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政府内还无发生此事的话，那么在新闻界，对中立化和撤离的赞成和反对却早已引起了辩论。

一九六三年的夏天和秋天，报刊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和詹姆斯·赖斯顿提出了应当考虑中立化的建议，然而，新闻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却反对这两种选择，在六十年代早期，他从南越向《纽约时报》发回消息，并激烈地抨击政府的政策。一九六五年他是这样写的：就目前越南的基本选择而言，其情况与一九六一年他们面临的事情完全相同；它们并无不同之处，并不能提起人们的兴趣，同样犹如一个可怕的噩梦。

首先，大量的言论已谈到了一个中立化越南的可能­性­，然而，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中立化当然并不是天方夜谭，瑞士、奥地利、印度，或者说甚至老挝，都已实现了这一目标——这些国家利用这种方式声称：在冷战期间，它们既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战场，也不愿加入交战的任何一方。越南迈向中立的第一步，将是撤离国内所有的美国军事力量，以及中止美国的军事援助；这将造成一片真空，致使共产党人，即南方唯一真正有组织的力量，从容地占据这个国家——或许为六个月的时间，也可能需要两年。他们会在不遭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长驱直入，并且，如果河内愿意向我们和南越提出中立化的方案，那将成为美国挽回面子的唯一途径。

那么撤离的说法又如何呢？在越南做出过奉献的美国人中，几乎无人会对此想法感到兴趣。这一观点也意味着，那些将身家­性­命已完全托付给美国的越南人，将要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此时，我们这些为数极少的幸运者却凭借着蓝皮的护照，毫无危险地远走高飞了。一个本应生活得更好的民族，将沦陷于一种单调、毫无生气、受到控制的社会生活中。撤离也意味着，美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而共产党人对其它东南业国家的压力，则大大加强了。最后，撤离还将意味着，全世界与西方为敌的势力将倍受鼓舞，他们也会效仿越南的做法，尝试进行暴动的滋味。正像一九五○年我们对朝鲜的承诺，曾经阻止了共产党人公开地跨越边境，在越南取得反对共产党人的胜利，也会对阻止所谓的解放战争起到非凡的作用。

公正而言，在当时的新闻记者中，戴维·哈伯斯塔姆的这番鹰派的言论，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观点。

九月二十五日，这是我启程去西贡的前夕，CBS的报道人哈里·里森纳问我，南越人是否“可以在我们的援助下……在战场上赢得战争，而在西贡输掉它？”我回答说：目前要做出估价是非常困难的。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周里，政府的行动一直在针对不稳定的局势。完全可能，他们已经疏远了重要的因素——人民，而且，除非政府和人民能齐心合力地与越共战斗，否则越共是绝不会被击败的。

我继续说道：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这是至关重要的。战争的胜利与否将取决于他们自己。我们可以提供顾问和援助，但是，只有他们才是最后结果的承担者，而目前还有待于观察的是，他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实践证明，这番话语的确起到了预言的作用。

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提醒同行的成员们注意此行的目的：对南越反对越共的军力进行考察，并对其是否获胜的前景做出估价。如果前景并不乐观，我们就必须问到这样的问题，即南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美国又怎样能使南越做出那些行动？

我对他们说，按照我的想法，在我们能够提出建议之前，我们必须回答某些特殊的问题：·如何解释那些报告中军事进展和政治稳定­性­之间矛盾的地方？何种说法是正确的？

·学生、军队、政府人员和普通民众对吴庭艳的反对，究竟达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对抗在继续加深吗？

·谁在政治上控制了农村地区的村庄？我们将对此进行何种方式的判断，并且，我们对我们的判断会有信心吗？

·假如吴庭艳和吴庭儒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发生了变化呢？如何对他们之间目前的关系与他们之间过去的关系进行比较呢？

