里，洞下流水，洞上种田。经过治山治水，控制水土流失，在宽广的河滩上打坝填土造平原，全县增加了60000多亩既能机耕又能浇水的良田。
特别是在1972年到1975年连续干旱时，昔阳县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精神，用近3万个工，完成了4400多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松溪河上垒起了总长26万米的大石坝，造了34000多亩地；在2000多条乱石沟里砌起了35000多米的涵洞，造了20000多亩好地，总共增加了70000亩水浇地，实现了1972年提出的“一年大旱大干，二年大旱拼命干，三年大旱夺高产”的任务。
二是水利建设取得辉煌成果。1966年前，昔阳县库容2000万立方米的只有一座郭庄水库。12年里兴建了水峪、秦山、关山、杨家坡等4座大水库，5座可容1亿立方米的水库，16座可容10万立方米的水库。不仅有明渠、暗道；有喷灌、滴灌，还有许多蓄水池和旱井等微型蓄水设施。据测算，这些设施的拦洪能力是12年前的7倍多，为战胜洪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粮食连续12年获得大丰收。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66年的8200万斤，增长到1978年的亿斤，增长232% 。大寨粮食亩产突破了千斤大关。全县粮食平均亩产过了“黄河”，提前两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到1972年黄河以北粮食亩产达到400斤”的目标。不但集体和社员个人都有数字可观的储备粮，而且在国家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他带领昔阳人民，12年内共向国家缴售商品粮亿多斤，做出巨大贡献。
四是植树造林成绩显著。在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他制定了“山上建银行，山下建粮仓”的发展规划。12年内，共植树25万棵，绿化1000多亩地。包括虎头山在内的许多山郁郁葱葱，到处是青松翠柏。
五是采用先进技术效果明显。1967年前只有少数公社通电。到1978年，全县社队都通了电。化肥、优种和水泥全面普及。半机械工具基本上达到了普及。各种动力机械发展到万多马力。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耕作、灌溉、运输、脱粒、粉碎、农副产品加工等大部分农活的机械化和半机械作业。
六是县办工业和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县里办起了化肥厂、酒厂、水泥厂、机械制造厂、农机修理厂、炼铁厂、煤矿和农副产品加工厂等多种企业，大大增加了农业收入。有些公社的乡镇企业收入占到当地农村总收入的37%以上。
由于各个方面持续高速发展，全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村村通公路，出行很方便；家家口粮足，还有储备粮；人们住上了排窑新房；各村还建起了大礼堂、展览馆、幼儿园、中小学、书店、图书馆和医院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设施。
从政“四怕”
1971年4月，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届一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山西省委副书记。官当大了，他的“胆子”却小了。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自己有“四怕”：
“一怕调到省里工作，脱离群众。离开群众我就不能工作了。我办法也不多，即使有些办法，也是在群众中学下的。要脱离群众，我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二怕自己特殊化，怕浪费。我们都是干部，谁也不能高谁一等， 不能把自己摆在群众头上，要摆在群众之中，要和群众平起平坐。顺手飞来的钱花一元也不可惜，可这都是我们自己辛苦劳动挣下的钱，花一分也觉得心疼。
“三怕得病。我不敢说我有病。一说有病，医生就给看，吃了药就给报销。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花国家的钱，花人民的钱。我们当干部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高人一头。
“四怕劳动少了。如果不参加劳动，就不会指导生产了。因为没有实际东西，就说服不了群众了。”
他总是教育大家：“群众委托咱管理集体的大家业，希望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怕的是干部不走正路走邪路，不为大家为自己。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权是人民给的，干部是大家选的，永远不能忘恩负义做人民反对的事情。”
“我不是李自成”
1973年，山西省委领导让他兼任晋中军分区第一政委，穿军衣，转成国家干部，拿国家工资；把全家转为城市户口；并且把家搬到榆次市居住。
他觉得事关重大，又怕这是中央的意思，就到北京找见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了解情况，说省里提出的要他转户口等三条意见，自己一条也不准备接受。纪登奎一听，支持他说：“这三条你不接受，我也不敢让你接受。除了毛主席，谁敢拍这个板？你穿上军衣，外宾内宾到大寨找陈永贵找不见了，这怎么交待？”说完，纪登奎哈哈大笑。这下子，爷爷才知道原来不是中央的意思，于是回到省里后明确表态：“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三条一条都不干。”
有些人不理解，说穿军装、转户口、换房子，这怎么不比在山沟里好？他不以为然地说：“我土生土长，靠工分吃饭，现在拿上工资，我觉得跟我的劳动模范身份不合。我是个劳动模范，穿上军装，每天坐办公室，怎么发挥我的长处？我不是李自成。李自成进了北京天天过年，我掌了权天天修地。”
身兼数职两不误
爷爷相继兼任山西省委副书记、晋中地区地委书记、昔阳县县委书记等领导职务，外出开会也多了起来。加上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安排给他的接待任务也比较繁重，劳动时间相对就少了，但他还是坚持参加集体劳动。
有一次，省里通知他第二天早上8点出席省委会议。从昔阳县到太原市有300多里远，山路多，又坑坑洼洼不好走，坐车也要大半天时间。他接到通知后并不急于动身，而在地里整整干了一天活儿。吃完晚饭后，他先安排了村里的工作，再到县里安排了工作。开完两个会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才坐车赶往太原，在夜行车上打了个盹，就算睡了一觉。有人说：“永贵这是一不误劳动，二不误工作，就是误了睡觉。”
他却幽默地说：“一误换了两不误，多合算呀！”
多年来，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并一再告诫干部：“一懒生百邪，一个人思想变坏常常从懒开始。懒、馋、占、贪、变，这是干部变坏的一条规律。因此，干部必须不搞特殊，不自私，积极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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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中央政治局
1973年上半年，爷爷参加中央举办的为期3个月的工农兵中央委员学习班，当时还有一批来自工农兵的十大代表如吴桂贤、倪志福等人也参加了学习，中央专门抽调了20名理论干部给他们讲课，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这个学习班的21人中有12人被请上了主席台。爷爷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按照座次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后。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爷爷的名字出现在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上，由各小组进行酝酿讨论。在华北组，有位中央领导首先发言：“关于陈永贵同志来中央，过去几年就考虑过，大寨和昔阳在他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永贵同志去四川、贵州、云南参观访问，敢于直言批评，没有虚辞客套，各地同志都说受益匪浅。”华北组的中央委员们听了这番介绍后，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结束后，他回到昔阳，9月12日下午，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报告，介绍了会议的情况。他说：“古今中外还没有把一个农民提到国家的领导岗位上的，马克思没有解决，列宁没有解决，毛主席解决了，这就是毛主席对工农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接受周总理委托
1974年2月，他在黑龙江考察北大荒时，中央急电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按照周总理的提议，会议责成他具体解决山西问题，要求他既要弄清是非，又要搞好两派之间的团结。
山西的派仗打了多年，涉及的范围广，问题多。他认为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是根本，所以对山西动枪动刀的事看不惯。面对周总理，他长时间没有开口，左思右想后大胆说出了自己的难处：“总理，我不是不接受中央的任务，但水平太低，很不适应这项工作。山西问题，我解决不了！”周总理对他说：“山西问题还是你解决合适，只要站在党性上，不要站在派性上，山西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主席有一句名言：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嘛！山西问题能不能解决，就看你有没有斗争精神。”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是他的原则。他含泪接受了周总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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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春桥的矛盾
爷爷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见到毛主席的机会多起来了。一般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见到毛主席，有几次是毛主席叫他到自己的住处去，同他交换意见，有时也征求对政治局委员的看法。爷爷不随便讲话，但一旦说起话来，对所谈的问题常常是一针见血。
1974年上半年，中国政坛风云突变，先是批林批孔，后来又批周公。6月1日，周总理因患癌症住进了医院。毛主席让王洪文安排人事工作。爷爷知道中央斗争激烈、情况复杂，在一些问题上不随便表态。他对政治局的同志都很尊重，特别是对周总理。9月30日，周总理抱病主持国庆25周年招待会，坐在前面的爷爷站了起来，使劲地带头鼓掌，以表达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张春桥对此看不惯，话里话外总是讽刺他：“永贵同志鼓掌举得高啊！”对这种说法他置之不理，可在他的举止中还是表现了出来。开会时张春桥坐在一边，他就把脸扭到另一边。有人问他，他说：“脖子扭了嘛！”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爷爷发言完后，张春桥不指名地攻击他，说他拍手都爱出风头。爷爷顿时翻了脸，站起来说：“党的会议不让我说话么？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呀，大不了我回去种地。哼！你也没有那个权威。”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其他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气氛很紧张。散会后，纪登奎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老陈，够勇敢的！”李先念、陈锡联也给他打来电话，说他捅了马蜂窝，痛快！
爷爷和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关系很好，在政治局开会时总坐在一起。一次去广西南宁参加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时，韦国清和许世友接待了他。许世友坐在沙发上拍着膝盖说：“这里是我的地盘，老陈有什么话就随便说吧。”他就谈起了张春桥的事。许世友在南京当司令员时，张春桥去当过几天政委，跟许世友也合不来。许世友就向毛主席发电报揭发了张春桥的问题，说张春桥动不动就训人，口头上说支持工农干部，实际上根本不让人家讲话。毛主席接到许世友的上书后，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表现。”周总理在医院得知情况后，连忙召见爷爷，对他说：“永贵呀！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我都对付不了他。这样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张春桥的矛盾解决一下。”
爷爷和张春桥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毛主席80寿辰时，江青设了一桌酒席，宴请部分政治局委员。当江青谈到妇女坐天下和批宋江时，张春桥举起杯，笑着说要和爷爷碰一下。那笑容让爷爷不舒服，他使出了牛脾气，不理张春桥，站起来说：“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高兴。每人一杯，我替大家喝了。端酒来！”酒端来了，一杯又一杯，一共24杯，他一口气喝了下去，委员们见状一齐鼓起掌来。会后，他跟纪登奎在车上聊了起来：“哼，说我粗，可我粗中有细，有立场哩，有气魄哩！”
当时，政治局里有的人思索着中国的发展前途，有的人静观事态走向，有的人以不变应万变，他却一次次把自己暴露在众人面前，奋力地为正义而拼杀着。然而，高层的矛盾却不比大寨，不是他的开山之力能够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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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周总理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后回到医院，通知他马上去一趟。爷爷一见总理，就询问总理的身体状况。周总理精神很好，只是瘦了许多。
周总理招呼他坐下，开口就说：“这次找你来，就是安排人大的事。你要有所准备，当国务院副总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国，怎么样？”
他听后一愣，忙说：“总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实在是当不了，我不当这个副总理！”
周总理态度严肃地说：“看你永贵，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就得接受党的安排。现在，中央的斗争这么激烈，你不参加，别人也得参加，你还是干吧！”
周总理对他说：“这事主席同意，政治局其他同志也同意，你是个农民代表……”总理还给他讲了很多道理：从古至今，从外国到中国，人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群众中涌现的。
在这次会议上，爷爷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总理在报送给毛泽东主席的《关于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议：陈永贵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抓农业工作。这项提议被通过。于是，爷爷成了分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
“钓鱼台无鱼可钓”
根据中央安排，爷爷住在钓鱼台三号楼。爷爷进北京了，他没有带家属，只带了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他们三人住在一起，白天忙于公务，到了晚上休息时才能说会儿话。虽然可以享受优越的待遇，但这里戒备森严，门口有警卫把守，里面设有岗哨，谁几点几分进了大门，几点几分到过什么地方，警卫都清清楚楚。由于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他与来京的老乡难得一见。
有了中央首长的身份，他外出时当地官员担心在自己辖区内出事，总是里三层外三层把他保护起来。有一天，他提出要到北京郊区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劳动，但由于他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没有去成。他觉得很难接近群众，生气地说：“我是个种地的，谁还能杀了我？”
爷爷认为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实行“三三制”工作方法，即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昔阳蹲点，三分之一时间在全国跑面，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立足于基层，立足于实践，立足于调查研究，在下边做些实际工作，可以充分发挥他的长处，还可以为中央提供一些基层情况，指导全国工作。
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下去搞社会调查，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能下去的都要下去。”次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永贵，搬出钓鱼台，这很好。钓鱼台无鱼可钓嘛！”毛主席也不满意“四人帮”的一些活动，在会上说了一段语惊四座的话：“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会后江青跑到爷爷住处，质问他：“你倒是有地方住，搬出去，我住哪儿？”爷爷笑笑说：“我就要找地方住，准备搬了，别人我可管不了。”江青走后，他冲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难道没有你住的地方？你不回去嘛！”
从那以后，除了“四人帮”外，政治局委员全部搬出了钓鱼台。
在交道口的生活
1975年8月，爷爷从钓鱼台搬到交道口的一个四合院里。此处原来是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府邸，是个闹中取静的平房院。因为不在交通要道上，加上有围墙，院中有树，城市的嘈杂声传不到耳朵里。这里的设施虽然比不上钓鱼台，但还是副总理级待遇。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规定给爷爷配备了电话、电视和两辆小汽车，还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过了些日子，爷爷说：“他做的我不爱吃，我爱吃的他不会做。”他把高级厨师打发走后，把年轻时与他一起吃糠饼的一位昔阳弟兄叫来，为他做些拉面、抿曲等家乡饭。按规定应当再配一名服务员，可他拒绝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就我们几个一块儿过吧！”于是这个院子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世界。警卫班住在前院，后院的接待室和卧室供他用，其他房间由秘书、炊事员和司机住。
独门独院，人们来找他比以前方便多了。山西省的一些老同志到中央开会，经常来看望他；昔阳、大寨的一些熟人、亲友到北京办公事私事，也常来找他；老乡来了，他高兴地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给大家吃，打听这，打听那，对家乡的事，非常关心。老乡走了，他又感到闷得慌。居住在北京的一些老同志喜欢吃他的炊事员做的山西拉面，也经常来家里。客人吃饭、喝茶、抽烟都是他管，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有时他去政治局、国务院开会，中午只能在外面吃饭，因此，到了月底，不是怀仁堂就是中南海的账单就到了：首长本月开支：某月某日，烟一盒，几角几分；某月某日，午饭一顿，多少多少。他看着这些账单说：“我就知道进了北京费钱！这还是家没往北京搬。要是一起来了北京，那麻烦可就大了。”
对挣钱不多的他来说，这些支出是不小的负担。一个月下来，他那几个钱常常是入不敷出。国务院有补助客饭的规定，工作人员想按规定为他申请一点客饭补助，他坚决不让，说：“我个人的客人，怎能让公家出钱？”他从农民中来，十分理解农民的难处，经常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嘛！”
他不愿意在北京生活，出门不自由。有一次，他想一个人到街上转转，就穿了件黑布衫，戴了顶旧草帽出了门。走到安定门大街上，看到有一家专门为老头剃头的理发店，他就把帽檐往下一拉，不露声色地走了进去。剃头匠为他刮胡子时认出了他，问：“这不是陈副总理吗？”他赶紧说，你认错人了。可一大群人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都围过来看他，警卫维持了半天秩序才护送他离开。
还有一次，他与纪登奎、吴桂贤等人吃过饭后想顺路到北京百货大楼看看。不料，刚下车就被人们围住了，多亏跑得快，才算脱了身，商场也没逛成。
为了给大寨幼儿园买玩具，他坚持亲自去商场挑选，警卫张银昌劝他别去，自己保证能买好。他笑着问：“你知道大寨的娃娃们喜欢什么玩具？我知道你银昌手里没银子，我是想少花钱多给孩子们买些玩具。”没想到，到了街上，还是被认了出来，他叹口气说：“唉，成了活商标啦，不能出门啦，媳妇去婆家，就是不自由嘛！”
出门不自由，他就想方设法在院子里找点活干。他亲手栽了四棵苹果树、两棵梨树、两棵葡萄树和两棵风景树。第二年，树上就挂了果，他把摘下来的果实分给警卫班的战士吃，也给来家的客人吃。看看四合院挺大，空着怪可惜的，他就开出了一块小菜园，种上了苦瓜、豆角和西红柿，种出来后经常送给警卫班的食堂。每天一有空，他就到了地里，松松土，拔拔草，干些农活。
从他的办公室到餐厅有一条专设的走廊，他不用，给门上了锁。即便是雨雪和刮风天气，他也要走院子通过。一到夏天，他餐厅也不进了，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小圆桌，坐在小板凳上吃饭，常常端着一大碗小米粥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之类的，呼噜呼噜一通就算是吃完了。
他一生离不开土地，离不开阳光，更离不开大寨。在那些日子里，到了春天下种季节，他晚上就爱做梦，经常从梦中醒来，说：“唉，白日不叫劳动，黑夜回去劳动啦。我梦见回村里下种了，阳坡地种什么，背阴地种什么，可给他们安排了个好！”
