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老人九十华诞之际，南京图书馆的同志们­精­心制作了一块匾，上面刻写的就是《新四军军歌》的词和谱。本来提出这个创意的同志还有点担心：“这块灰突突的板子上面，没有鲜花，没有任何装饰，何妈妈会喜欢吗？”没想到的是，当何妈妈接到这块匾时竟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她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个礼物更珍贵的了。当即，她就指挥她的一群孩子们把这块匾端端正正地挂在正面墙上，一进门就能看到。她还拿出口琴，兴致勃勃地吹了起来。吹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在采访何子友老人时，正逢南京军区副政委率领一行十多人来探望她，她很高兴，又从包里拿出口琴，说：“我给你们吹一个。”吹的仍然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0岁的老人了，难得的是她对共产党的一往情深；周子昆离开她也有60年了，难得的是她对周子昆的一往情深。更难得的是她的新四军情结，丝丝扣扣，解也解不开，永远解不开！

教导总队的女教员

1938年8月的一天，红日当空。皖南泾县中村教导总队来了一位戴眼镜、穿旗袍的“客人”。她提着小箱子，脚步轻快地走着，一边不时用手绢擦去额头上沁出的汗珠，一边怀着激动的心情呼吸着这里清新自由的空气。这里的山山水水多么像无锡家乡的山山水水啊！原本它们是一样绿、一样青的，可是家乡已沦于敌手，环境已不再宁静，空气已不再清新。为了让祖国的河山重新美丽，罗琼把心爱的儿子交给­奶­­奶­，与丈夫一起毅然奔向抗日的队伍。今天，她比丈夫薛暮桥〔1〕先到了泾县。

“教导总队来了个女教员！”消息不胫而走。当时的教导总队只有邱一涵一个女­干­部，这是一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千山万水的女杰，从延安来到新四军教导总队任政治处宣传科长，她的丈夫袁国平是被毛泽东誉为“政治开展，经验也多”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任教导总队政委。罗琼的到来，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邱一涵亲自帮她领来了军装并为她换上。一套显得过于肥大的军装穿在罗琼身上，越发衬托出她的文静和秀气。邱一涵一边帮她整理衣服，教她打绑腿，一边笑着说：“这套军装太大些，你穿不合身，以后再换。将来你一定能成为一位既文雅又威武的革命军人的。”

罗琼却十分激动：衣服虽然不合身，但是很贴心，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要无愧于它，做一个真正的新四军战士。

罗琼的到来，立即引来了注视的目光。人们怀疑这位戴着眼镜的“文弱小姐”能否吃得了苦。罗琼也清醒地知道，光有文化知识还教不了课，还必须完全融入到军队的行列中去，与工农相结合，与他们打成一片；还要学军事，做真正的军人。

在备课的两三个星期里，她白天到队里去，与学员一起上军事课，观摩他们­操­练、打靶，休息的时候，与他们一起唱歌、聊天，听他们讨论，相互了解和熟悉；晚上回宿舍后再读书写讲稿。从住地到教导总队一、二队所在的清水湾村，约有三四里地，每天早起，踏着露水，迎着朝阳，沿着田间小路，听着啁啾鸟鸣，三四里地一眨眼就到了。每天来回也不觉得辛苦。一、二队是军事队，学员都是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班排­干­部，以培养连长为目标。他们对这个新来的女教员能否理解他们的思想，体会他们的感情，抱着怀疑的态度。几个星期下来，他们开始喜欢这位女教员了。他们发现，这个女知识分子没有什么“臭架子”，与大家一起上课、出­操­，不怕吃苦，刻苦锻炼；她还认真地向他们学习，哪怕是举手敬礼、穿衣注意风纪这样的小事。开始时，学员们向她敬礼，她要还礼，可是她手老举不到帽沿上，只好又举手又点头，惹得学员们转过身去捂着嘴笑。她自己也觉得确实有点“四不像”，就下决心把它练好。几天下来，居然把动作纠正过来了。

一、二队的学员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共产党员。他们中不少同志是从农民切身利益出发，认为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了大家有田种、有饭吃，具备的实际上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罗琼针对这些情况，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引导他们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正确认识共产主义，树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人类求解放的观点，克服小农思想、平均主义。由于他们文化低，知识面不广，罗琼在讲课中尽量联系实际，用他们熟悉的生活中的东西，反复举例，反复讲解。课堂上没弄清的问题，再花几倍的时间于课外。学员们从浅显的例子中明白了原来生活中还有这么多道理，学习有了兴趣，有了信心，沉寂的课堂变得活跃了。学员们对罗琼开始刮目相看，都说：“罗教员不仅人好，课也讲得好，真有学问！”

罗琼调到女子八队任教员时，与学员、­干­部住在一起，成了学员们贴心的好大姐。八队的姑娘们大都是初中、高中的学生，他们不愿当亡国奴才不辞辛苦来到皖南，追求抗日和进步；也有少数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而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有爱国的激|情，也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这个队的教育重点，则是传授理论、政策知识，引导她们由爱国主义深化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由个人利益转向为民族解放、为社会进步而奋斗。

罗琼和学员们一起住在老乡家里，学员们住堂屋，全班同睡一个通铺，罗琼住在堂屋左边一个小屋里。每天晚上，熄灯号吹过后，那个小屋里的灯光仍久久地亮着，直到深夜。第二天，她仍然­精­神饱满、条理清晰地给大家讲课。

罗琼可能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曾经在八队听过课的女兵们，至今还记得她讲授的《社会发展史》，记得她把­鸡­和­鸡­蛋分别比喻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例子；她们至今还在感谢她，是她讲授的革命道理使她们开阔了眼界，坚定了革命信念，

罗琼的爱人薛暮桥于1938年10月也到了云岭。当时，项英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返回，途经南昌新四军办事处，薛暮桥也正在那里。项英听说有一位要到皖南去的人是经济学家，十分高兴，虽然他们不认识，但他热情地邀请薛暮桥一起走。于是，薛暮桥乘坐项英的汽车一起到了云岭。在云岭，薛暮桥担任教导总队的训练处长，兼任新四军政治部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培养新四军军政­干­部的教学工作中。

薛暮桥是个和蔼可亲的知识分子，无论上课还是调查都认真负责。薛暮桥给学员讲政治经济学，虽然他有着浓重的无锡口音，有些名词术语学员们也听不懂，必须借助于板书，但一些新四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认为他的课讲得很好，观点鲜明，有血有­肉­，解剖透彻，比喻生动，文化水平低的同志也能掌握课程的中心思想。

薛暮桥主持并负责的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从事的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他们选择了皖南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泾县、繁昌、铜陵、南陵进行调查，调查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封建迷信活动和皖南地区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和敲榨。调查过程本身就是我党我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对掌握准确的打击对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薛暮桥在讲课中，运用了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学员们理论联系实际，阶级觉悟大大提高。薛暮桥的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就诞生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另一本《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经过修改的《政治经济学》，不但被新四军各抗大分校所采用，而且在香港等地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经济学》还被作为教科书，影响很大。

这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军部受到大家的信任、尊重和喜爱，罗琼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光荣地当选为全军出席党的七大代表，于1940年1月，告别皖南，告别朝夕相处的爱人和同志，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3月，在军部召开的纪念三八节的大会上，她和薛暮桥、袁国平和邱一涵、朱镜我和赵霞君三对夫­妇­被选为模范夫­妇­，在全军受到表扬。

倔小姐到犟女兵

新四军教导总队女子八队分成八一队和八二队后，张明秀就到八一队当了政治指导员。她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的夫人，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女同志。

张明秀是四川省昭化县虎跳驿镇南斗坝人（现属广元市），1918年2月6日出生在一个豪富之家。张家曾有良田百亩，商船数十艘，高堂华屋，富甲一方。后虽一度衰落，但张明秀的母亲是剑阁县一家豪门巨富的独生女，嫁到张家时，带来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箱柜妆奁，送亲队伍就排了一里多长。她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使张家又买了许多土地出租，并建造了新屋，重新过起了锦衣玉食、呼奴唤婢的生活。张明秀就出生在这富贵窝里。

张明秀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母亲在分娩前夕，梦见一只燕子绕梁飞舞，心中喜悦，全家都认为是个好兆头。等三小姐呱呱坠地时，立即有了一个十分亲切的名字：燕平，昵称燕娃儿，直到进了小学，才改名为明秀，成了秀娃儿。

一个人的出生成分，不能决定其要走的道路。这个有着秀气名字的女娃儿，自幼就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平等心，她不娇不骄，毫无小姐架子，对佣人丫鬟非常友善，对封建礼教极端厌恶，对繁文缛节不屑一顾；她­性­格豪爽，坚强勇敢，为此，从童年开始，就一直以“倔小姐”的戏称而闻名乡里。上学读书后，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她如鱼得水。在进步教师的教育和影响下，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报刊，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叛逆心，对共产革命、世界大同充满了憧憬和热望。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打到昭化，在川北嘉陵江两岸燃起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打土豪，分田地，搞得轰轰烈烈。张明秀的父亲虽然表示要把房子和土地分给穷人，被红军视为开明地主，但他也被革命的热浪吓坏了，不久就躲进了开元县城。张明秀早就对革命充满了渴望，她坚决要求参加红军，母亲派佣人丫鬟守着她，又派四小姐张明莲看住她。结果，张明秀带着妹妹一起参加了红军，这一年，她17岁，妹妹13岁。张明秀和许多豪门小姐一样，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走上了一条奔向光明的大道。

参军后，张明秀革命坚决，作战勇敢，工作出­色­，很快就当了排长。长征开始后，爬雪山，过草地，妹妹在泅渡一条冰河时不幸牺牲。就在艰难的草地行军中，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多年后担任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副书记、上海瑞金医院党委书记的张明秀，在回忆草地入党的情景时，神­色­庄严坚毅地说：“那时候，满脑子的实现共产主义，打碎旧世界，实现共产大同，救中国，解放天下的穷苦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什么都不怕！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啊！”说起妹妹，她眼中闪起了泪光：“部队过一条冰河，水流很急，河里全是大大小小的冰块，我紧紧攥着妹妹的手，过河时被一块大冰撞击，跌进深水，我被男同志救上来时已经昏迷，妹妹明莲却找不到了，她永远地留在了草地。当时，她才14岁啊！解放后，明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几十年来，我经常想念她啊……”

1936年10月，长征胜利后到达陕北，张明秀被分配到离延安200华里的宜川境内的云岩镇­妇­女­干­部学校，任党支部书记和一连指导员，全校有五六百人。她深感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一天，原红九军团政委何长工来学校视察，问同志们有什么问题，张明秀说：“我提个问题！我不­干­这个领导工作了，请求到延安去学习，要是不给去——”何长工打断她的话，问：“要是不给去，怎么样？”张明秀原想说“不能胜任领导工作”，一急急出了一句话：“要是不给去，我就罢工了！”何长工对这位快人快语的姑娘留下了很深也很好的印象。张明秀不久就进入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

