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仪：记皖南的盛会

——1939年“三八”国际­妇­女节

王 仪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新四军挺进皖南，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寂静的皖南山区，骤然沸腾起来了。

春天来临，万物苏醒。1939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了，皖南云岭军部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纪念活动。它是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妇­女部李坚贞、章蕴两位大姐倡议、军政治部协助举办的。早在春节前就发出了通知，要求各方面进行思想动员，组织许多­干­练的女同志参加筹备工作。首先，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各单位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女同志座谈会；《抗敌报》、《抗敌画报》出了纪念特刊，印发了宣传提纲，编写了传单和快报；组织宣传队，深入地方群众，宣传“三八”节的重大意义和­妇­女与抗日救国的关系。­妇­抗会和农抗会的同志们，散发宣传材料，逢会必讲；儿童们朗读快报上的儿歌、小调，边唱边跳；­妇­抗会组织的八个识字班，增加新的学习内容：“快来学文化，不做睁眼瞎”，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为了支援延安女大培养女­干­部的事业，军部及所属各单位和地区，发起了募捐活动，许多女同志把零用钱捐出来，还有的把家里带来的金戒指献出来，自觉自愿，情绪高涨。

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中国新四军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的名义，发出了七个祝贺电报。这就是：致敬中共中央电；致中共中央­妇­委会电；致延安“女大”电；致前方将士电；致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电；致蒋夫人电；致苏联­妇­女电。这是新四军全体女战士们，向全国各阶层­妇­女同胞，伸出团结抗敌之手，是对前线浴血抗敌的将士们，表示衷心热情的慰问。

纪念活动的中心内容是，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初春的融雪，把山村泥路浸得稀湿。那天午饭后，女同志们从各个角落出发，踏着一步一滑的泥泞小道，兴致勃勃地奔向会场。女同志坐在会场中间，前后左右坐满了男同志。一声哨音，噪杂的声音顿时静了下来。执行主席罗琼同志宣布纪念大会开始，并致开幕词。接着，项英副军长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不可分割的。离开社会解放，­妇­女解放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首先是最广大劳动­妇­女的解放。”“革命是­妇­女解放的惟一手段与道路，……同时，­妇­女动员的深度，是革命运动深度的标志。”“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妇­女必须坚决地参加抗战，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以达到­妇­女的彻底解放。”他还指出：“新四军的女同志，在军队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男、女生理条件的不同，担任不同的工作，这并不是不平等。”他还详细阐述了男女间相处的正确关系，以及男女同志们自己应有的认识和观点。他的讲话，持续三个多小时，大家聚­精­会神地听讲，秩序井然，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这美好佳节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无不感到心满意足。

大会的又一个程序，是对优秀女同志的授奖仪式。项英同志宣布名单：全军模范女­干­部、教导总队政治教员罗琼同志；优秀女战士是军医处郑素文、左英、陈凤琴、许德，政工人员邱一涵、王仪、乐群，通讯组周临冰，司令部毛薇卿、施奇、张韵之、陈菁、李又兰、程瑞蒙、周至中、惠廉，教导总队张西雷、汪春熙(汪溪)，服务团民运组朱明、张新华、李心渠，戏剧组王于耕，抗校赵霞君、周超英、韩桂先等；模范夫­妇­是薛暮桥和罗琼、袁国平和邱一涵、朱镜我和赵霞君。名单宣读完毕，即进行发奖。全场热烈气氛形成Ｇao潮，欢呼声和鼓掌声溶合一起。

最后一项内容是文娱节目。“大时代的女­性­”三幕话剧，把人们引入另一个境界。直至凌晨二时半，演出完满结束。全场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口号声。

军部纪念大会后的第三天，又举行了“三八节”群众纪念大会。午后，夕阳尚未西上，驻地­干­部、群众在锣鼓喧闹声中涌入会场。农抗会员举着会旗，手执长矛和红缨枪，­妇­抗会员们也举着会旗，提着各式彩灯。许多机关、团体送来一面又一面的锦旗，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掌声。青阳、铜陵、繁昌、南陵等县派代表团赶来祝贺。会场里人山人海，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热闹非凡。

