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在此时，我又怀上二儿子曾应淮，而且怀孕反应厉害。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我们经常紧急集合、­操­练、野营。李坚贞大姐见我强行军下来，浑身冒虚汗，腿脚浮肿，劝我不要参加军事训练了。我想：我在战斗岗位上，当兵打仗杀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决不能因为孩子拖累而影响革命工作，便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

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夕的一天，我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医生检查后说：你肚里生了瘤子，必须立即做手术。可当地没有手术条件。组织上为了挽救我的生命，决定让我到上海做手术。我便在一位同志的陪同下，辗转杭州、温州，最后到达上海。经医生详细检查，说我肚子里并没有瘤子，这才如释重负。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九千余人奉命北移，1月7日，行至茂林地区，突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英勇奋战，终因敌众我寡，除千余人突围外，八千余同志伤亡，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我听到这一噩耗，悲痛得捶胸顿足。若不是临产，我定会即返疆场，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皖南事变”前夕，曾山同志带着东南分局的所有­干­部转移到了苏南，故幸免于难。

我生下二儿子庆淮(小名“阿流”)后，听说在苏北盐城重建了新四军军部，我便急不可耐地离开上海奔赴盐城。一路之上，我对自己说：“投入到工作中去，跟上队伍前进!”

于晶：从延安到皖南

于 晶

告别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夏天，陕北黄土高原已披上绿装，延安宝塔山旁的清澈延水，被晚霞映染得一片桔红。我在延河边背手独步，可无心观赏那令人心旷神怡的秀丽景­色­，忐忑地沉思着：学业结束后，即将分配工作，是留在延安，还是到华北前线?南下华中游击区，或往国民党统治区?我该怎样回答组织上的征询呢?

两天后，我和同班同学张成勋，按时来到队部。校部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干­部(其姓名已忘)对我说：“你有个社会关系在重庆，你愿意去那儿工作吗?”他微笑着征求我的意见。

我沉默凝思，没有立即答话。的确，我曾想到过，三哥于弼庭在国民党中央银行当高级职员，但一向循规蹈矩，怕和共产党沾边。这样一个社会关系能起多大作用呢?从他的几次来信可以看出，父母曾责怪他在汉口没有力阻我在战乱中从军，嘱我到大后方读书，或找个职业，以慰双亲悬念，绝无掩护我为党工作的意思。我回想起在二三十年代，父亲在江西、江苏等地当过县长，还在省民政厅任过职，我曾多次听他内疚地说过：“唉!今天又有几名共产党人被判了死刑，真作孽啊!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曾有一件“飞来祸”使全家陷于惊恐万状之中。那是30年代初，三哥在《江声日报》“铁犁”副刊上发表题为《一个囚徒》的文章，竟被扣上一顶“红帽子”，成为共党的嫌疑犯而遭逮捕，解军法会审处关押一年多。经父亲多方奔走疏通，花了一大笔“运动费”，三哥才幸免一死。《江声日报》的主编刘煜生是位爱国民主人士，被判处枪决。种种白­色­恐怖，早在我心灵上留下了烙印。现在，我是一个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如去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将受到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我虽有宁可战死疆场，留得正气浩然的美名，含笑于九泉的心愿，若为白­色­恐怖的刀下鬼，多么令人郁闷苦恼啊!死而不能瞑目，实在窝囊了。我明知这是带有稚气的个人想法，但考虑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又不便说出自己的心思，免得给人留下个人主义的印象。因此，我只简单地回答：“服从组织分配!”于是，我被列入“去重庆”的名单里。

在漫长的行军途中

一天清晨，五、六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满载着二百多名“抗大”毕业生，告别革命圣地延安，在蜿蜒的公路上，向西安驶去。

烈日当空，尘土飞扬，一个个紧挨着停立在车厢里，只有几个被包权作座位，优待病弱者。一路上歌声嘹亮，笑语不断，伫望西安，心飞前方。

车队行驶在山岭延绵、狭窄不平的公路上，缓缓盘旋上下，四百多公里路程，足足奔驶两天，才安全到达。

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停留期间，我忆起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诗句，打算游览一下阿房宫，大明宫遗址；又想到骊山一游，兼看“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藏身的山洞。由于听了办事处同志的告诫：周围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只好打消游览计划，连近在咫尺的碑林、大雁塔，也不能前往观光了。

两天后，分成两路行动：一百余人乘火车到洛阳，渡黄河去华北八路军；另一路一百余人由陇海路转平汉路南下武汉，去华中新四军。而我和张成勋等二三十人随后一路人马到武汉后，再转道往重庆去。