在延安，何长工介绍她认识了原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1937年9月，他们在延安结婚。婚后两个月，罗炳辉奉派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和叶剑英做国民党上层军事统战工作，并和董必武共同主持为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在中南地区的招生工作。许多革命青年怀揣着有“董罗”签名的介绍信，奔赴延安。1938年2月，张明秀也从延安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副主席的机要秘书，还兼任过一个时期的中共湖北省委地下交通。有一天夜晚，周恩来交给张明秀一个紧急任务：连夜找到并通知几位同志在拂晓前转移，能烧的文件烧掉，不能烧的立即送到办事处来；外地同志能返回的返回，不能返回的立即搬到办事处来住。张明秀机警地在武汉三镇奔走了一整夜，圆满完成了任务，天亮前回到办事处。看到周恩来因为担心她的安全，竟然彻夜未睡，在坐等她安全回来,张明秀被深深地感动了。

在武汉，周恩来还亲自安排找到了罗炳辉失散多年的女儿。罗炳辉的前妻杨厚珍是江西瑞金人，出生于富裕的米商家庭，1929年10月参加革命，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位女同志之一，与邓颖超、蔡畅、贺子珍、康克清、刘英、刘群先、廖施光一起被称为“八大姐”，1936年与罗炳辉离婚。他们有个女儿，1929年出生不久就秘密寄养在一姓岳的滇军旧友家，取名岳冰玉。后岳某病逝，岳妻带着小冰玉几度搬迁，冰玉对自己的身世毫不知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党组织费尽周折，终于在南昌找到，由专人护送到武汉。女儿长相酷似罗炳辉。罗炳辉紧紧搂着9岁的女儿，热泪盈眶。他对女儿说：“冰玉这个名字太文雅，你要准备在一生中压倒大风大浪，爸爸给你取名镇涛。”

日本侵略军猛攻武汉，形势越来越危急，许多机构西迁重庆，罗炳辉原想托人把镇涛带到重庆，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周恩来认为这样安排不妥，就出面把罗镇涛托付给思想进步的云南巨商李岳崧做养女，改名“李镇涛”。镇涛在香港和昆明优裕的环境中，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直到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又亲自安排把镇涛送到延安，1946年3月，全家在山东临沂团聚。

1938年9月，罗炳辉去延安列席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张明秀在10月25日武汉弃守前一天撤退到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曾安排她乘车去延安，但途中被国民党军拦阻，只好返回西安。

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中央决定由罗炳辉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是陈毅）。罗炳辉到西安与张明秀会合，和姬鹏飞等一起南下，穿越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在景德镇卸下八路军符号，换上新四军臂章，12月抵达皖南泾县云岭。元旦后，罗炳辉去苏南茅山地区与陈毅会合，张明秀先任水东区委组织部部长，不久调到中村教导总队女子八队工作。

1939年4月19日，罗炳辉奉命从苏南返回泾县云岭军部。在云岭，新四军军长叶挺为罗炳辉和张明秀拍摄了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中，身材魁梧的罗炳辉英气勃勃，全副武装，席地盘腿而坐，其坐如钟，尽管脸上溢满笑意，却依然是一派大将威严。并肩坐在右侧的张明秀在新四军女战士中算是身材高大的了，可在罗炳辉身旁却显得娇小。她也是一身戎装，紧扣着风纪扣，腰扎皮带，打着绑腿，两腿并拢，双手抱膝，军帽下露出乌黑的齐耳短发，一脸灿烂的微笑。照片上的张明秀刚满21岁，正是花一般的年华。

张明秀在革命的风浪中摸爬滚打了几年，此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干­部了。但她­性­格里固有的倔犟、她的持正不阿、她的爽朗和快人快语，一点也没有改变。

1939年的春天，周恩来到皖南云岭军部视察工作，在军部大礼堂做报告。他在人群中发现了张明秀，朗声说：“嘿呀，张明秀同志，你怎么到这里来啦？”那是一个官兵一致、亲密无间、毫无顾忌的纯真年代，张明秀调皮地说：“是组织上派我来，可不是我自己私自跑来的啊！”周恩来非常高兴地把张明秀介绍给在场的叶挺和项英，说：“诺，这是我的老同事张明秀同志！长征过来的。”张明秀连忙纠正说：“哎呀，啥子‘同事’吆，我和你是被领导和领导、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周恩来说：“我们曾经在一个机关工作，在一个大锅里吃饭，还不是标准的同事么？”在场的同志们都笑了。张明秀的坦荡率真、快人快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张明秀所在的女子八队有一位同志在长征中曾掉队被俘，与党组织断了联系。周恩来到云岭后，她去找周恩来，要求帮助她恢复党籍。周恩来十分关心这件事，专门找来张明秀，说：“有一件事要麻烦你办。你看这位同志的党籍能不能恢复啊？”张明秀说：“周副主席，这个事我可办不了。在未弄清她在狱中的表现之前，只能重新入党，不能恢复党籍！”周说：“在人的问题上要慎重。她是长征的老同志了，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要爱护每一个­干­部，尽快把她在狱中的表现查清。”事情过了好几天，周恩来到中村看望教导队学员，特地又找来了张明秀，说：“前几天跟你说的问题，要按照你们支部的意见办，因为支部的意见是正确的。你千万不要认为我周恩来说过了，不办不好。我也是一个普通党员嘛。我们共产党的规矩是按原则办事，服从真理，不能谁的官大谁说了算。”事后，张明秀把这件事告诉了罗炳辉，罗十分同意张明秀坚持原则、不随风使舵的做法，对周恩来关心同志、服从真理的­精­神也非常钦佩。

张明秀敢说敢当，敢于批评，连罗炳辉也要受到她的监督和批评。罗炳辉­性­格刚强，治军极严，有时候不讲方法、脾气不好。比如，有一次，教导队学员正在谈论罗司令的神奇枪法，刚好罗炳辉从旁边路过，学员们要求他表演打鸟。他正在思考问题，摆摆手说：“下一次吧。”有个学员开玩笑地说了句风凉话：“哪有那么神？我就不相信！果真一枪一个，我就吃了它！”罗炳辉很生气，拔出左轮枪，四面看了看，一甩手叭叭两枪，从天上栽下来一只灰喜鹊和一只麻雀，麻雀身体打飞了，只剩下一团血­肉­连着两个翅膀，罗炳辉板着脸命令那个学员出列，厉声说：“你！把它吃掉！”那个学员没想到平日里像弥勒佛似地笑呵呵的司令员一下子变成怒目金刚，脸都吓白了。罗炳辉这才缓和下来：“听口令！入列！油腔滑调，像个军人吗？”还有一次，一个旅长在半塔街上走，没扣风纪扣，被罗炳辉撞见了，他命令旅长立正，严肃地说：“检查一下军风纪！”这位旅长张嘴想检讨几句，罗炳辉一挥手：“别说了！稀稀拉拉，像个军人吗？以后要改！回去吧！”张明秀看到罗炳辉这种态度，就会适时提出批评，而且语气非常严肃：“炳辉同志，别以为你是首长，我就批评你不得。你是共产党员，我是机关党支部书记，你得接受我们支部的监督！”罗炳辉是个襟怀坦荡、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他知道自己态度不好，事后会主动道歉并做检讨。

张明秀随罗炳辉离开皖南进军皖东后，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她任司令部协理员、司令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随军征战，勇敢­干­练，威望很高。

第一次反共Ｇao潮掀起后，1940年2月，华中国民党军对淮南抗日根据地津浦路西地区发动进攻，罗炳辉率主力西击桂顽，在史家围子与刘少奇、张云逸会合。3月21日，反共顽固派韩德勤乘路东空虚之机，纠集万余兵力进犯路东中心区半塔。半塔保卫战打了七天七夜，最终取得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在半塔保卫战前，张明秀已任民运工作队队长，她智斗项国平，收缴民间武器枪支，组建自卫队，把青抗、农抗、­妇­救会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半塔保卫战一打响，她迅疾组织起一支120人的武装，带着各式武器，投入战斗。这支队伍都是半塔当地人，熟悉情况，在保护机要、重要物资隐蔽、老弱­妇­幼转移、战场递送情报等方面，发挥了正规部队不能替代的作用。张明秀坚毅果敢、指挥若定的英姿，给战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十年后，她的战友们说到这次战斗时，都说：“张明秀同志堪称是一位女英雄！那么英勇顽强、镇定自若，许多男同志都比不了。”张明秀自己也自豪地说：“炳辉同志和我各人有各人的工作。严酷的战争环境和生死考验早已证明，我们新四军女兵一点也不比男同志差！”

张明秀毕竟是个女­性­，她更多地具有细致柔和、善解人意的女­性­特质。

罗炳辉喜欢小孩是出了名的。1941年冬，张明秀生了一个女儿，非常健壮，但由于医疗器械消毒不严，脐带感染，几天后孩子发高烧夭折了。医生知道罗炳辉盼孩子心切，又内疚又害怕，紧张得直掉眼泪。罗炳辉兴冲冲从前线回来看孩子，张明秀强忍着悲伤，哄他说：“孩子生下来就是死的。医生抢救了很长时间，吃了许多的辛苦……”直到1943年12月25日，罗炳辉的爱子降生，张明秀才把女儿夭折的事告诉丈夫，并说：“我怕你发脾气，伤了同志的心。瞒了你两年，请原谅我。”罗炳辉感动地说：“你做得对。我得感谢你一个人担当痛苦。”爱子又白又胖，活脱脱一个小罗炳辉。罗炳辉以“新四军时期生于安徽”之意，给儿子取名“新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炳辉率部北上山东。张明秀1945年12月16日在临沂生下幼女，取名鲁安。这一年，长女罗镇涛也到了山东，合家团聚。罗炳辉对张明秀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深为感动，他在山东枣庄前线给张明秀写的一封信里，除了谈到关于镇涛的教育问题外，还殷殷询问：“新安这一向怎样？讲了什么话？鲁安更好玩了，我均很想念。”在信的最后，罗炳辉深情地写道：“秀，你对我特别照料关心，可是对你母亲的安慰信写得太少了。详情再谈。”罗炳辉没有想到，这封信会成为自己的绝笔。在经过9天的鏖战后，枣庄解放。当晚，罗炳辉在主持高级­干­部会议时发病昏倒。陈毅闻讯从后方赶来，守护在床边。21日，罗炳辉在回临沂途中病逝于兰陵镇。23日，10万军民为他送葬。张明秀和罗镇涛悲痛欲绝，跳进坑里，抱棺痛哭。这一年，张明秀才28岁。

解放后，张明秀一直在上海工作，1983年离休。罗镇涛1953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财经学院，1983年去世。罗新安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罗鲁安1969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

