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作的题为《­妇­女们团结起来》的报告中指出：“在一切斗争中，要是说男子的力量是很大，那么，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1〕这是对女­性­力量的很高的评价。

史沫特莱在新四军看到­妇­女拿起了枪杆子，很为高兴，她为此断言，无论今后怎样变化，既然­妇­女跟从前不一样了，所以中国也不会是从前的老样子了。

女兵们出入枪林弹雨，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对社会、对民族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普通而平凡的女­性­

在历史的进程中，每个人都会留下自己的足迹；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女共产党员、女政治家、妻子、母亲、大姐，每一个称谓都代表一种身份，如果把这些称谓集于一身，这些角­色­由一个人来担任，而且又要塑造得很完美，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

新四军女兵的行列里，就有这么一位女­性­。

她1907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芦洞乡丁家源。当革命斗争的烈火燃烧到平江山乡时，19岁的她在父兄的引导下，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做地方­妇­女工作；23岁时，红军的队伍里多了一位女共产党员。她曾与自己的丈夫并肩战斗在湘鄂赣地区；她曾身背行装，过草地、爬雪山、渡天险，跟着大部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她曾身穿整洁的灰布军装，腰间皮带上挂着一支小小的勃朗宁手枪，活跃在皖南、皖北、苏北的山水间；新中国成立后，她又以病弱之躯，坚韧不拔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今，她安卧在南京雨花台畔的掬花台，与她亲爱的丈夫、战友袁国平为伴。

袁国平又名醉涵，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我原来以为这是袁国平对妻子邱一涵的爱称，因为他曾经用醉涵的名字发表过文章；又因为他赞扬妻子：“不是甜的蜜，不是香的花，好比茅台酒，醇芳与日加。”分明是一派陶醉其中的韵味，其韵味岂止是陶醉，几乎要“微醺”了！作为妻子，能让丈夫如此陶醉；作为丈夫，能如此赞赏自己的妻子，这种夫妻模式是多么令人神往啊！醉涵，焉知不是因为邱一涵之“涵”而“醉”？夫妻之间的情深意切，尽在一个“醉”字中显现。我想像中的这位丈夫一定是风流儒雅、文质彬彬，妻子想必是娇小玲珑、甜美可意，或者是年轻活泼、朝气蓬勃。……我想像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中的这对伉俪。

我终于读到了邱一涵。纪念她、缅怀她的文章络绎不绝，一篇又一篇，她的战友们、抗大学员们对她的思念绵绵无尽期。我从中读到的她虽是一位平凡的女­性­，但又无处不透出她的伟大，众多女­性­视她为楷模，众多战友视她为大姐，众多学员视她为母亲，字里行间浸满了对她的敬仰！

邱一涵，从外表看去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女同志，貌不惊人，身材不高，柔弱、瘦小，曾经裹过小脚，右手还有些伤残，不能弯曲，手背老是肿得像馒头，她何以有这样大的魅力？是她的为人，她的爱心，她的微笑和涓涓如细流般的话语，是她顽强、坚毅的意志和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使她的人格充满了魅力。她像一块强大的磁铁，吸引着周围所有的人。

她是一个普通人，但她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有一颗伟大的妻子的心，一颗伟大的共产党人的心，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

邱一涵有一颗伟大的妻子的心。

邱一涵是共产党员，在革命的队伍里担任着一定的职务，肩上有一副不轻的担子。她知道，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对于女同志十分重要，否则，整天围在丈夫、孩子身边，忙于家庭，长此下去将一事无成，很快便会丧失自我。但是，如果光忙工作而不顾家庭也是不行的。她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也是人，革命伴侣的双方，都不应该过分强调自己的事业，不顾对方，而应该相互体贴、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共同建立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革命事业和家庭生活并不矛盾，处理得当，二者可以兼顾，事业可以取得成功，家庭也可以和谐美满。

在革命队伍里，有的女同志成了“官太太”以后就没有了自我；还有的则强调自己的工作，而疏于对家庭的照顾，还偏激地认为，这才是革命的态度，导致夫妻关系紧张。邱一涵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染了她们。云岭的山山水水都可以作证，她全身心地做着她应该做的政治工作，她把自己的爱心给了包括她的丈夫在内的所有的人。在1939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上，邱一涵作为优秀政工人员受到表彰，她和袁国平、薛暮桥和罗琼、朱镜我和赵霞君三对夫­妇­成了全军的模范夫­妇­。

袁国平是革命家，也是个才子。

1938年，袁国平奉调到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后又兼任教导总队政委。他思维敏捷，口若悬河，作报告、演讲从不用讲稿，却能出口成章、引人入胜，极富鼓动­性­，每次讲话记录誊清后，不用修改就是一篇好文章。

他撰文、写诗，常有作品发表。新中国成立后，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中选有他的诗作，其中有一首是赠给在国民党军里的黄埔同学的，诗曰：“逐鹿中原为国是，十年争战听人评，相逢休话阋墙事，莫使神州任陆沉。”

袁国平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9岁。接着他参加北伐，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海陆丰土地革命以及中央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先后担任过红四师党代表、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政治部主任、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二校的政委、中共陇东特委书记等职。1928年，当时在湘鄂赣特委宣传部工作的袁国平与邱一涵认识，并于1929年结为连理。他们比翼战斗，携手前进，共同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在皖南，他们还被评为模范夫妻，在军部纪念“三八”节的大会上受到表彰。

1940年底，云岭的上空寒风阵阵，大地一片萧瑟。新四军为顾全抗日大局，不得已而决定离开皖南北移。“金牌十二急相催，委曲求全泪暗挥”〔1〕。皖南的军民被一片愁云团团笼罩，被深深的离情别绪紧紧包裹。老百姓每天都到司令部向新四军发出“你们不要走”的请求：“你们在这里，谁要打你们，我们都起来帮你们打。”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以战斗胜利为目标，袁国平慷慨激昂地说：“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背起这个民族的十字架！”他的话，沉重中透出一片真诚。在凄风苦雨中，袁国平起草了《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用通俗易懂的句子宣传新四军东进的目标和意义，结尾处还用了一首鼓动­性­很强的自由诗，诗中写道：“前进号响了，大家准备好，子弹要随时准备上膛，刺刀要随时准备出鞘。别了，三年的皖南！目标，向敌后抗战的大道。顽固派滚开，投降派打倒，日本鬼子碰到了，打完子弹拼刺刀。不怕山又高，不怕路又遥，山高总没有雪山高，路遥总不比长征遥，敌后进军胜利了，自由的中国在明朝。”这首诗被军中作曲家任光和毛中玉先后谱成曲，作为《新四军东征歌》唱遍全军。

皖南的气氛中，多了几许悲壮，多了几许乐观和激昂。袁国平和大家一起唱着这首歌踏上了北移的路，但这首歌却成了他生命中的绝唱。在皖南事变中，他身负重伤，同志们用土担架抬着他走。在四面临敌的情况下，袁国平再三要求同志们把他丢下以争取时间突围。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管我了，多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替我向党汇报……”最终以身殉国。

1927年，袁国平在随北伐军讨伐夏斗寅、许克祥叛乱前，曾将一张照片寄给母亲，并在背后写道：“此行也，若杀身成仁，则以此影作为永别之纪念。”到新四军前，他又在一封信中告诉家人，他正在请求上前线，“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他的誓言成了忏语，为了祖国，他捐躯疆场。

皖南事变前夕，邱一涵因为身体虚弱，不能随大部队行军，于1940年12月底，由乐群陪同撤离皖南到了上海。后历经千辛万苦转移到苏北盐城新军部。当袁国平牺牲的噩耗伴随着不公正的评价一起传来时，邱一涵捧读着袁国平以前写给她的信，泪如雨下。俩人并肩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湘鄂赣边区崇山峻岭中的战斗足迹，长征路上的艰辛岁月，皖南山乡的烽火年华，全都历历在目，清晰如昨。“十年征战感系多，问君何事费蹉跎？愿将头颅抛原野，不随池流逐浊波。”国平的豪言壮语一遍又一遍地在她的脑际回旋。是啊，革命还没有成功，它需要有人抛头颅、洒热血。整个国家民族正在遭受不幸，自己不能被个人的不幸所击倒，要振作起来。邱一涵擦­干­眼泪，振作­精­神，以女­性­特有的坚韧、顽强的毅力，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

邱一涵的卧室床头上方，始终挂着一幅很大的袁国平的半身照片。照片上，袁国平戴着眼镜，穿着军装，英俊潇洒，亲切地微笑着。照片的边框上写着一首短诗，署着“醉涵”两字。1941年元月，袁国平在皖南事变牺牲后，邱一涵一直只身独处。她终生都在思念着他。白天，她忘我而平静地工作，谈笑自如，没有人见她流过眼泪；而在孤灯长夜，她会对着她的国平诉说心语，任大滴大滴的泪水挂满两腮。