“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来”
爷爷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视察了全国大多数省市，调查研究了各地的情况；通过讲话、作报告等方式向各地介绍了大寨、昔阳的生产管理经验，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并立足实践，为中央提供了一些基层情况。
根据他提出的“三三制”工作方法，除了在全国跑面和中央工作外，他有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昔阳。一说回家乡，他精神特别好，却不让警卫跟着，说：“我回家劳动，你们警卫干什么？还能给全国的农民都派上警卫？在大寨，只要群众拥护，那就是最好的警卫，群众要是不拥护，派多少警卫都不顶用。”
除了不带警卫外，人们还发现一个规律：在北京他坐车坐在后面，回昔阳的路上，却要坐在前面，以便更清晰地看到眼前的庄稼长得怎样了，地里有没有草；大坝修得怎样了，水库里有没有水。
他回到大寨，不先进家门，一下车就往地里走。那时他已是60多岁的人了，走起路来依然脚底生风，一路上眼睛不时地前后左右扫视着。他在地里干活到很晚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醒来，又跑到地里去了，秘书和司机为了找他，七沟八梁找了个遍，却见他浑身雪花，正在地里干得起劲呢。
劳动之余，郭凤莲指着一个陡滑的山坡对他说：“老陈，你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了，还能上得动咱村的土坡吗？”“咋上不动？”话音没落，爷爷“噌噌”地爬上去了。凤莲又逗他：“那你再下去试试。”他好强地说：“能上就能下。”不料，一脚没站稳，滑了下去。他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那天，他和大寨人一起干到中午。社员们送饭上山，他和大家一起端着大沙锅吃饭，比起在国宴上吃饭，他更喜欢在地头上端着大碗吃家乡的糊糊饭。大寨人看到他和往常一样和大家一起到地里参加劳动，在地头吃饭、说笑，都说他当副总理之后和之前一个样。
劳动完回到村里，孩子们见了他，就一窝蜂似的围上来叫着“陈爷爷，陈爷爷”，向他要好吃的。他就逗他们：“我带的有糖，打个滚儿就给。”大孩子不打，小娃娃就果真就地一歪，引得老小笑声一片。
爷爷深深地爱恋着大寨，一旦接到命令要走了，总是怅然若失：“唉！出嫁的姑娘，还得去婆家。”在虎头山上，他跟大家说：“我死后就埋在这里吧，可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人们听了说：“你是中央的人，死后要埋在八宝山，哪还再回来？”他却说：“大寨是我的根，我是一定要回来的。”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1）
1975年到1980年，爷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按规定他是可以把自己的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也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为此周总理也曾向他提出过建议，可他仍保留农村户口，不拿国家工资，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在当时，农民挣的是工分，其工分值取决于集体经济收入的多少，也就是说，农民靠的是集体经济，生老病死的费用由集体和个人承担，只有被国家招为正式职工后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农转非”即成为非农户口后，就能享受国家提供的发工资、给住房、供应口粮和报销医药费等各种待遇，人们称之为有了“铁饭碗”。多少农民都梦寐以求“跳农门”，但爷爷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仍然保持农民的身份，以便永远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官员。
有人要帮助转户口，他说：“转那做什么？还是不要离开农民！”省里的一位领导曾背着他将他和妻儿的户口迁往北京，手续都办完了。他得知后拍着桌子吼道：“是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只好退了回去。
他没有北京户口，就没有口粮供应，那他吃什么呢？他吃的仍然是大寨大队分的口粮；挣的仍然是大寨村的工分，每天总共元钱。到了月底没有粮食了，老家的人就拿上大队分给他的粮食到昔阳县粮食局换成全国粮票托人捎到北京去。
山西省委考虑到他经常到地、省开会，又到外省区作报告，光靠大寨工分显然是不够花的，因此每月补助他60元，后来以全国劳动模范的名义增加到每月补助100元，但他仍然是国务院的穷人。国务院考虑到他身为副总理，开支大，收入少，决定每天补助他元钱。他接受了国务院的这点补助，同时却把大寨给他每天元的工分钱退掉了。从此，他的生活费便是每月136元。
勤政中南海
爷爷的办公桌有两米长，上面整整齐齐地摆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等各个部门的文件和内部刊物。他大半辈子都在田地里干活，现在叫他坐下来批阅文件和报告，处理国家大事，参加各种会议，进行高层会见，确实并非易事。但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和自信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民谋利的领导，他敢挑重担，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应付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他桌上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当身边的人轻轻地走近他门前，向里张望的时候，总能看到他坐在桌前，戴着老花镜，正在集中精力埋头阅读，不时在书本上写写画画，在文件上圈阅批示。他孜孜不倦的神态和勤奋好学、永不知足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他周围的人们。
大寨精神走向世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为了在国际上寻求更多的朋友，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开展外事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频繁出访。
爷爷先是以农民代表的身份，后来又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访一些国家。阿尔巴尼亚、墨西哥、柬埔寨等国家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每到一个国家就与该国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把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传统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介绍给他们，这些国家的人民非常喜欢他那种独特的风格，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66年9月，他出访阿尔巴尼亚。这时的他虽然是一个农民，但劳动模范的桂冠，使他受到热情接待。那种头上箍块白毛巾的打扮成了中国农民的象征，让全中国农民感到自豪。
1975年3月27日，爷爷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访墨西哥。 邓小平、王震、乔冠华等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到达墨西哥后，埃切维里亚总统高兴地拿出他和爷爷在大寨玉米地里的合影照片，说：“上次（1973年)我去大寨参观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没当副总理。我早就等着你的来访，希望你把中国和大寨的经验送给我们！过几年我卸任后再到大寨当个学者，写一本关于大寨的书。”
爷爷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埃切维里亚总统赠送了一对熊猫、5台拖拉机和少量水稻、大豆、高粱等优良品种；并以个人名义向总统赠送了一个花坛。埃切维里亚总统回赠了一只大象、一些玉米和大豆等优良品种。在参观中，五彩缤纷的异国情调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可是在墨西哥农场上运行的滴灌设备却让他念念不忘：“人家水利搞得不错，怎样才能让它们早日出现在大寨和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总统看到他对滴灌设备如此感兴趣，就决定赠送给我国两套，其中给大寨一套。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2）
在8天的访问中， 他跑遍了墨西哥各州，参观了西北部、东南部的农业区和水利工程设施，参观了玛雅文化遗址。在他访问期间，墨西哥官方报纸以大幅版面给予报道，还举行了“陈永贵访墨电影周”，在全国放映《大寨田》等电影，宣传大寨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改造穷山恶水的事迹，墨西哥人民深受鼓舞。当爷爷抵达墨西哥索诺拉州时，穿着民族服装的墨西哥农民像过节一样，手里举着他的画像，奏起民族乐曲表示热烈欢迎。
1977年，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柬埔寨，每到一处，都要把那里的情况同大寨以及我国的情况相比较，从中受到了鼓舞，也受到了启发。
原大寨公社党委书记赵怀瑞说：“ 1978年9月，陈永贵派我随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日本，我们重点考察了他们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生产的成功模式。我开阔了眼界，思想受到震撼，深深感到我们国家农业的巨大差距。回国后，我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并不感到意外，平静地说：‘为什么派你出国考察，就是让你开眼界，受教育。我们与发达国家拉的距离太大了，这个差距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差距。千万不能因为我们这几年有了些进步就翘尾巴，我们要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任重道远啊！’那次谈话就像钢雕铁铸一般铭刻在我心中，让我终生难忘。”
大寨人以及与大寨有关的人们，也访问了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罗马尼亚……代表着中国几亿农民，把大寨带向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大寨。
据资料记载，为了向世界传播大寨精神，1974年和1975年，我国还在各国举办了对外展览。在朝鲜、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扎伊尔、塞拉利昂、喀麦隆、加纳、塞内加尔、索马里、巴拿马、厄瓜多尔、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的中国展览中都突出地介绍和宣传了大寨。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参观展览后，在《劳动新闻》上发表了赞扬大寨的文章。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市长参观了大寨模型，了解大寨的事迹后说：“大寨不仅是中国人的榜样，也是我们扎伊尔人应该学习的。”大寨以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我国的外交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页。
“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本”
爷爷一生保持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常说：“咱们是农民出身，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本。要一辈子节约，不要浪费。”
他刚到北京时曾在京西宾馆住过一段时间。每天很早起来，自己动手叠被、扫地、洗衣、泡茶。警卫员抢着要做，他不用，说：“我又不是没有长手。”
宾馆走廊上的大吊灯亮到天明，他觉得浪费，就去关上了。服务员不知道是他专门关掉的，又去开，他一会儿发现了，就又关掉，服务员又开了。他就对服务员说：“以后不要开大灯，耗电太厉害，有个小灯能看见就行了嘛。”
国家给他配备了两辆车,可他主动把那辆红旗车退掉，说它耗油太多，另外一辆生活用车也不多坐，常常是步行上街办事，有时还挤公共汽车。因此，司机经常能领到节油奖。
他虽身居高位，依然保持着中国农民的淳朴本色，生活俭朴，为政清廉。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任何事都不搞特殊。从北京回大寨，按照他的级别待遇，坐火车的标准是他一个人坐一节软卧车厢，而他却对身边的秘书和警卫说：“讲那个排场干什么，大家一起坐吧！”
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的他回到老家仍然是睡土炕、坐板凳、抽旱烟、吃农家饭，这些似乎让他觉得更舒服。
一块白毛巾，一双农家鞋，夏天白汗衫，冬天黑对襟衫，这几乎是他的固定装束。即使是走进中南海，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期间，这种装束也没有改变。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访时，爷爷穿着中山装，风度翩翩，气度非凡。回国以后，他把中山装一脱，又穿上了平时穿的衣服。毛主席说他：“永贵啊，你官做那么大了，还是那副装束。”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召开
1975年9月15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共有3700位代表，其中有2300位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爷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在会上致开幕词。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3）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在全国性大型活动中公开露面，全场掌声不止，邓小平几次招手示意停止鼓掌，掌声反而越来越大。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内行是陈永贵同志、华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永贵同志、国锋同志和在座多年搞农业的同志把这个会开好。通过这个会议，大家带头把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普及到每一个角落。”
在会上，邓小平讲道：“虽然学大寨有很多成绩，但有些地方也不尽如人意。”这时候，坐在一旁的江青Сhā话说：“那是个别现象嘛！”邓小平用手指在桌子上敲着说：“个别现象也不允许。”邓小平建议,“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来抓。省委、地委、县委要按照毛主席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注意一、二把手的配备。领导班子要真正能够领导起来，苦干实干。像大寨人一样永远前进，不怕流汗，带头实干。把手拿出来比嘛。手上有没有茧？一比就知道了嘛。”江青接着说：“我都学大寨了，手上都长了个泡。”邓小平马上说：“长了个泡就是学大寨了？”台下鸦雀无声。
邓小平从面上讲到点上，他说：“大寨有个广积粮，昔阳有个广积粮。所以有个真学、假学、半真半假学的问题。我希望三千多代表都要真学，不要假学，不要半真半假学，不要只从表面上学……就是这三百个先进县的代表，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即使赶上了大寨、昔阳，也要继续认真地学。大寨、昔阳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不满足自己。毛主席说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我们要用不断革命的精神来学大寨。”
他着重讲了大寨的评工记分办法，号召全国都来学习和借鉴大寨的具体经验，指出：“学大寨，请大家注意，不要只看到粮食产量。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邓小平还表扬了大寨人和昔阳人战天斗地的精神，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像大寨、昔阳那样，粮食就没地方搁了。”这时，全场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
全农会总结交流了全国各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把我国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大会闭幕后，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普及大寨县》的社论，随后，全国上百万干部下农村搞整顿。
“普及大寨县”要求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的样子，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接近大寨的亩产量，建成大寨式的农村。这成为爷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运动中，“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标语几乎刷遍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
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再一次掀起了Ｇao潮。各地在多年学大寨的过程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不但拦河围海造地，改造低产田，山区增加水平梯田，兴建了大量的水渠、水池、水井、水库，而且还进行了公路、农村和城市建设，做到了县县、社社、队队都有建设工程。据资料记载，经过学大寨，全国增加水浇地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各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动员几亿农民靠人工进行农田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其历时之久，成就之大，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中国农村实行改革开放后，农业增产幅度较大，很快就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人们说这是学大寨打的好底子，不能不说也有陈永贵的一份功劳。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在学的过程中过于教条化 ，片面抓粮食生产，不搞农副业，有些地方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却人为地修造成梯田。
对此，爷爷强调说：“学大寨，就是要学习大寨精神。至于具体的办法，条件不同的地区，不能死搬硬套，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学大寨，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工夫，搞好人的思想。这一条上不去，其他什么办法都不行。
爱憎分明
爷爷到中央工作后，每次外出开会或调研回来，总要写一份情况报告，及时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给主席一份，总理一份。总理每次必定鼓励他一番。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4）
周总理在305医院住院时，在病床上向他讲述了时势造英雄的道理，讲了拿破仑的用人哲学，对他启发很大。临分手时，周总理握住他的手说：“永贵，你什么时候愿意来看我就来嘛！”
他老想着到医院去看望总理，可当他再次去看望时却被门岗卡住了。因为周总理病重期间，受到特级护理，不要说一般的领导同志，就是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难以见到周总理的面。爷爷回到家，马上给邓颖超打了一个电话，诉说了见不到总理的苦衷。邓颖超说：“总理不是说话了吗？你什么时候想见就能见。”邓颖超亲自出面为他发了“特别通行证”，以后，他就可以随时看望总理了。有一次去探望，总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了许多心里话，两人面对面都流下泪来。
1976年1月8日早晨，爷爷接到电话，说305有事，赶快去。他顾不得吃早饭，跳上车匆匆地赶到医院，一看周总理已经不行了。这天上午9时57分，周总理在连续昏迷了十几个小时后停止了呼吸。
快到中午时，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住处，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心里只想着周总理：总理熟悉大寨，熟悉大寨的干部和群众，对大寨人总是那么亲切。总理的声音时时在耳边萦绕 ：“永贵同志，来中央工作有困难吗？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们共同研究嘛！”他认为在总理面前不应该提困难，总理对自己够关心的了。无论遇到什么事，总理对他总是耐心地加以爱护。他回忆起总理爬小石坡时那个吃力的动作，不由哽咽起来：“当总理第三次到大寨时，已经重病在身了，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要知道总理带着病爬俺虎头山，他硬是不坐车，俺大寨人就轮流抬着他上山去……总理还跟我们一起吃窝窝头……”一幕幕情景犹如发生在昨天，可是敬爱的周总理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不住地流下泪来。
工作人员见状赶紧进来安慰他，他说：“周总理是个好人哪，你有多憋屈的事，找他一谈，立刻痛快多了。”他越来越动感情，“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我陈永贵的今天。”他忍不住又哭开了。