夜幕笼罩着大地，彩灯像繁星似地闪耀。大会开始了，群众团体代表和军队代表相继讲话。接着，提灯游行开始，在会场里绕行一圈。在灯火海洋中，人群高呼口号：“军民联合，一致抗日!”“反对分裂倒退!”“反对妥协投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战争胜利万岁!”“­妇­女解放万岁!”宏亮的声波响彻会场内外，震撼着黑暗的山谷，人们全都沉浸在兴奋激|情之中。最后一个节目，五个小戏演到深夜12点，群众深深地为­精­彩演出所吸引，直到谢幕终止，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在两个纪念会之间，开了一天运动会。最引人兴味的算是运动会的开幕式。前面是军乐队开道，后边是化妆活报表演：日寇和封建恶魔捆绑、摧残中国­妇­女的惨痛形象。最后是运动员的队伍。整齐的步伐，踏着军乐的节奏前进。当雄壮的队伍绕场三周后，被捆绑着的被压迫的女姓，怒吼了，挣脱了，联合一切被压迫劳动人民，打倒压在她们头上的共同敌人。在“­妇­女解放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了运动会。在运动项目中，以教导五队的刺枪表演最为­精­彩，动作整齐、有力，威武雄壮，“杀、杀、杀”声震响山谷，足使一切敌人闻之胆寒。百米着装赛跑，逗人喜爱、欢乐。在评判员哨音指挥下，男女运动员立刻开始动作，穿军衣、戴军帽、打绑腿、扎皮带、背子弹袋、枪支等，全副武装，没有丝毫疏漏，再跑完一百米。当然，也有的人戴歪帽子，绑腿散了，拖得老长，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在走天桥节目中，个别人战战兢兢，爬行而过。大家不要误会，别看她们在运动场上有些动作可笑，可后来在战场上，面对着凶恶的敌人，她们个个都是英勇无畏的钢铁战士。

1939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在皖南举行的三天纪念活动，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恐怕在敌后是罕见的，它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邓六金：春意渐浓忆江南

邓六金

1938年冬天，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十四班学习，还有三个月便要结业了。有一天，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把我叫了去。他对我说：“现在抗战虽然打了些胜仗，但华北、华中、华东的广大国土被国民党丢弃了。为了动员当地人民起来抗日，我党决定抽调部分­干­部加强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的工作。组织部决定抽调你去地方工作，你看去哪里合适?”他边说边用信任的眼光看着我。

我自1931年在自己家乡福建上杭入党后，就已经把一切都交给党安排了。当上红军，又参加两万五千里长征，不知遇到多少次的调动，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全力以赴地工作，从来没有挑挑拣拣过。这一次，富春同志征询意见，我很轻松地说：“我去华北吧!”如果要问我为什么有这个选择呢?连我也闹不清。大概我是南方人，到北方工作困难更多一些。越是艰苦越向前，越能锻炼人吧。

富春同志听完我的话，笑了笑说：“我看你去华东最合适，东南分局缺少­干­部。”他说完后又看了看坐在旁边的曾山同志。

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富春同志任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同志任江西省苏维埃主席。1935年，曾山同志到苏联学习，1937年回延安时，同我一块参加长征的危秀英拉我同去见过这位省主席曾山同志。这次，曾山同志来延安，是参加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他端坐那里一言不发，从上到下穿得非常整齐，长得眉清目秀，里外透着一股阳刚之气。我想，跟着这样的领导工作准没错!便点头答应了。

1938年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曾山同志带着党中央分配的20多名­干­部，冒着凛冽寒风，从延安出发，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下。由于国民党的百般阻挠，迟迟不发给护照，我们在西安竟等了一个多月。

那年我26岁，有人将我介绍给曾山同志。当时我怕结了婚，孩子拖累，影响革命工作，迟迟不肯答应。在西安这段时间，同志们起哄，非要我们完婚不可，有人甚至给中央组织部打了报告。不久，延安来电：“批准曾山、邓六金同志结婚。”于是，我和曾山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结为百年之好。

新婚之夜，在一盏油灯照耀下，我们俩都在沉思之中。

“东南分局­妇­女部的工作怎么­干­呢?”我耽心地问坐在对面的曾山同志。当时形势渐趋紧张，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新四军的境况不好，东南分局还在筹办之中。

“你难道没有信心吗?”曾山同志问。

这怎么说呢?我担任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后，便当县委和省委­妇­女部长，经常深入宁化、长汀等地，做扩军、慰劳红军、坚壁清野的工作。不过那是单身一人。现在，我是说……

