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至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给总统的备忘录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它使政府中本来就已十分尖锐的对立更加白热化。它导致了紧张而苛刻的参议院听证会，使我陷入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立的僵局，同时引发了参谋长们将全体辞职的传闻。它推进了我与林登·B·约翰逊总统最终分道扬镳的进程，加速了我从五角大楼的离去。

在那个夏天和秋天突发的一系列事件使总统和政府、国防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们很难将注意力仅仅集中于越南。我们面对的是如山洪般骤然狂泄的一大堆危机和问题。一场中东战争促使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首次起用；苏联反弹道导弹计划使东西方之间的核平衡面临倾覆的威胁；希腊和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问题争端的­阴­影使北约的东部侧翼出现危险；在我们国内几个主要城市的种族­骚­乱；当然，还有不断兴起的反战示威，包括一次企图关闭五角大楼的大规模的行动……新闻界开始报导包括我在内的政要人物受到巨大压力的一些征兆。林登·B·约翰逊总统也暗示他不想寻求一九六八年的连任。

在我递交备忘录后的两个星期里，参谋长联席会议送给总统和我不下七份备忘录作为回应。正如《五角大楼报》后来所评论的那样：“华盛顿的造纸厂肯定打破了以往的生产纪录。”

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特别不能接受的是我的建议：应在我们对越南的最低目标中排除那些意义不够明确的部分。

正如我曾经讲过的那样，我强调我们的政策将基于两项原则：“一、我们所承担的义务仅仅是为了使越南人民能够获得权力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二、一旦这个国家停止自救，我们的义务也将终止。”参谋长联席会议声称，这个原则与美国在越南现行的国家政策和目标相悖，将被排除在进一步考虑之列。

他们指责说，我的论点违背了体现美国现行政策和目标的第228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而该文件，他们着重指出，仍是当前美国政府的战时决策­性­文件。

实际上，第228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只是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麦乔治·邦迪给迪安·腊斯克、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其他一些人的一个简要的笔记。其中写道，总统已决定接受我在前一天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报告中有这样的话：“我建议您向各政府机构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对南越提供援助和支持，直至其国内的局势得到控制。”但是，我的报告同时还包括这样一个关键的限制条件：我们当前政策中的某些限制看起来是合理的，即：南越必须依靠自己赢得战争。

参谋长们搞错了，我们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但他们也是正确的，因为，近几年来我们已偏离了该政策规定的航向。

最基本的问题从未解决。如果南越政府像他们历来所表现的那样，即不能赢得更无法保持人民对它的支持，并据此打败叛乱者，难道我们应该去替他们做吗？

参谋长们还极力主张美国部队对北越进行更猛烈的海陆空立体攻击。他们对这个建议如此重视，因此要求我就该建议提请总统注意，当然，我照办了。五月二十日，他们交给我另一份备忘录重申他们的观点，即入侵北越、老挝和柬埔寨，包括在泰国部署美国部队已变得非常必要，同时，存在对南中国使用核武器的极大可能。他们强调，所有以上这些行动都突出地显示了我们需要动员美国的预备役部队。

他们坚持冒险挑起核冲突的想法令我感到震惊。

为了解决我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轰炸问题上的分歧，我曾要求中央情报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组织他的专家们进行分析评估，提出一个变通的方案。报告的结果十分明确：我们不相信任何计划……能够将军用物资以及其它必需物资的运输量减少到足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影响在南越的战争，或降低河内在战争中坚持下去的决心。中央情报局解释说：“这个结论基于无可辨驳的事实：公路网的巨大容量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广的缓冲地带，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哪个封锁计划可以达到那样的逻辑目标系统：使人员和物资向南越的渗入量低于现有的水平。

参谋长们怒不可遏地抵制这个分析报告，并继续施加压力敦促采取更猛烈的轰炸行动。

尖锐的对立不仅存在于高层文职和军事官员中，同时也存在于军队内部。例如：大约就是在那个时期，我和海军部长保罗·H·尼采收到了一份简短的情况介绍，署名是海军越南评价小组。我最近还回忆起这样一个Сhā曲。一位已退役的海军少将尤金·卡罗尔交给我一本他的上司海军少将吉恩·R·拉罗克的回忆录，里面写道：一九六七年的某一天，海军部长保罗·H·尼采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在和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谈话之后，他、保罗·H·尼采要求我组织一个包括十名海军将级军官和一名海军陆战队将官的小组，去越南进行实地考察，以便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提出可供选择的方案。