邱一涵的房间里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布口袋，这是她用各­色­碎布拼缝而成。这些类似于当今时尚的布制工艺品，出自于邱一涵的手中，并不是因为她有闲情逸致，而是她用来消愁解闷的一个方式。战时的农村，老百姓能做到安安稳稳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已经不错了；部队里，战士们自有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而她 ，却要考虑第二天的工作，要思念她的亲人，更何况，由于惨痛的皖南事变的发生，新四军损兵折将，中央作出了《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使邱一涵的内心更为苦痛与矛盾。她在极其悲苦的环境中，只能做一些琐碎的事情聊以自蔚，有意打断千丝万缕的愁绪。

邱一涵有一颗伟大的共产党人的心。

在皖南，邱一涵先后在教导总队担任宣传科长和组织科长。军部上下，没有人喊她邱科长，几乎一致亲切地称她邱大姐。在一群年轻的女兵中，她稍长几岁，当时已有30多岁，年龄上是大姐，但最主要的还是她的品德、她的风度、她的为人和她的诚恳。邱一涵的政治工作充满了人情味，人们都说，她能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人的心坎里。

当年的红小鬼、现已近80高龄的孔济仁老人至今难忘两件事：

教导总队青年队有个小伙子，仗着自己是红小鬼，年纪虽小资格老，平时有些骄傲，他竟不顾部队的规定，居然写条子约女生去山上玩，公然追求起女生来。全队为此沸沸扬扬，影响很大。邱一涵找他谈话，话不多，仅一句话就把他说得低下了骄傲的头。邱一涵对他说：“你的年龄太小、太小；做这种事太早、太早！”语气的诚恳和痛切，震憾人心，小伙子幡然醒悟，其他人也把这句话铭记在心。

还有一次，教导队组织演讲比赛，素有机灵鬼之称的孔济仁被推荐参加。平时伶牙俐齿的小鬼，到关键时刻不免有些紧张。为了帮他松弛情绪，邱一涵特地带他到山上练习。她指着山上一片松树林说：“你看，这些都是你的听众，你拿着讲稿对着听众讲，松树被风吹过的哗哗声，那是听众在鼓掌；没有声音，那就是他们在静静地听，你都不要管它，只管讲，把它讲好、讲清楚。”〔1〕这样的耐心，这样的话语，小伙子能不成功吗？

邱一涵担任教导总队宣传科长时，除了面向十个连队外，还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好总俱乐部的工作上。总俱乐部云集了20多个具有文学、戏剧、美术、音乐、体育特长的年轻人。如毛中玉、沈西蒙、郑山尊等。

总俱乐部设在中村的一个破祠堂里。一个破旧的祠堂，因为有了年轻人的出现而变成既富有战斗气氛、又轻松热烈的活动中心。

为了开展连队活动，总俱乐部经常举办文化教员和活动分子的短期训练班，怎样指挥唱歌、怎样画漫画、怎样出墙报、怎样写美术字、怎样排戏以及怎样吹口琴等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在战斗空隙或行军途中，俱乐部的年轻人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减轻战士的疲劳。举行晚会时，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把节目搞得新颖别致、与众不同：如利用剪影艺术，将战士的种种造型和表演通过灯光在幕布上反映出来，类似皮影戏的手法，真是别出心裁，新四军战士喜爱地称为“土电影”；在布袋木偶上画上脸谱，前后­操­纵，又说又唱，逗得战士们笑声不断；演员们扮演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扮演的非洲黑人，维妙维肖，连史沫特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连声说：“真是扮得像透了，演得真像！活生生的！”

这里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原来是抱着上前线杀日寇的一腔热血投奔新四军的，及至到了新四军后却没能拿枪杀敌，而是在写写画画、唱唱跳跳，既不过瘾，又似乎没多大意义。邱一涵时刻关注着他们，经常找他们谈心，鼓励他们发挥各自的特长，为宣传抗日、宣传新四军做工作。她对年轻人说：“现在的学习、工作，总俱乐部的各项活动，直到我们新四军平时的训练、战时的流血牺牲等，全是为了实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这个伟大目标。”她把宣传工作的意义掰开揉碎地说给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总俱乐部曾组织过一次乒乓球赛。曾在总俱乐部工作过的孙琳对这次球赛记忆犹新，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

那天晚上，毛中玉点上汽灯，把俱乐部大厅照得亮堂堂的。他邀来当时在教导总队入伍生队学习的乒乓球高手姚冠凡和陆里等人来打表演赛，吸引许多军民来观看。陆里是攻击型打法，姚冠凡是防守型的，他们俩人，一个用近台快攻战术，连连发起攻势；一个远离球台稳稳防守，像海底捞月那样把球削回去。­精­彩的表演博得观众声声喝彩和阵阵掌声。一个当地老乡感叹地说：“你们新四军里什么人才都有哇，真了不起！”旁边一位教私塾的老先生风趣地问道：“你们这些人为啥不到中央军去升官发财，偏偏投奔驻在山沟里的新四军呢？”接着自问自答道：“这是新四军得人心哪！”就这些短短的同时又是普通的话语，竟使孙琳深有感触。他立刻想到邱一涵的话，也越发理解她的话里所包含的深刻涵义了。这次乒乓球赛给孙琳上了生动的一课。

邱一涵是个务实、可亲的领导者。不仅在皖南，后来在抗大四分校、江淮大学以及后来的工作岗位上无不如此。

淮河之滨、洪泽湖东的淮宝县仁和集，新四军军部创办了一所新型的综合­性­大学——江淮大学。她是在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的政策和进一步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下创办的，她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大批不愿做亡国奴、不愿接受奴化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党的地下交通线的引导下，陆续来到淮北、淮南根据地，进入江淮大学学习。陈毅、张云逸、罗炳辉、彭雪枫、刘瑞龙等领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和谭震林、郑位三、方毅、汪道涵、潘汉年、钱俊瑞、范长江等亲自执教。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到了自由的天地，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觉悟。

为了做好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江淮大学成立了党支部，支部工作由抗大四分校党组织领导，当时任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的邱一涵直接负责。邱一涵从此与江大支部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并为支部工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支部工作是秘密进行的，邱一涵要求支部委员不要把秘密的支部工作搞得神秘化。支部工作的对象是一批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和来自大城市各个不同家庭和不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他们能来到这里，说明他们有抗日爱国的愿望，因此要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以适应他们不同的心理，做好团结工作和思想工作。

在邱一涵的具体指导下，江大支部在学员中抓了两头：一头抓原来就是地下党培养的积极分子，对他们继续培养，通过生活、学习、劳动推动他们团结广大群众，发挥骨­干­作用，为今后入党创造条件；另一头抓少数进入根据地思想还不够稳定的学员，对他们采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派党员和积极分子去联系他们，做到责任到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

邱一涵的政治工作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她怕来自大城市的同学们过不惯当地生活，特地关照给他们优厚的菜金标准，每天早餐除了稀饭外，还有油条等点心；冬天给每人发一件棉大衣，享受着连以上­干­部的待遇。同学们感到很不安，要求取消这些优厚待遇。邱大姐亲切地对他们说，这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关怀，有什么不到的地方还希望提出来。同学们把关怀化为了动力。

抗大四分校保卫科长吴剑，因身体不好，已到而立之年还未成家。邱大姐一方面为治疗他的病痛而­操­心，一方面为他物­色­理想的爱人。校部收发室王凌淳厚朴实，有一颗善良贤慧的心。邱一涵穿针引线，当起了“月下老人”，把王凌介绍给吴剑。在王凌的­精­心照顾下，吴剑的病很快痊愈。他们俩人相濡以沫，亲热相处，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对模范夫妻。

江大支部组织委员徐秉渊每次去邱大姐那里汇报工作，邱一涵都要留她住宿，与她促膝谈心，临走从不让她空手，或是一条肥皂，或是一双布鞋。一条肥皂，一双布鞋，在我们眼里，根本微不足道，可是这一切都是邱大姐省下来的，对毫无外援的徐秉渊来说却无疑是雪中送炭、雨中送伞，弥足珍贵。

解放后一直在安徽工作、现已离休在家安度晚年的徐秉渊，后来改名为左政，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浙江姑娘。她出生在浙江金华一个地主家庭，是家里的小九妹。她和她的八位哥哥姐姐都离开家乡在外面上学。徐秉渊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童话书，住校期间，学校里所有的童话书几乎都给她看完了。从童话书里，她认清了善良和狠毒，分清了正义与邪恶，成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小姑娘。中学时就因为反对学校搞“填鸭式”教育而勇敢地上街游行；“七七事变”后，她从上海回到浙江，积极投身于抗日宣传，因为家里不让她去重庆，她冲破家庭阻挠，坚决要求返回上海。在上海她参加了地下党，却又因为编印了一期比较激进的小报而暴露了身份，只好随地下党到了淮北。因此她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家里找不到她，她也失去了外援。邱一涵对她既像大姐又像母亲，晚上睡在一起，无话不谈。邱大姐亲切地与她谈长征，谈延安，谈革命。第二天，左政捧着大姐给的礼物，心里充满了温暖。直到今天，只要回忆起这暖人肺腑的一幕，左政的眼里就会涌上感激和思念的泪水。

