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癌症研究所新任所长萨缪尔·布罗德同意与鲍林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两个半小时之后，布罗德已经改变了原先对维生素C的看法。

在这次谈话中，鲍林施展了他雄辩的才能，令人信服他提出了他在维生素C问题上所有的论点，对卡梅隆的数据作了新的统计学分析，同时他没有忘记对莫特尔研究进行必要的攻击。这是一场艰难的推销。他在回忆中写道，布罗德“对我在两个小时中所谈内容根本就没有兴趣”。但是，在会见快要结束时，布罗德要求鲍林将卡梅隆保存的病历寄给他，并且邀请他对国家癌症研究所癌症防治组的大人物们讲一次话。

接着就传来了好消息。卡梅隆保存的资料寄来后几个月，也就是1990年1月，国家癌症研究所公开宣布，他们将在这一年下半年联合举办一次维生素C与癌症关系的国际研讨会，主题发言人将是莱纳斯·鲍林。

这也是鲍林本人所做的大量工作带来的结果。在莫特尔第二次试验的结果发表以后，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尽管在此期间的某些时间内，他的注意力曾经更多地放在其他课题上。就是在1987年这一年里，鲍林已经是86岁的高龄，取得的成果总量，抵得上到达他一半年龄的三个普通科学家所得成果的总量。这一年他一共发表了6封致编辑的信，为4本书撰写的前言，3篇回顾历史成果的长篇文章，15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大约是每隔三个星期就发表一篇——刊登的杂志从《自然》到《物理学评论》，涉及的课题从晶体结构到核物理，从超导现象到新陈代谢，从化学键到世界和平。

在他发表的文章中，维生素C倒谈得不算多，不过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头脑中。研究所进行的研究继续证明了这样的看法：抗坏血酸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新的研究已经把方向对准维生素C对艾滋病的作用——鲍林本人也与研究所同事齐勒克·赫尔曼合作，采用新的方法对临床试验的数据作统计学分析。他们用这种新方法研究了莫特尔和卡梅隆分别进行的癌症试验，再次发现维生素C具有明显的功效。他们关于这一研究撰着的论文第一稿以前曾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拖了一段时间，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审稿后，被退了回来，但是，鲍林现在受到他与布罗德谈话的鼓舞，将这篇文章投到《国家自然科学院学报》。这标志着让维生素C在癌症治疗中合法化的运动又重新开始了。1989年9月，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一天，鲍林向敌营心脏出击了，他对梅奥癌症防治中心作了一次维生素C与癌症关系的报告，报告会结束后又举行了一次电视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

1990年秋天，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题为“抗坏血酸：与癌症有关的生物学功能”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帮助筹备的。从鲍林的立场看，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首先，他的思想已经合法化，权威部门承认讨论维生素C防治癌症的作用是值得的。这本身就是向前迈进的一步，但还不止于此。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研究工作者介绍了他们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其广泛的程度使会议组织者大吃一惊。在会上，与会者介绍了维生素C在酶反应和非酶反应中的重要­性­，维生素C对延迟肿瘤的形成和发展，延长病人存活的时间，减少治疗的毒­性­，增强其他疗法的效果，都有明显的作用。与会者特别注意到，维生素C作为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可能会形成癌症的自由基。“实在太妙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太使人高兴了！”这就是会议结束时鲍林所说的话。

会议组织者葛拉迪丝·布洛克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也感到满意——她说，“毫无疑问，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维生素C的地位已有所改变。”——但是，她对国家癌症研究所内部作出的反应感到不快。她曾邀请该所各部主任与会，但这些人“实际上谁也没有露面”，她说。几乎所有重要的医学刊物实际上都对会议的论文采取了拒之门外的态度，只有《美国医学联合会学报》是一例外。这次会议将维生素C作为防止药物治疗产生毒­性­的一种替代方式来看待，使一些人颇感兴奋。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围绕着维生素是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这一思路安排的——富含维生素C的食品有降低癌变危险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大家并无异议——他们考虑的是维生素C的抗氧化功能，而不是大剂量服用的价值。布洛德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审查卡梅隆临床试验的资料，他们得出结论说，使用历史­性­病例作为对照，其结果就难以令人信服。这样，癌症研究所的做法就更有根据了。