·吴庭艳仍能有效地保持其政治权力吗？南越权力基础中的关键因素已经离开了他吗？

·如果吴庭艳仍然大权在握，军事上的努力会取得成功，还是会越变越糟？

·如果我们做出结论，吴庭艳将会改弦更张，那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手段——经济的、军事的、政治的——来促使他这样做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最为广泛的基础上，详细地分析各种意见和看法，这包括：所有职位上的南越官兵们，所有职位上的美国官兵们，新闻界人士，外国大使，南越，法国和美国的商人和劳工领袖，国际控制委员会的成员，学术界人士，天主教神职人员。我指示，我们将于每天早晨碰头交换意见，并将在对华盛顿的汇报上采用唯一的报告系统，每天统一汇报的电文中，将列举观点中的分歧，如有反对的意见的话，将会在给总统的报告中特别注明的。

在为期十天的逗留期间，我们实际上周游了南越的每一个行动区，举行了几十次会议。我发觉，在我亲自参加的三次访谈中，我受到了特别的启发和震动。

九月二十六日，我会见了P·J·霍尼，一位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讲师，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语，并且与南、北越的领导人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的评论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文化背景知识，并且他以前曾经是吴庭艳的支持者。

在我们讨论期间，P·J·霍尼说道，几个星期之前当他刚到达西贡时，他相信美国总是可以设法与吴庭艳共同相处的，而试图改变这种现状则是极为危险的。然而，目前他已改变了看法。在过去的三年中，吴庭艳衰老得极快，以致于有些反应迟钝了。吴庭艳公开地指责着一切，既包括军队也涉及市民们。他对佛教人士的袭击已引起了公众的极大震动。

综合这些因素来看，霍尼认识到，要想使这一统治自由化，或改变吴庭艳的想法，已是毫无可能的了。因此他说，美国必须要做出决定了，与这样一个政权在一起，它是否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呢？按照P·J·霍尼的观点，我们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尽管，他指出有迹象表明，战略村计划正在取得效果，而越共利用西贡政治动乱的企图也落空了。

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撤换吴庭艳呢？P·J·霍尼的看法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他说：任何脱离这一政权的运动都具有极大的风险，并且，按照他的判断，无论是发动政变或者是进行暗杀，在对事态向好的方面发展上，都是半斤八两，很难对其作用进行高下之分。

最后，P·J·霍尼预测，如果共产党人控制了南越，那么，在整个亚洲，就不会再有政治领袖对西方世界表示信任了。并且，他声称，这种信任的危机将绝不会仅仅局限在亚洲的。

九月三十日，我与罗马教皇的代表阿斯塔阁下进行了交谈。一开始，他就告诉我。在南越表面的平静之下，“控制正在加强”，统治集团已建立了一个警察的国家，到处存在着暴虐的恶行。知识分子和学生们都将政府视为仇敌，一些人转向了越共，大多数则接受了中立的立常P·J·霍尼曾经证实，河内已通过法国与吴庭儒进行了接触。阿斯塔阁下进一步指出，一旦吴庭儒攫取了政权，他将首先会驱逐美国人，然后，再断绝与共产党人的联系。他最后以不客气的指责结束了谈话，我对他的观点也有完全相同的看法：美国政府从未在对西贡的讲话中，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声音，这不仅使美国的政策变得模糊不清，也使南越人民搞不清它的真实意图。

第三次访谈是在九月二十七日进行的，约翰·理查森是这次交谈的对象，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他一直就任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首脑。约翰·理查森告诉我，广泛的不满已潜藏了不短的时间，佛教僧侣的动乱正集中地表现了这一情绪。

他对夜间拘捕学生和浓厚的多疑气氛表示了特别的担忧。他将吴庭艳描述成一位爱国者，并对其道德品质极为尊敬，但是，他认为，他的助手们——尤其是吴庭儒——损害了他的声誉，并将他置于了死地。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

约翰·理查森接着汇报说，吴庭艳最亲近的助手们也担心，危机将会导致高层将领们发动政变，尽管，约翰·理查森还未发现任何人具有足够的­精­神权威能够取代吴庭艳的位置。为了挽救南越，他谈到了自己的结论，美国必须强迫吴庭艳停止镇压行为，并且驱逐吴庭儒。他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并对我说，“部长先生，我要求你对吴庭艳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