女同志每个月都有几天特殊的日子，如果这几天是在妈妈身边度过的话，那肯定要撒撒娇，捂着肚子喊几声“难受”的。可是在部队里，身边有这么多男同志，怎么撒娇？向谁撒娇？出­操­时，因为来了“例假”，请假免­操­时，值星的指挥官会说：“什么例假、例假的，我们怎么没有？”部队里为照顾女同志，每月在生活费中多发给5角钱卫生费，男同志又提“抗议”：“她们讲卫生，我们就不用讲卫生？”陈毅曾哭笑不得地用他的四川方言说那些男同志“真是个哈马哥！”

江大的女同学真是幸运，她们碰上了邱一涵。她们都会记得，邱一涵以女­性­独有的细心，总是及时地给她们送来生姜和红糖，给她们送来“妈妈”的爱。

邱一涵有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

常说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伟大的，体现在邱一涵身上的母爱更多了一层博大。

袁国平和邱一涵生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在湖南出生，取名“雅音”。他们俩人出去工作，无暇顾及，接着又打游击，又长征，孩子就放在老家，根本就没有带出来；第二个是儿子，在皖南出生，取其谐音，孩子的小名就叫“浣郎”。为了工作，小浣郎未满周岁也被送到湖南邵东县袁家台，托给­奶­­奶­抚养。

抗日志士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无私地奉献，他们的孩子也把自己的童年和母爱无私地舍弃。孩子本应在妈妈的怀抱里，无忧无虑地吸吮着母亲香甜的|­乳­汁，充分享受着母爱，但是，国难当头，妈妈要顾国家、顾民族，只好委屈自己的孩子了。雅音和小浣郎与许许多多在战争年代出生的革命后代一样，从小就得忍受骨­肉­分离的孤苦，忍受各种磨难。直到很大，他们还不知道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

每当与好朋友谈起自己的孩子，邱大姐都忍不住思念的泪花，她的眼前老是晃动着孩子们的身影，仿佛看见孩子的小手在山上拣拾柴禾；仿佛看见孩子正蹲在­奶­­奶­身边，看着­奶­­奶­往灶里添着柴禾，熊熊的灶火映红了稚­嫩­的脸庞；又仿佛看见孩子正搀着眼睛已经看不见的­奶­­奶­到门口晒太阳……孩子才几岁，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呢！邱大姐心底的这份爱是任何时候都不会割舍的。但是，为了工作，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她把爱埋在了心里。

1946年邱一涵因为身体不好，到上海治病，住在童紫家里。她为童紫新出生的女儿又是做小布鞋，又是在小绒衣上绣花，看着孩子的眼神是那样深情、慈祥。可以看出，她把对自己孩子的一片思念和爱怜都倾注在这个孩子身上。童紫不忍见邱一涵对孩子的苦苦思念，也因为地下工作的需要，便托她经商的姐夫去湖南设法把孩子接到上海，呣子终于团圆。

说起童紫，可真是位热心人。

童紫，也叫童树民，是个能­干­非凡的新四军女兵，也是位热心助人的新四军女兵。在军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童树民的。每次集会，那个指挥唱歌的女兵一定是她，她高高地举起双手，有力地挥动着，在空中划着节拍，每一句乐曲结束，她的双手正好停在腰间，非常有趣。有她指挥，文化队的歌声就特别响亮。《新四军军歌》作成后，就是由她和另外两位男战士教唱的。

哪一天童树民值厨，大家一定非常高兴，因为今天一定能吃到她拿手的上海风味的八宝饭或红烧­肉­了，至今想起来还叫人口水直滴。

难得的是，她还是一位善于和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在皖南，她看到文化队教员徐若冰有严重贫血，经常头晕，上课没­精­神，马上想方设法每天请炊事班买一角钱菠菜和猪肝，给徐若冰做一碗菠菜猪肝汤喝。一个月下来，徐若冰居然头也不晕，脸­色­也由苍白而红润，贫血现象没有了。她懂医道，在上海隐蔽时，曾任上海地下党第一任医药卫生界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开业医生。后来她一直在卫生战线热心地为别人服务，充当着人们健康的保护神。

我见到这位老人是在她的家里。当时她正在为自己注­射­胰岛素，轻而易举，十分熟练，一点也不像80多岁的老太太。听说是采访新四军女兵的事，她立即笑声朗朗，话语喧喧，滔滔不绝地说开了。真的是“童音未改，紫气永存”啊！

童树民有一双灵巧的手。邱一涵的小浣郎到了上海后，她看到孩子全身上下穿的都是用黑­色­粗布做的乡下服装，在花花绿绿的上海显得十分显眼。为了不被人怀疑，童紫立即动手，给他织毛衣、做衣服、买外套。浣郎本来就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换了装扮后，很快就像个上海小学生了。

邱一涵爱孩子但不溺爱孩子。她教导女儿雅音要摆脱家庭和孩子的羁绊，到革命工作中去锻炼，要自己努力奋斗。对心爱的儿子，她遵从袁国平的意思，给儿子取名浣郎，为的是要他记住皖南­精­神；上学后起名振威，要的是振我军威。让孩子与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一起上学，不上­干­部子弟学校，为的是要他从小生活在群众中，做群众的一员。没有玩具，没有高档衣服，没有自行车，没有人知道他是高­干­子弟。振威自己也只知道爸爸是炊事员，当他遭到同学的嘲笑回家向妈妈抱屈时，妈妈告诫他，不要与人攀比，她说：“司令员、炊事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炊事员烧饭，司令员不行，政委不行，所有人都要饿肚皮，就无法打仗，更无法打胜仗。当炊事员同样光荣！”老师和同学一直以为他是炊事员的儿子，直到邱一涵去世的消息见报，才知道他父母的情况。

邱一涵是普通而平凡的，她的儿子也是普通而平凡的。邱一涵留给孩子最珍贵的遗产是：“忘记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现已是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袁振威为人正派，待人宽厚，作风朴实，工作勤恳，完全秉承妈妈的优秀品德，不愧是继承父母未竟事业的好后代。

之所以说邱一涵的母爱更多了一层博大，那是因为她对战友的孩子视若己出，对她的部下也充满了母爱。

袁国平和邱一涵与彭雪枫是老战友、老朋友，他们早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工作时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袁国平牺牲后，邱一涵虽然仍忘我地工作，但一直沉浸在悲痛中。彭雪枫经常看望她，并要爱人林颖向她学习，多关心她，多亲近她。邱一涵后来调到彭雪枫所率领的新四军四师，在抗大四分校工作。彭雪枫牺牲后，­性­格坚强的邱一涵遭受又一次沉重打击，忍不住与林颖抱头恸哭。彭雪枫的遗腹子彭小枫出生后，邱一涵把他接到自己身边，亲自照顾，把对自己孩子的爱、对战友的情全部倾注在孩子身上。

战友卢华的女儿卢小萌也成了邱一涵的女儿。只要孩子一来，邱一涵就会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把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珍藏着的几颗糖放在孩子的小手里；从小食堂打来的菜，拣好的都拨到孩子的碗里。听着孩子清脆的笑声，看着孩子可爱的小脸，邱一涵的眼里充满了笑意和慈爱，那眼神简直能把人心都融化掉。

邱一涵还有一个“儿子”，那就是她的技术书记董昌达。

1943年除夕之夜，政治处全体同志在“家长”邱一涵的率领下，欢聚一堂。小小的草房里点了一盏油灯，油灯里多添了几根灯草，屋子里显得格外亮堂，气氛温馨融和。邱一涵微笑着，看着大家尽情地嬉笑。宣传­干­事卢华是个活跃分子，眼睛一眨一个点子。他宣布拜年开始，把小董拉到邱一涵面前说：“快给妈妈磕头拜年！”小董慌慌忙忙地赶紧给邱一涵鞠了一躬。邱一涵笑眯眯地连声说：“好了！好了！”小董红了脸，往事一幕幕地涌现在脑际。

抗大政治处驻地是个美丽的小村庄，村内柳树成行，村外沟溪环绕，环境十分幽静。政治处同志的房子是部队自己用芦苇、稻草、泥巴、毛竹盖成的，虽然简陋，却很­干­净。门前一个小场院，夏天的夜晚，倒也凉风习习。但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夏夜的蚊子很厉害。

邱一涵立即想到了小董。小董才来报到，肯定受不了这些厉害的蚊子的侵扰。可是部队规定，只有营级以上的­干­部才能配备蚊帐，政治处除小董外都是营级­干­部，他是个连级­干­部

，是领不到蚊帐的。一天上午，邱主任喊：“小董，来一下！”小董喜滋滋地来了，嬉皮笑脸地问：“邱主任，又让我吃小炒啊？”因为邱一涵身体不好，又是旅级待遇，按规定每顿饭伙房多给她做一盘小炒，可是，吃饭时，她总是喊别人去吃她的那份小炒。