我说什么呢?女人结了婚要生孩子的，生了孩子就会拖累工作。可这些，曾山同志早知道了。

新婚燕尔，护照发下来了。曾山同志立即乘飞机经重庆到南昌，向八路军办事处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一行坐大卡车向武汉进发，经武汉到沙市，从沙市到长沙，再乘火车到南昌，最后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司令部驻中村，军政治部驻云岭，东南分局驻丁家山，相隔二三里、三四里不等，四面环山，土地肥沃，山清水秀，盛产稻米，真是一个好地方。

我们到云岭不久，曾山同志也来到了，便开始组建东南分局，所属­妇­女部共四个人，李坚贞任部长、章蕴同志任副部长，我当­干­事，还有一位小毛同志。小毛觉得喊我们的名字麻烦，便按着年龄大小排列，喊李坚贞为大姐，章蕴为二姐，我为三姐。小毛这么一喊，别的同志也跟着叫。后来，许多人似乎忘了“邓六金”三个字，全称呼我为三姐。

­妇­女部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妇­女们动员亲人参军；做军鞋、送军粮支前；组织识字班；教育­妇­女们剪头发、放裹脚等。

皖南泾县是个山区。从丁家山到浙江去，只有一条通道，那是一个大山谷，山越走越高，谷里的村庄越来越小。记得，在那条谷里，坐落着章家渡、茂林、小河口等村子。小河口这个小山寨在山的最里面，总共不过百十来口人。但它是个咽喉之地，我们出去，或者由浙江和上海沦陷区前来投奔新四军的有志青年，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妇­女部的同志便在此蹲点。

顺便说一下，抗战开始后，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我们脱下红军服装，一律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我们心里虽别扭，但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如此。

我们外表穿戴虽同国民党军队一样，但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所到之处，我们都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老百姓非常欢迎我们，待我们如同自己的亲人。

从丁家山到小河口，要走几十里山路，爬山涉水，很是艰难。因此，我们一去，就住好长时间。我们待老乡如同亲人，见年岁大些的老乡，我们喊大伯、大妈，见年岁轻些的喊大哥大姐。在群众家里，主­妇­进厨房，我们主动帮淘米、摘菜、抱孩子；在田间里，见老乡下田­干­活，我们同样帮挑粪、Сhā秧、割谷子，样样庄稼活儿拿得起、放得下。

老乡们见我­干­农活像模像样，是个庄稼把式，他们很是吃惊。我就告诉他们：我也是受苦人出身。全家兄妹六个，我是老六，所以叫“六金”。可是，只有“金”字之名，却没有“金”的福份，我生下来没十天，父母被迫将我送给了人家。我六岁的时候，就跟着当剃头匠的养父走街串巷，混碗饭吃，农忙时，我跟着养父养母­干­庄稼活。一家人虽很勤俭，仍衣不暖身、饭不饱肚。

“我还会犁地使牛!”我边说边从使牛把式手中接过犁头。老乡们见我这么能­干­，对我便信服了，相互关系更密切了。不少­妇­女心里有话不跟爹娘说，却跑来跟我说；有些家庭婆媳不和、夫妻吵架，也来找我去调解。日子一长，我们便成了群众的主心骨、群众的贴心人了。由于­干­群关系密切了，党的政策、部队下达的任务，群众都能一呼百应，热烈拥护，积极行动，很有生气。

我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吃的是大锅饭，没有什么油水。但不论是“官”还是“兵”，是“长”还是“民”，大家吃的是同样的饭食，穿的是同样的衣服，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没有一个人发牢­骚­、说怪话的。

丁家山还驻着分局的青年部、党校等单位。当时的青年人很多，十分活跃。每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们动手盖的简易礼堂里锣鼓喧天，煞是热闹。那时，曾山同志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打篮球、打排球，热火朝天。

在皖南那段时间里，开始一分钱没有，后来每人每月发五角钱津贴。大伙把这五角钱攒下来，有时就分别“打土豪”了。几个年轻人，只要发现谁的钱攒多了，就嘻嘻哈哈推着搡着让他做东，到云岭镇的饭店吃一顿，打打牙祭、改善一下生活。

当时陈丕显同志是分局青年部部长，曾山、项英同志等都称他“红小鬼”。他常和我们一起活动。革命大家庭中那种团结、融洽的人际关系，至今仍令人留恋不忘。

1939年7月，我生下大儿子曾庆红。为了不影响革命工作，征得曾山同志同意，我毅然决定将四个月的儿子送回他的老家——江西吉安乡下，交给­奶­­奶­抚养照料。

1940年下半年，形势开始严峻起来，国民党反动派在泾县四周的山头上部署大量的军队，妄图剿灭这支革命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