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际关系上的对比,孔子讲了不少。例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可见他特别重视在人际关系中看人品。如果有一个大学者,著述甚丰,但细想起来,从来没有怎么帮助过别人,反而几度坏了别人的事,那么,这个大学者在本质上很可能是一个小人。在这些对比中,“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的界线、“周而不比”和“比而不周”的界线最为深刻。这两条界线,保障了君子们在和睦中的独立性,否定了小人们在趋同中的攀比,因此也证明了那种没有不同意见的千篇一律,只能滋生小人而不是君子。
在道义使命上的对比,孔子觉得最为根本。他提出了一些简明原则,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等,认为君子不同于小人的基本点,在于能够超越利益和境遇,追求道义和仁德。
你们看,虽然孔子并没有为君子和小人确立严格的定义,却从反复的对比中让大多数中国人感悟到了这两种人的差别所在。这是一笔延续两千多年的丰富精神遗产。我希望同学们在儒家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对比上投下更多的时间来体会。
‖王牧笛:刚刚余老师讲的是君子之道,我知道孔子还特别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中庸之道”,它又该怎么理解呢?
‖余秋雨:如果说君子之道侧重于人格论,那么中庸之道便侧重于方法论。中庸之道是反对极端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种制衡哲学。我估计,你们的父母一辈,甚至祖父、祖母一辈,都会有人误会中庸之道是不分是非地搞折中,是谁也不得罪地和稀泥,这完全搞错了。人类太容易走极端了,能不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找一条最有分寸、最恰当、最合适的路?其实儒家的好处就是相信这条路的存在,即使一时找不到,它也存在。这种信念,变成了一种理想,一种信仰,因此方法论也就变成了目的论。
我特别需要提醒年轻学生的是,要认识中庸之道的意义,首先要认识极端主义的祸害。我们在说极端主义的时候,不能完全指称那些恐怖主义分子。实际上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可能沾染极端主义思维。极端主义的初极形态就是追求“痛快”,追求“危言耸听”;极端主义的高级形态就是争取成为站在悬崖峭壁上的“英雄”。为什么是站在悬崖峭壁上的呢?因为这些人越要吸引观瞻,就要把对立面看得越大、越强,结果把自己脚下的土地越逼越小。我见过发动农村族群械斗的首领“*”时期的造反派头头,以及目前某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族群分裂主义者,几乎都是这样。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首领?因为提出的口号特别刺激。特别刺激的口号一定是狭隘、苛刻、夸张的,那就成了“原教旨主义者”,或者说“基本教义派”,容不得任何修正、宽容和妥协,并把丝毫修正、宽容、妥协看成是叛变。这种思维,把满世界都看成是仇敌,那就只能把自己看成是无以立足的孤独者了。不少人喜欢仰望这种形象,于是他们也就扮演这种形象,到后来,让别人和自己都没法活。中庸之道否定了这种扮演,笑眯眯地解救了这些人,也解救了他们的所谓“仇敌”。世界上的活动空间很大,人类的生存方式很多,何必玩这种极端?极端主义认为,“离佛一尺即是魔”,这种理论看似保护了佛的纯洁性,其实是孤立佛、限制佛,让佛失去了话语空间和行为自由,能做的只能是对一尺之外的所有物象进行呵斥和打斗,那么佛也就不再是佛。中庸之道正相反,认为“离魔一尺即是佛”,佛的世界无比广阔,一切人都能被佛光普照。
正因为这样,孔子把中庸之道看成是最高、最广的道德。他在《论语》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也就是说,那些永远在玩弄极端概念、陈述刺激话语的“英雄”,基本上是小人。这话,希望大家记住。我为什么历来不与极端主义辩论?因为心中早有孔子的这个判断。
学习中庸之道,我建议大家多读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中庸》篇,这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记述的,很有价值。我在这里先为大家读一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我一直认为,中庸之道,是21世纪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佳哲学,可惜很难让外国人领会。我还认为,中庸之道加上君子之道,是儒家的灵魂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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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关于下一项记忆的争论(1)
‖余秋雨:在甲骨文、商代、老子、孔子之后,接下来应该讨论哪一个重大文化现象?这一定会引起争议,因为在攀越了几座无可争议的高峰之后,前后的大山很多,选哪一座都风光无限。但是,我们还是要为当代广大民众选一选。我希望听到不同意见,然后再来讨论。顺便还请说一说,文化记忆对一个民族而言,是多一点好,还是少一点好,程度又是如何?