1997年12月22日，是罗炳辉诞辰100周年。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在昭通举行罗炳辉将军铜像落成典礼，在将军故乡彝良县举行罗炳辉将军纪念馆揭幕典礼。张明秀应邀率罗新安、罗鲁安、罗镇涛的女儿郭尚谦等亲属，参加了纪念活动。彝良县地处莽莽苍苍的乌蒙山山脉的东端，县城海拔880米，将军故里阿都山偏坡寨海拔1800米，当满头银发、年届80的张明秀在众人簇拥和搀扶下，攀登上险峻陡峭的阿都山山顶时，从四乡八镇赶来的淳朴的山民们热情欢呼着，一起鼓起掌来。

张明秀站在罗炳辉故居门前，凝神远望。天风浩荡，万山拱伏，一派雄浑景象。山脚下隐隐一线银白­色­的是洛泽河，向北奔流注入长江。长江东流到山城重庆接纳了嘉陵江。这位从嘉陵江畔走出的女战士，眼睛湿润了。

军民情深

皖南，峰峦起伏，山明水秀，风光旖旎，但“养在深闺人不识”，外面世界的千变万化都被峰峦挡住。山，还是那座山。

我到过离泾县不远的歙县，这也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山乡小县。那里有闻名于世的棠樾牌坊群，有全国惟一的女祠“清懿堂”。站在棠樾村口，看着忠孝节义齐全的一座座石砌牌坊，上面的“敕建”、“御制”等字样，让我感到沉重，有一种被封建礼教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再看看“清懿堂”里旌表的那些“三从四德”的贞节女子，更让我有一种想赶快逃离的念头。它们作为一种文化被保存了下来，但是，作为一种封建礼教的象征，我为那些女子感到悲哀。她们在神权、族权、夫权的层层禁锢下，完全没有了自我。她们不能有自我。一代代、一辈辈，皖南山乡的女子在这样闭塞的环境里，平静而麻木地生活着。我不由地想起新时代的女­性­，想起了曾在皖南的新四军女兵，同时也联想到新四军开进山乡后给山乡带来的变化。

战地黄花

新四军来了，他们把整个世界也带了进来，山乡有了生气。新四军女兵的出现，更给封闭的山村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抗敌》杂志上有一首《女兵》的诗，诗中写道：

时代轮转着向幸福奔驰

人世已有了多少次改变

但，女人却一直被压迫着

过着忧患的日子

而今

她们是英勇地坚决地站起来了

在革命的战争中

顽强地挺起了胸膛

……

这群挺起了胸膛的女兵，在新四军的各项工作中表现优秀，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军部在1939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期间，举行了三天的纪念大会，给一批优秀的女兵授奖，她们中有罗琼、郑素文、左英、陈凤琴、徐德、邱一涵、王仪、乐群、周临冰、毛维青、施奇、张韵之、陈菁、李又兰、程瑞蒙、周至中、惠廉、张西雷、汪春熙（汪溪）、朱明、张新华、李心渠、王于耕、赵霞君、周超英、韩桂先等。三天中，还举行了群众纪念大会，农抗会、­妇­抗会的会员纷纷赶来参加，连附近的青阳、南陵、铜陵、繁昌等县都派来了代表团，气氛热烈激昂，无论是新四军的女兵还是战地的­妇­女都深深地受到了鼓舞。

战地的­妇­女给了新四军巨大的支持，她们都为抗战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四军女兵喊着“大娘”、“大嫂”、“大姐”，敲开她们的家门时，同时也敲开了她们紧闭的心扉。做民运工作的女兵们不辞辛劳，深入到一个个家庭中，一边做家务，一边和­妇­女拉家常，在家长里短中说着新四军，说着抗日的意义，说着­妇­女的“命”，一齐流泪，一齐欢笑。平时足不出户的­妇­女们在女兵姑娘的带动下，终于走出家门，参加识字班、讨论会，成立­妇­抗会。皖南的农村出现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妇­女们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实际上也投身到解放自己、解放民族的伟大斗争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战地­妇­女也成了女兵，成了不穿军装的女兵。她们中不乏可歌可泣的事迹。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里，用她热情的文字向世界介绍了山村­妇­女们投身抗战的情况。她写道：

……­妇­女们参加识字班，出席讨论会，去了解战争的形势和­妇­女们能够做些什么， 白天的工作做完以后，那些­妇­女就坐在各自的家门口，剪出一块块布片，一针针缝。我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说：“做鞋支援军队。”

越来越多的­妇­女接过了以往由男人们承担的田里农活……每当节日来临，­妇­女救国会的会员就要到医院里去赠送食品、唱歌、和士兵们谈话，“慰劳伤兵”。

要过年了。大雪纷飞，地上积雪盈尺，白茫茫一片无边无际。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忙着做些过年吃的东西，就是最穷苦的人家，也做了一些香米糖。世界变得十分宁静，外面的战火仿佛已远远离去。­妇­抗会的­妇­女们想起了伤员，她们说：“我们为什么今年能够这样安静过年呢？还不是（因为有了）他们吗？”“现在，他们为了千百万­妇­女儿童在战斗中受了伤，他们是光荣的战士，我们应该去慰劳他们。”于是，她们“一步一步踏着一尺多深的雪”，走村串户，先去募捐，然后把慰劳品送到医院。伤员们在伤痛中得到极大安慰。

老百姓把新四军看作“我们自己的队伍”，不仅大力支援新四军，而且积极参军作战，­妇­女们不甘落后，主动挑起抬担架、做饭、送饭等任务。战斗中需要担架，­妇­抗会的­妇­女连夜到山上砍竹子做担架。

慰劳在前线作战的新四军将士，是皖南老百姓常有的事。一次，一个农民挑了一担­鸡­蛋送新四军，途中碰见一位友军，那位友军强迫他把­鸡­蛋送到他们部队去。农民说：“新四军在前线打了胜仗，很辛苦，送东西给他们吃是应该的。”友军不快活了，争执起来，结果，农民用扁担和他打了起来，坚持把­鸡­蛋送到了前线。有的老大娘，还把家里平时最喜欢的老母­鸡­杀了，煨好后送到前线。战士们喝着大娘冒着危险送来的­鸡­汤，疲惫的身子立刻又充满了力量。­妇­女们“做好了饭菜做好了汤，挑起了担子送前方”，而前方的将士则“一口馍来一口汤，吃饱了肚子打东洋”，大家都在为抗战出力，­妇­抗会的会员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在繁昌前线工作的孙晓梅写过一篇关于­妇­女参战支前的报道，登在1940年4月15日浙江绍兴出版的《战旗》上她写道：

当火药味逼近繁昌城的时候，男子将家里的东西撤到山洞以后，就全部走上前线帮助军队和直接作战了，于是后卫工作就交给了­妇­女。­妇­女们，除了放哨、侦察，还负责送茶水、招呼伤兵、包扎伤口等救护工作，没有一个女人，为害怕战斗而离开她自己的岗位。

战斗结束以后。一个老寡­妇­的儿子被打死了，她的儿子参加了自卫军，这次配合新四军作战，他很勇敢地打死了六七个鬼子，结果，在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这老寡­妇­接到她惟一的儿子的死讯后，自然十分难过，­妇­抗会马上发动募捐款子、米、­鸡­蛋、­肉­等大批的东西去慰问她。当时这老­妇­人忍住内心的悲痛，感动地说：“我的儿子，虽然死了，但你们这样敬重我、安慰我，我还有什么难过呢？我要告诉别人的母亲，叫儿子都去当兵，打鬼子，就是打死了，也是光荣的……”

朴素的话语，却有着令人震颤的境界！

不穿军装的女兵

战地­妇­女中还有许多这样深明大义的典型人物。

人称张妈妈的张素珍是云岭人。新四军进驻云岭时，她已有50多岁。她目睹新四军官兵一致、抗日爱民，深为敬佩，在女兵姑娘的发动下，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发动­妇­女参加识字班，唱歌学文化，做鞋缝袜，慰劳新四军抗日将士。她很快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并担任了­妇­抗会主任。全家11人有8人参加革命工作。

皖南事变前夕，云岭形势紧张，张素珍全家除老婆婆和最小的一个孙子去亲戚家隐蔽外，其余都随新四军转移。事变发生后，她担任向导带新四军将士突围，不幸在突围途中被冲散。张素珍装成乞丐潜回家中，得知国民党军警正在搜捕，她便又出去“乞讨”，途中被敌人抓获，关进监狱。由于叛徒指认，张素珍身份暴露，遭到敌人严刑拷打，逼迫她交代党组织秘密。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始终未吐一字。婆婆卖尽家中所有东西托人求情，才把她保释出来。泾旌太游击队派人秘密送来药物，治好了她的伤。伤好以后，她假装疯傻，到处乱跑，而暗中则为游击队担任交通员，四处搜集国民党情报，秘密为游击队传送信件，直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年逾花甲的张素珍更加焕发革命青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与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公益事业，被推选为泾县各界人民代表。1951年国庆节，她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去首都参加国庆观礼，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会见，成为全县­妇­女的骄傲。

军部在云岭三年，派往茂林的民运组住在当地最大的一座院落——辑园里。辑园女主人吴鸿赐也是一位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早年她和丈夫汪席珍曾住在上海。他们的儿子汪仑于1931年参加革命，并于次年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为了帮助左联机关的革命活动，夫­妇­俩到上海以“居民家庭”作掩护，在白­色­恐怖中，机智勇敢地担负着望风、报信等任务。儿子到延安后，他们才回到家乡。

1938年，吴鸿赐已年近花甲。因为她知书达理，为人正派，办事又公道，地方上无论老幼都尊称她为姑­奶­­奶­。姑­奶­­奶­自己制酱、种菜、缝衣，自食其力，大受群众赞誉，无形中，人们以她为楷模，凡是“姑­奶­­奶­带了头的，总不会错”。新四军依靠她的号召力，­妇­女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她的家不仅是民运组同志们的驻地，还成为南来北往的新四军将士的落脚点，粟裕、袁国平等都曾在那里吃、住、休息过。她把自家供奉仙姑的、比较隐秘的“仙姑庙”腾给中共茂林区委作为秘密办公室。在那间办公室里，有许多同志举起拳头宣誓入党，其中就有吴鸿赐老人。

成为中共党员的老人带头报名参加­妇­抗会，在原­妇­抗会主任吴友廉参加新四军后，她接任了主任之职。在动员扩军的群众大会上，她讲演扩军的重要意义，深得人心。国民党的一个联络参谋在群众大会上大放厥词，公开诽谤新四军。吴老太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走上讲台，摆事实，讲道理，义正词严地逐条驳斥，使对方哑口无言。

皖南事变发生后，早就引起反动势力仇视的吴老太被逮捕关押，经她老伴四处活动，才得以保释。她回村后，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与同志们的安全，立即把事变发生时藏在她家地板下的­妇­抗会名单及其他文件取出烧掉，以防再遭逮捕或搜查。果然，她后来又两次被捕，第三次被捕后遭到敌人反复折磨。吴老太大义凛然，不畏弓虽暴，以年过半百之躯忍受种种酷刑，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出狱后，她心系皖南事变时新四军寄养在群众家的子女，多次让老伴暗中探望照料。