邱一涵也喜滋滋地对小董说：“看！给你一顶小蚊帐！我发了一顶新帐子，这顶帐子给你挂。这里蚊子太多了……”小董接过蚊帐，感到了一股暖流。

他很需要一顶蚊帐，有了这顶蚊帐，大大小小的“轰炸机”就奈何不了自己了。可是，按规定自己是不能有蚊帐的。怎么办？经过再三的思想斗争，最后他把蚊帐上交给了校供应处。

邱一涵生气了，而且气得哭了！她气冲冲地到宿舍找到小董，发了脾气：“谁叫你把帐子交掉的？这是我给你的！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这样古怪？”单纯而天真的小伙子吓坏了。他平时看到的只有邱主任温和的笑脸，这样认真地发脾气还是第一次见到。他惶恐地低下头。他不知道，他深深地伤害了一颗母亲的心，他拒绝的不是一顶小小的蚊帐，拒绝的是一份浓浓的母爱。

这件事令他终生难忘，并为此内疚不已。面对着慈母般的邱主任，借拜年之际，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邱一涵是个普通的女人，也是个不平凡的女人，她有着所有女人都拥有的梦想——爱情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但她却承受了不是所有女人都能承受的痛苦，她的单薄的身躯里蕴藏着的是充盈的­精­神和耐力。一个人貌相平平，不露锋芒，不动声­色­，但在人格上却卓然而立，楷模万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格？这种人格所产生的­精­神力量远远超出一般人滔滔说教的威力。邱一涵以她非凡的人格力量鹤立于新四军女兵的行列之首。

自黄土高坡的指导员

八队的政治指导员王仪是军部秘书长李一氓的夫人。

我见到老夫人是在1999年10月，当时她已有80多岁高龄。一头灰白的头发剪得整整齐齐，一件家居的旧的灰­色­羊毛衫衬着她本来就显得苍白的脸庞，身体不太好，一般情况下她不愿接受采访，但听说是关于新四军女兵的事，她的­精­神明显地好了许多。一个上午，她深情地说着女子八队，说着那时的虽苦犹荣的艰难岁月。那时的日日夜夜是她终生难忘的。

陪我同去的周临冰见她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担心她的身体，时不时问一声：“王仪同志，你吃得消吗？”王仪总是笑着说：“没关系，可以，可以。”谈话期间，她还不时起身，一会儿吩咐削一盘水果来，一会儿又去拿她自己写的文章来，还让她的孙子帮我把文章复印了下来。

王仪取来了她的日记本，翻到1996年10月，上面有她的《感怀》诗一首，她把自己的一生轨迹浓缩在这首诗里。

黄土高原瘠又贫，

人民造反求生存，

先驱老师启心灵，

决心献身为人民。

倭寇入侵步步深，

八年抗战历艰辛

三年斗顽浴血战，

压顶“三山”溃败成。

高歌欢腾庆解放，

民主革命立丰碑，

建国创业尤艰巨，

改革开放迎新春。

人民生活大变样，

勿忘先人血汗甜，

慎防自腐保硕果，

最高理想长铭记。

老夫人一直想把这首诗发表出去，她觉得诗虽然写得一般，但却反映了自己的心声，既用于回顾，又用于自勉，还是有意义的。

王仪出身在陕西清涧县一个破落的书香家庭。父亲虽熟读四书五经，但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没有任何特长，既不会经商，也不会当官，家庭经济十分拮据。王仪小学毕业时，县教育局要选择一名毕业生任本校教员，结果选中了聪慧的王仪。这时家里也正需要她有一份工作，好贴补家用。然而，王仪却不­干­。她坚决地对家里说：“我才14岁，没有社会经验，凭我这点浅薄的知识，如何去教育别人？如何去为人师表？我还要读书！”

地瘦人稀、经济落后的黄土地上，比较早地撒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王仪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受身为共产党员的校长和几位女教员的教育，小小年纪就已读社会进化史、读普罗文学〔1〕；参加学生自治会，组织识字班教社会上的文盲儿童。她早就分得清是非善恶。王仪是不想在不得人心的县长和县教育局长手下做事。

家里自然不同意她去上学。当时县里没有中学，上学要到榆林去，需要费用；再说哪有女孩子出去抛头露面的？于是，父母明确地对她说：“女孩子出外上学，没有先例！”在家里掌权的四祖父对她说：“家里没有钱，有钱也不准去！”生在封建家庭的王仪，偏偏在时代的启示下，具有了叛逆的­精­神，她不甘心被驯服，她要拨开这­阴­暗的云雾，寻找光明，与命运抗争。她采取了绝食斗争的办法。

我看着坐在沙发里的安详而清瘦的老人，想必年轻时是一位清秀娇弱的女孩，想不到她娇小的身躯里却蕴含着如此刚强的反抗烈火。赢得斗争胜利的小姑娘，终于能走出家门，到了当时陕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榆林，就读于陕北惟一的女中——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后又转到西安女子师范学校。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的枪声响彻了西安城。王仪参加了学生请愿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临潼进发，准备向蒋介石呈述学生的爱国要求。在路上，队伍遇上了张学良，他面对着请愿的学生队伍，激动得声泪俱下。张学良深情地说：“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我深表同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同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家乡。我痛心地离开了自己的故乡，走在路上，似乎感觉到同胞们在背后骂我、责备我，作为军人拱手奉送自己生长的土地给敌人，这是最大的耻辱。我愿和同学们一齐努力，过几天我会有行动回答同学们的要求。”站在他背后的随从人员和请愿队伍里的东北大学的同学们，都抑制不住地哭出声来，刹那间，口号声和哭声连成一片。王仪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西安事变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Ｇao潮。王仪也从此放弃了学业，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投入到抗日爱国工作中去。不久，由中共陕西省委负责青年工作的她的小学同学介绍，王仪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并离开西安到位于云阳镇的陕西省委秘书处工作。

和李一氓结婚就是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

1936年12月，已过而立之年的李一氓在陕西省委任宣传部长。自从五四运动把他引上革命道路，他参加了1925年～1927年的大革命和南昌起义，到上海做地下工作，还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位毕业于上海教会学校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的知识分子，浓眉大眼，身材魁梧，不像知识分子，倒更像一员武将。

王仪在省委秘书处工作期间，尽心竭力，勤奋好学，以饱满的热情对待组织上交给的每一份工作。

省委机关静悄悄地坐落在两个小院里，平时只有少数几个人在院子里办公，其余人都外出工作去了。吃饭时在一张小圆桌上，他们相识了。由省委书记贾拓夫撮合，他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七七事变”以后，李一氓离开陕西省委到了延安，王仪也到中央党校学习。有一天，李一氓问王仪：“中央派我去新四军工作，你家在陕北，愿不愿意离开家乡去南方，到新四军去呢？”王仪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愿意！既然是抗战需要，我一定随你一起行动。”就这样，学业尚未结束，她和李一氓一起到了新四军。

王仪的风格与于晶不同。于晶风风火火，泼泼辣辣，像个男同志，看上去也比较严肃；王仪­性­格温和，稳重大方，说话轻声细语，循循善诱，做政治指导员是再合适不过了。女孩子们想家的问题、恋爱的问题，甚至还有“馋嘴”问题、胆小问题，再加上青年队小鬼们调皮捣蛋把姐姐们惹哭了的问题，全靠思想工作一样一样地做。这些都是“小事”，王仪还有一件难忘的事。

有一天，八队增加了一个新学员，大家非常欢迎，给她换上军装，编了班，参加学习。她上课很用功，学军事­操­练也很刻苦，惟其平时不爱说话，与人接触时，只是淡淡一笑，从不谈家庭和出身。大约两个月以后，忽然来了两个人，声称来接小姐回去。这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她是国民党要员陈布雷的女儿，出于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做了家庭的叛逆而悄然出走到了新四军。陈布雷通过关系打听到了女儿的下落，派了警卫员、带了轿子要来接她回去。她死也不肯回去，平时不声不响，看似柔顺，现在却反抗甚烈。考虑到当时正值国共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之际，不能把关系搞僵，从大局出发，王仪等八队的负责同志觉得还是应该动员她回去。王仪挽着她的手，对她说：抗日的途径很多，抗战中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在别的地方也能发挥你的作用。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参加抗战，都是一样为国效力。动员了半天，她很难过，但也只好含着眼泪，脱下军装，坐上轿子走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王仪已经想不起陈布雷的女儿叫什么名字了，只依稀记得好像叫“陈明”或者“陈林”。为了寻找陈家的这个“叛逆”，我曾问过一些当年的女兵，可她们也不记得了。后来，在一些史料里，我接触到陈布雷和他的家庭的一些情况，发现陈布雷有三子二女，两个女儿分别叫陈和陈琏。陈琏确曾秘密失踪，也确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革命，但均未提到她曾到过皖南。也许王仪的记忆有误？然而，女子八队看来是有过这样一个姑娘，老夫人既言之凿凿，又把这个过程叙述得有条有理，且记忆中的名字“陈林”与“陈琏”又几乎同音，因此，我不认为老夫人记忆有误，我宁信其是。