‖丛治辰:我觉得文化记忆过多不好,过少也不好,均衡就好。就像某个著名的洋快餐广告语说的,均衡的营养对于我们才是健康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讲,也是均衡一点为好。在讨论了甲骨文、老子、孔
子之后,我想下一个值得记忆的应该是与他们的思维有一点不同的,能构成一个互补关系的思想家,我推荐公孙龙。我的理由很简单,“缺什么补什么”,在整个中国文化长河中,逻辑学一直很缺乏,直到近代以来,许多大家像金岳霖先生,都要去西方学习逻辑学。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本身就有好的逻辑学传统,从公孙龙身上,包括从后期墨家身上,学一点逻辑学的知识,会让我们对近代的理性、近代的科学有更好的理解。
‖王安安:我推荐的候选人是庄子。现在中国人对艺术的兴趣越来越浓,各种画展、各种艺术展览都是人头攒动。但在大量外国艺术作品进入中国的时刻,我们不禁反思,为什么现代中国没有艺术的精神和审美的精神?其实中国艺术的思想渊源和文化渊源是从庄子这儿来的。所以我认为庄子很值得大家研究和记忆。
‖余秋雨:丛治辰的想法很有趣。但是,我们对于古代经典,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就像不能让我们年迈的曾祖父,去修剪花园的大草坪,尽管曾祖父年轻时务过农,而我们的草坪又一直杂草丛生,需要修剪。我们古代确实有过不错的逻辑学,这可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但是从实际的民众需要而言,则应该重新打造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现代逻辑学构架。我本人的逻辑学基础是从欧几里德几何学打下的,在这方面,不必要强调民族界限。
庄子的情况不太一样,他代表着一种后世无法取代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精神,是东方文明的标志之一,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比公孙龙更值得记忆。
‖魏然:我认为韩非子也应该被记忆。在诸子百家的学说当中,真正脱颖而出,为统治者所采用并且成功实践的是韩非子代表的法家学说。中国古代形成发达的中央集权政治跟法家密不可分。
‖余秋雨: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权中,法家一直是一个核心结构。麻烦的是,它太普及了,一种畸形的普及。法家提出的“法、术、势”,除了“法”的概念比较艰深外,“术”和“势”的概念几乎成了一般文化人读解中国历史的基本门径。权术、谋术、拉帮结派、造势炒作……成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低层领悟而渗入很多人的骨髓。直到今天,很多历史评论、文化演讲,包括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电影、小说,都很少离开这个格局。因此,我主张在学术上为法家正名,让它恢复作为一种古典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宏大内涵,但在民族记忆上,却应该淡化它,不要火上加油,不要继续张扬。
‖丛治辰:作家阿城曾经说,“文化不是味精”,文化太多了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真正需要继承的是精髓性的文化。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主要还是应该继承孔孟学说的一些亮点,比如说“忠”、“孝”、“仁”、“义”、“和平”、“浩然之气”等。
第十三课 关于下一项记忆的争论(2)
‖余秋雨:如果缩小到只有孔孟之道,又太单调了。
‖诸丛瑜:对不起,秋雨老师,您的观点和刚才发言同学的观点我都不能同意。我认为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立场的观点。普通民众的文化记忆的多少和内容都不是任何人可以为之选择和设定的,文化记忆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情。在新闻学里面有一个理论叫做选择性记忆,是说受众可能对新闻作选择性的记忆。我认为对于文化记忆而言,实际上也是一个选择性记忆的过程,
比如说,一个从小爱好军事的人,可能会对孔子、孟子没什么感觉,却会记住白起、王翦等人,一个喜欢水利的人则会记住郑国、李冰这样的名字。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是由许许多多的个性化记忆组成的谱系。