当天中午，工作人员来叫吃饭，他怎能吃得下。下午他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政治局会议，晚上回到住处，仍旧靠在沙发上闷头抽烟，还是不肯吃饭。工作人员劝了半天，又把饭菜从餐厅端到沙发前，他才勉强吃了几口，可一转脸又吐了出来。一连几天他吃不下，睡不着，整夜和衣蜷缩在沙发上躺着，刚半醒半睡地眯了一会儿，又醒过来，接着又抽烟。这样过了三四天，工作人员沉不住气了，请吴阶平等三位医生来看。三位医生查来查去也找不到什么病，经分析是悲伤过度引起的。
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打着“殡仪改革”的旗号，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各地搞追悼活动。爷爷却认为人们悼念周总理没有错，悄悄地坐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在此期间，他忍着巨大的悲痛，参加了告别、吊唁等活动，强打精神坚持批转文件，处理日常事务，出席政治局会议。
有一天，他到中央开会，不一会儿就走了。路上碰巧遇到宋莎荫，宋莎荫问他：“老陈，会还没开完你怎么就跑出来了？”他没好气地说：“我不参加那个镇压群众的会。”在大寨人的提议下，昔阳县设了周总理的灵堂，供全国各地来的参观者吊唁，大寨人为周总理送了花圈表示哀悼。
此时，“四人帮”又借批判“唯生产力论”来搞乱中央。刚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被弄得无所适从。只要他们一抓生产，就有一顶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而无法正常工作。爷爷却不怕这些，他是靠生产建设起家的，决不能丢掉生产建设。
有一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出了一张大字报，批判他的讲话是“唯生产力论”，很多老干部劝他去看看，他冷笑一声，说：“叫他们送上来吧，没空儿！”他不以为然，该怎么抓农业还是怎么抓，“四人帮”也拿他没办法。老干部们说：“如果不是陈永贵主管农业，农业的生产局面就更加难以维持。”
多事之秋
1976年7月27日晚上，政治局开完会，爷爷回到交道口小院，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他吃了点东西刚睡下没多久，就感觉到地面似乎在微微震动，于是立即打开大衣柜蹲在里面。一会儿，司机也感觉不对劲，马上喊醒警卫员去敲爷爷的门：“地震了！地震了！”敲了半天，爷爷出来了，说：“我知道地震了，就钻到大衣柜里面了。”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5）
见他没事，警卫员松了一口气。为应付新的情况，他和工作人员都拿个小板凳在院子里坐了整整一宿。
第二天凌晨，大家得知，唐山发生了级大地震。国务院立即派出了以华国锋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深入灾区进行慰问并指挥救灾。不消说，爷爷立即投入了抢险救灾的领导工作，他身为副团长，拿出当年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战胜灾害的勇气为大家鼓劲，沉着冷静地指挥救灾。他亲临现场，住进帐篷，走遍了唐山全市，视察了郊区迁安、玉田等地，和唐山人民一起度过了困难时刻。
这段时间毛主席一直卧病在床，“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江青想去大寨活动，把助听器Сhā到毛主席耳朵里，大声说：“我要去大寨。”汪东兴副主席私下对爷爷说：“你陪她去，你回去了她不会太出格。”不久，中央就安排爷爷回大寨接待江青。当时住在大寨的奶奶听说毛主席夫人来了，提出想合个影照张相，没想到被爷爷一口拒绝了：“照什么相！”
9月5日，毛主席病情恶化，中央办公厅急电召集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返京。爷爷正在大寨，赶紧坐直升机到太原转乘中央派来的专机回到北京。一到北京，爷爷没有回家，直接到了主席住处，与其他政治局委员轮流守护。9月9日，毛主席不幸逝世。
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事：吉林陨石雨，唐山大地震……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一个又一个噩耗撞击着人们的心，让数亿国人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邓小平说：“陈永贵是个有头脑的农民”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这时候，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解放老干部，让他们早日出来工作，爷爷对此尤为关心。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一大批老干部不出来，局势就不会稳定。早出来，早稳定；晚出来，晚稳定。”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应该让邓小平复出。耿飙副总理也举双手赞成。他们的想法也正好和那些老帅们的想法一致。
爷爷与邓小平的历史渊源，最早要追溯到抗战时期。那时，爷爷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工作的地方就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的129师开辟的抗日根据地。
1974年，江青把天津小靳庄大队树为典型，并在那里组织农民唱歌跳舞，写“革命”大批判文章，搞所谓的文艺革命，号召人们去参观学习。邓小平批评这是“学小不学大”，是用小靳庄冲击大寨。1975年9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工人体育场主席台对面的大组画里挂着大庆、大寨和小靳庄的画。邓小平看了彩排后，当即下令把小靳庄的画拆掉，说：“毛主席提倡的是农业学大寨。”
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时，邓小平曾两次到大寨考察，对大寨经验非常重视。1975年在全农会上，邓小平再次肯定了大寨的成绩。爷爷对邓小平一直有着感激之情。那年夏天，陶鲁笳携夫人到交道口的四合院去看望爷爷，爷爷告诉他们：“周总理患重病时，我到医院探视过，当时毛主席的健康状况也不太好。据我的观察，毛主席和周总理百年之后，能够支撑中国这个大厦的人，只有邓小平。”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各省市都在抓所谓的党内走资派。山西省委书记被当做走资派戴高帽挂牌游街时受了伤。对此，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叫嚣说：“这是群众运动嘛！”爷爷一听发火了，气呼呼地说：“人都要被打死了，什么群众运动？你去试试看！”眼看要闹翻，纪登奎赶紧把他拉出了会议室。爷爷好打抱不平，敢伸张正义。当小平同志同“四人帮”作斗争期间，他自觉地站到小平同志这一边。
邓小平评价说：“陈永贵是个有头脑的农民。”
“永贵领班居上游”
中央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到大寨视察，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大寨的肯定。
1977年9月11日，叶剑英副主席、汪东兴副主席和叶副主席的女儿叶楚梅、叶向真，女婿邹家华等人来到大寨。在路上，叶副主席感慨地说：“不同啊！一进山西就不同了！这里的玉米长得很好。”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6）
到了大寨，天空一片晴朗，艳阳高照。爷爷陪同叶帅一行参观大寨村的社员家，年逾八旬的叶帅精神矍铄地走在前面。叶帅先到了爷爷的家，在88号平房里的圆桌旁坐着唠家常。不一会儿，汪东兴副主席走到里间看了看爷爷的卧室，说：“很小啊！”随后，叶帅听取了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汇报，在一份汇报上批示：“干部参加劳动好，这样的经验值得推广。”
当晚，大寨举行文艺晚会为叶帅一行接风。大寨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了用叶帅诗词谱写的歌曲和一些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爷爷向叶帅介绍：“这些乐器，有的是买的，大多数是自己造的。”叶帅随即吟道：“自装乐器自吹弹。”
第二天一早，叶帅登上虎头山，饱览丰收美景，兴趣盎然，指着山上的苹果说：“这苹果已经成熟了，我可不可以给大家摘摘苹果呀？我要跟大寨人一样参加劳动。”走到支农池，叶帅说：“香港岛吃水靠天，天下雨，滴水不漏。”他鼓励大寨人继续搞好水利建设。走到大虎牧场所在的山头，由于山坡有些陡，郭凤莲伸手搀扶叶帅，他却推开了，说：“总理最欣赏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精神，我也要用大寨精神参观大寨。”叶帅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走上了陡坡。
叶帅在参观大寨期间，写了一首诗，题为《游学大寨杂咏》：
一
大寨当年乱石岗，劈山育土捉龙王。
我来正值风灾后，产量能超去岁粮。
二
叠叠梯田密密粮，通风水利足阳光。
山区自古难耕稼，大干今成粮果乡。
三
村无懒汉地无荒，万众齐心上战场。
登上虎头山上望，环山绿带披新装。
四
大寨姑娘大寨型，热爱集体不谋身。
共同学习齐劳动，苦战关头没后人。
五
老少上工不锁门，不虞偷窃不欺邻。
忠诚老实为集体，革命养成大寨人。
六
自装乐器自吹弹，弹唱英雄创业艰。
文艺少年真秀质，狠批妖妇表心丹。
七
火车飞越靠车头，永贵领班居上游。
莫道丰收来得易，斗争场上度春秋。
八
大寨真经取不完，全民奔向虎头山。
中流击楫争先渡，共产仙乡唱凯旋。
叶剑英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五日
离别时，叶帅再次表达了对大寨的感情，爷爷希望他们下次再来，叶帅热泪盈眶地说：“一定会再来的！”
派出昔阳县干部
毛主席、周总理为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把推广大寨、昔阳经验作为农业的首要工作来抓。周总理曾提出：“昔阳不仅要产粮食，而且要出人才，凡是好一点的支部书记都可以调出来。人才要不断出现，不断培养。”
昔阳县外调干部一事受到中央的重视。有一次，爷爷应李先念副总理的邀请到他的住所看电影。当时李先念正在和几位中央首长谈论昔阳派干部的事情，见他来了，开玩笑地说：“永贵啊，太保守！全国到处要人，他就是不给。”
纪登奎副总理接着说：“陈永贵，就知道守着你那个昔阳！”
爷爷笑了：“我不能垮了我那个基地！”
华国锋总理语气温和地说：“你讲点风格嘛！”
随后，中央要求昔阳输出大量干部，至少100位。从昔阳输出的干部在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到寿阳县主持工作后，第二年该县粮食丰收，卖粮达5000多万公斤，得到了中央的肯定。邓小平在第一次全农会上说：“寿阳这地方我去过，和过去昔阳一样穷得不得了，两年翻身了不得呀。”
昔阳的李锁寿被调出担任平定县委书记，取得了显著成绩，社会影响很大。山西著名作家马烽和孙谦来到平定，针对李锁寿的事迹写出了《新来的县委书记》一书，后来改编成电影剧本《泪痕》，搬上了银幕。
从昔阳输出的干部重视大寨的经验，但也注意一切从实际出发。1977年10月，山西省委书记王谦提出要昔阳派干部去临县，解决这个县“老大难”的吃饭问题。昔阳县委遵嘱将刘乃柱和任增录调往临县，分别担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和副书记。刘、任二人提出在临县学大寨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得到了爷爷的赞同。
爷爷说：“学大寨，暂时学哪些，哪些暂时不能学，要研究。大寨没有自留地，这一条就不能急于学。集体分配的粮食满足不了社员需要，又要把人家的自留地搞掉，就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他对各地学大寨的要求一贯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他说：“学大寨十多年了，我们要摸索一下，看哪些经验不适应当地的情况，不能照搬昔阳的经验。临县情况不同，自由市场留个尾巴不犯法！不是不学大寨。临县这么穷，要国家投资，你学大寨的三不要，行吗？我看不行。”
不拿国家工资的副总理（7）
那个时候，昔阳干部已经成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干部。从1966年5月到1979年12月，经昔阳县委组织部同意调出的干部，有38人担任了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以上的领导职务，还有的当上了省委书记、副部长等。
但爷爷对这种提拔干部的方式持慎重的态度。每调出一位昔阳干部，爷爷都要跟外调干部谈一次话。自从当上了副总理后，他更是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都把昔阳人调走吧。有朝一日人家撵昔阳人，可不要说我手长，到处捞权啊！说权，我的也不小了，副总理嘛！可到时候就成了罪啦！我对你们放心，可又不放心。你们要去，就好好干，希望你们干好，不要叫人家撵回来。”
熟悉他的人说：“陈永贵看问题很长远，能料到50年以后的事。”后来，历史的潮流变了，一些外调的干部也被卷回了昔阳。他们的人生随着他的沉浮而起伏变化，又一次印证了他的远见。
“一个当过副总理的人，怎样和人家争辩呢”
担任副总理期间，一个“水”字始终在爷爷心里困扰着。周总理“三年大旱怎么办，十年大旱怎么办”的提问，让他念念不忘。抓水是件大事，他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新招：搞出10万亩水浇田！这就是著名的西水东调工程的蓝图。昔阳十年九旱，人们的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十分匮乏，加上长期挖煤，地下水位又急剧下降，惟一的出路就是西水东调。
经过中央批准，西水东调工程于1975年开始动工，按工程预算需要投资一个亿。为了顺利完成这项工程，他参观了红旗渠的建设，请来许多专家，研究了各种方案，并亲临现场进行考察，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付出了多少心血！大家齐心协力朝着昔阳县10万亩水浇田的目标不懈努力。
1978年，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等地悄悄地搞包产到组（后改为包产到户），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得知此事后，立即作出批示：“我看可以试验。”过了一段时间，邓小平同志肯定了安徽的一些做法。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还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人民公社制度正式解体，历时15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结束了。
1979年3月，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党代会，爷爷专程从北京赶回昔阳参加这次会议。他提议，会议开始前先向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默哀，向为建设大寨和昔阳而牺牲的同志默哀……话音没落，他已经满脸泪花了。他在讲话中表示坚决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继续做好学大寨和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他仍当选为昔阳县委书记。
此时，投资近5000万元的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已经开通了34公里的穿山隧洞，部分社队已经受益。按照原计划，只要在上游建一座34万立方米的拦河水库，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昔阳县水源奇缺的问题，这是造福人民的一件好事。但是这一工程却随着爷爷个人的命运起伏而被迫中止。
随着爷爷先后辞去了省、地、县的领导职务，许多情况发生了变化。昔阳的一些外调干部受到排挤，留在昔阳的干部有的也被撤职。爷爷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们，因此吃不下，睡不好，情绪极其低落。更使他苦恼的是，各方面的“揭发材料”送到中央，其中一些“材料”还出自一些他曾重用和信任的干部之手。人到了这时更能看清人，爷爷长叹道：“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啊！”
按他的性格，越是在困难时，越能沉得住气。但在那些日子里，他这个为人民办实事的人，却是有口难辩。他是个宽容的人，可又不能不为之动容。他说：“我不会写文章，就算会写，一个当过副总理的人，又怎样和人家争辩呢？”
严峻的形势，最能考验记者的良知。有的记者在大寨红的时候，不惜笔下生花；当大寨失落时，不惜落井下石。有的攻击大寨说，它不是干出来的，是国家喂起来的。有的甚至用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运河的例子说这项工程是劳民伤财。人们看到这类文章后甚为吃惊。爷爷看了这样的文章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当美国人韩丁再次来到大寨，针对这种情况连声感叹道：“大寨的道路是中国走的道路，大寨精神是民族精神。大寨对中国农业的改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大寨人得知后更是无不感到心寒：几十年来艰苦奋斗为国奉献，恪尽职守为民造福，却变成了罪过，一个被全国学习的榜样一夜间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怎么也想不通。年老的难受得哭了，年轻的气愤得嚷开了。他们不奢望什么，只求说句公道话。
郭凤莲忍不住了，在1980年五届人大一次常委会上，她写了个小纸条，请邓小平的秘书转交给邓小平，恳请邓小平接见她。6月8日，当她准时来见邓小平时，看到爷爷也在座。听了郭凤莲反映的情况，邓小平说：“挺起腰杆，让他们说，放开他们说。不要怕骂，骂也是好事。我自己也是三起三落嘛。有时潮流来了是不可抗拒的。周总理去过大寨三次，我去过两次，大寨是干出来的！我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表扬过大寨精神，学大寨没有错。”这一个小时的接见，爷爷从始至终没有讲一句话。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1）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等人的辞职请求。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
随后，中央制定了83号文件。爷爷看到后，对前来探望他的高玉良说：“中央的83号文件我看了好几遍，比较能够接受下去。对于学大寨中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也不向上推。”该文件下达后，舆论界基本上停止了对大寨的批评。之后，万里副总理到山西视察，认为大寨的“三深法”、海绵田是对的，大家不要再提大寨的问题了。舆论界的评价于是逐步走向了公正。爷爷的从政生涯终于画上了清晰的句号。
爷爷卸任之后，国家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给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入北京。他专程回了趟大寨接妻儿进京。离开大寨那天，他一早起来，去看山、看地、看果树、看庄稼，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步一回头。
他一个人到赵大和、赵小和与石贵林“三烈士”的坟前站了好一会儿。随后又找到贾进才，两人走上松树坡坐下正说着话，突然，爷爷起身走到贾进才身后，与他坐在一起，背靠着背，而且靠得很紧，问：“进才，你估估这是什么意思？”贾进才憨厚地笑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爷爷没有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接着还跟贾进才作了个生死约定：“我要是死在你前面了，你给我送个花圈；你要是死在我前面了，我给你送个花圈。”贾进才说：“我比你年龄大，肯定是我死在前面了嘛！”话音没落，两人已是老泪纵横了。谁也没想到，6年后，爷爷走了，走在贾进才的前面，这“背靠背”的意思也像谜团一样被他带走了。
该去北京了，爷爷坐在吉普车里围着村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也舍不得走。望着含泪送行的大寨人，他的眼泪不断线地流。
对于在京的住房问题，中央对他的态度一直是保护，明确表态一切待遇不变。爷爷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自己不是副总理了，就应当搬出副总理级别的住房，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当副总理了，还住什么交道口？能上能下嘛！”国管局的同志见他态度如此坚决，建议他还是住在老地方，如果嫌院子太大，就隔出一半，他仍不同意。最后，国管局只好把他安排到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部长楼22号楼定居。搬家的时候，国管局说可以把在交道口用过的所有东西都带过去，可他说够用就行，只带了床、旧电视机、文件箱和电话等日常用品，其余都留在了原来的住处。
自尊、自立、自廉、自爱是爷爷一生最令人敬佩的品格。
打“庄稼拳”的健康老人
人生如四季：春发，夏繁，秋耕，冬凋。许多杰出人物同样摆脱不了“起而传奇，中则辉煌，晚年落寞”的命运，爷爷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却不能不说，晚年的他是平实的，是随意的，是快乐的。
晚年的他开始适应城市人的习惯，开始注意调剂和安排日常生活。在家时他喜欢伏在书桌上看会儿书报，看累了就起身去阳台照料一下他心爱的花，一会儿抚摸着他种的玉米，嘴里唠叨着：“你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一会儿又坐在小板凳上，抽着烟回忆往事。
爷爷有早起的习惯，他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和奶奶一起先为读书的小儿子和孙子做好早饭，细心地放在热水锅里保温，等孩子们睡醒后吃。然后从12层步行下楼梯，走到三里河的林阴小道，再到钓鱼台附近河边散步。他精神矍铄，心胸开阔，边走边甩着手臂。熟人见了他和他打招呼：“健康老人来了！”看到别人打太极拳，不免有几分好奇，也想比划着学几下。他比划了几下觉得不好打，于是就举起双手，叉开双腿，摆起了刨地的架式，自己创造了一套招式，取名“庄稼拳”，还自豪地说：“还是我这庄稼拳好打。”
有时他也会走到小吃铺，吃根油条喝点豆浆。早饭后，他会提着竹篮子去早市上买菜。有时也会和卖高价货的人争执一番。一位小贩正在卖沙锅，他为买主帮腔，满脸不高兴地对那小贩说：“这沙锅比我们那儿的差远了，还卖这么贵！”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2）