在破旧的车厢里，尚有硬席座位，比铁皮车强得多，较之在汽车上站着，更加安全、舒适得多了。我们上车坐定后，见一个国民党军官躺在行李架上，听我们嚷着：“下来，快下来!”他才慢吞吞地放下两条腿，踩着座位落地，用轻蔑的目光扫视着我们。同学们警惕­性­很高，也许是统战观念不强，或者嫌这个国民党军官在场，影响我们的高谈阔论，便以车厢包用为由，请走这位军官。日后思之，不免有点幼稚而欠通达之感。

列车经郑州转平汉路南下，车抵驻马店时，我特地到站台静默片刻。8个月前，我从武汉往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时，曾和一千多名学员乘专列在此停车，一名湖北女生下车不慎，被火车轧死，全车人员闻讯哗然，唱起催人泪下的《流亡三部曲》。很多人与死者并不相识，也不知其名，但抗日救国之心相通，落难流亡之情与共，不禁为她不幸遇难而洒下了同情的泪水。我静坐沉思，听到流亡曲和呜咽声，也潸然泪下，浸湿了手绢。这次路过此地，不由自主地下车，对那位不知姓名的女同志谨致默哀。

前一年，我从镇江到武汉参加救亡运动，担任民众学校教师，在街头巷尾宣传抗日救国。这次重返武汉，也怀有旧地重游之感。车抵武汉后，就感到“保卫大武汉”的强烈气氛。这时日寇已侵占徐州，战火正向平汉线逼近，武汉成为日寇侵犯的一大目标。市内墙壁贴满标语、漫画，到处是防空设施，军车滚滚，巡逻机群在天空盘旋，武汉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

项英副军长约我谈话

我们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执行所停留一周，很想观光一下工作过的民众学校和居住过的地方，以及几处进行抗日宣传的街头，但都未能如愿。武汉办事处负责人石磊同志告诉：前几天，有位姓于的海关职员前来找你。我料定是三哥得知我南下的消息后，约叔祖父于树深前来找我的。翌日，我脱下军服，换上白衬衫，蓝­色­工装裤，脚穿白球鞋，穿着朴素而大方的时装，会见一位海关高级职员是比较合适的。当我见到叔祖父于树深后，他就以长者的口吻说：已收到于弼庭的来信，敦促你速回重庆。他的话是亲属的劝告，并无恶意。似乎他们还不了解我为什么毅然离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更不理解经过革命洗礼，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意志，已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决不可能走回头路的。所以，我对叔祖父的劝告，报以礼貌的一笑，婉转地回答道：“我已参加革命队伍，工作去向要由组织决定。”这是一次纯礼节­性­的叙谈。

两天后，石磊同志问我：“你是否愿意到新四军工作?”我意识到办事处领导意图改变原来分配去重庆工作的计划，当即表示同意。

一天，接石磊同志通知，有一位负责同志约我谈话。我准时进了办公室，见一位身穿灰布军服的中年军人，中等身材，方方的脸，头发蓬松，貌不惊人，双目惺忪，神态举止富于工人的朴实气质。他坐着瞟了我一眼，又点点头，示意我坐下。石磊同志没有作任何介绍。在办公桌上放着一叠学员登记表，他从中拿出一张表看了一下，又放回原处。接着，他说起抗战形势，我军一部已挺进江南敌后作战。当他知道我是镇江人后，便说：“你的家乡一带已有新四军活动了。随着军队的发展和游击区的开辟，需要很多­干­部工作。”我凝神倾听，点头表示理解。他挥笔在登记表上划了个符号，又抬头说：“欢迎你来新四军工作。你准备一下，我已派人联系车皮，送你们一批同志去皖南军部。”

事后，我才知道，和我谈话的就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同志。这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奔赴皖南军部

在离武汉前，我再次到海关看望叔祖父。当他知道我不去重庆，将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时，面露无可奈何的神­色­，我怕他多唠叨，便开门见山地说：“新四军已开到镇江附近，离父母身边很近了，老人家知道定会喜出望外的。”他苦笑一会，就同我握别了。

前往皖南军部的约五六十人，编成一个队。和我同班的有孙宗溶、焦恭士、胡培生等十余人。我们从武汉乘车南下，经长沙转浙赣线，抵金华下车，再换船和步行，到达安徽泾县岩寺兵站。这时，正好由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工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店员等，前来参加新四军。军部派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同志等前来岩寺迎接。我们参加接待工作，并一道前往军部。

8月中旬，大家顺利抵达军部。我分配到军部服务团民运队工作。团长朱克靖同志(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队长章蕴大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三天后，军政治部通知我去谈话，组织部长李子芳向我谈了形势、任务和培养­干­部的重要­性­后，决定派我到教导总队十一队(后改为八队，又叫女生队)任队长。这个队共三个排，其中女生两个排，儿童和少年一个排。真出乎意料，要我这个初出“抗大”校门的新兵担任队长的重任。其他各队队长、指导员，大都是红军时期营 、团级­干­部。我的资历、能力怎能胜任这一职务呢?我向李部长再三推辞，让我在服务团继续工作。可是，李部长一再鼓励，要我大胆负责，努力学习，相信可以做好工作的。还说：“你的任职，是军首长提名的。”“叶挺军长知道从延安‘抗大’来了一位女同志，说派她到十一队任队长，‘抗大’怎么教、怎么学、怎么做的，要她照办就行了。”“项英副军长也说于晶当过小学教师，可以为培养新­干­部做工作嘛!”听了李部长这番话，我的心情有所缓和，没有勇气再推辞，表示服从分配。