‖余秋雨:你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就是你把非常漫长的文化资源,当做全部摊开在广大民众面前可供挑拣的对象,其实不是这样的。一般民众不存在这种可以任意挑选的自由,由于教育和专业的局限,大家并不知道有那么多资源,知道一点的又无从选择,因此,所谓无限个性化的选择,有可能是取消选择。就像我们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选举领导人,如果没有候选人,便完全无法实行。这里就出现了文化人的责任,为一个时代选择一个进一步选择的范围,并把选择的理由讨论清楚。这个过程,也是启蒙的一部分。
‖魏然:那么我推荐一个人,他在几千年前就发出了个人主义的微弱呼声,他就是杨朱。我们中国一直是推崇集体主义的,他非常重视个人的价值。
‖余秋雨:遗憾的是,杨朱留下的资料太少,我们不能了解他系统的论述。他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般认为是极端利己主义,但既然能在智者如云的时代成为一个思想流派,一定不会那么浅薄。他可能会认为,“天下”是一个空洞概念,因此也可能是一个虚假概念,而个体是实在的。安顿个体,不让他们制造“利天下”或“害天下”的借口,因此不随便拔毛,才会构成一种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秩序。——但这只是猜想。我们不能凭着猜想来选择记忆。
‖刘璇:那我来推荐一位研究资料比较多的先秦思想家——孙子,尤其是他的“慎战”思想。孙子认为战争不是一个必要的手段,只是最后的手段。他说“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短兵相接、
攻城掠地是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最下策的选择。战争是国之大事,需要谨慎。*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赠给小布什一本《孙子兵法》,他的寓意很明显。自布什当政以来,他在中东是“伐谋”不足,“伐兵”有余,孙子说“全城为上”,布什则是逢城必破。*主席送书的寓意恐怕在于——世界需要和谐,美国要懂得节制。孙子的“慎战”思想,是值得当今全世界重新记忆的。
‖丛治辰:我倒觉得从文化记忆这个“高尚”的口袋中,最不应该拿出来的就是孙子。孙子心机太多,良知太少。当下孙子已经很泛滥了,处处是《孙子兵法》与商战、与市场竞争、与企业管理。我们已经把孙子泛滥化、庸俗化,甚至妖邪化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孙子审慎地对待战争,我们也应该审慎地对待孙子。
‖刘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正如你刚才所说,我们已经把孙子泛滥化、庸俗化,甚至妖邪化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还原本真的孙子,去看看《孙子兵法》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
第十三课 关于下一项记忆的争论(3)
‖王牧笛:但是对于孙子、韩非子,现在人们大肆宣扬的是兵家、法家的谋略智慧术,是些阴暗的东西,会带来严重后果。我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是一个强心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万小龙:各位,你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无论老子、孔子、孟子,还是孙子,都
是很精英化的人物,然而我们的老百姓到哪里去了呢?精英学者都在津津乐道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贩夫走卒,我们的引车卖浆者,他们的英雄肯定不是孔子,不是孟子,也不是孙子。他们有自己的偶像,从金庸小说的流行可见,武侠、任侠的精神,实际上是中国民间社会几千年来非常崇尚也非常渴望的精神,将这种精神体现得最明显的还是墨家,是墨子。王小波写过一本书叫《沉默的大多数》,我觉得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所想代言的那个平民阶层。他们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数。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很庆幸有这样一个叫墨翟的人,代表了那一批沉默的大多数,使那个时代变得如此丰富、灿烂。无数标榜自己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的那批社会精英们,我想问问他们,你是否真正了解那批沉默的大多数?