保罗·H·尼采明白地表示他和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对那些已为人熟知的情况不感兴趣。此外，他还指示该小组要集中注意力对一九六七年美军在南越的状况和美国可做的选择进行尽可能客观地考察。

遵照海军部长的指示，我召集了十名海军将官和一名海军陆战队准将组成了一个小组，开始着手工作。在越南考察期间，我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莫迈耶将军、库什曼将军、舰队司令员及其舰队参谋人员进行了多次讨论，并询问了各级军官，包括地面部队的军官，部署在南越沿海的舰队上的军官以及扼守在河道入口处的海军军官。

近六个月的时间，该小组考察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这包括：在南越西部和北部边界建一座墙；在港口布雷；大规模空中打击；摧毁江河上的交通运输线；对所有这些以及其它被筛选的方案的考察结果是：没有一个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取得预期的军事胜利。

另一个附加的方案提出派遣美国部队到北越去，经海军陆战队官员估计，这将要求在该地区至少增派五十万美军。我们观察小组一致确信，其结果毫无疑问会引起中国对北越的­干­涉。

我们小组提供的考察结果证明，在越南要取得军事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打算把这个报告先提交给海军部长、国防部长和五角大楼的一些高级官员，由于我们这个小组的非正式­性­质——它并不是由官方指令组成的，还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使得白宫尽力防止我们调查结果的传播，海军作战部副参谋长霍拉西奥·里维罗将军私下强硬地向我表示，该报告的传播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以及我在海军的前途都是不利的。他的坚决反对使我们的调查报告被搁浅了。

尤金·J·卡罗尔将军在他的公开信里告诉我：“是吉恩·拉罗克的独立意志和决心要汇报事实，而不是他政治上的地位。当时越南的形势导致他度过一段短暂的军事生涯后过早地从海军退役。”尤金·J·卡罗尔和吉恩·拉罗克后来成为美国军事思想的雄辩的民间批评家。

参谋长联席会议凶猛的备忘录攻势并没有慑服我，在六月十二日，赛勒斯·R·万斯和我再一次敦促总统拒绝他们的计划。我引证联邦调查局的分析报告，指出我们确信大规模的战争升级将导致一场灾难：“几乎可以肯定，除了颠覆河内政权以外，是没有东西能使北越下决心放弃抵抗，只要他们相信他们有机会赢得在南方的‘消耗战’……而足以使河内政权瓦解的行动也将足以把我们带进与中国和苏联的战争。”我们还强调说：“参谋长们的计划将使美国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他们建议的许多方案都需要调动大规模的防卫力量，与我们所提方案相比，达到他们所预定的目标将导致数倍的损失。总统在六月十三日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现在的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如果他们以前不是被长时间蒙蔽的话——这么多­精­明强­干­而又富于经验的军队和文职官员，怎么可能对这种关系人民生命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不进行系统地思考和全面透彻地询问呢？简单地说，这样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程序被“排挤”掉的原因是：越南仅仅是我们面对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

一九六○年华盛顿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令总统和他的助手们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如：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下旬，我们收到中央情报局关于埃及将要入侵以­色­列的报告。当然，埃及十分可能得到约旦和叙利亚等其它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我们担心，假如埃及认为必须达到它的目标——摧毁那个犹太国家——它将会同时接受苏联的支持，而以­色­列无疑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

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很久以来就计划在六月二日举行会晤，以便就我们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进行探讨。当这一天到来时，迫在眉睫的埃及战争成为议事日程上的首要议题。我们比较了对情报的分析和对冲突结果的预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包括谁将获胜：以­色­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回忆起当时，一方认为以­色­列会在十天内获胜；另一方则预计七天，但同时我们也都认识到这样一种战争的结果是很难预测和控制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去阻止它。

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工作是无与伦比的，但它提供的情报却是令人担忧的。他们报告说以­色­列计划先发制人，率先攻击埃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似乎是合理的，首先进攻无疑会减少以­色­列的伤亡。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以­色­列先发动攻势，它将冒失去美国公众支持的风险，因为此举可能招致苏联的­干­涉从而使美国必然要卷入。