终于，九月二十九日，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来到了坐落在天里（音译）街的嘉龙（音译）宫。这里距美国大使馆只有几个街区。我们与吴庭艳将在此会见，时间为三到四小时，随后将共进晚餐。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和保罗·D·哈金斯陪同我们前往，吴庭儒则始终没有露面。

吴庭艳咕咕噜噜地说着法语，语调似乎显示出他的疲倦，并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在前两个半小时里，吴庭艳一直在夸耀他的英明政策和军事上的进展，并不时地起身在地图上指点着，我们无法Сhā言，只能洗耳恭听。他显得神态自若、颇为自信，这使我感到内心很不是滋味。

这一独角戏式的演说终于有了停顿，这给了我得以说话的机会。我告诉吴庭艳，美国真诚地希望能帮助南越战胜越共。但也强调指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越南人的战争，美国人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提供援助。我同意他对战局的说法，并指出，军事上的确取得了进展，同时，也谨慎而又带有压力地指出，动乱和由此引发的镇压，已危及到战争中的成果和美国的援助。因此，必须停止镇压并尽快解决动乱造成的有关问题。

吴庭艳断然拒绝了我的主张。他说，新闻界对他的政府和家庭进行了恶意的诽谤，这造成了美国人对南越真实情况的错误理解。我承认，某些新闻报道确有失误的可能，但是也指出，无论在南越还是在美国，吴庭艳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大大降低，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他再次反驳了我的观点，并指责那些学生的“幼稚、缺乏教养和无责任感，”认为，他们才应对最近的拘捕风潮负完全的责任。他声称，他对佛教人士的动乱给予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过去，他对他们“过于宽容了”。这使人有点不寒而栗。

我将话题硬拉到了吴庭儒夫人身上，向他指出，他的政府在美国公众的眼里，并未树立很好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位夫人那些鲁莽和不合时宜的言论有关。我从口袋中掏出了一块剪下的报纸，上面引证了她的某些评论。她曾对美国的下级军官们评头论足，说他们的“举止就像一个小兵痞”。我告诉吴庭艳，类似的说法不能不深深地引起美国公众的反感。

从他的眼神和姿态来看，这时他开始明白我谈话的要点了，但他还是起身为儒夫人进行了辩护。“这并不能令人满意，”我说道，问题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存在着，在战争能够获得胜利之前，它们必须得到处理。

马克斯威尔·泰勒概括了我的要点，并强调指出，美国人对南越最近发生的事件给予了广泛的关注，这是合乎情理的，吴庭艳必须就此做出自己的反应。两天之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在一封给吴庭艳的信中，补充写道：“经过与大量的越南和美国军官交谈之后，我确信，到一九六四年底，越共在北部和中部的暴动行动，将会减少演变为一些零散的活动。

三角洲地区的时间会长一些，但到一九六五年底，这一目标也将会实现的。然而，这些预测的实现将取决于某些条件（即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指明的那些）的满足。“

然而，吴庭艳并未做出答复，对于我们向他提出的要点上，他绝未做出将响应和采取措施的保证。就像美国在我们会面时记录中写到的那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来，他显得镇定自若，并不厌其烦地做了大量的解释，希望以此来纠正某些误会。”

飞回华盛顿之后，在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部长助P·邦迪的帮助下，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起草了给总统的报告。由于本报告的重要­性­以及一些随后发生的事件，我曾大量摘引过它。下列的摘录较好地概括了我们当时所做的结论和建议，相比于重新的阐述而言，它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结论·军事行动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西贡（或许还有南越的其它地方）的政治局势目前非常紧张，吴庭艳一吴庭儒政府正日益失去民众的拥护。

·在日后的压制行动中，吴庭艳和吴庭儒有可能改变当前军事镇压的惯用手法。而一旦重新使用较为温和的统治手段，尽管这似乎并不可能，那将会大大地缓解目前的政治危机。

·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所施加的压力是否可促使吴庭艳和吴庭儒走向温和。压力诚然有可能会使他们更加一意孤行，但是，如果不施加这些压力，他们则几乎肯定不会放弃过去的行为模式。

