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22年）又获开府仪同三司“使相”。梁师成这个宦官因为稍知诗书，略懂文法，加之为人机灵乖巧，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好感，让他代行文书，参与朝政。发展到后来，不但“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取代了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作用，而且他还挑选了很多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也就是“御笔手诏”。然后掺进别的公文一道下达。因为这些“御书”同皇帝笔迹一模一样，受文单位自然不清楚它们是假的，于是同皇帝的圣旨一样贯彻执行，梁师成祸乱朝政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触目惊心。假如宋朝不盛行所谓的“御笔手诏”，皇帝不带头用白条子封官和处理政务，梁师成也就不可能如此胡来。

模仿皇帝笔迹签发文件和写批示，其始作俑者当然不是梁师成，而是早有其人。如《南史》的《恩幸传》就记述了20多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幸”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如在南齐得到三朝皇帝宠信的纪僧真，早在齐武帝之父齐高帝萧道成为南朝刘宋政权的中领军时，就在府内任主簿（秘书）。萧道成对他十分信任，让他模仿自己的笔迹在文书通告上签名，久而久之，纪僧真的字体和萧道成的一模一样。从此凡是需要萧道成签发和批复的文书统由纪僧真代理。由于纪僧真模仿的字迹可以假乱真，所以萧道成看了也笑着说：“连我也分辨不出来了。”

假中有假，以假治假

假圣旨在形式和字迹上使人真伪莫辨，而真圣旨呢？它们的内容能保证都是真实的吗？未必。其实有许多真圣旨的内容也是真真假假，甚至假中有假。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割据从河北、山东发展到全国各地，造成藩镇林立相望的局面。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虽然基本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藩镇拥有财富和重兵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有好些藩镇的节度使只是表面上尊奉朝廷，暗地里还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幽州的朱克融就是如此。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幽州，赐予节度使朱克融春衣。朱克融非但不领情，反而指责朝廷所赐春衣质地粗劣，并把送春衣的宦官给扣留起来。朝廷无奈，只好另派宦官带着新的衣物去幽州进行慰问。而朱克融视朝廷的退让为软弱可欺，竟得寸进尺，打报告给朝廷说本镇将士今年春衣不足，请朝廷补给“30万端匹，以备一岁所费，不然则三军不安”。在报告中，朱克融还提出：他打算率领兵马和工匠5000人帮助朝廷修建东都洛阳的宫阙。

唐敬宗生怕朱克融发兵叛乱，为了息事宁人，打算再派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幽州安抚，同时把被扣押的宦官救回来。宰相裴度不同意，说只要下一道诏书就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他说：“朱克融对朝廷极为无礼，必将自取灭亡，这就像猛兽一样，可以在森林中咆哮跳踉，却必然不敢离开自己的窝巢。所以我建议陛下不要派人去幽州安抚，也不要索还宦官，等10天以后，再考虑给朱克融下一道诏书，说：‘朕听说宦官到幽州后，行踪去留稍有差失，等他回京后朕自当有所处理。’至于朱克融提出要带兵帮助朝廷修建洛阳的宫阙，其实完全是一句假话，目的是恫吓朝廷。如果陛下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谋，就应该在诏书中假意答应他的奏请，说：‘助修洛阳宫阙的兵马和工匠应当迅速派来，朕已命令沿途各地安排接待。’朱克融接到这道诏书后，肯定会惊慌失措，大乱方寸。”唐敬宗听后十分高兴，欣然采纳了裴度的意见。朝廷最后按裴度的意思起草的这道诏书假中有假，以假治假，既义正词严又晓之以理。朱克融因摸不清朝廷的底细，果然不轻举妄动。过不多久，幽州发生兵变，将士杀死朱克融和他的儿子。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皆如裴度所料。

捏造事实，欲盖弥彰

古代皇帝发布圣旨，真真假假，应付过关，虽然可笑，却能让人同情；而他们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欺骗人民，这就非常可气甚至可恶了。这种现象在古代还非常普遍。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发布的一道圣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史万岁是隋朝大将。隋朝第一名臣、宰相高颎等人曾称赞他“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隋朝的边防巩固有过重大贡献的名将，却在开皇二十年出击突厥建立了殊功后被冤杀。全国老百姓都为他的死感到冤枉和痛惜。