有一天，爷爷上街回来，脸上露出很高兴的样子，从口袋里掏了半天。奶奶以为有什么好东西，一看，是一双肉色透明丝袜。爷爷炫耀地说：“你看看，我买的，没有见过吧！”奶奶一乐，说：“你买这袜子倒是稀罕，可谁能穿出去呀？”爷爷就拎着这双稀罕袜子给儿子，儿子不要；又给孙子，孙子也不要。他只好拎着袜子回到自己房间。奶奶说，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这双肉色袜子。
一会儿，孙子想吃个烤红薯，他二话没说就带着孙子出门去了。在路上，孙子朝爷爷的脚上看了看，又见有几个人认出了他，急得直说：“爷爷，看你袜子也没穿。”他却满不在乎地说：“那怕甚哩？我又没犯法。”爷爷就是这样轻松随意地生活着。
他和大院的人们相处得很好。楼下的人家种花，他一有空总要去帮助施点肥、松松土、浇点水。人们见他下来了，都喜欢围着他一起聊天。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种乐呵呵的气氛。人们尊敬他，信任他，遇到事情都愿意听听他的意见。人们关心他，也愿意照顾他。卖菜的售货员认出他，请他先买；排队的人们请他不要排队，到前面去买。每当这时，他总是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谢，依然排在队伍后面。
农村挣钱城市花，本来就不易，加上我小叔叔和我哥哥还在读书，妹妹3岁时也到了北京，这点钱要养活一个大家庭，按北京的消费水平显然是不够用的，爷爷只能省吃俭用，尽量削减花销。嫌纸烟贵，就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他早先在大寨时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家里也不用厨师了，由奶奶做些简单的家常饭：早上小米粥老咸菜，中午豆面或榆皮面抿曲，晚上是豆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做成的糊糊饭加馒头。为了给孩子补充营养，有时也炒两个菜，多是些苦瓜和茄子之类。每当吃饭时，他不坐餐厅的椅子，而是喜欢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端着碗边吃边看电视。
爷爷舍不得花钱。有一天，奶奶想买件新衣服穿，问爷爷要10块钱，爷爷就是不给。奶奶急了，说：“我在家里为你做饭洗衣服，工钱也有吧！你要不给，我就向邻居去借。”知道爷爷爱面子，奶奶故意使出这一招，说着就往门口走。这时，刚从山西到北京看望他们二老的父亲见此情景，赶紧掏出钱给了奶奶，这件事才算了结。
每当有人谈到他收入少开支大的时候他就解释道：“还是本着给多少、领多少、吃多少的方针办吧，不要随便向上伸手。”谁能想到：这就是一位原国务院副总理的日常生活。爷爷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得那样严格，甚至有点“苛刻”，但是正如他所说的：“树要留根，人要留名。”他乐于那样做。
一个人平常要求自己容易，有了权势仍能严格要求自己难；一个人有了特权却能更严格要求自己就难上加难，但他做到了。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即便卸任之后仍然如此。
爷爷有一个高干医疗本，可以到医术高明、设备先进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就诊。每当他身体不适时，奶奶就找出医疗本，催他赶快去医院，可他不愿意享受这种特殊待遇，不管家人怎样催促，就是不去。后来，他干脆把这个小本子锁在自己的保险柜里，谁也不能动。
有一次，爷爷去探望一位首长，首长送爷爷出门的时候，首长的警卫战士低声地对首长说：“首长，我们没见过陈老，想借这个机会看看他。”当时爷爷已经坐在车里，听见了这个战士的话，撩过窗帘，摇下玻璃，探出头来微笑着同战士们打招呼。车子在站成一排的战士面前缓缓而过，突然，战士们“刷”的一声一齐立正，庄严地举起右手，集体向爷爷敬了个军礼。
他把白薯、玉米分给大家吃
老百姓对他的感情很真挚，许多人见到他后都亲切地叫他“永贵大叔”。他听后很高兴，说：“老百姓还认识我，没把我怎样。”
他每天上午从木樨地步行到甘家口街上买菜，然后坐公共汽车回家。当他提着菜篮子上公共汽车后，车上人多拥挤，已经没有座位。乘客们认出了他，争相给他让座，问长问短。他说：“北京人没有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对咱可好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3）
退出政界的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然而人们在这位老人身上，看到了朴实、诚恳、热情和理解，看到了他仍在尽可能地帮助别人。平时对院子里的服务人员他都要照顾到，老家人带来了苹果、白薯、玉米，他总要分给大家，家里哪天做了稀罕的也不时送下楼分给大家吃。人们经常能吃到“永贵大叔”送来的热腾腾的包谷面烙饼、煮熟了的玉米棒子和甜甜的白薯，人们感受着这位隐退老人浓浓的情意。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的电梯工曾为不少中外闻名的人物开过电梯，然而，在这些人中，“永贵大叔”是她们认为最有亲切感的一个，至今聊起他来还感动不已。
家乡的人不时来北京看望他，知道要来客人，他就买来鲜肉一片片地切好，放在冰箱里，等客人来了后才能做，自己舍不得吃，也不让家里人动，然后早早地下了楼，在大院门口等着、盼着。
他从不轻易用国家给他配备的专用小汽车。客人到了后，他笑着对客人说：“我没有去车站接你们，看，我在家给你们准备好饭了。”来家里的客人谁要是在外面吃了饭，他总会说：“外面贵，家里有饭嘛。你省下这些钱，不是还能买双鞋？”他喜欢留客人住在家里，说：“来了就住我家，这比住旅馆便宜。”
“钱是惹事根，越来越眼红”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以后，他在党中央、国务院没有任何职务了。家乡不少人还是常来找他。除了来北京看病，请他帮助联系医生和医院外，还有一些任职时不好开口的事需要找他帮忙办。爷爷乐意帮人办事，也帮许多人办成不少事。他常说：“遇事办事不怕事。”老乡开口，更是热心帮忙，可在原则问题上却丁是丁，卯是卯。
有一位老乡来京看望他，饭后支支吾吾地提出想让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用几节火车皮。爷爷爽快地答应了，马上拨了一个电话，车皮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地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他，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200块钱。
他问：“什么200块钱？”“好处费呀！”老乡看着他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四五百人家也不给办哩！”
“他收你钱，怎么开发票？”他问。
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他一听，脸色立即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还把那人训了一顿。
老乡怕得罪人，赶紧劝他，他一瞪眼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共产党员不搞阴谋诡计，谁做得不对就说谁！”从此再也没人敢找他办这样的事了。家里人担心老乡不理解他的做法，他说：“我没有给他们办事，是因为我是党的人。他们现在不理解，以后会理解的。”
对这种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他切齿痛恨：“现在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咋回事？不走后门还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每当聊起这些事，他总是感慨地说：“钱是惹事根，越来越眼红。大城市，坏人哩。还是我打的石头碹的窑好住，我修的地打的粮好吃。”
“如果倒退十年，我也包它几亩田。”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过去的永远过去了。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他对大寨和昔阳的现状非常关心。每当遇到家乡人，总要刨根问底地打听清楚。一天，来京的几个昔阳人在早市上认出了他，欣喜地用昔阳话叫了声“老陈”，打了个招呼就到市场里面逛去了。当他们转了半天出来时，却发现爷爷还在门口站着等他们，手里拎着半斤咸菜。这几个昔阳人感动不已，给他聊起了昔阳的变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老陈，这些年来，昔阳山变河变、地变路变、村变城变，人们都佩服你，说你是对昔阳有功劳的人，我们都很想念你。”从老乡口中他直接知道了家乡的许多情况。
作为大寨经验的创始人，爷爷一开始对包产到户不很理解，他特别看不惯有些人对毛主席的非议，因而也陷入了困惑。在全国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他以一个农民特有的敏感和精细感到了改革的浪潮，于是向县里的领导表态了：“该放就放吧，我在三中全会上举了手的。放错了，没有你们的责任。”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4）
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慎重的态度，但对某些可行的管理方式是鼓励的。了解家乡情况后，他不无感慨地说：“在一条路上走惯了，没有看到光明前景时，容易二心不定，甚至往回走。这是人们尤其是我们农民的局限性啊。”他让乡亲往回捎话：“昔阳农村都承包得差不多了，咱们大寨已经是兵临城下，还死守什么，赶快分。”大包干的第一年，老天爷也开了眼，风调雨顺，当年粮食产量突破百万斤大关，总收入万元。人均收入544元，创造了历史纪录。他知道后，高兴得几夜没睡好觉。
在赋闲在家的那段日子里，他有了足够的时间去思考。1982年，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问他对中国农业有什么看法时，他稍加考虑后说：“中国这样大，有8亿农民，靠国家投资，一下子没有那么多钱，集体积累也很有限，总还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还要鱼借水，水借鱼，互相帮助。”大寨人来京看他时，他说：“过去我对机关的8小时工作制看不惯，现在才明白，8小时还是巴黎公社用命和血争来的呀！”
一天，一位记者写了一篇关于大寨出现了个体运输热的文章来家里征求他的意见，他听后扬着手说：“没意见，实事求是最好。”说着，他有些激动地站起来，打着手势说：“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要一会儿把你捧到天上，一会儿摁到地上！”
他的思绪不时地触及到“文革”时有些人指责他的事。对此，邓小平同志郑重地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大寨是大寨的问题，学是学的问题。大寨给国家卖粮是真的。”胡耀邦总书记劝慰他：“不要背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他非常感激。
大寨党支部书记赵素恒出差到北京专程来家告诉他，近几年大寨变化很大，开展了采煤、运输、畜牧等多种经营，家家添了新家具，户户买了电视机，有5家个体户还买了汽车。我父亲也来北京看他，告诉他这几年政策好，农村的变化大着哩，人均收入由过去200元增到600元。他听了很高兴，吃饭时开玩笑地招呼着：“这些菜都承包下去了，都吃了啊！如果我的年龄倒退10年的话，我也承包它几亩田。可那时候不是这气候呀！现在有这政策，我会煮油果，也会开饭店，咱回去照样能干！”
担任农场顾问
不当副总理的生活悠闲清静。可是，对于干惯了农活的他来说，并非是一种享受，他总想找些事干干。1983年，他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要求到基层做点事情。中央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每次到农场去，群众都很激动，他们一声声叫着“老陈”，场面非常热烈。
东郊农场没有具体规定他上班的时间，但他每周至少都要去一两次，深入厂房和田间进行调查研究，和领导谈，找群众唠，提一些很好的建议。农场职工打心眼里说：“过去只是在电视里、报纸上、广播里知道陈永贵是个大官，如今在一起才晓得，他是一个慈祥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为农场搞活商品经济，办好食品厂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多次帮助农场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的办法，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东郊农场因此提高了知名度。外宾们来农场洽谈，总要打听他在不在，只要他在，外宾们显得更加活跃，洽谈生意就比较主动。
他在农场上班一年多，次次开会都参加。有一天下午，农场通知他去开支部生活会，正好国管局也通知他去听文件。两个会碰在一起，该参加哪一个？当司机汤占新开车到十字路口时，爷爷说：“要么就浮在上面听文件，要么就深入基层看情况，汤师傅你说说，我浮在上面好，还是深入基层好，如果浮在上面好，你调个头，把我拉到国管局好啦！”汤师傅会意地一笑，加大油门，一直开到东郊农场。
他和农场领导、职工们广交朋友，一起劳动，关系非常融洽。农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每逢他到农场露面，农场的职工们都要请他到家里坐一坐。他很乐意，从不推辞。一次，食品厂的女共产党员陈天萍见了他说：“陈大叔，到我们家串个门，行不？” 他立即答应去她家做客。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5）
还有一次，一个职工把他拽到自己家，叫老婆炒菜烫酒。消息一会儿就传到左邻右舍，各自都把自家最稀罕的东西拿出来，一家端来一个菜，摆了满满一桌子。大家满上酒，举过头，说:“陈老，我们敬你了！”这份感情是那么深沉，那么朴实，那么纯净。他痛快地说：“干了！”一仰脖儿，连干几盅。他喝酒很实在，觥筹交错间，与以往相比，更多了一份平和。
他酒量大，十几盅下肚也面不改色。可他却注意到桌子上放的几瓶酒快喝完了，就暗示随从要节省着喝，自己则装出喝多了的样子，说：“今天喝得多了，有点醉了！”众人还在左劝右劝，他赶紧又甩出一个“包袱”：“要是折了寿，到时候我找你们啊！”他幽默的语言逗得大家不时哈哈大笑，气氛轻松而热闹。
农场的8位同志，在他70岁寿辰时联名赠送了“长寿”的字幅，他精心裱好挂在卧室，直至今日仍高悬于壁。
爱,不惜付出；爱，又何需表白！
时间在温馨而平淡中飞逝。1985年1月，爷爷突然感到头痛、浑身乏力，他以为感冒了，吃了些感冒药却不见好。由于他身体底子好，平时一手叉腰，一手拿着顶草帽，行走如风，快得年轻人都跟不上，看上去根本不像会生病的人，所以谁也没有在意。爷爷经常帮老乡安排看病，感觉这次可能不妙，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说。
8月，父亲来京看望爷爷，告诉爷爷过几天单位要派他去山东参加培训，以为爷爷听了会很高兴，没想到爷爷却说：“明珠，俺孩你能不能不去？”父亲很奇怪，爷爷向来很支持他工作，可这次却有些反常，就问道：“爹，怎么了？”“我感冒了，你陪我去医院看看吧！”“感冒，还用我陪着去看呀？”“这是单位派你去的？”“当然，单位就派了两个人，许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那你陪我看完病再去吧！”
父亲陪爷爷去了北京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悄悄地告诉我父亲：“他患的是肺癌，已经是晚期了。根据目前的临床经验还没有理想的治疗措施，不过我们仍在继续努力……”父亲强忍着悲痛，竭力保持镇定，跟单位请了假，陪在他身边尽心照顾他。8月12日，爷爷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做手术并由家属签字。爷爷笑着说：“孩子们都还要上班，我签个字算了，有问题我负责！”
当时,医院没有把检查结果告诉爷爷，但后来他还是猜到了十之###。一些人安慰他说能治好，他听了总是摇摇头说：“周总理得的也是癌哩，能治好还是治不好？”
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最不放心的就是没有生活来源的老伴和孩子。有位朋友来看他，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死后，你可要好好照顾他们，你知道，我活着厉害，死了也厉害。你们要是不管，到时候我一个一个把你们叫走。”这位朋友听后非常感动，真挚地对他说：“放心吧，老陈！”
有一段时期，疼痛隔几十分钟来一次，疾病剥夺了他的食欲，他只想吃一点西瓜。当时正是数九隆冬，东郊农场的张德润等几位领导为买西瓜跑了大半个北京，最后刘炳亮书记亲自带队上市场为他买来了西瓜。当听说他想吃口茄子的时候，一位开飞机的朋友去日本买了3斤茄子带了回来。大家以不同的方式关心着他。
郝建秀叫了一声“陈大哥”
在他病重期间，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以及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先后到医院看望他。只见他躺在床上，身体那么瘦弱，远不是当年的虎虎生威。由于肿瘤长在血管上，没法开刀治疗，只能用药物维持。阵痛发作时，他蜷伏着身体，显得异常难受。见老战友来了，他挣扎着坐起来，招呼家人给领导同志“搬个凳，倒点水”。郝建秀看见病床上的他，叫了一声：“陈大哥，咋瘦成这样了？”说着就开始哽咽了。她走出病房，对医生说：“在我印象中，他的身体是很结实的，看上去可健康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位女部长动了感情，说话间不住地擦着眼泪。
“我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们……”
原昔阳县干部李喜慎前来探视他，爷爷对他说：“肺癌能活几天哪？我死了后，你们有机会还是要把昔阳的事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花了5000万呢，社员群众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是这个债哩。唉，眼看就成事了，没有搞成。东西全都堆在那儿生锈，让人痛心哩！”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6）
对于一位终生节俭，终生为国的老人，面对这么大的工程夭折，他是那么伤心！说着说着，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这病是治不好了，以后咱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你们如果有机会，回去和省里领导讲一讲，最好还是想办法把工程搞完，对昔阳来说，这是真正的造福千秋。如果说有什么错，我都承担，但搞这项工程的出发点我总认为没有错，为群众造福不能说是错。”
此时，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梁便良、贾承让、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和他见上最后一面。爷爷望着自己昔日的伙伴们，费力地拿起桌上的橘子招待大家吃。一生珍爱自己名誉的他含着泪水嘱咐说：“我可没给大寨落下饥荒，我没欠下国家一分钱啊！我现在不行了，我死以后，你们在适当的时候，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谈。我们干了30年，还欠下国家这么多的钱？你们是现世人，又是见证人。所以你们一定要讲清楚这件事。”
爷爷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他说：“我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们，我一心一意为国家为集体，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没有罪，死后总有人为我说话哩！”
1984年以后，国家几次拨出专款，实施关山水库的扫尾工程。城关、安坪、李家庄3个乡镇的吃水和工厂用水问题得到了解决。1985年，昔阳遭遇大旱，一些城乡居民、周围几十个村和一些工厂，靠着在西水东调工程建设中打通的隧洞里引出来的100多万立方米山水渡过了难关。善良的人们深情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老陈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陈老待人太好啦！”
爷爷怀有感恩之心，对帮助过他的人永远记在心里。他常常教育家里人：“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论有了多大成就，永远不要忘记那些热心帮助过你的好人。还要向他们学习，真诚地关心和帮助别人。”
在他病重期间，他提出要见张怀英。张怀英来了，爷爷招呼他坐下。不一会儿，爷爷仰望着房顶，叹息一声：“人人都要结婚，真正生死相依的夫妻有多少？人人都交朋友，真正靠得住的朋友有几个？”张怀英不好接话了，只好安慰他说：“人生嘛，有成功，也有失败，大家都肯定你的成绩。想想解放前，你想过有一天能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吗？”他听了说：“倒也是。”之后，张怀英帮他认真地写了一封给党中央的信，并按照他的意见，当场修改了三次。当张怀英把第三次修改后的信念给他听后，他点了点头。
为感谢医生和护士对他的精心治疗和护理，1985年中秋节前，他几次嘱咐我父亲回大寨挑些好苹果，分给医生和护士。他对大家说：“尝尝吧，这是俺大寨的树上结的！”
在给他输液时，一位小护士一连在他手背上扎了4次，可是都没有扎进血管。爷爷虽不能多讲话，但神志依然清醒。他微笑着安慰她，用3个指头捏了捏自己的手背，然后松开，又指了指脚下，意思是说，我的胳膊太瘦了，血管不好找，你再到脚上试试。这位护士被他与疾病搏斗的精神感动了，怎么也不忍心再扎下去，她急忙跑出病房叫来另一位同事，终于在脚上扎上了输液针。小护士逢人便讲：“陈老待人太好啦，太好啦。”爷爷在医院里依然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魔带给他的痛苦，表现出一个宽厚的长者风度，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中央领导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医院想尽办法为他治疗，用的药也是最好的，可他却不止一次地对医生说：“我谢谢你们了，不要再给我用药了，省下点给别的同志吧，再用也是浪费了。”医生不答应，他就背着医生和家人将一次一片的“消通栓”切成两半，分两次用，说：“这药很贵，七八块钱一片，一次用完太浪费。”他走后，空空的病床边留下了满满一瓶子半片药。望着他省下来的药片，医生和护士感动得泣不成声。
最后一次天伦之乐
1986年腊月二十八，在爷爷的一再要求下，医生特许他回家过个年。那辆轻易不动的黑色达特桑小卧车把他从北京医院接回家里。一进家门，他首先看了看阳台上的君子兰，这是近几年来他的心爱。他仔细察看了小盆里的花枝叶，因为它生过虫子，差一点枯萎，爷爷精心护理它才活了过来，如今长得很好。有人看到它后，想用800元钱买走，他坚决不卖。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7）
他和儿孙们一起热热闹闹过了个团圆年。记得除夕之夜，他精神特别好，还到厨房里张罗着饭菜。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家人说准备为他过个生日，他说：“过什么生日哩，明天是大年初一，全国人民都在为我过生日呢!”