这是踏步不前的信号。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召开的这次会议毕竟使人们对维生素C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在国家癌症研究所里，这不再是一个严禁研究的课题，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转向这方面的研究。维生素C之所以取得了部分合法的地位，其根源在于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它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够清除体内一类危险的分子。这种分子又称为自由基，是体内化学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分子形式的“垃圾”，它们可能在不同层次上对细胞产生破坏的作用。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它们是包括癌症、心脏病和衰老在内的万恶之源。看来，抗氧化剂能减轻这一种威胁，而维生素C和维生素E就是出­色­的抗氧化剂。

1992年初，纽约科学院举行了一次专门的会议，集中讨论大剂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的作用。这次会议成了人们对维生素C的态度也是对鲍林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标志。几轮会议开下来，大家讨论了维生素C的抗氧化功能及其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在小组讨论的阶段，有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营养学教授对大家说，“三天来，我听取了大家关于大剂量维生素C和其他营养成分的价值的讲话，但一直没有任何人提到莱纳斯·鲍林的名字。是不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承认莱纳斯·鲍林向来就是正确的？”这位教授后来写信给鲍林说，他的提议当即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响应，会场上爆发出响亮而又热烈的掌声。

那年5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詹姆士·恩斯特洛姆发表了一篇流行病学的论文，表明每天额外服用500毫克维生素C的人，可以期望比不这样做的人平均多活5年。恩斯特洛姆与鲍林有长期合作的关系。《时代》杂志对维生素这种令人吃惊的特­性­作了有关的报道，并且在封面上反映了这一点。这篇报道强调了维生素C的抗氧化功能。《医学世界新闻》也向读者报道了一则封面标明的故事：“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中，只要在我们的食谱中加进较大剂量的维生素，就会产生抵御疾病的能力。”接下去又向读者提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新近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该文提出，在作者考察的47次研究中，有34次表明维生素C具有抗病的作用，它有助于防止或控制各种各样的癌症，其中就包括肺癌、胃癌、结肠癌和直肠癌。

对于鲍林的研究所来说，这些好消息都来得太迟了。1991年，研究所经济上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过，这些人对鲍林还是非常真心的，他们给研究所捐献出自己的退休金，在有些时候甚至不领任何报酬，使研究所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到了1991年年底，即使这样做也无济于事了。研究所欠下了几十万美元的债务。希克斯说，要是在短期内得不到300万美元的经费，研究所就只得关门了。

鲍林现在已经是90岁的人了。当记者们向他问起研究所财务状况的时候，他把话题转到了一件比较令人愉快的事。

他说，维生素有助于防止心脏病。

鲍林几乎一开始就知道，维生素C与心脏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很早就读到有关研究的资料，得知抗坏血酸有助于降低体内的胆固醇，特别是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的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他在1981年左右就曾谈过，要在研究所展开对维生素C与心脏病关系的研究，但是癌症研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一直到1989年，潇洒热情的德国青年医生马修阿斯·拉思拜访了鲍林，他这方面的兴趣又提了起来。拉思曾在几年以前与鲍林见过面，那时他还是一名学生，鲍林在德国进行争取和平的旅行，两个人曾同乘一辆车。拉思受到了鼓舞，投身于鲍林从事的行业。他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决定到美国定居。他拜访了鲍林，告诉鲍林他已经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理论。他相信，维生素C与脂蛋白（a）有紧密的联系。脂蛋白（a），简写成Lp（a），是血液中胆固醇的载体，也是动脉粥样硬化期间在动脉壁上积聚起来的斑块中的一种成分。人们愈来愈清楚，Lp（a）是引起心脏病的一种危险的因素，因此许多人都将它作为研究的重点。根据拉思的理论，…（a）曾经是人体内演变而来的工具，其部分作用在于增强动脉壁。几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丧失了在体内生成维生素C的能力，因此动脉壁受到了削弱。拉思说，增大维生素C的剂量，就会降低…（a）的水平，心脏病的危险也就会减小。

对任何建议，要是能说明维生素C是有益的，鲍林向来就持热情欢迎的态度。鲍林接受了拉思的想法，并且开始了行动。他还聘用拉思担当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两个人一起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简要阐述了Lp（a）与维生素C间的关系。不久，鲍林又开始谈论起维生素C与心脏病之间的关系，这与他十年前谈论感冒和癌症的情况很相似。在研究所里，拉思开始用豚鼠作试验，以验证自己的想法。他还设法尽量与鲍林接近，以保证他对心脏病的研究在这位著名科学家的工作日程上永远处于最优先的地位。