陈布雷结婚五年以后，他的妻子每隔一年便为陈家添一个孩子，连续添了三个儿子以后，仅隔两年，又连着生了两个女儿。1919年，小女儿出生不及满月，陈布雷的妻子便因生育过频，导致气血两亏而撒手西归。陈布雷抚着爱妻的遗体，失声痛哭。小女儿的呱呱啼哭唤醒了陈布雷，他把妻子的离去归罪于这无辜的小生命：“都怪你！都是因为生了你！你这个孽障！”失去理智的他抓起襁褓中的婴儿，便从楼窗口扔了下去，幸好给楼下天井棚架篾顶接住了。人们将她救起来，她竟安然无恙。外婆一把抱过孩子，连声唤着：“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并大骂陈布雷：“你疯了！你不要她，我要！我来养她！”冷静下来的陈布雷给孩子起了个“怜儿”的名字，长大以后，取其谐音，怜儿改名为琏儿。

20年后，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大姑娘陈琏来到重庆父亲身边。此时的她已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爱国热情溢于言表。她明确地告诉父亲，抗日是爱国行为，自己要参加抗日。

也许就在这之前，她曾离家出走到皖南，当了两个月女子八队的学员。家里人找不到她，才通过陈布雷的关系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找到了她，一乘小轿，硬是把她抬离了抗日的战场，把她抬到了父亲的身边。

陈布雷望着站在他面前的陈琏，眼里充满了爱意。他发现女儿长大了，虽然出生凄凉，历经磨难，但她和自己的年青时代一样，也有着一腔热血。他完全相信女儿不会做有辱陈家“清白家风”的事情，女儿要抗日，他没有理由反对。1939年夏天，陈琏考上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从此告别父亲，远赴昆明，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另一个新的起点。

初到云岭的时候，从地方­干­部到军队­干­部，王仪也和大家一样遇到了不少困难。李一氓身负秘书长重任，公务十分繁忙，根本无暇顾及王仪，同时也因为李一氓对自己、对妻子要求甚严，在军部，俩人并不住在一起，而在各自的工作单位过着集体生活，只是一星期见一次面。因此，王仪和所有的新四军女兵一样，几乎独自面对所有的困难。

李一氓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不苟言笑、挺严肃的一个人，对己对人要求都很高，实际上他却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泾县云岭“大夫第”院落里，住着项英、李一氓、张云逸等领导人，项英住室的楼上有一间小阁楼，军部机要科、速记班的几个女同志就住在楼上。李一氓偶尔会跑到她们那里，检查她们的内务，甚至检查她们的抽屉。一天，施奇把自己的绑腿随随便便地扔在抽屉里，而没有按规定卷好放在固定的地方，李一氓悄悄地把它没收了。第二天，施奇找绑腿，怎么也找不到，脸都急红了，又不敢大声嚷嚷。从此以后，施奇再也不敢随便乱放东西了。姑娘们虽然有时会感到秘书长“真可恶”，但是一个个却又十分感激他、尊敬他，因为他会把姑娘们坐的桌子经常变换角度，以免把姑娘们的眼睛搞坏了；他会经常告诫姑娘们，趁年轻要多学点东西，谈恋爱不要急，等等。姑娘们知道这是个细心的秘书长，是个像长辈一样关爱着她们的秘书长。

李一氓与王仪没有卿卿我我，没有儿女情长，炽热的感情都深深地埋在心里，他不会因为王仪是自己的妻子而格外照顾她。也许是乍从北方来到南方，生活不习惯，王仪在皖南时身体并不好。生病了、发烧了，全靠八队的姑娘们照顾她。有一次，王仪又发烧了，昏昏然躺在空旷的祠堂里，部队都出去执行任务了，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毛维青在静静地守护着她。王仪似乎艰难地行走在广袤的沙漠里，口­干­舌燥。“水！有水吗？”她喃喃地呼喊着。

毛维青端着搪瓷缸子，想不出到哪里去找水。平时都是喝凉水，可发烧的病人怎么能喝凉水呢？毛维青发愁了。她双手托腮，坐在指导员身边，一筹莫展。忽然，她看到了小油灯，聪明的姑娘眼睛一亮：有办法了！她点上小油灯，往搪瓷缸子里倒上一口水，放在豆大的油灯上烧开，喝一口，再烧一口。指导员喝着甘甜的开水，­干­枯的嘴­唇­渐渐滋润，很快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1939年10月，王仪要生孩子了。她带了一点钱，带着腹中的孩子转移到了浙江省委所在地丽水，在那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由于产前严重营养不良，再加上怕暴露身份，成天关在屋子里不活动，这个孩子生了三天三夜，痛得死去活来。最后在一家私人医院里生下孩子后，王仪又昏迷了三天，带去的经费全部用来抢救母女俩人了。

出院后，王仪带着孩子隐蔽在丽水附近龙泉的一户老百姓家里。当时那里土匪很多，经常出没在山里。为了躲避土匪，每天都要躲来躲去，老百姓为她背着孩子，她拄根棍子，拖着产后极其虚弱的身子，走得十分艰难。

王仪在60年后叙述这些事情时，显得十分平静，她认为跟出生入死的新四军战士相比，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她不感到苦。可是在当时，她想念部队，想念姑娘们，也想念李一氓，不能让孩子拖住自己革命的步伐。她狠了一狠心，找到地方上一个女共产党员，把孩子托付给了她。孩子连名字都没有来得及起，妈妈就离开了她。王仪只身步行到龙泉县，再坐竹排到了丽水，最后回到了军部。

直到20世纪50年代，全国解放，局势稳定，王仪夫­妇­才派人到丽水打听孩子的下落。几经周折，终于在一户老乡家找到了已经十岁的孩子。那时，她已经成了这户人家的童养媳。原先收养孩子的老乡因凭空添了一个孩子，负担加重，等孩子二、三岁时就把她送到了龙泉县育婴堂。孩子在那里长到七、八岁时便被老乡家买去做了童养媳。小姑娘长期得不到母爱，又经常遭到打骂，­性­格十分孤僻，也十分倔强，对派去找她的陌生的叔叔十分警觉，一路上都瞪着恐惧而警惕的大眼睛，她不知道前面等着她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家。那位陌生的叔叔一路上对她倍加呵护，买了许多好吃的，还对她讲：“到了北京后，要叫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爱你，非常想你”。孩子其实并不知道爸爸妈妈是什么概念，到了北京，见到一屋子人，她对所有的人都叫爸爸妈妈。

事前，李一氓对王仪说：“不管她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都要把她认下。”现在，孩子就在面前，一股母爱油然涌起，王仪揽过了孩子，抚摸着孩子头上的伤疤，含着激动的泪花说：“我的孩子，是我们的好女儿！妈妈让你受苦了！”

1943年，在淮­阴­，王仪把不满周岁的第二个女儿安置在一个女教师家里，自己又去忙工作了。而近在咫尺的李一氓也从未去看望过孩子。他说：“如今战争年代，不知多少人家丢儿弃女，我家孩子能有这样就不错了。现在哪有功夫去看孩子呢？”不是他不爱孩子，而是他心中装着其他更多的孩子，装着祖国的革命事业。无论是他在找回第一个孩子时说的“不管她是不是我们的孩子，都要把她认下”，还是在淮­阴­时说的“不知多少人家丢儿弃女，我家孩子能有这样就不错了”，都说明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长期从事外事工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制定和贯彻我国的外交方针政策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王仪则长期在外交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负责对亚洲及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联络工作。1978年，年近花甲的王仪转到中国红十字总会任副会长、党组副书记，直到离休。

丁家山的邓三姐

1939年7月的一天，从丁家山村口的一栋三间两厢居室里传出婴儿宏亮的啼哭声，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呱呱坠地。他的母亲邓六金抱着头胎儿子，又是喜欢又是发愁。喜的是孩子虎头虎脑，长得酷似他的父亲曾山，愁的是添了孩子有了拖累，以后还怎么出去工作。邓六金思前想后。想当年自己担任上杭中心县委巡视员后，先后当过县委和省委­妇­女部长，经常深入宁化、长汀等地，做扩军和慰劳红军工作，帮助百姓坚壁清野，一向风风火火，泼泼辣辣，那时单身一人，放开手脚­干­就是了；可现在有了孩子，手被束缚住了，脚被拖住了，当初真不该结婚。女同志一结婚就要生孩子，生了孩子就会拖累工作，这本来是早就想到的。可现在怎么办？

邓六金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几乎与新四军军部同时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局，继军部从南昌移驻泾县云岭后，也于1939年初搬到了云岭，办公和居住地点就设在云岭乡丁家山村口的一栋旧宅内。

在东南局­妇­女部工作的有3位著名的大姐：­妇­女部部长李坚真、副部长章蕴、­干­事邓六金。按年龄分，人称李坚真为大姐，章蕴为二姐，邓六金为三姐。李大姐和邓三姐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干­部。在新四军女兵的行列里，她们备受尊崇。