·以一个新政权来取代目前的政权，其前景是否会更好，似乎还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开始时，要想凝聚政府的各种势力和维持秩序，只能实行独裁式的强大统治。按照当今军人在越南的突出地位来看，这一角­色­极有可能由一位军事将领来担任，他或许会通过政变后军政府的选举来获得大权。在吴庭艳和吴庭儒离开后的最初阶段里，这一独裁式的军事统治或许会平安无事，此后，则至少会重新捡起吴庭艳的压制手段，以及继承吴庭艳之前越南传统统治体制中的腐败。他们在憎恨异邦的极端民族主义上，绝不会比其前任逊­色­，从而将其考虑的重点放在传统的军事上，而非社会、经济和政治上。

我们的建议是：·保罗·D·哈金斯上将与吴庭艳一起重新审查军事方面的必要变化，使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行动将于一九六四年底完成，三角洲地区的行动将于一九六五年底结束。

·建立培训越南人员的计划，这样，到一九六五年底，目前由美方军事人员扮演的基本角­色­，将能由越南人来充当。到那一时期，大量撤离美方人员将是非常可能的。

·与培训越南人接任军事职能计划的进展相一致，国防部将于近期宣布，立即着手拟定计划，以便到一九六三年底，能撤离一千名美方人员。

·为了给吴庭艳留下我们不赞成他的政治计划的印象，我们的做法是：·断绝其计划发展的重要财政援助。

·与南越政府的最高层人员保持目前纯粹的“恰当”关系。

·密切监测形势的变化，以对吴庭艳在减少压制、改进军事能力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应当认识到，在两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决定使用更严厉手段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我们将不采取主动的做法，去鼓励政府中出现积极的变化。

我们特别强调，这时组织一场军事政变的时机还不成熟。

十月二日凌晨，我们抵达了华盛顿，在那天上午，我们前往白宫，向总统就我们的此行做了一个小时的简单汇报。谈话中，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关于我们撤离一千名顾问人员的建议。“总统先生，我认为，我们必须有一个从这一地区脱离出来的手段，并且，我有责任将这一手段展现在国家面前。”

我说。

那天晚上，总统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讨论了我们的报告。由于上个星期的尖锐分歧仍停留在他的脑海里，总统概括地指出了根据他的理解我们所处的位置。他说，我们需要找到有效的途径，来说服吴庭艳改变西贡的政治气氛，但是，他也强调，越南行政当局的团结统一是起码的条件。他说，现在我们已有了一个大家认可的政策和报告。

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而我们去那里只是作为顾问，是为了帮助南越人保卫自己，如果他们没有保卫自己的能力，那么，战争将没有取胜的可能。然而，对于我们的建议，即：国防部将宣布一项撤离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本年内将撤出首批的一千名人员，其余人员的撤出将于一九六五年底前完成。大家则众说纷纭，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全部出访的成员都已对报告中的文字表示了同意，然而，一旦开始讨论，大家则对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反映，鉴于各人抱有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对此问题的认识还缺乏一个完全的一致­性­。

一部分人认为，军事方面的进展是可观的，训练也已达到了足以让我们撤离的地步。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战局的进展并不令人乐观，也无证据表明，南越人已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培训。但是，他们赞同我们开始撤离的观点，其理由是，如果南越人是“可以被训练的，”那么，我们在那里呆的时间已足以取得这一成果了。而如果成果并不明显，那则是因为其政局的不稳定而导致其无法取得这种成果。还有一部分人——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南越人还是可以被训练的，只是我们的训练时间还短，不足以取得有效的成果，因此，他们认为，目前水平上的训练还应当继续下去。

经过大量的辩论之后，总统批准了我们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撤离一千名军事人员。按照我的回忆，在没阐明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做出了这一举动。总之，由于内心动机的强烈驱使，以及担心其他人会试图让他撤销这一决定，我敦促他公开宣布了这一决定，这将使它变成了现实。

这一过程当然引起了争议，这是不出所料的。尽管，总统反对将“到年底前”的词语写在里边，但是，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他担心，如果我们宣布了此事，并且，无法在九十天内完成此举，那么，我们就会背上头脑发热的罪名。我说，“公布此举的有利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对国会和人民说，在减少美国军事人员在南越游击战中的出现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切实的计划——南越人民也应逐渐培养隐藏自己的能力。并且，我认为，在面对J·威廉·富布赖特和他人的强烈攻击时，此举将是极有价值的。他们认为，我们已陷入了亚洲的沼泽之中，几十年后都不能自拔。”