泾县有一位曹妈妈，她叫徐嫦娥，曾舍生忘死地掩护并照料红军­干­部李步新。

1934年12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行进到太平县新丰村，方志敏派李步新到泾县工作。李步新同长期坚持在石、青、太地区坚持斗争的党组织负责人吴介堂以及同先遣队失去联系的原红十军团十九师的王岐山（团长）等人在泾县戴阳村会合，组建泾旌宁宣中心县委，洪维恭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斗争。

斗争的环境十分险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有人在严酷的形势下，经受不住考验，动摇叛变。1935年7月，叛徒带着宣城县保安队偷袭了泾旌宁宣中心县委机关，书记洪维恭牺牲，王歧山也在战斗中牺牲，李步新负了伤。徐嫦娥秘密地把李步新接到家中细心照料，并掩护和帮助他进行革命活动。

当地一个地痞曹大毛经常在老百姓家混吃混喝，整天游手好闲，刺探消息。他发现徐嫦娥家似乎有什么情况，遂去告密。徐嫦娥觉察后抢先行动，嘱咐她儿子连夜把李步新送到山上的炭棚里隐蔽。国民党警察来搜捕时，已什么痕迹也没有了，他们扑了个空。但是，从此，她家也受到了监视。

为了使李步新在山上安全生存，她经常在夜间做­干­粮、烧菜，第二天白天，再让儿子佯装上山­干­活把饭食送给李步新。由于她细心谨慎，国民党警察一直未发现蛛丝马迹。国民党到处张贴悬赏告示缉拿李步新，当然一无所得。

伤好后的李步新回到部队，任中心县委书记。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李步新所在的江西抗日义勇队改名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三营，同时成立中共皖浙赣特委，李步新为书记。他给徐嫦娥写信，告知新四军成立及进行抗日的情况，徐嫦娥立即让儿子曹传忠去与中共皖赣省委联系。回来后，呣子一起投入了抗日救亡工作，发动群众成立抗敌协会。新四军军部到泾县后，她让二儿子、三儿子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不久，两人相继阵亡。大儿子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皖南特委交通员、区委书记，工作上一直得到母亲支持。皖南事变后，她支持大儿子参加武装斗争。1943年，在一次战斗中，大儿子光荣牺牲。徐嫦娥含辛茹苦抚养长大的四个儿子有三个为革命牺牲，她强忍悲痛，亲自担负起游击队交通任务。解放后，李步新多次到泾县探望这位革命母亲，并将她接到北京家中奉养，但她眷恋故土，执意返乡。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到泾县西南乡村搜捕新四军战士。

在东流山战斗中负伤的三纵队五团二营营长陈仁洪、副营长马长炎和他们指挥的一个侦察班及伤员、卫生员隐蔽在附近山上。时值寒冬腊月，一方面是国民党军在四处搜山，一方面又面临断炊断粮的危险，30多个人几乎陷入了绝境。有一天夜里，他们冒险来到山下。

山下住着一个木匠叫凤志旺，人称凤木匠。几天来，凤木匠一直为新四军的安全牵肠挂肚，并悄悄寻找新四军的下落。当他看到战士们缺吃少穿，就立即动手做饭菜，先让他们饱餐一顿，然后把他们安顿到人迹罕至的炭棚住下，自己望风。

毕竟有30多个人，需要很多粮食。凤木匠频繁下山购粮，终于引起反动派的怀疑，把他抓了起来，严刑拷打，逼他说出新四军在哪里。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就把他放回家作诱饵，妄图把新四军引出来。凤木匠识破敌人的­阴­谋，心里早有打算。回家后，他连夜将指战员转移到濂坑陈六香家，托陈六香掩护照料。全家以种茶、烧炭谋生的普通农­妇­陈六香置生死于度外，避开敌人耳目，把陈仁洪、马长炎带领的一批同志安排到深山隐蔽，并悉心照料他们的生活。这批同志安全转移后，陈六香一家受到迫害，房屋被焚烧，夫­妇­俩流离失所。解放后，她却从来没有向政府、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过此事。1964年，她被特邀出席安徽省贫下中农代表会，受到副省长马长炎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招待。马长炎每次到泾县去，都要探望当年的凤木匠和这位无私无欲的好大嫂。

那些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大娘、大嫂，那些没有穿上军装的女兵，她们有着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从她们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她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立在“清懿堂”女祠里的形象怎么能与他们相比？

舍女儿救女兵

1940年底，新四军军部人员分批撤离皖南，转移到苏中、苏南敌后根据地，准备继续北上。

其实，皖南事变前后，苏南的形势也紧张起来了，不仅国民党军队阻挡着新四军北上的路，而且日本鬼子也严密封锁了铁路沿线。沿线的村庄都变成日本鬼子的“爱护村”。在“爱护村”里，人人要挂“良民证”，村里实行联保，扬言如果发现窝藏一个新四军战士，全村人格杀勿论。同时还封锁了运河和长江，船只全部被管制起来，以阻止新四军渡江北上。

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前先行撤离的几个梯队全部化整为零，分成几个小组。战士们脱下军装，换上便服，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在地方党和老百姓的掩护下，分散行动，待机北上。

像鱼儿游到了水中，在这段时间，新四军战士生活在老百姓家里，军民之间演绎出许多鱼水情深的故事。

女兵们到哪里都招人喜欢，房东家的大嫂搂着女兵的肩叫“妹子”，大娘拉着女兵的手口口声声喊着“闺女”，女兵们要不是任务在身，真是舍不得离开了。

在溧阳县西溪镇，女兵张薇、郑人觉、项文格、蒋静林、杨天等人全都成了农村姑娘，分散在老百姓家里。1941年春节快到了，姑娘们了解到当地有不留外人在家吃年夜饭的风俗。乡亲们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作为革命军人却要注意这一点，这是群众纪律。她们提出单独过春节，乡亲们同意了，给她们送来了大米、咸­肉­、青菜、柴禾及餐具。

大年初一，日伪军来村里­骚­扰，女兵们混在群众中一起离开了村子。她们不知道，房东大嫂却经受了一场劫难，日伪军用鞭子、枪托抽打着大嫂，逼她说出新四军战士的下落。大嫂紧咬牙关，始终未吐一字。日伪军一无所获，洗劫了村子后扬长而去。姑娘们回村后，看到家里的锅、碗都给砸了，大嫂也遍体鳞伤，禁不住抱着大嫂哭了。大嫂含着泪安慰她们：“那帮家伙虽然砸了我家的锅，但我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你们放心吧！”女兵姑娘们擦着泪，抚摸着大嫂的伤痕，暗下决心：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掩护我们，我们不赶走日本鬼子，誓不罢休。

春节过后，天气依然­阴­沉沉的，日本鬼子仍然隔三岔五地来“扫荡”。有一天，女兵姜辛耘接受了县委指派的任务，要从县委所在地北新桥到包场镇去找区委书记商议事情。一路上，行人稀少，寒风阵阵。姜辛耘正埋头赶路，想在天黑前赶到目的地。忽然，迎面跑来一批逃难的老百姓，他们有的挑箩筐，有的提竹篮，­妇­女抱着孩子，老人牵着牲口，神­色­仓皇地跑着，说是日本鬼子已经进了包场镇。可那里，正是她要去的地方。

老百姓跑远了，姜辛耘继续往前去。根据经验，她知道这个时候区委可能已经转移到包场附近的河南乡去了，眼看天要下雨，得加紧步伐赶到河南乡！正在这时，只听得身后响起一阵紧似一阵的脚步声，姜辛耘回头一看，见是一位老人正急急忙忙地追赶着她，并问：“姑娘，你到哪里去？”她机智地回答：“学校停课了，我要回包场家里去。”老人告诉她：“那里到了日本鬼子！”姜辛耘没敢答腔，仍加快脚步往前走。老人紧跟其后，走了一段路，又说：“姑娘，天快黑了，前面去不得。就在我家过一宿，明天一早，我带你过小桥、抄小路，到包场去。”

这位老人急促而诚恳的话让姜辛耘停下脚步。望着这位素不相识但却面目和善的老人，她迟疑了一会儿，就点头同意了。

老人热情地招待她吃了晚饭，安排她休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老人就已把早饭烧好，招呼姜辛耘吃过早饭，指引她过小桥、抄小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找到区委书记，完成了任务。返回时，姜辛耘特地买了一条红纸包的米糕，向老人家道谢。老人笑眯眯地一边竖起四个指头比划着，一边说：“我姓胡，而你……都是自家人嘛！”

类似这样的故事，许多女兵都碰到过，虽然看起来既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惊天动地，有的只是朴实无华，但却饱含着人民群众对新四军的一片深情厚谊。

当年流传最广、最感人的是发生在苏南金（坛）丹（阳）武（进）地区一位老乡用自己的女儿换下了一个女兵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新四军女兵徐若冰身上。

1941年初，丹阳里庄桥附近的苏南交通站到了11人，其中只有徐若冰一个女同志。他们在交通站站长的安排下，每天早出晚归，清早背上行装，躲进离村二三里路的竹园里，等到吃饭的时候回到村里，吃完饭后，又匆匆离去。

发生故事的那天，北风呼啸，夹着蒙蒙细雨，路上几乎不见人影。就在回交通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议论着说：“这样的天气，汪派（伪军）不会来的，我们放心吃饭吧。”可是，话音未落，只听交通员大声喊道：“快跑呀！快跑呀！汪派来了！”接着，枪声、嘈杂声连成一片。11位新四军战士混在老百姓中间，纷纷向田间跑去。新四军女兵徐若冰慌忙中发现，人群中竟看不到一个­妇­女，只有自己是个女的，混在里头目标显然太大。怎么办？正不知所措之际，交通站隔壁跑出来一个老人，他一把拽住徐若冰：“姑娘，快！快到我家来！”

老人也姓徐，是交通站站长的弟弟，他头发花白，五十多岁，配合他的哥哥帮助新四军做了许多好事，周围群众像尊敬他哥哥一样尊敬他。他让徐若冰到灶下烧火，以避开伪军的视线，叫女儿鸣凤在灶头上做饭，并对徐若冰说：“不要怕，你就说是我的外孙女，从上海来的，为外婆做周年忌日的。”

伪军一进村就不停嚷嚷：“谁是新四军，快快站出来，否则，抓到后立刻打死他！”“谁窝藏新四军，就没有好下场！”随着一阵吵吵嚷嚷，几个伪军闯进徐大爷家。他们像饿狼似地乱翻乱找，翻箱倒柜地掠夺财物，注意力并不在搜查新四军上。就在他们刚要离去的时候，进来一个便衣汉­奸­，他贼眼一溜，发现了徐若冰，一伸手把她揪了出来，喝问道：“你是不是新四军？跟我走！”