我小叔叔吵着要放花炮，父亲担心爷爷的身体，说还是不要放了吧，爷爷笑着说：“过年哩，让孩孩们红火红火。”他硬是挺着病痛也要让儿孙们快快乐乐地过年。
孩子们高兴地放着花炮，我父亲却躲在一边偷偷地抹眼泪。年夜饭爷爷吃了5个饺子，我哥哥陈幸福劝他说：“六六大顺，爷爷您再吃一个吧！”他努力地又吃了一个。为了治病，爷爷凭着坚强的毅力，从住院那天起就戒掉了烟和酒。可这样的春节还能再过几个呢？那天，他和家人在一起，破例喝了半杯红葡萄酒。饭后，他给了孙子孙女每人10元压岁钱，还和我们一起守岁，看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看了一会儿，觉得身体有点累，便轻轻地合上眼。奶奶关切地说：“关了电视休息一会儿吧。”爷爷连忙制止说：“嗯，别关，别关，让孩子们看吧，看个够嘛！”就这样，他闭着眼睛感受着家人和儿孙们带给他的温馨，珍惜着家人团聚天伦之乐的分分秒秒。
偷偷跑出去和大家依依告别
爷爷想着和大家告别，怕奶奶为了他的身体不让他出去，故意把电视机声音开得大大的，让人以为他在看电视，然后趁人不注意，披上大衣，戴上口罩，悄悄地开门走了出去。开电梯的女同志认出了他，忙起身让座，他摆摆手说：“我去院里走走。” 他询问电梯工年货办得怎样，节日怎样轮流值班？电梯工问起他的病情，他强作笑颜，若无其事地说：“没事，不要紧！”
他先走到楼下的小卖部，又到传达室、副食店，同大家叙年话。不论是营业员还是传达员，都跟他很熟。他是来告别的，凡是他熟悉的人，都一一去拜访。很久没见面，大家都想他，把他围在中央，关切地问这问那。几次泪水在眼窝里打转，他都抑制住了。他怎么能忍心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围着那熟悉的柜台、小桌，看了又看，轻轻地抚摸了一遍又一遍，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家。他以这种方式来向大家告别。
医生只给了他5天假，可他留恋着家，直到在家过完正月十五。该回医院了，他经受着病痛的折磨，全身已没有力气，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穿衣下床，我父亲伸手搀扶他，他坚决不让。他慢慢地走到门口，往事一幕幕闪过。其中一幕是：
工作人员曾经为他订了一个月的鲜牛奶，奶奶提出给她也订一份，爷爷听了后没有表态，奶奶满以为下月也能喝上牛奶了，没想到，到了下个月一看，爷爷不但没给她订，连原来他自己的那份也取消了。
为这样的事，奶奶没少唠叨。她以为爷爷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最后一次离开家时，他还是说话了。只见爷爷一步步挪动着，走到门口时停住了，回头对奶奶说：“我是个明白人，我谁也不怨。你可不要像我，我不会活。孩子们想吃根冰棍，我拿起来看看舍不得买又放下，掏掏口袋里有５分零钱就买一根，有1毛钱就舍不得破开钱买了。我死后，生活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拿上钱都给孩子吃了。”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说完叫司机：“汤师傅，几点了？走吧！”他知道，这次走了就再也回不来了。只见他回过头来，环视一下他生活了几年的房屋，最后把目光落在身边嬉闹的孩子们身上，深深地看了一眼，依依不舍地走出家门。
坚强的人啊！
爷爷回到医院，不时进入半昏迷状态，他仿佛回到了大寨，又在跟人使性子，又在地里看试验的庄稼。山上块块绿油油的梯田，唤起他心里阵阵清爽；一会儿又像在什么会场，哗啦啦的掌声激励他要再大干一场。清醒之时，他对家人说：“你们都是普通人，不该再住在那里了。”他向中央办公厅多次提出要求，搬出部长楼，找两间离东郊农场近一点的民房。中央办公厅没有同意他的要求。
自强、自立是爷爷一生尊奉的原则，即使在病床上，他仍旧坚强地自己照顾自己，不靠别人伺候。白天想上卫生间了，他使劲支撑着起来下了床。亲人们赶紧去搀扶他，他每次都用手推开，自己慢慢地走进卫生间里把门Сhā上。洗完手后，还要把水盆冲洗干净。由于他行动不便，好半天也出不来，这可急坏了家里人。大家就想了个办法，等他刚进去就赶紧伸一只脚卡住门口，这样留个门缝，以便随时观察里面的情况，如发现有异常，就及时进去。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8）
那时，我姑姑为他做了他平时最爱吃的面食“抿蝌蚪”，但他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医护人员看惯了生离死别，可在这种情形下，也深受感动，他们用几近恳求的口吻央求他：“陈老，您看在我们的份上，多吃一口，好有精神抵抗疾病……”
我父亲陈明珠回忆：“人老了，特别希望孩子们在他身边。为了给病痛中的父亲一些安慰，我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照顾他。当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就掉了泪。只见他没有短裤穿，只好把长裤管挽到大腿处。他的病很重，疼得很，只见他咬着牙忍着，不吭声。
“他对我说：‘我一合眼，你妈和你姥姥、姥爷（都已过世）就站在我面前，我大喊几声，他们就走开了。我一辈子什么也没怕过，这次怕得不行。有时候又梦见你爷爷拉着我逃荒到大寨，没地方吃，没地方住，我俩钻在一座破庙里过冬。我为啥只梦苦，不梦甜，只梦农村，不梦城市？’我赶紧劝他：‘爹，您好好休息，不要胡思乱想了。’
“晚上我守着他，睡在另一张病床上。夜里，他突然醒了，一个人艰难地下了床，费力地扶着墙，昏暗中一步一步地挪动着，悄悄地怕吵醒我。我假装闭着眼睛，耳朵却支楞着，听见他进了卫生间，慢慢地打开马桶盖，上完厕所后，又费力地弯腰冲了水。在朦胧的夜光中我看见他又挪到开水瓶那里倒水喝，猜想他的动作跟白天时一样，咬着牙，提壶的手抖动着。我实在看不下去了，问他：‘爹，您干吗呢？我帮您吧！’父亲轻轻地说：‘我自己来吧。你睡吧，忙活一天了。’我深知父亲的脾气，平时不愿给人添麻烦，处处为他人着想，一切靠自己。他认定的事，没人能阻止他。父亲当时已经被病魔折磨得消瘦无力，却还用这样坚强的毅力支撑着，换成别人早靠人照顾了，可他病成这样了还在践行着他自力更生不依不靠的人生哲学，我在被窝里哭了。
“他以为我是因为他的病在伤心，就安慰我说：‘从我往上数三代人，老人们都没有我活的年岁大。在旧社会，他们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70，算长寿啦。不要怕，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想念老家的人，昔阳县、大寨村的许多乡亲们来北京看他了。梁便良，这位从十几岁就被他领着走路的人，如今也老了，见了他，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郭凤莲，他培养的接班人，见了他，眼泪汪汪的。由于来的人多，护士不让他们跟他多说话，看着他欲语还休的样子，一些乡亲背过脸去偷偷地擦泪，他就笑一笑，眼角的泪水却流了出来，用力地说着：‘俺对不起大寨的乡亲们，你们跟上我受累了……’自己本已不幸，却还在为他人着想，他是个大丈夫，他有大境界。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独自走到窗户边上，任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沿着玻璃和着雨水一起落下。”
大庆人看望大寨人
当年主持大庆石油会战的原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和康世恩，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特意来医院看望他。他们与爷爷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理想而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看到他们来了，爷爷非常激动，一会儿看看余秋里，一会儿瞅瞅康世恩，那时，病痛折磨得他说不出话来，他用力地抬起手，不住地指指自己的嘴，又指指自己的心，好像在说：“老朋友，我心里明白，谢谢你们了！”
胡启立说：“你是战天斗地的英雄！”
1986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来到病房，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老陈，我代表总书记来看望你，你要好好养病。中央是肯定你过去的贡献的，你是战天斗地的英雄！”他眼里噙着泪：“感谢中央领导……”胡启立同志嘱咐看护的家属：“要好好服侍陈老，不要怠慢了老人。”
叶落归根，他这时特别想回大寨，说：“我生是从大寨来的农民，死还是要回到大寨去的。”我父亲把他的想法上报给中央，但中央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同意。他苦笑着对我父亲说，“不让我回家啊？还要烧了我哩。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去。我活着回不去了，死了魂归咱大寨。到时候，你一定得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不过可别撒在狼窝掌，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他一生战天斗地从不畏惧，而在临终时，却遵从了我国古代的传统禁忌。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9）
他示意秘书备好纸和笔，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早已想好的最后要求：“我非常感谢中央领导和北京医院的医生、护士对我的亲切关怀、精心治疗。关于我去世之后的丧事安排，我请求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丧事一切从简，子女把我的骨灰运回大寨，撒在大寨的土地上……”当秘书焦焕成复述之后，他点点头，颤抖着手，最后一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陈永贵。
向老天爷恳求再多活些日子
在北京医院里，家人默默地守着他，房间里静悄悄的。爷爷用沉重而微弱的声音说：“你们记住了，家里保险柜里，最里面靠右边放着一个布包，里面装了8365元钱……那是我攒下的，留给你们……我死后，你们把这一套楼房让出去，把家中借用公家的家具和东西，折价归还。不该你们享受的，不要享受，更不要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接着，他断断续续地对奶奶说：“今后家里的担子就落在你身上了，我不行了，你要把孩子们管教好，让他们走正道，好好工作，为国家出力，咱们一辈子就是这种人。”
当时我小叔叔正在准备考大学，爷爷多么盼望陈家能出一个大学生啊！他不无遗憾地说：“我向老天爷恳求过，希望能再多活4年，亲眼看到明亮（小儿子）大学毕业，幸福（孙子）也结婚了。现在看来别说4年了，4个月也不允许了。”
爷爷深情地看了我父亲一眼说：“当时我没有让你来北京，就是让你在大寨办这事哩，要守住阵地！我去世后你把我用过的东西都摆出来，让人们看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他病情恶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对家乡爱得如此之深，两眼久久地凝望着家乡的方向，始终没有改变视线。后来他慢慢地入睡，呼唤他已不见有知觉，医生迅速进行会诊，确认已进入昏迷状态，对家人说：“你们要有个准备……”
苍天何故如此无情？1986年3月26日20时35分，我敬爱的爷爷撒手尘寰，离我们而去了！家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扑在他身上痛哭起来。
噩耗传来，我的内心波涛汹涌，一阵酸楚直冲鼻腔，觉得整个世界似乎都变了样。我极力抑制自己的感情，泪水却不停地流下来，冲刷着脸颊。爷爷，您怎么忍心丢下我走了？我默默地向亲爱的爷爷告别，心中默念着：“爷爷，我会牢记您的教诲，发扬您的精神！”
家里他最喜爱的君子兰似乎有灵性，当日也随他悄然离世了。
整容专家决意要求为他化妆
一听到爷爷逝世的消息，曾经给毛主席、周总理、宋庆龄等领袖人物遗体化过妆，当时已经改行了的中国著名整容专家马燕龙师傅抑制不住对他的尊敬和怀念之情，给中央办公厅打了电话，希望组织上能批准由他给遗体化妆。中央同意了他的申请。
马师傅对我父亲说：“按昔阳的风俗，你们给陈老里面穿什么，准备好，我尽力保持他农民出身的特色。”当遗体抬出来时，只见爷爷脸色红润，嘴角挂着安详的微笑，嘴唇棱角分明，浓重的眉毛向上翘着。他的遗容和蔼慈祥，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又好像是干了一辈子活，太累了，躺在那儿香香地睡着了……
尽管爷爷要求丧事一切从简，可中央还是批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那天，参加告别仪式的有200多人。3天过后，他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
电梯女工呜呜地哭了
4月4日清晨4点，父亲抱着骨灰盒从木樨地22号楼爷爷家出来，准备返回大寨。由于楼道的电梯5点半才运行，只能走楼梯了。然而当家人推门出来时，电梯已经在12层守候一个多小时了。开电梯的女同志摸了摸骨灰盒，呜呜地哭了：“我，我这是最后一次为陈老开电梯了。”她哭得浑身颤抖，摸不着启动的按钮……
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韩守文几夜未合眼，依据郑板桥“历览名臣与佞臣，读书同慕古贤人”的诗句，含泪为他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正气贯长虹悲泪祭忠魂，名贤谢世去青史照后生”。
路旁跪了一群泪人
灵车驶出了北京，奔驰在柏油路上。平时与他朝夕相处的司机悲恸至极，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可还是让泪水模糊了眼睛。就在这时，“哐”的一声，灵车与迎面开来的一辆汽车相撞！一生饱经磨难的爷爷，此时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说来奇怪，虽然撞在一起，可灵车只是蹭了一点车皮。
辞去国务院副总理（10）
灵车继续前行，到了河北省和山西省的交界处娘子关，突然被路旁的一些人拦住。原来是平定县的领导同志前来迎接。到了昔阳和平定交界处时，披着黑纱的灵车又被跪在路旁的一群泪人拦住了，曾经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大寨干部梁便良、郭凤莲等人已是泣不成声。
魂归大寨
人民的爱是自发的，真诚的。
1986年4月4日，大寨沉浸在一片旷古未有的悲哀中。这位为人民爱戴的农民副总理的骨灰将要回归故土了，人们奔走相告。没有登报，没有安排记者，在阳泉至昔阳的二级公路上，在公路两旁的责任田里，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人不约而同地肃立着，各种各样的车辆停靠着，五彩缤纷的花圈排列着，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他魂兮归来……
北京时间下午3点40分，广播里传出播音员沉痛的声音：“陈永贵同志的骨灰，由他的子女护送，现在已回到大寨……”那辆披着黑纱的小轿车，缓缓地驶入大寨村。他一生为公奔波，现在终于回来与老家的亲戚、朋友和乡亲们在一起了。梁便良见了哭着扑过来说：“老陈，你慢些走，到家了！”贾来恒断断续续地呼唤着：“老陈呀，你看这是咱大寨的山，这是咱大寨的田……”爷爷生前创办的昔阳县艺术学校的乐队，为怀念他们的创始人，奏起了山西民间哀乐。村里人山人海，山路边、山梁上，甚至屋顶上都是人。
人们佩着黑纱，戴着白花，满怀哀伤，一路上都是叹息声和痛哭声。乡亲们争着挤上来抚一抚骨灰盒，几个走不动山路的老人站在自家门口，冲着遗像“扑通”跪倒，磕着响头，呜咽着。我父亲含泪捧着骨灰盒，我们扶着父亲的胳膊，在拥挤的人群中，在悲痛的吹奏声和鞭炮声中挪着沉重的步子，沿着山路一步一步走过大寨每一户人家，每一个角落，把一部分骨灰撒在梯田里，一部分埋在虎头山腰松柏下。前后两个多小时里，自发前来的老百姓一直浩浩荡荡地一路跟着。
伴随着哭泣的人声，悲悲凄凄的唢呐声在虎头山上响了起来，沉重的节拍撞击着人们的心。梁便良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转过身一挥手，撕心裂肺地吼了一声“别——吹——了！”突然，他身子一歪，倒地休克了。
几个人把他扶回家去，其余的人陆续从虎头山返回，集中在爷爷旧居前，含着泪默默地、长时间地哀悼着他们的老书记、大寨的领路人、主管农业的国家领导人。再也没有更合适的语言能准确表达人们的心情了。
新华社当日发布了一则经中央领导审阅的消息：
“陈永贵同志是山西省昔阳县人，1914年出生于贫农家庭，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曾当选为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同志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多次受到县、地区和省的奖励。解放初期，他坚决听党的话，带头组织互助合作社。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他积极带领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诚恳地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这应该是中央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吧。
据了解，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时在“全国劳动模范”前加了“著名”二字，文中加上了“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和“陈永贵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两句话。