在五月下旬，以­色­列外交部长阿贝·伊本曾访问华盛顿，林登·B·约翰逊总统邀请他到白宫的家庭住宅区做客。当时总统要迪安·腊斯克和我参加，以便敦促伊本劝说以­色­列内阁取消率先进攻的计划。我们以为这样做已经成功了。然而，以­色­列在六月五日进攻了埃及，战争持续了六天，在此期间，以­色­列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攻势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夺取并控制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

六月五日，像往常一样，我在早晨七点钟到达五角大楼。

一小时之后，我桌上的电话响了，一个声音说道：“我是作战办公室的史密斯上将（我们每星期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都保证有一个海军或陆军上将在作战办公室值班）。史密斯将军说：”阿列克谢·柯西金总理接通了热线电话要求与总统通话，我们应该怎样答复他？“

“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问道。

“因为热线的终端在五角大楼。”他回答说。

热线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遗产，它设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但除了检查线路是否畅通外还从未使用过。我甚至不知道它的电话线路终端就在我的办公室下面。我告诉史密斯上将：“将线接到白宫值班室，我要和总统通话。”

我知道林登·B·约翰逊总统正在睡觉，但我还是接通了电话。不出所料，一位在总统卧室外值班的侍卫官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要和总统讲话。

“总统正在休息，不希望被打扰。”他说。

“我知道，但请叫醒他。”

后来我得知，总统与迪安·腊斯克和沃尔特·罗斯托就这次危机进行电话交谈直至凌晨四点。他拿起电话，睡意朦胧地咆哮着：“见鬼，你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总统先生，热线已经接通，阿列克谢·柯西金要与您通话。我们应该说什么？”

“我的上帝，我们应该说什么？”他回答说。

“我建议，告诉他十五分钟后您会在值班室。我马上给迪安·腊斯克打电话，我们在值班室与您会合。”

在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通过热线与阿列克谢·柯西金交换了意见。六月十日，由于以­色­列获得了攻击叙利亚的胜利，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有一次，柯西金实际上在说：“如果你们想要战争，你们会尝到苦果。”当然，那是我们最不想要的。

为什么苏联总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当以­色­列如此神速地打败了埃及和约旦后，看起来就要移兵威胁大马士革。

为此林登·B·约翰逊总统告诉阿列克谢·柯西金，一旦以­色­列得到戈兰高地，它就会接受停火。同时，总统同意命令第七舰队靠近叙利亚海岸，以便使苏联明白，对他们在该地区的任何行动，我们都会有所反应。几小时后，以­色­列和叙利亚接受了停火建议，第七舰队也停止了东移。虽然信息的交换使形势明朗，但这个Сhā曲揭示了在冷战中期，美苏维持全球平衡时的关系是多么微妙。这进一步解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要在印度支那保持压倒优势的感受，同时也说明了一系列的突发事件使我们无法倾全力于越南。

现在对我来说已十分清楚，印度支那的政策和方案将我们引向了从未料到也并不希望的歧路。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无论是生命的丧失还是政治、社会和经济所受到的破坏——都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想。我们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这失败能否避免？从我们的经验中可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以防止其他人重蹈覆辙？学者们无疑将希望研究并揭示这些问题。这个念头在战争结束后的今天更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一九六七年六月，我决定让我的国际安全事务助理约翰·T·麦克诺顿着手搜集材料以备将来的学术研究。我告诉他要扩大搜集面和相关的文件范围，不要仅限于我们国防部，还要包括政府各部门、中央情报局以及白宫。由于我要求这项工作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因此我对约翰·T·麦克诺顿说我个人将不介入。我指示他说：“告诉你的研究人员，无论后果如何，都不要退缩。”或许是出于曾激励我做这件事的同样冲动，使我说出了上面的话。我从未想过对总统和国务卿提到此事，因为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最终却使三十六位参与研究与分析的人员卷入其中。

材料搜集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个月后，约翰·T·麦克诺顿悲剧­性­地在一次空难中丧生。整个搜集工作由莱斯利·H·盖尔布负责。当时莱斯利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官员，现在他担任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来的备忘录、情况记录、电报以及各部门的报告。几年后，莱斯·H·盖尔布利告诉一位研究人员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电话，然后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要求……我去见很多人，解释这项研究工作，告诉他们我想要下列材料。他们全都说：是的，当然……没有一个人拒绝提供材料。