‖郭战伟:我也同意我们最该记忆墨子。除了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他来自草根阶层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强调实践性。这可能是中国文化中最为缺乏的一点。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都是崇尚空谈不讲求务实,而墨子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观点,他值得被记忆。
‖王安安:刚才听了这么多同学的意见,纵览了中国先秦哲学史上如此多的思想家,令人疑惑的是几乎没有人提出“快乐”这个词。大家乐此不疲地畅言如何改造社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怎么样去搞定国家,搞定君主,搞定身边的人,几乎没有人提出要使自己获得心灵的自由,获得心灵的快乐。幸好我们还有庄子。在记住这么多“家”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要忘了庄子,不要忘了让自己的心灵获得一份宁静、一份快乐、一份自由,我觉得这倒是现在中国人最缺乏的东西。
‖余秋雨:我赞成把墨子和庄子作为我们下一步谈论的重点对象。其实,在先秦思想家中,提出“人本善”的孟子和“人本恶”的荀子,都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因为他们为儒学提供了人性论基础。而且,还提出了“民本”、“王道”、“仁政”、“一天下”等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的政治学理论。但是,我们既然已经把孔子选为儒家的代表,就只能把他们放在那个大家庭里了。其实,他们在很多学术层面上,已经高于孔子。
墨子很容易被遗忘,却不该被遗忘。刚才刘璇称赞孙子的“慎战”思想,而墨子干脆提出了“非攻”,观念更明确了。他还提出过“兼爱”,这在中国思想界简直是空谷足音,因此直到近代,连孙中山、梁启超这些很有世界眼光的人,也认为中国最需要墨子。
至于庄子,正如王安安所说,他给人一种心灵的快乐。我要说明的是,庄子为心灵提供快乐的依据,一是自然,二是艺术,因此很“现代”,可以作为我们对那个精神极为丰裕的时代的终结,尽管在时间上,他并不是最后。
自然的诗化,诗化的自然,是最美好的精神出路。
第十四课 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1)
‖余秋雨:今天我想先听听大家对墨子的印象。不必准确把握,只讲印象就可以。印象,也许是古人在今日世界的最终归宿。
‖王牧笛:墨子的外貌似乎比较疾苦,是一个劳苦大众的形象。孟子说墨子秃顶,脚后跟由于经常走路是破的。庄子说墨子腿肚上没有毛,也没有肉,也就是我们说的骨瘦如柴。鲁迅写小说,写到墨子时,说这个人脸很黑,像个乞丐。
‖郭战伟:墨子可以手脑并用,他一有想法马上就会付诸实践。准确地说,墨子不仅是一位思想家,
更是一位行动者、实践家。这在诸子百家中非常少见。
‖王安安:墨子是一位仁者,也有孤胆游侠的气质。即使大家都不理解他,他还是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仅“言必信、行必果”,而且为了信仰可以抛弃七情六欲。
‖余秋雨:能不能把他与我们说过的几个思想家作一个对比?
‖王牧笛:不妨打个比喻,如果孔子是一只狮子王,墨子就是一匹领头狼。孔子强调某种高贵的生存态度,在这种高贵的姿态之下,对民众难免产生疏离之感。而墨子本身就来自民间,代表着平民化的生存态度。总的来说,我觉得墨子比孔子更有包容的生存态度,生存能力也更加顽强。
‖余秋雨:关于墨子,我的第一印象是颜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说其他的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学派的理念和职能来命名,那么,墨家则用一种颜色发言,而这个颜色恰恰是他姓氏的色彩。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都做过考证,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为自己的姓氏,作为自己学派的名号,也就是承认自己代表着社会底层。“墨”,一方面指黑衣、黑肤、黑脸,社会底层的形象;另一方面又说“墨”是当时的一种刑法——墨刑,代表着比社会底层更艰苦的刑徒。
1928年,有一位叫胡怀琛的先生,提出墨子一定是印度人这个观点,这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一段争论。胡怀琛先生的理由是墨子流传最广的姓名“墨翟”,墨不是姓,翟也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的同音转借,这两个词都是对不知名姓的外国人的一个称呼。在当时中国对外国了解不多,觉得一个黑色的外国人,当然就是印度人了。而且,墨子的“兼爱”思想很有佛教的影子。但是佛教的太虚法师认为墨家的学说不太像佛教,而像印度本土的婆罗门教。有人便顺着这个势头进一步推理下去,比如卫聚贤先生,他提出不仅墨子是印度人,老子应该也是印度人。还有金祖同先生,他提出墨子应该是*的*教徒。看到这些争论的文章我笑了,我们老一辈中国学者对国际情况了解得实在太少,却又把猜测和想象表述得那么武断。
墨子的颜色,是属于中国的纯粹的黑色。墨子的哲学就是一种高贵的黑色哲学。
如果说庄子的颜色是蔚蓝中的银灰,那么老子悠远的素白,就像天山的雪峰;孔子同我们的皮肤和土地相连,是正派的赭黄;韩非子是暗红,其中耀动着某种金铜的颜色……诸子百家的每一学派都在中国人的心头输入了一种对应的心理色调,每个人都可以调出各自不同的精神板块,这是诸子百家的深刻所在。而这个让今天的我们感到陌生的黑色,用它沉着的大气衬托出其他颜色的鲜明,使整个色板有了定力。