这是令人兴奋的研究。在1991年9月召开的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者提供的证据表明，如维生素C那样的抗氧化剂在老鼠身上具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损伤，并有迹象表明对人也有同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2则有种种不同的理论。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学者们将此归之于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作用，但其效果是相同的。

1991年12月，莱纳斯·鲍林终于让年龄追上了。他曾感到自己有肠道不适的现象，心想这也许是憩室炎。然而，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医生向他报告了一条不好的消息：他同时患了前列腺癌和直肠癌。

1991年到1992年的冬天，鲍林接受了两次直肠癌手术。他在这一阶段中，许多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休养的，有时候去大苏尔庄园，有时候待在斯坦福的公寓里。拉思经常在他的身边，给他提供医疗的建议，鼓励他振作起­精­神，想方设法让他有信心在心脏病的防治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拉思此时又写了几篇论文。一篇论文的题目是“解开人类心血管疾病之谜：首要原因是抗坏血酸的缺失导致血管壁上脂蛋白（a）和血纤维蛋白的沉积”；另一篇论文的题目是“人类心血管疾病的统一理论：为消除引起人类死亡的这种疾病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他说服鲍林作为共同作者署上了他的名字，但其写作风格与鲍林的不一样。

拉思对鲍林的影响日益增长，研究所里长期与鲍林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开始警惕起来，特别感到担心的是研究所理事会成员之一小莱纳斯·鲍林。

从研究所成立的那天起，小莱纳斯就是理事会成员。在他父亲生病以后，他愈来愈关注研究所里发生的情况。1991年财政危机发生后，研究所开始解体。到1992时，工作人员裁去了三分之一，其中有些还是学术带头人。2月，鲍林公开宣布他患了癌症。希克斯在3月辞去了副理事长的职务，由拉思掌管研究所的财务工作。7月，祖凯康德尔离职，开始创办他自己的研究所，小莱纳斯·鲍林接替他担任了所长。

在余下来的研究所人员中，争夺权力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鲍林的长子，另一方是拉思。整个春季，拉思驾驶着他那辆带有“NBL4MATT”这种装饰­性­牌照的轿车，伴随着身体日益虚弱的鲍林，风尘扑扑地奔波在丹佛和多伦多之间，出席各式各样的会议。一路上，他照顾着鲍林，同时也不断向他灌输自己进行的心脏病研究是多么重要。在多伦多，当鲍林宣布成立莱纳斯·鲍林心脏病研究基金的时候，他带头鼓起掌来。

拉思和鲍林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极为亲密。7月22日，这一关系结出了果实，鲍林正式签署了一份文件，称：“不言而喻，拉思博士将继续进行莱纳斯·鲍林毕生从事的研究工作。”

但是，拉思的影响将会逐渐削弱。7月23日，新成立的理事会召集了一次会议，考虑研究所应付财务危机的对策。会上，莱纳斯·鲍林正式辞去了职务，由小莱纳斯·鲍林接替他父亲担任理事长职务。不久以后，拉思就离开了研究所。

鲍林已没有多少心思关心这些事了。岁月流逝，终生劳累，现在他打算休息了。他在用维生素C、生吃的水果和蔬菜、果汁，还有一种意在增强免疫系统的试验­性­方法，治疗自己的癌症。大部分时间都在牧场庄园里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计算，观望大海。疼痛时就服用普通的止痛片，要是仍痛得不行，他还有更厉害的止痛药。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人应当有权尊严地死去，”在此不久以前他这样写道。“如果疾病或伤痛已经将我置于一种绝望的境地，那么我希望能让我死去，没有痛苦，但要有尊严。”

这就是他现在所希望的生活方式。他尽可能地待在牧场上。他仍然在写作，这一次，他写的是原子核理论的最后一个版本。有时候，一些老朋友听到他生了病，前来看望他，实际上也是和他作最后的诀别。

最后，还是他的孩子们在身边照顾他，有时在牧场，有时在帕多拉谷地克莱林的家中，这也是爱娃临终居住的地方。鲍林仍然尽可能安排有关的活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他还在会见朋友们，仍有时间研究一些问题，并在床上书写了一份证词给拉思雇用的律师。此时，拉思已经宣布要诉讼鲍林和他的研究所。