一九六九年初，莱斯利·H·盖尔布的小组就美国二战后对越南的政策整理了一份七千多页的研究报告。这已远远超出为研究人员收集原始资料的范围。整个工作总起来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一方面反映了对刚刚发生的事进行评述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由于莱斯利·H·盖尔布和他的小组实际上无法接触白宫档案和一些高层政府部门的文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这项工作完成的异常出­色­。

它体现了我要求尽可能客观的宗旨，他们几乎搜集了到那时为止与越南有关的所有学术著作，其中包括从各个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

但是，由于有如此多的人卷入越南的事务，这种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努力却导致了意外的结果。一九七一年，曾为莱斯利·H·盖尔布工作过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泄露了这份材料，主编将之命名为《五角大楼文件》并开始节录连载其内容。这使林登·B·约翰逊和尼克松两届政府中的官员们感到十分尴尬。当第一篇节录出现在六月十三日星期天的报纸上时，尼克松总统的司法部立刻动用其属下所有的法律机器阻止其继续发表。

虽然我早已离开了国防部，但我仍发现我被违心地卷入了该事件的幕后活动。六月十四日星期一晚上，《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主编詹姆斯·B·斯科特·赖斯顿与他的妻子萨莉，同我和玛格丽特在我们家一起进餐，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找斯科特的。他拿起电话进了书房。几分钟之后他回到餐桌旁手里拿着一张纸说：《纽约时报》的主编和律师起草了一个声明，“非常有礼貌地拒绝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停止进一步刊载的要求。然后，他向我们读了手中的草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时报应该继续刊登这些材料。但要在最高法院法令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然，最高法院最终还是允许《纽约时报》继续报导了。

由于这份材料被披露，所有与越南决策有关的人员都受到了比以往更尖锐的批评和指责。关于我为什么要制造这个事件，各种谣传不径而走。一位观察家甚至声称我是在罗伯特·F·肯尼迪的授意下这样做的，目的是抵毁林登·B·约翰逊总统以便帮助博比·肯尼迪进行一九六八年的总统竞眩这真是荒唐透顶！但是当迪安·腊斯克后来问我为什么没有把搜集材料的事告诉他或总统时，我感到非常后悔，我本应该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迪安·腊斯克是我所见过的公职人员中最富于献身­精­神的一位，他对总统以及政府的忠诚表现在各个方面。一九六七年夏天发生的一个Сhā曲仅是其中之一。

一个炎热的下午，迪安·腊斯克打电话给我，问他是否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告诉他应该是国防部长到国务卿的办公室去。“不，不，”他说：“这是私事。”我说我不在乎是私事还是公事，十五分钟后我会到他的办公室去。

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然后说：“我必须辞职。”

“你疯了。”我说，“你在说什么？”

他说他女儿正打算嫁给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黑人同学。他不想让总统担上这么沉重的政治包袱。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他当时的想法，但对当时的我来讲却十分清楚，他相信由于他是个南方人，又为一位南方总统工作，这样一种婚姻——如果他没能阻止它或者不辞职——将会为他和总统招致广泛的责难。

当我问他是否对总统谈及这件事时，他说没有，他不想给总统添麻烦。

“见鬼！添麻烦。”我说，“如果你辞职才真是给他添麻烦呢！我知道他不会同意你辞职的，如果你不告诉他，我去对他讲。”

迪安·腊斯克告诉了总统，总统的反应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祝福了那即将缔结的婚姻——就我所知的范围内，这件婚事对迪安·腊斯克或对总统来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个人方面都绝对没有任何影响。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总统要我再去越南考察情况，我携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厄尔·G·“巴斯”·惠勒前往越南。在西贡，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和埃尔斯沃思·邦克十分乐观地向我们进行了情况介绍。埃尔斯沃思·邦克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于四月接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任美国驻越南大使。威廉·威斯特摩兰说：“并不存在相持不下的局面。我们正在缓慢但又稳固地取得胜利。如果我们不断扩大我们的战果，通往成功的步调还会加快。”埃尔斯沃恩·邦克实际上同意了这种分析。他相信战争会取得胜利，但要有一个严格的附加条件（这曾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中心立场）：“最终，他们（越南政府）必须自己赢得胜利。”威廉·威斯特摩兰明显地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又提出增派二十万美军部队的要求，我坚决反对。理由就是埃尔斯沃思·邦克所阐述的观念。