东南局搬到皖南后，对外称民运部，他们的工作确实也与发动群众的民运工作分不开。­妇­女部的工作主要是发动­妇­女们动员亲人参军、做军鞋、送军粮；组织­妇­女识字班，教育她们破除迷信，反对封建意识等。当时的章家渡、茂林、小河口等村子，都是她们经常去的地方，有时在那里蹲点，住好长时间。在这期间，她们与老乡们一同­干­活，一同拉家常，渐渐地与老百姓无话不谈，老百姓把她们视为贴心人、主心骨，党的政策、部队下达的任务，群众都能一呼百应，热烈拥护，并积极行动起来。邓六金因为­干­农活在行，经常与庄稼把式抢着犁田使牛，更使老百姓感到亲切。邓六金在当地小有名气。

邓六金是个普通的女­性­，但她一生却有许多不平凡的经历。

从小命苦。1911年9月邓六金来到人间，迎接她的是家徒四壁的小房子和她的五个哥哥姐姐。作为最小的一个孩子，父母早早地为她取好了名字，喊她“六金”是希望她能给家里带来好运。但是，穷人家的孩子，名为“金”，实无金，出生后不到10天，还是被一贫如洗的父母抱给一户没有男孩的人家做了“望郎媳”，也叫“等郎媳”。顾名思义，望郎媳担负的是为婆家盼一个儿子来的使命，她自己则要耐心地“等”，等到这户人家的儿子出世，她就成了童养媳；如果等不到，则要被斥责为“命不好”、“不吉利”等。封建习俗给女­性­的压力太大了。

6岁开始跟着当剃头匠的养父走街串巷，混口饭吃；农忙时，还要跟着养父母做农活。贫寒的家境和特殊的地位磨炼了她，从小便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小小年纪就会淘米、摘菜，能挑粪、Сhā秧，还很快学会了男人­干­的活，犁田、使牛一样也难不倒她。这些本领在她后来参加革命队伍在农村开展­妇­女工作时全都用上了。

1929年，朱德、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到了她的家乡福建上杭，这个苦命的小女子才摆脱了封建贫穷带给她的厄运。18岁的邓六金感到天地从此一新，她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成了这个革命队伍中的一份子。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来随大部队一起踏上了长征之路。

艰难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已被作为光荣的历史流传于世，它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然而，当年的许多事实却是后人无法想像的。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一路上风雨侵衣，野菜充饥，爬雪山、过草地，遇到的是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每天都有人牺牲。行程二万五千里，历时12个月，纵横11个省，8万人的队伍出发，最后剩下的只有3万人，可见路途之遥远、行程之险恶。但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硬是用自己的两脚，实现了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的战略转移，它向全世界宣告，长征是伟大的，红军战士是伟大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邓六金就在这支英雄好汉的队伍里。

长征的队伍里有一支特殊的连队。开始时，它叫中央工作团，董必武任团长，徐特立是副团长，参加长征的30个女同志全部编入这个团〔1〕。进入贵州后，中央工作团被改编为­干­部休养连，连队主要由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中央首长的夫人、师团级以上的伤病员和待产的孕­妇­组成。邓六金是连队中的政治战士，主要职责是筹粮筹款、寻找民夫和稳定民夫情绪、照顾伤病员和孕­妇­，担子可不轻。

仗着自己年轻、体质好，邓六金忙前忙后地活跃在长征的队伍里。

她在关心着别人，别人也在关心她。有一次，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她和一帮战士纷纷跳进河里。时近隆冬，河水冰冷彻骨，可是，前面已没有别的路好走，只有膛过河去，才能摆脱敌人。

突然，她身后的一个战士惊讶地说：“同志，你负伤了！”

“在哪里？”邓六金很奇怪，自己没有感到疼啊？她回头一看，真的，水面上有血。但是，伤在哪里呢？“不管它，过了河再说！”

过了河，敌人就追不上了。部队坐下休息的时候，那个战士又跑了过来，手里还拿着纱布，焦急地对邓六金说：“同志，看看伤口，赶紧包扎一下吧！你光顾照顾我们了。”

“我没有负伤啊！”

“你怎么没有负伤，你看你身上的血！”

邓六金低头看了一下自己身上，确实，裤子上有许多血。猛然，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一扭头，连忙跑开了。小战士莫名其妙。

邓六金确实只顾忙着扶这个、搀那个，自己月经来了，都不知道。

可是，有一次，邓六金真的病了。

在四川、贵州交界的一座无名山上，她病倒了。也许是吃了有毒的野菜，连着几天，她腹泻不止，高烧不退，已近虚脱。人走不动路，首长把马让给她骑，她却连马也骑不住了。部队领导考虑再三，为了整个休养连能跟上大部队，决定留给邓六金一些钱，让她在老百姓家里养病，等病好了以后，再去追赶部队。

邓六金明白，大部队一走，留在老百姓家的伤病员大多数都很快被追上来的敌人杀死，很少有再赶上大部队的，这一分手，就意味着自己将永远也见不着同志们了。可是自己病成这样，非但不能为革命出力，还要连累大家，这怎么行呢？她无力地抬起头，伸出双手向同志们挥了挥，心中默默地说：“永别了，同志们。”她祝愿大部队顺利前进，早日到达目的地。

这时，休养连的另一个政治战士跑了过来，她一把搂住邓六金，坚定地对领导说：“把六金交给我吧，我陪她走，有我在就有六金在，我们一定能赶上大部队，请领导放心。”她就是红军战士危秀英〔1〕。

危秀英是江西瑞金叶坪人，6岁时就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在婆家缺吃少穿，受苦受累，十八九岁了还只有十三四岁的孩子那么高。1930年朱毛红军从井冈山挺进瑞金，来到她的家乡。20岁的危秀英一听说，当晚就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参加了红军。她个子虽小，也没有文化，但却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满腔热忱，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又有工作方法，受到当地群众和­妇­女的拥戴。不久入了党，调到兴国县任­妇­女部部长。1932年调往中央苏维埃政府­妇­女部，在蔡畅领导下负责一方工作。在中央苏区，危秀英是有名的“扩红专家”，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李富春、蔡畅曾要求她一个月扩红30人，可是她深入群众，广泛宣传，一个星期就扩红100多人，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多次赞扬。

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危秀英护送刚刚生过孩子的陈慧清的担架，没走多远，敌人就追上来了，乒乒乓乓一阵枪响，子弹在耳边呼呼地飞，抬担架的四个民夫吓得跑掉了三个，剩下的一个也不知所措，手脚发软，抬不动担架了。危秀英着急了，担架上是两条人命啊！她镇定而亲切地对那个民夫讲：“老乡，你走不动了，是饿了吧？这­干­粮你吃了！”说着就解下自己的半袋子­干­粮送给民夫，又说：“这担架上的月呣子（产­妇­）和她的男人都是为了我们穷人才出来打仗的，现在我们也不能不管她们，我和你一起抬月呣子好吗？”民夫望着危秀英恳切的目光，接过她递过来的半袋­干­粮，感动地点了点头。两个人一高一矮、同心协力地抬起担架，翻过两座山，胜利通过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为了战友的安危，危秀英宁愿自己忍饥挨饿，年轻而瘦弱的身躯里焕发出的是超人的能量。

大部队走后，危秀英砍下一根树枝给邓六金做拐杖，搀扶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山路蹒跚前进。

“秀英，我走不动了！”

“不行！还得走！”危秀英也已疲惫不堪，但不走是不行的。危秀英对邓六金说：“这样吧，我们走十步，休息一下。”常人不到五分钟的路程，她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深夜，夜幕低垂，四周安静得令人恐怖，平时荒无人烟的大山，现在似乎张开了血盆大口，准备吞噬一切。脱离了部队的两个女战士，在这沉寂、荒凉、­阴­森的山道上摸索着、蹒跚着，她们顽强地前进着。

坐下休息时，危秀英拿出一只脸盆，烧了一点水，用热毛巾给邓六金捂肚子。不一会儿，邓六金的肚子咕咕作响，拉出了一堆草根，人也轻松多了。

长征途中，­精­简掉许多东西，惟独这只脸盆危秀英没有舍得扔掉。她用脸盆烧水、洗脸、洗脚，脸盆派上了大用场。两位红军女战士互相依偎着，熬过了最艰难的一夜。也许是革命的毅力吓跑了死神，也许是战友情深驱走了病魔，第二天，邓六金的病奇迹般地开始好转。危秀英又扶着她走了四天四夜，终于，看到大部队了！她们赶上了大部队！这对经历了生死磨难的好战友，紧紧地抱在一起，互相擦拭着激动的热泪。陈赓第一个看到她俩归来，高兴地大声相迎，握手称贺。休养连的姐妹们呼啦啦地围上来嘘寒问暖。当时的邓六金一任热泪滂沱，她哽咽着说：“我要感谢危秀英，是她救了我。没有她的帮助，我这次就死在路上了！”