1994年夏天，美国科学发展联合会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克莱林为了表达对父亲的敬意，特意在一个下午安排了一次研讨会。来自三个方面的听众占据了大型会议厅一半的位置：其中有上了年纪衣着守旧的科学家，留着长发的学生，也有身穿天然纤维服装热衷于健康的人士。只能用轮椅推着鲍林来出席会议了。不过，一旦到达会议厅门口，鲍林却坚持自己走进了会场。疼痛是那么剧烈，黑­色­贝雷帽下呈现着铁青­色­的脸庞。在他走进全场时，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愈来愈响，听众纷纷站起来欢呼。鲍林停了下来，向大家挥了挥手。然后，用他那商标式的笑容对着大家咧开了嘴。

1994年8月19日，鲍林在大苏尔牧场的庄园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译后记

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眸对世纪科学舞台上的难灿群星。一位与世纪同龄的老人，身材颀长，腰板硬朗，头戴一顶黑­色­贝雷帽，脸上浮现着他特有的商标式微笑，在世纪的星空中熠熠生辉。

这就是莱纳斯·鲍林，美国现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位被人喻为“科学怪杰”的人物。在他长达94年的传奇生涯中，鲍林从俄勒冈一家小镇药店老板的儿子，成长为在众多领域中都颇有建树的科学大师，后来又成为世界和平运动的斗士。他用自己非凡的成就和经历，摘取了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桂冠，获得了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成了至今唯一一位两度单独问鼎诺贝尔奖的学者。

我们要感谢新闻记者托马斯·黑格。他用详尽殷实的史料，细腻幽默的笔触，情景交融、栩栩如生地向读者展映了鲍林波澜壮阔的一生。作者在用浓墨重彩描绘主人公在家庭、教育、爱情、事业上的趣闻轶事的同时，真实记述了他探索真理、追求卓越的科学经历，深刻揭示了他不畏权贵、爱憎分明的倔强­性­格，热情诓歌了他勇于开拓、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高度颂扬了他为了和平游说奔走的正义行动。这是一部记录这位巨人成就和命运的传记，也是一部展示主人公心灵活动和情感世界的人生教科书。

在他悠长的人生道路上，鲍林数度达到辉煌的顶点。他在科学界被推崇为领军式人物，领受到难计其数的奖励和荣誉。另一方面，他也有人生的低潮和失意的时刻，也有因过于自信或其他原因招致的失误，也有受人冷落和误解的怨恨，更有横遭政治诋毁和迫害的痛苦。他个人的荣辱和起落，几乎都与本世纪美国政治和科学上许多重大事件紧密相关。传记作者在描述鲍林的科学研究和社会活动时，忠实地记载了本世纪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和研究工程，涉及到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将这部传记当作本世纪美国科学发展和政治斗争的简史来阅读。传记真实地记录了包括化学键本质和蛋白质结构在内的许多重要科学发现的始末，美国科学管理和领导体制的演变，一些重大研究工程组织和实施的过程，特别是研制核武器、雷达等所谓的“大科研”工程组织和实施的过程，美国众多的科学基金会运作的机制，美国政府对科研活动的­干­预和影响，等等。这些史实对于制订科学和教育的政策，改革我国科研和教育的管理体制，发现和培养科技人才，推进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的作用。

鲍林在化学和其他科学领域中能作出如此重要的贡献，除去各种客现的因素和个人的机遇外，与他本人具备的素质也是分不开的。鲍林从小就勤奋好学，敏于思考，喜欢冒险和实­干­，亲自动手做各种实验；他善于联想，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简化出具有本质意义的简单规律，他对化学键本质的研究成了现代化学的一块基石；他坚定自信，敢于冲破陈规陋习，不怕挑战权威，富于创新­精­神。从这部传记中，读者可以看到，鲍林小时候艰苦的家庭环境和从学校中受到的教育，再加上名师的指点，对他后来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前，我国各级学校正在大力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相信，这部传记无疑也可成为帮助青少年学生成才的有益读物。

我们有机会将这部传记译成汉语，将鲍林这位科学巨星介绍给中国读者，深感荣幸，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参阅了有关方面的资料和工具书，因而有可能对传记中提到的一些重要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了许多注释（本书所有注释均系译者所加），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龚少明、徐志伟、高若海等诸位老师的指点和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卢嘉锡院士在百忙中为本书中译本作序，我们对他表示由衷的敬意。鉴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和注释中恐有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教。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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