我立即投入筹备建队工作，把从“抗大”学来的那一套，在工作中运用起来，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写在墙壁上，布置俱乐部，办墙报，组织文娱体育活动，领导早出­操­、晚点名，搞清洁卫生，整理内务，过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倡艰苦朴素，团结友爱，相互帮助等。我处处注意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多做少说，勇于克服困难；坚信勤能补拙，甘为孺子牛；无私无畏，理直气壮。我从“抗大”学到的和在女生队实践的东西，在尔后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始终一以贯之，不断鞭策自己前进。

后记

真正接触新四军题材，是在1998年11月。

党史研究专家、原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长徐则浩组织了《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课题组，对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战绩等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以填补新四军研究中的空白。我有幸被选为课题组成员，承担其中新四军的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内容的撰写。在研读前人的研究成果时，发现新四军的­妇­女工作其实也很出­色­。想到自己在单位里兼任­妇­女工作负责人，就想对新四军的­妇­女工作作一个研究，结合现实写一篇关于­妇­女解放的论文，作为上述课题的副产品。把这一想法透露给徐院长及泾县文化局专事研究新四军的邵凯生时，他们立即提议：新四军里有不少女兵，你不妨写写她们，不是写“副产品”，要写成“正产品”。邵凯生满怀激|情、如数家珍般地向我列举了许多女兵的名字和事迹。

邵凯生的激|情感染了我，我把担心自己功底不足的顾虑扔到一边，下决心用真情来抒写她们。

在完成了《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课题的部分撰写任务后，我立即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对新四军女兵有关素材的收集上。在翻阅了大量新四军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到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拜访昔日的女兵、今天仍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老人们。在接触她们的过程中，一种感动常常充盈在我心头，她们昔日的风范、毕生的光彩，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我钦佩她们，感谢她们，她们使我的心灵得到净化，使我的工作有了意义。

邵凯生提供了许多新四军女兵的地址和电话，并为我向她们作了通报。我一到北京便受到了她们热情的接待。特别难忘的是热心的周临冰，我到北京第一个找的就是她。她不仅帮我预约、联系，还连着两天陪同我一起去采访。在北京能有比较大的收获，与周临冰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当时的周临冰在我眼里显得非常年轻，她还活跃在北京新四军合唱团里。在她家，我看到了许多她演出的照片。没有想到的是，她参加完在皖南泾县召开的纪念皖南事变60周年纪念大会回到北京后，却因为突发脑病而与世长辞。当邵凯生把这一噩耗告诉我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我为没有抓紧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而抱愧。我沉痛地悼念她，怀念她。

在杭州西子湖畔，我见到了毛维青。与称呼周临冰一样，我也称呼毛维青为“大姐”。她在我的眼里，也是一位显得非常年轻的老革命，以至于原来设想的称呼“毛老”被阻住了未出口，脱口而出的竟是“大姐”。尽管邵凯生批评我，说我“错了辈”，但我还是觉得称呼大姐更觉得亲切。真的，尤其是在看到房间里挂着的一幅她年轻时的照片时，她的明眸皓齿、清秀靓丽让我惊羡，不由得赞叹：“真美！”在形容新四军女兵的外貌时，我用得最多的就是“美丽”这个词，不仅是心灵美，她们的外貌确实也是美丽的。她们的青春，本身就是美丽的。对这种美，我充满了崇敬。在提到哥哥毛中玉和战友施奇等人时，毛维青依然明亮的眼睛里饱含泪水，深情的语调，深深地打动着我这个后辈的心。

毛维青喜欢红­色­，她的画上大部分是殷红的梅花、灼灼的桃花和怒放的杜鹃花。画着这点点殷红，她是不是想起了哥哥手上戴着的红手套、脖子上系着的红领巾？画着这点点殷红，她是不是想到了自己在皖南事变中突围时突然大口大口喷吐的鲜血？画着这点点殷红，她是不是想起了一起走上战场、最后又为民族解放事业而抛洒了一腔热血的亲密战友施奇烈士？我为这种执著而感动。

书成之时，我要感谢邵凯生同志，感谢新四军的后代袁振威、周民等同志，感谢安徽省社科院的李抗美、沈葵、唐锡强、宋霖、康福升等同志，当然，更要感谢老领导徐则浩同志，谢谢他们的鼓励和支持。

作 者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