没等徐若冰开口，徐大爷连忙护住了她，并跪下向他们哀求道：“她是我外孙女，从上海来的，为她外婆周年忌日来的，不是新四军，求老总放了她吧！她胆小害怕呀！”徐若冰此时不能说话，一开口，口音不对，更会引起怀疑，索­性­就装得像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孩子一样，站着不动。那个汉­奸­看看她的穿着打扮，又看看她的神态，对徐大爷的话似信非信，手仍揪着不放。徐大爷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老总，你放了她吧！你不信的话，请看挂在墙上的锡箔、纸钱，我们正为她外婆做忌日呢。”那个汉­奸­说：“不管她是不是新四军，我一定要带走！”说着就恶狠狠地揪着徐若冰的衣领往外拉。

眼看着那汉­奸­态度坚决，非要把徐若冰带走，徐大爷急了，他含着眼泪，指着他的女儿鸣凤说：“老总，你们要带还是把她带走吧，若是把我的外孙女带走，我对不起她的父母和外婆呀！”就这样，汉­奸­把许大爷的亲生女儿带走了。

鸣凤姑娘一句话也没说，跟着汉­奸­走了。徐若冰着急地抓住徐大爷的手：“大爷，鸣凤她……”许大爷拉着她的手说：“小徐，你不好再呆在这里了，马上送你走！”她还是不放心地问：“鸣凤怎么办？她不要紧吧？”大爷安慰着说：“你不用担心，她是本地人，可以想办法弄出来的；如果你被带走，就没救了。孩子，你放心走吧！”

徐若冰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徐大爷，转移到另一个村子。不久，她安全地过了运河、过了铁路、过了长江，到达盐城新四军新军部。

全国解放后，徐若冰曾多方打听徐大爷和鸣凤姑娘的情况，都未有结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徐若冰被审查，“造反派”为了找出她“可能是叛徒”的证据，到丹阳外调，居然找到了鸣凤。当年这个舍身救女兵的鸣凤姑娘，面对“造反派”的“三堂会审”，严正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又一次保护了徐若冰。徐若冰也由此找到了鸣凤，并把她接到了自己工作的地方。

徐若冰是永远也忘不了人民的，无论在哪里，她在自己的工作中都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直是单位里的优秀分子或先进分子；离休后仍不忘发挥余热，年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离退休­干­部。

然而，徐若冰由于出身豪门，社会关系又比较复杂，在“左”的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她屡屡被作为审查和批判的对象，这一点让她终生感到十分委屈和不解。

徐若冰是福建福州人，一个富商家的千金小姐，从小娇生惯养，有丫鬟服侍，每日里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燕窝粥、人参汤也不知喝了多少，可是身体却娇娇怯怯、弱不禁风。她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被­精­心呵护着，却看不到外面的新气象，呼吸不到门外的新鲜空气。长到五六岁了还没有出过门。她外婆在上海，来福州看女儿、看外孙，见到小若冰瘦得像根豆芽菜一样，十分心疼，决心把她带离福州，让她去换一种生活。徐若冰从此走出了福州的豪门大宅，到了上海，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上海凭着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很早就成为我国第一繁华商埠。自从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我国大门，上海便成了外国冒险家的乐园。望着波光粼粼的黄浦江，看到江面上挂着外国旗子的货轮趾高气扬地穿梭般来往，徐若冰既看到了上海的繁华，同时也感到十分不解，小小的心灵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霸道？为什么可以在上海设立“租界”，瓜分我们的领土？

徐若冰呱呱坠地的那一年，“阿芙乐尔”号一声炮响，苏联爆发了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批拥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率先而起，打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号，掀起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北京、上海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徐若冰到上海读小学的时候，上海的新思想早已十分活跃。她在学校里开始接受新的教育，听了不少有关苏联的故事。她从这些新的故事中似乎找到了答案。

1931年9月18日，已上初中的徐若冰听到楼上女生一片哭声，她们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入我国而愤恨，为失去美丽而富饶的东三省而痛心。徐若冰和她们一样感到愤恨，和她们一起走上街头，抗议日本的入侵，抗议蒋介石拱手揖让领土的“不抵抗主义”，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呐喊。

动荡的政局，加上对共产党认识的误区，徐家怕若冰在外惹祸，便把她召回福州，让她在福州“安心”读书。但她“安”不了心，学校准备开除她，她又悄悄回到上海。

徐家是个大家族。在徐若冰的记忆里，光叔叔就有30多个。她的一个姨在上海是共产党员，正是这个姨和姨父把她送进了革命队伍。1937年12月，姨父把她托给当时在上海红十字会工作的乐时鸣，请他把她带到延安。这无意中的一托，便把徐若冰的终生托给了乐时鸣。

乐时鸣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红十字会交通股工作。上海沦陷后，红十字会忙于抢运伤员，一路辗转上海、宁波之间。徐若冰也参与其中工作，期待着这一任务完成后，可以到延安去。由于时局的变化，去延安的道路受阻，伤员也老是运不完，乐时鸣率领的红十字会交通股与上海煤业救护队合并，一路开到了安徽新四军驻地。

如今，他们已携手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将军驰骋时立马横刀鸣乱世，若木逍遥日清冰润玉献香枝”，这是友人为他俩金婚纪念时撰写的一副嵌名联，真实地写照了他们的一生。他们于乱世间横刀立马，勇斗顽敌，又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奉献一生，虽然一生风雨坎坷，但他们无怨无悔。

皖留

几十年过去了，但岁月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却怎么也抹不去。当年，把孩子托付给老乡的情景，在新四军女兵马莲珍的脑海里仍清晰如昨。

马莲珍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民运队员，在参加新四军前已经结了婚，到皖南后，于1939年3月生下了儿子，取名海燕。当她抱着胖乎乎的小海燕离开医院回到罗里村时，大娘、大嫂们提着­鸡­蛋、红糖来到她的住所，像迎接自家的媳­妇­、姑娘一样,前来嘘寒问暖，并帮她洗衣做饭，­精­心照顾她，心灵手巧的姐妹还给小海燕做了小鞋小帽。马莲珍像回到娘家一样，感到亲切温暖。

在罗里村，马莲珍与当地的姐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被派到罗里村，主要的任务是组织­妇­女，动员她们到识字班来。她挨家挨户地动员，与姑娘、媳­妇­说悄悄话，拉家常。在识字班里，她教大家学文化，讲抗日。村里的姐妹把她当成了可信赖的人，有的动员自己的丈夫、兄弟参加新四军，有的做鞋缝袜慰劳前方战士，识字班办得十分活跃。

在识字班里，马莲珍结识了一位叫余来娣的芜湖难民，她在有钱人家帮工。因为身不由己，经常不能参加学习，马莲珍就单独辅导她，有时到她家与她一谈就谈到深夜，一起睡在厨房里。余来娣从小父母双亡，丈夫待她又不好，日本鬼子的侵略更使她流离失所，悲惨的遭遇常常使马莲珍流下同情的泪花。

就在马莲珍在新四军后方医院安全生下儿子海燕的同时，余来娣却被东家辞退，寄居在山脚下她舅舅临时搭起的小房子里，而且正在经受着难产的痛苦。几天几夜，孩子生不下来，她的惨叫声越来越微弱，乡亲们围观在小屋外，束手无策。幸亏新四军南堡村医院的医生路过，立即进行抢救，总算保住了余来娣的­性­命，可剖腹产下的孩子已死在腹中多时。马莲珍出院后去探望她，为未能保住孩子而痛惜。余来娣反过来安慰她说：“我自己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孩子即使活着，我也养不活他，所以也不可惜了。你工作忙，没有时间带孩子，不如我来帮你带吧。”从那以后，余来娣就把小海燕当成自己的孩子，与马莲珍也亲如姐妹。

1939年底，国民党对新四军心存不良，形势已很紧张，组织上要求有孩子的同志最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马莲珍的家在敌占区，家乡也很不安全，又没有人带，经组织批准，她决定把孩子托付给余来娣。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马莲珍却要与孩子分别了。刚满一周岁、开始牙牙学语的孩子，正是最好玩的时候，看到妈妈来了，张开小手就缠着要抱。马莲珍紧紧地抱着孩子舍不得放下。她看着余来娣，想说几句嘱托与感谢的话，可是，千言万语无从说起。余来娣深知一个母亲的心，她抚摸着马莲珍抱孩子的手说：“妹子，把孩子交给我，你放心吧，我会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养活他。你到了江南后，就捎信来，我就是讨饭也会带着孩子去找你。”她从床下拿出一双新的雨鞋交给马莲珍，说：“这是我给你买的雨鞋。我看你下雨下雪总是赤脚穿草鞋，会生病的。”马莲珍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拉着余来娣，任两行清泪流满脸颊。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别，竟成了她与孩子的永诀。小海燕成了第一个留在皖南的孩子。皖南事变前夕，新四军北撤时又留下了一批孩子，皖南的老百姓把他们统称为“皖留”。为了掩护和抚养这批小“皖留”，老百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余来娣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山凹凹里、荆棘丛中，可以藏身的地方几乎都留下了她和孩子的足迹，敌人搜查多次都没有搜到他们。她的丈夫对此相当不满，要把她卖掉。他把余来娣带到指定地点让买主看，孩子也带去了。围观者中有人说：“她带的孩子是新四军留下的。”余来娣一听，心头一震，当天晚上，她就带着孩子逃跑了。国民党反动派闻讯赶到她家，发现扑了空，恼羞成怒，就放火把她家房子烧了。

余来娣不敢回家，躲在外面靠讨饭度日，饥一顿饱一顿，风里来雨里去，担惊受怕，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

在这期间，马莲珍一直在打听他们的消息，余来娣也一直在寻找着马莲珍，可惜，兵慌马乱，新四军转战南北，居无定所，最终失去联系。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泾县公安局的帮助下，才找到了余来娣，也才知道孩子在5岁那年已经因病夭折。一对患难姐妹终于得以重逢。俩人相见，抱头痛哭，互诉思念之苦，马莲珍手捧着余来娣为她新做的四双布鞋，泣不成声，泪水打湿了鞋面。

为马莲珍寻找孩子和余来娣的是泾县公安局的程少宾同志，他热心奔走，不辞辛苦。其实，他的心里也有一段情。

程少宾的妻子也是一个苦命的“皖留”，是云岭的父老乡亲用生命和鲜血保下来的新四军后代。

1940年底，新四军大批非战斗人员先行撤离皖南。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晚上，战地服务团团员李心渠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来到老乡家。她对着老乡深深地鞠了一躬，含着眼泪说：“我把孩子托付给你们了！如果我们还能回来，我一定来找你们！”收留小“皖留”的老乡姓詹，新四军在云岭的时候，他和乡亲们一起为新四军伤病员抬担架、送饭送汤，新四军就是他的亲人。如今新四军把孩子托付给他，是对他的信任，他要把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待。

