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研究是在“古为今用”的强势规定下进行的，历史的解释流于政治化、模式化和空心化。到了“文革”十年，所谓历史，成了构陷罪名、致人于死地的棍­棒­。历史起码的常识和尊严丧失殆尽，变成了一派胡说。

20世纪###十年盛行对历史的戏说。历史被商业化，成了某些人赚钱的工具。历史的真相被粗暴地践踏，处处峰回路转，时时柳暗花明，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历史人物和一件件莫名其妙的历史事件迷惑甚至欺骗了广大受众。历史的价值大打折扣，声誉也严重受损。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更多的人还是希望看到真实的历史，至少是趋于真实的历史，对历史的真相更感兴趣。于是，正说历史近些年来悄然升温。

正史为官修，取材大多来自国家档案，有的还是执笔者的亲见亲闻或亲历。正史观点严肃、语言凝重。正史要求史家秉笔直书，善恶必书。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孔子的《春秋》因叙事真实简洁且字寓褒贬，向来被奉为圭皋。例如《郑伯克段于鄢》，廖廖数字，蕴含却极为丰富：郑伯与公叔段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在文中却不“称兄道弟”，为什么呢？《东莱博议》诠释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斧钺千秋的冰霜之语被称为“春秋笔法”。史笔千钧，历史的震撼力、感召力和道德力量难以估量。因而有“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说。

相对而言，正史还是较为可靠的。然而，正史就句句属实、篇篇可信吗？仍以孔子为例，孔子一面为《春秋》立褒贬###，为真实史学树立楷模，一面却又宣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鲁迅先生在他的《伪自由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可见，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对历史（也就是正史）要有质疑的­精­神，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而是提倡不断地收集新史料，对已有的史料也要归纳、整理、分析、比较，在历史的语境中，认知的主体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这是由历史形成的自身决定的。例如由于恐惧，如秉笔直书会开罪权贵甚至招致“文字狱”等没顶之灾而隐瞒、篡改了历史；由于忌讳而故意隐去了许多不该隐去的史实；由于某种利益驱使或无中生有或张冠李戴而公然编造了历史；由于轻信权威的话或者道听途说而不做考证、由于缺乏求真求实的­精­神而以讹传讹，等等，都可能使历史的真相被遮蔽或篡改，都会使我们对历史的崇仰倏忽间訇然坍塌，迷惘而失落。

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但是对历史真相孜孜不倦的追寻，而且是对历史不断地做出新的解释。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要坚决摒弃人云亦云、墨守旧说的惯­性­思维，而要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善于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同时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其不朽巨著《浮士德》中说：“大呼批判，大喊怀疑，我总不会被迷惑。”怀疑、假设与求证是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两者均不可偏废，而怀疑应置于首位。

传统的史学中，历史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王朝的更替、社会的变迁、英雄造世等“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本书中所收的历史随笔­性­文章，多是从某个特定历史片断或某些历史人群中进行微观探究，更加关注历史中的“零碎”或个案。在表述上，除了侧重历史解释的故事­性­和情节­性­的叙述风格，同时也强调历史叙事的分析­性­，即在对史料收集、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历史逻辑对客观历史进行新的解构与重塑。

中华民族从来注重治史，善于从历史中获得智慧和镜鉴。一部二十五史即是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的典范，历来备受重视。然而，写过《二十二史?札记》的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却告诫我们：“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后园居诗》)此语显然偏激， 却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有在对历史的不断质疑中，才能不断获得历史的真相并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也才能为当代人提供一面足资借鉴的镜子，或者提供一种考虑全局、展望未来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思路。

张秀枫

2008年秋于深圳

圣旨原来也有假

文/眭达明 刘 辉

在古代，皇帝的圣旨不仅有许多是官样文章，是官场例行的公文，而且还有不少是假的。这种假圣旨，既有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既有别人伪造和冒充的，也有皇帝本人授意或有意为之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模仿笔迹，乱写批示

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人，起初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内侍省书艺局的小宦官，后来专门负责出外传宣皇帝诏旨，才逐渐被宋徽宗所宠信，当上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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