更令人发指的是，隋文帝冤杀史万岁后，为了开脱责任，为错杀功臣寻找根据和理由，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竟然错上加错地起草了一份诏令，向天下公布史万岁的所谓罪状。

这份冠冕堂皇的诏令，总共写了史万岁两条罪状：一是开皇十七年（597年）平定南宁州时“多受金银，违敕令住”；二是此次出击突厥后“怀诈邀功”。然而全天下的人都清楚，南宁州的问题早已解决。这一点，连本诏令也是承认的，否则怎么会“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既然如此，还提此陈年旧账­干­什么？而此次出击突厥后的“怀诈邀功”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实情况是“有功未酬”！因此，这两条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如果不发布这份诏令，那么隋文帝还只是犯有错杀大臣之过。而此诏令一公布，全天下的人反而认清了他原来还是一个伪君子，更感到史万岁的死是一个大冤案，更为史万岁的死感到悲痛和惋惜！因此，起草并颁布此诏令，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错上加错！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名言的张冠李戴与移花接木（1）

文/胡文辉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似有两大显学：一是《红楼梦》研究，一是鲁迅研究。但时移世异，风气逆转，鲁迅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近20年来，当意识形态的光环散去，鲁迅也就走下了神坛，当年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文献，还能存留下来不失价值的，恐怕多是那些就事论事的考证吧。

我的老师，原中山大学教授李伟江先生，长期研究鲁迅、左翼文学及现代文学史料学，在他去世7年之后，他一生的心血《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最近终于出版。这部遗著，既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墓志铭，也可以视作鲁迅研究的一个墓志铭；通过阅读这部遗著，我不仅是在怀念一个踏实学人的一生，也似乎是在凭吊鲁迅研究史的往日繁华。

李先生在文集中，分别考订了鲁迅与中山大学、鲁迅与广东报刊、鲁迅在粤港讲演等专题，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共产党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篇。以下仅谈谈我读此文后的感想，但取一瓢，而不及其余。

曾有不少语录、手册和文章，都称鲁迅对日本友人说过“共产党是火车头……”这样的话，李先生在此文中澄清，这只是由于翻译不准确而导致的张冠李戴，鲁迅原话的中译应作：“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推进了陷阱。最初（他们）说，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由于共产党带着国民党，革命才会成功……所以青年们都很感动，当了共产党。而现在又突然因为是共产党的缘故，把他们统统杀掉了。”这段话是针对国民党清共而言，由上下文看，“共产党是火车头……”的主语显然是国民党，鲁迅只是转引国民党方面的话语，以指责他们反复无常、欺骗青年。李先生进而寻根究底，挖掘出鲁迅这段引语的始作俑者，应是国民党###、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1926年11月的演说：“中国共产党好像机关车，国民党好像货车，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好像人车货车套上机关车；没有机关车断不容易把中国的革命载到世界革命队伍里去。”这是戴氏在国共合作期间，有意迎合苏俄顾问鲍罗廷而说的门面话。所谓“机关车”，也即后来通称的火车头。

我所以特别留意这篇考证，是因为类似将名言张冠李戴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我曾在《敦煌学与爱国／民族主义》（《最是文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里指出：大凡讲到敦煌学，一般多喜欢引用陈寅恪“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话，其实陈氏原话见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作：“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可见，这句话既非出于陈氏本人之口，陈氏本人对此也未必认同。又如世俗都将“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当作徐悲鸿的妙语，但徐氏早在《悲鸿自述》里明白交代，他早年在离开宜兴女子学校时，国文教授张祖芬临别赠言：“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愿受鄙言，敬与君别。”（《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2005年版）后来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也重复了此说，只不过将张祖芬的赠言译成白话：“我希望你记住两句话：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你，就送你这两句嘉言吧！”（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名言的张冠李戴与移花接木（2）

以上数例，是将名言的原创者误植；还有一种情况更为恶劣，是对名言故作曲解。过去批判胡适时，多指责胡氏所说的“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一语，但我的朋友谢泳先生写过一篇《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指出这句话实出于偷梁换柱，原始出处应是胡氏介绍詹姆士实在论哲学的《实验主义》一文：“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所谓“历史是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的比喻，就是将这里“实在”偷偷改成“历史”，如此就轻巧地完成了对胡氏本义的歪曲。谢泳更举出冯友兰20世纪50年代的批胡文章为例，冯氏当时在《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底政治路线底关系》中对胡氏的话做了移花接木：“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谢泳认为，“历史是个小姑娘”这句话的广泛流传，或许就与冯友兰此文有关。这是很有价值的辨析，跟李先生《“共产党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文有异曲同工的意味。

