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同王国强一道撤销职务的，还有信访局局长。信访局长没有行贿受贿的劣迹，他只是平庸，不­干­事。山风县群众来信来访量大面广，每天都有大量信件进入。他让工作人员对一些重要信件进行登记，另外一些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则当成了废纸处理。信访局是典型的清水衙门，没什么额外收入，他们就把那些信件集中起来，连同旧报纸卖给印刷厂，以补充办公费用的不足。而且长期以来，他们坚持不懈地这样做着。本来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可这次却碰到了鬼。印刷厂的一个职工反映厂长的经济问题的一封信，意外地落到了他本人手里。他是在处理这些废纸时发现他的原作的，上面盖有信访局的收件章。他一气之下把原件寄给了杨子晨。在研究人事问题的常委会上，杨子晨把这封信拿了出来。杨子晨说：“这种视人民群众来信为儿戏的局长，只有一条路：撤！”就这么撤职了。会议还决定撤销工商局局长的职务，原因是他每天都讲着很正确的话，每天都说着没用的话，­精­减工商营业执照的审批程序叫喊了几年，可办个公司照样要几个月时间才能把执照领到手。前年杨子晨还在当县长时，就把这件事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一年过去，审批程序非但没能­精­减下来，反而增加了。杨子晨认为，这种办事效率，要指望在改革开放中有所作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免去了他的局长职务，作为正局级调研员处理。

他杨子晨横下一条心要免去这五位局长职务，除了市委书记焦明亮给他撑腰打气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县长蒋也哉。杨子晨在给焦书记当秘书时，蒋也哉是市工业局副局长。比杨子晨小一岁，两人是比较好的朋友。他是35岁时到山风县当副县长的。他早就知道山风县不好搞，下来时满腹牢­骚­。临走前，杨子晨给他饯行，两人碰杯，蒋也哉说：“老弟喝的是一杯苦酒啊！”杨子晨说：“你老弟别这样讲，把你放下去的目的就是要把你往上提。用不了几年，你老弟就是市工业局局长了。但你要一步走到局长的位置，还­嫩­了点。”蒋也哉说：“我回来的事情就靠你了。你到时候多在焦书记面前美言几句，把我早点弄回来。”杨子晨一口答应下来。可没想到不出两年，杨子晨又要下去当县长。市委当时的一个方案是把蒋也哉调回市里依然任工业局副局长，原因是他在山风县工作情绪不稳定，有些镀金的短期考虑。焦书记把这个消息给杨子晨通了个气，杨子晨说：“如果把我放到山风县，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把蒋也哉留在那里做我的助手。他的脾气我知道，我们也合得来。”焦书记听信了杨子晨的话，就推翻了市委的第一个方案。杨子晨到任后，蒋也哉就成了常务副县长。蒋也哉知道，他之所以没走成，就是因为杨子晨起了作用。可作为朋友，蒋也哉并不记恨杨子晨，他明白这是对他的一种信任。当然，杨子晨的到来也彻底打消了他近期调回市里的梦想，同时也更加增添了他要­干­一番事业的决心。结果两人配合得很好，杨子晨一去，蒋也哉象变了一个人似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起来了。一直抓工业的蒋也哉在投资环境相当差的山风县，率领一班人马不停蹄地上下奔跑，连续上了两个投资项目，并对濒临瘫痪的几个乡镇企业逐个进行分期整治。杨子晨当县委书记后，蒋也哉理所当然地当了县长。对县委要求一次免去五个局长职务的事，一贯支持杨子晨的蒋也哉当初也有点顾虑，他怕造成­干­部情绪的波动，使大家产生人人自危的感觉。他也曾经建议杨子晨下刀慢一点，把那些不称职的局长们逐渐替换下去。他打了个比方，山风县的情况就象一个得了慢­性­病的人，不可能一副药就能治好病要，要慢慢调养。一次下药过猛过量，反而会搞坏身子。杨子晨是个急­性­子，他就蒋也哉的比方打比方说，为什么有些慢­性­病的人在长期不能治愈时就喜欢找老中医看病，是因为老中医下药足量，不象年轻医生那样缩手缩脚。配伍不一样，药量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象王国强那种人，下手迟一天都会对工作造成损失，不能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个班子是软弱无能的。所以要把刀磨快些，快刀斩乱麻。蒋也哉觉得杨子晨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在常委会上是全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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