当我们重新开启尘封的档案寻找他的印记时，心中涌出了无尽的思念和感激。当乡亲们享用他带来的福分时，总要告诉后人：“什么时候也不要忘了老陈，上坟烧纸时也要先给老陈烧一封。”我想起了臧克家的一首诗：“有的人活着，他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无尽的思念
1988年农历七月十五，大寨人为爷爷立碑。碑文摘录新华社播发的有关大寨的社论，题目为“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尽管爷爷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是人们的怀念之情依然如故。这次揭幕仪式没有通知人们参加，可是人们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消息，自发地来到了这里。其中，几百位是各界有影响的人士。
1996年3月26日上午，郭凤莲在陈永贵逝世10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哭）我跟大家一样怀着沉痛的心情。我既是老班子的一员，又是新班子的一员。前面几位老同志讲了话，带动了我的感情。10年前的今天，此时此刻，老陈还睁着眼睛。回想起当年大战时多少情景闪现出来。我想，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每个有良心的人们心中。只要有良心，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懂得他奋斗的一生，都会想起当年，老陈站在虎头山上，眼望昔阳县，眼望全中国。他是有远见的一个人，他的业绩会永存在人们心中。大寨在最困难的日子，有一个教授对我说：‘任何事情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一切都会澄清的。’邓颖超大姐对我说：‘不要掉泪，要挺起腰杆。大寨是干出来的。周总理三次到过大寨，肯定了大寨成绩。年轻人，要经得住考验。’康克清大姐说：‘陈永贵是个好同志。’老陈去世这么多年来，我带着人们艰苦奋斗，如今，大寨每开一道工程都要给老陈祭奠。
“以后我们要研究大寨精神是如何铸成的，研究大寨思想和陈永贵学术思想，如科学种田，从合作化到海绵田，从大寨农田建设到昔阳农田基本建设，都有一套理论经验。我认为这是历史，应把它完整地保留下来，现在大寨有许多材料等着我们去整理。寒春（美国人韩丁的妹妹）晚上9点打电话说马上赶来参加，说这么多年来，家里惟一挂了一个人的一张相片，就是老陈。
“如此小的一个村庄为什么出了名，就因为出了一个人——他就是陈永贵。”
一、父爱如山（1）
人生的故事，往往起自琐碎而零星的童年记忆，从这些故事里，父亲的身影自远而近、日渐清晰，他是个爱家的男人。没有神话，没有传奇；有的只是一份认真与倔强，以及一份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与一份真挚的情感。
烧饼换回花泥球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十分贫穷。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玩具是人们的奢求。可父亲宠着我，宁愿委屈自己也要让我天天开心。
有一天，父亲在卖烧饼的路上遇到一个孩子，正拿着花泥球玩具玩耍。见他走过来，那个饥饿的孩子想吃烧饼，却不吭气，直盯着烧饼看。父亲见不得可怜人。看见这样子，他掏出自己兜里当饭吃的烧饼，对那孩子说：“这样吧，你给我个花泥球，我给你个烧饼吃。”
那孩子高兴地说：“行，我有3个，你都拿去吧。”
他说：“那怎么行？我也给你3个烧饼吧。”
回来后，父亲就对母亲说起了这件事：“我一天没吃饭，省下3个烧饼，救了一个娃子，还给儿子换回来3个花泥球。”母亲感慨地说：“穷人多，好人也多啊！”
父亲为了让我高兴，宁愿饿了一整天。幼时的我并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只是兴高采烈地玩着泥球玩具。父母亲围在我身边，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这个温馨关爱的情景成为我记忆中永不磨灭的一刻。
趴在父亲背上去探亲
在我七八岁时，父亲决定带我出趟远门，去山庄头看望姥姥。山庄头没通汽车，要走30里山路才能到。我一路上兴奋地跑着，跳着。走了几里路后，我一ρi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见我走不动了，父亲诡秘地一笑：“我这里有大杏子你吃不吃？”他不知什么时候放了这些好吃的在衣兜里。我见了一下子有了力气，跑到他身边，拿过杏边吃边走。走到寺家庄路口时，在前面走着的父亲悄悄地在路旁石头上又放了5个杏子，指给我看，我会意地跑过去捡起来，吃着杏，又坚持走了很远。实在走不动了，我又耍赖坐了下来：“爹，姥姥家怎么这么远啊？”本来想锻炼一下我，可见这样，他却心软了，心疼地背起我一路走去。
我边吃杏边咂着嘴巴，不知什么时候伏在父亲温暖宽阔的背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父亲怕我感冒，想了个办法，指着路边的一只狗说：“小孩，醒醒，看这儿有只狼。”一边说一边摇了摇我。我迷迷糊糊地说：“有狼哩，狗我也不怕！”见我还没醒，他脱下外衣搭在我身上继续走。
父亲就这样背着我一步一步地走着，大约三四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山庄头。父亲看我醒了，就把我从他背上放下来。他没有说自己有多累，第一句话就是问:“小孩，俺孩累不累？”
父亲牵着我的手，走进一个很破旧的小院里。这院子没有院墙，没有街门，房子是小沙石垒成的，房顶上有的地方用茅草遮着，有的地方用石板盖着用来挡雨。我叫了一声姥姥，姥姥闻声扭着小脚从里屋出来，看见是我们远道而来，喜欢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忙把我们迎进屋。
父亲刚坐下一会儿，就起身帮姥姥家整修房子，一边干活还一边聊天。姥姥看见他能说会道又会干活，脸上乐开了花。
住了两天后，我开始想家了，吵着要回去。父亲依了我，准备回家，走时往姥姥手里塞了一把钱。姥姥依依不舍地送出我们好远。
躲过了一次父亲的批评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很威严的，在家里他说了算，母亲和我都得听他的。由于母亲只生了我一个孩子，对我十分疼爱和娇宠。有一次，母亲生病了，还在不停地做鞋子，缝帮纳底，白天做，晚上也不停。我心疼地说：“妈，你不要做鞋了，等病好了再做吧！”每当这时，母亲总是深深地看我一眼，叹口气，继续低下头做着，而且做得更快了……一双新鞋子终于做好了，母亲很高兴，把我叫过来：“小孩，穿上试试吧！”我试了一下，正合适！母亲摸前摸后,把手指塞在鞋子里面试着大小，叫我左转右转，好像看不够似的。看我穿得舒服的样子，她高兴地说：“俺孩喜欢，就穿着吧！”父亲在一边直夸她手艺好，说：“谁能做下这么好的鞋子？”听见父亲夸自己，母亲微笑着，一家人沉浸在幸福中。
一、父爱如山（2）
第二天，下地劳动时我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新鞋。父亲看见了问：“你穿着新鞋去地里劳动呀？你穿新鞋去，不怕别人说你？”少年的我并不理解父亲要求我们艰苦朴素的良苦用心。我正体会着快乐，却被父亲一番说道，就发了小孩子脾气，把新鞋扔出屋子，鸡和猫吓得到处乱跑。
父亲看见我这个样子，说：“怎么，我说你一句，你就……”没等父亲把话说完，我就赶紧走出院子到场上干活去了。因为我了解他，他说话一套一套的，谁要被他抓了理，他就会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听的人无法还嘴，恨不得钻到地缝里。与其留下挨一顿批评，还不如出去干活，他多少会消消气。
晚上开青年会，我作为团支部书记主持会议。会还没开始，父亲就进来了。我赶紧招呼他坐下。父亲问：“你们开什么内容的会？”
我说：“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找到毛病。”
父亲“嗯”了一声说：“散会后，给我汇报一下。”
会后，我慢慢地走到他房里，只见他抽着烟，身边放着个水杯，在等我，似乎坐了好久的样子。我心想他一定还惦记着白天的那个纠葛，估计还要教育我一顿，心里有点发虚，为了躲过这一关，不引起他的注意，我只冲着妈叫了一声：“妈，我回来了！”
父亲见我没跟他打招呼，主动应声道：“噢，明珠，你回来了？”
父亲见我这样子，知道今天教育不成了：“你睡吧，明天早点叫上吉义，担上粪，听见没有？”
我说：“听见了，你也早点睡吧，爹！”
父亲有时也会夸奖我。有一年秋天，我在大寨参加劳动。父亲说：“这里有3担水果，你和丙恒、计周3个人到洪水村去卖了吧！这是任务，务必完成啊！”
“为啥去那里？”我不解地问。
“那里唱戏，人多好卖。我还有事，先走啦。”话音没落，他已走出好远。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我暗自佩服他。
“爹，卖多少钱一斤？”我赶紧喊。
“你们看着办吧。”父亲给我们充分的自主权。
看戏的人确实很多，我们3个看见人多，又是第一次到外村卖东西，怎么都喊不出来。磨蹭了半天，想着如果完成不了任务，回去肯定挨父亲批评，就斗胆喊了出来：“卖水果了！5分钱一斤！”3人一唱一和，叫卖声越来越高。50斤水果终于全部卖完了。父亲知道后鼓励我们：“很好，今晚社员会表扬你们，你们是咱村的接班人啊！”
“要好好学习，听先生的话。”
在父母的影响和教育下， 1959年，我考取了县城最好的昔阳中学。我拿着通知书喊着：“爹，我考中了，你看，通知书来啦！”知道大寨村就我一个人考取，父亲脸上幸福地泛着红光。他从小没有条件上学，看到我考上了好学校，怎能不激动呢！他高兴地说：“俺孩给爹长脸了！今天爹给你包饺子吃。” 妈也乐得直擦眼泪，做了一锅我最爱吃的“头脑汤”。父母亲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他们内心的喜悦。
由于离大寨较远，我住在县里的学校，父亲整理好行李，送我到学校，报了到，安排好后，对我说：“你在这里念书吧。我回去了。到县里开会时我会来看你的。”又嘱咐我说，“你要好好学习，不打架,不贪玩，听先生的话，星期六回来，我们给你做好饭吃，听话啊！” 说完拍拍我的肩膀，父亲很忙，经常顾不上我，但就这么轻轻一拍，总能带给我无穷的力量。
那时家里穷，没吃过包子。我在昔阳中学的食堂看见卖白面肉包子，想起了十几里之外的父母亲，就买了几个攒在书包里，一个没舍得吃，周末回村带给父母亲。看着他们吃得香甜的样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默默地对自己说：“父母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我以后挣了钱一定带他们到县城里，好好地享福。”
望子成龙
1962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下农村，向邢燕子、董加耕等青年学习，鼓励农村中学毕业生尽量回乡务农当接班人。
我中学毕业后，父亲响应国家号召，要我回村参加劳动，希望我在农业上成才。母亲希望我能升学，将来当个国家干部。为这事他俩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父亲说：“学习认字，有了基础就行了，关键在于会用。我42岁才扫盲，现在对报纸也能看个###成，都去升了学，农活让谁来搞？我看把他培养成新型农民，等我们老一辈下世了，也有人接班了。”我听他说得有理，就依了他。母亲见我高兴，也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她当然更乐意我陪在她身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父爱如山（3）
7月，我回到了农村，和父亲一起参加劳动，他对我说：“我从小受尽了苦，你可不知道啥叫苦，你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吃的、穿的、花的，一切都是富富裕裕的。你是在福窝里长大的，得好好劳动，锻炼吃苦。”我听了点点头。随后连续十几天打场、切草、拌肥、切谷穗，我累得腰酸腿疼，晚上躺在炕上，浑身骨头像是散了架一样。可我想我是谁的儿子？硬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却没几天就病倒了。
晚上，梁便良从地里回来，端着碗来看我，坐在炕沿教我：“三日肩膀两日腿，打熬过了难受劲儿就习惯了。别人劳动惯了，你刚参加劳动，不能猛干，要把力气匀开使唤。慢慢习惯后，就不觉得什么了。有时到县城开会歇上几天胳膊腿，可再劳动时却觉得更难打熬，还不如不歇。”
经过这一番开导，我打算再试一试，病刚见好，就又上地了。当时，大寨人锄地是必须要脱鞋的，一是不会把锄过的地踩实，二是脚后跟踏过去后留下小坑，可以积聚雨水，保持水分。
我一直上学从来没有光过脚，上地的时候我就穿着鞋走进去。不巧，恰好被父亲发现了。他一般不在别人面前批评我，直到回家后才教育我说：“你倒是愿意劳动，可就是不像劳动人民的样子。”母亲听了不高兴地说：“咱们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也不心疼他，不爱惜他？”父亲说：“我教育他，才是心疼他，爱他。疼孩子，爱孩子，就是让他们学会吃苦，不要脱离劳动，也不能脱离群众。”后来，父亲一批评我，母亲就不让，他干脆就到地里去批评我。
有一天，热辣辣的太阳，晒得地皮发烫。父亲在地里见我又穿着鞋子，当众就说我：“你看老的、少的，哪个人穿着鞋袜锄田?”我心里很委屈，但父亲说话是很有威慑力的。我只好一声也不吭，脱了鞋光着脚下田了。干了一个上午，我的脚底就烫起了很多燎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到了晚上，回家后母亲一看心疼了，哭着埋怨父亲太狠心。他说：“这有什么！这是好事，我们要叫他知道劳动果实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父亲看到我不吃饭，赤脚在炕上躺着，和声对我说：“明珠，快起来打盆热水洗洗脚。”我确实从心里惧怕父亲，见他口气温和了很多，就洗起脚来。这时，他又开导我说：“你如果离开了集体劳动，眼睛和耳朵就不灵了，鼻子也不通了。”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他笑着说：“就是说，和群众隔了一层皮，看不见听不见也闻不见群众的心声了。”我被他一席话逗乐了。后来我脚上长了很厚的茧子，走路多时脚上就会生疼生疼的，父亲很着急。有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忽然觉得脚痒痒的，一睁眼发现父亲正在用一块小磨石治我的脚——这就是我的严师，我的慈父。
俗话说：“三天学个买卖人，一辈子学不会庄稼人。”经过这次教育，我进步很大。我深深知道：庄稼活不好学，庄稼人不好当。也正因为有那一段艰苦的经历，我熟练掌握了农业技术活儿，了解了父辈的不容易。
父亲在教育我的问题上下了不少工夫。他不只教我耕作技术，还教育我如何认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有一次，一个青年在工作上犯了错误，我在共青团会上动了气，狠狠地批评了这个青年。父亲知道后，回家就教育我：“你为什么要发脾气？为什么要动冷眼？你是工作嘛，又不是当老爷！知道的人，说你是念了几天书，骄傲自大，不知道的人，肯定要说你是抱了我这粗腿！”
一句话说得我很委屈，到院子里嚎啕大哭。父亲看着我，不吭气，等我哭完了，问我：“你20岁人了，哭什么呢？”
我说：“我这也是为了工作，你不给我撑腰！”
父亲耐心地说：“好事我一定会给你撑腰，这事我可不能给你撑腰。我越给你撑腰，你就要越头大。”
我赌着气说：“那我以后怎么管人呢？”
父亲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咱们和大家一样，都是公社社员，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只有一点不同，咱们是干部。干部是大家选出来办事的，不是选出来训人的。至于怎么管人，干部就得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得比普通社员多干活，多操心。社员有了思想问题，咱们干部得启发诱导，苦口婆心地规劝他们，这才是好干部。如果干部要像你这样，我看就是坏干部——坏干部也当不长，因为你给大家办不了事，大家就不选你了。”
一、父爱如山（4）
父亲的一番话就像一把开心钥匙，开了我思想上的锁。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善待和联系群众的道理。
正在这时候，有人在外边喊着：“上山割蒿了！”
我二话没说，光着脚提上镰刀就干活去了。
母亲见我光脚上山，着急地说：“割蒿可不像除草，山上净是葛针！踩在乱石上，疼得钻心。”
父亲说：“贾二货放了7年羊，没穿过一双鞋。他光脚半天就磨了脚了？不能再惯他了。”
父亲培养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我的思想逐渐进步和成熟起来，在实践中逐渐培养起了吃苦和拼搏精神。我当时担任大寨村共青团支部书记，兼村里剧团的首席乐师。贾吉义是团支部副书记，兼村里剧团的男主演。郭凤莲是女主演。我们在村里组织文化娱乐活动，同时不忘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中，看到一些年轻人干活不像样就亲自给他们示范，有时还和他们展开竞赛。
周总理说：“我认识你，你是永贵的儿子。”
1963年，我带领的大寨俱乐部参加县里文艺比赛被评为先进，劳动也干出了成绩，我们一年打山草沤肥30万斤，修房抬石头15万多块，被省里评为先进团支部，加上7天7夜在洪灾中救粮救人的突出表现，1964年6月，我作为大寨村团支部书记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
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我和郝建秀、董加耕、李瑞环等人站在一起，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了手，问我：“你是哪里人？”“我是山西大寨人。”毛主席说：“好好劳动啊！”刚说完，由于人多，后面的人一下子把我挤到周总理面前。