第十四课 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2)
先秦诸子中不乏走过很多路的人,但他们毕竟一会儿牛车,一会儿马车,有的时候还坐轿子,但墨子只是靠双脚走路。最著名的一次是去楚国,劝阻一场伐宋之战,并跟公输般(即鲁班)辩论。这条路很长,它的起点在泰山脚下,而他的目的地是楚国的郢都,在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这就是说,墨子要穿过山东的一小半,再穿过河南全境,可能还要途经安徽,然后才到湖北。到了湖北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十天十夜,他全部靠走,走得脚上起泡,他只得从黑色的衣服上撕下黑色的布条,包扎一下之后继续走在黑夜里。就这样孤身一人,去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他成功地阻止了这场战争,于是他又走回来,走到被他解救的宋国。当时下起了大雨,他想到城门下躲雨,却被宋国的人赶走了。他在大雨中暗暗自嘲:一个人哪,靠大智慧救苦救难谁也不会知道,凭小聪明整天折腾谁都会认识他。
这个人,白天别人当他是乞丐,晚上别人睡着了他还在走,当其他诸子百家睡着了他还在走,为了民间公义,就那么质朴而笃定地奔走在社会底层。他的这种黑夜行走,看上去很孤独,其实他一直拥有一个与他言行相依的团队,组合成一种正义的集体力量。这样一个人,真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怀念。
‖丛治辰:秋雨老师说到这里,我脑海中一下子跳出来一个形象,金庸《天龙八部》里的乔峰——一个穿着粗布衣服奔走在路上,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英雄。还有一个形象是金庸《鹿鼎记》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以替天行道为己任,有一个非常忠诚的团队,有他的帮规和信仰,为大家所拥戴。这两个形象的合一就是我理解的墨子——都体现出“侠”的精神,墨子正是一个侠客。《墨子?贵义》里面讲“万事莫贵于义”,他对“义”的追求,就是后来侠客精神的重要来源。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墨子和侠客精神确实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任侠精神在墨子身上获得了完善的体现。不过,一般侠客都没有像墨子那样有明确的思想体系,而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等一整套理论,比一般侠客的思想境界都要高得多,已经成为一位跨时代的精神导师。
‖王安安:我觉得墨子虽然不是印度人,但他的形象很贴近印度的甘地,提倡清苦的日常生活与非暴力的和平主张,并不是整日刀光剑影、飞花落叶、人头落地。墨家的法规非常严苛,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实际上和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很契合,我认为比天地会、乔峰都要高很多。
‖郭战伟:不,安安误会了。墨子不是
不要暴力,实际上他就是以武力作为基础参与到那个时代的生态中。如果没有暴力,便不存在“墨攻”的说法。我倒愿意从墨子身后的那个浓重的底色——他的团队来透析墨子。他们都是墨家学派的弟子,但存在着严密的效忠关系,某种意义上类似一个教团,具有宗教性。而且,这个团体也正是墨子的暴力组织,他们用墨家的战争经验直接参与到各国实务性的政治活动中。
‖余秋雨:不错。墨子扎根泥土,没有书生气,不信任学术讨论的实际功效。他拥有一支以学生为主体的团队,这与先秦诸子的其他学派很不相同。其他学派也会有不少学生,有的师生关系还非常亲密,例如我们说起过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但墨子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的团队来说,他是精神领袖兼司令,指挥重大行动,而不仅仅是教师。这使他具有其他学派代表人物所不具有的力量。例如那次他步行十天到楚国去救宋国,看似孤身一人,却有一个武装团队作为强大后盾。因此,当公输般知道比不过他,隐晦地表示可以通过除掉他来取得胜利时,他就沉着地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已经全副武装地等在宋国的城头。由此可见,他的“非攻”思想是由盾牌守护的,他的这个“非”字,是一个包含着否决力量的动词。
第十四课 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3)
‖萨琳娜:我认为墨家团队有点半宗教的性质,然而他们不信奉某个特定的神灵,所以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宗教组织。但是它通过“巨子”制度形成非常严密的组织,有着共同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以及信仰,很类似于宗教组织。
‖郭战伟: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墨家是有一种宗教情怀,它一方面施行军事化的管理,另外一方面通过某种半宗教信仰使这些人可以“赴汤蹈火、摩顶放踵”在所不惜。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墨家团队夭折了,之后的中国历史上没有了它的身影?