此外，还可以为谢泳补充一个有趣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末，哲学史家方立天先生在《评“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中有这样一段：“‘四人帮’信奉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一集卷二）……的实用主义历史观。”（《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作者表面上引用原文，并注明出自《胡适文存》，实际上却将原文中作为哲学名词的“实在”，当作虚词来使用——“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居然就成了“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

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季羡林先生笔下。1990年季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的序言中说：“寅恪先生对共产党什么态度呢？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中讲到，寅恪先生有一次对他说，他赞成communism（共产主义），但反对Russian communism（俄国式共产主义）。”（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999年他在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发言，再次提到：“陈先生对共产主义是什么态度？现在一些人认为他反对共产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大家看一看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他用英文写了几个字说陈先生赞成communism，但反对Russian communism，即陈先生赞成共产主义，反对俄罗斯式的共产主义。浦江清写日记，当时不敢写‘共产’两个字，用了英语。说陈先生反对共产主义是不符事实的。”（《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其实浦江清日记的原文是：“他不反对communism，但他不赞成Russian communism。”（《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扉页，三联书店1999年增补本）原文明明只是消极的“不反对”，到了季先生那里，就变为积极的“赞成”了。

由以上列举的例证可知，对名言的误植或歪曲，绝非偶然。错误并非无缘无故地发生，而往往有其思想背景和动机。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归于陈寅恪名下，将“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归于徐悲鸿名下，那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借名人的光环，以加重言论的分量；当我们需要证实鲁迅信仰共产主义、认同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是火车头”这种话也就顺理成章地出自鲁迅之口；当我们需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历史观的时候，胡适也就顺理成章地说出“历史像个小姑娘”这种奇谈怪论；当我们需要证明陈寅恪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时候，陈寅恪也就顺理成章地表态“赞成共产主义”。这些误植或歪曲，或恰好切合时代­精­神的大气候，或恰好符合引用者个人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被误植被歪曲的文本，更符合引用者的需要，尤其是政治上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需要，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文本，文本“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啊！

尤其需要反省的是，误植或歪曲不仅出于大众无知的以讹传讹，更出于学者有意的将错就错。连学界名流都可以肆意地曲解前贤，又何怪乎今天的小市民们流言满天飞呢？

还是再回到李伟江先生那里。我想，李先生对鲁迅的认知和信仰，并没有能超出那个时代，他眼中的鲁迅，恐怕仍是光环笼罩下的鲁迅。尽管如此，他绝不抹杀证据，绝不隐没事实，即使他希望发掘出更多鲁迅转向共产主义的新史料，他仍死心眼地争辩，“共产党是火车头……”并不是鲁迅自己的话。考虑到《“共产党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文最初的发表时间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仍是学术界春寒料峭的时代，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光武帝刘秀蒙受“不白之冤”

文/张恒涛

在中华历史上的众多帝王之中，有一位文治武功、相貌人品堪称近乎完美的皇帝，他就是东汉“光武中兴”的缔造者——光武帝刘秀。

然而，几百年来，几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经典京戏的流传，使民间的光武帝形象蒙受着“不白之冤”。这其中最有名的有两出。

其一为《上天台》：刘秀宠爱郭妃，身为国丈的郭太师仗势欺人，于是开国元勋姚期的儿子姚刚打死国丈。刘秀念姚氏父子有功于国，从轻发落，将姚刚发配湖广，留姚期继续在朝为官。郭妃为了给老爹报仇，设计把刘秀灌醉，刘秀醉酒后听信郭妃谗言，错斩了姚期。

另一为《打金砖》（一名《兰逼宫》，又名《二十八宿归天》）：姚刚打死郭太师后，姚期绑子上殿请罪，刘秀酒醉，传旨立即将姚期满门抄斩，文武百官都上殿保本，也被一并杀害。开国功臣马武手持金砖闯入后宫，威胁要拍死刘秀，刘秀被迫应允赦免姚期，但为时已晚，马武用金砖击顶自杀身亡。刘秀酒醒之后，愧疚难当，加上­阴­魂现身索命，一命呜呼。