战争在缓慢进行，逐渐增加的人员伤亡，和国内不断扩大的意见分歧，使总统感到沮丧和忧虑。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厄尔·G·“巴斯”·惠勒和我从越南返回后，于七月十二日向他汇报我们的考察结果。当谈到一个问题时，总统问道：“难道我们真能赢得这场该死的战争吗？”

我在西贡得到的乐观报告暂时缓解了我长期以来对战事进程产生的怀疑。我告诉总统：“不存在军事上的胶着状态。”

并说，如果我们坚持原定的计划，我们是会赢得胜利的——当然最终结果还要取决于越南政府的表现。但是，我仍然对轰炸的效果保持怀疑。我告诉总统，我还是反对军方扩大战争规模的要求。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重新唤起，并坚定了我对地面战争也存在的怀疑。

现在，我对轰炸的态度已经公开化，并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当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批评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能够防止战争升级时，两党中的鹰派则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力支持下，向总统施加压力企图扩大战争。鹰派最担心的是总统、迪安·腊斯克和我的态度。民意测验显示公众情绪正在倒向他们一方。例如，五月中旬，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支持加强军事压力的人与支持撤兵的人相比占微弱多数（百分之四十五比百分之四十一）。

这种日渐增长的鹰派意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准备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该委员会由约翰·斯坦尼斯（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人）领导。约翰·斯坦尼斯和他的同事们——斯图尔特·赛明顿（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亨利·杰克逊（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霍华德·坎农（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人）、罗伯特·伯德（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缅因州的共和党人）、斯特罗姆·瑟蒙德（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和杰克·米勒（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在轰炸问题上持强硬路线。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激烈地抨击政府的轰炸计划。六月份，当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了解到，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准备保持有限的轰炸后，他们开始准备作战了。他们向最高军事长官和我表明了他们的意图，要求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在八月召开，其目的在于迫使白宫取消对轰炸的限制。当时他们没能如愿。林登·B·约翰逊总统认为这些听证会是一场政治灾难。他后来曾对厄尔·G·“巴斯”·惠勒说：“你的那些将军们在斯坦尼斯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几乎用他们的证词毁了我们，我们在听证会上被谋杀了。”

听证会开始的前一天，总统警告我将会面对非常激烈的场面。我对总统说：“我对此并不担心，因为我确信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总统看了看我没有再说一句话。毫不奇怪，总统的政治嗅觉比我敏感多了。

听证会于八月九日至八月二十九日之间举行。持续了整整十个漫长的日子，成为我生活中最严峻的Сhā曲之一。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在开场白中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国会正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即，如果我们只是把美国士兵丢进游击战的深渊，而不尝试更有效地切断敌人的供给线，那么派出更多的部队去越南是否明智……我个人认为，暂停或限制轰炸对我们来说都将是一个悲剧，或者说是致命的错误。”

然后，一批海、陆、空高级官员开始发言。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五名全体成员和参与轰炸的五名高级指挥官，每一个人都表示全力支持约翰·斯坦尼斯的观点。实际上他们告诉参议员：#轰炸北越是美国对南越战争战略部署中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轰炸使北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阻止了他们对南方进行的人员和物资的输送，使他们对南方越共武装的增援受到限制，降低了其在南方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从而减少了美军的伤亡。

·没有轰炸，北越在南方的军事力量会成倍增加，那将迫使我们增派八十万部队。为此将多耗费七百五十亿美元。

·为修复轰炸所造成的损失可牵制五十万北越部队，否则这些部队可用来更直接地增援南方的叛乱。

·现在停止轰炸将会是一嘲灾难“。它会导致美军伤亡的增加和战争的无限期延长。

·目前的轰炸距离预期的结果相差很远，如果政府文职官员不能够听取军人们的意见，取消他们对空袭施加的全面限制，局面就仍将如此……缓慢的轰炸速度，轰炸目标只集中于河内和海防南部地区，对柬埔寨境内的避难所过度容忍，未能关闭海防港或使其保持中立……所有这些和其它规则使轰炸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此外，“渐进主义的教条”和对真正关键­性­行动给予支持的拖延，为北越提供了建立巩固的空防系统的时间，增加了美国飞机和驾驶员的损失和伤亡，同时使北越能够通过建立储备库和进行疏散，为将要遭到破坏的设施（如汽油、原油、润滑油等）提前做好准备。