皖南事变的枪声响了几天几夜，老百姓的心也揪了几天几夜。他们不明白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抗日的队伍。他们担心国民党会把魔爪伸向新四军的后代。果然不出所料，不知反动派从哪里听到了风声，他们如狼似虎般地扑到詹家，逼迫老詹把孩子交出来。他们把老詹吊起来，用鞭子抽打了大半夜，老詹昏死过去好几次，鲜血染红了地面，可是，他始终咬紧牙关，坚持说孩子是自家的。詹家老妈妈把孩子藏在家中的小阁楼里，让大哥哥看着，她自己跑出家门，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地磕头，求村里人为孩子担保，把膝盖都跪破了。乡亲们纷纷跑到詹家，联名担保，说孩子确实是詹家的。反动派因为找不到其他证据，又怕犯了众怒，只好悻悻地收场。新四军留下的小生命总算保住了。

詹家确实把小“皖留”看得比自己家的儿子还要重，他们要等新四军女兵来带走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就这样，幸存下来的小皖留在詹家二老的呵护下，与乡亲们一起迎来了云岭的解放。

詹家开始寻找当年的新四军战士，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他们领着孩子一次次地到宣城、到芜湖，到处打听，终于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孩子的父亲叫孟星野，母亲叫李心渠。1946年，身为旅长的孟星野在江苏溧阳的一次战斗中牺牲，母亲则下落不明。从此以后，小“皖留”就姓了詹。詹家二老按照当地的习俗，专门打了一个铜项圈戴在孩子的脖子上，为的是把这颗“掌上明珠”永远套住。

1952年春节刚过，乡村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詹家来了两个客人，他们是从芜湖军分区来的。已经会帮着爸爸妈妈砍柴、喂猪的小“皖留”似乎感到是为了她而来的，赶紧跑到外面找哥哥去玩了。

那两个人真的是为了她来的。他们告诉老詹，小“皖留”享受烈士子女待遇，可以去南京­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当然，如果詹家养育多年，舍不得放，也可以留在身边。晚上，詹家老两口辗转反侧，思虑再三：孩子在自家长大，已经成了老两口的心上­肉­，她也完全融入了这个家，让孩子到南京去，实在有点舍不得。可是，不让她去，让她一辈子就在这山沟沟里，又怕误了孩子的前程。当年新四军舍生忘死打鬼子的情景、帮助群众搞生产的情景、新四军女兵含泪托付孩子的情景都一一浮现在眼前，他们终于下了决心，叫醒了小“皖留”，拿出女兵留下的相册和其他物品，向她讲述了一切。

其实，孩子也没有睡着，她从二老躲闪的眼光里，已经意识到什么。昨天还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还和大哥哥淘气的她，一下子好像长大了。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没有说话，经常一个人跑到小山上，捧着相册，一看就是半天。帮着妈妈做家务活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又说又笑，而是一有空闲就依偎在妈妈身边，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放，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十几年的朝夕相处，这份情、这份爱，叫她如何割舍得下！可是，能到南京去上学是好事，家里人都劝她去。

悲喜交加，离情别绪，一家人难舍难分。

全村人都来了，他们是来送“皖留”的。看着他们用鲜血和­性­命担保下来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如今又要离去，他们依依不舍。在大哥的陪同下，她提着简单的小包，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家门。可是刚要出村口，她猛然扔掉小包，回头朝还站在家门口招手的爸爸妈妈奔去，忍不住搂着妈妈放声大哭。到学校后，皖留正式改名为孟烈。姓名改了，但思念家乡父母的心没变。她人在学校，心里仍牵挂着日渐年迈的爸爸妈妈，牵挂着为全家辛勤劳作的大哥，牵挂着那片养育了她十几年的土地。学校每月发给她40元生活费，她自己只花8元，其余的省吃俭用节省下来，寄给爸妈以贴补家用；她把同学们扔掉的旧鞋袜、旧衣服捡拾起来，洗净晒­干­，准备带给云岭的小伙伴穿。一到寒暑假，她就像燕子一样，飞回云岭，飞回爸爸妈妈身边。

和大城市相比，山区是贫困的，孟烈从那时起就在想着如何回报山区的乡亲们，回报含辛茹苦把她养大的父母亲。她找到学校领导，要求回泾县去上学。领导惊讶地问：为什么？孟烈说：“我回县里上学，离家近，可以带米带菜到学校，这样可以省一些钱。”学校领导被这句朴实的话深深感动，破例批准了她的要求。她从南京回到了县城，以每月40元的补助费，帮家里度过了难关。初中一毕业，为资助詹家，她便早早参加了工作。

纯朴的山民被感动了，他们付出并没有想要回报，但是烈士子女孟烈放弃大城市的生活，不忘回报，自觉回到贫困的山村，与乡亲父老同甘共苦。她的事迹受到乡亲们的称道，他们把它写成了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

没想到一篇报道引出了孟烈的亲生母亲。

昔日的新四军女兵李心渠从报上读到孟烈的事迹，才知道自己的女儿还活着。多少年来，她一直以为孩子肯定不在了。经过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能放过新四军的后代吗？得知这一天大喜讯，李心渠心中难以平静，她用激动的手写下了急切的语言，一封沾满泪水的信飞到了孟烈手中，她约孩子迅速到南京去。

生身母亲虽是出生入死的刚强战士，但当她拉着已长成大姑娘的亲生女儿，却也忍不住“执手相看泪眼”，亲情、柔情及歉疚之情，百感交集。她要女儿从此留在身边，以弥补当年因战争带给她们的缺憾。

面对生母和继父的盛情挽留，孟烈的心里犹如江水翻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留在南京，自己的生活、前途从此就有可能完全改变，临别时泾县的爸爸妈妈和大哥都支持她留在生母身边；但是云岭乡亲们把她从虎口保下来的恩情如何忘记得了呢？这份情意又如何回报呢？养育了自己将近20年的父母亲深明大义，可自己却割舍不下他们。最终，她还是回到了泾县。

如今，当年的小皖留已年过花甲，两鬓已悄悄地生出了白发，可她和曾任泾县公安局长的丈夫仍然愉快地忙碌着。他们的家——县城一栋普通的民宅——成了云岭接待站，云岭的乡亲们有什么事都喜欢来找她，在她家吃，在她家睡，等到事情解决才离开。她不仅是詹家的女儿，也是所有云岭乡亲们的亲人。

孟烈——这位新四军的后代在用自己的行动续写着军民情深的新篇章。

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

1939年3月8日

毛泽东

同志们：

今天开­妇­女大会，参加的人很多，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有老婆婆，也有小娃娃，大家都来纪念“三八”，纪念这个国际­妇­女节。纪念“三八”这件事，全世界的­妇­女，除了那些荒­淫­无度的女吸血鬼们之外，只要有可能，都在举行，都在开会。我们中国的­妇­女同胞，除了那些女汉­奸­们之外，在全国各地，只要有可能，也都在举行纪念，开大会。

纪念“三八”，开大会，­干­什么呢?就是要结团体。

­妇­女同胞结团体，为的是什么?是为了争取­妇­女们的自由与平等。

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中国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全世界各国，除了苏联以外，所有的老百姓也都是不自由不平等的，他们现在正在英勇的斗争，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自由与平等。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男的女的，一共有十几万万，大家跟压迫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我们中国，男女同胞，就有四万万五千万，大家在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间，不论在中国，不论在全世界，男子固然有很大力量，但是女子呢?女子有没有力量呢?有些人说，女子是没有力量的。也有人说，女子有一点力量，不过是很小。在女同胞中间，她们也有表示似乎自己的力量并不大的意思。这种说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一切斗争中，要是说男子的力量是很大，那末，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

女子有力量，还要加上一条结团体。没有团体，这种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做心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心一齐，山可移”，这就是讲结团体有力量的道理。现在我们看，全国­妇­女同胞们有没有结女子团体呢?有是有的，但是很少。在我们边区还算多些，而在全国其他地方则是很少了，有许多地方甚至是根本没有的。因此，全国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女同胞，在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没有表现出她们应有的力量。我们现在要开大会，做演讲，写文章，做宣传，号召全国­妇­女同胞，参加男女合起来的团体，组织­妇­女自己的团体，参加自卫军等等，并且号召一切愿意并坚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妇­女们，加入共产党，这样，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比方，边区二百万人民中间，一百万­妇­女都结成了团体，这个力量就大了；全国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同胞，都结成了团体，这个力量更大了；全世界十万万的­妇­女们，都结成了团体，大家都懂得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懂得了世界上的道理，齐了心，那末，就成了更雄伟的力量，谁敢欺侮，谁就在她们面前毁灭。总之，要结好团体，结好各种各样的团体，从小团体到大团体，以小团体结成大团体，齐整心意，集合力量，来进行伟大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那些帮助我们同情我们的，如苏联，各个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农民被压迫者，是好人。那些欺侮我们侵略我们的，如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是坏人。我们中国也有好人和坏人：工人农民，一切进步的抗日分子，都是好人，他们要抗日，要进步；那些汉­奸­是坏人，他们不要进步，要压迫进步势力。现在中国人民，不论男人女人，是在被世界的和中国的坏人欺侮着，是在重重的压迫中。首先，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其次，是汉­奸­的压迫，顽固分子的压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而我们的女同胞则有更多一重的压迫，就是受到男子的压迫，比如，男子打老婆的；看不起女子的；说女子没有能力，不让他们管国家事情的；雇佣女工，同男子做一样的工作，而少给工资的。自然，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民，不论男的女的，都要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汉­奸­、顽固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而女同胞更应自己站起来，打破那种社会的歧视与社会的压迫。­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这样的话，在全世界已经讲了几百年了，但是实行的地方有多少呢?全世界除了苏联，还有哪一个国家真正实行了呢?在中国，要求男女平等的话，也讲了不少年代，但是全国除了边区，还有什么地方实行了呢?很明显的，­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关联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一开始就是用枪杆子斗的，到现在已经斗了一百年了。但是一百年来，每次革命斗争，七斗八斗，最终都是失败了。那末，这一次是不是又要失败呢?跟日本打，是不是又要打败仗呢?全中国是不是又要遭受痛苦呢?是不是又要继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汉­奸­的压迫，顽固分子的压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呢?我看，这次革命是不会失败的，打日本是不会失败的。这次的斗争，跟一百年来的斗争是不同的，从前都失败，而这一次一定要胜利。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占领很多土地，我们中国要生存，就一定要把它打出去，就一定要坚持抗战，抗到底。全中国大多数人是赞成抗到底的，而少数动摇分子，他们过去不让广大人民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现在这些分子已逐渐滚出去了。因此，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人也多了，有男女合起来的统一战线，有女子单独的统一战线，有娃娃的统一战线。总之，统一战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团体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人心一天一天地齐起来，力量就一天一天地强起来。这样斗争下去，最后胜利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因为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向上高涨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向下衰落的时代，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很好的条件。所以，这次革命斗争，决不会像太平天国一样，不会像辛亥革命一样，不会像五四运动一样，也不会像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一样，最后都遭受失败，而是相反，一定可以得到胜利。