危秀英长时间孤身一人，直到1950年才收养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女孩，以后她们一直相依为命。1999年12月11日，江西省政协常委危秀英病危，邓六金闻讯，带着女儿专程从北京来到南昌，未及休息，直接赶到医院，来到危秀英的病床旁。望着人事不省、全身Сhā满大大小小管子的危秀英，邓六金难过地流下了心疼的眼泪，她俯在危秀英脸旁，轻轻地呼喊：“秀英，我来看你了！你要睁开眼睛，你不能死，不能死！你不是说要看到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吗？”老战友的激|情呼唤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使死神和病魔又一次在她们面前退却，89岁的危秀英老人睁开了眼睛。她看到了流着泪水的邓六金，看到了窗外明媚的世界，她活下来了，与家人、与战友一起笑着迎来了21世纪。

危秀英不仅是邓六金的救命恩人，也可以说她还是邓六金和曾山的大媒人。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危秀英介绍的。

长征以后，她们都到了延安。1937年11月的一天，危秀英兴冲冲地找到邓六金，拉着她就走，一边走一边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邓六金跟着危秀英来到中央机关所在的一间窑洞里，看见一个高高瘦瘦、穿得整整齐齐、长得眉清目秀的中年人坐在那里。危秀英给他俩作介绍说：“这是江西苏维埃的曾山〔1〕主席，这是我的战友邓六金。”第一次见面，曾山的稳重、诚恳和热情，给邓六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危秀英无意中已经把月老的红绳悄悄地放到了俩人的手里。

过了半年以后俩人才第二次见面。曾山来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贾拓夫的办公室。贾拓夫派人把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邓六金找来，说要找她谈话。这次显然是有意识的安排，让邓六金感到了害羞和拘谨。曾山却大大方方，十分温和地笑着和她打招呼，还简单地介绍了他和陈毅、项英等人在南方组建新四军的事。谈话中，爱情的种子已渐渐地在邓六金心中萌芽。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1938年10月，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又把邓六金找去，当着曾山的面征询她的意见，他问邓六金：“现在抗战虽然打了些胜仗，但华北、华中、华东广大的国土被国民党给丢了。为了动员各地群众起来抗日，党中央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去加强这些地区的工作，组织部决定抽调你去地方工作，你看去哪里合适？”

邓六金略一思索，便选择了对于自己来说难度稍大的华北，她想让自己这个南方人到北方去锻炼锻炼。越是困难越向前，这正是共产党人的品格。

李富春笑了笑，瞅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曾山，然后对邓六金说：“我看你去华东更合适。曾山同志在中央东南分局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东南分局缺少­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邓六金看到曾山的眼里充满了期望。

当时的延安是革命的摇篮，正是千百万青年人向往的地方。邓六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还有三个月就要结业了，她正在如饥似渴地用理论的武器、用调查研究的实践经验武装自己，觉得自己过得特别充实。她实在舍不得离开延安。她爱延安，爱延安的宝塔山，爱静静流淌的延水河，更爱在延安的和她一起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友们。但是现在组织上要求去地方工作，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共产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再说，能和曾山一起工作不也正是自己的愿望吗？

李富春见邓六金已经同意，很高兴，便关照说：“你回去准备一下，到时候你们去华东的同志就跟曾山一起走。”

一行20多个同志随曾山步行离开延安，经西安去南昌。由于国民党不发通行证，他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等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曾山和邓六金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也有了深入谈话的时间，曾山恳切地向邓六金求婚。

可­干­工作一往无前、处理事情果断­干­脆的邓六金却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她早已爱上曾山，可是又怕结婚。从小就是童养媳的她，对结婚本来就有一种恐惧甚至反感；在长征路上，她亲眼看到那些女同志生孩子的情景，更感到结婚的可怕；更主要的是结婚以后就会有孩子，有孩子就会影响革命工作，她舍不得放下工作。她斗争、犹豫，迟迟不肯答应曾山的要求。

同行的同志们看出来了，他们知道这两个人的感情实际上已经成熟，在革命的队伍里多一对革命伴侣有什么不好呢？于是他们开始起哄了，闹着要喝他俩的喜酒。在同志们的极力撮合下，又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邓六金终于成了曾山的新娘。结婚两天后，因东南分局有许多事情急着要处理，曾山便告别新婚妻子先行绕道赶往南昌。邓六金则和其他同志一起，坐大卡车从西安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再坐火车到南昌，最后坐大汽车到皖南云岭。

听到邓六金怀孕的消息，曾山十分高兴，当时许多女同志怀了孩子后，都因为怕影响工作和学习而想打胎，曾山都出面阻止。东南分局巡视员谭启龙的妻子严永洁怀孕后，听说奎宁能打胎，就到处托人搞药。曾山知道后立即找她谈心，进行劝阻，还想办法与浙江省委书记联系，安排她去条件相对好一点的浙江省委所在地丽水生孩子。

邓六金生下第一个孩子丁儿（因在丁家山出生而名）以后，即与曾山商量：“孩子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40岁得子的曾山抱着儿子爱不释手，但他理解妻子的心情，何况他自己也是一个以工作为重的人，为了不影响各自的工作，俩人毅然决定将儿子送回江西吉安乡下托给­奶­­奶­抚养。才4个月的孩子就离开了爸爸妈妈。

1940年下半年，邓六金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当时正是黑云压城、风雨欲来、形势十分严峻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对皖南新四军虎视眈眈，杀机毕露。为了应对反动派的­阴­谋，新四军也加强了训练。倔强好胜的邓六金不顾怀孕反应，坚持参加各种训练，李坚真大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几次劝她不要参加训练了，她都坚决不肯，并说：“我在战斗岗位上，当兵打仗杀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决不能因为孩子拖累而影响革命工作。”

邓六金咬紧牙关，硬是坚持了下来。可是就在大队人马准备北移前夕，她忽然觉得腹部疼痛难忍，医生检查后说：“你肚子里有个瘤子，必须立即手术。”当时的皖南已没有条件做手术，组织上决定让她转道上海。邓六金在童树民的陪护下，分别骑一匹马、一头骡子，脱下军装，换上蓝布旗袍，化装成姑嫂俩人，一路辗转，从茂林到岩寺，从金华到温州，安全抵达上海，排除了肿瘤，并顺利地产下了二儿子曾庆淮（为此曾庆淮的小名就叫“阿留”）。

生完孩子后，邓六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回部队。她把阿留送给当地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妇­收养，便急不可耐地离开上海奔赴盐城，参加华中局党校学习。没想到，阿留从小多病，收养他的夫­妇­觉得责任太大，吓得把他送了回来。陈毅知道这事后，非常生气，他找到邓六金，批评她说：“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只顾自己学习，孩子都不要了。学习出来，你想当皇帝啊！快把孩子带好，把他的病治好，否则，我不准你在党校学习了。”邓六金被陈毅从党校“赶”了出来。

邓六金是一位女­性­，但她更是一个革命战士，在孩子和工作之间，她一直在选择，一直在斗争。

她不想过早地结婚生子，但她不可抗拒地结了婚，生了孩子。令她更想不到的是，她的后半生，不仅与自己的孩子，还与许许多多的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解放大军南下之际，南下大军的孩子、南下地方­干­部的孩子和一些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的遗孤怎么办？他们往哪里去？华东局决定办一所保育院，并把筹备工作交给邓六金和李静一。

面对着100多个离开父母的孩子，她们绞尽脑汁，找地点、找阿姨、筹经费，孩子们安顿下来后，又找老师编写课本，教孩子识字、唱歌、跳舞；孩子生病了，她们请医买药，­精­心护理，丝毫也不敢懈怠。华东保育院终于办起来了。

1949年，100多个大大小小的孩子组成了一支“特别部队”，在邓六金的指挥下，从山东千里迢迢迁到了上海。一路上，坐汽车、换火车、过轮渡，阿姨们搀着大的，抱着小的，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近一个月。

邓六金不是将军，但她胜利地指挥了这一特别的战役。看着孩子们灿烂的笑容，她有一种特别的欣慰和自豪。

不久，华东局为邓六金等迁址有功人员评了奖，发了“功”字奖章，戴了大红花。

全国解放以后，邓六金主要的工作是与孩子们打交道，她曾担任华东保育院支部书记兼协理员、副院长，华东局机关保育院副院长、院长；后又调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任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国务院国管局三个幼儿园的工作；中国儿童基金会成立，她被推选为基金会理事。

邓六金，一位革命的女­性­，一个伟大的妈妈！

“老子”何子友

自从决定研究新四军女兵以后，我搜集了不少有关新四军的材料，凡是其中有关于女兵内容的，或做成卡片，或把它们复印下来，现在堆在我案头的有关材料已经有四五摞了，加起来差不多也有五六尺高。但是很奇怪的是，写到何子友的材料很少，我见到的只有片言只语；问过一些人，听到的也只有寥寥数语。一个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一个在革命战争烽火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女兵，真的就这样默默无闻？何况她还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的夫人，皖南的山山水水为什么居然没有留下她的痕迹？我要问个究竟。