将军们对他们认为是最关键的问题——在华盛顿的文职官员­干­涉下的战争方式，进行了抨击。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打法正在取得胜利，但也使人员丧失了生命。但我却深信我们正在拯救美国人的生命，且并没有使战争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最后，八月二十五日，小组委员会邀请我进行答辩，我准备了充分的事实去进行反驳。首先我提请参议员们注意，我们的轰炸行动有三个目的：一、降低北越不断向南越进行军事渗透的规模，或者增加其付出的代价。

二、提高南越人民的士气，当轰炸开始时，他们正处于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

三、向北越领导人表明：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继续对南方进行侵犯，他们就会在北方付出代价。

以上是我们一九六五年二月开始轰炸时的目标。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它们仍将是我们的目标。我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耐心地、详尽地向参议员们阐述了这些目标制定的过程，解释了由此实施的对轰炸的限制。我说我们已经认识到任何规模的轰炸——除非消灭北越和它的全体人民，而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做出的计划——也不可能使北越人员和物资向南方的渗透量降到那样低的程度，以致不足以支持现有水平的军事行动。任何规模的轰炸，除非种族灭绝都不可能削弱北越继续战斗的意志。我强调在北方的轰炸并不能使我们廉价地赢得战争。

我告诉参议员们，轰炸运输线远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北越拥有一个非常多样化和灵活的运输系统，这包括铁路、公路、水路和山间小路。北越部队在这些道路上利用火车、卡车、驳船、舢板、人工搬运以及驴、马等（我请他们注意每一头牲畜可运送五百磅物资）。这个运输系统技术要求很低，极易维持。对于在南方进行的军事行动的有限需求来讲，它有能力提供数倍于此的物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我们的情报得出的分析，敌人在南方的兵力除食物外，一天只需要十五吨的物资供应。而从北方到南方的运输线，即使在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仍旧拥有每天二百吨以上的运输能力。我又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对北越进行了十七万三千架次的轰炸——数字之巨大，简直可与二战时盟军对德轰炸的总架次相比。其中百分之九十用于对运输线的直接打击。

其次，我转向在北方的固定目标这个议题——工厂、发电厂、仓库、火车站等，这些只占我们攻击目标的十分之一。

我解释道，在确定这些目标时我们曾进行了逐个的分析。对其军事重要­性­，美国和越南要付出的生命代价，及引起战争升级的危险等诸因素进行了慎重的比较和平衡。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给总统和我三百五十九个目标，其中二百零二个，也即百分之八十五已被付诸实施，其余五十七个未被批准，参谋长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有七个价值有限，九个是小型炼油厂，总计仅能为北越目前的储备能力提供不足百分之六的供应。二十五个是不太重要的非石油类目标，散布在有重兵守卫的地区，根据我的判断，不值得为它们付出美国士兵的生命。还有五个过于靠近中国。最后十一个仍在讨论中。

我试图使人们明白，对固定目标给予的过分关注，反映了我们对北越简单的经济需要和其战争能力以外的资源，缺乏基本的了解。虽然，我曾指出过北越已丧失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发电能力，但是，其总和尚不及波托马克电力公司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德里亚发电厂发电量的十五分之一。况且，苏联和中国——非越南本土的工厂和炼油厂——为此越提供了大部分战争需求。

我指出，每月一期的由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合作编制、分发给所有的高层文职和军事官员直至总统的报告“北越轰炸评价”，毫无例外都是以这样的词句结束：不断增强的空中打击使北越的空中防御系统出现了重要变化，给北越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但是，北越仍旧保持着对目前在南越和老挝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并且在提高其战斗水平与军事组织的能力。

我告诉参议员们，如果我们仍旧要扩大空中打击，人们可能会建议增加一个新的目标：轰炸港口和在海港布雷，特别是在海防，以便阻止北越运送必要的物资支援在南越的战斗。我说这样做的确会严重地­干­扰北越对南越的战略物资渗透。