总理和蔼地扶起我，问我：“你是哪里的？”
我激动地说：“我是大寨的。”
总理一听我是大寨的，微笑着问：“陈永贵好吗？”
我回答说：“他是我父亲，他很好。”
总理关切地问起了大寨的情况：“小麦长得好不好？”
我向总理汇报：“小麦长得很好。”
总理鼓励我：“你很年轻，回村里一定要好好干，向你父亲学习。”我用力地点点头。
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我兴奋得没吃下饭。回到大寨后滔滔不绝地把当时的情形讲给父亲听，说周总理还问起了他。父亲夸我说：“你可好，你是大寨村第二个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人。”
1965年周总理第一次来大寨，我看到父亲陪着周总理在村里视察，就躲在了一边，父亲看到后，招呼我过去，向总理介绍。周总理笑着说：“你不要介绍了，我们已经认识了。”然后对我说，“我认识你，你是永贵的儿子。”一年多过去了，周总理还记得那么清楚，我非常感动。
我躺在父亲的怀抱里
父亲从小受苦，却看不得他人受苦。我稍微吃苦受累，父亲就很心疼我。但是为了锻炼我，他总是狠狠心叫我跟大家同甘共苦。
1965年，我同父亲和几个公社书记到晋东南学习。父亲对我们说：“调查研究不是游山玩水，而是要好好学习外地的经验，然后联系实际，考虑怎样再上新台阶的问题，担子可不轻啊！”
当年父亲50多岁了，和一位年龄大的领导同志坐在大卡车的副驾室。知道父亲一向要求我们不搞特殊，我就坐在卡车后面的车厢里，一路寒风吹着。卡车颠簸着走了四五个小时，到了一个树林子，大家都饿了。父亲把头天晚上做好的饼子拿出来叫大家吃。我从大卡车车厢上跳下来，就着水，狼吞虎咽地吃着干粮。父亲深情地看着我又冷又饿的样子，眼睛里闪着泪花。
学完回程的路上，借着一些酒劲我在大卡车的车厢上唱起了歌。父亲叫我下来到驾驶室里面坐，我坚持不坐。这时车停了下来，有人把我拉进车里，我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一看，我竟坐在父亲的怀里。平时在外面他是个硬汉，这时却充满温情。我知道了我对父亲是多么重要。年轻的我享受着父亲抱着的感觉，轻轻地叫了声“爹”，假装睡着了，又一次躺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
以身作则，不搞特殊
父亲那一代人，饱经风霜，过惯了苦日子，但在生活上从不追求奢侈。他深信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故而一向廉洁自律，奉公守法。
1965年，父亲到山东临沂专区参观。山东的同志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大寨代表来了，我们就要照顾。”他们给父亲安排了小卧车，可他不坐。他说：“那是大寨贫下中农做出的成绩，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总是怕脱离群众。如果离开群众，我还有什么能耐呢？每当我出外开会，总是比在家里吃得好。我一吃饭就要想起社员，确实他们过年过节吃的饭，都不如我们开会吃得好。我很注意这个问题。”书包 网 想看书来
一、父爱如山（5）
大寨出名后，参观的人不时带来些本地的土特产，向父亲表示心意。父亲把它们全部分给了乡亲们。开群众会，他手里拿出一瓶酒，将瓶盖打开，说：“这酒叫茅台，100多元一瓶。人家大老远送来，是看得起咱大寨，来，一人尝一口。”乡亲们有的用杯子，有的抱着酒瓶尝上一口，四下里便是一片咂嘴声。有时候开罢会，父亲把参观的客人送的一包包茶叶分给不能来开会的老同志，让他们的子女带回家，以表慰问。每逢父亲召集开会，人们就想着一定又有什么好东西要分享。
有一年，公社农场种了些花生，过年前给大寨支委送了些。父亲见了严厉地说：“是不是全公社社员都有份？要是没有，为什么专门给干部分？”他二话不说退了回去。大虎牧场养了许多梅花鹿和乌鸡，每年都要生产不少鹿茸等东西，可他一辈子也没有尝过虎头山的鹿茸和乌鸡是什么滋味。人到无求品自高。父亲让人尊敬的不是显赫的名声，而是做人的品格。
他不但自己以身作则，不搞特殊，而且对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都很严格。他说：“但凡在我家，儿子媳妇不能高提。” 当时我留京很容易，某军区点名要我，清华大学也要我去读书，但父亲要求子女在基层锻炼。他说：“我当时就是这样干出来的。要凭自己的真本事。如果走着干还不行，就要跑着干。”他总是把自己的子女，安排在最艰苦的岗位上。
我担任昔阳县委宣传部长后，一次因公到广东出差，顺便到北京去看他，言谈中无意露出要坐飞机的事，他听后就发了脾气，说：“坐飞机那么贵，回去怎么报销，坐个火车硬卧还不行？”他硬是不让买飞机票，我和同伴只好坐火车到了广东。
有一天，父亲生病了，吃饭时，饭里有一块鸡肉，被他吃出来了，他非要问清楚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看实在瞒不过他，就实话实说是他生病，人家看望他送的，实在推不了。他当场就吩咐我们：“把钱给人家寄过去，以后不准收人家东西。”一次次的严格要求，使我更加懂得了俭则久、久则平、平则稳的道理。
父亲出访和视察时，更注意廉洁自律。1975年，他去墨西哥访问。驻墨西哥的大使姚广是昔阳人，得知随行的工作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就建议每人用外汇券买块手表。父亲知道后对工作人员厉声道：“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还是上海表，你们搞什么特殊，要注意影响嘛！”他到浙江视察时，有人劝他去看看西湖，他说：“以后退休了再看吧。”到了泰山、黄山脚下，有人劝他上山游览，他也不去，说：“还是多看几个工程吧。”即使到了拉萨，他也没进布达拉宫参观。他总认为：“庄稼和土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基本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景象。”
父亲是爱家的，更是爱人民、爱集体、爱国家的。他一生始终保持着农民那种质朴忠厚、勤劳执著、自强自立的本色，这种本色自始至终在他身上得以体现。父亲是个普通的农民，即使在他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后，仍然没有脱离基层，仍然保持了一个扎根大地的农民形象。
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我们家一直保持着俭朴的作风，懂得了不搞特殊，学会了自己靠自己，勤俭过日子。看着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我在缅怀父亲的时候，自豪与欣慰之余，不免有些伤感和遗憾，他要是能活到现在该有多好。看看今天的农村，今天的大寨，看看大寨人今天的衣、食、住、行……在那个时候，几乎想也不敢想。
二、父亲的家庭生活（1）
我的母亲李虎妮是父亲的结发妻子。她是个勤快人，常常早上不到5点钟就起床，先出去割草，然后回来做饭。她会当家，很爱干净，屋里屋外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平时乐于帮助别人，不是盛两升白面给这家病人，盛一碗小米给那家坐月子的送去，就是把粮食送给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的村民，而自家却总是糠面玉米面掺着吃，有时还用瓜菜充饥。母亲为人厚道，从没和人拌过嘴，在村里人缘极好。
母亲是村里惟一的一名接生员。有人生孩子，母亲虽然病了，可她还是挣扎着起来帮助接生。接生后，主家总要请吃一顿饭，扯一尺红布，可她不但饭不吃，布不要，而且还给产妇带上半斤红糖补身子。贾寿元媳妇刚出生的婴儿有生命危险，她毫不犹豫地对婴儿做开了人工呼吸，救了这个婴儿。人们提起她来赞不绝口。
由于表现突出，她成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国妇女》杂志还专门发表了《大寨女社员李虎妮》一文，表扬了她的先进事迹。
父母二人非常恩爱。父亲是村里的积极分子，常常有一群人到家来谈论事情，母亲十分理解和支持，在一旁忙里忙外地招呼着。大家谈论时,忙活了半天的母亲打起了瞌睡，父亲发现了，没有叫醒她，朝着她努一努嘴示意让大家看，大家会心一笑，谈论的声音于是小了下来。父亲在家里，家务事能做就做。只要他一有空，总是对母亲说：“你平时忙，让我来做饭吧！”后来，生活好起来以后，父亲更是喜欢做上几道拿手的家常饭，端到母亲手里给她吃。邻居见了羡慕不已，夸他几句，他哈哈大笑，说：“你们也向我学习嘛！”
父亲事事上心，不仅把家里家外都安排得好好的，而且很会打理和照顾自己。他喜欢穿白底布鞋，戴白毛巾。下地劳动回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小笤帚扫衣服。说来也怪，他抽旱烟，衣服上却没有烟味。虽说穿着朴素，可他爱干净，每天都要换洗一遍。他自己洗衣服，从不用人帮忙。母亲在一边感叹地说：“衣服没味，白领子也不脏，白鞋边也不黑。俗话说：贵人鞋子上不落灰。你是贵人啊！”
由于父亲从小走路多，又经常赤脚下地，脚上有很厚的茧子，脚指甲是双层的，所以硬得只能拿剪刀才能剪得动，每次剪脚指甲都得费些力气。洗脚时，母亲蹲下想帮他剪，他说：“不用，我自己来，你也忙了一天了。”母亲怜惜地看着他，笑着说：“你什么都与众不同，连脚指甲也跟别人长得不一样。”
母亲从头到尾支持他，理解他。我小时候脖子上戴着一个银锁环，这是家里惟一值钱的东西。大炼钢铁那年，父亲不由分说交了公，贤惠、忍让的母亲“唉”了一声，也没说什么。他哪天发了脾气，母亲总是主动帮他去调解，跟村里人讲：“你要犯了不是，千万不要跟着他的脾气走，想办法补救才能压下他的火气。”
村里建起了饲养场，这活儿又脏又累，父亲让她去为村里喂猪、喂鸡、养兔。对于这些，她从无怨言。有一天，有几只鸡不知什么原因死掉了。她急得吃不下，睡不着。父亲安慰她：“没关系，死就死吧，这是天灾人祸，谁也挡不住。再说，咱们这里气候不适应。”母亲嗔怪说：“你这人也少有，什么时候都看得开。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跟你一说，什么都想开了。”他们夫妻二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共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有一天，父亲和井沟村党支部书记赵银泉一起出席省劳模会。赵银泉跟他说起了家里的事，他家已经生了两个女孩，这次老婆又临产了，只盼望生个男孩子，如果还是个女孩就不想要了。父亲想起母亲常念叨着跟前没有个女儿，就开玩笑地对他说：“如果再生个女孩，给了我吧！”本以为是闲唠家常，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赵银泉果真把刚满月的女孩带到我家里。母亲高兴地接过孩子，抱在怀中，叫我到供销社买回来奶瓶和奶粉，一口一口地喂她。父亲则取出平时舍不得喝的二锅头酒，又炒了鸡蛋款待赵银泉，笑嘻嘻地问他：“你老婆同意？”赵银泉回答道：“闺女来你家享福，她能不愿意？”两人一边说着一边对酌饮酒，母亲则摇着、哄着女孩，给她取名叫明花。母亲对女儿比亲生的还亲，长大些后，她常在母亲面前撒娇，谁也看不出是抱来的闺女。
二、父亲的家庭生活（2）
记得夏天是我最快乐的季节。父亲虽节省，可是买西瓜却舍得，他常说：“伏天吃好西瓜，一年都不会生病。”他很会挑瓜，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又沙又甜的西瓜，真是其乐融融……没想到好景不长，母亲积劳成疾，患了癌症。父亲拿出所有的积蓄带她到北京医院看病。看着被病痛折磨着的母亲，每一分钟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可她还在坚强地挺着。父亲心疼地对她说：“我怎么样能替了你啊！”母亲每次疼痛难忍，就叫父亲读《中国妇女》杂志中表扬她先进事迹的那篇文章。她一边静静地听着，一边柔柔地看着父亲，病痛似乎就可以减轻些。
临终时，母亲对父亲说：“我先走了，到那边为咱们收拾房子去。”她嘱咐着父亲，“我告诉你，你一定再找一个啊，要不老了可没人照顾你了。”父亲哽咽着，拉着母亲的手怜惜地说：“唉，说你小嘛，都当上奶奶了；说你老嘛，你才39岁……”
1965年，我最爱的母亲，没等到儿孙们长大成|人尽些孝道，就带着遗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父亲告别了随他度过25年人生最艰苦时期的妻子，一向坚毅刚强的他脸上挂满了泪珠。
母亲是父亲和我最为敬重的一个人，也是最为怀念的一个人。记得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你妈这一走，我的生活不好过，她的东西她的房间都原封不动保留在那里。我老在想她，想起从前的日子。这些年你跟我受苦了，以后生活无论多么苦，也要坚持下去。”
父亲为了孩子不想再找老伴，一人里里外外操劳着，两手粗糙还开了裂，我心疼父亲，到县里上班挣了钱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买了双手套。那天正刮着大风，我把手套塞到他手里，说：“爹，你不容易。”等我再回头时，只见父亲正呆呆地注视着手套，摸着它，脸上竟然全是泪痕。父亲与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表现出那慈祥温和的一面。我心里在想：“爹，这种艰苦，你还要忍受多久呢？”
1966年，昔阳县委的领导考虑到父亲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经常在外辛苦，家里需要有人照顾，为他在昔阳王家山村物色了一位家庭妇女宋玉林。她当年40岁，会做饭，会做衣服，人很勤快，各种活计样样拿手，是个先进分子。当介绍人向她说起父亲时，她说：“现在不正是学大寨吗？陈永贵是个名人，实干家,我早就听说过，也不知道这事能不能成。”人们把正在地里劳动的父亲叫回家，让俩人见了一面。父亲对她说：“你来我家可得吃苦了。”她说：“我不怕吃苦，你也吃苦，这点咱俩还一样，不过我没有你那么大的能力。你在外面好好的，我把家里搞好，把孩子看好，把饭做好，这不就解放你了，你工作就有时间了，也不用惦记家务事了。”这事就定了下来。两个星期后，她把与前夫生的儿子明善也带了过来，按年龄次序排到明花之后，就这样组合成了一个家庭。父亲开玩笑地说:“我们家成了合作社啦！”
这位精明能干的母亲一边照顾着家里的生活，一边在大寨幼儿园看孩子。三年后，她和父亲生了小儿子明亮。考虑到年龄不小了还怀孕生子，她有点不好意思，父亲对她说：“这有啥？生个孩子，你老了，不是还有人照顾你？”明亮聪明伶俐，长大后上了大学，留在了北京。我在大寨守着父亲的事业，时时处处做出个大哥的样子，宽容忍让、爱惜着我这几个弟弟妹妹。母亲宋玉林看着我们兄妹手足情深，和睦相处，很是欣慰，经常教育我们要为陈家争气。80年代，她来到北京照顾父亲的晚年生活，和父亲共同生活了20年，陪他度过了人生的起伏岁月。
他疼爱子孙
父亲在感情上是那样深沉，有一次我爱人生病住院，他非常担心，站在阳台上来回踱着步。晚上，他一个人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在久久地思索着，等到星星全都闪现时，他似乎在默默地念叨着什么。他安慰儿媳妇：“吃五谷，生百病，贵人多遭难，过了难，大福大贵就来了。”我爱人给了他100元零花钱，他高兴地收下了，逢人就说：“我这儿媳妇可不错哩，还给我钱呢！”儿媳妇时常记着公公的好，评价他说：“他是个英雄。他从来都是把国家、集体放在第一位，能吃亏，不贪小便宜。他为人处世很有分寸，很有章法，一辈子都是个聪明人。”
二、父亲的家庭生活（3）
我妹妹结婚后，带着妹夫来看望父亲，父亲故意往地上扔了10块钱，试探这位养女婿的人品。他捡到后如数交给了父亲，父亲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父亲疼爱孙子孙女，喜欢逗孩子们玩。孙女还小的时候，他经常把孙女抱在怀里喂饭吃。见孙女用小手抓他的酒杯，他就用筷子蘸一下杯中的酒，送进她的小嘴里。看着孙女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他哈哈大笑起来。
对于孙子孙女们的事情，他非常关心。遇到重要的事，他亲自定夺拿大主意。我女儿有段时间腿疼，医生说得动手术。他看了看孩子的腿说：“腿不治不拐，眼不治不瞎。好好的一个孩子，做什么手术呢？”我和爱人听了他的话，给孩子吃了些药，果然就好了。
80年代，我小女儿冬梅跟着他在北京生活，他带着孙女每到一个地方，就叮嘱道，冬冬，俺孩一定记住，这叫天坛，这叫长城，这叫飞机场……等我和爱人来北京看女儿时，他会让孩子给我们背诵爷爷带她去过什么地方。孩子一个个讲出来，他一边高兴地说着“对了，对了！”一边哈哈大笑起来。著名歌唱艺术家郭兰英来家里做客，看上了我的小女儿，想把她带去培养成为一名艺术人才。没想到，父亲婉言拒绝了。
父亲爱孩子。虽然他脾气不小，但从不会在孩子身上发脾气，对孩子永远是以理服人，婉言开导，讲完道理后还以幽默的方式将孩子逗乐。虽然他从来不用责骂的方法，可是孩子们接受批评时反倒有些敬畏他。正因为如此，子孙对他更加尊敬，更加热爱，更加听话。当孩子们与父亲欢声笑语的时候，只要桌上的电话铃声一响，或者有人找他谈事，孩子们都会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
父亲生活勤俭，也要求子孙节约，如实报账，不占不贪。孙子挣了工资，一共攒了3600元，全交给他保管。孙子向他要零花钱，他批评道：“这可不能干，老花钱还行？”孩子们喝完汽水后把瓶子退掉的钱要如实汇报上交；替他买烟，找回来的零钱也要如实还给他。他说：“其他可以商量，经济上不能马虎。”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节俭的民族，“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古人的垂训。父亲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他带孙女出去散步时，买回一根5分钱的冰棍，拿刀切成两半，放在小铁碗里分给两个孩子一人一半。他常对孩子们说：“咱们是农民出身，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本。”孩子们受到他的良好教育，花钱都不大手大脚，对金钱的态度淡然。