以上两剧，尽管剧中主要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戏中所演故事和人物­性­格，均与史实严重不符。

戏中“宠爱郭妃”，并非事实。刘秀一辈子只有三个女人：­阴­丽华、郭圣通和“无宠”的许美人。而他一生只爱一个女人——­阴­丽华。刘秀长期征战，身边没有一个女人，初见­阴­丽华，他发出“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感叹。公元23年，刘秀终于达成多年夙愿，娶­阴­丽华为妻，这时刘秀已经28岁了。之后，迫于政治原因才娶了郭圣通。刘秀称帝后，要立­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坚决推辞：“困厄之情不可忘，而况郭贵人已经生子。”他不得已立郭圣通为皇后。此后，刘秀每次出征都把­阴­丽华带在身边，尽可能地减少自己心爱女人受到皇后轻慢的机会。最终，刘秀废除郭圣通，立已经40岁的­阴­丽华为皇后。公元56年，刘秀死；公元65年，­阴­丽华死，合葬在刘秀陵寝。

史书称刘秀为“中兴明主”，《后汉书》赞其“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刘秀与君臣的关系也相当和谐，他对功臣从不猜疑。冯异掌握重兵，专守关中，独当半壁江山，有人上奏章说他“专制关中，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冯异惶惧，上书谢罪。光武帝诏报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大将朱鲔曾为更始帝刘玄坚守洛阳，对抗过刘秀的军队，而且参与过谋杀刘（刘秀的哥哥）的活动，光武帝派人说降：“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朱鲔降后，光武帝拜鲔为平狄将军，封为侯爵，传封累世。

刘秀这样文韬武略、感情专一的明君，为什么被后世的戏剧家加上贪恋酒­色­、滥杀功臣的罪名呢？这要从有关光武帝的几出戏的取材来谈。《上天台》、《打金砖》等戏，取材于《东汉演义传》，此书系明朝万历年间学者谢诏所作。朱元璋杀戮功臣，招致很多士人不满，但法禁森严，人们敢怒而不敢言。明朝中叶以后，法禁稍弛，一些人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前朝皇帝为主人公，编成小说，借以讽喻现实。这样既可避开文网罗织，又发泄了胸中块垒。扭曲刘秀的几出京戏，则是根据演义故事，加上作者的发挥编造出来的。

诸葛亮自荐失败，自编自演“三顾茅庐”（1）

文/韩春呜

“毛遂自荐”的最早版本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所写的“三顾茅庐”，可谓是诸葛亮决定出山的关键一节。说刘备刘玄德太看重诸葛亮的才华了，一而再，再而三，不管是吃了闭门羹，还是被小书童奚落，更不顾风雪寒天，执意要见诸葛亮，不请出诸葛亮决不罢休。不过在比这两本书更早的史家著作之中，却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叫做“毛遂自荐”说。

据《魏略》之中记载：曹­操­统一中国北方以后，荆州成为众矢之的，直接面临曹­操­、孙权两方面的军事威胁，荆州牧刘表则缺乏应对之策。被曹­操­赶出中原地区的刘备此时驻扎在樊城，引起了诸葛亮的关注。

这时的诸葛亮在隆中闷了快10年了，学成了一身本事，“八阵图”也大功告成，眼看自己已经是奔30的人了，是该施展自己本事的时候了。在老师和朋友的建议下，诸葛亮决定亲赴樊城会会刘备。

诸葛亮见到刘备的时候，刘备正在会客。刘备见诸葛亮非常年轻，又素不相识，也没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将他晾在一边。等到会客结束，只剩下诸葛亮一人的时候，刘备还是不理不睬。正好有人送来了一支牦牛尾，刘备只顾自己用牦牛尾编织饰物。诸葛亮见此情景，不禁正­色­而言道：“我以为将军必定胸怀大志，想不到原来却只知道编织而已。”这才把刘备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身上。经过一番交谈，刘备发现眼前的年轻人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便把诸葛亮留为己用。这就是最早的“毛遂自荐”的版本。

司马徽与诸葛亮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