但是，比现在所运送的少得多的物资就足以保证北越对南越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正如我曾指出的那样，据估算，在南方的北越军事力量除食物外每天只需要十五吨左右的物资。这与北越每天五千吨的实际进口能力相比根本微不足道。况且，北越的进口能力还远不止于此。据估计每天通过港口、中国边境的公路、铁路可运送一万四千吨物资。

目前大量的物资均通过海防港进口……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军用物资，如卡车、发电机和建筑设备等。但是，这些物资也仅是北越全部海上进口的一小部分。即使所有的军事装备（据可靠情报分析，这些装备总量达每天五百五十吨）都从海上进口。这种对海防港的过分依赖只是出于方便而非必要。因为海防港被证明是最方便最经济的进口途径。如果它和其它港口被关闭，根据不切实际的设想，关闭港口将会限制所有的海上进口。而北越仍可通过铁路、公路、河道维持每天八千四百吨以上的进口。更进一步地说，即便由于空中打击使它在公路、铁路和江河水道上的运输量减少百分之五十，北越还是能够保持其目前进口量的百分之七十。由于每天进口的军事物资的总量远比这少，因此，很明显，切断海上运输线并不能迫使北越在南越的军事行动降至现有水平之下。

北越的海岸线绵延近四百海里。很多地方都适合进行海滩活动。在海防港布雷或彻底摧毁海防港的设施并不能阻止外国船只在沿海卸货。全力封领这些驳船，甚至不惜冒破坏一些外国船只的风险（这是不可避免的）也只能迫使北越将海运转向陆路，全部依靠共产党中国。而北越和中国的共同边界大约有五百公里长。

反对扩大空中打击的事实很清楚，大家要做的只是认真看一下统计数字。但是我的证词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论。

参议员霍德华·坎农对我们讨论的议题没有兴趣，他把矛头转向我，指责我在对越南的军事部署方面总是不情愿遵循军事人员的劝告。他说：“很久以前，在一九六五年十月，这些目标——就被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并提出。我很奇怪，你是否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缺乏信心……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在军事目标和战争事务方面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我回答说：“宪法将统帅军队的职责交给一位文职官员——总统。我确信其目的并不是让他盲目地听从军事参谋们的建议。因此你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宪法授权的范围内，总统有时会做出与军事参谋人员的建议相反的决定。”

我继续说道：“宪法规定当军事统帅进行军事决策时，军事部门以外的其它部门也应参与行动。当然那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否有信心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我们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没有信心，他们就不会是参谋长了。”

从这时起，会议转向白热化。从我和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的交锋可看出当时听证室里不断上升的紧张气氛。

“部长先生，我对您的话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它会令共产主义者们感到欣慰。这是对共产主义退让的言论，这是一种失败的言论。”

我感到非常意外：“在这个听证委员会面前，没有一个与会者……（他）曾说过，批准那五十七个目标……就会对缩短战争进程有任何重大影响。”

在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漫长、严酷的听证会即将结束时，我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这是一个呼吁理智的发言。

在越南南方进行的悲剧­性­的、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使利用某种新的空中行动对北越实施打击成为颇具吸引力的想法。但是，虽然这种期望很诱人，在我看来它完全是幻想，追寻这样一个目标，不仅是无益的，还会给我们的国家以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

小组委员会最后一致通过了一份报告。报告严厉谴责了我在战争决策上的独断专行。宣称“谨慎地控制和对可选择区域的限制­性­规定，已使我国空中打击力量只能取得非常有限的战果。”参议员们总结道：“我们不能问心无愧地要求我们的地面部队继续他们在南越的战斗。除非我们准备用我们所能使用的最有效的手段来强化我们对北越的空中打击……理智和审慎的思考要求关于战争的决定应与专业军事人员的判断保持一致。”

听证会后不久，就有传言说我的证词几乎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引发了一次“起义”。几年以后，一位报界人士马克·佩里写道，在我参加听证会后，厄尔·G·“巴斯”·惠勒招集了一次参谋长们的会议，在会上，他们决定全体辞职。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M·格林上将和海军作战参谋托马斯·H·穆勒上将很快否认了这一报导，我对此也表示怀疑。