当他去世的时候，孩子们都还小，可十分懂事，没有所谓的优越感。他们认为，爷爷自力更生靠汗水创业，新一代当刻苦开拓自己的未来。因此，他们在外面读书时生活非常节俭，舍不得吃肉。我们很心疼，每次通电话总是再三叮嘱：“孩子，学习要紧，身体更要紧，就别老这样节俭了。”可是孩子们牢记着他的教诲，用实际行动来分担大人的生活压力。他们不依不靠，起早贪黑，勤奋读书，品行良好，个个都很争气，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有的还深造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幸福和春梅在北京工作；新春和红梅在山西工作；冬梅19岁就入了党，在山西忻州师范学院团委工作，年年得优秀，曾受到###、###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们各个家庭美满，事业有成，这都是父亲所希望的。
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孙生活幸福，有所作为？自身显达，祈求荫及子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父亲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着想，置个人和子女的私利于度外，视功名利禄如草芥，家财不为子孙谋。居官清正廉明，胸怀坦荡，品格高尚。正如林则徐所说：子孙要是如我，留钱做什么用？子孙要是不如我，留钱又做什么用？
三、父亲的幸福时光（1）
生活情趣
父亲在生活上是个很有情趣的人。他个性要强，处处不甘人后，事事走在人前。他不光农活干得好，而且吹拉弹唱也是样样行，大寨组织的文艺活动总少不了他。很多乐器，他拿起来就会奏出曲子。他会唱山西梆子，扭秧歌也是村里公认的好把式，白羊肚毛巾往脑袋上一拧，化装成花脸，走起步来很到位，常常走在前面当领队。每逢正月天闹红火，他总会组织几个村的积极分子串村表演舞狮子。他敲锣打鼓也是一把好手，有气势有节奏地挥舞着鼓槌，舞得出神入化，人们看得眼花缭乱。
父亲爱琢磨，脑子不得闲，走路时也在思考问题。他喜欢看晋剧的宫廷戏，爱动脑筋琢磨里面的门道。他悟性很高，习惯逆向思维，平时看见什么或听到什么，都要经过脑子转上几圈，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想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下一步怎么办？无论做什么事，总要想些新套套，做完后还要总结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
他脑袋瓜好使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看问题与众不同。对一个问题，他不但能看到正面，还能看到反面；不仅能看到近处，还能看到远处；不仅能看到别人易于看到的问题，还能看到别人难以看到的问题。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外出办事，看见两位穿干部服的人各自骑着自行车过一条泥泞的小河。一个人到了岸边，停下车想了想，挽起裤腿，把车扛在肩膀上，一步一步艰难地过了河，身上溅满泥水；另一个人骑到河边，没有下车，一使劲蹬过去了，人干干净净，车身却受到伤害。父亲说：“我敢肯定，前一个人骑的是自家车，后一个人骑的是公家车。我就想不通，但凡姓了公的东西为啥就该倒霉？”父亲心中装着一杆秤，他知道哪头轻，哪头重。
还有一次，油脂化工厂请他去参观指导，他立即答应。可走到工厂大门口，他就让司机掉转车头不进去。这个厂的领导问他为什么不进门，他说：“不去也知道是什么样子。”这位领导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父亲说：“厂门口长着那么高的荒草，里边还能好成什么样子？”父亲对看不惯的东西不迎合，不迁就，当场就指出来。
父亲看问题独到，听人说话非常认真,很注意吸取他人的长处。平时走路低着头，不多说话，但遇事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绝对是个天生聪明的人。许多人对他十分佩服。
父亲受人尊敬，所到之处人们总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他，用崇拜的眼光看着他，一声声地叫着“老陈”。他头上的白毛巾是他标志性的打扮，更让人觉得亲切。有一次，他到延安参观，热情的人们远远地看见他头上的白毛巾，就围了上来。由于他头上箍的白毛巾很显眼，路上不断有人群欣喜地朝他的方向拥过来。秘书焦焕成担心路上耽搁的时间太多，灵机一动，帮他摘掉白毛巾，把身边贾承让的灰色前进帽给他戴上才算解了围。他到太原剧团观看演出，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观众都面向大门口，背对舞台，用热烈的掌声迎接他。演出完后，演员们激动地等着他上台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兴奋地簇拥着把他送出大门，直到他的车子看不见了才回去卸装。
父亲厨艺很好，逢年过节都是他掌勺。看到父亲受累，我很心疼他。父亲却说：“人嘛，还能不动弹（ 劳动）了？虫虫蚁蚁还自己找食吃呢！”他包豆包又快又好；包的饺子中间鼓上面高，馅不多却很好看；蒸馒头时拿起发面闻一闻就知道酸碱。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年吃头脑汤饺子时，他习惯倒一小口白酒在上面，香喷喷的饺子配上五颜六色的蔬菜汤，酒气弥漫，异香扑鼻。他从小在外闯荡，大饼做得十分地道，用多少料、何时出锅等计算得很精确。他会做烧肉拉面。据说他在太原吃过一次后，回大寨就琢磨着口味做，做出来的味道绝佳，不亚于饭馆里卖的。大寨人觉得好吃，就请他把经验传授给大家，还纷纷把肉块拿到家里请他做。他自己节省，可对人却毫不吝啬，在自家厨房上足调料做好后一份一份给大家送过去。
村里的人经常端着饭碗来我家吃，边吃饭边议论生产上的大事。有时父亲也端着大碗走东家串西家，边吃边聊。他爱吃“豆面”和“玉米面撒粥”，他说：“土生土长吃土饭，吃得肚里舒服。”哪天做的饭味道好，他就向别人炫耀着说：“你看看我的饭，不错吧！”母亲怕他营养不够，偶尔给他弄些牛油茶和鸡蛋。他就端着这些稀罕东西，走到邻居进才家，分给他们吃。
三、父亲的幸福时光（2）
村里的孩子们见了他端着碗走出院子，都“爷爷”、“爷爷”地叫着跑了过来，他就给这个嘴里喂一口，给那个嘴里拨一口，一边喂一边笑……母亲心疼他说：“这也是俺一片心，你不能一个人吃完？”父亲不吭声，把剩下的三口两口扒拉完，一放碗，说：“我愿意嘛！我吃饱了，你不要管我这事。”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大寨村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当年几乎都吃过父亲喂的饭。
父亲没有官架子。从中央一回来，马上到地里劳动。看他一放下镢头，村里的小青年就围上来，跟他嬉皮笑脸地要烟抽。他就往地上一坐，从口袋里掏出烟来，自己抽出一支，再把整盒烟往地上一放，小青年见状就欣喜地凑过来，你一支我一支拿去抽了起来。
外国报道“陈永贵的抽烟法”
父亲生活很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爱抽烟。早年他是种烟的好手，也是炮制旱烟的专家。他那烟杆儿尺把长，拴着一根细绳，下面吊着装烟叶的荷包，不抽烟时就挂在脖子上。
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经常在政治局开会，接见外宾，在脖子上挂个烟袋不方便，就只好买纸烟。但他一般不抽好烟，更不抽带过滤嘴的烟。只是在特殊场合，为了应酬也抽一点“中华”之类的高级香烟。卸任后国家仍按高干待遇给他特供，他不要。从此“中华”也不抽了，变成了抽“大前门”。但抽得最多的是3角多钱一包的“三七”牌烟等低档烟。再后来，他又抽起了旱烟，用上了以前挂在脖子上的烟杆儿。
他抽旱烟简直是一门绝技。田间休息时，他走到树阴下，脱下鞋子，往地上一扔，然后坐在鞋上，拿起烟袋就抽了起来。快抽完一袋时，将烟红磕出来，重装一袋烟末后，他头部向左微斜，用烟锅对上磕在地上的烟红，或者干脆用手把烟红捏到烟锅里，然后猛吸两口，浓浓的烟雾便四处缭绕……一袋旱烟抽完了，烟锅里只有一块烟灰，磕出来以后，烟锅里干干净净。
他抽香烟更是令人称奇。上台讲话时，他右手里夹着一支烟，嘴里不停地讲，左手挥舞着。第一支烟快抽完了，从衣袋里再摸出一支，在桌子上礅一礅，把礅实的那头捏扁，眼睛不望，快烧完的烟头准确地接到了刚取出的那支烟上。借着第一支烟头的余火，一吸，第二支烟就着了。几个小时讲完了，那一支烟还在手里，烟缸里装满了烟灰，可就是不见烟头。
平时坐着时，他用火柴点着一支烟，歪着头，用手半捂着嘴一边思考一边抽烟。半天抽完了七八支，火柴只用了一根，烟头也只有一个。
外国人看了非常惊奇，在外国不断报道这种又整洁又节约的“陈永贵抽烟法”。
这些年，到大寨参观的游客很多，对他很有感情，见了我总是说：“陈老是个伟大的人。我们一提起他就想掉泪！”他们知道我父亲爱抽烟，到他的纪念碑前，总要敬上一根烟，有人还把“ 中华”、“牡丹”等烟放在他的碑前。他受到了人民的爱戴，他是个幸福的人。
四、父亲的苦乐观（1）
父亲阅世颇深。在旧社会，他目睹和亲历过地主对穷人的欺辱、日本军队的残暴、汉奸的恶行……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他随全家逃难，什么样的苦都吃过；在解放战争时，他当过支前民兵，担任班长带领13个民兵运送弹药武器，救护伤员；在解放阳泉的战斗中，他解下自己的裤带，冒着枪林弹雨救助战友……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领导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时期里，他再次经受艰苦的磨练；而当某些人摆脱了大寨模式，按照新方式开始自己的生活时，却不知不觉地走向了极端：“治山治沟干什么，花那么多劳动力！”他遭受了太多的非议，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面对这一切，他没有退却，没有屈服，更没有沉沦。相反，艰难困苦、复杂多变的环境使他的意志和性格变得越来越坚强，人也变得越来越成熟。他常对我说：“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困难，要不还叫人呢？”
父亲能正确地对待苦，这跟他所持的“苦乐观”是分不开的。他深知苦和乐的对立统一关系。有苦才有乐，“大寨田是辛苦田，没有辛苦哪有甜”。因此他告诫别人要敢于吃苦，而且“吃苦要吃最大的苦”，“吃得苦中苦，方为大寨人”。在父亲的带领下，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大寨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寨人的生活越来越好，父亲的路也越走越宽。
记得1973年，父亲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天，他坐了一夜的火车从北京回到昔阳。第二天一早，昔阳县委招待他吃饭，还安排他在全县大会上讲话。我们父子见面，没有更多的语言，两人相视一笑，很默契。我打心底里为他高兴，就向父亲敬酒：“爹，我敬你一杯，敬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各一杯，你就喝一杯吧！”父亲等会儿还要开会，可听到我这样说，他也就喝了几杯。
饭后我们到了休息室，我问父亲：“爹，有烟没有？”父亲应声说：“有啊。”随后从口袋里拿出两包中华烟，给了我一包，自己留了一包。我们抽着烟，话题也打开了。坐了一个多小时，父亲问我：“（现在）几点了？别忘了开会。”说着站起身往外走，走时还不忘带上他的烟，更忘不了半开玩笑地教育我几句：“你喝酒比我多，还比我能吸烟，这还行哩？”我在父亲面前什么时候都是个孩子：“爹，今天高兴，就喝多了，抽多了，行吧？”他笑了。
他到台上讲话的时候，我默默地在一旁注视着他，为他骄傲，为他自豪。同时也不免有点担心，他今天喝得不多吧？开会问题不大吧？刚一想，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不会的，他酒量大，没人见他喝醉过。这天他喝得不多，即使喝多了，外人也看不出来。酒量大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用意志力控制自己的举止。我们两个大男人以独有的方式表示着互相的关心，享受着父子的温馨。
父亲是个第一次见面就让人印象很深的人。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儿子乌可力回忆说：“1979年，在人民大会堂，我父亲乌兰夫和邓小平、陈永贵等国家领导人为全国劳动模范颁奖，当我作为模范走到父亲面前领奖时，站在一旁的陈永贵对我说：‘你父亲还没留胡子呢，你怎么留胡子呀！’”这个情节让乌可力记忆犹新，说起来就忍俊不禁。
卸任后，父亲也会忙里偷闲，偶尔放松一下，享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叫秘书、儿媳妇和朋友陪他打打牌。他平时好胜，打牌也怕输，放牌时有时会顺一张回来，旁边的人还得装作没看见，否则他就使小性子不高兴了。玩牌他得赢，赢不了就把牌一扔：“不打了！”也许是父亲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所以有的人把他看做神。其实他不是神，在亲人和朋友面前，他毫无遮拦，毫无掩饰，真实的他可以一览无余。
父亲虽涉身仕途，但他得官不喜悦，辞职不愠怒，把功名看得很轻。只是晚年生活中，他对社会上的评价想得比较多。他不太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不愿说自己的一些事，一些记者和作家就趁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与他说说心里话。
著名作家马烽是父亲的老朋友，曾写过一篇散文《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这三次喝酒，每次都发生在他人生的重要阶段。在担任北京东郊农场顾问时的一次喝酒中，父亲对马烽说：“金盆碎了，分量还在！”马烽说：“正因为是金盆，所以即便是打了，分量也不会少。”这句话，印证了父亲的为人，也衬托出了作家的品德。
有一天，我给父亲聊起了报纸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该文作者把某人写得不符合事实。父亲对我说：“我死了，有人还不是像他一样，把我说个乱七八糟？”我安慰他：“不会的，不会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唉，我死了，也就没有什么考究了。好在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啊！”晚年的父亲，以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探讨这一代人的追求与实践，坦承自己没有遗憾和缺失，表现了一个智者的胸怀。
从辩证的意义上看，苦与乐是相辅相成的：苦中有乐，苦中有益；乐中有苦，乐中有害。有的人在告别了精神代替物质的“苦行僧”式的旧观念之后，又走向了追求物欲享受。所以树立正确的苦乐观，实在是安身立命和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
父亲那一代人的追求和无奈是历史的必然。晚年的父亲虽然有委屈和困惑，但他对党的忠诚始终不渝，他在垂暮之年对党的事业仍充满信心。他坚决拥护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为之做出最大的努力。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父亲的一生尽管劳碌奔波，尽管坎坷起落，他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善待逆境，笑对人生。他常说：“心底无私鬼神怕。”对一些无稽之谈，他坦然对待，一笑而罢，一切云淡风轻。他有一颗平常心。几乎在所有的照片里他都在开怀地笑着，那种笑容无比的爽朗，露着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那种心底无私的笑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父亲已经故去，但他们那一代人所具有的自强不息、勤劳俭朴、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是中华民族不可丢的。周恩来总理总结的大寨精神，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但过去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在改革开放中仍然是值得提倡的。
从父亲身上，要学的东西很多。他激励着后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沿着他的脚步踏踏实实地前进，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百折不挠，奋勇拼搏，以必胜的信心战胜一切困难，为国家、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虽然我再也聆听不到他的谆谆教诲，见不到他和母亲和和睦睦的温馨时刻，见不到他辛勤劳作的情景，但值得宽慰的是，他常常来到亲人梦中，在冥冥之中似乎仍有一种巨大的神力，以他惯常的做法和才智，一次次地关注着安排着一切，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值此父亲逝世20周年纪念日，谨写此文，以表怀念。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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