总统最终表示了同意，会议之后，新闻部长皮埃尔·塞林杰发布了这一声明。白宫的新闻发布中包括了这一段文字：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部长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报告说，到本年底之前，美国训练越南人的计划将应当进展到这样的地步，即，受命去南越的一千名美军人员能被撤回。南越的政治形势仍然处于严重的状态中……但（镇压的）行动（在那个国家里）还未对战局的进展造成重大的影响，他们在未来是可以完成此事的。

我们提交给总统的报告，在十月五日早晨，再度引起了人们的辩论。这次争论变得更激烈了，但是，最后总统还是清楚地说道，对于我们报告中有关政变计划的部分，他表示赞成。我们是这样写的：“此时，还不应采取积极的行动，去推动政府的变换。我们的政策应当是：全力以赴地去确定可以取代现任领袖的人选，并在其一旦出现的时候，与其进行接触。”总统发出了指示，命令通过中央情报局的渠道，将这一段话语的大意传递到西贡去。

几周之内，总统关于即美国“不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去推动政府的变换”的决定开始传开了。十月二十五日，在给麦乔治·邦迪的电报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敦促说道，既然南越的将军们已密谋多时，并早已开始行动了，故“我们不应该阻止这次政变了。”他推理的基础是，“即使从赌赌运气的角度来看，下届政府也不会像现政府那样，在工作中错误重重，屡入迷途。”为了替总统辩护，麦乔治·邦迪回答说，阻止一场政变的实质在于，我们应当拥有特权，可以审查将军们的计划，并阻止那些前途渺茫的行动。

四天以后，在一次总统召集的会议上，我问道，我们在西贡的军官中，是谁在负责政变的计划，并且，我注意到，保罗·D·哈金斯可能并不知道，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正在­干­什么。博比·肯尼迪在承认自己没有看过全部的电报后说道，他实在搞不清目前的情况。支持一场政变将意味着，将南越的未来——也可说是整个东南亚的未来——放在某人的手里，而我们对此人的身份和意图则一无所知。马克斯威尔·泰勒赞同道，甚至一次成功的政变也会伤害战争中的成果，因为，一个新的政权毫无经验，只能探索自己的道路。约翰·A·麦科恩对此表示了同感，早些时候，他已说道：“总统先生，如果我是一位­棒­球队的管理者，并拥有一名投手，我可能就只会将他关在盒子里，而不管他是否是一位出­色­的投手。”迪安·腊斯克则比较长远地考虑到，如果吴庭艳的政权继续存在下去，战争中所取得的成果则可能逐渐失去。会议在没做出决定的情况下结束了，总统要求我们于晚上继续开会。

在下午六时的会议上，总统感到，有必要让那些南越将军们明白，他们不可能取得迅速的成功。对于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所持的肯定或热情，总统从未表示过同感。会议之后，麦乔治·邦迪将这一旨意发电告诉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并指示他发电报给保罗·D·哈金斯，告知其南越将军们的密谋计划，让他和中央情报局工作站对我们将如何行动提出建议。

读了电报之后，保罗·D·哈金斯向华盛顿的马克斯威尔·泰勒发回了电报，愤怒之情充满在字里行间。他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封锁消息，不让他得知政变计划的做法，十分恼怒，重申了他对政变所持的反对立场，并指出，在他来看，还无人具有吴庭艳那样的领袖实力——特别是那些将军们，他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保罗·D·哈金斯的建议是，“我们不应过早地调换其领袖人物，而应继续采用说服的行动，以使现任领袖改弦更张。”