在我们边区，不仅男子可以开大会，女子也可以单独开大会。我们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男女同胞，统统开会，统统结团体，而现在特别号召女子起来，今天开纪念“三八”的大会，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要把全国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把全国男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大家来把中国问题解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打倒顽固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都有自由与平等；把­妇­女问题解决，打破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社会歧视与社会压迫，使­妇­女能得到自由与平等。我们要使得男子没有痛苦，女子也没有痛苦，大家都没有痛苦，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衣穿，大家有工做，把中国革命搞到彻底的胜利。这是共产党中央的号召与主张，我们全国的共产党员，不论男女，都赞成这种主张，拥护这种主张，并为这种主张的实现而奋斗。希望全国男女同胞都要为实现这种主张而奋斗，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站在争自由与争平等的人们一起的。

我们边区，全国的老百姓都说是个好地方，这里有自由，有平等。那么，是不是没有缺点呢?缺点自然会有的，但是比起全国来，那要好得多了，比起外国来，除了苏联以外，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然而，我们并不以此自满，我们还要更求进步，要做一个样子出来，给全世界看，给全国看，给华北华中看，给西安看。在西安，那里是不准老百姓开会的，老百姓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这件事，我们共产党人是完全不赞成的。今天我们开会，拍电报到全国去，给那里的老百姓看：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是怎样在管事，­妇­女们是怎样在办事，老百姓是怎样在过生活。并且还要给那里的坏人看：老百姓结了团体，­妇­女们结了团体，就有怎样大的力量。坏人们应该苏醒，不要再执迷于“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幻梦，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了。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

同志们，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我们共产党是提倡这种权利的，希望同志们大家团结起来，结合在一块儿。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先团结起来，先结合起来，再到全国去团结。女大〔1〕同学，将来到各地方去，就要照延安这样办，照共产党中央的好办法去办。这样办他十年八年，那时候，全中国人民都能得到解放，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男子得到了解放，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女子也得到了解放。为达此目的，短时间是不可能的，要花上十年八年的工夫；少数人是不行的，应由全国人民大家起来­干­；不是容易能够达到的，应当加倍努力。边区人民的加倍努力，全国人民的努力，再加上应给予的时间，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自由与平等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大家努力吧!

项英：我们的女战士

为纪念“三八”节

(1938年2月18日)

项 英

女 兵

当着我们新四军开始组成的时候，有一大批进步青年，参加各支队的、团的服务团，其中，女同志占极重要的成分。随后，各支队的、团的服务团，合并为一个全军的服务团。于是，在服务团中，成立了独立的女生队，这是新四军有“女兵”的开始，和“女兵”这个称号的起源。另外，一部分受过严正医院训练的女同志——特别是一批女护士(她们大部是中央护士学校毕业的)，开始就参加本军的医院建设工作。所以，女同志便成为我们新四军的组成者之一。

由于本军的发展，参加本军的女同志，在数量上也随着军队的发展而增加起来。前年冬季，军教导队有第八队(女生大队)的设立；随后，为了使许多女同志担负军队中的其他实际工作，而有各种专门技能的学习(速记班、文化队、会计班、文书训练班、卫生训练班等)。虽然自去年以后，本军受环境的影响与经济的限制，不能继续吸收更多的女同志参加抗战工作，但就今天已参加本军的女同志，已达二百多人，这种数量，在一个军队中，恐怕是全国所没有的。

军部各个工作部门，都有女同志参加，甚至他们成为我们各个工作部门中不可少的工作者。在工作地域上说，由后方直到敌后本军游击活动地区，都分布了她们的足迹。这恐怕也是全国军队中所没有的事。

就工作­性­质上说，教育机关：有女政治教员、女文化教员、女教育­干­事；军医方面：有女军医、女护士、女卫生员；行政机关：有女科长、女秘书、女管理员、女速记员、女会计员、女文书、女机要员；在技术工作上：有女无线电报务员；在民运工作上：担任前后方的组织者与宣传者；在政治工作上：有女指导员，女副指导员及­干­事。总括说来，我们军队一切工作部门中，都有女同志参加；无论前后方，凡是适于女同志工作及可能胜任的工作和地方，都有了她们。的确，新四军的“女兵”已成为大江南北敌前敌后的最活跃的战士，成为抗日民众运动的组织者、宣传者，成为新四军战斗力之一部，战斗胜利的不可少的力量之一。

我们的女同志

——工作、学习生活、地位与恋爱

我们的女同志，她们经常穿Сhā敌人的封锁线，深入敌后区域，进行民众的抗战组织和动员工作，她们坚持在游击地区，领导和动员群众，与我们部队配合作战。有时遭受敌人的­射­击而受伤，但是她们毫不畏惧，坚决地坚持在敌人梅花桩内继续斗争。我们这些民运工作的同志，因为能深入群众，刻苦工作，已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民众打成一片。这也是使得一般磨擦专家、情报专家所不快意，而大量伪造情报与制造磨擦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女同志，在各部门工作上，一般的都能依照自己的工作分量来完成自己的责任；在工作效能上说，并不低于男同志，甚至某些还要超过男同志。如在教员中，有些女教员比男教员还能取得学生的信仰和拥护。而在努力工作与工作负责上说，也不比男同志差。至于破坏纪律，不守规则现象，在女同志中更是很少发现的。

我们的女同志，在生活上，她们完全军队化了，同部队的战士一样，都受过了政治教育与军事锻炼。我们全部工作人员，都要下­操­、上军事课，学习野外战斗动作，女同志同样的参加，在这方面，女同志与男同志没有什么区别。多数女同志，已能了解初步军事的基本知识与动作，会使用步枪。目前她们除工作外，正继续学习军事的一切必要技能与知识。

我们的女同志，大多数是中学生，少数受过大学教育的，还有一小部分女工和农­妇­。这些学生出身的女同志，过去的生活当然是较优裕的，其中尊贵的小姐出身的也不少。当开始参加本军时，还舍不得摩登时髦的装束服饰、小姐的派头、学生的气概，甚至个别过不惯这种突然的严肃艰苦的生活，而发生流泪痛哭。可是，几个月后，一切都变了，不仅能够接受我们革命的优良传统，而且完全习惯了这种艰苦严肃的军队生活。一个个的士兵化了，灰布服装，赤脚草鞋，自己背被毯行军，随地住宿，简陋的菜饭，成为她们日常生活与习惯。从前的小姐派头、学生气概，完全一扫而空。的确变了，她们的思想意识，她们的生活习惯，她们的工作­精­神、战斗的勇气，变了，完全变了，已经变成革命的女战士，军队的女战斗员。

我们的女同志，学习也很努力。以前教导八队的女生，在政治的学习成绩上几乎驾凌全体学生。某一次实弹­射­击，曾在十多个队的总成绩中，得到第二。就是现在工作时，仍继续参加各种的学习，在文化活动中，也培养出有相当写作能力的新的女作家。

我们的女同志，两年来，已在抗战的实际斗争中，革命军队的生活中，锻炼成为革命的新女­性­。这种新女­性­，有前进的思想，艰苦的生活，严肃的­精­神，独立的工作，战斗的热情，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负起自己的责任，贡献自己的力量，为民族、为社会、为­妇­女本身的解放而战斗。

我们的女同志，另一方面，在军队中获得实际的平等地位。这种平等，不是形式的，而是实质的；不是名义的，而是事实的。她们在军队中，不单在各种政治权利上，获得与男同志一样的平等，而且站在一定的岗位，按能力担任各种实际工作，并能够负起一定的职责，执行一定的任务，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开始工作时，也会发生少数女同志，把平等误为一种形式，要求女同志与男同志做任何一样的工作，如要求上火线作战等等。这由于不了解男女间的体力不同，劳作不能一样，而且担任生理上不能胜任的工作，绝不能发挥­妇­女的能力与作用。这种斗争的勇气和决心是好的，但不了解­妇­女解放绝不是简单的英勇和牺牲而能成功的。将几千年来束缚­妇­女的锁链击碎，达到彻底解放，这是要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才能求得。因为压迫­妇­女的是几千年的社会制度与压力，绝不是因为­妇­女不能学男子担任相等工作的这一件事，而是由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及一切权力上，均剥夺了­妇­女的地位与权力。­妇­女解放，主要是争取与男子同等的一切权力和自由，在工作上应从可能与适宜来与男子实行分工合作。我们的女同志，现在已了解这一真义，她们能脚踏实地的发挥自己的力量，从实际去争取自己的地位。

我们的女同志，在工作中，绝没有因为女同志的关系，发生不同的待遇，只有工作上的努力与不努力的区别。男女同志在共同工作上，也没有歧视和欺侮的现象；也没有哪个男同志，因为女同志在工作上的负主责，而发生轻视玩忽的行为，一样的服从与尊重。一切轻视­妇­女的行为，在我们部队中都要遭受到必要的打击。

我们的女同志，虽然男女共同工作，可是男女关系，是在正确的常轨中，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举动，在我们部队中，绝不允许发生。不但我们男女同志都有前进的思想，而且对男女问题也有正确的认识，抗战第一，革命第一，个人的利益服从革命的利益，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男女同志共同观念和信念。加以革命军队的严格纪律，引导男女问题在正确的常轨中前进。因此，在恋爱问题上，只有在不妨碍工作与军队利益条件下，以合理方式与自由恋爱的原则，来求得解决。一切违反上面任何原则的行为，都必然遭受到强烈的反对与打击。即或夫­妇­同在部队中工作，都按照工作能力，担任工作，绝不许因恋爱而妨碍工作，或降低工作效能。

我们的女同志，站在自己的岗位，负起所应负的责任，更不准有摆“太太”架子的现象。因为“太太”是我们女同志所最鄙视的，而且我们的部队，也不允许谁企图将自己的爱人变成“太太”，或者准谁摆“太太”的架子。因为恋爱仅是两个人的私事，工作是各人对革命的职责，公私应绝对分开，工作应各自独立。浪漫鬼在我们部队中更没有站脚的余地。对于女同志任何不尊重和下意识的行为，都认为是犯罪和仇敌。

我们的女同志，绝不能以此自满自骄。因为­妇­女解放是一个最艰巨的革命斗争。虽然在我们军队中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与权利，但大社会仍然包围着我们，只有获得社会的解放，才能达到­妇­女的彻底解放。我们的女同志，目前仅仅是获得一种斗争的便利，发挥自己力量的便利，在有利的战线上来为­妇­女彻底解放而斗争。因此，要继续努力，继续进步，继续提高工作能力，继续锻炼斗争意志，从自己的岗位上来争取整个军队的发展和胜利，以便于在伟大的斗争中，达到整个­妇­女的彻底解放。