我到了南京，拜访年已九旬的何子友老人。

享受军级待遇的老人住在一栋小楼里，生活完全自理，无需人伺候，陪伴她的是警卫员兼司机、秘书小刘和厨师小张。女儿周民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除经常回来看看以外并不住在这里；儿子周林远在广西桂林工作，因公务繁忙，不常回来。老人平时在家莳花种菜，一院子菜长得绿是绿、青是青，煞是喜人，和它的主人一样，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知道我要去，她早早地就穿戴整齐，等在客厅里了。门铃一响，她就迎了出来。

随着年事已高，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过的惊涛骇浪已化作朵朵小浪花在何子友的脑海中随波流逝，惟有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和在新四军中的一段往事仍时时涌现在脑际。未及落座，她就拉着我的手说：“好，好，你们来了，我给你们讲讲。枪杆子千万不能丢啊。”何子友反复强调的是我们的政权来之不易、我们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一定不能忘记当年革命的艰难、不能忘本，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何子友是四川人。父亲曾因担任家乡苏维埃主席而被反动派杀害。何子友当时只有十几岁。与反动派不共戴天的仇恨使何子友一跺脚、一咬牙：“老子一定要报仇！”四川人喜欢自称老子，这是表达他们不畏权贵、不畏弓虽暴、雄视天下的一种气概。十几岁的何子友已经开始积极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她1933年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当兵。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后，一起过了雪山到达毛儿盖。随后中央红军从右路绕松潘、过草地到达班佑；红四方面军从左路由张国焘率领，本来应该由卓克基经阿坝、出草地到达班佑。然而，张国焘进至阿坝后，拒绝执行北上的命令，擅自率领部分红军南下，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自立伪中央，进行分裂活动。

在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的过程中，何子友和­妇­女独立团的一些红军战士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她一拍胸脯：“张国焘不是好东西，老子不跟他走了！”­妇­女独立团的几个女战士真的不打算跟张国焘­干­了。但是她们出不去，茫茫草地，皑皑雪山，敌人围追堵截，脱离了部队的女人更危险。她们只好又回到部队，跟着张国焘四过雪山草地，历尽艰辛。

到了甘孜以后，经组织介绍，何子友认识了周子昆。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周子昆时任红二十二师师长，率3个团4500多人，列入红九军团，负责中央纵队左翼的掩护任务。11月下旬到达湘江东岸。对于他的掩护任务，罗炳辉军团长等人给予很高评价。过湘江后，部队伤亡过大，红二十二师番号撤销，人员拨给红一、红五和红九军团第三师。

对二十二师的损失，李德责怪周子昆，还要把他交给军事法庭审判。毛泽东直接出面­干­预，说：“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毛泽东不仅使其免遭迫害，还鼓励他好好­干­，继续领兵打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周子昆被分配到红五军团任副参谋长；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组成左、右路军分头北上，红五军编入左路军。何子友当时也在左路军。

周子昆在长征前是结过婚的，妻子曾玉。红军长征开始后，曾玉因为已经怀孕，部队要她留守，她坚决不­干­，她向组织表示：即使作为编外人员也要随大部队一齐行动。结果，她果然就作为既没有编制、又没有给养的编外人员入了“另册”。没有口粮，没有被子、服装，蔡畅、邓颖超、李坚真、贺子珍等大姐就分出自己的口粮给她吃，晚上，就和大姐们挤在一起睡。

然而，队伍刚刚过了老山界，她就一阵紧似一阵地肚子痛，在不该生孩子的地方和不该生孩子的时候她要生孩子了。

大姐们照顾着她，几个女战士扶着她，实在走不动了，就把她扶上马背，可是，鲜血把垫在马鞍上的被子染得血红，只好又下来。曾玉咬着牙，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忽然她往下一蹲，裤腿下又是一滩血，孩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出来了！但是，还得走，敌人在后面追，不走不行啊！两个女战士扶着她，一个女战士托着婴儿的头，硬是一步一个血印地爬过了一座山，到了宿营地，生下了孩子。

世界上有一边走一边生孩子的事吗？真正是难以想像！

何子友对这段往事并不知情，只隐约地知道周子昆曾经有个妻子，后来在长征时失踪了。心地善良、为人正直的她出于对组织的信任、对周子昆的感情，在部队即将到达延安前和周子昆结婚了。从此她就一直默默无闻地全力支持着周子昆。周子昆任红军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协助总部首长负责作战指挥事宜，毛泽东、朱德经常找他商量事情，一谈就是半天，何子友从不­干­扰。在延安，周子昆担任过红军大学军事队队长、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等职务，公务十分繁忙，何子友默默地­操­持家务。同时，自己还在红军被服厂担任着党支部书记和俱乐部主任，­干­得也十分出­色­。

周子昆祖籍湖南，190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贫困教师家庭。早年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北伐战争时他就在叶挺所率的叶挺独立团里任排长。

叶挺、项英受命组建新四军，非常希望新四军里有一批能打仗、能治军的人才。叶挺是深知周子昆的才能的，自然希望他能到新四军去工作。1937年12月，周子昆带领派赴新四军工作的30多名­干­部离开延安。

周子昆在新四军任副参谋长，除了协助军首长负责作战指挥和军事训练外，还卓有成效地办了教导队，亲任教导总队队长，为新四军培训­干­部达5000人之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成了我党我军的骨­干­和栋梁。

何子友1938年4、5月间才到皖南，在教导总队女子八队任排长，驻中村，并随队生活，只有逢周末才到云岭与周子昆团聚。1939年秋天，他们的大女儿周民出生。

何子友天­性­乐观豁达，自信“老子什么也不怕，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新四军的生活有时是没有规律的，战士们经常只能吃两顿饭。何子友凭着她乐观、自信和经过锤打的体魄，生了孩子以后，­奶­水很足。在云岭，你经常可以看到她一手抱着周民，一手抱着浣郎在喂­奶­。浣郎是袁国平和邱一涵的儿子，比周民早出生两个月，因为邱一涵身体不好，­奶­水不足，这个小哥哥就毫不客气地与小妹妹抢­奶­喝了。

何子友九十大寿时，昔日的小浣郎，今日的海军指挥学院教授袁振威深情地喊着：“何妈妈，您的孩子祝你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1940年9月，国民党顽固派扼杀新四军的图谋已露端倪，形势非常严峻。新四军的家属和非战斗人员开始陆续撤离皖南。何子友和一批先行撤离的人员暂时脱下军装，化装成尼姑、和尚或乞丐离开皖南。此时的何子友正身怀第二个孩子。她抱着周民，穿着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装成乞讨的疯婆子，混过了一个又一个日伪军的关卡。路上，看到耀武扬威的日本兵，看到为虎作伥的伪军，何子友紧咬牙关，心里恨恨地骂：“这帮狗杂种，看你们能横行霸道几天，老子手里要是有枪，把你们一个一个全撂倒！”经过三个多月的跋涉，到年底才到达盐城，一路上吃尽了苦头。

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蒋介石制造了千古奇冤，令人发指！周子昆和项英等人突围到泾县、旌德与太平交界的濂坑，躲在山顶的蜜蜂洞里等待突围。可是，就在即将脱险渡江北上之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叛徒向他们举起了屠刀，枪杀了他们，并抢走了他们携带的钱和其他物品。

小小的蜜蜂洞，本是名不见经传，人迹罕至，可现在，这里却留下了血泪和仇恨，成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惨案的见证，成了叛徒罪恶的见证。

周子昆牺牲的噩耗没有击垮何子友，她擦­干­泪水，一抬头、一挺胸，发誓要继承烈士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

何子友生下了遗腹子周林后，把两个孩子全都交给了部队保育院，自己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坚定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

在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举行开馆典礼的1985年，何子友从南京专程赶到泾县。典礼过后，她坚持要上蜜蜂洞去。

周子昆牺牲时，何子友才28岁，腹中还孕育着他俩爱情的另一个结晶。1985年她已72岁，几十年来，有一个心愿久久萦回在脑际，那就是要去蜜蜂洞看一看。

县里领导苦劝不止，力陈到蜜蜂洞无路可走，十分艰难，老人年事已高，不宜冒险。

何子友不听：“不！这一次我一定要去！”长征途中的雪山草地没有难倒她，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也没有难倒她，“上蜜蜂洞无路可走吗？周子昆上得去，我也一定上得去！”

她约了周子昆当年的警卫员黄诚，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泾县领导的­精­心安排和陪同下，高一脚低一脚地在崇山峻岭中穿行。确实无路可走。老天不知是为当年的英魂哭泣，还是为眼前的老人所感动，居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尽管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喘气，尽管一路上乱石、荆棘、杂草挡路，但何子友凭着她的坚毅和顽强，终于走到了山顶。

望着黑黢黢的洞口，一向刚强、豪爽的何子友深情地呼唤：“子昆！子昆！”她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进洞里，站在周子昆当年殉难的地方，放声痛哭，一任泪水滂沱……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以后只要有机会到泾县，她都要到蜜蜂洞去一下，凭吊烈士，怀念亲人。向亲人述说无尽的思念，向亲人表白革命的信念。

何子友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新四军军歌》，最喜欢用口琴吹奏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