美国试图阻止政变的想法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感到震惊，他的回答中带有明显的不满：“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力量去推迟或阻止政变。”我严肃地提出问题，如果美国政府反对进行政变的话，南越的将军们是否会仍然不顾一切地进行政变呢？麦乔治·邦迪明显与我持有同感。同一天稍后的时候，他发电给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我们已没力量去推迟或阻止政变的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它不能成为我们制定美国政策的依据。我们认为……你应当采取行动来说服那些政变的将领们，让他们停止或推迟行动……因为从前景来看，它并不具有完全成功的把握。”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已定好日期，将于十一月一日从西贡返回华盛顿，以提供他的咨询。在即将启程之前，他陪同费尔特海军上将，对吴庭艳进行礼节­性­拜访。在此之前，吴庭艳已经送来了一张纸条，说他希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能在费尔特走之后，再停留十五分钟。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依此而行了。后来，他向华盛顿发来了电报：当我起身离开之时，他说道：请转告约翰·F·肯尼迪总统，我是一位诚实而坦率的伙伴，我愿意立即着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在失去时机后再放马后炮……请告诉约翰·F·肯尼迪总统，我已认真地考虑了他的全部建议，并着手将其付诸实施，这只是一个时间安排的问题。“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电报中评论道：”我认为，从星期日（十月二十七日）吴庭艳开始参加我们在大叻举行的会谈之后，这是一个新的姿态。如果美国想要做一笔一揽子的交易，我认为，此时正是时候。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请告诉我们你们的要求，以便我们去完成它。希望华盛顿能商议此点。“

电报由正常的渠道发回，最终于十一月一日（华盛顿时间）上午九时十八分到达了国务院，九时三十七分，它被送到了白宫，我们与总统一起正在再次讨论西贡的事件。然而，此时已经为时过晚，政变已经发动了。

十一月二日上午九时三十分，我们又一次与总统一起讨论西贡的局势。在会议开始之时，吴庭艳和吴庭儒的命运还尚不为人所知。会议开到中途之时，迈克尔·福里斯特尔突然闯了进来，宣布了一条从情报室得到的重要消息。中央情报局西贡站报告说，他们已从南越的同行那里得到消息，两兄弟已在“从城里去将军联合指挥部的途中自杀”。

事实上，在提出投降之后，吴庭艳和吴庭儒就在堤岸的一座天主教堂里等待，教堂位于西贡闹市区南部的中国人居住区。明（音译）将军，他后来成为了总统，派出了两辆吉普车和一辆装甲运兵车来接他们。他们俩人被推进了装甲车里，双手被捆着。当车辆到达将军联合指挥部时，装甲车的门被打开了，人们发现吴庭艳和吴庭儒俩兄弟已经死去了。俩人都被枪击过，吴庭儒还被捅了几刀。

“他们怎么会死的？”据说，敦（音译）将军曾这样问明将军。

“这有什么奇怪的？”明将军回答道。

几个月后，他对一位美国人谈到了两兄弟的死亡：“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杀了他们。那些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的村民们极为崇拜吴庭艳，所以绝不能让他继续留在世上。”陈文香（音译）这位普通的市民曾是吴庭艳的批评者之一，并因反对其统治而受过牢狱之苦，他说：“掌权的将军们之所以决定­干­掉吴庭艳兄弟两人，完全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将军们的心里十分清楚，他们既非安邦治国之天才，又缺乏道德上的权威和政治上的支持，故只要总统和吴庭儒先生还活着，他们无论如何也难阻止俩兄弟卷土重来。”

约翰·F·肯尼迪总统闻此消息后，脸­色­迅速变得煞白，我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的激动。死讯“就像一个道德和信仰问题那样，造成了他内心的震动和烦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事后回忆道，“完全动摇了他的信心……开始怀疑有关南越问题的情报。”小阿瑟·施莱辛格也说，自从猪湾事件以来，这似乎是总统最感沮丧的一次，他处于深深的“忧郁和不安”之中。

总统仔细地推敲着这一死讯，并认真地评论道，这一死讯将对美国和世界均产生严重的后果。他怀疑地指出，作为天主教徒，这俩兄弟是会杀死自己的。小罗杰·希尔斯曼反对道，即使他们信仰天主教，吴庭艳和吴庭儒结束自己生命的举动也不难理解——按照一种­精­神，即“这是‘哈米吉多顿’（《圣经》中善与恶的决战唱—译者）”。后来，麦乔治·邦迪刚直截了当地评论道，当人们的手被反捆着的时候，他却能用枪和刀来进行自杀，这似乎是异乎寻常的。