但巨大的分歧确实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它们造成的摩擦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也付出了代价。厄尔·G·“巴斯”·惠勒在九月上旬经受了严重的心脏病的打击，这是最终导致他死亡的原因，但在年底之前，厄尔·G·“巴斯”·惠勒又回到他在政府中的岗位，在私下的会议或公开的听证会上提出他的意见，他的态度是直率的，但并不具有煽动­性­和对抗­性­，正如他在约翰·斯坦尼斯听证会上所表现的那样。曾与我共事达七年之久的所有高级军事指挥官也都一如既往，继续为他们的国家和统帅忠诚地服务。

在这段时期，总统顾问班子中关于越南问题的分歧不断加深，这从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给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两个材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八月二十九日，理查德·赫尔姆斯送给总统一份他个人对轰炸效果所进行的评估报告。报告指出：自从一九六七年三月以来，我们每个月对北越出动一万架次的飞机进行轰炸，比一九六六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尽管有这样大幅度的升级，“尽管河内面临不断增加的困难、经济损失和由于我方提高空中打击而造成的管理和后勤方面的大量问题。他们仍然能够满足自身需要，同时继续支援他们对南方的侵犯，实际上军事和经济物资的运输量还在不断增加。”

两周后，九月十二日他又送给总统一份附有三十三页报告的特别备忘录，这份文件最近刚刚被解密。备忘录中提醒总统：“附加的文件是非常敏感的，尤其是当人们知道它的存在时，因此我密封后才交给您。”备忘录里写道：由于我们在越南的卷入涉及很多方面，而我的职责之一是考察会出现的某些可能­性­。因此，最近在国家评价办公室，我请教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分析专家，试图阐明美国在这场冲突中的利害关系。

他选择的回答方式是写了一篇题为《在越南失利的含义》的文章。我相信你会发现它很有意思。这份材料没有给也不打算给任何其他政府官员看。

在没有指出理由的情况下，作者咨询了他所在部门的三十个或更多的人。他们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就这样一个困难的题目而言，文章表明了在这些被咨询的人中，其看法比预想的要一致得多。

我将在此强调一下，这篇文章并不试图辩论现在是否应该结束或继续战争，我们也不是失败主义者。它仅仅针对一个假设的问题，该问题是作者为自己设计的，即：就美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整体利益而言，一个不利的结局将意味着什么。

理查德·赫尔姆斯说这个报告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这的确不假，在深入和细致地分析之后，文章总结道：前述的讨论已广泛地涉及许多方面和诸多可能­性­，任何过于确切的结论都将会歪曲我们的宗旨，同时也超出了一个严肃的判断允许的范围。下面就是这篇文章试图表达的主要的实质­性­内容。

a.在越南的失利对美国的权威将是一个重要的挫折，这将限制美国的影响力，损害我们的一些相关利益。这些利益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目前很难确切预料的。

b.或许最终的结果不会永久地损害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为许多地区的秩序和安全行使职责的能力。

c.最大的潜在可能是自我伤害：内部的纠纷将使我们无法进一步充分地、明智地使用我们的力量和资源。

d.这种能力的降低会对东南亚及其相邻地区产生最大的影响。该地区的某些国家可能会面对国内的­骚­乱和外部的巨大压力，并由此导致政治上的重新组合。同样的影响在其它地方不一定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会比较容易控制。

报告以这样的词句结束：任何诚实的、不带偏见的分析家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美国接受在南越的失败、那么在那一地区继起的新的同类危机中它将不必再付出代价。

但是，一个曾经聚集了大量的资源并拥有军事强国威信的世界霸权，一旦其地位受到削弱，对它支持的一般安全体系来讲，当然会有某种程度的损害。在越南这个案例中，继续战争将明显引起直接的损失，而承认失败则要冒最终的风险，但要权衡两者的得失，却似乎又缺乏一个公认的尺度。那些不得不进行这种痛苦选择的人们可能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这里所做的分析能够全面推进讨论的话，那么，它就意味着一种趋向：相对于以前大部分争论所得出的结论而言，承认失败所承担的风险或许是更有限度和更易控制的。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份备忘录，据我所知林登·B·约翰逊总统也从未将它给任何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