难道仅仅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单一的神、一个崇拜的偶像吗,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万小龙:有学者认为,墨家是一个半军事化的教团组织。它为什么没有留下来,我觉得归根结底在于它的组织制度——巨子制,这种组织制度有“权”,作为团队的领导者,“巨子”享有足够的权威,甚至掌控了团员的生杀大权。这是它跟其他学派最大的区别,有权就必然产生争权,所以墨子刚一去世,墨家马上分为三派。儒家的老师对学生并没有那么大的人身控制权,没有权力就无所谓争权。
‖丛治辰:我不是很同意你的观点。墨家分成三派,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八派,那可以反证儒家的争夺更厉害吗?我觉得墨家团队消失的决定性原因不在争权。
‖万小龙:不可否认“巨子”制的弊端是一个重要原因。我这里有一个例证,在墨家后期有一个巨子叫孟胜,他和楚国的阳城君关系非常好。后来阳城君参与了楚国贵族的叛乱,孟胜就率领一百八十二个弟子帮助阳城君守他的封地,结果孟胜和他一百八十二个弟子全部阵亡了。这件事情有另外一个版本,说当时孟胜参与守城行动,但是阳城君逃跑以后,楚国来收回这个城,孟胜率领他的一百八十二个弟子集体自杀就“义”了,就是墨家强调的这个“义”。大量的墨家弟子,只能是巨子的随葬品,这个组织制度弊端太明显了。以现在的观点看,可能有点邪教的性质。
‖余秋雨:我补充一个细节。这个巨子孟胜自杀以前,为了墨家团队的延续,他任命远方的田襄子接任巨子,于是派两个弟子去传达任命。传达完了,那两个人要返回楚国,像团队的其他成员一样自杀;田襄子说,现在我是巨子,我命令你们不能自杀。但那两个人还是不听他的命令,回来自杀了。因此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一方面说他们是壮士,另外一方面则又说他们是不听命令的人。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后续情节,可以知道墨家团队在纪律上的严格和由此产生的弊端。请注意,过于严格的僵硬,一定会造成机体内部的不协调,并由此产生断裂。
‖萨琳娜:我记得钱穆先生说,墨学的衰亡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墨家追求一种彻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中国的文化类型,或者民族性里面很难彻底贯彻这样一种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讲“非乐”,不要音乐了;讲“节葬”,节俭葬礼,就连父母的丧礼也很苛刻,做得很彻底、很决绝,彻底斩断个人的家庭理念。这些思想和行为并不适应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
‖余秋雨:我很高兴大家对墨家衰败原因能发表这么多高质量的意见。这个问题的学术分量很重,关及中国这片文化土壤对社会团体的容忍程度,以及社会团体和生态选择。我认为墨家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和权力化这两个方面。
极端化的弊端,我们在分析儒家的中庸之道时曾经讲了不少,墨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过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很小的地盘上,成了“悬崖上的悲壮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基本主张本来是面向底层民众的,但是,动不动就有多少年轻人集体自杀,这种行为就太不符合农耕社会家族伦理的普遍心理了,因此也突破了民众同情的底线,很难继续扩大队伍。
权力化的弊端,正是由团队的组织产生。虽然不是官场,却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制定规则、调配力量、执行纪律,这就使一个学派无法再在学理上创新发展而只能停步不前。正是在这一点上,墨家便远不如儒家的生生不息了。又由于权力,引起朝廷的警惕和防范,而自己又找不到足以维系团队生存需要的经济基础。这种严重的生存危机,墨家无法摆脱。
墨家无可挽回地衰微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伟大。就连促使它加速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着让人怦然心动的高贵。这又一次证明,伟大与成功无关。
我希望,我们能安排出时间,再讨论一次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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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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