总统坚信，在为越南服务了二十年之后，吴庭艳的影响决不会与他的死亡一起消失。这一判断似乎与毛泽东的说法有不谋而合之处。在一九六五年早期，他与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提到，美国人已不再关心吴庭艳了。他又继续说道，胡志明和他（毛）都认为，吴庭艳并不是如此之坏。他说，在他被谋杀之后，天下难道就变得太平无事了吗？我们还无法得知毛对吴庭艳评价的全部细节，不知道他对吴庭艳在越南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全部看法，这只能有待于中国和越南开放他的档案。这一评论引起人们的许多疑问。

吴庭艳之死引起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震动，但问题还不仅于此。回顾往事，从当时来看，最令人心焦的事情是：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政治上形成真空的南越，并且，我们也失去了按照美国的目标来推进事物进程的基矗吴庭艳之死并未结束越南政局中深刻的分歧。在一次避重就轻报告的杰作中，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于十一月四日告诉华盛顿，似乎有某些分歧存在于我们与你们之间，这主要是关于政变的影响和功绩。这里是一些我们的看法：a.对于那些曾与军事或政治运动有关的人来说，这次政变似乎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其表现在两个方面……b.那些一直对政变抱有敌意的专家们曾认为，“与吴庭艳在一起将会取胜，”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这次政变意味着，战争的时间有可能大大缩短。

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结论­性­地指出，他也认为，政变将缩短战争的时间，并加快美国人返回家园的速度。

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均对此表示怀疑。在政变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会出现来取代吴庭艳，政变之后，我们也未看到一个这样的政府。

为了摸清真相，总统要求我于十一月二十日，在火奴鲁鲁召开各方参加的会议。这是我们会见林登·B·约翰逊之前，最后一次开会商讨越南问题，四天之后，他继任了总统的席位。

这次会议与所有以前的这类会议并无不同，我对它也无特别的印象。但是，麦乔治·邦迪却对它有深刻印象，此前，他从未出席过夏威夷的情况通报会议。在我们返回的途中，他对碰到的一位参谋人员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情况的简要通报似乎成了一场法庭的辩论，人们试图愚弄他，他则试图向他们说明，这办不到。”或许，这种说法对那些将领们失之公允，但它的确反映了我们面临的困难，越南的形势和我们对它未来的展望，均未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清楚的画面。

麦乔治·邦迪从会议的情况中，得出了一个完全准确的估价，事后这一估价得到了证实。在谈到南越的政局形势时，他对那位参谋人员说，尽管，要想看出政变后的军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则是显而易见的，即将军们的联合只能是权宜之举。这一预测不幸言中！在其后的十八个月中，这个军政权就像一扇高速转动的旋转门，其首脑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不断变换着。

约翰·F·肯尼迪总统最后一次公开地发表对越南问题的评论，是在十一月十四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时，他富于修辞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将放弃南越吗？”然后，他自问自答地说，“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以我之见，美国的军队并不一定非要留在那里。”

此前，也是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道：“您能否就政变后南越目前的局势，以及召开火奴鲁鲁会议的目的，谈些个人的看法？”他回答说：“召开火奴鲁鲁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对形势做出估价：美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的援助政策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加强斗争？我们如何将美国人撤出那里。目前，我们将要争取的目标是，将美国人撤回家乡，使南越有机会自己保卫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样。”

这两次评论的观点均与他十周以前的观点相同，那次是他在回答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问题。当时，他说，按照最终的结论来说，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是指这样一些人，即那些必须赢得战争或不得不输掉战争的人。然而，有关这个话题，约翰·F·肯尼迪的态度也并非总是这样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对切特·亨特利和戴维·布林克利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呆在那里。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我们的影响来取得效果……我们不应当撤离。”

然而，约翰·F·肯尼迪总统占有绝对优势的观点——无论是在这次会谈之前或之后，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则是，从根本上说，南越必须自己来进行战争，美国绝不可能为他们完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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