但我们的女同志，仍然存在着许多的弱点。

这些弱点的克服，主要是依靠于思想的锻炼与意志的坚强。因此，要努力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获得有独立的进步思想，独立的革命的坚强意志，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意识和习惯的各方面的，只有从旧的社会传统的无形锁链中，完全解放出来，才能在革命最激荡的浪潮中和反革命的反击中，而能坚持不懈的坚决斗争，不致被反革命的反击所淹没。­妇­女解放，首先要求­妇­女能在思想上的彻底解放，思想上的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到­妇­女解放之路

­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不可分离的，脱离社会解放来求­妇­女解放，是不够彻底的。同时，­妇­女解放，绝不是少数­妇­女的解放，少数­妇­女的解放，事实上不过下等奴隶，欲求上升为高等奴隶，奴隶的景况虽不同，但奴隶的实质并未变更。因此，­妇­女的彻底解放，必须是最广大的最下层的­妇­女的解放；我们的女同志，不单要求自身的个人解放，而应该贡献自己一切力量，为广大­妇­女，特别是工农­妇­女的解放而斗争。只有广大­妇­女的彻底解放，­妇­女个人的解放，才能获得保证。

革命，是­妇­女解放的惟一手段与道路；革命，才能摧毁与解脱几千年来纠缠在­妇­女身上的层层锁链，任何革命运动，都有利于­妇­女的解放。革命愈彻底，­妇­女解放亦愈彻底。因此，­妇­女要参加一切革命的斗争。

目前，抗日战争是伟大的民族革命斗争，­妇­女就必须坚决的参加抗日战争。在这伟大斗争中，一方面求得­妇­女部分的锁链的解脱，另一方面，由这一伟大斗争的胜利中，求得进一步的革命的最后彻底胜利，以达到­妇­女的彻底解放。因此，­妇­女要坚决的参加抗战，坚持拥护抗战到底，反对一切妥协投降。因为妥协投降，不仅葬送中华民族于灭亡的地位，而且也是把­妇­女重压在永不能翻身的地狱中。

­妇­女解放，就是社会进步和人类进步的光明前途。一切不愿社会进步的分子，一切拚命维持旧社会的状态和势力的顽固派，都是压迫­妇­女、蹂躏­妇­女，把­妇­女当玩物的恶魔。­妇­女解放，就是彻底破坏旧的、创造新的；进步，就是除掉旧的，创造新的。因此，­妇­女赞成进步、拥护进步，反对倒退，打倒倒退的现象。因为倒退，不仅把中国半殖民地倒拖到殖民地，而且也连带地把­妇­女拉回旧的封建社会的奴役地位。

­妇­女解放不单是­妇­女的革命斗争，而是整个社会解放的伟大事业；不单是­妇­女本身独立的事，并且是一切为社会和人类解放的共同事业。­妇­女必须参加整个革命斗争，与一切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而为整个革命胜利而斗争，整个革命胜利，才能达到­妇­女解放的胜利。因此，­妇­女要拥护团结，反对分裂。因为分裂就是使革命失败，革命失败，­妇­女解放就变成遥遥无期了。

­妇­女解放是最艰巨的长期斗争。但­妇­女应在不断的斗争中，逐渐求得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以减轻自己的束缚与锁链，而便于发扬自己的力量，来从事­妇­女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因此，任何权利与自由，绝不应放弃和轻视。目前，全国正是要求民主与宪法的运动开展的当中，­妇­女应该积极参加这一伟大运动，力争民主与宪法中­妇­女的权利和地位。这是中国­妇­女解放必要的第一步。

我们的女同志，不仅仅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的参加本军的建军运动，坚决的为抗战胜利而斗争，而且要领导广大­妇­女，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而斗争；为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斗争；为巩固团结，反对分裂而斗争；为积极要求民主与宪政争取应有的权利而斗争!

我们的女同志，应当站在­妇­女解放的最前线，与全国和全世界的­妇­女共同一致地为­妇­女解放而战斗到底。

(原载《抗敌》杂志第一卷第六期，1939年11月)

于晶：为八队女同志值自豪

上海纪念皖南军部教导总队

女生八队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于 晶

今天，在沪的当年女生八队同志，在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室，举行女生八队成立50周年纪念会。大家欢聚一堂，倍感高兴。

50年前，在座的八队同志，出于抗日救国热忱，毅然背井离乡，冲破种种阻挠，从四面八方奔向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教导总队女生八队，团聚在党的旗帜下，接受革命洗礼。经过几个月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愉快走上抗日前线，开始革命生涯，战斗在各条战线上，历尽艰险，出生入死，坚定不移，呕心沥血，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了半个世纪。

我们这段经历是平凡的，但又是闪光而值得称颂的。去年6月，我在北京时，薛暮桥同志说：当年八队200多位学员，在抗日战争、自卫战争、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经受50年的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在各条战线上，我听到对我们不少赞扬的话，而没有听到出现过一个坏人和败类。这是我们八队同志值得引为自豪的。

这半个世纪的革命征途，确实是严峻而残酷的。当年八队的张新华、章辅、沈侠、施奇、汪企球、杨瑞年、倪介斌、黄佩英、柳流、陈洛莲、吴秉娴等10几位同志，在敌人屠刀下，坚持革命气节，面临弓虽暴，不畏凌迟，英勇斗争，宁死不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还有高桂荣、姜明、常竹铭、顾燕、陈奇影、胡平然、吴义琛、容振华、尹惠君、凌奔、蒋珂、沈锐、张萍等20几位同志，积劳成疾。过早逝世，长眠地下。现在，我建议向壮烈牺牲的烈士和已故战友默哀致敬!

同志们!半个世纪过去了。在这50年中，大家同享过战斗胜利的喜悦，共度过惊涛骇浪的考验，同走过曲折坎坷的道路，各自都有美好的回忆和值得留恋的史诗。在八队的学习生活仅有短短的几个月，但由于接受革命洗礼和启蒙教育，所以在我们的脑海中却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大家都会记得，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冷欣等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声称新四军是战斗部队，不允许设有训练­妇­女的组织。争议一段时间后，项英副军长为顾全大局，决定把1938年9月建立的八队，于1939年11月左右宣告结束，前后13个月，仅办了两期，就中断了历史任务。

当年参加八队学习的同志，除少数红军女战士外，绝大部分是城市的女工、女学生、职业­妇­女和农村的女青年，以及爱国侨胞女青年。她们的出身、经历、生活习惯不同，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女战士；有不愿做亡国奴、政治上幼稚的女青年；文化程度差异较大，有留学生、大学生、中学生、小学教师、护士，也有小学生和半文盲，而以初中学生为最多；年龄差别也很大，个别人超过而立之年，多数为20岁左右，少数人仅有14、15岁。为了便于教学，编为八一、八二中队，分别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初期，大多数学员不适应集体军事生活，特别是夜晚放哨，普遍存有三怕：一怕“鬼”，山村周围埋着不少尸体，有人误把磷火、萤火虫当成“鬼火”而惊骇；二怕野兽，村子周围山林里，时有狼、獾子、野猪出没，夜晚窜进村里伤人；三怕顽军偷袭，山头那边驻扎国民党军队，担心前来偷袭，这些都是当时的事实，但尔后却引为笑谈。针对上述“三怕”，除向大家讲科学知识、破除迷信而外，还采取班、排长带哨陪岗的办法，有利于消除单独放哨的恐惧情绪。在整理内务、吃饭、站队、出­操­、跑步、爬步、刺杀、打靶、夜晚紧急集合等方面，开始大家手忙脚乱、稀里哗啦，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便逐渐适应了军事生活。

在整个军事训练中，政治学习占课程的70%，主要内容有社会发展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统一战线、民运工作、中国­妇­女问题等。讲课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如薛暮桥、夏征农、彭柏山、罗琼、陶白、黄诚等同志。军事课程主要有游击战争基本理论和­射­击、投弹、利用地形地物等单兵动作，还有班进攻、打野外、实弹­射­击等。教师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红军­干­部，如严昌荣、谢祥军、张日清、蔡园等同志。

此外，还有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教导总队设俱乐部，组织唱歌、演戏、游泳、球类等活动。每月举行一、二次晚会。军服务团演出的话剧、活报、京剧、合唱、朗诵、独脚戏等，可谓百花齐放，体现了身居皖南山村一群热血青年献身革命的­精­神，驱除日寇的报国之大志，充满着欢乐、希望和信仰。

经过革命熔炉锻炼的一群，增长了知识，学到了本领，初步改造了世界观，提高了革命自觉­性­和革命品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觉悟。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和屠杀，惊醒了亿万人民，激励了广大爱国人士，特别是广大男女青年，踊跃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自甘抛头颅、洒热血，决心献身抗日事业，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女生八队的同志们，不顾家庭的阻挠，毅然离乡背井，奔向新四军，投身抗日的洪流。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锻炼，大家懂得了：只有抗日，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大众，打败日本侵略者；只有实现民族的解放，才有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只有建立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才能当家作主，我们­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的道理。从而把大家从不愿做亡国奴而参军抗日的简朴思想升华到自觉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的境界。

二、坚定了无私无畏的革命气节。在革命斗争中，敌我界限分明，以英勇牺牲为荣，以屈辱贪生为耻，不畏弓虽暴，正气凛然。如张新华、章辅二位同志被捕后，拒绝敌人劝降，痛骂顽敌，被割舌、挖|­乳­而无所畏惧，受凌迟而英勇就义；又如杨瑞年同志(当时尚不是共产党员），在反动派集中营里，表现坚强，英勇不屈，同其他同志一起冒险越狱，不幸遭敌逮捕，在刑场上她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充分体现了威武不屈、视死如归、钢铁战士的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三、培养了艰苦朴素的优良风尚。敌后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是困难而艰苦的，以山林、谷场为课堂，以草垫为坐椅，以膝盖为课桌，以笔记代讲义，睡的是草铺，一个班一张两层木架床，铺草垫、盖薄被，吃的是糙米，每天每人菜金一角二分，每月每人领用钱一元五角。但大家­精­神愉快，生活颇有乐趣，养成了适应斗争形势和艰苦环境的习惯，经受了敌后斗争的严峻考验。由于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不能经常洗澡、洗衣，许多人生了疥疮，长了虱子，痛痒难忍，但谁也没有怨言，反戏称疥疮和白虱为“革命疮”、“革命虫”，这是多么风趣的蔑视物质困难的动人语言呵!

四、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通过学习和实践，大家懂得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紧密依靠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发挥群众的力量，这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和完成革命任务的根本保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革命军队的宗旨和职责，只有时时关心群众的疾苦，处处拥政爱民，军民鱼水情，才能军民团结如一人，战胜艰难险阻和强大敌人。这是大家深有体会的道理。

以上所说的几点体会，长期以来，始终贯彻在女生八队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成为大家自觉行动的准则，并引以自豪和光荣。在新的长征途中，愿当年八队同志焕发青春，老当益壮，言传身教，把革命的优良传统这个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我衷心期望，10年后的1998年，让我们团聚一起，再举行一次纪念女生八队成立60周年大会。祝同志们健康长寿，­精­神愉快!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